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30 國民黨一大

 

第三章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國共關係的爭論，迅即蔓延到中共各地組織。也許國共兩黨混合為一這種決定的漏洞太多了，無論在中共黨內或黨外，它一直是爭論不清的焦點。中共中央的負責人員和我自己於第三次大會後，迅即返回上海；不久，馬林也由廣州趕來了。於是在我們黨內，關於這一問題的糾紛，又在上海展開。 當時我們黨內很重視友誼和團結。領導人之間雖有過嚴重的爭論，但既不願使艱難締造 的黨趨於分裂，也不願傷損彼此友誼，因此，都有意尋求協調。我自己就為這種心情所支配 著，始則保持沉默，不繼續參加爭論；繼則從事調解；終則出席了國民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表示我並無根本反對國共合作的意向。 馬林卻不相同，他不顧一切的企圖貫徹他的主張。他回到上海後，力圖壓製反對意見， 對我繼續采取高壓手段，他反對中共中央分派我任何工作，並聲言如我繼續反對第三次大會既定的政策，即以紀律製裁，甚至以開除黨籍相威脅，其用意無非是針對中共黨內一團和氣 的氣氛，防止中共中央對我有所讓步。

   可是，馬林很快的就離開中國回莫斯科去了。他所以離去，似乎因為他掀起了中共黨內的大風波，共產國際有些不放心了，因而調他回去；後來並解除他原任的職務。他在中共第 三次代表大會所采取的立場，顯然並未為共產國際所接受。從此，他再沒有來過中國，我也再沒有見過他。 回到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在國共合作問題上也麵臨著不少的難題。第三次代表大會時， 陳獨秀先生和多數代表的主張曾得到大多數廣東黨員的支持，聲勢頗壯。可是到了上海，情勢顯然不同，上海、北京、湖南、湖北等主要地區的多數黨員，對於第三次大會的決議卻表 示懷疑和責難。不少的黨員批評共產國際不懂中國情況，硬要將中共融化到國民黨裏麵去； 而且指斥馬林胡鬧，並且發出要求共產國際撤換他的呼聲。

   中共中央為說服這些反對意見，真是煞費氣力。譬如一向以崇拜陳獨秀先生著稱的楊明齋，就曾指斥加入國民黨的政策，無異是將中共出賣給國民黨，為此與陳大鬧一場，並聲稱不願與陳再見麵。這個性情耿直的山東人，自請調往甘肅工作，因為那裏國共兩黨均尚無組織，自然不發生合作問題。中央無法說服他，隻有允許他的要求。楊明齋與陳先生大鬧的舉動，事前我並無所聞；事後，他曾為我慷慨而言。我雖勉以團結的大義，也無法改變他的初衷。此後，我再就沒有聽見有關他的消息。

   我在上海閑居了一個多月，一直保持沉默，是我參加中共以來從所未有過的清閑。我對全麵加入國民黨的政策，在第三次大會上有過保留自己意見的聲明，因為我對自己主張的正確有強烈的自信，不願依照中共中央的希望，改作積極讚成的表示。同時我也遵守服從多數 的諾言，不繼續表示反對的意見；這就隻有沉默了。雖然那時傳說紛紜，說我反對共產國際， 反對國民黨，反對國共合作，我也不予答辯。我不願讓我與中共中央間的關係惡化下去；我 也不相信馬林的主張能夠始終貫徹，我在等待陳獨秀先生等人意向的轉變。

   八月底，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來看我，他正式通知我馬林已被調回莫斯科去了；陳獨秀 先生一直不讚成馬林那種排斥反對者的態度，而且他也受著黨內反對意見的壓力，在逐漸改變原有的主張。他還說到中央和不少同誌都以黨內團結問題為慮，希望能由中央分派我一項 重要工作，而我又能欣然接受，這樣就是證明我和中央之間並無不可消除的芥蒂。我向他表示，我願意服從中央的決定，無論分派我那一項工作，我都會接受，但仍保留我原有的意見， 遇有適當時機，再行提出討論。 由於我和蔡和森談話的結果，不幾天我被邀參加一次中共中央的會議。陳獨秀先生以親切的態度接待我，表示希望我到北京去擔任鐵路工會的領導工作，從速建立起一個全國鐵路總工會。我接受這個指派。這樣，我們就恢複了已往的和諧。

   一九二三年九月初，我又回到北京。那邊四十幾位同誌極大多數都支持我在第三次代表 大會中的主張，也同情我現在的處境。李大釗先生雖然在政見上與我略有不同，但對我仍十分友善。他遇事多和我交換意見，他告訴我，國共兩黨都希望他在北方發展國民黨的組織， 他已接受了這個任務，正在策劃進行的方針。我表示讚成他這樣做；認為他是國共合作的一 位適當主角。我自己則致力於鐵路工會方麵的工作，進行倒也順手。 在北京按期舉行的黨員大會，每次仍為了國共合作問題而爭辯不休。到會者有的表示中共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為黨員，是犯了原則上的錯誤；有的強調中共的獨立，不願做國民黨的附庸，有的批評中央輕視職工運動；每次都由任主席的李大釗為中央的現行政策略加辯解， 結果多是將這些不同的意見，呈報中央要求解釋。我在這些辯論中，要完全置身事外是不容 易的。我隻有在會議上宣稱：同誌們都已知道我的意見，但稱應遵守服從多數決定的諾言， 不便繼續發表反對意見。

   我既是人所共知的中共黨內反對派的首腦，代表著強大的反對意見；北京的蘇俄人員似很想知道我的動向和意見。華俄通訊北京分社社長的斯雷拍克，便與我保持經常的接觸。他曾在共產國際工作過，擔任威金斯基的助手，與我原是相識的。這次重逢，他夫婦倆顯得特別親切。我也常到他們家中閑談。他們雖從未對中共現行政策表示意見，但神情中似乎相當同情我的見解，我所表示出的意向，也似曾由他反映到共產國際去。

   九月底，著名的鮑羅庭來到中國，道經北京前往廣州，曾由斯雷拍克的邀約，與我一度 晤談。我當時並不知鮑羅庭為何許人，負有何種任務。他首先向我表示：到北京不幾天，還未與中國朋友接觸，對中國現況也不了解，願即往廣州看看南方的情況；希望我告訴他一些中國的情形。他從我的談話中，知道我並不根本反對國共合作；似乎特別高興。當我談到中國軍閥是一群並無國家觀念的自私之徒的時候，他表示不讚成。他雖未加證明，但說中國軍閥之中，也有不少愛國者。他這種看法，代表著當時蘇俄一部分外交人員的意見。他給予我 的印象，也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外交家而已。

    誰知這位並未引起我特別注意的鮑羅庭，後來卻在中國起了不平凡的作用。我們從這次接觸之後，一直保持著很好的友誼關係。他是在八月間加拉罕來到北京以後，經孫中山先生的函請，由加拉罕派往廣東工作的。他初去廣州的時候，似未有任何正式的名義。隻因他與 孫中山先生相處甚得，才成為蘇俄共黨和政府駐廣州的代表，並兼任孫中山先生與國民黨的 政治顧問。

   十一月初，威金斯基重來中國，道經北京前往上海。他同樣約我在斯雷拍克家單獨晤談。他首先表示，他接替馬林來任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已經知道了我在第三次大會中的 發言內容；並聲明共產國際並不讚成馬林的作法，要他來聽取我的意見。 當他知道了我於第三次代表大會之後，在黨內政見紛歧的情況下，仍極力維護團結的種 種情況，他表示非常高興。他向我坦率的說，共產國際是堅持國共合作政策的，共產國際內有些人有點懷疑我有反對這一政策的傾向。他滔滔不絕的勸我不要反對這一政策。接著他又說明共產國際並不讚成馬林那種看輕中共的態度。共產國際所以要中共加入國民黨，用意在使國民黨革命化，決不讚成犧牲中共的獨立。他並說到我主張中共負責人員不兼任國民競職務，積極領導工農運動等等，都是共產國際所稱許的，認為馬林打擊這種意見是不對的。 我聽了威金斯基這一番話，心中如釋重負。但我仍向他詢問，共產國際為何放棄國共建立聯合戰線的原定主張，改采國共在組織上混合為一的路線；在我認為，混合為一，不免引 起黨內分歧。他說加入國民黨，正是實現聯合戰線的具體方式。中共加入到國民黨裏麵去，不是遇事聽命於國民黨，或成為國民黨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團結國民黨內的革命派，反對國民黨中不革命的分子。 最後，他認為由於馬林的影響，中共中央的政策不免發生了一些偏差，至少在解釋上是 不恰當的。幸好第三次代表大會後，中央未繼續往錯誤的方向發展，我也避免了加深黨內分 歧的行動。他說他將即往上海，不動聲色的糾正中共中央這一偏向，希望我也不作反對中央 的表示，以期此後工作能夠圓滿進行。 就在這個基礎上麵，我和威金斯基之間，獲得了諒解。我告訴他，我此後的態度，也將決之於中央的動向；隻要這種偏差能夠獲得糾正，黨內的分歧就可能消失。

   照理威金斯基這一番話隻能向中共中央直接陳述，不能向中共任何個別黨員提及，但因當時反對中共中央政策的聲浪仍然很高，所以他特別對我透露這些意見，使我知道他代表共 產國際在力圖補救，以免再起波瀾。

   共產國際的動向已在改變中這件事，其他同誌還不知道。因而在北京的黨員大會上，又 爆發了一次國共關係的大爭論。十一月間的北京黨員大會上，李大釗先生報告：中國國民黨 定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舉行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規定北京有六個代表出席，其中三人由孫中山先生指派，三人由黨員選舉產生。他已被指派為代表，準備前往出席。北京國民黨黨部也快要辦選舉了，他希望同誌們對這件重要的事采取積極的態度。

   李先生這報告當場遭受了不少的質問和責難。有的問他：“你是中共一位著名領袖，現在去參加國民黨的代表大會，你將采取何種立場？”有的問他：“國民黨要你宣誓服從三民 主義，忠於國民黨的一切決議和命令，你將何以置答？”這些問題都是李大釗先生所不易答 覆的。於是多數同誌不讚成中共黨員充當國民黨代表。有人還說：“李守常先生去參加國民 黨的代表大會，最好用他的個人名義去，不必用中共黨員的身份去參加。”這句很不客氣的 話，把素不生氣的李大釗先生氣壞了。他怒容滿麵的表示這根本沒有可能：我雖是以一個國民黨員的身份去參加，但我是人所共知的共產黨人，我如何能放棄共產黨員的身份？你們是根本不讚成我去；是反對中央的現行政策；而且不將我視為一個同誌。“他說完後，即氣憤憤的走出會場。

   我目擊這種情形，隻好挺身起來勸阻李先生，並登台發表演說。這是我在第三次大會後， 首次就這個問題公開發言。 我首先陳述西湖會議和第三次大會中我堅持過的主張，指出我所最反對的是馬林那種取消中共的傾向。我表示相信共產國際不會接受馬林的意見，相信共產國際隻是著重國民革命， 希望中共成為即將到來的國民革命中的積極分子，能發生推進的作用。 其次我聲言加入國民黨的政策使中共黨員具有雙重黨籍，自然頗不妥當。這是我自始九表示懷疑，到現在同誌們還是不讚成，這是毫不足怪的。但也不能說加入了國民黨，或者充當出席國民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就喪失了中共黨員的立場。中共黨員在國民黨代表大會中， 依然可以堅持他本身的立場。國民黨也不會要求中共黨員放棄中共黨籍。廣州的譚平山擔任 國民黨臨時中央委員，仍負中共廣東區委委員的責任，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 其次，我指出加入國民黨的政策是共產國際所堅持的，又為第三次代表大會多數所通過， 為了黨的團結起見，我們不應持根本反對的態度。中共黨員既然加入了國民黨，自應有人去 參加國民黨代表大會，表示誠意合作，並將中共的主張，去影響他們。此外，中共仍應保持 它本身的獨立，在工農中發展組織和工作，尤其不應犧牲它在職工運動中的領導地位。 最後，我說明李守常先生是我們大家信任的一位領袖，也是實現國共合作的理想人物， 我們應讚成他去出席，希望他能表現出中共黨員的氣概。在國民黨推選代表的運動中，同誌們也應采取積極的態度，與國民黨人協商，共同推出候選人。

   我的這篇調解歧見、號召團結的講話，似乎頗使聽眾感動。他們都聚精會神的傾聽，沒 有一人提出質問。李大釗先生繼起發言。他對我的說話表示欣慰。他宣稱照我現在所說，黨 內事實上沒有了不得的分歧存在。他說中共首先主張國共合作，要求國民黨召集代表大會， 實行改組；事到臨頭我們又不去參加，這是說不過去。他也指出第三次代表大會沒有接納我們修正意見是失策的，因而引起了同誌們誤解加入國民黨政策的目的，他希望這一點很快的 能獲得糾正。最後，他還表示他並不怪同誌們對他的責難；隻希望黨內歧見能夠消除，步調 能夠一致。他願勉為一個任勞任怨的共產黨員。即使勞怨再多些，他也不會離開同誌們。

   接著，何孟雄起立發言。他是中共北京區區委委員，一向反對李大釗先生的主張最力。 他表示從我的報告中獲得了前此所未盡知的資料，因而提議這個問題先交由區委會討論，再行提出黨員大會公決，大家沒有異議，一場風波，就此平息。

   不幾天，舉行另一次黨員大會。北京區委會提出一個經縝密研究的、中共黨員參加國民 黨工作的決議草案，交由大會討論，經過一些辯論和解釋，終於通過。其內容大體是根據我 前次的講話作成，此舉不僅消除了北京地區同誌間的歧見，促使大家積極參加國民黨的工作， 甚至其他各地的中共黨員，也受到了這個決議的影響，改變了他們對國共合作的政策的觀望 態度。

   這時候，中國國民黨組織在北京的發展，表現著令人樂觀的氣象。這與當時時局的發展， 也大有關係。直係曹錕、吳佩孚等所支配的北京政局，愈來愈不像樣。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三 日他們攆走了總統黎元洪，十月五日曹錕賄買國會議員，當選為大總統；十月十日曹就總統 職並公布憲法。這幕醜劇不僅使直係的廢督、裁兵、好人政府等悅耳的名詞立時破產，而賄選一幕臭名四滋，使國人大失所望。另一方麵，孫中山先生自這年三月一日在廣州組設大本 營以後，國民黨處境雖很艱危，但已逐漸呈現曙光。他正倡導改組國民黨，勵精圖治，並幾次擊退陳炯明軍對廣州的進犯；使不滿現狀者寄予莫大的希望。

    這年九月間，李大釗先生與王法勤、丁維汾、李石曾等開始在北京建立國民黨的組織， 那些掛名為國民黨員而實際參加曹錕賄選的國會議員，自然都自絕於國民黨了。新參加國民 黨的多是一些激進的青年。到十一月間，中共黨員改采積極支持國民黨的態度後，北京國民黨組織的人數增至一千餘人；可以說大多是北京的優秀青年，其中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約占三分之一。

   當時一般青年傾向國民黨的情緒十分熱烈。他們對於廣東的情況和國民黨改組的真意， 雖不完全知道，但對北京政局確是厭惡已極。我的朋友們，不管已否加入國民黨，多表示曹錕鬧得太不像話了，無論如何，國民黨和孫中山總要比北方這一群敗類好些。

   恰在這個時候，鮑羅庭的一份報告又增加了我對廣東真相的了解。初到廣州的鮑羅庭， 做事極其謹慎周到。他寫了一份關於廣州情況的報告，似是給莫斯科和在北京的加拉罕的。 他托斯雷拍克將這份報告的英譯本送給我參閱。我細讀他這份報告，知道了國共兩黨黨員在 廣州合作的情況，他們一致動員民眾，支持孫中山先生，擊退陳炯明十月二十三日和十一月十九日的兩次進犯，使廣州轉危為安。我覺得他這份報告並無宣傳的意味，是可信的真實資 料。

   初期的國共合作，確是鑒於大敵當前，為了共同目標，同甘苦共患難，攜手向前奮鬥， 兩黨間的磨擦那時還未暴露出來，即使有，也是很輕微的。我目擊當時北京國民黨發展的情況，又證以廣州的實情，也覺得中共黨員跨有兩黨黨籍，暫時還不會引起嚴重糾紛。 由於這些演變，我對國共合作的前途是較為樂觀了。我根據鮑羅庭供給的資料，在《新民國》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廣州的新氣象》的文章。這篇文章雖沒有論到國共合作的問題，但主旨是號召所有革命分子合作，並以廣東的實例為證；認為不同黨籍和形形式式的革 命分子，能在一個共同的革命事業上大公無私的通力合作，是今日中國革命所必要的。

   《新民國》雜誌是北京國民黨組織的機關刊物，由範體仁任主編，他並不是共產黨員。我這篇文 章是應他之邀而寫的。 我發表這篇文章是頗有用心的，藉此表明我讚成國共合作的意向，一掃前此認為我反對 國共合作的誤傳。北京的同誌們和朋友們看了我這篇文章，都認為適合時宜，態度正確。後 來，廖仲愷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就曾稱讚這篇文字，認為最能體現國共合作的真義。 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的時間日益接近了。北京市國民黨組織應選舉三個代表出 席，我被推為候選人。我是候選人中唯一的共產黨員。李守常先生極力主張我去出席。他認為這樣對外可以表示中共全部的一致，我們兩人一同出席，遇事可以商討解決。其他的中共 同誌們認為我能代表他們的意見，也支持這種主張。 我初意想辭謝代表的任務。我的主要工作是在鐵路工人方麵。這時各鐵路工會的秘密小 組正在發展之中，籌備於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二七罷工一周年紀念日）在北京秘密舉行一 次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如果我到廣州去，將耽誤這一工作的進行。再則我不願擔任國民黨方麵的職務，我主張北京的中共組織應推選一位將來能擔任國民黨方麵工作的人去出席。 但我的這些理由未為同誌們所接受。一致表決了我為候選人。

   十二月間在北大第三院大禮堂舉行國民黨選舉大會，到會者近兩千人，全場擠得水泄不 通，我以最大多數票當選為代表之一。 一九二四年初，我偕同李大釗先生經由上海赴廣州。停留在上海的時候，中共中央曾邀請我們兩人參加中央會議，討論我們去廣州所應采取的態度。當時中共中央正為國共合作在 各地的發展表示樂觀。李大釗先生在會議上報告國民黨組織在北方發展的經過；聲言北京中共同誌間已無歧見存在，稱許我這次能夠一同前往出席是表示團結一致的好現象。陳獨秀先 生十分欣慰，提議由我們兩人會同已在廣州的譚平山、瞿秋白等組織一個指導小組，以指揮 出席國民黨大會的中共黨員。 我當場辭謝了這個指派，我說，我將不能等待國民黨代表大會的終結，就要先行趕回北 京，並說我不適宜於代表中央，因為我仍不讚成多數中共黨員擔任國民黨職務的這一作法。 陳獨秀先生未置可否，隨便談了些別的事情。結果，這個指導小組的責任，就完全落在李大 釗先生手上。

   我們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左右到達廣州。當時的廣州並看不出甚麽新氣象，街道上除 多了一些紅綠標語而外，長堤一帶仍布滿了“談話處”（即番攤館和鴉片館，為軍人包煙、包賭籌餉的所在）。大家忙著大會的籌備工作，宴會非常頻繁，情況有點像大家庭辦喜事一樣。

   我和李大釗先生到達廣州的第二天，孫中山先生便在設於士敏土廠的大元帥府接待我們和另外新到的十幾位代表。孫先生將他親筆擬訂的建國大綱給我們傳觀，征詢我們的意見。 我當即起而發問：“先生這個大綱第一條規定：‘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不知道在這種硬性的規定之下，是否允許其他黨派存在？”孫先生聽了我的話之後，不置答複，轉而征詢其他在座者的意見。葉楚傖表示，這一個大綱是經孫先生長期研究而寫成的，其中一切問題必有妥善解決辦法，我們如能詳加研究，便可獲得深一層的了 解。李大釗先生表示待他詳細研讀之後，再行提供意見。於是，我們的談話便轉到交換消息以及其他較次要的問題上去了。

   我所提出的這個問題，確是一個根本問題。這是針對孫先生的“以黨治國、以黨建國、 以黨訓政”這些觀點而發的。尤其是國共兩黨的合作，大有關係，觸及了黨外合作和聯合戰線的根本所在，我在當時那種場合首先提出這一問題，用意是要孫先生和在座者了解我的基本看法。可是孫先生和其他的國民黨要人此後從未再直接提到這個問題，但間接的表示都是不主張多黨存在的，對於中共，隻是把它看作國民黨大圈子裏的一個小圈子。

、   鮑羅庭那時住在廣州的東山，正忙於草擬大會的各種文件。瞿秋白就住在他那裏，任他的助手和翻譯。他常邀李大釗、我及其他幾位中共代表到他那裏去商談。每次他都給我們看一些文件。其中有這次大會宣言的草案，由他與汪精衛、瞿秋白共同草擬的。那時的鮑羅庭待人接物謹慎周到，態度和藹，避免與人爭論。他告訴我這次代表大會所提的政 綱，在民族主義內，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平等對待國內少數民族等。在民 權主義內，否定天賦人權之說，主張革命民權；即對多數人民給予民主自由，卻不給予反革 命分子自由。在民生主義內，提出維護工農利益等具體條款。這些都是很顯著的進步。

   鮑羅庭對於在國民革命中應允許其他革命政黨存在一點，表示原則上的讚成，但認為這不是提出辯論的問題，而是實際做的問題。如果中共能有力量存在，是沒有人能夠抹煞的。 多數同誌都附和鮑羅庭的意見，認為這次大會是國民黨辦喜事，要求我不要提出這個難於解決的問題。李大釗先生也以指導小組負責人的身份表示，我的意見固然不錯，但提過一次， 就足夠了，可不必再提。因此，如果我再進一步表示意見，那無異是違反指導小組的決定， 而采取單獨行動了。

   接著，在另一個問題上又發生了不同的看法。當時鮑羅庭所草擬的國民黨黨章草案，無異是各國共產黨黨章的“譯本”，其中根據民主集中製所擬訂的中央和各級機構的職權、黨員應守的紀律等等，無一不與共產黨的原則相同。我指出這些原則未必適用於國民黨，國民黨的黨章應有較大限度的民主。國民黨一向是鬆懈慣了的，忽然之間要受到這樣嚴格的約束， 會妨害國民黨的廣泛發展和引起麻煩。對於跨黨的共產黨員來說，無異自我束縛。因此，我 主張國民黨黨章應盡量擴大民主，黨員除應遵守國民革命的政綱而外，可以有不同的意見存在。這樣，跨黨的共產黨員才能立足。 鮑羅庭對於我的這種主張，有點左右為難。他不多表示意見，有時隻聳聳肩不說甚麽。 他曾輕描淡寫的說：“你這種主張很有道理。但有人總覺得一個國民革命的政黨，應該是一 個組織嚴密的黨，才能負擔起它的曆史使命。”

   當時中共一些同誌們對國共合作的良好關係十分興奮，我仿佛成了一個專潑冷水的人。 我曾問譚平山：他預定擔任國民黨組織部長，可是又跨有共產黨黨籍，如何能用嚴格的紀律去管這樣眾多的黨員和黨的組織。他的答覆充滿了樂觀。他說他已擔任了這個職務兩個多月， 並未發生困難，他相信隻要黨章規定了嚴明的組織和紀律，執行起來是不會有問題的。 這使我隻有在兩個辦法中間擇一而行。一是不顧一切的提出我的主張，那便可能遭受中共多數同誌的反對和國民黨人的不滿。二是為保全共產黨員態度的一致，不如早點離開廣州， 去主持鐵路工人的代表大會，這樣雖不無閃避之嫌，但我終究能保留一貫主張，以待機會。 中共同誌們知道了我的心情，有意無意的表示希望我走第二條路，因而我在大會沒有開幕以 前，就開始準備北返了。

   當時我雖然意態消沉，但仍照常參加各種宴會。開會前每天的晚宴席上，孫中山先生往往要發表長達兩小時的演說。他以遲緩而沉重的語調，講解他對大會的希望。在我所能記憶的他所說的要點是：辛亥革命的失敗是由於輕視革命黨的作用；力言當時“革命軍起、革命黨消”這種主張的是非；證明此後應有一個組織嚴密的國民黨；堅持革命的三民主義，完成革命與建國的任務。他這些話常使在座聽眾大為感動。

   孫先生在演說中將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作比較的時候，說到俄國革命的勝利是得力於俄國共產黨組織的堅強，但其所標榜的共產主義卻失敗了。他說俄國現行的新經濟政策，與太平天國所實行的天朝田畝製是相類似的。俄國尚不能實行共產主義；那末，在中國實行三民 主義是最恰當的了。當他論到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係時，他總說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 又名共產主義，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中的一個部分。但他否定階級鬥爭之說，認為在中國隻有大貧與小貧的區別，並無階級的顯明分別。

   他所以著重說到這些問題，用意很明顯，是想將所有的革命者都團結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但我從旁觀察，他的說服力也是有限度的。我覺得有些在座的國民黨人物，對於共產黨員能夠真誠信仰三民主義一點，抱有懷疑。至於在座的共產黨代表們，對於他批評俄國革命及共產主義的各種說法，則表示不安。當國民黨人對孫先生這樣的論點鼓掌歡迎的時候， 我從未見有任何共產黨人表示附和。

   中國國民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原定一月十五日舉行，因籌備不及，延到二十日才正式 開幕。開幕的時候，孫中山先生任主席並致開幕詞，旋即指定胡漢民、汪精衛、林森、李大釗、謝持五人為主席團。 第二天繼續開會，由胡漢民任主席，討論大會進行的程序問題。

   在這次的大會中，兩個剛加入國民黨的青年共產黨員毛澤東與李立三發言最多。我卻坐在那裏，一言未發。據我觀察，許多老國民黨員大都以驚奇的眼光注射著他們兩人，似乎有“那裏來的這兩個年輕陌生人？意見何如此之多？”少數老國民黨員又似乎在欣賞他們這樣的青年精神。散會後，汪精衛曾走過來向我說：“究竟五四運動中的青年不錯，你看他們發言多踴躍，態度多積極！”

   這是我所參加的唯一的一次正式會議，再沒有更多的機會聆聽毛澤東和李立三的高論了。後來有同誌告訴我，他兩位始終是在大會中發言最多的；而且彼此意見常有出入。李立三原名李能至，是初回國的留法勤工儉學學生，這次充當漢口市的代表，單槍匹馬的在大會上發表了不少批評國民黨的議論。毛澤東並不與他采同一的立場，常依據孫先生的說法來發揮他自己的意見。這是他們兩人的初次交鋒。 當天晚上，在鮑羅庭家裏的一次集會上，我們討論如何使共產黨員在大會上發言趨於一 致的問題。討論完結後，我即向在座的李大釗、譚平山、瞿秋白、鮑羅庭等人提出我先行北返的意向，理由是看來大會一時不易結束，而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即將舉行，我應趕往主持。我的提議為他們所接受了。由於我行前有些事需要料理，於是我托譚平山和李大釗分別向孫中山先生和大會主席團代為請假。

   孫中山先生知道我要提早離開廣州，便約我晤談。二十二日晚上十一時，在西濠酒店夜宴後，晤談即在大廳中舉行。我向他報告我發動鐵路工人組織和參加二七罷工的經過，罷工失敗後，經過許多艱苦，鐵路工人的秘密組織才漸恢複，我們已決定在“二七”一周年紀念 日（即當年之二月七日）在北京秘密舉行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現在距會期不遠，我是主要負責人，是非趕回去參加不可的。孫中山先生也不問我對大會有何意見，便欣然表示讚成； 並說去主持鐵路工人代表大會比出席這次大會還更重要而迫切，應當從速趕往，至於彼此見麵交換意見，此後還有很多機會。於是我們握手道別，誰知這竟是我和孫中山先生最後一次的麵談。

   孫先生知道我對國共關係問題有不同的意見，但他極力加以彌縫。就在這天的深夜，他派親信送給我一封信並附了二千銀元，托我捐給鐵路總工會，祝賀這次鐵路工人代表大會的成功，並希望我個人的工作能夠順利發展。 二十三日我離開了廣州。

   我這次來去匆匆，讀者也許可以看出我的處境和情緒，也許可以看出中共內部的煩惱，而國共關係發展的大勢，也許可以從這裏反映了一些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