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隊
一介教書匠，酷愛自家鄉；寓居多倫多，桑梓永難忘。
張國燾敬告國人書並與中共同仁商榷抗戰建國諸問題
抗戰發生，國步艱難，有識之士，僉（qiān全都）認救亡圖存，惟有舉國一致，精誠無間，抗戰到底，始克有濟；而達到此目的之最重要條件，端賴民族意識之高度發揚，犧牲精神之百倍提高，本人於四月初自膚施（延安舊稱）到達西安時，適得讀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認為深合國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籲請全國人士共同奮鬥之至誠，亦複溢於言表，尤深感動。因即離陝來漢，冀與此間中共中央負責諸君詳為商討，期於抗戰建國事業，更作進一步之最善努力。不意商討未竟，即受中共中央開除黨籍之處分，並造作種種讕言（如加本人以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表示不信任，對中國革命表示絕望，並進行破壞抗日團結等不經之詞），當即就本人政治意見，簡略有所聲明，其要點有四：
（一）本人素具抗戰到底之堅強決心，和抗戰必勝之堅強信心，對於中國抗戰建國之光明前途，並無絲毫失望，本人更願貢獻一切，為國家民族效力。
（二）當此國家民族危急關頭，本人認定國家民族高於一切。
（三）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中國國民黨為主持抗戰建國大計之領導中心，蔣先生為全國唯一之最高領袖，此三點中共中央亦不否認；中共中央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方針，自是中共中央的進步，本人亦表讚成，但深覺如此還是不夠。因主張中共中央對於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布和抗戰建國綱領，應即為更懇切之響應，已達更進一步之精誠團結和增強抗戰建國力量之目的。
（四）本人曾本上列主張，用至誠態度，與中共中央諸君初步商討，未蒙采納，今後仍望中共諸同人，對於本人上列主張，深切考慮。
以上之簡略申明，本人自信對於當前政治需要，尚無不合之處；乃近見武漢中共負責人公表函件，對於本人主張與行動，續有詆誹，綜其所述，無非蔑棄真理，偏執己見，甚至不惜虛構事實，顛倒是非，以遂其抹殺政治商討，維護局部利益之私圖。如此，足征中共負責諸君，對於近代政黨黨員應具之自尊心，未甚重視，政治道德，亦鮮顧及，此本人深為惋惜者也。
當此抗戰建國之嚴重關頭，本人深信每一政治戰士，在國家民族之上之原則下，均有放棄過去一切成見，端正其政治趨向之必要。並應全國上下，精誠團結，努力完成複興民族之大業。據此觀點，願就本人與中共間政治上分歧之點及因此而引起之爭論，略陳梗概，邦人君子與中共諸君幸垂（俯）察焉。
關於中共政治路線之全盤檢討，因範圍過廣，此處暫勿深論；僅就目前整個民族迫切需要之抗戰建國基本觀點，加以考察，本人確切相信中共政策錯誤之發生及其過程，實非偶然，而且這一錯誤過程，直至今日，還未停止，這是本人不敢苟（gǒu）同（隨便同意）的主要所在。
中共的政治路線，向來是環繞著一個錯誤軸心而轉動。這個錯誤的軸心的構成可從下列諸點，加以簡略說明：
第一，中國原是一個經濟落後的與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散漫的農業為組成國民經濟的骨幹，純民族工業的比重，頗為低下；因此革命的任務，對內是鏟除封建殘餘，改正土地關係，完成國家的統一，對外是廢除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之經濟特權與政治特權，爭取領土主權之完整，與政治上、經濟上之完全獨立自主：這是國民革命的主要內容。關於這一點，在中山先生與越飛君的聯合宣言上說得最清楚：“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製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製度或蘇維埃製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越飛代表共產國際於1923年1月16日與孫文簽署“孫越宣言”，援助中國革命）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概括言之，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全民性的國民革命，任務是內求統一，外求獨立，而就革命動力言，城市市民與鄉村中小地主及自耕農都占極大數量，這些階層對外積極反對侵略，對內並不代表妨礙統一之封建勢力，所以除去封建的舊勢力而外，廣大國民群眾都是這一革命的積極參加者和擁護者。
中國共產黨雖亦見到這些基本問題，而並沒有深切的了解；因此，經常以急進的主觀上之幻想，代替中國社會發展之客觀條件，機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陣容，隻有循著蘇聯十月革命的唯一途徑。更錯誤的是不了解革命客觀形勢，基此而采用諸多錯誤政策，客觀上對於可能參加的廣大革命力量，竟予以過當的摧折，直至九一八民族危機之嚴重性明顯呈現時，仍是如此，而在今天，亦未曾表裏一致地改正過來。
複次，中國國民黨領導之對內統一運動，其目的原為反對封建割據，亦係形成全民對外之先決條件，應當確認其為進步的革命步驟。中共昧於此義，貿然將階級鬥爭和民族解放，勉強地予以聯係，並強調階級鬥爭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迫近成功之說，處處以階級利益抹殺民族利益。這一切與國民革命不能調和之基本觀點，在理論與事實兩方麵，均已確證其誤。
第二，以上是說明中共對於國民革命理論的錯誤見解，基於此種見解，於是對於中國國民黨之認識，亦極不正確。中共初則認三民主義為反動思想體係，而認國民黨隻是代表地主資本家的階級政黨，繼又認國民黨為法西斯主義之分派，國民政府為親日賣國政府，但就三民主義的本質言，就國民黨的組成成分而言，就國民政府及蔣先生之過去政策而言，此諸估計顯非事實。中國國民黨實繼承中國革命史上之優良傳統，它推翻滿清專製政府，創立中華民國，北伐後逐漸完成統一中國的任務，迄今尚擔負著神聖抗戰建國的重任。即以此次抗戰而論，舉國上下，一致奮起，為中國曆史上所僅見，將士犧牲者為數在五十萬人以上，尤複再接再厲。此諸明顯事實，無論何人，均不得不承認此為蔣先生領導成功之明證，國民黨革命精神發揚之實例。尤有進者，蔣先生為舉國一致所公認之最高領袖，當此國本飄搖，千鈞一發之際，挺身肩負此民族興亡之重責，忠誠謀國，中外同欽；凡我國人均不應借口某些枝節問題，吹毛求疵，別謀發展，以快私圖。所以那些認為國民黨具有兩麵性，在目前抗戰是革命的，抗戰勝利後是不革命的謬誤觀點，不僅否認由抗戰勝利而展開之革命光輝，而且對於正在進展中的抗戰建國之偉大工作，亦必然予以嚴重損害，此則可以斷言者！
第三，中共對於中國革命之錯誤判斷，對於三民主義國民黨及其領袖之固執成見，於是形成其一般策略路線的連串錯誤，中共本身組織之缺陷與退化，亦隨此錯誤路線而愈益充分暴露出來。
中共策略路線錯誤之具體表現，即為不顧革命所需要的客觀條件而爭取領導權的鬥爭。自民國十六年以來，中共更提出蘇維埃政權口號，采取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暴動政策，爭取所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十年以來，現已證明，所謂蘇維埃口號完全與民族利益背道而馳。就共產黨本身組織言它久已退出產業區域，走向偏遠地帶，失其應有之群眾基礎，它已起了質的變化，已經不是甚麽無產階級的政黨，不斷的在進行軍事陰謀與暴動，以從事持久的阻撓內求統一與外抗強敵的鬥爭。
第四，抗戰發動以後，全民族之迫切要求，為精誠團結，一致抗日，中共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形式上改編紅軍，取消蘇維埃政權，停止土地革命，表示服從中央政令，但實際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錯誤思想與派別成見，嚴格維護其小組織的利益，因而減弱現階段抗戰建國的神聖工作。自中共牢不可破的成見看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兩個以上不同政治團體的暫時聯合，此政治團體乃基於其社會基礎之不同而所代表之階級利益亦異，“國民黨是代表地主資本家的政黨，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兩者間之利害畢竟是不能調和的，這裏便隱藏著過去曆史重複的根源。吾人進來習聞的中共宣傳，有所謂“共同領導，共同負責，共同發展，共榮綱領”等說話，仍不免是一種爭取領導權之陳舊思想，毫無放大眼光以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為己任之氣魄。保存實力，保持邊區政府與某些遊擊區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圖發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戰合作不過為達到此目的之宣傳手段。據中共之意見，所謂民族統一戰線，諸凡與其意見向左之抗日分子，皆放在統一戰線之外，而一切打到；所謂合作，凡中央政府管轄之地，皆任其作誤謬宣傳，而陝北邊區則視外人租借封鎖尤嚴。如斯作法，其以為人民可欺耶？竊意中共諸君如果承認國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與目前民族危機的嚴重，統一意誌，抗戰建國之萬分必要，則應毅然決然放棄這些成見與作法，開誠布公，與國人相見，亡羊補牢，猶未為晚。
根據上麵的分析，本人站在抗戰建國的基本觀點上，願作下列提議，希望中共同仁予以善意考慮。
第一，中共同仁隻有在確認國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之原則下，真誠擁護蔣先生領導的抗戰建國運動，毫無保留地實行三民主義，務必言行合一，不再作與此相違反的宣傳和組織；基此立場，中共同人應自動破除門戶之見，泯滅界限，與國民黨黨員同在蔣先生領導之下攜手前進！
第二，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國民政權和軍隊應完全統一。第八路軍，奮勇殺敵，深為國人所讚許；但望中共同人能根本破除“抗日聯軍”之成見，使八路軍國軍化，如此一麵可增強抗戰建國力量，減少一切不必要之顧慮，一麵與彼此融化之過程中，互相交換經驗，則今後裨益抗戰實力，當非淺鮮。邊區既不可當作中共之根據地，也不應形成特殊區域，更不宜自定法律，深閉固拒，排除異己，效法軍閥割據；總之，邊區政府現已無存在之必要，應即還政中央，以昭大信於天下。在中共所領導之遊擊區域，亦應秉命中央，充分發揮其抗戰作用。
第三，一致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從事實踐中央之外交政策。
以上三點，即本人前次申明所謂“更進一步之精誠團結”的具體內容。
本人與中共曆史關係甚深，由於近廿年之經驗教訓，愈使我深刻地理解中共政策之不當，尤其是抗戰發生以來，國家民族危如累卵，更不願躬睹此錯誤政策之繼續存在。尤憶民國二十四年夏毛澤東領導之一方麵軍與本人所領導之四方麵軍在川西會合時，當時曾發生不同意見，毛澤東等估計長征是勝利，主張應北進出陝西，形成川陝甘根據地，重建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本人彼時估計長征是失敗，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前途早成過去，吾人應在川西和西康地區域或甘肅西北部之甘涼肅一帶，首先求得與中央軍之休戰，再圖舉國一致抗日方針之實現。因為兩種主張未能一致，遂致形成中共之分裂。是年十二月間由於共產國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之決定，遂使此種爭論漸次減少，終於形成一、二、四方麵軍在陝北的會合。
本人到達陝北時，恰是西安事變前十天，西安事變是由於中共“抗日反蔣”之宣傳主張而來，其實質則係軍事陰謀，本人事先並未與聞。西安事變發生後，延安方麵中共負責諸人均不免有情感衝動之主張，當時特別衝動者，另有人在，事實昭然，當可覆按。嗣（sì接續）後決定采取和平方針，本人與中共其他負責人均一致讚成。而且基於此項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方針，使本人與毛澤東等的意見接近起來，這是一貫的事實。與此可見中共公表文件，所謂本人當時堅決主張內戰方針之說，完全是別有企圖之造謠。在這一期間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本人曾在原則上表示完全讚成，但認為更須徹底執行，方能挽救民族於危亡，因而認中共彼時所執行者仍感不夠。
由於統一戰線方針，致使本人與毛澤東等的意見接近起來，又因為毛澤東等對於此一政策之執行，仍係深懷成見，貌合神離之作法，致使本人深為不滿。特別是抗戰發動後，毛澤東等所保持的獨立自主，別立門戶，不以國家民族為重之精神，引起本人與毛澤東等之間，許多爭執。故此次毅然離開延安，來到武漢，這完全是基於共赴國難之堅強信念，光明正大之舉動，中共同仁原無所用其疑慮。乃中共負責人不加深察，對於本人此次參加抗戰建國之積極行動，妄肆攻擊，橫加誣蔑，充分發揮其非政治的，偏狹自私的，陰謀煽陷的宣傳，企圖對內壓製中共黨內之自我批評，對外敵視一切擁護中央領導，努力參加抗戰建國之分子。凡此一切，均可視為中共對於團結抗戰缺乏誠意之表示。至於其劫持本人之種種非法企圖，原屬陳周秦等少數人之無理舉動，識者自有公論，不足深辯。
總之，本人自弱冠（男子二十歲代稱）以來，目擊國事淩夷（衰敗衰退），奮起救國，不計其他。獻身革命，垂（接近快要）二十年，對於中共政策之形成，未能及時糾正，自然亦負有某些連帶責任。然生平言論行動，素為國人共見共聞，此次舉動，純出愛國至誠。為愛護中國同仁，更為愛護中國革命起見，本人赤誠披瀝（披肝瀝膽）所抱之見解，深願社會人士予以明察，更願中共同仁本自我批評之精神，棄文過飾非之謬習，憬（jǐng醒悟）然自悟，糾正中共現行一般政策之錯誤，在國家民族至上之原則下，努力抗戰建國，庶（shù但願或許）中國革命大業，迅底於成，此不僅個人之幸，抑全體民族之福也。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六日
到現在為止，沒人能證明不是出於張國燾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