大洋彼岸洋插隊
一介教書匠，酷愛自家鄉；寓居多倫多，桑梓永難忘。
第四章 國共初期的糾紛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能以一個新的政綱來團集革命勢力，是令人鼓舞的，但 也是甚難達成目的。國共兩黨離奇的結合關係，實是中國前途上的一個大暗礁，也是一切糾 紛的焦點。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我離開廣州；路經上海時，曾將我在廣州所發現的問題告知 陳獨秀先生。我曾向他指出，國共組織混合，一些中共黨員擔任國民黨內的重要職務，在我 看來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我要求國共兩黨在民主的基礎上保持相當的距離；但是在廣州無法 貫徹我的主張，希望中央予以注意。陳先生對我的說法並沒有否定；他似采取“等著瞧”的 態度。 一月底，我回到了北京。我也向北京的同誌們申述，但我不願再引起爭論，所以措詞比 較和緩。我著重說因國民黨代表大會一時不能結束，又因列寧逝世須停會三天，所以我為了 鐵路工人代表大會必須提早北返。北京的同誌們仍是支持我的看法，也同愈我向大會請假的 舉動。 鐵路工人代表大會按期於二月七日在北京秘密舉行。到會代表約二十人，代表各主要鐵 路的秘密工會。我向大會發表一篇題為《國民革命與鐵路工會的任務》的報告；提出工人應 擁護國民革命，力爭工會自由和改善工人生活等主張。大會接納了我的報告，據此發表了宣 言，並曾致函中共中央和孫中山先生，表示對他們支援鐵路工人的謝意。最後，大會選舉了 全國鐵路總工會執行委員會，正式宣告鐵路總工會的誕生。鄧培當選為委員長，我當選為總幹事，辦事處設在北京。
鐵路總工會的組成，表示鐵路工人又從“二七”的創傷中站起來了。分布在各鐵路站的 工人秘密小組人數增加起來，工作也較為活躍。當時各地鐵路工人中，雖還沒有國民黨的組織，但對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甚表興奮。不少的鐵路工人說：“現在國共一家，合力革命， 吳佩孚快完蛋了！”鐵路總工會已經建立，為“二七”烈士報仇的聲浪高漲起來。這就引起 軍閥們的注意，不久，鐵路工會又遭受一連串的壓迫。
鐵路總工會成立後不久，李大釗先生和其他出席國民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回到北京，帶來了不少的消息。 李大釗先生初回北京時非常樂觀，極力稱許這次大會的成就。他指出這次大會所發表的 宣言、通過的黨章和決議等具有劃時代的價值。他稱道孫中山先生和國民黨主要負責人對這 次改組的決心和誠意。他相信國共合作的發展，會很順利。 他告訴我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設在廣州，另在上海、北京、武漢設中央執行部。執行部 的職權很大，以中央直屬機構的名義，全權領導各該管區的黨務。孫先生希望老國民黨員分 擔各執行部的領導名義，提拔一些新進的同誌，來擔任各執行部的實際工作。
上海執行部預 定由胡漢民、汪精衛主持，毛澤東以秘書的名義擔任該部的實際工作。武漢執行部預定由居 正、覃振主持；孫先生希望我能去那裏擔任實際工作。北京執行部派定丁維汾、王法勤、李 大釗三人主持，至於實際工作人員，則由他們三人選任。 李先生根據這種情況，問我能不能去武漢。關於這一點，他還對我有詳細的說明。他敘 述孫先生強調提拔新進的主張時，曾以我為例來說明。他說曾有人向孫中山先生進言，認為 我反對國共合作，不應列名為中央委員，此次出席大會又中途退席，足見仍有不滿的意見。 可是，孫先生堅決否定這種說法；他指出我既來出席，足證並無根本反對意見，至於因重要 工作提早北返，那是他詳細知道的事。他認為即使我曾批評過國民黨，現在不加計較，也足 證他是大公無私的。李先生又指出孫先生對我的印象很深，幾次稱我為“五四運動的能幹的 學生代表”，因此，他要分配我一項工作。 李先生也很直率的告訴我，居覃兩位雖曾托他向我代達歡迎的誠意；但他卻從旁聽說這 兩位先生有些以我不易駕禦為慮。他個人和中共中央目前都以發展國共合作為當務之急，所 以希望我能去武漢，並相信我能夠克服一切困難。不過他也向我聲明，這件事中央和他個人 都願聽任我自己的考慮決定。
我說，我不願去武漢擔任國民黨的工作。我說明我並不以為我不能與居覃兩位合作；也 不是中央所顧慮的，我這個在吳佩孚眼中的“二七要犯”在武漢會有不易避免的危險；而 是我根本不讚成這樣做。我還進而勸他，中共黨員分據國民黨機構的要津，並無重大作用， 反而會引起一般老國民黨員的嫉視。這樣，這個擬議就被我婉詞謝絕了。 當時李大釗先生也想邀幾位同誌去分擔北京執行部的實際工作，但他所遇到的反應，也 不如意。那時北京多數同誌認為，領導或參加革命運動，自應爭先恐後，但到國民黨機關內 去湊熱鬧，卻可能會吃力而不討好。
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很快的成立了。辦事處氣象的堂皇遠非中共的機構可比。經常在那裏 辦公的是丁維汾先生、老國民黨員王法勤先生等和具有中共黨籍的李大釗、於樹德兩位中央 委員。於方舟、韓麟符和我三個候補中央委員都經常去參加會議，有時也去辦公。
跨黨的中 共黨員有李大釗先生負有指導的責任，於樹德、於方舟負責發展國民黨在天津一帶的組織和 工作，韓麟符擔任三個特別區和內蒙的工作，此外就沒有其他共產黨員在這機關裏擔任經 常工作。
當丁維汾先生提出各種職務的人選時，李大釗先生總是請丁先生徑行物色，再提交會議通過，我是和丁維汾先生在一房間辦公的。兩人坐對麵。當我偶爾去到那裏的時候，丁先生 每每提出一些事和我商討，我總是很客氣的請他作主。由於我們這種表現，北京的中共組織 顯然沒有與國民黨組織爭權的嫌疑。
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各地的國共組織都開始發生磨擦，尤以上海、廣州兩 地為最，隻有北京是個例外。我們甚至對於這些磨擦的消息都不完全知道。北京國民黨組織 能夠平靜而順利的發展，也許李大釗先生和我所持的態度發生了作用。 再者，北京國民黨執行部的構成分子，大多是五四運動以後的青年，他們沒有染上國民 黨的舊習氣，並積極支持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新政綱和孫先生對於三民主義最近的 解釋。因此，北京國民黨員之間意見上並無顯著的分歧。
廣州是國民黨活動的老根據地，情形大不相同。那裏的老國民黨員多以革命的老資格自傲，與新進的中共黨員有點格格不入。有些人還覺得國民黨的聯俄容共政策會遭受國內外實力者的反對，在政治上國民黨將陷於孤立。尤其是共產黨員加入後，又有新舊黨員權利地位 之爭。這一切都使反對跨黨分子的暗流增長起來。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孫中山先生委任鄧澤如、譚平山等九人為中國國民黨臨時中 央執行委員，實施其改組國民黨的政策時，鄧澤如等十一個重要國民黨員即於這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密函孫先生（ 鄧澤如等十一人致孫先生密函原文見《革命文獻》第九輯，第六十五至第六十七頁，羅家倫主編， 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四年版），反對陳獨秀、譚平山在國民黨內的活動，斥為中共利用和篡竊國民黨 的陰謀。
這件事是我當時所不知道的，中共中央方麵似亦未有所聞；後來才知道這個文件當 時雖曾被孫先生批駁；但他們並未放棄反對意見。 李大釗先生從廣州回到北京後，說起在我離開廣州不久，即有人於代表大會上提議在國 民黨黨章中規定，不許黨內有黨，黨員不許跨黨。他曾當場發表了一個聲明（ 李大釗聲明全文見前書第三十七頁至第四十八頁），指出中共黨 員是以個人資格加入的，可以說是跨黨；但不能說是黨內有黨。中共黨員之加入國民黨者， 當執行國民黨的政綱，遵守國民黨的章程和紀律，所以不必發生猜疑或者加以防製。李先生 覺得他的聲明曾發生良好的影響，似也低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由於這次大會的結果，一部分老國民黨因而失勢；而反對黨內有黨、反對中共黨員跨黨 的聲浪也就隨著高唱入雲了。
馮自由等樹起反共旗幟，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國民黨員們這 種反對和懷疑中共的情緒由廣東播到上海等地，到處潛滋暗長。國共雙方的要人則忙於解釋 彌縫。在上海的陳獨秀先生對於這問題的接觸，似是最多的，更從事實上體會到難於消解。
一九二四年四月底，我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我到上海去，參加在五月中旬舉行的一 次中央擴大會議；討論國共合作問題。這個通知並特別注明我是非去不可的。 當我到達上海會晤陳獨秀先生時，我發覺他對國共合作的態度有了顯著的改變。他對國 共合作的前途似已不抱樂觀。在談到中共內部情況時，他特別提出一個“共產黨員不要包辦 國民黨工作”的口號。這口號的用意，不僅在減少國民黨員的疑慮，並帶有修正中共第三次 代表大會“在國民黨中積極工作”這決定的意味。 由此他作出結論，在國民黨內工作不過是中共工作的一部分；中共主要還是要注重自身 的發展。他認為發展中共的組織是一刻也不能放鬆的，大部分黨員應開展獨立的職工運動和 青年運動等，並開展在農民中的工作。 陳獨秀先生不願重提第三次代表大會時的紛爭，但他這些話的意思，都是接受我在第三 次大會時的主張。他還向我說到，這次中央擴大會議所以特別邀請我來出席，是為了共同糾 正國共合作問題上發生的偏差。 陳獨秀先生邀我一同會晤威金斯基。威金斯基也表示中共中央工作的方針，重點是在本身組織的發展和獨立領導職工運動等工作。對於國共合作問題，他特別強調中共黨員之在國 民黨工作者，應積極支持左派，反對右派。這樣，才可以達到推進國民黨革命化之目的。
威金斯基似是回到中國不久。他在去年十一月間與我在北京會晤之後，曾在上海耽了一 個時期，不久便回莫斯科去了。我在當年初去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他已不在 上海，他所以來去匆匆，似是為了與莫斯科商討對國民黨的政策。
當時莫斯科對國民黨的內情不盡了解。即加拉罕、鮑羅庭這些人也是一些新來的生手、 對國民黨的實況，也隻是走一步才了解一步的。威金斯基奔走其間，似負責勾通意見的任務。 鮑羅庭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曾向國民黨要人說到國民黨內有左右派之分（ 胡漢民在其所作《中國國民黨批詳之批評》文（原載民國十三年出版之中國國民黨改組紀念《民國 日報》特刊—見《革命文獻》第九輯第四十九頁至第六十四頁），說有位外國朋友曾對他說，國民黨好像已 有左右派的分別。他們所謂外國朋友，就是指鮑羅庭）。這次威金斯基 肯定的說中共在國民黨內應積極支持左派，反對右派，似是根據莫斯科的新決定而說的。
不兩天，中共中央擴大會議舉行了。參加會議的約有十人。中央委員出席者有陳獨秀、 蔡和森、瞿秋白三人。李大釗先生缺席。毛澤東那時奔走於上海與長沙之間，忙著在做國民 黨的工作，因此沒有參加會議。特約來參加會議的，有沈定一和我兩人。其餘為滬、鄂、湘、 粵等重要區委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主要負責人。
我們的會議是在極秘密的狀態之下舉行的。首先由陳獨秀先生報告國共合作與中共中央 的工作。他強調中共黨員不要包辦國民黨工作。他指出國民黨內早有左右派之分，左派讚成 改組和支持現行新政策，右派則反對。中共黨員應支持國民黨的左派，以期國民革命的順利 進展。他著重說到中共要積極發展自己的組織，中共黨員之在國民黨內工作者，要保持固有 的優良作風，多數黨員應積極領導職工運動等工作，從事獨立發展，這些工作都足以增強國 民革命的實力。他批評第三次代表大會後因注重國共合作而放鬆了職工運動等工作的傾向； 似是要洗刷同誌們對於他輕視無產階級力量的指責。
陳獨秀先生在報告時態度很謙虛。他說中央的決策多取於他個人，難免偏差，要求擴大 會議予以檢討。他提議由沈定一任擴大會議的主席。到會者有人提出中央書記應是當然主席； 但他堅持主張，認為這次擴大會議與往常不同，應由沈定一任主席，他自己似是一個被檢討 者。他報告完畢後，又提議會議推舉三人審查他的報告，並主張我為其中之一，並強調說這 非常必要。
第三次代表大會後，中共中央的情況確也有些變化。陳獨秀先生的權力是增加了；許多 事往往不經過會議而取決於他個人。那時任中央組織工作的毛澤東，多半的時間不在中央。 任宣傳工作的蔡和森保持他在第三次大會時服從多數決定的諾言，隻是埋頭寫作，不多過問 政策方麵的事。至於不管部的瞿秋白，除了在廣州耽擱了一個長時期外，返滬後忙於上海大 學的工作。陳獨秀在中共內的“家長”稱號，也就是這個時候傳出來的。
最重要的還是國共合作問題。與會者對中共黨員在國民黨內的跨黨地位，多有優慮。我 們大家鑒於加入國民黨的政策既是共產國際所堅持而實行的，又感於第三次代表大會由爭論 而引起黨內糾紛的教訓，不願盡情討論，表現得和和氣氣。 主席沈定一是創立中共最初發起人之一，他原係老國民黨員。一九二三年秋曾奉孫中山 先生之命，偕同蔣介石等赴俄考察。他也反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政策，他經常頗能堅持 自己主張，但在這次會議中，他特別沉默，始終沒有多表示意見。他所偶然流落出來的，隻 是表示，他自己“與其做一個跨黨的國民黨員，倒不如憑他的老資格做一個單純的國民黨員”。 後來，他果真照這樣做了（ 從這次會議之後，我再沒有看見過他。他為何脫離中共，我也不得其詳。但到一九二五年間，他卻 去參加了反共的西山會議。）。
我衷心歡迎這次會議，因為會議的決議，無異接納了我在第三次代表大會時的主張。我 積極參加這次會議的工作，在審查報告和擬定決議時，我都表示了不少意見，並為會議所接 納。我態度誠懇，從不提起第三次大會的爭論，因而我能得著到會者多數的同情與支持。中共中央的方針在這次會議中也可說有了顯著的糾正，後來鄧中夏在其所著《中國職工運動簡 史》中也說到：“陳獨秀的中央，對於職工運動的取消主義的傾向，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 共產黨的擴大會議上，才糾正過來”（ 見鄧著第一一三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版。）。
至於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支持左派反對右派一點，雖載明在決議之中，但似非特別強調，而且當時我們還覺得反對右派是國民黨左派的事，中共黨員不應表示突出的態度。這次 會議決定的重點，是少數共產黨員應當任國民黨內的實際工作而不是機關工作，而是領導群 眾運動的工作；中共大多數黨員則應致力於廣大工農群眾和知識青年的工作，並謀自身的發 展。
可是國共之間為“黨團問題”所引起的爭執，在這次擴大會議之後，便爆發出來了。
擴 大會議開了三天而告結束，開完會的次日上午，我往訪陳獨秀先生，向他辭行北返。陳獨秀 先生一見麵就向我說，剛才汪精衛、張繼曾來談了一陣，所談的是中共黨員在國民黨內組織 黨團的問題。 陳先生說，汪張兩位將社會主義青年團關於在國民黨內組織黨團的決議和團刊等交給他 看，並向他表示，胡漢民、謝持兩位不讚成在國民黨內組織黨團的辦法，認為這違反了李大 釗先生向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所作的聲明。因為這聲明中曾明白宣稱：共產黨員以個人資 格加入國民黨，隻是跨黨，而不是黨內有黨。現在中共黨員在國民黨內有黨團組織，豈非黨 內有黨嗎？ 陳先生承認中共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在國民黨內確有黨團的組織，但否認這個措 施違反李大釗先生的聲明；既不是黨內有黨，也不會危害國民黨。他向他們解釋，中共在國 民黨內黨團組織，用意是指導它的同誌們遵守國民黨的決議和紀律，積極工作；並不是要他 們在國民黨內爭權勢、鬧派係和攪其他不利於國民黨的事。但他這種解釋並未使汪張兩位滿 意，因而他答應他們，中共中央將舉行會議商討，再行答複。
陳先生對這件事極其為難，又異常激動。他說這都是加入國民黨這一政策所引起的難題。 他說中共如果遵照國民黨的意見，取消在國民黨內的黨團組織，這無異是將我們的組織熔化 在國民黨內，沒有獨立性了，這是我們做不到的事。但要國民黨員默認中共在國民黨內有黨 團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他認為這是無法解決的。他感慨的說，如果他是國民黨人，也要反 對中共這種黨團組織的辦法。 陳先生還向我詳細分析這件事。他認為胡漢民、謝持、汪精衛、張繼四人幾乎可以代表 國民黨全體，除謝持一向反共外，其餘三人都不能說是右派，而是支持國民黨改組的。現在 他們共同提出這個問題，決不能等閑視之。
他也告訴我一些國民黨要人對於國共現行關係的觀感，舉吳稚暉為例。 前幾天吳稚暉曾來造訪，慎重其事的問他，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大約在甚麽時候可以成 功，他答以大約需要三十年。 吳稚暉聽了這句話，驚駭的說：“那末，國民黨的壽命隻有三十年了！”吳說他所主張的 無政府主義革命，是五百年以後的事，因此無政府主義者與國共兩黨都無現實的利害衝突。 他向吳稚暉解釋，所謂中共所領導的革命三十年後可望成功，並不等於說三十年後國民黨就 會壽終正寢。但吳對這種解釋仍表不滿。 就為這些事，我們平心靜氣的商談了一整個下午，認為中共的黨團組織是不能取消的， 中共無論如何不能應國民黨的要求，將自己的組織取消。現在隻有兩途可循：或者國民黨默 認中共的黨團能在國民黨內存在，抑或中共乘早退出國民黨，另謀黨外的合作。
我向陳先生表示，國共合作的現行方式是無法維持長久的；隻希望不要吵架散場。 陳先生則以這件事關係重大，擬即往訪威金斯基，要他請示莫斯科，再定方針。我也就 在第二天一早搭車北返了。 以後的發展，因我在監獄裏過了五個多月的鐵窗生涯，不知其詳。但不久張繼、鄧澤如、 謝持三個國民黨監察委員曾為中共黨團問題，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孫中山先生提出了一個彈 劾案（ 張繼等三監委的彈劾案是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提出的；全文見《革命文獻》第九輯，第七十二 頁至第八十頁）足證國共兩黨對這個問題的談判沒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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