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21 伊爾庫茨克

第二章 在伊爾庫次克

   伊爾庫次克是西伯利亞的一個重要城市。共產國際在這裏設立遠東局，又稱伊爾庫次克局，這個局是共產國際的一個分支機構，目的在調查遠東的各種情狀，聯絡遠東各地的共產主義者，並擴展遠東各國的革命運動。當時伊爾庫次克以東，還是由遠東共和國統治著的不安定的地方；這裏才是蘇俄在西伯利亞的一個真正的工作中心。原名“遠東被壓迫民族大會”後改稱“遠東勞苦人民大會”所以擇定在這裏舉行。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初，我們到達伊爾庫次克之後，方才知道遠東局的一些內情。它在這裏一條大街上一所並不很大的房屋中辦公。由施瑪斯基兼任主任，那時施瑪斯基等於是西伯利亞王，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他是俄共駐西伯利亞的全權代表、蘇俄政府西伯利亞區的全權代表，又是西伯利亞軍區的主席。他本是西伯利亞的一個鐵路工人，一九○五年以前的老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二二年曾出任蘇俄駐伊朗的大使。他在伊爾庫次克局任內的主任秘書，便是我於一九二一年春在北平會見過的那位威金斯基。遠東局下分中國部、蒙古部、日本部及朝鮮部等。中國部的主任是麻馬伊夫，他懂得一點中國話，後來曾到中國擔任加侖將軍所主持的軍事顧問團顧問。除各部外，另設有一個情報局。情報局工作最忙，有幾十個人經常工作；其他各部的事務則比較清閑，隻有寥寥二三個人辦公而已。施瑪斯基不僅主持西伯利亞全局，即遠東共和國及外蒙古政府也都由他指導。他因為職務太多，忙不過來；所以遠東局的日常工作，事實上便是由威金斯基負責。但遠東局的實際工作當時並沒有開展，隻是搜集遠東各地的各種資料，開始做著研究工作。

   我們這些代表住在遠東局事前準備好的一幢兩層樓的招待所中。這住所外表雖不很講究，但內部的設備尚稱齊全，房間中除床、桌、櫃、椅等外，並有壁爐可以在早晚生火兩次取暖。此外尚有特設的飯廳，午餐除黑麵包外有一湯一菜，晚餐減少一湯，總算可以吃飽，較之一般俄國人民的饑餓生活，真有天壤之別。我們的房間經常由幾位女工來收拾打掃，有一個替我們在璧爐中生火的老人是帝俄時代的貴族。他溫雅的舉止和生火時的不熟練動作，看來可憐亦複可笑。他在生火時常向我們討煙頭吸，如果那位代表給他幾枝香煙或一塊麵包，他便千恩萬謝的說個不停。

   威金斯基和我早經熟識，這次和我見麵後，很關心的問起沿途的一切情形。

   招待所中有四位日本代表，其中一位是學生，三位是工人，用的都是假名。朝鮮代表大約十人，由設在上海的朝鮮臨時政府內閣總理金奎植和外交部長呂運亨兩人率領。爪哇代表一人，這位青年名西孟（Semaun），是印尼共產黨書記，由馬林在上海向荷屬東印度物色而來。菲律濱、安南、暹（xiān）羅、馬來亞等地並無代表。中國代表團人數最多，有三十幾位。

   中國代表團中包括了許多出色人物。張秋白是安徽一位後起之秀的國民黨員，這次由孫中山先生以國民黨代表名義派來參加。無政府主義者的代表黃淩霜是名作家，是一度參加共產黨北京小組的五位無政府主義者之一。矮小身材的王麗魂女士是廣東一個婦女愛國團體的代表，也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山東省各團體的代表是前山東省省議會議長王樂平，他曾在上海各界聯合會和我共同工作過，後來成了著名的國民黨員。鐵路工人代表以鄧培為首，他是唐山老資格的廣東籍機器工人，後來加入中共為黨員。湖南勞工會的代表是王光輝。以後成為黃埔要人的賀衷寒，這次以武漢新聞記者的資格參加。我是中共的唯一代表。其餘則是各地學生聯合會與自由職業者的代表等。

   我們這些代表本著各人所代表的團體與個人的主張自由活動。但為了料理代表們的共同事務，大家決議組織成為一個代表團。我被推舉為代表團主席。

   當時最引人注意而也是大家經常談論的問題，便是俄國的糧荒。俄國糧食的配給製度，是每一士兵每天配給兩磅黑麵包；工廠與鐵路工人每天一磅半；機關工作人員每天一磅；共產黨員每天四分之三磅。黑麵包的質地壞得很，通常所含的麵粉不過五六成，有時低到兩成。有家眷的機關工作人員每人每半月可領取麥子十五磅，馬鈴薯十五磅，有時有少許糖和茶葉；可是那些麥子和馬鈴薯多數都有點腐爛。在這種情形下，人人都在叫餓。機關工作人員早上起來隻能喝些開水去辦公，在辦公室中實在餓得無法支持時，才從那一磅麵包中抽出一片來充饑。其餘的要分成兩部分，一部分作午餐，一部分作晚餐。在饑餓壓迫下，每個俄國人似乎已沒有了別的念頭，終日所想的隻是如何才能得到足夠的麵包。他們托人情、玩手段，惟一的希望，是配糧人員能配給他們一些沒有腐爛的麥子和馬鈴薯；或者黑麵包，不要有泥草臭味而所含的麵粉成分高些。可是，這種希望經常很難實現，即使能實現，也隻能得到一個半飽。除非有錢，可以用高價在黑市中買些麵包；但要賺錢又談何容易？例如遠東局中國部主任麻馬伊夫，因為他能說些中國話，我便常到他家去談天。他夫婦為人都很和氣，但從不以食物招待客人，因為他們所得到的糧食也是不夠吃。他的太太除了白天工作外，，晚上還要兼任一家劇院的跳舞演員，每晚得到大把的紙幣，偷偷的去黑市買點麵包帶回家來。這樣，第二天的兩餐，才可以勉強吃飽。

   我看見這些情形，也曾和威金斯基談過“克勒巴”問題（即麵包問題）。他承認麵包問題的確嚴重；全俄有二千多萬人在挨餓，有幾百萬人可能要餓死。因此，民怨沸騰，慘狀橫生。各級政府都以全部力量應付這一問題，不斷的派人到四鄉去搜集糧食。可是。從農民手上征集糧食，非派軍隊去強迫不可；征集到了，還要由軍隊押送，即使有軍隊押送，經過災民區時也常被災民劫去，有些地方並將運糧的馬也捉去殺來吃。各種慘事怪事，不知發生多少。

   西伯利亞一帶的糧食情形還不算十分壞，嚴重災區更是不堪言狀了。接著他又解釋，好在他們政府的配給製度做得不錯，士兵和工人可以吃得飽。共產黨員領的糧食特別少，這是以身作則的意思。從列寧本人起，都是每天領四分之三磅麵包，因此大家沒有話說。如果處理得不好，真是要鬧出大亂子來的。

   那位西伯利亞王施瑪斯基，在我到達伊爾庫次克約兩星期後，才抽出時間約我到他家去吃飯，在座的除了他倆夫婦外，尚有威金斯基。他請我吃飯的目的，據威金斯基說，是要和我談些中國的情形。可是這位先生實在太忙了，連威金斯基都很難見到他，遠東局積下的許多事務也要趁這個機會商談，所以他和我簡單談了一會，便和威金斯基滔滔不絕的商談他們的公務。我這個不懂俄語的客人隻好靜坐一旁。他這所住宅，是一座很精致的花園小洋房，內外保衛森嚴，房子裏的陳設非常精美，有很講究的絲羅窗簾，和上海大資本家的家庭差不多。這頓晚喂不僅有質地很好的黑麵包，而且有點白麵包。雖然是一湯一菜，可是內容豐富，味道很好。牛奶、點心、水果，應有盡有。這是我踏入蘇俄境內第一次享受到的盛餐。

   飯後，我和威金斯基在寒夜的雪地上，步行回招待所。他似乎發現我神情中的詫異，就向我解釋：施瑪斯基為了鄭重招待外賓，所以特別的準備了這頓豐美的晚餐，雖然沒有和客人長談，可是他是很熱情的。我說：“你說得太客氣了，我們是同誌關係，不能算是甚麽外賓。”他恐怕我心裏還有不滿意，接著又表示：革命不能講平等主義。十月革命初期，平等主義的觀念非常盛行，一般革命者對於負責的同誌住好一點的房子，吃得好一點，都表示反對：甚至將火車的頭二等車廂打毀，要大家一律坐三等；可是車廂打毀一輛便少了一輛，這不是平等主義反損害了革命嗎？身負重責的施瑪斯基為了工作進行順利起見，是應該生活過得好一點才對。我也不客氣的對這位混得很熟的威金斯基說：“你說列寧也隻領四分之三磅麵包，和大家一同刻苦，何以施瑪斯基要比列寧的享受好得那麽多呢？可見在任何情形之下，權勢還是起著很大的作用。怪不得反對你們的人，說你們專無產階級的政。”威金斯基聽了這段話，伸手拍著我的肩膀，笑著說：“不好這麽說！不好這麽說！”

   在這一段時間裏，我既接觸了這許多新的事情，內心當然滋生了無限感慨，而在言談的表現上自不免坦率流露。但我對於蘇俄的一切情況，卻是懷著十分的善意，而從好的方麵去了解。伊爾庫次克市在西伯利亞不算是一個小城市，可是它那麽冷清清靜悄悄，滿街鋪滿了厚雪，行人足跡稀少，像鄉村一樣荒涼。街上的店鋪都關門閉戶，自然更沒有甚麽人交易。屋頂突出的煙囪不見冒煙，似乎屋內空無人居。除了車站和工廠附近有些工人在活動外，其他地方都是寒街冷巷，簡直不聞人聲。到了上下班的時候，才有一群群穿著油膩襤褸大衣的工作人員，匆忙來去，過了這兩度熱鬧之後，全城又恢複沉寂。

   那時，伊爾庫次克周圍還是很不安靜，充滿了革命和內戰時代的色彩。我所到過的公務人員住宅裏，看見房裏都掛著長短槍支和子彈袋。他們經常將這些槍支擦得雪亮，到了夜晚還裝上子彈，放在床頭或枕下，和衣而眠，真的過著“枕戈待旦”的生活。軍事演習更是經常舉行，所有持有槍支或被派有職務的人員，無論晝夜，一聞警報，就得飛奔到鄰近的街頭集合，分別受當地駐軍的指揮，舉行各種演習。據他們說這裏南方就是外蒙古的邊境，城市四周都潛伏有殘匪。

   遠東局的工作人員平時很忙，隻有到了星期六晚，大家聚集在辦公處的大廳中舉行一次晚會。晚會的布置相當單調，除了一架鋼琴外沒有其他的樂器，也沒有收音機播放音樂。那時的收音機隻在大街上裝置幾個大喇叭，作為傳達命令和播送要人講演之用。那些參加晚會的俄國人，男的隻是脫去那身襤褸的工作服而換上一套比較清潔的常服，女的不過頭上多紮二塊花布而已。最精彩的節目是集體唱革命歌曲，跳高加索舞，其餘則有一些人獨唱等，最後跳交際舞，大家狂歡一番。俄國的革命歌曲，音調高亢，激昂壯烈，很能刺激人的感情。高加索舞也帶有尚武的精神。

   我們這些遠東代表對晚會很有興趣，常去參加。在晚會中，日本代表是比較出色的，他們集體或個別演唱許多民歌或工人歌曲，也可以表演一些柔道、摔交以博掌聲。朝鮮代表也不落後，常唱一些悲壯的革命歌曲或動人的民間情歌。隻有我們中國代表毫無表現，既沒有跳舞的習慣，又不會集體唱歌。但是，中國代表團人數最多，也最受人注意，在他們熱烈的一再催促中國代表表演的呼聲掌聲中，我們這一群人真是窘到了萬分。張秋白平時愛哼幾句京腔，於是大家推他出來，要他唱國民黨的革命歌曲。他說國民黨沒有革命歌曲。我們隻好要他唱幾句京戲，他一時也不知從何唱起。最後，他終於唱了。他一開腔，使我們非常難為情，原來他所唱的竟是那時民間流行的淫曲“小妹妹打骨牌”。我們在最初一次晚會中，就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覺得非促進我們的集體娛樂生活不可。後來中國革命歌曲的創造，和民歌的發揚，我們這次所受的刺激是一個小小的起點。

   俄國人，那時正在饑餓的狀態下，因而平時所喜愛的戶外活動便大大減少。他們過去愛滑雪和溜冰，可是無法得到滑雪與溜冰的器具，所以少數人隻好做一種俄國鄉間的“木城遊戲”，豎立許多木樁，用很粗的木棒打去，以倒木樁的多少決勝負。這種遊戲非常吃力，是一種取暖的最好辦法。不過打多了，肚皮也要發生問題。當時俄國一般衛生狀況很不好，醫藥設備很少。一般人的衣服很少洗滌，往往發生臭味。在伊爾庫次克隻有一間公共浴室，各機關工作人員要排隊登記，輪到了才能洗一次。我在當地住了約兩個月，隻輪到一次。

   伊爾庫次克的工會在工人區創設了一個“工人文化宮”。開幕的那一天，特邀我們全體代表去參加。遠東局好不容易的借到兩輛卡車，將各代表與遠東局的工作人員密密的裝了兩車，送到那裏。“工人文化宮”是工人區中一所最大最好的建築，其中有各種的設備，可以供工人閱覽書報、下棋、飲茶、聽音樂、跳舞、演戲、唱歌等等，按照當時的物質條件，確是費了一番大力量。可是書報很少，各種設備也非常簡陋，尤其是在這樣高大的一所建築物中，不能生火取暖，又缺少通風的設備，因為人多，在極度寒冷的空氣中彌漫著濃厚的炭氣，挾雜著俄國式的臭味，令人感覺到一陣陣的惡心和暈眩。從工人們氈靴和皮靴上帶進來的雪泥，在室內化成了水漿，到處一片泥濘，仿佛到了菜市場。代表們在這種環境下，每個人都覺得有點不舒適，但當時為一種新的精神所鼓舞，仍然興致勃勃的一直玩到深夜。

   我們準備回去時，先用電話催遠東局將原來答應接我們回去的卡車派來，不料一直等到午夜一點鍾，還是毫無消息。我們無可奈何，隻好按照俄國人提出的辦法走回去。每人先將西裝褲腳紮起來納在皮靴的短統內，領口扣緊並用圍巾包好，帽子用力往下拉，一直蓋著眉毛。約十個人一群，緊緊的互相挽著，從雪地上向前邁進。那時的氣溫為零下四五十度，利如刀劍的寒風帶著雪片一陣陣怒吼著朝我們襲擊。地上的雪堆，深的地方要埋沒半截身子，如果不是大家挽緊，一不小心跌倒，可能很難再爬起來。我們鼓起精神，勇往直前，約莫走了一個多鍾頭，居然走了四五公裏，回到住所。於是按照俄國人的辦法，大家在門廊邊先將雙手用力互搓，接連的跳躍幾遍，將衣帽上的雪花抖落，再將鼻孔中吊出來的冰淩去掉，將臉孔、鼻梁、耳朵等處都輕輕的用手磨擦；經過這一番的手續後，再走進臥室去。幸好，大家的麵目依然，沒有凍壞。

   當時，蘇俄對於“星期六工作日”的辦法，是鼓吹得非常熱烈的。各機關工作人員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都要做些額外工作。代表們本來是可以免去的，但為了響應他們的號召，也很熱忱的去參加。尤其是中國代表們不願自居文弱，很想在工作中賽過日本代表或一般俄國人。頭兩次，我們被派到森林中去搬運木材。那些短節的大木，每節約一百磅重，由一個人抬；長的木料是更加重了，非兩個人抬不可。從森林中高低不平的雪地上，一要把這些木材搬運到大路旁邊，有些集中搬到河邊的碼頭上，又沒有任何工具，所以我們隻做了兩次，幾乎所有的人都受了或輕或重的傷。我曾背著一節大木送往碼頭，經過冰凝的圓木橋時一下滑倒，木材砸在身上，擦傷了幾處。俄國人看出了我們硬著頭皮不肯示弱的神情，以後幾次便不要我們搬運木材，將我們分批派到車站附近去擔任掃除積雪的輕鬆工作。

   我們住久了、生活過得很膩。聽說這裏要舉行蘇維埃大會，大家趕著去參觀。在一個大劇院裏，到了八百多個蘇維埃代表，女代表也很多。這些代表多是四鄉來的，穿得破破爛爛；大會主席似乎是個農村工人，一樣穿得很破爛。我們到達時，主席正在演說。我問陪我們同去的威金斯基：“他演說得很不錯，是不是一位工人？”他說：“是的，這位工人在不久前還不大識字哩！”我說：“何以進步得這樣快呢？”他說：“當然要有人指導。這位工人便是施瑪斯基所指導的。他的一切言論行動都受施瑪斯基的指導。”從他這句話中，我對於當時的情形得到更深一層的了解。當時蘇俄的各項工作，確是由許多工人農人在出頭負責。不過，這些工人農人的背後，都是由共產黨員在一一指導著的。在伊爾庫次克將近兩個月，大會的會期仍未確定。

   我們不懂俄國話，和俄國人往來很少。平時除了準備向大會提供一篇報告外，便無所事事。我準備的一篇報告寫得很長，內容著重在中國社會曆史的發展和現狀的分析。我從井田製度寫起，自周秦曆朝以至現代，寫了一百多頁還未寫完。那裏既無參考資料，又無人將它翻成俄文，明知寫好以後，也等於白費心力；可是每天伏案工作卻藉此消磨了這段枯寂的時間。其他代表的報告寫得短，無聊時間自然更多了，隻好到處去跑，或找俄國人混混，或與當地的華僑漫談。

   伊爾庫次克的華僑散居各處，有少數在機關中當公務員，也有參加軍隊的，多數則在當地做生意、做工或開洗衣鋪。他們多數不滿意蘇俄政府。

   華僑對蘇俄政府的不滿，主要還是在經濟問題上。俄國經過四年歐戰、三年內戰，蘇俄政府在內戰中采取軍事共產主義來支持戰爭，組織貧農團，派遣軍隊到農村中去，類似打劫式的將糧食完全沒收。這樣的作法當然弄得天怒人怨，民窮財盡。等到內戰完了，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克倫斯坦暴動之後，蘇俄當局深感事態嚴重，因此在同年三月舉行的第十次黨代表大會上，宣布了實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反映到伊爾庫次克時，一般人民都表示極不信任。新經濟政策雖然準許商人做買賣，但商店仍舊家家關門，連理發店也沒有恢複。農民雖在農業稅宣布值百抽二十的政策後，還是不肯多種糧食。他們對於政府的紙幣尤其不信任。人民之間幾乎多是物物交易。代表們中有人曾問華僑：“俄國人為甚麽對政府這樣的不信任呢？”所得到的答覆大致是：“這種政府，如何能信任呢？”過去已經將人民的財產沒收了，糧食搶去了，將來還不是一樣的要沒收，要搶去嗎？政府發行了這樣多的紙幣，一天天跌價，還不是欺騙老百姓麽？這個政府，除了會殺人外，還能做些甚麽呢？“至於說到蘇俄政府中的人員許多貪汙腐敗的情形，那還是次要的事。

   對於蘇俄懷著滿腔熱忱的代表們，經過這兩個月的體驗之後，心中所發生的問題更加複雜了。大體說來，第一個問題是：蘇俄將往何處去呢？這樣落後的俄國，特別是這樣荒涼的西伯利亞，如何能建設社會主義呢？第二個問題是：新經濟政策將領導俄國的經濟向那一個方向發展呢？第三個問題是：所謂軍事共產主義，與中國土匪的打家劫舍有甚麽分別呢？第四個問題是：中國與俄國的國情相差這樣遠，是不是俄國革命的經驗可以做中國革命的借鑒呢？這些問題，一時無法找出答案，也是我所無法解釋的。這些事的確使代表們的心裏受了很大的影響。後來有人歸過於我，說我不善於向別人解釋，其實連我自己也是在迷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