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79 洛川會議

 

第二十一篇 抗日戰爭

第一章 洛川會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全麵點燃的侵略戰爭在盧溝橋爆發了。

   七月十七日，蔣介石氏發表了有名的廬山談話，聲明中國局勢已到了“最後關頭”，提出了關於保全華北領土主權的四點最後立場（蔣的廬山談話全文要點見張其昀著《黨史概要》第三冊，第一一四三頁至第一一四六頁——台北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一年初版）。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一日，日軍先後攻占平津，並沿平漢津浦平綏三路，進攻保定、滄州、南口等地，八月十三日進攻上海。這些就是八年抗戰的最初幾件大事。

   當年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就日軍進攻盧溝橋事件，通電全國，主張全民族實行抗戰，不讓日軍占領寸土尺地。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事發表宣言，聲明與國民黨共赴國難，以爭取民族獨立，實現民權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為共同奮鬥的總目標；並鄭重聲明下列四點諾言：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所必需。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終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國家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職責。

   在這個宣言之後，還明文宣稱：我們準備把這些諾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實行的部分，如蘇區取消、紅軍改編等，立即實行，以便用統一團結的全國力量，抵抗外敵的侵略（中共所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全文，見胡華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第三五四頁至第三五六頁——上海商務，一九五一年第九版）。這兩個文件，象征著中共極力促進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決心。

   我們在這裏不必著重敘述抗日戰爭的實際經過，卻亟（jí急切）願對當時情況，略加分析，特別是中共抗日政策的實際形成及其演變的經過。

   當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在洛川所舉行的中央擴大會議，曾因抗日政策，引起嚴重的爭論。毛澤東、張聞天等，或明或暗的一意孤行，也使我這個反對派被逼不得不離開延安。在本篇裏所要說到的，隻是抗日戰爭開始時的一段經過，也許可以對了解中國時局的未來發展，給讀者提供一些線索。

   日本侵略中國的步驟，是太急進了，逼著中國人民不計成敗，團結一致，奮起抗日。當時許多想象不到的事，都成為可能。例如抗戰以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及國共實行和解等等，都非一般人始料所及。盧溝橋事變後，由於戰事的發展，走上統治中國的王座，更是人們所預料不到的。

   當時人們的抗日情緒達到了沸騰點，延安自然也不例外。毛澤東等利用這種興奮的情緒，大聲疾呼——在全國範圍內，抗日不分黨派，隻要抗日，便是一家人。在中共和紅軍內，毛澤東同樣號召抗日高於一切，並說明現在我們對國民黨和蔣介石都講團結，中共內部更應不分彼此，忘記過去的黨內鬥爭，一致團結為抗日而努力。這些號召，不僅激勵士氣，而且這頂抗日的大帽子，可以掩護一切。主要是使野心家，能在這頂大帽子之下，實現自私的勾當。

   有識之士，對抗日前途當時都不敢過分樂觀。他們強調，中國不得不抗日，與其不抵抗而亡國，不如起而抵抗，也許還有一線生機。他們希望中國能夠及時得到友邦的援助，不願在日本軍事壓力之下，中途與日本妥協。他們不希望親日派或對日妥協分子，乘機抬頭，並相信抗日勢力的團結能夠壓抑投降論者的言論。這些善良的希望往往集中到一點，即是抗日無論如何艱巨，最重要的是全國抗日政府的體係，能夠始終維持不墜。即使中國受盡折磨，隻要統一的抗日政府存在，將來總有翻身之一日。

   這種憂時憂國的論調，在延安也有一些高級知識分子，慎重提出過。但毛澤東等不予重視，中共的要人們，也和普通群眾一樣，高呼抗日必勝，抗戰到底，反對唯武器論，反對抗日缺乏信心等等。他們口中所喊的，與他們心中所想的並不一致，這是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的。

   當時國共關係，相當微妙。這兩個由敵而友的新夥伴，一麵高唱共赴國難，競相表演好的姿態，另一麵是同床異夢，互相猜疑。這些勇於內爭的角色，在民族大義麵前，似都缺乏應有的氣魄。

   盧溝橋事變時，毛澤東等很耽心南京不能堅持抗戰，因此在為南京政府堅持抗日打氣。當年八月初，中日戰爭正在華北大規模進行，於是毛澤東等放心了。他公開表示：“蔣介石這股禍水終於撞向日本那邊去了。”張聞天也很得意的說：“抗戰終於爆發了，蔣介石已無力危害我們。”這些話不僅反應出國共間多年的怨仇，而且暴露出對內仍重於對外的想法。

   七七事變以前，南京政府，大體上沒有幹預延安的事。抗戰爆發後，雙發接觸頻繁，大概南京政府也想知道一些延安的內情，陝西省政府委任一個延安縣長，徑來延安就職，國民黨陝西省黨部，也派人到延安，設立縣黨部。南京政府曾屢次催促，中共軍隊從速改編，開赴山西前線，並準備派聯絡參謀到延安來。這些事曾引起毛澤東等的極大反感，認為是滲透搗亂行為，不利於中共。毛澤東、張聞天等開始誇大其詞的說：“蔣介石對外雖然抗戰，但對內依然是像以往那樣反動。”因此他們斷言，國民黨抗戰不會有好結果，不是在戰爭中一敗塗地，便會中途妥協。他們開始揚言，中共所領導的軍隊，不會受到國民黨政府的平等待遇了；如果聽任國民黨將領們的指揮，那麽，紅軍可能被送到前線去充當日軍炮火的犧牲品。如果中共所領導的軍事力量被犧牲了，國民黨便會乘勢壓迫喪失了軍事本錢的中共。這些想法，就是毛澤東和張聞天等，後來在洛川會議所提出的中共抗日政策的出發點。

   七七事變後，我這個住在延安城外山上的人，仍然沒有參加中共中央的會議，也不願預聞中共中央的事，但常被邀到延安城內去參加時局的討論。我回想中共這多年來，搞蘇維埃和土地革命，現在回過頭來，國共第二次合作，反對日本侵略，奮鬥目標，仍然是民族主義，換句話說，就是不使中國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對此我曾感慨萬端，深深覺得，中共一向都為左傾空談所誤，現在如果還不老老實實做些抗日工作，很有可能成為民族的罪人。

   從這些思想出發，我曾向毛澤、張聞天等，先後表示過我對抗戰的基本看法。我們談到國民黨問題的時候，我曾說到國民黨能這樣堅決抗戰，已屬難能可貴，而且可能在對內政策上有若幹改善。談到國共關係時，我也表示，國共第一次合作，是兩黨完全混在一塊，因此吵鬧不休，現在國共兩黨的界限分得很清楚，適宜於互相競賽，可以避免彼此間的許多衝突。說到抗日前途時，我主張中共應采取積極政策，團結抗日勢力，促進國民黨政府的進步，務使日本侵略不易得逞。這些初步性質的談話，當時還未引起辯論和爭執。

   抗戰初期，到處一片熱烈氣氛，人們都為抗日熱情所鼓舞。南京西安等地的使者，上海等地的新聞記者，不斷的訪問延安。其中最重要的，是南京派來的一個軍政視察團，由十餘高級軍政官吏所組成，其使命又與國共合作大有關係。我被邀請和毛澤東、朱德、劉伯承一同招待這些使者，極盡地主之誼。我們論調一致，強調擁護蔣委員長抗日，表示共赴國難，抗戰到底的誠意。

   當時毛澤東對國共合作抗日的真意何在，還沒有完全表明。延安情況，也還有點五顏六色，譬如軍人服裝就不一致，有國民革命軍的，也有原來工農紅軍的。毛澤東就有兩頂軍人便帽，一頂是新製的國民革命軍式的，有外來客人時，他便戴上；一頂是原有的紅軍帽，有紅五角星徽，參加中共內部會議或到“抗大”講話時，他特別戴起來出台。

   當時許多人因為軍帽不一致，常避免戴帽，毛氏的舉措，特別引人注目。也許毛氏要借此表示一下他有表裏不一的兩套。

   當時毛澤東聚精會神處理紅軍的改編工作。七月下旬，南京與延安間，往返電商有關這件改編工作的實際處理辦法。南京方麵所注意的是迅速完成改編工作，以便中共軍隊能開赴前線抗日。毛澤東所注重的顯然不是迅速開赴前線，而是如何保護他唯一的本錢，使紅軍不致在改編中受到損失，更企圖運用這套本錢以備將來奪取天下。我一直沒有預聞這些事，毛氏也有意瞞著我進行，但從許多事實中可以看得出他的企圖。

   這次改編工作中，毛氏完成了他對紅軍的控製。這自然是他第一個要達到的目的。駐屯在延安附近的紅軍，主要來自第一、第二、第四三個方麵軍和陝北本地。這些軍隊係統不同，地域及語言各異，軍事幹部便不能任意安插。以人數而論，四方麵軍的人數最多，陝北本地人次之，第一和第二兩方麵軍的人數較少。毛澤東將這些軍事幹部混合運用，使其互相牽製。再又強調黨的領導，廣泛實行政治委員製度，各級政治部和軍中特工組織的職權都提得很高。

   毛澤東所企圖達到的第二個目的，是對付南京的壓力，使紅軍雖經改編，仍不致為廣大國民革命所消化，要留有自由發展的餘地。當時毛氏向南京所呈報的紅軍總人數是四萬八千多人，連延安的後方人員，亦計算在內，其實作戰部隊隻三萬多一點。南京方麵卻隻承認改編人數為兩萬多。這個爭執的著眼點，自然是部隊經費和一切補給種類的數量問題。為此毛氏曾多次電南京的周恩來和西安的林伯渠，分別向南京軍事委員會和西安的行營提出種種要求。毛澤東不厭其煩的如此做法，不僅為了增高紅軍的地位和獲得部隊所需較多的物質，而且對紅軍內部來說，可以證明他正向南京爭取平等的待遇。

   其實毛氏所願意接受的，隻是改編之名，他要保留紅軍內的一切成規。他耽心紅軍幹部會受到國民革命軍薪給製度的影響，故極力鼓吹紅軍配給製度的優良，官兵生活平等的重要。國民革命軍實際上並沒有甚麽國民黨的領導，也不重視政治工作，毛氏唯恐受到國民黨這些影響，因此特別強調紅軍原有的領導和政治工作體係，無論如何也不能改變。

   在毛澤東看來，遊擊戰術是對付日本侵略者的不二法門。但提起對日軍打遊擊，自然就聯想到要建立敵後根據地，不用說毛澤東自然很重視此點。他當時正忙著調動大批“抗大”學生（多半是從外邊來延安的知識分子），分派到紅軍各部，參加政治部的工作。其目的是使這些知識青年，將來到了抗日前線能夠開辟敵後根據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組織抗日前線地方武裝，解決軍隊物質需要，組織民眾團體，辦理“抗大”分校等等。

   當時直接對日作戰的有關工作，許許多多亟待進行，毛澤東都因忙不過來，壓後辦理。那時我曾當麵對毛氏說：我們的軍隊從前都是慣打內戰，對日作戰都很外行，我們應當使我軍的指揮員了解日軍的情況，特別是對日軍打遊擊應注意的事。毛澤東雖然表示讚成，但一直未有采取具體步驟切實進行。後來還是周恩來在洛川會議的時候，才組織訓練班，研究日文、日軍文告和日軍動態等等。

   中共軍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才有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以命令發表，但早在當年七月下旬，南京與延安間大致商擬定案了。其要點是朱德任八路軍的總指揮，彭德懷任副指揮。八路軍編為三個師，番號是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林彪任一一五師師長，賀龍任一二〇師師長，劉伯承、徐向前（徐向前在西路軍失敗後，經過極其艱險的曆程。於“七七事變前返抵延安）分任一二九師正副師長，因為國民革命軍沒有政治委員製度和名義，因此八路軍中的政治委員，就成了沒有經過任命的黑市委員了。

   八月上旬，日軍向平津以南進攻，山西已受到威脅；南京急電八路軍，催促即開山西前線，受閻錫山指揮，阻止日軍前進。周恩來也由南京來電，要求八路軍遵命迅速開往，表示抗日的積極態度。毛澤東代朱德草擬複電，老是借故推托，不是說補給尚未充實，就是說編製工作尚未完竣，要求展緩出發。

   八月十三日，日軍進攻上海，戰事正大規模的進行，八路軍出發山西前線的事，似乎不好再拖延了。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立即舉行一次擴大會議，以便在八路軍出發前，決定中共在抗日時期的全盤政策。這個議案決定後，毛氏即電周恩來、秦邦憲等趕回參加。我事先不知道這個召集擴大會議的決定，毛氏因約為麵談，正式通知我這一決定，並邀我前往參加。我當時毫不遲疑的答應了，因為我想到，無論如何對抗日總應表示積極，因此應當參加這一會議。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在延安南九十公裏的洛川縣城附近一個村莊內舉行，因稱之為洛川會議。洛川當時是陝北邊區和國民黨地區交接的地方，洛川縣縣長是國民黨陝西省政府所任命。城內交通要道上，駐有少數國民黨軍隊，洛川四周鄉村則係八路軍重兵屯集之所。這次擴大會議在這裏舉行，是便於八路軍的中共將領們參加，和舉行各種軍事幹部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約二十人，除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各部首腦外，有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朱德等重要軍政要員。

   中共中央書記張聞天首先在會議上提出抗戰爆發以後中共基本任務的報告。他說明以往中共的方針是推動國民黨抗戰，現在抗戰既已成為事實，就應從根本上考慮中共在抗戰中的任務。他認為國民黨的抗戰，隻是片麵的和軍事性的。國民黨的本質仍屬反動：它包辦南京政權，抗戰更會增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反對民主化，不敢動員民眾，反而多方抑壓，也並未放棄消滅中共的野心等。而且蔣介石隨時可以與日本妥協，調轉槍頭，對付中共。因此，國民黨不是為了真正的全民抗戰，而是為了維持反動政權的單純軍事性抗戰。

   由此，他認為中共的任務，既要與日本侵略勢力作戰，又要反對反動的南京統治。他引證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采取使沙皇政府失敗的政策為根據，認為中共在抗戰中的基本策略，應該是一箭雙雕，使日本和蔣介石和一切反動勢力相繼失敗，最後勝利歸於勞苦工農大眾和中共。張聞天似是鑒於一九二二——二七年國共合作期間，中共爭奪國民革命領導權的做法曾遭失敗，這次如果再提出爭奪抗戰領導權，未免語義含混，將來難免重蹈覆轍。他強調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敗主義策略，因此肯定必須使蔣介石失敗，使日本和蔣介石等都因戰爭而瓦解。張聞天還提出了一個決議草案，其內容和他的演說詞相同。這個草案提名為中共抗日的根本任務，失敗主義的策略為其內容的重點。

   毛澤東繼張聞天之後發言，表明支持張聞天的見解，接著對中共和八路軍應采取的是計策略，詳加闡述。他認為日本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決無幸勝之理。目前中共強調武力抵抗日本，並不是認為就此可以打勝，而是為解決國內矛盾所必需。

   現在抗戰既已爆發，就應冷靜認識，抗戰是艱巨的任務，國民黨的反動本質是不會改變的，隻有在持久戰中，中共能采取正確的策略，才能使中國人民有獲得勝利的希望。
他警告會眾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危害，將遠勝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他主張八路軍應堅持遊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麵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遊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遊擊根據地。

   毛澤東接著強調中共和八路軍應該絕對的維持獨立自主。他說明八路軍此後仍應完全遵照中共中央軍委會的指示行事，南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和各戰區司令長官對八路軍有任何命令，都應先報告延安，聽候處斷。凡是不利於八路軍的任何命令，概應用各種借口，予以推脫。

   紅軍雖改稱為八路軍，但其內部體係，一仍舊貫，不得有任何變更；尤其要嚴防國民黨滲透到紅軍裏來。中共所發展起來的抗日遊擊根據地的一切，都須根據延安的指示處理，自成體係，在國民黨區域內的中共組織，除少數人員可以露麵外，仍須保持地下組織的特性，展開對國民黨的政治批評。尤其要反對漢奸和妥協活動，以期達到爭取民眾的目的。

   我當場聽了張聞天、毛澤東的言論，覺得他們把底牌揭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遭到蹂躪，民族大義也不受重視，抗日烈火也並沒有改變這兩個自私的陰謀家的心腸。我決定不顧後果、仗義執言，首先指責張聞天的謬論。按照中共的不成文成規，每逢當權者提出政策後，反對派或被視為反對者可優先發言，以便正反兩麵意見都能供會議討論。

   我繼起發言，首先針對張聞天所說過的話，指出現在的抗日戰爭，不能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相提並論。我們這次是民族滋味戰爭，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的爭霸戰。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並沒有與沙皇建立起對外的民族統一戰線，因此主張要沙皇失敗；現在我們已與國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是不能提出使蔣介石失敗的主張的。

   我接著強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將經曆一個曆史時期，應與抗日戰爭相始終，甚至要延長到抗日勝利以後。試想蔣介石如果中途與日本妥協，對中共有百害而無一利，首先日本的壓力會完全落在中共身上。中共既然與蔣介石氏同舟共濟，就不能有別的選擇，隻有推動他們抗戰到底，影響他在內政上實施若幹改革和求得進步。根據目前的情況，蔣介石若失敗，中共也難逃失敗的厄運，因為彼此命運是聯在一起的。

   因此，我提出勝利主義的策略來與張聞天的主張相抗，並說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使日本侵略失敗，抗日的全體中國人，不分黨派，都應獲得勝利。現在大家為抗日努力，將來都應該分享勝利的果實。至於那一個能在抗日競賽中，走在前麵，要看各自努力的程度而定，並相信中共絕不會落後。

   我發言後，周恩來針對毛澤東的發言，表示不同的看法。他主張說明蔣介石既已抗戰，就決不會中途妥協。他從蔣介石個人倔強性格和當時國內外的形勢來分析，認為毛等這種顧慮並不存在。他也強調中共應從積極抗戰中，來提高它的政治地位，尤其要顧到我們過去所說過的話，過去我們一直說中共與國民黨精誠合作，共謀抗日勝利，八路軍將開到抗戰的最前線去，擔負衝鋒陷陣的責任；現在，我們不好在事實上有表裏不一的表現。

   他接著指出中共和八路軍的獨立自主，隻能就相對而言，不好公開違抗南京的命令。他提出許多方法可以實現相當的獨立自主，例如我們可以向南京公開說明，應按八路軍的遊擊專長，來分配它的作戰任務。在敵後抗日遊擊根據地中，也可以在形式上奉行國民政府的法令，而實際保留我們自己的精神。他不讚成八路軍專打避實就虛的遊擊戰，這樣會被人認為抗戰不力，他主張在有利情形下，可以與日寇進行較大規模的運動戰。即使八路軍在這種運動戰中，蒙受相當的損失，也是值得的，因為，這可以在全國人民麵前，證明我們努力抗戰。

   接著，其他到會者或多或少的表示對張聞天、毛澤東的意見，不能完全同意。有的說到我們所提倡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實行時不好變化得太快。有的說到仍應委屈求全，力爭抗戰勝利。有的說到絕對的獨立自主不易實行。有的說到八路軍將來在前線作戰，不能限於隻打遊擊戰。

   毛澤東看形勢不對，於是提議休會三天，以便各同誌能多方考慮和互相商談。這是毛澤東的一種慣用手法，遇到黨內有爭執的時候，不願讓大家麵紅耳赤的爭論下去，就用休會來作轉圜（huán圍繞）。實際卻是停止討論，仍然依照他自己的主張行事。果然在休會期間，毛張等人企圖貫徹他們的主張，頻頻與重要將領們接觸，連周恩來都極少參與。我更十分清閑，很多事都未聞。

   當時周恩來、凱豐和我住在會場所在的村莊上，毛澤東、張聞天等則分住在附近駐有八路軍的村莊上，在休會三天期內，毛澤東等忙著與軍事幹部舉行各種會議，周恩來、凱豐和我則沒有參加。周恩來從未鬥爭過我，因此我們見麵照舊談天說地，凱豐這時似也不完全同意毛澤東等的做法，常邀我下象棋談天，似乎要衝淡一下前此對我的不客氣。周恩來稍微忙一點，但也常有工夫參加下棋。此情此景，足見恩來、凱豐的遭遇也和我相似，多少被關在門外了。

   三天後再複會。毛澤東首先報告，謂現在大家的看法已大體歸於一致，他並據以擬定了一些方案提出討論。他所提出的第一個文件是《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全文見胡華主編前書第三五六頁至第三五九頁），其內容清楚的表示出中共和八路軍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與作用，並對國民政府的民主化的要求有較具體的說明。其次的一個文件是中共任務的決議。其中並沒有要使蔣介石失敗這一類的話，隻強調中共力爭全民抗戰和抗戰的勝利，反對漢奸妥協派，並防止南京的妥協顧問。此外也沒有中共絕對獨立自主的話，而是強調中共八路軍應在獨立自主的原則下行事，八路軍主要是進行遊擊戰，隻在極有利的條件下，才進行較大規模的運動戰等等。

   這兩個文件討論的結果，經過一些小修改，便一致通過了。在討論時，周恩來曾表示讚成這兩個經過協商和修正的文件。我雖事先並未參與這兩個文件的草擬工作，也表示現在這兩個文件沒有甚麽重大的語病（缺陷）了。張聞天一言不發，似特別以我批評過他，因而取消了他提出的決議草案一點，深表不滿。這次討論，也是後來毛澤東對國民黨又聯合又鬥爭的作法的開端，或者說假聯合真鬥爭還更正確些。

   接著，會議解決了許多具體問題。首先是一些人事的調動，如那些人到國民黨區域去，那些人上前線，那些人留在陝北等。繼之決議了八路軍中政治工作的綱領，建立抗日遊擊根據地的辦法等等。此外，討論的特別多的是八路軍出發前線的步驟問題。毛澤東極不願意八路軍三個師同時開往前線，他覺得這樣被國民黨集中使用到一個戰場上，無法不作陣地戰。他主張這三個師循不同的道路，先後開往前線，以便分散打遊擊。在陝北方麵還應以編組未竣為借口，留駐兩個旅，以資鞏衛，以免國民黨乘機派軍隊來駐防。這些問題也都次第順利的解決了。

   最後，毛澤東、張聞天共同提出了要我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的職務。他們先後說明這個職務原是由林伯渠同誌擔任的，並已呈報南京，但仍未獲得正式任命。現在林伯渠事實上擔任八路軍駐西安的代表，與西安行營聯絡，解決八路軍的補給問題，無法抽身回到延安來。他們還認為由我擔任這個職務，無論對內對外，都具重大的政治意義。

   遲到了幾天的秦邦憲，是勸我擔任這個職務的最積極的一個 。他在懋功時，原是首先向我鬥爭的，這時他的意向有些轉變，也許他在西安事變後，擔任周恩來的外交助手，見聞較廣了。他向我說由於以往的黨內鬥爭，外間已知道一些我們內部有過分歧的情形，現在我能出任邊區政府的主席，外間一切留言，就可不攻自破了。他認為這個職務隻有我能擔任，因為我的名字在外間易於通過。他更強調現在我們的軍隊即將出發作戰，如果我擔任這個職務，同誌們都會覺得黨內分歧已不存在了。

   我當時曾以個人能力有限為理由，極力謙辭。秦邦憲更進而說到他們都信任我，而且相信我的能力，能勝任愉快。毛澤東、張聞天等又相繼表示他們完全信任我，並保證凡邊區政府所管轄的事，無論對內對外，概由我主持，當決定全力支持我，再不讓同誌們因過去了的事批評我。他們而且說現在中共內部更要團結一致，來應付這個抗戰局麵，所以不要我再推辭。

   我不好固辭，於是提議林伯渠同誌仍是邊區政府主席，在他不能視事的期間，暫由我代理。大家同意我這個辦法。會議就在大家和好的氣氛中，宣告閉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