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77 西安事變

 

第二十篇 國共和解

第一章 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具戲劇性的一幕，使整個時局為之改觀：在國民黨和南京政府說來，“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轉變為“團結內部，一致抗日”；在中共和紅軍方麵說來，九年的蘇維埃運動從此結束，中共成了一個特殊的在野黨，紅軍及其所占領的區域，至少在名義上成為國民黨政府屬下的一部分。這期間的經過，已有不少曆史文獻可供研究，這裏僅就我個人所接觸到的，略述一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我在一九三八年發表的告國人書中，曾提到我是在西安事變以前十八天到達陝北的，那應當是十二月二日）我和朱德率總司令部直屬機構人員到達保安。保安的紅軍學校校長林彪率領學生隊伍到郊外歡迎我們，毛澤東等中共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會時一樣，站在學生們行列的前麵迎候。在一個預先布置好的講台上，我們都發表演說，互致祝賀。我的演詞是強調對外抗日對內團結。那時我們所談論的，不是那些過去了的事，而是策劃未來。

 

   保安是我行程所見中最荒涼的一個。它的規模不及長江下遊的一個集鎮，而且經過曆年的天災人禍，房屋多已倒塌，我們來後立即發生住屋不敷分配的現象；我和朱德都分得了山邊的一個窯洞，與毛澤東張聞天秦邦憲王稼祥林伯渠等結鄰而居。這些窯洞的前麵，原有一條由商店住房所組成的街道，但那時房屋已是蕩然無存。在廢墟之上，已種滿了各形各色的菜蔬。總司令部人員就隻有各按工作單位性質，分別擠住在同類的機關裏。我們所帶來的紅軍學校學生，就合並在林彪所主持的紅軍學校裏。

   保安的荒涼和落後是特別引人注目的。這裏幾乎沒有讀書的人，滿清的時候，保安的定額秀才，多是不識字的。直到那時，全縣很難找出一個中學畢業生，這件事是我們談論保安文化落後時所常提到的。這裏人煙稀少，街上通常都是紅軍戰士多於老百姓。據說這裏的糧食，隻要一年豐收，就夠吃三年。可是這樣的好年，卻是難逢難遇。主持經濟財政的林伯渠同誌，就像周恩來在河連灣一樣，在那兒全力以赴解決供應上的困難。

   陝北一帶是中國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嘯聚之所，它的各種條件，像大海中的一個避風港，似乎所有西北方麵的造反者，不管他們最初的目的何在，當他們處在逆境的時候，不是南走漢中巴山山脈，便是北走陝北，以待時機。這主要是地裏的形勢使然。

   我在保安會見了林育英（我到時他因事他往，繼聞我來保安，即忙趕回來）。他仍是和從前那樣熱忱樸實，說話的時候，全身各部都在用勁，似乎要將他心中所想的傾瀉而出。他為了要完成兩個中央的聯絡人的任務，對我和毛澤東等以往的英勇奮鬥，倍加推崇，把我們比作瑪瑙珠子的線斷了，他自己好比是這根線，要重新串攏這些瑪瑙珠子。

   他將他所知道的莫斯科情況告訴我，主要是說明中共在共產國際的地位大為提高。自德共受希特勒的摧殘以後，中共已成為共產國際中僅次於聯共的第二個大支部，各國共產黨對於中共這些年來所從事的蘇維埃運動和遊擊戰爭，均表敬佩，認為是中共革命精神的驚人表現。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王明等，在共產國際的地位也隨著受人重視。他們正宣揚中國革命的重要，喚起各國革命者與共產黨人的支援。共產國際第七屆大會亦已選舉毛澤東周恩來王明和我四人為主席團委員。

   我對林育英這個中共中央聯絡人甚為尊重。我將已往經驗扼要報告他，並問他準備采取何種步驟，來彌縫過去有過的裂痕，並使中共中央的領導正常化。他告訴我現在陝北方麵，軍事黨務仍由毛澤東張聞天分擔軍事會主席和書記的責任；他則擔任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目前最重要的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全國範圍內的發展。到了適當時期，再行召集一次中共的擴大會議，解決黨內問題。他認為這是他這個聯絡人應有的交代。並主張原任中央委員仍舊，不過未來的擴大會議，可以遴選一些新人，參加中央工作。

   除林育英以外，其他同誌沒有談及已往的事，似乎每個人都在注視著陝北以外的情況。從保安這個角落裏去看全中國，確是不容易的，人們在那裏根據西安傳來的或者從無線電中收聽來的一鱗半爪的消息，作為談助，多方推敲。

   張聞天覺得這些年來，中國的情況是變了，有些方麵已有顯著的進步。他告訴我他看到一些外來的書刊，有些新近的作者寫出的文章，內容很充實，文筆也很動人，相形之下，自感不如。尤其是近半年來流行的許多抗日歌曲，更顯出文藝水準的進步。他慨歎這些年來我們在山中有些落後了。言外之意，非急起學習不可。

   張聞天還特別提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京學生所發動起來的反日運動（關於“一二九”運動的詳情，可參看中國現代史資料叢書《一二九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他所知道的雖仍模糊，但他指出當日本向華北發展，積極醞釀華北自治，曾激起北京學生的反抗。他覺得這個著名的“一二九”運動，不亞於“五四”運動。南京政府雖多方鎮壓，但這個運動仍是普遍到全國，而且學生們組織了民族先鋒隊，較之“五四”時期學生聯合會的組織，尤為得力。

   中共的白區地下組織是破碎了，不能領導抗日運動。自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轉移到蘇區以後，中共在上海等地的組織，迭遭破壞，有些地方根本沒有組織了，另一些地方隻剩下一些個別的黨員。張聞天又說他一直企圖找到那些地下組織的線索，但仍無頭緒，那時所知道的隻有劉少奇在北京活動，似能領導那裏的同誌，幕後指揮“一二九”運動。

   但中共的政治影響還是相當普遍，許多脫離了組織關係的或者失去聯係的黨團員，以及一些同情共產黨的人物，現在又是抗日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有些躲在上海等大城市的亭子間，做左翼作家；有些在群眾性的團體中活動；有些混到國民黨各軍政機關，發揮微妙的作用。張聞天覺得有些同誌過去被視為投機分子或不可靠的分子，現在竟證明他們能單獨奮鬥。他也覺得中共中央須根據新的情況，從速整理白區黨的組織。

   張聞天對我們與張學良合作抗日的前途，不願多表示意見，似乎也不抱樂觀。他曾向我表示這些事都由毛澤東周恩來兩同誌在處理，前者在後麵策劃，後者在外奔走，並說：“老毛懂得舊社會旁門左道（泛指不正派）的那一套，讓他去幹罷！”張聞天說這些話，可能有多方麵的意義，其中之一也許是暗示我不要去幹預“老毛”所管的事。

   毛澤東那時似乎是聚精會神注意“國家大事”。他笑著向我說自己是“買空賣空”，這句話的含義，似乎是說紅軍實力現在雖然不大，他卻在和人談大買賣。他根據他所知道的材料做各種推測，主要說到日本侵略東北和華北，破壞了遠東的列強均勢，引起英美蘇的不滿。國內的反日潮流，也深入到國民黨軍隊裏去了，看來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政策，很難維持下去。

   他說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時，也隻承認中共與張學良楊虎城的默契是一項具體成就，可以稱之為“張揚共三角聯盟”。他推測將來西北抗日局麵的發展，大致是有張學良與楊虎城選擇適當時機，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南京自然不會接納，其結果將在西安出現一個反南京的獨立政府，這個政府能否存在，一麵要有一個明確的抗日綱領，獲得英美蘇的支持和國內輿論的擁護；另一麵要看張學良楊虎城能否聯絡各省的實力派和瓦解南京內部。至於幾天後西安事變的發生，他當時似毫無預感。

   毛曾表示莫斯科是支持中國抗日的，也會支持西北抗日局麵。他說莫斯科從未肯定表示支持張學良和楊虎城，但也未表示反對，據他推測，莫斯科的來電曾表示，如果紅軍能由寧夏接通外蒙，或者經由甘肅河西走廊接通新疆，蘇聯將予以軍火援助。這樣，我們可以相信，如果能形成一個更廣泛的抗日西北局麵，那蘇聯更非援助不可。

   當時中共中央沒有舉行過任何正式會議，似乎都將責任推在林育英身上，而林又不管事。對外關係，如西安的電報來往，完全由毛處理，他每次接到西安來電，就邀我們去談論一番。這些電報有些是關於蔣氏要在西安舉行“剿匪”會議，指示“剿匪”機宜，有些是關於西安和其他地區抗日運動的發展情形，我們便據此謀求對策。我們回給張學良的電報則都是毛澤東的精心傑作，字裏行間，極盡打氣之能事。
我當時最注意西路軍的情況。正在西移的西路軍，沿途與騎兵苦戰，雖曾獲得好幾次的零星勝利，但我方彈藥消耗日多，有無以為繼的情勢。這種情勢，使我十分焦慮，我研究各項情形，並試用各種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予西路軍以助力，以其挽回厄運。

   我的心情當然是不愉快的，別人也不多理會。在毛澤東所住的窯洞內，每日都有談話會，大家都避談往事。毛澤東、張聞天等似因過去的分裂，心理上不無芥蒂，他們對援助西路軍的事，並無積極表示，而且言詞之間，總有些推推諉諉。為了挽救西路軍的厄運，我隻有耐著性子和各人商談，但無法找出補救的辦法，奇跡是不會從天而降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近午，在毛澤東住的窯洞裏，我們閱看張學良發來的急電，其內容大致是：他曾向蔣痛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蔣則一味拒絕。他不得已實行兵諫，已將蔣氏及其親信隨員妥善看管，促其接納抗日主張，不達目的不止。電報並說即派機飛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來等來西安共商大計，又說他和楊虎城的部隊向西安潼關線集結，希望紅軍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區，銜接前進，以防不測。

   這個突如其來的電報，使我們都大為激動。有的人說：“蔣介石也有今天！”有的人說：“張學良確實幹得不錯！”平素持論溫和又不多發議論的朱德竟搶先表示：“現在還有甚麽別的話好說，先將那些家夥殺了再說。”這時已經回到保安幾天的周恩來較為冷靜，他表示：“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們做主，主要是看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態度。”一直在那裏狂笑的毛澤東也接著表示：“這件事，我們應該站在後麵，讓張揚去打頭陣。”我當時雖很激動，但仍冷靜的說：“莫斯科對這件事會怎樣看，我們不妨先推測一下。”張聞天秦邦憲王稼祥等都表示應去電莫斯科請示。於是我們一麵繼續談論，準備周恩來前往西安的事，一麵草擬致莫斯科的電報。

   我們商討的結果，決定下列各點：一、致電張學良表示讚許，並保證今後行動，為馬首是瞻；二、派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三人為代表經延安飛赴西安；三、電彭德懷等率部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區挺進，沿途與友軍密切聯絡；四、電在西安的聯絡人員，除對抗日宣言表示某些具體意見以外，一切俟周恩來等到後再議；五、周恩來等在西安亦應俟莫斯科回電後再作具體表示。於是，周恩來等即趕往延安去了。

   我們致莫斯科的電報，是毛澤東起草的，除報告西安事變的真相外，並指出這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議而發生的，中共中央似積極推動張楊解決與蔣決裂，請共產國際從速指示。

   西安事變，使我們一時為之揚眉吐氣，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們希望張學良電令馬步芳不可破壞抗日大局，應即對西路軍停止作戰，這件事張學良照做了，但馬步芳並未接受這個命令。我們正為陝北的紅軍糧食缺乏擔憂，如今部隊南移，糧食和其他補給便都不成問題。而且國民黨方麵的剿共陣線，已告破壞，我們正可乘機進取。

   西安的電報如雪片飛來，多數是報告拘留蔣氏等人的經過，以及南京方麵的反應，及各項軍事情況。其中最主要的一個電報是張楊等十九人在十二月十二日所發表的通電（“雙十二”張楊等十餘將領發表的通電全文見：《我所認識的蔣介石》，馮玉祥著，第四十九——第五十頁，香港文化供應社，一九四九年再版）。提出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無、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張學良的來電對如何處理蔣的問題，頗表躊躇；對南京的軍事壓力，也頗有顧慮。毛澤東聚精會神在那裏草擬複電，不是尊張學良為“全國抗日領袖”，便是讚揚他“一舉手便旋轉乾坤”。他的電文內說到嚴密看守蔣時有這麽一段：“我公顧慮周詳，梟雄自難漏網；但誠恐有萬一之失……”說到懲辦蔣時又有這麽一段：“誠如來電所雲，蔣某確係賣國獨夫，理應負之國法，弟等極力讚成應由人民公審……”

   我們這些中共中央負責人，沒有一個想到西安事變可以和平解決，都覺得如果讓蔣氏活下去，無異是養癰遺患（留著毒瘡不去醫治，就會成為後患。比喻縱容包庇壞人壞事，結果會遭受禍害）。有的人主張經過人民公審，將這個反共劊子手殺了，以絕後患；有的人主張將他嚴密拘禁起來，作為人質，逼南京抗日，並形成西安的軍事優勢。

   就為了這種主張上的不同，毛澤東與張聞天曾發生了爭執。張聞天似是批評毛澤東對張學良的複電，措詞不夠堅強，正當他們爭論的時候，我闖進了毛澤東的窯洞，毛正在怒罵張聞天，說張聞天過去在江西反對他的遊擊主張，現在又以書生之見反對他對張學良所持的態度，張聞天麵紅耳赤的默然走了。

   毛澤東即向我解釋他那些電文措詞的用意。他表示他與張聞天的想法並無根本的不同，卻在措詞的技巧上發生了歧見。他說明他所草擬的電報，處處給張學良暗示，要他堅決對付蔣，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的說出來，否則將來要留下痕跡的。

   這時朱德也來了，他打斷了毛的說話，大聲說道，爽爽快快的同張學良說，殺了蔣再講其他。他說明的大意是，現在是千鈞一發的時候，應當機立斷，用不著等候莫斯科指示，來一個先斬後奏。毛聽了朱德的話，微笑著安慰朱德說：我和你的意見並無不同之處，不同的隻是方法；我已著力暗示張學良應該如何做，但這“殺”字不好由我們口裏直接說出來。毛澤東又帶點教訓的口吻向朱德說：不要想的太簡單和死板，你如何能斷定張學良一定會聽我們的話，對我們一點疑忌都沒有麽？

   幸好莫斯科的回電於十三日的晚間到達了。這是一張半打紙張的長電，內容認為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變時日本陰謀所製造的；並說明張學良左右和他的部隊裏，暗藏著一些日本間諜，利用張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號，製造中國的混亂，我們若聽任其發展下去，中國將出現長期內戰，抗日力量，因之完全喪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蘇聯決不會為這種陰謀所利用，更不會給予任何支援；相反地，現已明白表示反對態度。第二段指出中國目前所急需的，是一個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最重要的是團結與合作，而不是分裂與內戰；並說明張學良不能領導抗日，蔣介石如能回心轉意，倒是能領導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應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利用這一時機與蔣介石作友善的商談，促使其讚成抗日；並在有利的和平解決的基礎上，自動將其釋放。

   一年以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時，曾對我們說明上述這個電報的來曆。他說西安事變後，英美各國駐莫斯科大使，曾詢問蘇聯外交部，蘇聯政府對此事的態度。蘇外交部以這是日本的陰謀，蘇聯既未預聞，也不讚成。接著斯大林便親自草擬這個給中共的電報，並向王明解釋，其大意是張學良分量不夠，怎能做全國抗日領袖，中共也一時沒有領導抗日的能力。蔣介石雖是一個可憎的敵人，但他是中國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領袖，在抗日中他也許可以成為我們的合作者（西安事變前，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關係已有改善這一點，David Dallin 在其所著《蘇聯與遠東》一書中（見第五章——國立編譯館民國三十九年版）曾加闡述。而西安事變時，英美各國與蘇聯對遠東的外交態度，漸趨接近一點，也可從王明這些話中窺其梗概）。

   當然，在當時偏僻的保安，我們無法知道像王明所說的那些內情，因而這個電報之來，無異是一個晴天霹靂。我們都在沉思，毛澤東更是踱來踱去。有的表示西安事變分明是張楊共三角聯盟醞釀而成的，如何能說是日本的陰謀？有的表示長期內戰倒是應該避免；有的表示如果將蔣釋放了，他將會不顧一切的對付我們；有的表示西安事變如果得不著蘇聯的支援，那裏會有勝利的希望？毛澤東曾很急躁的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從前我們向張楊那麽說，現在又要反過來這麽說，張楊不會說我們反複無常嗎？”

   就在這種氣氛之中，會議無法繼續下去，我們於是分開，各自去詳加考慮，或者個別研討，就這樣費了一整晚的時間。我通宵沒睡，花了很多時間與毛密商，我們一致認為如果不遵從莫斯科的指示行事，得不到蘇聯的支援，反而會被國內外各種勢力圍攻，後果是會很嚴重的。如果照這三點指示進行，張楊共三角聯盟可能立即破裂，即使我們避免了這種破裂，和平解決以後，蔣氏的報複，將是難免。兩相比較，第一條路是走不通的，極為顯然；第二條路雖阻礙重重，也許能找出一線希望。

   這是急如星火的事，我們於是在深夜重行齊集在毛的窯洞裏，商決具體步驟。我們決定將莫斯科的來電立即轉電周恩來，要他根據這個指示，向張學良試探，如果情形順利，即照指示的原則進行，否則要為中共留出回旋的餘地。

   周恩來於十三日抵達西安後，與張楊商討今後進行步驟，張學良曾問及莫斯科有無電報指示？對西安的行動，持何態度？周認為張的這些問話，自然是寄望於蘇聯的援助，極為殷切。周接到我們的電報後，對莫斯科的態度極表驚訝，但應允向張學良秘密試探。

   周恩來於十四日與張密談，逕（jìng）行（直截了當）表示蘇聯大致不會援助西安，張學良最初的反應甚為憤慨，他似覺得為共方所賣，已往共方老是吹噓蘇聯可以幫助，現在他已勢成騎虎，中共竟臨陣抽腿，不兌現了。周恩來隻得低聲下氣，百般解釋，說明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願有的事。蘇聯也有他的苦衷，例如外交的壓力是不能不顧忌的。中共決始終與他站在一起，憑本身的力量，來擔當一切。現在事已至此，決不能互相埋怨，隻有一本初衷，共策進行。

   他們兩人於是密商進行方針，周恩來曾向張學良表示，據他個人看來，在西安成立一個獨立政府和對蔣製裁，都不能算是好辦法。現在南京正在叫囂討伐西安，如果我們製裁了蔣，這將予人以口實，蔣的徒子徒孫們，將用報仇的名義與我們糾纏，這將是長期的內戰，而且勝負未可逆料。周這些話，終於打中了張的心弦。

   於是周進而表示，他個人有一種還不確定的想法，願意說出來供張參考。周向張坦白說明，我們所需要的是全國抗日的局麵，而不是偏處西安一隅的局麵，因而我們所要的是團結與合作，而不是分裂與內戰。現在南京方麵，也有人不願意打內戰，更有人不願逼西安方麵去製裁蔣。我們可以一麵備戰，一麵與蔣談判，如果蔣明白接納了我們的主張，那他將來也難反悔。

   張學良聽了周恩來這些話，並未發生反感，反而向周說，這件事不能讓外間知道，也暫不向楊虎城提及。他們兩人先研討具體辦法，一俟稍有把握，在對外發表。於是他們商定如何優待蔣的辦法，以及如何向蔣進言等。

   這些經過情形周曾詳電報安，並表示欣慰，認為和平解決有希望。我們接到周的電報，也為之高興。乃決定堅決推動張楊走和平解決的道路。我們大家雖已這樣決定了，但心中的疑團仍是存在。張聞天曾向我指出：“這是為了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全部利益，不得不犧牲中共的局部利益。”他說明蘇聯大概是受了外交上的壓力，不得不置身事外，可是將來蔣介石釋放出去了，那我們可要吃大苦頭。

   十五日在林伯渠辦公的窯洞裏，我們舉行高級幹部會議，傳達莫斯科的指示。我們這些政治局委員，都發言支持和平解決，我的發言自然也是支持和平解決，但說到和平解決的前途時，也同樣表示未感樂觀；即是蔣在西安時可能答應我方的要求，但一回到南京，也可能借故翻臉，因此，我們須更加努力，團結內部，充實實力，準備應付未來可能的壞演變。就因為我說了這些話，後來被我的反對者斷章取義，抹殺我號召中共內部團結的本意，誣指我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特別缺乏信心，甚至說我反對和平解決。這不能不算是“欲加之罪”了。

   當時的局勢相當微妙。最初是一片戰爭氣氛，接著調和論調逐漸抬頭。南京一時群龍無首，一般人估計蔣無生還之望，因而主張討伐西安，當然其中也不無幸災樂禍的企望者。西安張楊部的將領，也覺得既用非常手段扣留了蔣，那裏還能有妥協的餘地；這種騎上虎背的情勢，使他們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想法。

   但張學良楊虎城等人始終對蔣沒有采取完全決裂的態度。臨潼華清池的槍聲是過去了，他們伺候在蔣的左右執禮仍恭。他們所發出的通電，也隻希望接納八項主張，並保障蔣的安全。

   張學良與周恩來的密談，固是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一個直接原因，同時，當時的情勢也逼使他們不能不這樣做。南京的重兵紛紛開進潼關，飛機又在西安上空威脅，這使西安當局，大多覺得戰爭的爆發將不利於他們。各方實力派發給張學良的電報，也多持息事寧人的態度。因此，張學良的和平解決意向一經明朗化，調和氣氛就代替了火藥氣味。

   張學良所堅持的是蔣簽字讚成他所提出的上述八項主張，蔣則為了政府和個人的威信，不能自挾持之下，有所承諾，堅持不允簽字。端納、宋子文、宋美齡、蔣鼎文等奔走期間，多方調解，宋氏兄妹且表示蔣先生已應允了八項主張，如果一定要蔣親自簽字，心理上留下痕跡，反為不美。
周恩來曾致電保安，報告他與蔣氏長談的的經過。首由張學良說項引見，張對蔣說，委員長的一位舊屬求見，請委員長予以接見，蔣氏未置可否。周恩來當即步入蔣氏的住室內，向蔣嚴肅敬禮，並仍依黃埔時習慣，稱蔣氏為“校長”。蔣氏最初板起麵孔不予理會，周即坐下來慷慨陳詞，蔣氏則留心靜聽。周首先說明中共決無不利於蔣氏和南京政府的想法，並希望一切和平解決，中共願擁護蔣氏做全國領袖，實行抗日。周也乘勢說明中共政策改變的始末，力證化除成見，團結禦侮的必要。

   周恩來在報告中說，他的陳詞曾使蔣氏的心情漸漸平靜，似也相信周的真誠。周恩來根本沒有說要蔣氏在八項主張上簽字的話，隻是在氣氛輕鬆的時候，請求蔣氏有些指示，並與蔣氏略敘家常，說到其子蔣經國在蘇聯頗受優待，蔣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滿口答應將助他們父子團聚。

   周恩來在報告中，解釋他對蔣介石氏，始終恭順懇求，未露半點要挾之意，為的是不留痕跡，以便有再與蔣氏見麵的機會。周也說到蔣氏態度甚為得體，他隻提及他的兒子，似是屬於私人範圍的事，但也微露國共和解之意。周希望國共十年戰爭，至此能事國共和解的起點。

   張學良當時確是排除萬難歡送蔣回南京的。楊虎城因不完全知道和平解決的底細，不免有所疑慮，有時甚至表示反對的意見，經張學良、周恩來以及調人宋子文等多方勸說，楊終於讚成了。蔣乃於十二月二十五日乘飛機安然返回南京。

   周恩來來電報告蔣離開西安的經過時，曾特別對張學良隨蔣同往南京一事，表示遺憾。他指出張過於衝動，事先並沒有向他說到要送蔣前往南京的意向，否則他會勸阻。蔣氏飛機將要起飛的時候，他正和張學良站在一塊送行，張說：“我送委員長。”便步上飛機，雖經蔣勸阻，但張仍是登機起飛了。周說明他當時真著急，但在稠人之中又不好說話。
周接著說明張學良走後，西安一片混亂，張事先沒有任何的部署，任何人也不知道以後的做法。楊虎城已在自作打算，準備將他的部隊，向安全地帶移動。東北軍更是群龍無首。少壯派軍人與失望之餘，遷怒於中共，說中共害了他們的“少帥”。如今張楊共三角聯盟是完全解體了。主要是沒有人作主，我們也找不出商談的對象。

   果然，東北軍的少壯派鼓噪起來了。五十幾個少壯軍官，以死來威逼周恩來，他們持著武器，在一個會場中向周質問他們的少帥那裏去了？他們說西安事變是中共挑動起來的，事後中共又提出和平解決的辦法，出賣盟友，與蔣係人員，秘密妥協，犧牲東北軍，以圖自身的私利。從前共方老是說蘇聯援助，結果竟是騙人的，現在張少帥去南京，當然凶多吉少，東北軍人也將死無噍（jiào）類（尚生存的人）。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罪魁禍首的周恩來負責。

   周恩來麵臨著這種險境，施展出全身解數，幸而應付過去了。他態度鎮靜，措詞誠懇，向會眾說明：張少帥隨蔣赴京，實出意外，他不讚成，但來不及阻止。他又說到如果我們內訌，張少帥的生命就沒有機會了，東北軍也會完蛋的；如果我們團結鎮靜，蔣對我們的力量將有所畏懼，不敢為難你們的少帥；三角聯盟也能繼續存在，發揮作用。周並向那些憤怒的軍人們誓言，中共絕不出賣三角聯盟，始終與盟友站在一條戰線上，決不讓少帥和東北軍一方受害。那些暴躁軍人終於在無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顧全大局。

   至此，西安事變一幕便告結束了。被拘禁的蔣介石安然回到了南京。這一事變的首腦張學良，從此渡著長期不見天日的生涯。當事人之一的中共，由與張楊共同反蔣，一變而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調停人，再進而南京談判，以期達成國共間的和解。張楊共的三角聯盟，因內部的混亂，再也不能有一致的行動了，西安事變的眾多關係人都在洗刷自己的責任，以期蔣介石那根報複的棍子，不會打在自己的頭上。更重要的是剿共的戰爭事實上是停止了，代之而來的是抗日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