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78 延安百態

 

第二章  延安百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蔣介石脫險，由張學良陪同自西安飛返南京，此舉使西安的張、楊、共三角聯盟立即陷於混亂，也令陝北中共內部大為震動，幾乎無人不覺得將有大禍臨頭。乘此時機，毛澤東玩弄其“買空賣空”的手腕，拋棄一切道德思想和共產主義的原則觀念，不擇手段，甚至無所不為的企求達到他的目的。這種目的，是防止蔣介石返回南京後繼續剿共或逼降，以求中共的生存和乘機發展。這些又與毛氏奸詐地追求個人獨裁的勾當糾纏在一起。應當說毛氏的努力，獲得了相當的成就，中共終於喘過一口氣，但從此毛氏也真正建立了個人獨裁的基礎。

   隻要約略研究一下當時中國的處境，人們就能了解，西安事變的始末，及其以後的種種情況，都是不足為奇的。當時日本的侵略，及其嚴重和迫切，使一切看來不可能的事，都成為可能。這其中主要之點，是中共得到起死回生。換句話說，蘇維埃運動，是中共瀕於死亡的邊緣，抗日不僅解救了中共的厄運，還給予它自有向前發展的機會。

   這些事說來話長，恕作者不能一一論及，隻能就個人所接觸到的扼要敘述。大體說來，在西安事變以前，處於偏僻地區的中共，是被動的接受抗日的影響。譬如說，中共曾主動的聯絡張學良，但也從這種聯絡，中共才從張學良那裏了解了許多反日情況，特別是東北軍人的反日情緒。當時少數美國記者，訪問陝北，也使中共的要人們對國際友人同情中國人抗日的情況，略知一二。此外還有一些抗日消息和書刊流傳到陝北，使張聞天輩模模糊糊的了解到，陝北以外的情形是進步了。

   西安事變以後，中共的抗日運動，開始由被動轉到主動，能夠逐漸脫出偏遠的地區，滲入到抗日的實際活動中去。這些發展的重要標誌之一，便是中共遷都延安，從此延安成為有名的的赤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知道蔣介石氏已由張學良護送回南京，便立即將原駐紮在保安的中央機構，向延安遷移。這件事，中共中央早有準備。乘此西安事變剛結束之時，不動聲色的建立起立足之地。

   延安雖是一個縣城，但地居陝北的中心，城內外的房屋與窯洞，足供中共中央各機關之用。這裏對西安和各地的交通都很方便，而且有一個小型飛機場，張學良與周恩來的來往，就曾多次利用這個飛機場。當我們這些中共要人，從那不成樣子的保安遷到延安時，心胸都大為開朗。一般人都認為延安市大有可為的地方，有人說，延安是一個曆史名城，邊防重地，有的人更說，這裏可以招兵買馬，廣攬四方豪傑。

   延安為中共占有，是它在西安事變中一個重要的收獲。西安事變發動後，中共中央即應張學良的要求，將紅軍主力，移向西安附近前線，與張學良、楊虎城部隊互相銜接。結果紅軍循延安通西安的公路前進，以洛川為總司令部駐地，部隊分布在洛川以南的前線，延安便成為紅軍的主要後方。延安以南的各縣，仍歸國民黨西安省政府管轄，隻是延安似是由於張學良的默契，交由中共自有處理。

   延安自從中共中央遷入以後，就一天天熱鬧起來，主要是很多的青年男女學生，成群結隊，不斷的步行而來。也有一些抗日親共人士，搭乘少得可憐的汽車從西安來。他們都把延安作為革命聖地，他們對國民黨南京政府，有相當大的反感。他們主要指責國民黨對日不抵抗，也不容納他們有參加抗日的機會，因此他們寄希望於中共。但他們對中共的內情全然不知。

   就因為這些新客人之來，致使延安的住屋不夠分配，後來中共不得不撥出大批房屋，交與抗日軍政大學（抗日軍政大學，在保安時原為紅軍學校，遷到延安後，始正式定名為抗日軍政大學，分設有好幾個部門：（一）紅軍幹部班；（二）由國民黨區來的抗日青年訓練班；（三）專業訓練班，如汽車、通訊、工程、衛生等等。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該校紅軍幹部班的學生，大約超過八百人，由紅四方麵軍來的幹部，為八百人中的過半數）來收容他們。此後中共中央機構遷到離延安遠遠的鄉村，並新建了許多窯洞。

   我多次同這些外來者接觸，大半都是個人交談，而談話的內容，也多是有關時局的某些具體片段。我參加過文藝晚會，欣賞抗日歌曲和各種文藝表演，也曾參觀那些年輕人的體育活動等等。我覺得，他們比之“五四”時代的青年更實幹。他們的抗日熱情，使我對抗日局勢，有更生動的了解。直到現在，我還能記憶對當時抗日局勢所作推測的大致輪廓。我認為日本侵略中國，已引起美、英、蘇等國的不滿，他們同情中國，以各種方式支援中國抗日運動。國民黨南京政府，亦有可觀的進步，向著中國統一方向前進了一大步。國民黨勢將奮起抗日，因已到了非幹不可的地步。從這些年輕人的表現看，中國形形式式的派係和人物，大體可以聯合一致抗日。我對抗日抱樂觀態度，因此，對毛澤東等所給與我的種種折磨，就忍受下去了。

   此外，遷到延安的中共中央，經濟生活上的困厄也獲得相當程度的解救。紅軍駐紮在陝北邊區以南地方，可以在駐地就食，延安歸中共以後，其控製區域大為擴展，糧食也就成問題了。中共要人們，也不再像在保安一樣，不是前方軍隊供應告緊，就是後方需求短缺，他們每天都為小米和菜蔬而奔忙。中共管理經濟的人員，也轉移了他們的注意力，直向西方等城市搜購醫院衛生材料、機械用品和零件，以及紙張文具等等，當時這種經濟上的解脫，使人們都愉快輕鬆起來。

   中共的要人們，對當時這些收獲，曾加以大大的誇張和宣傳，在這種樂觀氣氛之下，中共和紅軍內部各種隱憂，都給掩蓋起來了。而且中共的要人們，都相約不要將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以來的種種挫敗與損失、紅軍裏麵紀律頹廢和中共內部的爭執、以及對國共合作抗日未可樂觀等等，向那些熱忱抗日的青年宣泄，以免影響他們對中共的向心力。

   除以上所說這些欣欣向榮的表麵現狀之外，中共中央內部許多事卻在暗中進行和演變。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似因一、四兩方麵軍間的爭執和對立已不存在，因此沒有人用中央政治局的名義，也沒有再舉行過會議。處理西安事變時，各巨頭多采取協商的形式，反複討論，頗費時間，使首當其衝的毛澤東頗感不耐。雖然我曾表示惟毛的馬首是瞻，但他仍然感到不滿足，非集大權於一身不可。因此在這緊急關頭，一方麵許多事急需處理，另一方麵中共中央的組織又相當零亂，毛澤東便趁此時機，多方麵混水摸魚，已達其個人獨裁的野心。

   毛澤東先把軍權集中於一身。當時紅軍主力，由彭德懷以前線總指揮的名義，率領著赴西安前線，毛利用這個時機，把中央軍權包攬過來，一切由他直接發電指揮，因而剝奪了總司令部的指揮權力。這些事，當時都偷偷摸摸進行。總括一句，是不再讓任總司令的朱德和任政員的張國燾，獲知紅軍主力的行動情況。其次，他利用寶安縣房屋不夠和有些幹部需要調往“抗大”學習的機會，逐漸把總司令屬下的機構、參謀總部和總政治部等人員，並入毛所直接指揮的軍事委員會。取消總司令部機構的事，是利用由保安搬遷到延安的時機來完成的。到了延安，朱德和我都變成了空頭司令。朱德曾向我表示，老毛一向如此，就讓他去幹吧。

   當時毛澤東最注意的是控製通訊機構，已達到封鎖消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與莫斯科來往的密電；（二）中共與西安方麵的聯絡，諸如與國民黨南京政府人員，張學良、楊虎城等部以及其他派係和人員的通信等；（三）軍委會與紅軍各地部隊的聯係，凡一切命令指示、人員調動和軍事情報等等，概由毛澤東一個人包辦。這件事的完成，可以說毛澤東處心積慮已久，西安事變還未結束的時候，他表現得更加急進，遷往延安的事，又幫助他在技術上掌握這些控製，毛澤東利用這些控製，電令軍隊中的幹部，參加“抗大”學習，並大事宣揚，果然大批幹部要求學習，毛便乘機派進一些親信和監視者。毛的這種做法，不僅僅是對付我和第四方麵軍，而且同樣對付第二方麵軍賀龍、任弼時、蕭克以及正在二方麵軍中工作的劉伯承，他們都或多或少的變為空頭司令。

   中共中央遷到延安時，毛澤東已完全控製了外交權和軍事指揮權，正在向各軍中伸展其個人的權力。他又利用這種控製力，來指揮中共黨務的進行，對張聞天等黨棍，表現得頗為頤指氣使。毛曾多次笑著向中共要人麽說：讓他自己來應付各方麵，其他同誌，大可多注意積極方麵的工作，諸如爭取和影響新來的青年人，注意黨務和民眾工作的發展，以及邊區地方政治的改進等等。這就是毛澤東實施獨裁開始時所放出來的保護色。

   當時中共要人們，大多分散到各處工作去了。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林伯渠等，率領了大批幹部到西安，接著又伸展到南京上海等地，有的與國民黨辦外交，有的作說客，有的乘機發展工作。彭德懷、劉伯承、任弼時、賀龍等，都赴前線工作去了。張聞天、凱豐為黨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奔忙，林育英在那裏內內外外，忙著布置職工運動。林彪等聚精會神辦理抗日軍政大學，不久擔任法官的董必武也參加了抗大教育工作。一身輕鬆的朱德，忙著與那些新來的人接觸，有時與一般青年人一起打球，一起唱歌。我自己正為西路軍的失敗而憂傷，設法圖謀補救，而當時我是被人孤立的對象。在這種形勢之下，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兼管外交，坐鎮中樞的毛澤東，因得毫無顧忌而大權獨攬。

   當時毛澤東最感頭痛的是蔣介石返回南京後，可能對陝北發動報複行動。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蔣介石由張學良護送返回南京，周恩來的急電，當晚到達保安，毛澤東顯得特別焦急。他似斷定蔣介石的報複必然會來，而且會很迅速和殘酷。他曾斷斷續續的表示，糟了！張學良也跟著到南京去，目的無非是想減輕自己對蔣的罪過，難道他不會把罪過都推向中共頭上？我們不是曾經推動張學良反蔣抗日，說甚麽可得蘇聯援助，擁護張學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麵麽？這些難道張學良不會自動或者被逼的和盤托出？再者，西安沒有張學良，東北軍將解體。張、楊、共三角聯盟也已不複存在。蔣介石很快的就可以收拾張、楊在西安的勢力。蔣介石的拳頭，難道不會打到中共頭上、再來一次從四麵八方圍剿我們麽？

   毛氏也曾故作鎮靜的說：大不了的事，也無非是打遊擊。接著又斷斷續續的自言自語，表露他的心情說：現在與過去，究竟大不相同，從前是硬打著蘇維埃旗幟造反，現在是聯蔣抗日和擁蔣抗日，總不能像張學良那樣，再做些兵諫的文章。可在我們將要做的文章，應當有那些內容呢？如何鼓勵士氣呢？

   當時在場的要人們都主張，先查明實況，再定大計。毛氏在這種言詞鼓勵之下，就接連不斷要發電報與周恩來，詳細追問，周密指示，其內容要點，就是要找著蔣介石在西安的親信，疏通一番，著重說明，中共事先並未參與西安事變的密謀，事後也是以調人身份，實現和平解決，使蔣氏可以安然返回南京。更重要的是指示周恩來與張、楊兩方斷絕明顯的來往，要處處表示不和張、楊共同負責。而且要周恩來設法銷毀一切同張、楊來往的證件，可能的話，也請張、楊方麵毀滅這些證據。

   當時毛澤東與周恩來，一個在內策劃，一個在外周旋，二人配合得很好。毛氏曾向周盡情吐露他心中所想到的和企圖做到的，周恩來則根據外麵的實況，分別予以實施。周體會到毛的緊張心情，當時曾回電說：蔣自命英雄，他曾答應過的事，大致不會全部反悔。這個電報，對於當時的毛澤東說來，無異是一顆定心丸。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毛澤東抵達延安以後，對於國共和解，仍然疑忌甚多，缺乏信心。“買空賣空”的毛氏，為了實現他的目的，是無所不為的，也善於表演兩麵三刀的手法。他正在設法從各方麵打擊我，可是見麵時，依然是像從前一樣，笑逐顏開。當時我們雖會麵多次，他已不讓我知道機密事項，所談多是泛論國共和解的事。至今我還記得當時談話的要點。

   毛氏從不提起張學良這個人夠朋友。張雖在南京受審判，也從未將反蔣的責任，推到中共身上，反為中共開脫，力證中共並未參加西安事變的預謀，並自始即主張釋放蔣介石氏。可是毛氏對張學良卻隻有責備，不是譏笑他無知衝動，就是說他虎頭蛇尾。這種種表現都不免是對張落井下石。

   原來斯大林對西安事變所發出的那個有名的和平解決指示，和以後為此事發來的電令，都是暗示毛澤東要拋棄張學良，指責張學良為親日派所利用，並要毛盡一切的力量與蔣介石和解。毫無疑問，毛氏當時無論願意與否，隻有遵命行事。但毛氏卻不願說西安事變是親日派的陰謀；毛氏大概想到，如果這樣說，連他自己也難免有親日派的嫌疑。而且蔣介石將輕而易舉，將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改為攘外必先除奸，將中共當作日本奸細來討伐。

   當時，毛澤東指責張學良的話，最重要的是破壞國家綱紀。他描述十二月十二日清晨，指揮軍隊襲擊華清池，使蔣先生受傷和死傷多人，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事，如果他自己實現知道的話，一定要加以阻攔。毛氏說這些話的意思，一麵是向蔣討好，另一麵則是表示支持南京政府對張學良的處罰。這些得意忘形的說話，究竟掩蓋不了出賣盟友的痕跡。

   有一次，毛澤東同我聊天，他大發綱紀對任何政府和黨派都是重要的議論，又進而以譏笑的口吻說：國民黨內有個張學良，有個楊虎城破壞綱紀，人稱之為張楊，共產黨內也有個張楊，張楊就是張國燾同誌，楊就是你的太太楊子烈同誌，也有點破壞綱紀。我聽了毛氏這種損人利己的鬼話，也就回敬他兩句說話：你這樣出力維護國家綱紀，“可敬！可敬！”尤其是這些“高論”出自井岡山“英雄”之口，更加難得，“佩服！佩服！”我這些諷刺他不配談綱紀的話，曾使他表情尷尬，從此他的這種“高論”，似乎在人前收斂了些。

   當時毛澤東為了清洗與張學良、楊虎城過去的關係，實已無所不用其極。張學良的部下王以哲將軍，政治立場較為親共，曾屢電延安聯絡，其用意是想繼承張學良與中共維持聯盟的關係，但都被毛澤東托詞拒絕了。周恩來在西安也采取同一步驟，再不和東北軍人來往，隻秘密輸送幾個不能在西安立足的東北軍少壯軍人，到延安避難。至於中共與楊虎城的關係，斷絕的還要早些。就在蔣介石離開西安的時候，周恩來即與楊虎城談妥，不再公開來往，以免引起蔣介石的疑忌。

   當時與蔣介石和解是中共唯一的出路，關係中共的生死存亡，毛氏自然不敢怠慢。他收藏起他一向仇恨蔣介石氏的心情，采取偽善底麵孔來應付一切。他試圖抹去曾與張學良、楊虎城同謀反蔣抗日的種種痕跡，也絕不泄漏西安事變應和平解決，是出自斯大林指示的這個秘密。他一口咬定，中共中央是按照政策行事的；進而說明中共政策，既然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聯蔣抗日，乃至擁蔣抗日，自然不曾參預西安事變的密謀，自然堅持和平解決。他並且製造輿論，說甚麽堅持政策是不容易的，內外都曾發生重大阻力，對外須冒險說服張楊，內則有張國燾等反對和平解決。毛氏這樣做，一麵是企圖免禍，一麵則隱藏著一些損人利己，落井下石，借刀殺人等等黑暗機關。但是我對這種現狀感慨萬分，認為一個“好漢”到了窮途末路，是會原形畢露的。

   一九三七年正月中旬，蔣介石的意向，經由其與中共接洽的代表人張衝之口（張衝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懂俄文，為蔣介石與蘇俄和中共間拉線者），告知周恩來。大意是中共及其軍隊如能誠意服從國民政府，將可獲得改過自新的機會。毛氏知道了這一消息，才比較安靜一些，一麵電令周恩來繼續與張衝商談，一麵將其注意力轉移到黨內鬥爭。國共之間，從此才有穩定性的停火，並且實際進行和解的談判。
西路軍的失敗，對中共以後的發展，和當時的西北局勢，都有相當影響，尤其使我這個四方麵軍的領導者大受打擊。中共黨內鬥爭的矛頭，因而就指向我，打得我無法抬頭，同時也暴露了毛澤東氏的鬥爭，有其極為野蠻的成份。

   西路軍在古浪遭敵騎襲擊，損失慘重，向西掙紮前進之時，其第五軍團在酒泉為敵軍所消滅，軍長董振堂陣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為敵所控製。再加戰況逆轉，彈藥消耗到了不能與敵正式對壘的程度。在西安事變結束時，西路軍在天寒缺糧和敵軍壓力之下，不得不南移祁連山脈，化整為零，從事遊擊活動。後來西路軍隻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還有一些小股，每股數人和十數人不等，向東渡過黃河，逃到陝北歸隊。如果說一方麵軍在二萬五千裏長征時隻剩一副骨架子，那麽西路軍連背脊骨也被敵人打斷了。

   當時我引咎自責，聲言我應負擔西路軍失敗的全部責任。我不願諉過於人，從未指責過別人，隻說一切錯誤都直接間接與我有關。我曾要求舉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級幹部會議，來檢討西路軍事件，但毛澤東等不予理會。因此，中共中央並沒有對這一事件，作出結論，一切批評都不免任意為之。

   毛澤東自然不會放鬆攻擊我的機會，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隨者，便漫無拘束的亂說一通。總括起來，當時這些批評的言辭大約有三個要點：（一）西進軍事計劃根本就是逃跑主義，至少是帶有逃跑主義色彩；（二）張國燾對四方麵軍的領導完全破產，總之是一無是處；（三）西路軍的失敗很為丟臉，蔣氏將更看不起紅軍，在西安事變的今天，將誘發蔣氏的報複和進攻，遺害全黨全軍。

   一般同情和支持我的同誌們，主要是第四方麵軍的幹部，則認為西路軍的失敗，是陳昌浩同誌的指揮錯誤，如果張國燾同誌也過了黃河，親自策劃指揮，則不會失敗，反會勝利。他們對批評者答辯：（一）西進計劃為莫斯科批準，如何能說是逃跑主義；（二）四方麵軍是中共的基幹勁旅，如何能加以毀謗；（三）誘發蔣氏圍剿之說是有意嫁禍於人，轉移目標，將對外轉到對內。甚至有些同誌指責毛澤東壟斷軍委會的一切，不供給西路軍所渴望的情報，實在應援不力。還有少數人指責毛氏陰險，幸災樂禍，對四方麵軍毫無手足之情。這些指責，在當時雖不敢說有充分證據，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朱德當時的立場頗偏袒毛澤東，但對西路軍的失敗，持論還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說西路軍的失敗根源於西進計劃根本不對，應當認定四方麵軍總指揮犯了戰術上的錯誤。四方麵軍隻半數渡過了黃河（第四和三十一軍則被隔斷在黃河這一邊）自然減低了西路軍的戰鬥力，但不能說因為隻半數渡河就注定了會失敗，第九和第三十兩軍，加上董振堂的第五軍團對付馬步芳部，應當遊刃有餘。他批評陳昌浩勇猛有餘，穩當不足，徐向前雖較穩當，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員的意見。他慨歎像紅軍這樣一支破破爛爛的隊伍，隻要指揮者稍有失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幾枚子彈，都易招致災禍。他相信如果張國燾同誌過了河，決不會有古浪的慘敗。因此，朱德肯定的說：西路軍驟然沒有老練指導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當，不能集中兵力打擊敵人，而且對騎兵作戰技術不夠熟練，這些才是失敗的主因。

   西路軍失敗的原因雖然沒有定論，但毛澤東、張聞天等都利用這一失敗事件，發動反張國燾的鬥爭。反張國燾的鬥爭早就在暗中進行，等到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國共可以和解的消息傳來之後，便大規模展開了。毛澤東、張聞天等認為當時既無內戰的危險，正是整肅內部的好時機。展開鬥爭的目的，據說是恢複遵義會議以後原有中央的威信，行使完全職權，並將張國燾逐出中央，然而其實質就是建立毛澤東的獨裁。

   毛澤東、張聞天等的第一個步驟，便是調走持論公允的林育英。西安事變時，林育英顯然已受到毛澤東等的排斥。約在一九三七年的一月中旬，張聞天便提議派林育英到國民黨區域從事職工運動。我當時曾表示反對，認為他是調解黨內糾紛的當事人，應暫留延安。張聞天曾說，林育英有些神經病，他過去所說的話不能算數。我當時曾質問張聞天，難道當時在陝北各中央委員，聯名發給我的電報，主張兩個中央暫時停止職權，有林育英任雙方聯絡人，也不能算數嗎？張聞天聽了，苦笑著說：老毛說不算數，我也沒有辦法。

   我當時即與張聞天懇談，曾指出下列各要點：（一）現在黨內糾紛很容易解決，隻須由林育英這位中央聯絡人，召集一次中央委員會議，一切都可以有妥善的交代；（二）中共中央改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之後，過去因蘇維埃政策所有過的爭執，已告消失，而且經過西安事變，新政策執行已有相當成績，我將在會議上，表示撤銷我原有的反對意見，並正式提議，由遵義會議所選定的中央政治局，恢複全部職權；（三）我對西路軍失敗，負有嚴重責任，將正式自請處分。

   我又笑著對張聞天說：“張國燾已經被打倒了，用不著在這緊急關頭，大張旗鼓鬥爭一番，如果否認過去所說過的話，不明不白的將林育英同誌調走，這未免太失信於黨和同誌們了。”張聞天當時一言不發，後來也沒有再提起這件事。接著反對張國燾的鬥爭就轟轟烈烈的展開了。這是舍棄正當的道路不走，向失意者發揮一下鬥爭的殘忍性。從此林育英便由張聞天以中共中央書記的名義派走了，此後，我再也不知道林育英生死存亡的下落。

   反對我的鬥爭，號稱自下而上發動起來的，其實拆穿了，都是見不得天日的把戲。首先由任中共宣傳部部長的凱豐，召集一些秘密會議，每次參加會議的人，十人或八人不等，都是經過事先選擇，必須不是親張國燾的人，而且希望參加者都能成為鬥爭張國燾的積極分子。身材矮小的凱豐，是著名的米夫黨徒，無論做事或寫作，都顯得極為低能，卻自詡為黨內鬥爭專家。確實，他背誦幾句教條，撲擊他所要鬥爭的目標時，往往失去理智。在這種鬥爭張國燾的秘密小組會上，他往往高聲狂叫，從頭至尾數說張國燾的罪惡，常被同誌要求他提出一些事實證據出來。也有參加過這些會議的同誌，講經過約略告訴我，甚至直率表示，不直凱豐之所為。

   抗日軍政大學被選定為鬥爭張國燾的中心，事先經過縝密的布置，將其他各班與紅軍幹部班分別隔離，以免紅軍內部情況，為外來的人所知。學校中的武器，悉數被收藏起來，以免在鬥爭中，發生動武事件。紅軍幹部班的各個單位，都事先布置了鬥爭張國燾的積極分子。張聞天、凱豐，這兩個鬥爭專家，為這次鬥爭的指導者，抗日軍政大學的副校長羅瑞卿，政治部主任莫文驊，則是實際指揮人。毛澤東並沒有親自出馬參加鬥爭大會，但他是幕後的舵手。林彪也擺出他那校長的姿態，表現置身事外的樣子，不公開卷入鬥爭漩渦。其他中共要人們，則采取隔岸觀火的態度。

   鬥爭開始的時候，有些紅四方麵軍的高級幹部，來到我的住處，其中有人就說，這種鬥爭根本不對，也有的說，四方麵軍的幹部也有錯處，強調學習的重要。我則告以這樣的鬥爭，實在不必重視。共產黨人的黨內鬥爭，應係本於原則的政治鬥爭，絕不可以毫無原則地作人身攻擊和侮辱毀謗的勾當，現在他們搞的鬥爭，內容並不純正。潔身自好的同誌們，切不可效尤。

   我也向來訪問我的同誌們說，現在共產黨人的黨內鬥爭，往往超越軌道，雖有充足的理由，也不宜獲得人們的諒解。譬如我本人現在處境極不利，其基本原因，是黨內鬥爭並不是以真理為依據，而是隨鬥爭形勢和力量對比而轉移。在毛兒蓋的時候，我有充分理由批評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線。可是現在形勢不同，毛澤東等首先接通了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在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上，又與張學良、楊虎城聯盟，經過西安事變，可望與國民黨和解。這些成就，改變了我反對毛澤東的意向。何況，西路軍有遭受如此慘痛的失敗，我正引咎自責，無意於他人辯論是非。因此我希望一般同誌，專心學習，檢討過去工作的錯誤，再不可有反中央的表示。

   也許就因為我這些勸告，原一方麵軍中少數支持過我的幹部，如李卓如、何長工等，以及四方麵軍絕大多數幹部，都采取了忍讓的態度。即是表示擁護中共中央，誠意檢討過去工作中犯過的錯誤，不再說批評中共中央的話。但是鬥爭的進行，實在太離譜了，不僅這些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和侮辱，而且發生了不應有的事故，這些事情，下文我還要略略說到。

   那些鬥爭專家們，一開始就煞費苦心的搜集關於張國燾“罪證”的資料，他們積極的廣泛進行，但結果當然不免失望。張聞天、凱豐等向他們的助手示意，最好能夠找到張國燾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反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罪證”。當時曾有人質問他們，這些是屬於中共中央內部的事，可否請張聞天等指示一點經過。這一問可窘住了張聞天，他隻得說，他所要知道的是在這兩個問題上，張國燾私下向同誌們說過些甚麽話？最好能找到他親筆寫的片紙隻字。這種先作結論，再找證據的做法，實在是很不合理的。
他們忙亂了一陣，所找到的所謂證據，多是有利於我，而不利於他們自己。當中還發生了一些小小的笑話。譬如有一位同誌報告說：張某人在西康的時候，接到由陝北用電報發出的“中共告國民黨人書”，張某曾當著部分同誌麵前，譏笑這篇文章是套用韓愈祭鱷魚文（韓愈文勸鱷魚搬遷，實則鞭笞當時禍國殃民的藩鎮大帥、貪官汙吏，是一篇氣雄勢深的散文）的老調，足證張某人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篇文章是毛澤東自己寫的，毛當場承認確是套用韓愈，張某人說的話並不錯，懷疑的人倒是不夠水平了。

   在這件事搞得一塌糊塗的時候，據說還是毛澤東自己出來收的場。毛澤東曾對他們說，他自己不隻一次向共產國際報告，說張國燾和陝北中央委員一樣，完全讚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現在如何能夠找些零星材料便把前言翻案呢？毛氏又對他們指出，反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這個問題更不就不能拿出來討論，不能公開去說的。於是毛便譏笑那些鬥爭專家，不要自討苦吃，還是在別的問題上去找鬥爭的“罪證”吧。

   張國燾是右傾機會主義，對四方麵軍的領導破產，反黨反中央等等，在鬥爭專家們看來，這些罪名已成定案，而且西路軍的失敗，他們更認為是證據確鑿的證明。於是他們進一步有企圖在四方麵軍的許多幹部中，多找些張國燾領導破產的“罪證”，但他們這些努力，不僅徒勞無功，反引起複雜的爭辯。這些爭辯顯然不利於毛澤東、張聞天等所把持的中共中央。因此他們就來個武斷的辦法，肯定張國燾的“罪過”是分裂中共中央，羅織了所謂反黨反中央的極端“罪狀”。這些“罪狀”據稱是源出張國燾的“土匪主義”和“軍閥主義”。因為“土匪主義”才會猛烈反對中央；因為“軍閥主義”才會企圖篡竊中央。他們以為用這個簡單的邏輯就可以掩蓋一切。

   張國燾“罪名”要點，既已確定，因此鬥爭的重點，就轉為爭取四方麵軍幹部的支持。鬥爭專家們大聲疾呼，四方麵軍的幹部回到中共中央領導之下，檢討過去的錯誤，再不要受張某人的影響，堅持錯誤下去了。但這個號召並未發生良好效果，因為有很多幹部，主張要檢討錯誤，應當是全麵檢討，而不應該片麵檢討。說穿了，就是要檢討毛澤東等所領導的中央是否也有錯誤。

   這樣一來，鬥爭就轉入到最野蠻的階段。羅瑞卿、莫文驊等率領著一群鬥爭打手，分組或者個別實行向四方麵軍幹部展開鬥爭。他們盛氣淩人的審問被鬥爭的人，問些毫無道理的問題：諸如“你亂殺過人嗎？”“私自打過土豪嗎？”“強奸過婦女嗎？”“說過甚麽反中央的話或做過甚麽反中央的事嗎？”等等。

   這樣的鬥爭方式，可說極具侮辱性，與當時國民黨審訊“共匪”毫無差別；曾引起四方麵軍幹部極大反感。被鬥爭者理直氣壯的聲稱，他們是不可冒犯的紅軍戰士，決不願答複這一類問題；有些聲言自己身經百戰，受過多次戰傷，早已將生命貢獻於中共，決不承認是“土匪”，也不能受侮辱。這些嚴重的抗議，並沒有令毛澤東及其爪牙們有所覺悟。終於引起了“抗大”內部大多數學生們的鼓噪。許世友、王建安等十幾位原四方麵軍的高級幹部，領導著四五百位學生，企圖立即行動起來，脫離抗日軍政大學。他們的作法，雖未公開言明，但顯然是與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相對抗。
這件事使延安大為震動。為了平息這次風潮，朱德、林彪邀我去“抗大”講話。在抗日軍政大學的操場上，我向全體學生嚴肅的發表演說，指出所有“抗大”的學生，中共黨員，都不可有違反紀律的行動，但是黨內鬥爭也應當在正軌上進行。每個同誌，不管來自那一軍，都應檢討過去有過的錯誤，也有權利義正詞嚴的拒絕那些不應有的指責。如果問題不能在“抗大”解決，也不可違反紀律，每個同誌都有權將問題向上級黨部和中共中央提出，甚至向共產國際控訴。

   我這次演說，實際平息了“抗大”學生的反抗行動，但把我當作罪犯和人質的毛澤東看來，我的言詞仍然是富有反抗性的，因而更加采取高壓政策。毛澤東並不遵守諾言、立即釋放當時已被捕的許世友、王建安等十幾位高級幹部，反又逮捕了更多的人。被捕者總數達到四十人以上，概交由最高法院院長董必武審訊處理。

   原任四方麵軍第九軍軍長、當時任紅軍學校副校長的何畏也被捕了。何畏自始即站在反抗這種鬥爭的立場，為四方麵軍的領導辯護。何畏出身工人階級，在紅軍中戰功顯赫，負傷十一次之多，毛澤東等也輕易奈何他不得。他並未參加這次抗大學生的反抗風潮，但為了許世友、王建安等人的被捕，表示抗議。他憤慨申言，中共中央和“抗大”都變質了，變成了類似北洋軍閥的統治。他要向共產國際控訴，否則他就要脫離共產黨，因此何畏被秘密逮捕。之後，張聞天曾向我解釋，何畏身體殘廢，且有戰功，本應曲予優容（即便有錯，也可寬容），但他心情惡劣，可能自殺，故暫行看管，並不交法院審訊。我因不願加深黨內危機，對張聞天隻有怒目而視，忍耐著一言不發。

   緊接著又發生了一次周恩來遇險的事件。大約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左右，周恩來坐著一輛卡車，由延安前往西安再轉南京去辦外交。當這輛卡車走出延安約三十裏路的地方，即遇到土匪的襲擊，周恩來和十幾個護衛他的武裝衛士，受了一場虛驚，結果折返延安。這件事被那些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疑忌多端的梟雄猜測，認為係一嚴重的政治陰謀。他根據護衛周恩來的衛士、和駐守出事地點及其附近的部隊都屬於原四方麵軍這一事實，推斷周恩來的遇險，可能出自我的指使。

   當天晚上，延安宣布戒嚴，形勢十分緊張，我的住所被重兵監視著。午夜，我從夢中驚醒，發現護衛我的一班衛士，都沿著我的住所圍牆裏麵布防，我急向衛士班長詢問原委，據他告訴我，他們看見牆外周圍，都由政治保衛局的保衛連包圍住，他們持槍對著我的這所住房。而別的地方，好像沒有軍隊行動，因此，班長判定這是對我的謀害。所以，他暗令全班衛士在圍牆內站崗，以防萬一。他曾命令全班，誓死保衛張主席，任何人若靠近主席的住房，即可開槍，並準備通知駐在附近的警衛營（原屬四方麵軍的）前來救助。
我因問班長為何下達這樣的命令和如此緊張？聽說：他們對於“抗大”的鬥爭，早已非常憤慨，而且警覺到有人蓄意謀害張主席，自願不顧生命危險，也不事先請示，自己負擔全部責任，因此下了這個命令。我沿著住房的圍牆內，觀察了一遍，月夜中，看見那個保衛連，離我的住房，約有四五十米的距離散開，似是持槍休息待命。我當即告訴那位班長，看來這連人不會有甚麽異動，你們應立即撤防，無論發生甚麽事情，都須依據我的命令行事。相持到次晨兩點多鍾，保衛連終於撤走了。

   第二天早上九時左右，張聞天來訪我，說了一些不相幹的話，但也掩飾不住他那滿臉尷尬的表情。我和他照常周旋，決不提起昨晚發生的事。於是，他的表情似乎稍微平靜些，徑向我說：“昨晚周恩來同誌的遇險，現在已證明是土匪的搔擾，他還說明附近原四方麵軍的駐軍極為得力，窮追那些土匪，結果活捉到幾個，土匪的口供，都承認是普通的攔路打劫，並不知道是周恩來路過。我聽了，滿不在乎，仍是談笑自若，滿天陰霾，就此輕鬆的消散了。”

   這類事連續發生，使我痛心已極。我決心搬出延安城，再也不願問黨內的事。我在延安近郊，遊山玩水，並尋覓適當的住所。結果，在延安北麵的山上，找著了一所破廟，其中有一個石頭的窯洞，可供居住。我督率我的衛士們去修理，不僅使窯洞煥然一新，而且在廟的左側，還開辟了一個小廣場，不到兩周，我就遷到新居去了。

   我覺得中共正在沿著斯大林的軌道前進，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斯大林曾殺害大批的革命元勳，現在中共也正在逼害四方麵軍的有功將領。斯大林曾利用基洛夫被刺身死的事件，誣陷他的反對者，現在中共也利用周恩來遇險的事件，企圖誣陷我，如果不是那些土匪被四方麵軍活捉了，可能形成冤獄。我以往對這種不顧信義的黨內鬥爭所表示的抗議，都已證明無效，現在就是再說話，也是無濟於事。共產主義的蹤跡已遝（tà紛雜混亂），剩下的隻是權術與鬥爭，這種權術與鬥爭，並已被視為維持毛澤東權力的的天經地義，對紅四方麵軍和我，所加的甚麽“軍閥土匪等類的罪名”都是可笑的汙蔑。

   毛澤東雖蠻不講理，但計謀也不完全得售（施展），因而轉過笑臉迎人的姿態。在周恩來遇險事件後，毛澤東輕鬆的向我表示，被批評為軍閥、土匪，實在無關緊要。他說他參加中共以來，曾三次被開除中央，受過八次嚴重警告，幸好還沒有鬧到反中央的地步，他進而表示，說到土匪軍閥習氣，連他自己都有一點。他在一九二七——二八年采行燒殺政策的時候，曾下令過殺死地主全家的命令，其中還有幾歲的小孩哩，這些往事，現在想起來，很感難過，但這不正是軍閥土匪習氣的表現麽？

   毛澤東這些話，顯然是希望我承認所加於我的“土匪軍閥習氣”的批評。我當時對他的偽善，很感氣憤，向他表示：你是遊擊先進，經曆過燒殺政策的時代，一九三一年，四中全會後，我到鄂豫皖區去擔任領導的時候，燒殺政策早已過去了，我根本沒有直接下令殺過人；反對中央雖然有過，這不能與“軍閥土匪習氣”相提並論。而且國民黨正在罵我們是軍閥土匪，我們如果竟糊裏糊塗的自己承認起來，豈不是“不打自招”嗎？

   林伯渠當時采持平態度，有一次他邀我共進晚餐，向我表示，中共領袖們各有長處，也各有缺點，過去所發生的事，也各有是非。現在大家應顧全大局，個人隻好委屈一點。他並聲明這些話不隻是對我個人如此說，對毛澤東同誌也這樣說。主要用意是要大家體念時艱，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糾紛。他這些話對我當時抱定委屈求全的主意不無影響。
   負責審理四方麵軍被捕幹部的董必武，更在事實上緩和了這個鬥爭。他和那些被捕者一個個親自談話，結果證明何畏、許世友、王建安等反對者，並沒有組織性的行動，他們的背後也沒有人指使和操縱，隻是對於抗日軍政大學的鬥爭方式表示不滿，因此憤而反抗。董乃將多數同誌釋放，少數人判處短期禁閉。最高的處罰沒有超過三個月禁閉。被判禁閉的人，都是提前釋放，所有被釋放者，仍回到軍政大學繼續學習。

   抗日軍政大學的鬥爭，發泄仇恨心理仍在持續，但因掀起過大風波，於是在鬥爭方式上，不得不較為緩和，把重點轉移到原四方麵軍的幹部，要他們承認過去反中央的錯誤。這樣，原四方麵軍的少數幹部如傅鍾、王維周等，就轉而批評四方麵軍領導者某些過失，其他多數人則表示願意在整個中央領導下，積極學習。這樣，抗日軍政大學內的反抗氣氛才逐漸消失下去。

   毛澤東張聞天等於是召集反張國燾的鬥爭會議，這個會議當時雖是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的名義召開，但實際上多數重要人物，如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任弼時等，以及董必武、林伯渠、林彪、羅瑞卿、莫文驊等主要當事人都沒有參加，參加會議的二十多人，多是抗日軍政大學的學生。

   會議開始，首先由凱豐作反張國燾的報告，他說了些中共中央政治路線一向正確和批評我反中央的不對之後，就解答抗日軍政大學學生們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他說到抗日軍政大學內有些學生，指責中央歧視四方麵軍的幹部，不把他們黨同誌看待，簡直比對俘虜還不如，鬥爭的手段又是違反共產主義的道德。對這一類問題的解答，凱豐竟引證斯大林說過的話，來證明反對黨內左傾和右傾的錯誤，要采取殘酷無情的鬥爭手段。這段話簡直是文不對題，對於對待同誌不如俘虜的指責他無詞以自解。

   凱豐又進而解答有些學生所提出的，不應抹殺四方麵軍的英勇奮鬥、和張國燾的領導在鄂豫皖蘇區和川北蘇區所有過的成就等類問題。他表示四方麵軍對於中共和蘇維埃運動確有過極大貢獻，但這並不能減輕張國燾的“罪過”。四方麵軍能有這些成績，是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領導的正確；尤其是已去世的沈澤民，能夠堅持布爾什維克的方針；而張國燾卻是一貫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沈澤民在莫斯科受過純正的列寧主義的熏陶和布爾什維克的鍛煉，無異能把握正確方針。張國燾雖做過不少的事，但其底子則是機會主義，不能不帶有土匪和軍閥習氣，得著機會，就要大反中央……。

   凱豐這位鬥爭主將，花了很長時間來答辯這些問題。然後他說到西路軍的失敗，認為西路軍失敗的根本原因是四方麵軍一般幹部不夠布爾什維克化，隻有董振堂受過較多布爾什維克的熏陶，可是他死難了。董振堂之死，應由張國燾的錯誤負責，無異是把他陷害死的。於是他像瘋人似的提高嗓子喊道：“我們應當要張國燾抵董振堂同誌的命！”凱豐在結束講話時，又狂叫一些“土匪”“軍閥”和“反中央”等類字句。

   凱豐這篇主控詞實在太不高明，引起了不少反感。在座的毛澤東聽了曾麵露不悅之色，似乎他覺得這還是米夫派的老調，與在江西蘇區時反對他自己那些言辭相較極相類似。張聞天則在那裏著急，似乎認為凱豐墮入了答辯的陷阱，反而放鬆了控訴的主題。其他的到會者大多表情冷淡。我這個被攻擊者反而有輕鬆之感，覺得這樣野蠻和低能的攻擊，如何能傷害我。的確，凱豐就在這次表演失敗之後，再也不易往上爬了。

   張聞天為了補救凱豐控訴之不足，搶先發言。他麵色陰沉，目光藏在那副近視眼鏡的後麵，像背講義一樣的念他的演說詞，其大意是說張國燾的錯誤已發展成為“反黨的張國燾主義”：第一是軍閥主義，第二是土匪主義，第三實行分裂中央，這些不特是錯誤，而且是罪惡，應該受到黨紀的製裁。

   毛澤東的發言，有些故示輕鬆的姿態，不斷的格格發笑，也似乎在那裏自鳴得意。他說話的大意是：張國燾這位老朋友，我知道得最清楚。他一向有反中央的傾向，曾是“小組織的老祖宗”。此外他跟本就沒有說到甚麽“罪狀”，就進而表示現在形勢對國燾同誌不利，同誌們都在批評他，有甚麽辦法呢？他於是冷笑著，勸告我就認個錯罷？
   朱德態度嚴肅的發言，顯然帶有沉痛的心情，他說話的大意是：卓克基會議成立臨時中央，他曾勸阻，現在似乎大家都知道錯了。在他看來，國燾還有一些當年北大的氣味，受五四運動時科學與民主以及胡適之等所提倡的實驗主義學說的影響，因此，他遇事要明辨是非曲直，引起了一些對別人和對自己的麻煩。朱德特別提到我的北大氣味，其用意究竟是不讚成那些“軍閥土匪”的指責，或者是說我還有一些資產階級的餘味，那就不敢斷言了。

   我的答辯相當簡單。我首先承認成立臨時中央的錯誤，並指出我又誇大了中共中央政策曆來所犯的錯誤，現在事實證明，原有中央在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中，表現了積極性，而且獲得了可觀的成績，因此，我們早已取消了兩個中央的對立狀況。現在我正式接受那些反中央的合理批評，並願意負擔反中央的全部責任。此外我還聲明兩點：一、中共的蘇維埃政策走到了窮途末路，應當改變政策。在未改變的時候，黨內發生歧見，不足為奇，現在怎樣可以毫無顧忌中央的基本原因，竟一味用高壓手法？二、對我個人所受到的指責，我不願答辯，但紅四方麵軍的英勇奮鬥決不可抹殺，而且應當老實承認紅四方麵軍是中共屬下一支有教養的、有紀律的工農紅軍勁旅。

   我剛說完還未走下講台的時候，有一位老井岡山幹部周昆同誌，站起來喊叫：“這那裏是承認錯誤，拖出去公審罷！”周昆係毛澤東的老友，年齡雖不到四十，但已暮氣沉沉，這次喊叫倒也頗有精神。我還是耐著性子回答說：也好，我願先聽聽你的控訴詞，我已經承認了我應當承認的錯誤，如果周昆同誌還要橫加攻擊的話，恕我也有盡情答辯和反擊的權利。在周昆沒有繼續發言的片刻，會議主席就宣布散會。

   第二天上午九時，中共中央以政治局的名義，根據鬥爭會議討論的結果，由張聞天提出了一個決議草案，其要點是反對反黨的張國燾主義，並說明這一主義包括軍閥土匪的殘餘思想，最後竟致分裂中央。我依時到會，看了這個決議草案後，冷笑著向張聞天說：反中央是事實，處罰聽便，何必又來個莫須有的張國燾主義。我等候了一會，毛澤東等不知何故，都沒有來，我就先走了。後來我始終未再看見過這個決議案，據說語氣比原文改為較為溫和了，主要是將反黨的張國燾主義，改為張國燾的反黨路線，隻有批評沒有處罰。
這次鬥爭顯得有些虎頭蛇尾，最初是張聞天、凱豐等在那裏叫喊“罪惡”、“製裁”、“抵命”、“公審”等等，實際上他們也準備至少開除我的中央委員，但最後卻以一個衝淡了的決議案了事，我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仍保留如故。據可靠消息，此中原委是由於共產國際曾來電反對，理由大致是張國燾已往功績俱在，為中外知名的中共領袖之一，不能采取組織製裁；同時國共和談，又遇到暗礁，如果決裂，還是需要張國燾和四方麵軍幹部去重赴疆場。

   經過這場鬥爭，我搬到新居，我的心情有極大變化。我獨自隱居在那裏，閉門謝客，連電話都不裝置，我遊玩山水之間，俯瞰延安熙熙攘攘的情形，冷靜旁觀。在中共的舞台上我雖演員，實際上隻是觀眾之一罷了。

   我回憶以往，覺得過去我不讚成這個或那個政策，反對這個或那個措施，為這件事或那件事奔忙，都不免是枝枝節節之事。我討厭鬥爭和權利那些東西，覺得隻是一些可笑的玩意兒。我覺得世界上甚麽事總有它黑暗的一麵，政治就包含著罪惡，革命也不一定就是聖潔。至於那些為了某種政治需要，不惜拋棄道義的行為，更是可鄙。我當時還沒有決定脫離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經體會到這黑暗麵的威脅，使我意識到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缺陷實在太大，這極端反動的專製獨裁會毀滅一切理想。

   我在山上住了一個多月，中共中央雖然照常發給我開會通知，和政治局各項文件，我總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這是我的無言抗議。可是一件突如其來的事，擾亂了我的幽靜。大約是四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毛澤東率領著所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員來訪我，我們相見握手問候。他們滿麵笑容，讚揚我的住所時世外桃源，並表示有一難決的事特來請教。我也答禮甚恭，表示有勞各位大駕。

   我們在窯洞外院裏，圍繞著一張方桌坐滿了，毛澤東拿出一張周恩來拍來的電報給我看，其內容大致是說：南京準許共產黨人自新的條件是精誠悔過，服從三民主義，恪遵國法，嚴守軍令，並要立即改編紅軍，取消蘇維埃政府，停止赤化宣傳，放棄階級鬥爭（這些條件就是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根絕赤禍案決議（全文見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東方雜誌》第三四卷第六號）中所規定的四點）。經商談結果，南京已允在陝北蘇區範圍內，設立特區，歸陝西省政府管轄，特區設行政主任一人，其人選由我方推薦，由陝西省政府呈請國民政府任命，特區內所有行政體係單位概按國民政府的規定辦理。周電並稱，對方不能再有讓步，隻能表示是否接受。

   我一麵仔細閱讀這個文件，一麵在推敲這些政治局的巨頭們光臨的用意何在。他們似乎是在等著我先表示意見，我仰著頭淡淡的說：“我在想當年列寧簽訂布列斯特對德合約的情況。”我這句話使毛澤東高興起來，他說：“英雄所見略同。”會議於是熱鬧起來了。大家都表示如果不接納，後果究竟是應該嚴重考慮的。

   大家都在追溯過去，推測未來，以毛澤東發言為最多，總括起來，大致有下列各點：

   一、蔣介石究竟搞些甚麽名堂，還是捉摸不定，可能有抗日的傾向，但也可能要壓迫抗日勢力。若就前者來說，表示西安事變中南京的主和派（抗日的）顯然得失，討共派（親日派）受到了若幹打擊。現在“天安”、“剿匪”這類的話比較少，抗日的聲浪比較高。蔣本人也痛恨日本。對付西安事變的關係人，蔣氏曾用各別擊破的手段，首先是張學良受審和被管束，再是張楊部隊被逼撤離西安和被分解，蔣的中央軍已大量進駐西安。但蔣仍指我們為反動派，並沒有完全放棄消滅我們的企圖，我們仍須花許多力量，推動他走上抗日的道路。

   二、中共中央一直推動蔣介石抗日，二月十日中共中央曾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表示國內和平統一的願望，但國民黨置若罔聞。周恩來在外奔走，與張衝一直保持聯係，經過張衝與蔣接頭，準許中共投誠自新的原則是確立了，但國民黨的態度還是盛氣淩人，周恩來往往會聽到這樣的話：“中共隻有毫無保留的投誠，否則就會被消滅。”毛澤東說周恩來辦外交所受的氣，更甚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變以後，我在廣州所受的。

   三、毛澤東譏諷蔣介石和國民黨有“阿Q”精神。分明是抗日勢力逼得他不能剿共，卻要擺出中央那副臭架子，滿口“根絕赤禍”、“中共輸誠”。其實口頭和書麵雖搞得煞有介事，實行起來隻是潦草敷衍。毛認為蔣和國民黨硬要做“阿Q”，那我們就讓他神氣活現自我陶醉好了。而我們所要的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實際效果。

   四、中共中央可以回電周恩來，接受所謂投誠條件。我們所讚成的是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以後三大政策為基礎的三民主義，這與現在國民黨的反動作為有所分別。所謂改編紅軍，取消蘇維埃和停止土地革命等，這本是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應有文章，我們早已提出來了。此外，我們還可以提出抗日的積極要求，如抵抗日本侵略，保障言論集會自由，釋放政治犯等。我們要堅決主張的是中共的獨立，紅軍的實力和陝北這塊地盤的維持。

   五、我們答應了國民黨這個阿Q所提出的條件，但還可以采取拖延的策略。國民黨提出這些投誠條件，用意自然在徹底消滅我們，我們可以利用這樣那樣的理由，使國民黨不能對我們的紅軍，加以改編或調散。我們仍然可以要求陝北特區直屬國民政府，力爭特區人員的調動由我方推薦的權利，蘇區內已經分了的土地，不能再發還原主，地主民團勢力不能讓他們再起來，隻要能拖到有一天抗日戰爭發生，那就一切迎刃而解了。

   六、我們覺得接納所謂投誠條件，也有危險的一麵。抗日戰爭如果一時不發生，蔣介石就有翻臉的可能。如果他雷厲風行的執行這些條件，派人來點驗紅軍，實行滲透，並任意調遣，同時派大批特務滲到陝北特區下層機構裏，實行搗亂，那我們就拖無可施了。不過我們退到最後陣地的時候，我們還是可以奮起反抗。而且我們由此也能獲得一些時間，來充實自己的力量。

   七、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嚴重關頭，需要全黨一致慎重應付。國民黨那些準許中共投誠自新的話，若傳到一般同誌耳朵裏，可能引起內部紛擾。中共中央委員們應竭誠合作，耐心說服各級同誌。尤其重要的是我們要推動國民黨抗日，防止它向我們進攻，就更需要全黨鋼鐵般的團結。

   我表示讚成這樣的做法，並指出我已經做了一個時期的越王勾踐，隻有再繼續做下去。毛澤東聽了我的話拍手叫好：“對！就讓蔣介石做阿Q，我們來做勾踐！”於是我們決定了複周電文的原則，接受國民黨的條件，會議也就在一團和氣中結束了。這也是我在西安事變後所參加過的一次最有效果的會議。

   這次會議使我已經冷寂的心情，又有些熱哄哄起來。我覺得政治局委員們到我這裏來開會，大概是鑒於幾次我未參加中央會議，所以過來遷就。而且這樣一件重大的事，我的意見如何，他們視為是重要的。會議中一切表現，大致也是尋求諒解，無形中彌縫了過去鬥爭的裂痕。我即已表示了共同負責的態度，就應考慮今後應否去參加中央的會議和工作。我當時決定還是保持原有態度，再不受那些陰謀家的擺布，我雖然可以參加一些工作，但決不再參加政治局會議。

   那次會議後不過數日，抗大教務長成仿吾，邀我去講授政治經濟學，他告訴我這是一個高級班，學生四十餘人，都是各地大學經濟係的學生，其中半數是大學已經畢業的，程度最低的也是大學經濟係三年級的學生，不用說他們對經濟學已有相當的知識。不過他們所學的都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要我去講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

   我於一九二八——三〇年間，在莫斯科讀了約兩年馬克思《資本論》，對於經濟學的造詣很淺。而且多年廁身（置身）軍旅，書本早已扔開了，因而我向成仿吾表示我這半罐子水，如何能講經濟學。成仿吾極力要我擔任，並說如果我不肯教，再沒有別人可以擔任，這樣，我隻好勉為其難了。
那時，各地的青年學生，湧來延安的大量增加，學生們和從前一樣，背著自己的行囊，不辭跋涉與艱險，從遙遠的各方奔向延安。再有些是經過千辛萬苦，才到達目的地，還有些中途被國民黨攔住了，甚至有些遭到拘捕和殺害。他們將延安看作是抗日聖地，“抗日的到延安去！”這句話，成了青年人的口頭禪，國民黨壓迫青年的政策，也無異為叢驅雀，為淵驅魚。

   中共中央將這些投奔延安的青年都送到抗日軍政大學去學習。到了四月間，外來學生的數目已有一千幾百人了，抗日軍政大學隨之擴大，城內校址不敷應用，乃擴至城外飛機場附近，學校的設備極為簡陋，教員教材尤感缺乏，而學生人數和班次又日在增加。毛澤東在那裏講授哲學和戰略問題，後來他所發表的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實踐論》等文，就是以這時的講稿為基礎的。張聞天、凱豐講列寧主義黨的建設，朱德則擔任遊擊戰術等類的課程，所有中共中央重要人員，大致都擔任了繁重科目，我算是參加較遲的一個。

   我講經濟學，每星期九小時，分排在三個上午，要在三個月內授畢。這是一個繁重和幾乎吃不消的負擔。我搜集了在延安可能找著的經濟學的書籍，日夜準備我的講稿，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在飛機場附近的一個課室裏，學生們帶著他們自備的小凳子，分別排列坐在那裏聽我講課。課堂內除了一塊黑板之外，沒有任何設備，學生們都按時來上課，除疾病外，不會有人缺席，他們都埋頭摘記我所將的話，心無外騖（wù亂跑），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也都是關於經濟學範圍內的。他們覺得他們是自動學習，似乎延安一切生活上的不舒適，都毫不影響他們的求知欲。

   我這樣努力了三個月，幸好完成了任務，如果不是盧溝橋的槍聲，改變了我的教學生涯，也許我能成為一個經濟學教授。四十多個學生和我相處的水乳交融，彼此坦誠相對，連師生間的矜持也沒有了。學生們覺得我是他們所遇見的經濟學教授中最能幹的一個，學校當局也把我當作一名好教書匠。我雖自知仍不過是一個經濟學的學生，但這些鼓勵也頗使我自慰。

   這種極度熱烈的學習氣氛，使我忘記了辛苦，生活上也不感單調。工作之暇，常有學生到我的住所來，教我唱抗日歌曲，他們也不似我這個學音樂極為笨拙的學生而討厭。我的同誌們和學生們，有時來陪我散步和漫談，四方麵軍的幹部，也常成群的來探望我。我下山上課的時候，也常有人圍著我談天。我當時的原則是，遇著黨內問題，就隻笑而不答。

   由於大批各地前進學生湧到，多數是共產主義的同情者，那時已使整個延安的氣氛為之一變。他們帶來各大城市的消息，開展了在延安的那些遊擊英雄們的境界。人們無論在接談中、文化娛樂中，以及公共活動中，再也不談那些長征的單調故事，一切都以抗日為主題了。各地社會狀況，也漸為人們所知曉，外來的影響日甚一日。中共少數白區地下工作人員，如劉少奇等，秘密來到延安，更使中共巨頭們直接受到影響。

   劉少奇與四月間由白區來，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個很長的書麵報告，他描述各地抗日運動的澎湃，指出中共在抗日領導方麵太沒有力量，中共的白區工作十分破碎。他推究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中共的政策一向犯著左傾的錯誤。在他看來，國共合作時期，中共對國民黨政策和領導工農群眾的政策，便已左傾多於右傾。後來在蘇維埃時代，更犯著嚴重的左傾錯誤，以致抹殺了日本滅亡中國的危險。因而，他要求中共的政策，要從實際上迅速轉變過來。

   劉少奇這個萬言報告書，曾引起中共中央的不安。張聞天等那些留俄派，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的主張，因為劉少奇竟說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中共主要也是犯了左傾錯誤，這無疑是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洗刷，而且否定了整個蘇維埃運動。他們指責這種主張是反共產國際的，反中共中央的，是受著張國燾思想的影響。甚至有人說，劉少奇比張國燾還要壞。

   劉少奇當時態度極為謹慎，避不與我接觸，以免沾染上反黨的張國燾路線的嫌疑。我從不到延安城去，更沒有參加討論劉少奇主張的會議，不願重新卷入這個爭論的漩渦。毛澤東似比那些留俄派老於世故，他和劉少奇較為友善，覺得劉並沒有反對中央的野心，因而他極力幹旋，調解劉少奇與張聞天等人間的意見衝突。

   此外，劉講話的時機，似也較恰當。中共中央正在采取退讓的步驟，接受國民黨提出的投降條件。人們覺得如果在這時反對劉少奇所提出的意見，未免難於自圓其說。結果，在中共政治局的會議上，劉少奇雖受到張聞天等人的批評，但因獲得毛澤東的支持，反而得以參加政治局為委員，並負責指導整個白區黨的工作。這是毛劉在政治上合作的開始，後來，他們在一九四二年，便共同開展了反對米夫派的整風運動。

   中共渡過它的極危險時期，實在幸運。它接受了國民黨所要求的投誠條件之後，國民黨果然並未嚴格執行，而中共在宣傳上，反著著占先。

   一九三七五月三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共積極分子會議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時期任務》的報告。其中第六段說明：“目前的階段，是新時期的第二個階段……如果前一階段的任務主要地是爭取和平，則這一階段的任務主要地是爭取民主。”（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四六頁）毛澤東的這番話是表示國共間的和平已經實現了，現在是中共向國民黨爭取民主的時候了。

   當時延安上空的陰霾在逐漸消散，人們都在和平民主和抗戰三個口號之下活躍。中共中央正在具體的研討如何促進國民政府民主化，指派我寫了一篇評論國民黨憲法草案的文章，主張放寬民主自由尺度。同時，周恩來在南京牯（gǔ原指母牛，後指閹割後的公牛，現泛指牛）嶺一帶，也要求共產黨有代表出席十一月間國民黨所召集的國民代表會議。這一切的努力，都是企圖使中共能成為一合法的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