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22 遠東勞人會

第三章 莫斯科與列寧格勒

   一九二一年底，伊爾庫次克遠東局得到莫斯科方麵的電報，指示遠東勞苦人民大會改在莫斯科舉行。代表們得到這項消息，能離開這個住膩了的城市而到赤色首都去觀光，當然非常高興。

   一九二二年初，一輛專車載送我們西行，雖然仍是普通的舊車廂，可是後麵掛了一節施瑪斯基專用的花車，使這一列車增光不少。而車中又初次出現了蒙古代表團，他們中有穿著大紅袍子的革命王公喇嘛，也有穿著花花綠綠蒙族傳統服裝的女子。這些人從遊牧地帶走入新時代，一切生活都要由俄國人指導，與我們這些人言語不通，格格不入。這一列馳騁在西伯利亞荒原上的專車，真是五光十色，仿佛一個東方民族的陳列館。沿途所見到一切現象，使我們感覺到與伊爾庫次克以東的情形漸漸不同。

   沿途各地在內戰中的破壞痕跡仍然到處可見，但已稍作整修，車站和工廠的煙囪多數仍依舊沒有冒煙，但在克拉斯羅亞爾斯克（Krasnoyarsk）地方看到了一些大煤堆，據說這裏的煤礦已開始修複了。新經濟政策的影響，愈往西走愈明顯。各車站上的小販逐漸加多，隻是麵包、牛奶等食品的價格都是天文數字，而且，他們顯然對紙幣不感興趣，所歡迎的乃是物物交易。過了烏拉山以西到達歐俄境內後，這是當時饑荒較嚴重的區域，車站上到處聚集著麵黃肌瘦的男女老少饑民，紛紛向火車上的旅客乞求食物，如果給予一些麵包皮屑，便使他們如獲至寶。小販們最希望能從旅客中換到一些鹽或一盒火柴，如願以償後便喜形於色，歎為奇遇。我們的專車，就在這種饑荒紊亂的現象中，在俄國人的驚奇羨慕眼光中，在沿途各站儀仗隊的軍樂與敬禮的口令聲中，大約走了九天的時間，到達了世界革命的大本營莫斯科。

   在巍峨雄偉的莫斯科車站，我們受到盛大的歡迎。從國際歌的激昂聲調中，我們被擁進了迎賓的大卡車。歡迎的行列是些甚麽團體，當時根本來不及注意，也聽不懂他們在說些甚麽；隻能從他們的各種表現上領會主人的一番盛意。隻有那位在東方極負盛譽的日本老社會黨黨魁片山潛所致的歡迎詞，予人較深的印象，且因早聞其名，這次見到後就更覺親切。在莫斯科的招待所中，一切供應都比伊爾庫次克好得多，除了三餐有更好的食品外，並有香煙、糖、內衣、毛巾和肥皂等等配給。代表們享受著這種特別優待，幾乎不相信當時的莫斯科正在糧食物資極端缺乏的艱苦狀態中。

   其實，過慣了東方刻苦生活的代表們，對於衣食住行等等的艱苦倒不甚介意，最關心的卻是大會將於何時舉行及如何舉行。大家又都想趁此機會多作考察，可是又苦於無從找到適當的翻譯人員。例如在五四運動中與我同時充任學生代表的瞿秋白，原係北京俄文專修學校的畢業生，任北京晨報特派記者到俄國已經一年多，俄語雖尚欠流利，但已可應付，他當時患著嚴重的肺病，住在醫院裏不能常出來。此外在東方大學肄業的劉少奇、彭述之等八個青年，原是上海外國語學校學生，由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派到莫斯科還隻一年，俄文程度尚差。華僑中也有少數的布爾什維克，但隻能說些“洋涇浜（原是上海的一條河道，位於從前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間，後來被填成一條馬路，即今天的延安東路。所謂“洋涇浜外文”，是指不講語法，按中國話“字對字”地轉成的外國文字）”俄文。即整個共產國際中的俄國人，也找不出一個中國語專家。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身在莫斯科，卻無法對於俄國一切情形作廣泛而深入的了解。就我個人來說，確是感到非常遺憾，譬如當時由瞿秋白譯成中文後油印分發的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決議，文字既不通順，且有許多不妥當與費解之處；我雖用英譯本對照著來讀這個重要文件，也不敢自信已全部讀懂了。

   我們這些代表，就象一批半聾半啞的學生，由那些招待人員帶領到各處去參觀。其實，與其說是我們到各處去參觀，倒不如說是讓各處的俄國人參觀我們。我們似乎已成為最新鮮而富有鼓勵性的活動宣傳模型，因為這一批形形色色的代表出現在莫斯科的公眾之前，可以象征共產國際在遠東的活動已經有了成績，而它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我們參觀了克裏姆林宮的曆代帝王的陳跡，莫斯科的革命的及其他的各種博物館，和革命時代的地下工作紀念處所。至於工廠則多數沒有複工，學校的秩序也沒安定，當時還不足以成為參觀的對象。此外，我們有時坐在大劇院的俄皇禦用的包廂中欣賞大場麵的歌劇，有時出席各種歡迎會並登台講演，無不受到群眾熱烈的歡呼。還有一件事令我感覺到異常親切，留下永久不忘的印象；那是當時東方大學的八位青年中國朋友，用長時間省儉下來的馬鈴薯，款待我和其他幾位中國代表。這一小盤馬鈴薯非任何貴重物質所能換到，是同胞同誌的深情與友愛的象征。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終於在一間不很寬敞的會議廳中開幕了。來自遠東各國的代表，以及列席的和旁聽的遠東各國在俄僑民代表和學生，一齊計算在內，約有一百六十餘人。由共產國際主席季洛維夫（Zinoviev）宣布開會以後，大會旋即推舉列寧、托洛斯基、片山潛、季洛維夫及斯大林五人為名譽主席。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沙發洛夫（Safarov），美、印、匈等國的共產黨代表和遠東各國的主要代表等十六人被推為主席，我也是其中之一。
   大會議事日程是：

   一、由季洛維夫報告國際形勢與華盛頓會議結果；

   二、各國代表報告；

   三、由沙發洛夫報告共產主義者對民族和殖民問題的立場以及共產主義與民族革命政黨的合作問題；

   四、宣言。

   從一月二十一日到二月二日，共舉行了十二次會議，除按議程進行外，還有蘇俄各機構的代表和一些西歐各國共產黨代表在會發表演說，致祝詞或集體獻旗等等，點綴得全場空氣頗為熱烈。

   開會後幾天的一個晚上，施瑪斯基偕同共產國際一位英文翻譯愛芬（此人後來任斯大林秘書），邀請張秋白、鄧培和我三位中國代表以及朝鮮代表金奎植一同去克裏姆林宮。經過兩次衛兵崗位的查詢，由施瑪斯基出示通行證件，向之說明來意後，我們的車子就停在一座辦公大廈的門口。約九點鍾時，我們被引到一個小客廳裏，施瑪斯基這才說明此來是應列寧的約見。

   須臾，列寧就從隔壁的辦公室過來接待。他出現時樸實無華，毫無做作，完全是個普通人，很像中國鄉村中的教書先生，絕對看不出是手握大權的革命最高領袖。經過施瑪斯基的一番介紹之後，談話便在輕鬆的氣氛中進行。

   張秋白首先要列寧對中國革命作一指教。列寧很直率的表示，他對中國的情形知道得很少，隻知道孫中山先生是中國的革命領袖，但也不了解孫先生在這些年來做了些甚麽，因此不能隨便表示意見。他轉而詢問張秋白,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合作？張秋白並未多加說明即作肯定表示：國共兩黨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列寧旋即以同樣的問題問我，並希望我能告訴他一些有關中國的情形。我簡單告訴他，在中國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國共兩黨應當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又指出在兩黨合作的進程中可能發生若幹困難，不過這些困難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正在學習著進行各項工作，當努力促進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勢力的團結。列寧對於我的回答，似乎很滿意，並沒有繼續問下去。

   接著他又詢問金奎植有關朝鮮革命運動的情形。金奎植的英語比我們說得較為流利，作了一番相當詳細的陳述。列寧也對他表示一番鼓勵。繼之，列寧與施瑪斯基用俄語交談；我們從旁觀察，看出他們的情態十分親切。據我所知，施瑪斯基還是在一九○五年以前見過列寧，此後就再沒有會過麵了。此次相逢，他們暢談著別後境況，以及西伯利亞遠東一帶的和這次大會中的許多重要問題。那位自命不凡的施瑪斯基對他的領袖極其尊敬，但也極其自然，而列寧對施瑪斯基似也充分流露著友愛神情。這種親密的同誌關係，在列寧逝世以後的俄國，再也不易發現了。那時，列寧似患重聽，也許由於我們的英語說得太壞，更使他難於聽懂。他在談話時，總是傾斜著頭向發言者靠近，眼睛裏充滿自信的光芒，全神貫注，一個字也不肯輕易放過。愛芬的翻譯如果有一個字不甚恰當，他就和氣地加以點明；如果我們說話的意思不夠清楚，他也要問個明白，看來他的英文程度比在座者都要高明些。

   告辭的時候，列寧以親切的態度雙手緊握著鄧培的手，用英語向我說：“鐵路工人運動是很重要的。在俄國革命中，鐵路工人起過重大的作用；在未來的中國革命中，他們也一定會起同樣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請你將我的意思說給他聽。”鄧培這個樸實的工人領袖，聽了我的翻譯後張口大笑，點頭不已，作為對列寧盛意的回答。列寧睹此，也露出樂不可支的笑容。

   這次談話因為翻譯的費時，花去兩小時以上的時間，談話的內容卻很簡單。我們一行四人，對於這次晤談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晤談時那種友愛親切的氣氛，使大家事後稱道不已。在中國共產黨中委中，我是唯一見過列寧的人。我就覺得他是俄國革命的象征、是一位純正的教主。我從未在其他的蘇俄領袖身上看見過和列寧同樣的品格，好像他們都染上了一些其他的味道，如官僚氣、俄國味之類。

   列寧一開始就向我們提出國共兩黨能否合作，顯然是他所注意的一個關鍵問題。在遠東勞苦人民大會上，中國問題的中心是各派革命勢力的團結；不用說，國共兩黨的合作，就是這一課題的主要內容。張秋白和我都覺得列寧的問話是表示了他希望國共兩黨能夠合作的意向；我們也都認為中國現階段的革命，確應從國共兩黨合作做起。但張秋白指出，我向列寧表示“國共兩黨在合作進程中可能發生若幹困難”的話是易於引起誤會的。他認為國共合作絕無困難；如果說有困難或可能發生困難，這無異對國民黨表示不信任，尤其是徑向列寧表示，會引起他對國民黨發生反感。我雖向他解釋並無對國民黨不信任的意思，我隻認為兩個不同的政黨，要能水乳交融地合作，必須彼此相互努力，克服一些可能發生的困難而已。但他的疑慮仍未破除，後來他將這一點報告孫先生，作為我曾向列寧批評國民黨的明證。其實，我的疑慮不特為後來的事實所證明，而且當時把我這種根據常理就可以推斷的話認為是惡意批評，也未免是節外生枝。

   在這次大會中，遠東各國民族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合作的聲浪很高，一般發言的旨趣都在確立這原則；不過由於準備尚未充分，還未能進一步的作出合作的具體計劃。在中國方麵，國民黨和孫先生所領導的南方政府是具有實力的；它所領導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也被視為有成功希望。因此，張秋白所代表的國民黨在大會中受到各方的重視；國民黨與中共的合作問題更成為注視的焦點。季洛維夫和沙發洛夫在發言中都對國民黨提出一些批評和希望。張秋白也以突出的姿態，針對他們的批評為國民黨作了一些辯護。這些針鋒相對的發言，可以說是大會中較為精彩的場麵。

   大會的閉幕式在列寧格勒舉行。共產國際主席季洛維夫正兼任列寧格勒區俄共黨部書記，因此有意使遠東各國代表與列寧格勒的民眾發生一些接觸。我們從莫斯科坐著用木材作燃料的專車，花了一日一夜的時間，於二月二日才到達列寧格勒，下車後，即赴列寧格勒的大劇院舉行大會閉幕式。會場中擠滿了約二千群眾，首由季洛維夫發表閉幕演說，接著就是列寧格勒的各機關代表紛致祝詞；我們這些遠東代表也相繼發言，表示對大會成功的賀意，和對首先發動革命的列寧格勒市民表示敬意，最後宣讀了大會宣言。至此，大會就在如雷的掌聲中宣告閉幕。我們在列寧格勒隻耽擱了幾天，就原車回到莫斯科。我們也曾利用空餘的時間，在列寧格勒作了一些走馬看花的訪問。看來，列寧格勒的糧食問題比莫斯科還要嚴重，市容也顯得蕭條，許多工廠都沒有開工，商店多數閉門謝客，馬路上的行人也十分稀疏。我們參觀了俄皇的冬宮，就是克倫斯基政府的所在地，也訪向了富有曆史意義的斯摩羅大廈，這是十月革命時俄共指揮暴動的總部所在地，現在則是列寧格勒蘇維埃和俄共的總辦事處。

  我們回到莫斯科以後，開始計劃秘密回國。大會的文件不僅沒有能譯成中文，而且根本不能攜帶，隻好讓它留在莫斯科的檔案室裏了。我們是分批起程回國的，幾乎每天要送一些同伴上車歸去，我自己則在莫斯科盧克斯旅社住了一個短時間，為的是等候回國的適當時機。

   這一段時間，我與蘇俄和共產國際的要人們有過一些接觸，知道了一些他們工作的情況。當時俄共的工作人員似乎特別缺乏，許多工作都堆集在一些要人們身上，因此他們都忙得不可開交，每次開會往往因等候一二要人的到場而耽誤一兩個鍾頭。有一次共產國際的主席團在盧克斯旅社會議廳開會，我被邀去列席。到了原定開會的時間，德國資格最老的女黨員蔡特金和德國共產主義理論家台爾曼、號稱“匈牙利列寧”的柏拉昆、日本的片山潛等都陸續到了，會議廳裏坐滿了人；而擔任主席的季洛維夫迄未到來，因而不能開會，大家等得不耐煩，議論紛紜，連那些老頭子都說要對遲到的人加以必要的處罰。等了兩個多鍾頭，季洛維夫、布哈林、拉狄克等俄國要人才挾著公事包匆匆趕來。大家也不再提起處罰遲到者的話，趕緊言歸正傳的開會。

 

   在我看來，這樣的會議使人在會前就已經感覺疲勞，等到正式開會，自不免匆匆議事，草草了結。托洛斯基的照片是與列寧的照片到處平排掛著的，一般人說話時也將這兩位領袖並稱。但我所遇到的俄國要人都對列寧特別推崇，對托洛斯基則隻就他的特長加以稱許，如說托洛斯基有演說天才、赫赫功勳和英雄氣概等。我雖幾次遇見托洛斯基，但沒有機會與他詳談。有一天我見他在馬路上停下車來與正在步行的片山潛拉手為禮，兩人就雜在包圍的人群中暢談，表現了他那種無所顧忌的平民化的精神。他沒有參與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的會議，我卻不隻一次聽過他的演說，並曾在一次群眾會議主席上與他握手互道敬意。他的演說確是娓娓動聽的。

 

   當時俄國的風氣，在要人們演說之後，聽眾還可以即席提出疑問。有一次在托洛斯基演說之後，一個青年登台發言，說他現在還隻十七歲，參加過三年紅軍，在戰爭中受過五次槍傷，現在流落街頭，饑寒交迫，無人照顧；因而他質問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托洛斯基，對他這一種人的問題，有何辦法解決。托洛斯基立即對這位一青年懇切安慰，但對於這種戰後的嚴重問題，似乎也說不出通盤解決的辦法。

  斯大林當時擔任蘇俄政府民族委員會委員長，很少人提起他的名字。他雖是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的名譽主席，但沒有在會場上露過麵，我也與他無一麵之緣。在開會間，他曾與日本代表有過接觸，據說還向日本代表手舞足蹈地大發議論。據一位共產國際的要人說，斯大林是一位滿腹經綸的神秘人物，素不參加國際活動，這次與日本代表暢談，表示他心目中的遠東問題的決定性關鍵是在日本。在莫斯科，各種各樣的會議是永遠開不完的。這些會議所花的時間也冗長得可怕，尤其是赤色職工國際的主席洛卓夫斯基愛長篇演說，動輒三四小時之久。少年團總書記席勒雖是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也擺起要人的架子，動不動就發表冗長的演說。這些長篇演說，除表現蘇俄要人們那股宣傳鼓動的勁頭外，似不易有其他的收獲。和我接觸較多的沙發洛夫則是個學者型的人物。據威金斯基說，他是俄共黨內出色的東方問題專家，曾擔任中亞細亞區黨政全權代表，其地位恰如在西伯利亞的施瑪斯基。但他沒有施瑪斯基那種官僚氣味，很像一個性情古板的教師。他雖擔任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但與我們這些懂馬克思主義不多的東方代表交談起來，總表現出一些不耐煩的神情，有時還要出言譏諷。

   那些蘇俄要人們看來都是些三山五嶽人馬，他們多數服裝不整，蓬頭散發，甚至年輕的人也蓄著很長的胡須，他們不僅生活沒有規律，對各項工作也缺乏起碼的修養。但他們多數為革命勝利而驕傲，充滿了一種自信，以為革命既然勝利了，就不難克服革命後的一切困難。也許這個新興的政權就是靠這種富有活力的革命精神支持著，能夠不顧一切的與饑荒及其他數不清的困難進行奮鬥。二月下旬，我為避免人們的注意，以一個普通旅客的身份購買了一張三等票，搭上直開赤塔的火車。我也和其他旅客一樣，在莫斯科領得了九磅質料很壞的黑麵包和一些白糖與茶葉，作為我九天旅程的食糧。這份食糧使我每天都在饑餓中，使我因此患了腸胃病。同時老在耽心萬一火車不能在九天之內到達赤塔，將不免有“在陳絕糧（有誌之士和仁慈之人，決不為了自己活命而做出損害仁義的事情，而是寧可犧牲自己也要恪守仁義的原則）”之厄了。幸好，這時鐵路交通狀況已有改進，火車竟如期到達了目的地。

   在赤塔，我住在一所駐著一小隊紅軍的屋子裏，等候乘車赴滿洲裏的適當機會。在這段時間裏，我和這些紅軍士兵們共同生活。這時在赤塔分配糧食的辦法比其他的地方有些不同，每個士兵每天也隻分得一磅麵包（而不是兩磅），不過每天可以吃到一次菜湯，每十天還可以一嚐肉味，這種生活已經比一般人民好得多。幾天後，我便乘車去滿洲裏，毫無阻礙的通過了中俄邊境，轉車回到上海，結束了我這四個月的訪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