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隊
一介教書匠，酷愛自家鄉；寓居多倫多，桑梓永難忘。
第二章 第三次代表大會
一九二三年三月底我回到上海以後，中共中央是在“二七”罷工失敗的悲慘日子中度過的。 中共中央機構更嚴密的蟄居在上海地下；陳獨秀先生匿居的地址連我都不知道。我與他 第一次的會晤，是經由他的秘書安排時間和地點的。他告訴我：馬林於兩星期前趕回莫斯科 去了。他還說馬林認為中國職工運動經過“二七”失敗，一時不易恢複。他向我表示，我從莫斯科帶回來的關於職工運動的指示，與中共原有的決定都相符合，現在正須據此來解決“二 七”罷工的善後問題，至於國共合作問題，等馬林回來後，那時正應舉行全國第三次代表大 會，我們再行討論不遲。
這時李大釗先生也因避免可能被捕的危險，由北京來到了上海。他匿居在他同鄉孫洪伊家裏，我曾到孫家去拜訪他，告訴他莫斯科之行的經過。我們談完後，李先生邀我去和那位我本來認識的孫洪伊一談。這原不過是一趟應酬的訪問，不料竟由此斷絕了我們與直係 軍閥的來往。
因為那時孫洪伊和直係軍閥之間，關係仍極密切。 我們和孫洪伊一陣寒暄之後，孫首先向我解釋說：二月七日漢口的事情，實在出於誤會。 這是因為有人向吳佩孚挑撥，指各地工會與孫中山的南方政府有關；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就 是在廣州舉行的。再則共產黨公開宣揚聯孫倒吳，加以交通係梁士治等又乘機離間。由於這 種種原因，吳佩孚才有這次壓迫工會的舉動，其實摧毀工會並非吳的本意。我一聽之下，大 為憤怒，說道：“軍閥憑槍杆子蠻不講理的隨便殺人，已成為他們的家常便飯。 是事先毫無警告的陰謀襲擊的屠殺行為。這種昭昭罪行，是不能以‘誤會’二字來掩飾的……” 我這斬釘削鐵的回答，使這次的晤談迅即結束。
這樣一來，李大釗先生覺得他住在孫家，易於引起人們對他與直係仍保持接觸的誤會， 因而不兩天他就搬離了孫家，以示決絕。幾天後，他旋又接到北京朋友們的來信，告以他在 北京不會有被捕的危險，他便悄然回到北大圖書館去了。
這年一月間，瞿秋白由莫斯科回國了。他由北京來到上海，是中共重要人物中唯一能公 開活動的人。他以記者身份回來，共產色彩尚未表露出來。他的肺病那時似乎停止了發展； 滿腔熱忱，很想一顯身手。他愛好文學，住在閘北區，屋內布置得也很像一位作家的書屋； 出入於他那裏的也多是一些青年作家。他與國民黨的老作家於右任過往頗密。他們計議創辦 上海大學，由於右任任校長，他任教務主任。不久這所大學終於成立了，成為一所有名的革 命青年訓練所。當時，中共因職工運動遭受挫折，對瞿秋白的這種活動多方予以讚助，認為 這是別開生麵的文化活動，而且能與國民黨的名流們建立較廣泛的關係。
失敗的苦味是罄竹難書的。有些國民黨人物譏諷我們，打擊我們；他們譏笑我們對吳佩 孚存有幻想：指斥我們對吳佩孚政策的不當；因而使工人們身受其害。有些國民黨的職工運 動工作者，更想乘機奪取中共在工人中的陣地。他們以上海為中心，展開反勞動組合書記部 的活動。一部分國民黨人的這種活動，還得著湖南勞工會王光輝等人和無政府主義分子的響應。他們大多不滿意中共在職工運動中的氣焰，因而組成一個反中共職工運動的聯合戰線。 他們標榜工會應為工人的經濟利益而鬥爭，不應與政黨發生關係，尤其不應受中共的利用。
他們提出“穿長褂子的共產黨人滾出工會去”的口號，並向工人宣傳“二七罷工失敗是中共 領導的錯誤”、“工人們應向中共要求賠償損失”等等。 有些工人受了他們這種宣傳的影響，改變了對中共的態度，甚至有些素來同情中共，因 罷工而失業的工人領袖們對中共也表示懷疑。其中有些向我表示：我們因為你的領導而罷工， 現在失業了，要請你負責。還有少數人向我說：聽說你去莫斯科為我們募集了大量救濟我們 的盧布，為何不發給我們？幸好多數的工人領袖們還是信任我們的，因而這種挑撥並未造成嚴重的糾紛。
這些事反過來又影響了中共的內部。陳獨秀先生就不隻一次說到中國無產階級的幼稚和 帶有流氓無產階級的色彩。他說：當職工運動進行順利的時候，這些工人都是可愛的英雄； 但一遭挫折，便原形畢露出來。鄧中夏對陳獨秀先生的這種態度大為不滿，在他後來所著的 《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斥之為取消主義的傾向，指他“從二七失敗所得的結論是工人階級 沒有力量，於是他的整個機會主義的理論就在此時完全形成了。”① 當時埋頭編輯《向導》周刊的蔡和森也不滿意陳這種言論。不過中共中央的會議這時是 大大減少了，不能遇事都提出會議討論；尤其是陳先生所寫的文章，蔡縱然有不同意的地方， 也無法加以討論，隻有仍然按時發表出來。我雖是飽嚐罷工失敗苦味的人，也不以陳的言論 為然；我常向他表示，不可因工人弱點的暴露，就失去我們對工人階級的信心。但我們這種 不同的看法，終未得著詳細研討的機會；因而有關這個問題的爭論，就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 一齊爆發出來了。
一九二三年五月間，馬林從莫斯科返回上海。他攜有共產國際中共中央一個特別訓令。 根據這訓令，他要求中共立即擴大與國民黨的合作；並提議從速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 表大會。中共中央接納了他的要求，立即籌備大會的舉行。 我當時為了解決各地工會的一些緊急問題，到北京等地去了。在我返回上海的時候，馬 林已赴廣州，中共中央的人員也正在陸續前往。我於六月初趕到廣州，大會的籌備工作大體均已就緒。
為了第三次大會的舉行，中共中央臨時在廣州東山住宅區租賃了一幢房子。我們中央的 職員和各代表都寄居在那裏；大會也就以那裏為會場。馬林住在附近一幢較為華麗的房子裏。 瞿秋白、張太雷和馬林同住，任他的工作助手。看來，馬林準備在廣州作久居之計，他房子 裏的布置美輪美奐，有點像共產國際大使的氣概。
我們的大會在廣州舉行是不受任何幹涉的，這與前兩次我們偷偷摸摸的在上海開會的情 景顯然不同。我到達後首先在馬林的住宅裏看到了共產國際那個著名的訓令。它已由瞿秋白譯成中文，包括下列各要點：
一、國民革命是中國革命當前的中心任務；
二、中國國民黨是 領導國民革命的重心，中共黨員應加入國民黨，並在國民黨內積極工作，以期推翻帝國主義及其軍閥走狗在中國的統治；
三、中共在這一國民革命中，仍應保留組織的獨立和政治批評的自由；
四、職工運動仍是一個獨立的運動，中共應積極促進其發展。
我看完這個很短的文件後，馬林即找我說，他到達莫斯科後，共產國際曾組織一個由布哈林任主席的委員會討論中國問題。這個重要文件就是委員會根據他自己的報告草定的。
他向我強調此訓令的主要內容，是根據“國民革命是中心任務”這個主要論斷。所有的共產 黨員沒有例外的都應加入國民黨，並在國民黨內積極工作，一切工作歸國民黨，這是最主要 之點。此外，所謂組織獨立與政治批評自由則不可過於強調；因為這一點在訓令中隻是附屬性質，否則就會有損於國共合作。至於職工運動雖然是一個獨立的運動，但也是國民革命 的一部分；因此，中共黨員應該吸引大量工人參加國民黨，傅（附著）能接受國民革命的領導；中共至多隻能在工人中間進行一些階級教育。
我當即表示不同意馬林的解釋，認為依照他的解釋，那是將中共完全融化在國民黨內。 馬林對於我的反對意見立即發生強烈反應。他隱滿著在莫斯科的討論經過，不提在莫斯科已 有過的爭論。他在中國工作已有兩年，自以為已有足夠的權威來實施高壓手段。他認為反對他的解釋，就是反對共產國際的訓令。這樣，我與馬林之間，就展開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爭論。
這場爭論在大會舉行以前就在熱烈的進行著；為了尋求相互間的諒解，曾使大會推延了 一個多星期。爭論的主要之點大致如下：
第一、我聲言讚成國民革命是我們當前的中心任務。在事實上，當職工運動遭受二七罷 工的失敗後，中國反帝運動的怒潮正在激蕩上漲之中。一九二三年三月間，曾發生收回旅大日本租借地的反日運動。四月間，津浦路臨城土匪劫車，一些外國旅客被擄，外人盛倡共管中國鐵路的論調，曾激起反帝國主義乘機侵略的運動。五月初，長沙發生日本水兵殘殺中國人的事件，又激起了各地反日抵貨運動。凡此一切，都是明證。我相信，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有其急切的需要，並能形成廣大的革命勢力。 我進而聲稱，國民革命隻是一個中心任務，並不是中共的唯一任務。這即是說，除國民 革命外，還有階級鬥爭。中共及其所領導的職工運動，現雖以國民革命為中心任務，但仍有 其本身的階級鬥爭的任務。
馬林不同意我這種說法。他認為國民革命既是中心任務，就幾乎包括一切，事實上也能 包括一切，剩下的隻有中共的階級教育。如果在國民革命之外，再強調階級鬥爭，無異就是 放鬆國民革命。
第二、馬林聲稱，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無論從那一方麵說，都是脆弱的。他譏笑我： “你的職工運動那裏去了？早被吳佩孚幾條槍杆子打垮了！”他斷言：“至少五年之內，中國不會也不能有一個真正具有實力的共產黨發生。”他譏笑，現在一小撮的中共黨員隻不過是 一些熱情而好心腸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如果他們不去做點實際的國民革命的工作，中共的存在不特是沒有意義，反會在國民革命中成了唱高調的破壞者。 馬林這種論調使我大為憤怒。我推控他的論點違反共產國際曆次的決議②。我聲言，中 共的長成與發展是值得驕傲和滿意的。它現在雖遭受打擊，但將很快的爬起來，它將在國民 革命運動中發揮顯著的作用，它經過較長期的艱苦奮鬥，終將領導中國革命獲得更徹底的勝 利。
第三、馬林認為中國國民黨是合乎理想而具有實力的國民革命的政黨，比印尼的回教聯盟要高明得多。他盛讚孫中山先生及其左右的得力助手，認為他們的民族意識很強，而且其 中有些還是深通馬克思主義的人。三民主義是完全可以接納的，國民黨並不是一個資產階級 的政黨。中國優秀的革命分子，多在國民黨內；即工人階級中的優秀者，也大多加入了國民 黨。因此，中共加入國民黨，用不著提出甚麽按民主方式改組國民黨等條件，中共黨員應該 老老實實到那裏去學習民族自覺。
馬林這種對國民黨的過高的估計，曾遇到陳獨秀先生的反對，這是他們之間最大的分歧 點。我便指出馬林隻看見國民黨的光明麵，沒有看見它的黑暗麵。我依據一九二零年我參加 上海中華工業協會工作的經驗，指出國民黨分子流品複雜，缺乏組織和紀律，並說國民黨如不認真改組，大量中共黨員加入進去，也是不能有所作為的。
第四、關於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內積極工作和一切工作歸國民黨這個實際問 題，是我們爭論得最激烈的部分。我指出：如果中共全體黨員都加入了國民黨，而且都在國 民黨內擔任實際工作，那就是說，陳獨秀也要在國民黨內擔任實際工作，接受國民黨的指導而忙得不可開交，並須以國民黨的身份對外發言，那還有甚麽中共的獨立呢？在國民黨方麵 看來，這些共產黨人都湧進到國民黨裏去，要求分派一項實際工作，有人因此會擔心：“這些身家不清白的人是來幹甚麽的？是幫閑，是小偷，還是搶劫？”至少會被人認為是來擠掉那些老國民黨員的地位。這樣，名為國共合作，事勢的演變，將是國共交惡。 我認為，國共兩個不同的政黨為了同一的國民革命，應更加緊聯合起來，須有更多的共 產黨員加入到國民黨裏麵去實際工作；但擔任中共各級領導工作的中共黨員，擔任與國民黨無關的工作如職工運動等的中共黨員，則不必加入國民黨，或加入而不必在國民黨內擔任實 際工作；否則，訓令中所謂“保留組織獨立”的話，就毫無意義了。但我這個看法又是馬林 所不能接受的。
第五、關於中共保留對國民黨政治批評自由一點，馬林表示中共黨員應以國民黨員的身份，對國民黨的措施作必要的批評。如果用中共中央的名義，對國民黨進行批評，那就要是富於建設性的才行。我則表示中共黨員為了國共間良好的合作，自然不能任意批評，尤甚要避免不必要的指責和攻擊。但一個共產黨員經常要保持他那共產黨人的麵目，在國民黨外固應如此，即在國民黨內工作，也不可隨聲附和，喪失他共產黨人的原來麵目。至於中共中央及其各級領導機關，在政治批評方麵不應受到不必要的限製和有所顧慮。這一點雙方意見出入雖然不大，但馬林仍舊是不滿意的。
第六、關於職工運動，我堅持它是中共所領導的一個獨立的運動。中共應領導各地工會積極參加國民革命；但不能領導其成為國民黨的職工運動。中共將在工人群眾中大量吸收黨員，發展中共的組織；一部分加入了中共的工人可以參加國民黨，但中共並無義務在工人群眾中為國民黨發展組織；因為這樣，將使獨立的職工運動成為國民黨所領導的職工運動。馬 林在這點上又堅決反對我的意見。他認為工人階級是國民革命隊伍中的一部分，是其中的左 翼。工人階級須先有民族覺悟，然後才有階級覺悟。我指斥他的主張是將“國民革命”和“中 國國民黨”兩個不同的東西，混為一談，硬要將中共已經領導起來的職工運動奉送給並不一 定願意接受的國民黨。
從上述的這些爭論之點看來，我與馬林確是站在兩個針鋒相對的，不同的政治立場上。 馬林指斥我仍保留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國共建立聯合戰線的左傾思想，輕視國民革命，反對加入國民黨這一基本政策。我則指斥他犯了右傾取消主義的錯誤，企圖取消中共的獨立，使之成為國民黨的一個左翼；這不僅忽視中國工人階級的作用，也有害於國民革命勢 力的團結。
馬林無法獲得我的諒解，便使用壓力。他堅稱他的解釋即是共產國際訓令的原意，追問我是否準備違反這個訓令。我向他聲明，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和中共中央如果不完全同意共產國際的訓令，是可以提出它自己的反對意見的，即我一個中央委員，也可以提出反對意見； 我希望他能將我的意見報告共產國際。但現在主要之點是：我們願意接受共產國際的訓令， 卻反對他這種歪曲的解釋。我將“共產國際”和“馬林”分開來的說法，使他大為激動，怒形於色，幾乎要和我決鬥。
在這次爭論之中，瞿秋白和張太雷兩個是支持馬林的。他們在代表中展開活動，宣傳馬林的解釋即是共產國際訓令的原意，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不宜違抗這訓令。瞿秋白還強調中國是宗法社會，是封建製度的統治，因而現階段的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反封建的革命，這也是國民革命中的一個主要內含。我不同意瞿秋白這種說法，也與他展開爭論。我認為中國主要受著帝國主義的統治，封建製度已在沒落之中，階級分化日漸顯明，因而國民革命的主要內含是反帝國主義，但對內而言，除反封建外，則有工人階級反中外資產階級的主要因素在內。
陳獨秀先生對於這種紛爭覺得苦惱而左右為難。他大體上采取了李大釗先生在西湖會議中的調和立場；但他保持著作最後裁定的家長姿態。他從現實的觀點出發，認為職工運動經過二七罷工的失敗，一時不易複振，這也證明工人階級力量的薄弱；因而國民革命應由力量較雄厚的資產階級來領導；工人階級隻是其中的左翼。他不願違反共產國際的訓令，也不相信馬林會歪曲共產國際的訓令；他也支持瞿秋白那種中國革命是以資產階級反封建製度為主要內含的說法。但他也覺得國民革命與國民黨不能混為一談，不同意馬林對於國民黨那種過高的估計。他還以多數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工作後，將引起兩黨間許多糾紛為憂；因而他主張接受共產國際的訓令，隻對馬的解釋作些輕微的修正。
經過互相協商互相讓步的結果，我們間意見的距離雖然縮短了一些，但主要之點還是無法彌縫。陳獨秀先生提議：西湖會議隻決定，少數個別共產黨員根據中央的決定參加國民黨； 這次大會應進而決定，全體黨員均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但一部分共產黨員可不在國民黨內擔任實際工作，尤其是負中共各級領導工作的同誌，不應兼任國民黨的職務，以免混淆中共的獨立麵目。同時，為了加強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形響，中共應幫助國民黨增加工農黨員，發展其在工農群眾中的組織。馬林對於陳先生的這種意見表示讚成。但我則表示隻同意陳先生建議的前一部分，不同意他的後一部分。這樣，這個案子就隻有待第三次大會作最後的解決了。
這項爭論成為第三次代表大會討論的主題。大會於六月中旬舉行，共有十七位有表決權的代表出席③，代表黨員約四百餘人。大會開幕後，首先由陳獨秀先生作報告。他的報告內容，是中共中央一年來工作的經過和加入國民黨政策的演變。他著重指出二七罷工失敗及其後的種種情祝，都證明無產階級力量的薄弱；強調國民革命的重要，承認中國國民黨為國民革命的領導中心，原則上主張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內積極工作，中共應領導工農群眾，成為國民革命中的一個強大的左翼。
在討論陳獨秀先生這個報告的時候，激烈的辯論便正式展開了。我在上麵所述的具體的分歧點都一一被提出來了。支持陳獨秀先生發言的主要是瞿秋白，他不承認中國有顯明的階級分化，他認為反帝反封建都是全民性質的，無產階級隻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陳、瞿當時這 種輕視無產階級力量的論調，引起了不少代表們的不滿。
我和蔡和森、毛澤東是反對陳、瞿這種論調的主要發言者。我的發言是概括性的。我說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正在迅速成長起來。工人階級在數量上雖不多，但精幹而有團結，必將成為國民革命的主要力量。我強調中共是一個獨立的政黨，職工運動是中共領導的一個獨立運動，中共在現階段中雖以國民革命為其奮鬥的主要目標，但不能因此使代表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中共變為中國國民黨的一個左翼。
蔡和森的發言是陳述中共組織獨立和政治批評自由的重要性。他引證共產國際已有的決議，不能因加入國民黨，就犧牲這些原則性的立場。
毛澤東的發言是強調農民革命的重要性，進而指出中共不應隻看見局處廣州一隅的國民黨， 而應重視全國廣大的農民。
上述這些爭論之點，在會前多已經再三提到過的，隻有農民運動，是一個新提出來的問 題。在中共的曆次討論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會，代表才注重這個問題，尤以毛澤東為然。 中共第一個著名的農民運動者彭湃，於一九二二年九月間就在廣東的海陸豐成立了第一個農 會；在第三次代表大會時，他的工作已收到相當的成效。但海陸豐那時正在陳炯明的統治之下，一切消息不易外傳，他的工作也未引起重視。陳獨秀先生和中共廣東區區委雖曾鼓勵彭湃這種活動，但陳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並未提到這項農民運動，而且還慨歎農民人數雖多，但太落後了，一時不易發動起來。
毛澤東當時對於彭湃的這種活動也是毫無所知的。但他向大會指出，湖南工人數量很少， 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因而他得出結論，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他還證以中國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 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這類的局麵。這種看法，是毛澤東這個農家子第對中共極大的貢獻。毛澤 東這種思想，是否馬克思主義的旁門左道，此地暫不論及。但那時他的此項見解的重要性， 是不能抹殺的。
這個辯論繼續近一個星期，馬林終於親自出馬參加辯論了。他向大會發言，表示支持陳獨秀先生的報告，強調他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內積極工作，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原有主張。他指責一切低估國民黨和誇大工人階級力量的說法，都是左傾的空談。他素來瞧不起農民，對農民問題更是隻字不提。他最後用威嚇式的口吻說：陳先生的報告是否獲得通過，就是大會是否接受共產國際的訓令，抑或準備違反的證明。
當時陳先生和我都曾企圖經過協商以獲得諒解，但這些努力終告失敗。最後在結束這一 辯論時，即以我提出的一個修正案交付表決。這個修正案是就未獲得諒解的部分而提出的， 其內容大致是：一、中共在國民革命運動中須加強對職工運動的領導；並在工人中發展中共自己的組織；二、中共在職工運動中須與國民黨所領導的工會和工會中的國民黨員密切合作。 但工人中的中共黨員，除一部分有必要者外，不應全體加入國民黨；三、工人運動既是中共 所領導的獨立運動，中共雖不能阻礙國民黨在工人中的活動和工人加入國民黨，但不應采取積極介紹大批工人加入國民黨的政策。 這個修正案表決的結果是八票對八票，於是擔任主席的陳獨秀的一票，起了決定的 作用，換句話說我的修正案被一票的多數所否決而宣告失敗了。這個修正案的被否決，等於 通過陳獨秀先生的提案：中共應在工農群眾中（尤其是農民為最），發展國民黨的勢力和影響。當時，我們這些反對者認為，在農民中發展國民黨的勢力和影響還是無關宏旨的，因為中共在農民中尚無實力存在，至於在工人中無限製的發展國民黨的勢力和影響，就等於放棄 了中共的主要陣地，這也等於取消了中共的獨立存在的基礎。
馬林的主張終於勝利了，但他也知道這主要還是得於陳獨秀先生的支持，而且也覺得這種勝利是不夠穩定的。他加強壓力，大肆宣傳我反對陳獨秀先生的領導，違反共產國際的訓令和破壞黨內的團結，應當予以嚴重的懲戒。
同時按照共產國際的成規，持反對意見的人須向大會表明態度。我們這些反對者表示出的態度，卻不是完全一致的。首先，支持我修正案的毛澤東，以輕鬆的語調表示接受大會多數的決定。繼之而起的蔡和森則僅沉重的說了一句話：“服從多數的決定”。我則向大會發 表一個聲明，表示服從多數的決定，但保留我的原有意見。由於反對者所表示的態度程度不 同，以及我強調保留原有意見，使一切攻擊都集於我的一身。馬林聲言，我的保留意見意味 著我仍將發表反對言論，將會引起黨內糾紛，非予以製裁不可。
這時候，一位來自哈爾濱代表東三省中共組織的代表陳為人起而發言。他聲稱他投票讚成陳獨秀的原提案，是表示對陳所領導的中央的信任，但並不讚成因加入國民黨政策而犧牲中共獨立的觀點，也不相信陳先生會這樣做。他誠懇的號召黨的團結，要求陳尊重反對者的 意見，他特別說到我不特不應當受處罰，而且此後仍應負責領導工作。這位一直沒有卷入爭辯遊渦的陳為人發言態度非常誠懇，當即轉變了會場的空氣，使陳獨秀先生覺得須適可而止。 這樣，馬林的高壓政策便無法施展了。 中共內部第一次意見分歧的大風浪過去之後，大會旋即恢複了平靜，繼續討論其他的問 題。
值得特別說到的是陳獨秀先生還提出一個黨團問題的提案，主張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內工作者都應組織黨團，以保持中共黨員在國民黨內一致的主張和發揮他們在國民黨內的影響。陳先生提出這個決議文的原意，似是要表示一下他不願犧牲中共的獨立，安慰一下我們這些反對者。其實代表們受著這場爭論的震動，心情都有些不安，因而大會氣氛也有些無精打彩，這個提案沒有經過討論也就一致通過了。但後來它卻成為國共糾紛的一個主題。 最後大會所通過的宣言，係表示承認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之領袖地位，並希望社會上的革命分子都集中到國民黨來。但“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各項革命工作都是國民黨工作的一 部分”，這些馬林所說過的很響亮的話，在宣言裏並沒有提到，這也是顧到黨內的團結的結果。
中共中央改選的結果，我以落選的方式被排出了中央。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毛澤東、瞿秋白五人當選為中央委員。陳仍任書記，蔡仍任宣傳，毛澤東則接替我任組織部長。
後來中共的記載多宣告我因根本反對國共合作或根本反對加入國民黨的政策，被第三次代表大會開除了中央委員，這些記載多不免有些似是而非④。我自信我上麵所述是合乎當時真相的。現在參加第三次代表大會而尚在人間者，除我以外，似隻剩下毛澤東一人，如果他願意保持曆史的真相，他當不會否認我在上麵所說的話。
在中共曆史的發展上，第三次代表大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西湖會議不過決定中共少數人加入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才進而采取在國民黨內實現國共全麵合作的政策。因此，共產國際和中共的一些曆史家們往往著重描述這次大會的重要性，企圖多方麵證明共產國際領導的正確。其實，這個加入國民黨的政策，無論從那個角度上看，都不能說是恰當的。在推動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上，雖然因這一政策的執行獲致可觀的成就；但不能證明如果國共合作改采聯合戰線方式，成就不會相等或更大。至於國共混合終於招致了革命勢力嚴重的分裂， 使中國陷於內亂和外侮交相煎迫之中，更是鐵一般的事實。實行這種政策的國共兩黨，都陷 入了糾紛的深淵，終由友黨轉化為勢不兩立的仇敵。
後來，在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以後，共產國際還以“天子聖明”的態度，強調這加入國民黨政策的正確；並誣指一切錯誤都出於中共執行之不當。許多記載往往說共產國際主張中共采取加入國民黨，奪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使國民革命獲得最後的勝利的政策，是絕對正確的。隻因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陳獨秀在執行加入國民黨這一政策時，放棄了領導權， 才使中國革命歸於失敗。同時也批評我初期反對這政策的主張，是不願去爭奪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犯了左傾的錯誤。其實，當時所討論的，是中共應否保持獨立的問題，根本沒有討論到中共要爭取國民革命領導權這一問題。
在這裏，恕我要批評瞿秋白幾句，他有點舞文弄墨的積習，在那次大會中他極力為馬林的主張找理論根據，因而強調中國是宗法社會、革命目的是反封建、階級分化不明顯等等。 瞿氏這種議論發展下去，可能比馬林還要右傾，即是說中共根本無存在的基礎。可是他在後來繼陳獨秀而領導中共時，再也不提他過去有過的主張，斷章取義的說他人都錯了，都是機會主義，隻有他自己正確，即是他主張國共兩黨黨內合作是為了奪取領導權。其實“國民革命”和“國民黨”兩個不同的東西。如果兩個政黨（例如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互相競 爭，奪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這是說得通的。如果中共作為一個政黨加入到國民黨裏麵去， 先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作為奪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的先聲，這種對盟友的手段在道義上是說不通的。怪不得當時汪精衛就曾說過，這是孫悟空對付豬精的辦法。
加入國民黨的政策本身，是一切毛病的根源。當時莫斯科對於中共的指導，事實上是很混亂的。首先是莫斯科對於中國情況缺乏足夠的了解，那些共產國際的首腦們隻知“國民革命的重要”和“革命勢力必須集中”這兩個空泛的原則，不顧國共兩黨的實情，硬要將它們混合為一。一九二三年一月共產國際擴大會議的決議，還強調中共的獨立性，但後來似受著越飛、馬林等人的影響，它的四月訓令顯然改變了方向，認為中共加入到國民黨裏麵去，是首要的事，保留中共的獨立性卻成為次要的。換句話說，共產國際的四月訓令是中共趨向右傾的起點。
馬林個人的見解比共產國際的訓令還要右些。他那時想以撮合國共兩黨合作的要人身份，在廣州長住下來，要求中共中央移設在廣州，以便將三次代表大會的決定立即付之實施。 可是他不夠幸運，遇著了重要的障礙。國民黨方麵對他的主張似並不感興趣；他們所最感興趣的，隻是獲得蘇俄的實際援助；尤其是軍事援助，至於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一點， 在他們看來，也許並不是當前的急務。陳獨秀先生也不完全同意馬林的主張，他堅持中共中央立即返回上海工作，似不願羈留在廣州為國民黨的附屬品；這也不是馬林所能任意左右的。
馬林的主張雖大體為第三次代表大會所接受，但卻從未實現過。在我看來，即使實現了， 也不會有好結果的。國民黨一般老黨員多具有門戶之見，他們對黨內的後起者也往往抱有輕視的觀念，即使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後完全放棄原有的共產色彩，循規蹈矩的為國民黨工作， 也不免要被視為是身家不清白的異端，那裏會允許他們在國民黨內自由活動？而且一般共產黨員多是自命不凡的青年，其中有些還是原具有國民黨籍而轉加入中共的。當他們過去在國民黨時，多對國民黨的成規表示不滿，現在這些中共黨員又都加入到國民黨去，那裏會做安分守己的“小媳婦”?因此，我們很有理由說這一政策在先天上就是主觀的幻想。
陳獨秀先生的立場不僅與馬林保持相當距離，他還始終懷疑中共加入國民黨這一主要政策的正確性。共產國際指責他右傾，也是不公平的。因為那時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政策比陳所主張的還要右傾些。陳先生以較現實的觀點出發，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力量薄弱，中共在國民 革命中一時不易起領導的作用，這是事實。但他從不以為中共加入了國民黨就可以增加中共力量，擴大中共的活動陣地，反之他認為這是中共方麵的一種犧牲，而且也常以引起國共兩黨的糾紛為慮：他主要為了尊重共產國際的領導，才接受加入國民黨這一政策。
我和蔡和森等人在西湖會議時，經過爭論後，接受了有條件、有限度的加入國民黨的政 策，視為是實現聯合戰線的一種方式。基本上，我們始終站在國共兩黨形成聯合戰線的立場上。在第三次大會時，我們雖然同意擴大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範圍，但堅持中共組織獨立， 單獨提出中共自己的政治主張，獨立領導職工運動，展開在廣大農民中的活動等等，這都意味著是與國民黨分庭抗禮的。在那段時期中，毛澤東大致上和我們少數派的看法一樣。 但是中共中央所實行的政策，是國共“混合”，而不是國共“聯合”；我們的主張被擱置 了起來，如果當時中共堅持國共聯合，相信是會得到孫中山先生首肯的。在我看來，如果實行國共聯合的話，也許可以避免國共間許多不必要的糾紛。兩黨聯合的形式，可以是平行的， 也可以讓國民黨為大股東，中共為小股東。任何一種形式均可避免兩黨黨員在黨內爭奪地位與權勢。如果發展得好的話，還可以形成正常的多黨的民主製度，這樣，也許中國的現代史就會換一種寫法了。
① 見鄧中夏著：《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第一一二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 五三年第二版。
② 例如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決議就曾指出：“……但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不應與 國民黨合並，無論如何不應在這些運動中，隱藏自己特殊的旗幟。”
③ 到會代表人數也許不隻十七人，但有表決權者，我確實記得隻有十七人。
④ 胡喬木著《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第九頁及第十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初版）和胡華 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第四十五頁，都有這類似是而非的記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