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76 揮師北上

 

第三章 北上

   一九三六年七月間，我們開始執行上麵所擬定的軍事計劃。後來由於軍事上的演變，第二方麵軍全部和第四方麵軍的一部（第四軍第三十一軍）轉往陝北，第四方麵軍的另一部（即第九及第三十兩軍）與董振堂的第五軍團進到了甘肅的河西走廊，但為馬步芳的騎兵所擊敗，殘部逃往新疆。

   我軍這次由爐霍甘孜走出藏族地區，沿途行軍極為順利。劉伯承賀龍任弼時所率的右路軍東往毛爾蓋，折而向北，進入甘肅的岷縣。因原駐鬆潘的胡宗南部，已撤往天水，所以右路軍沒有遇著阻攔。總司令部暨左路軍東向，進刷金寺，上下包座，前往岷縣。這時天氣晴和，翻雪山，越草地，毫無困難，也沒有甚麽人掉隊。去年阻隔我軍北進的那條河，這時水深不及膝，我們涉水通過那裏時，真有不勝今昔之感。

   我們這次軍事行動的主要口號是“北上抗日”，希望沿途駐軍，不要阻攔我們，大家槍口對外，共禦外侮。我們這些宣傳，多半是抽象的口號，當時並不知道，自然也不會利用日軍在華北內蒙的種種侵略行為，和各地蓬蓬勃勃的抗日運動，以及國際間對中國的同情活動等等為題材，來發揮宣傳的效用。但這些口號對紅軍本身確有振奮士氣的作用。

   陝北同誌對於我們的北上行動極為興奮，他們每天都發給我們一些樂觀口吻的電報，內容大致有三點：一、西北抗日局麵即將實現，楊虎城張學良均有默契，伺機而動，這兩部份的軍隊及其他同情抗日的部隊，決不會真正和我們作戰。二、目前西北方麵蔣的嫡係部隊已經減少，盡可大膽前進，不致有任何阻攔。三、把陝北同誌向全國所發表的各種反日文件轉告我們，襯托出西北抗日聯合政府，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八月間我軍從岷縣西南，走出崇山峻嶺和草地，全軍皆大歡喜，岷縣一帶是甘南較富庶之區，集鎮村莊，星羅棋布，人煙稠密。吃厭了青稞牛肉的我軍，這時可以大嚼麵粉蔬菜，自是特別愉快，而且附近幾百裏地區，敵軍防務相當空虛：駐岷縣的魯其昌部係雜牌部隊，戰鬥力薄弱，隻能據城防守；駐天水的胡宗南部，又為我右路軍所牽製，因此，軍中就發生留戀這個地區的念頭。

   我們總司令部仍本原定西進計劃行事，陳昌浩率先頭部隊一度圍攻岷縣，不可，傷亡四百餘，消耗了大批彈藥，乃率部經通渭，進占會寧縣城，並勘察蘭州東北靖遠的渡河地點。徐向前率主力駐紮在通渭，監視天水之敵。總司令部則駐岷縣附近，直接指揮一個軍，向臨潭及其以北地區挺進，以勘察蘭州西南麵的渡河地點。

   就在這個時候，陳昌浩提出了改變整個軍事計劃的建議，他主張我軍應留在甘南地區。他由會寧前線，專程趕返總司令部與我麵談這個問題，因此，我們的軍事行動延誤了約兩個星期。

   陳昌浩受到陝北電報的影響，過於樂觀，對西北的抗日局麵，估計過高，而對蔣介石控製西北的能力和剿共的決心，又估計過低，他主張四方麵軍應在甘南建立新根據地，與陝北蘇區互成犄角之勢。對於黨內的政治情況，他又感到憂慮，指出陝北已與莫斯科發生聯係，又快要與張學良楊虎城組成西北抗日聯合政府，在政治上顯然已占上風。他提議召集一次高級幹部會議，確定紅四方麵軍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方針，並要我馳往陝北，解決黨內爭執問題，以期四方麵軍不會受到莫斯科的歧視，在中共黨內和未來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內獲得適當的地位。

   這是我與陳昌浩共事以來第一次發生的意見衝突，而且發生在這個緊急關頭，自然是一件頗傷腦筋的事。他的心情顯得矛盾，他一麵很敬重我，並且非常珍視我們這些年來無間的合作，另一方麵覺得我有不滿共產國際的表示，而他則正想避免這一點。他指出我以往預先見到蘇維埃政策的錯誤，這雖是正確的見解，但在莫斯科看來，不免是對共產國際的信仰不夠堅定，這會影響四方麵軍的前途。我認為這時來討論改變軍事計劃，會貽誤戎機，但仍答應同他去通渭召開高級幹部會談。

   我們由岷縣前往通渭開會的時候，軍事情況已有不能樂觀的跡象，右路軍經天水附近北進時曾遭受胡宗南部的截擊，頗有損失，正向靖寧以北地區急退，因此我們的東麵頓顯空虛。又據情報，胡宗南、朱紹良、關麟征、毛炳文等部敵軍正向天水平涼西移，蔣介石並嚴令他的這些嫡係部隊迅速截擊我軍，阻止我軍與陝北軍會合。

   通渭會議根據這些情況，研討軍事計劃，認為停留在甘南地區甚不合算。我們認為蔣介石既能調動十幾師的嫡係部隊到甘肅來，那末張學良的西北抗日局麵，能否形成就似乎大有疑問了。如果我們停留在毛兒蓋一帶去，而“抗日”的口號已經叫出，再往南退就會影響士氣。如果我們突破敵人的包圍，向陝北前進，沿途會受到敵軍的截擊，而且所有紅軍都擠到缺乏糧食的陝北，反而引動敵軍集中包圍一處，自然更為不利。

   這些情況擺在我們麵前，陳昌浩便撤銷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提議，認為應照原定計劃，迅速從靖遠渡河西進。他這樣很快的接受會眾的意見，使得大家都頗為高興。但多數幹部不滿陳昌浩這個衝動的主張，指責他獨斷的進攻岷縣，使第九軍蒙受創傷，是違背原有軍事計劃的行動；接著又按兵不進，要求舉行會議，延誤了渡河的時機。這件事破壞了高級幹部間的和諧，也種下了西路軍失敗的根苗。

   關於解決黨內爭端問題，多數認為我此時不能去陝北，應該集中力量，先執行西進的軍事計劃，然後再談黨內問題。對於這一點，我聲明我主動去陝北，足以表示內部團結的誠意，一俟西進計劃順利實現，我決這樣做。我也說到共產國際已知道我們讚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又批準了我們的西進計劃，兩個中央對立的形勢也已解決了，四方麵軍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腳，莫斯科仍會照原議支持我們，並不會將我們視作是反共產國際的分子。

   由於陳昌浩這一主張所召開的通宵會議，許多事經過研討和解釋，結果相當圓滿，我們在全軍中展開宣傳，指出我軍的西進計劃正確而又合時宜。在政治意義上說來，我們如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區，可以保障未來西北抗日聯合政府的後路，並接通與蘇聯的關係。在軍事意義說來，可以分散蔣的兵力，河西走廊、陝北和西安三點，將使蔣在甘肅的軍隊處於多麵受敵的境地。我們現在所應努力的是迅速渡河，訓練對付騎兵的戰術，以及與回教人民建立友善關係等工作。

   於是，我們的軍事行動展開了。駐在岷縣附近的軍隊往會寧集結，原駐會寧的軍隊，則進占了靖遠縣城，控製了這一帶的黃河沿岸。當時彭德懷為了策應我們，已率部進到甘北的同心城海原一帶地區。徐海東的第十五軍則進到打拉池地區，打拉池與會寧相隔不過兩天的路程，彼此信使往返，大家都為之興奮萬分。

   靖遠雖是渡河的好地方，但渡河工具缺乏，使我們不能迅速渡河（這一帶黃河上的渡船是牛皮做的劃子）。駐在蘭州隸張學良麾下的於學忠部沒有跟我們接觸，黃河的西岸也無敵防守，可是河中沒有牛皮劃子，靖遠附近又找不出造船的木料，我們乃在會寧城內拆卸一些建築物的木料，用人力運到靖遠造船。

   蔣介石偵知我軍在靖遠渡河的行動，一麵派飛機轟炸渡口，一麵嚴令各軍迅速向會寧靖遠前進，企圖乘我軍半渡時截擊。我軍渡河工具極少，又要慎防敵機的轟炸，因而每晚隻能度過千人左右。當時左路軍的人數約為三萬五千人，花了三個星期的時間，渡過去的隻有第九軍第三十軍第五軍團、總司令部的直屬機關、和徐向前陳昌浩的總指揮部等共約兩萬多人。我和朱德率總司令部屬、紅軍學校大部學生以及第四軍第三十一軍，在會寧通靖遠的大道上，節節抵抗敵軍的追擊。

   敵軍的兵力愈集愈多，分路攻擊的行動愈來愈積極。我軍在會寧靖遠大道上的掩護陣地，悉為敵軍所攻下。敵軍的另一部並進占了靖遠城，控製了渡口，我們至此不能渡河了。我和朱德乃令第四軍第三十一軍移到這條大道的東北麵，以打拉池徐海東部駐地為後方，這樣我們的西進計劃，便沒有能夠全部實現。徐向前與陳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單位，在河西開始了單獨行動。

   一九三六年九月底，在打拉池一所城堡式的建築物內，我和朱德等會見了徐海東，這位四年不見的老戰友，仍是一位天真可愛的小夥子，他一看見我，歡喜得擁抱著我，猶如見著他的母親一樣，他和朱德雖係初次見麵，但也表現得異常親切，像是多年的老友。我和朱德都高興萬分，我當時激動得不知說甚麽好，隻是拉著他的手笑個不停。頃刻之間，徐海東軍部的同誌們，官長士兵們，都圍攏著我們，紛紛爭問別況，儼然是一個大家庭歡樂團圓的場麵。

   我們與徐海東討論當前的軍事情況，告訴他靖遠的渡口已為敵軍攻占，第四第三十一兩軍急須從陡城堡及其以北地區度過黃河，請他速派人前往那一帶考察地形敵情和渡河工具等，並向靖遠會寧方麵警戒，嚴防敵軍的進擊。我們總司令部準備在打拉池駐紮一個時期，處理這一渡河的軍事行動。

   徐海東部偵查的結果，認為繼續渡河已不可能，陡城堡已為敵占領，敵機沿河搜索，河中沒有任何渡河工具，而敵軍胡宗南的一部正由蘭州循甘新大道，開往武威，馬步芳的騎兵也正由西寧北移，其目的都在截斷我軍西進的道路。此外我們南麵的的敵人，也正向打拉池、海原、同心城、豫旺一線進逼，企圖殲滅我在河東的部隊。

   徐向前陳昌浩來電希望我們能繼續渡河。於是他們一麵以第九軍掩護總司令部總指揮部各直屬機構向古浪挺進，另一麵則由徐陳兩人率領第三十軍及第五軍團，北向占領景泰、一條山一帶沿河陣地，俾能掩護我們在石佛寺附近渡河。

   我們根據當時的情況，電告徐陳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們率已渡河的部隊，單獨行動。我們指出在敵軍壓迫和缺乏渡河工具的情況下，時間上已不允許第四第三十一兩軍安然渡過黃河，如果他們仍徘徊河邊，勢將進退失據，應即率全部，迅速行動，占領古浪武威一帶地區，集中力量，控製甘新大道，以武威以西的適當地點為後方。至於總司令部，將督率第四第三十一兩軍及彭德懷徐海東等部，盡量在打拉池海原同心城地區，抑製大部份敵軍，以期減輕對西路軍（即徐陳所部）的壓力。

   從此，徐陳所率的西路軍便與我們分道揚鑣了。他們遵照我們的電令，由景泰沿長城往古浪以北的土門子，直趨威武，我們則在敵軍壓力之下，由打拉池、海原、同心城，逐漸向東移動，靠近陝北蘇區。

   我們在打拉池停留了約兩個星期，主要工作是牽製敵人軍力的遊擊活動。我在軍事倥傯之餘，常與徐海東等老戰友話舊，據徐海東告訴我，他現在的第十五軍屬下隻有三個團，卻號稱三個師，每團人數約為五百餘人，總共不到兩千人，槍支則有一千三百左右，全軍戰士之中來自鄂豫皖者為數已少，多數係在陝甘補充的，不過軍事幹部仍多，係鄂豫皖區的老戰友，政治幹部則大半由一方麵軍調來充任。他覺得他所率領的隊伍，現在隻有虛張聲勢，負擔避實就虛的遊擊任務，如果要打硬仗，那隻能算作一團人。

   徐海東的奮鬥經曆，是一篇標準的紅軍軍人的壯烈史詩。

   他從鄂豫皖奮鬥至此，所經曆的艱險尤過於我們，可惜他敘述的詳情，我已不能全部記憶。他說一九三二年八月間我們離開鄂豫皖以後，許多老戰友如沈澤民、王平章、徐立清等都艱苦奮鬥，直到最後一口氣；鄭位三、高俊亭、郭述申等則留在鄂豫皖區，從事遊擊活動，現在他們的生死，也不知道。他又描述敵人在鄂豫皖區的種種殘忍屠殺行為。他自己到萬不得已時，才率部離開那個可愛的根據地西行。

   敵人屠殺行為的殘暴，在鄂豫皖區可謂登峰造極。據中共現在所發表的史料，在鄂豫皖區被殺害有二十萬人，為各區之冠。這一點從徐海東與斯諾的談話中（見《Red Star Over China.by E.Snow》亦遇譯，激流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二二七頁至二三二頁）也可見一斑。我聽見過不少有關敵人在各個蘇區的殘殺行動，即在我們推出後的川北蘇區，也製造了不少的“萬人坑”，不過比之鄂豫皖區，亦是大巫見小巫而已。當權的國民黨，也許以為殺人可以止殺，其實多行不義必自斃，這是古有明訓的。

   徐海東說到他的西行，也是受我們在川北發展的消息所鼓勵。一九三三年間，敵方的情報屢次說到紅四方麵軍在川北很猖獗，他聽到了，有說不出的高興，率眾西行來找尋我們的念頭，也就油然而生了。一九三四年夏季，他帶著兩千多人，打著紅二十七軍的旗號，跨過京漢路，西向橫衝直撞，沿途打了許多次大大小小的仗。他們到達陝西後，繞著秦嶺山脈行動，隊伍人數損失了大半，子彈消耗殆盡，有時甚至無糧果腹，露宿山頭更是平常事，而且通往川北的道路又被敵軍控製了，乃不得已渡過渭河，向陝北發展。

   徐海東等來到陝北之前，總以為那裏是著名的土匪巢，不料到了那裏之後，竟發現有共產黨和紅軍，他們很快的就與劉誌丹高崗等的遊擊隊會合了，敵人的壓力也減輕了，因此他們就在那裏停留下來。陝北的遊擊區是很零碎的，主要的兩小塊，一在神木府穀，另一在保安靖邊安邊。一九二七年以後，陝西有些同誌逃到這些邊遠地區，搞土匪，打遊擊，並不知道蘇維埃和紅軍的章程，因而一切顯得落後。那裏的遊擊隊，分子也極複雜，除了共產黨員外，有土匪，也有非共產黨的知識分子。

   紅二十七軍到達陝北遊擊區之後，推行鄂豫皖區的經驗，紅軍和蘇區都有可觀的發展，聲勢為之大振。戴繼英（戴繼英，湖北籍，係鄂豫皖區的省委員，任紅二十七軍的政治委員）聶鴻鈞（蔣鴻鈞也是湖北籍的同誌，似是二十七軍政治部主任）目擊陝北遊擊隊內部複雜情形，急圖建立堅強基礎，便大張旗鼓整肅起來。陝北許多同誌被當作土匪或反革命，有的被殺，有的被拘禁，有的經審訊以後釋放。徐海東覺得戴聶二人做得過火了，太盲動了，沒有充分估計到陝北的落後情況。整肅的結果，使陝北同誌感覺不安，以為鄂豫皖來的老紅軍是壓迫本地人的。

   徐海東對於毛澤東等一到陝北，便能糾正戴繼英聶鴻鈞的錯誤表示敬佩。他說到毛主席等經過二萬五千裏長征，帶著北上先遣隊到達陝北，已是疲勞不堪，但一般同誌素來對中央的信任很深，尤其是聽到毛主席的名字便肅然起敬。毛主席等中央要人旋即糾正了戴聶的錯誤，將被拘禁的高崗等釋放了出來，而且極力號召同誌們無論是由江西來的，由鄂豫皖來的，或者是陝北本地的，都應團結一致。這樣做的結果，陝北的氣象，為之一新。

   徐海東還說到，自林育英到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展的情形，對黨內團結有所幫助。他仍和在鄂豫皖區時一樣，親切的稱我為主席，對我表示信任，並極力指斥那種汙我因個人權位而反對中央的傳說之不當。但他特別重視黨內團結，認為團結是生路，分歧時死路，他懇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與毛等握手言歡，這樣，會使前方士氣為之大振。

   徐海東這個樸實的軍人所說的這些話，顯然是真情的流露，不僅可以信任，而且令人感動。我同樣覺得戴聶的整肅工作是做得過分了，毛澤東等出麵糾正是適當的。我除了對徐海東表示這一點看法以外，也說到我正努力與黨內的團結工作。

   敵軍已從陝甘公路進占海原縣城，我們為了避免為敵軍所包圍，因東向同心城撤退。甘北地區，人煙稀少，糧食缺乏，河水含有苦澀的礦質，不能食用，人民儲雪於窖，作為終年的食水，我軍所到之地，迅即將民間窖水消耗掉了，這也使我們無法在甘北做久居之計。

   在同心城一個大院落裏，我和朱德率所部與彭德懷又重新會合了，我們一道盤桓（逗留）了兩三天。彭德懷那時擔任前敵總指揮的工作，所有陝北的紅軍，統歸他指揮，而且陝北蘇區的南麵，我軍與張學良楊虎城部形成了休戰狀態，因而他能率領陝北紅軍的全部，以同心城為中心，分散在甘北一片很廣大的地區內策應我們。

   這是我與彭德懷第一次共事，我覺得他是一個富有作戰經驗也有政治欲望的一位軍人，他處理軍事問題顯得精明機警，性格倔強自信，他愛談政治，對於西北抗日局麵，抱有極大的期待，他津津樂道他俘虜萬毅的經過，怎樣優待他、說服他，言外之意，似乎是他對這次的西北局麵，有過莫大的功績。我們大家似都有意避談毛兒蓋的往事，因而談話氣氛總嫌不夠親切。

   毛澤東等知道我們從打拉池退到同心城之後，來電告訴我們敵軍胡宗南部主力正由南向豫旺縣前進，企圖抄襲同心城的後路，主張我軍撤離同心城，向山城堡、洪德城、河連灣集結，以便在豫旺以東地區消滅進犯的敵軍。他們並派周恩來馳至洪德城迎接我們，並與我們共商作戰，我們複電表示讚成這樣辦，並即率全軍向洪德城移動。

   在河連灣這個集鎮的大路口上，我和朱德與保安派來的“迎接大使”周恩來握手言歡。周恩來是與張學良在延安談判西北抗日局麵的當事人，我們一見麵，自然首先問到這件事。他對西北抗日聯合政府能否組成一點，不作任何肯定表示，他說明這是要決之於張學良的。日前蔣的嫡係部隊，為了要對付我們，雲集在陝甘大道及東北一帶地區，情況自然對張不利，張是否能有所發動，大有疑問。

   張學良為甚麽熱中於抗日，周的分析比較適當。他認為萬毅的牽線，隻是促成了我們與張的接觸，而張的抗日決心，是由日本有增無己的侵略為其背景的。這位少帥遭遇奇慘，他那個著名的親日派父親被日本人謀害了，他也被攆出了東三省，而且代人受過被國人唾罵為“不抵抗將軍”。他雖然擔任著剿匪副司令的名義，而蔣卻歧視他，似乎要讓他的本錢——東北軍——在剿匪中被消滅掉。這一切逼使他非抗日不可，而且他對蔣也有惡感。

   周恩來覺得這些年來，中國的情形是變了，主要是日寇猖獗，觸發了中國人的愛國熱情。就拿這位張少帥來說，他父子兩人是國人公認的親日派，幹過許多親日賣國的勾當，又是共產主義的世仇，他父子殺害了李大釗等同誌，受帝國主義的指使一貫反蘇，甚至發動過對蘇聯的戰爭，我們一向都覺得張學良是比蔣介石還要可惡的反動派，現在連他都被日寇逼得走投無路，反過頭來要聯共聯俄，這是以往想象不到的事。此外，抗日怒潮彌漫全國，不久以前，西南軍人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等也用抗日的名義反對南京，甚至南京政府內部也有些人具有抗日的情緒。

   他進而強調不能拿過去的眼光來看張學良和東北軍，他指出張學良過去是一個染有煙癖的花花公子，現在卻奮發有為。東北人都希望打回老家去，東北軍就是體現這種願望的部隊。東北軍中的青年軍官最大多數是熱情反日的，東北的青年，尤其是東北大學的學生，都群集到西安來，高唱流亡三部曲，這確是動人心弦，張學良本人便成了東北軍和東北人抗日的號手。東北軍中一些親日派是失勢了，老派將領如王以哲等支持青年軍人抗日，即較保守的何柱國於學忠等也隻得隨聲附和。

   周恩來說到他與張學良接頭的時候，張學良的態度很坦率誠懇，張以“停止剿共，一致抗日”這八個字作為我們聯合的基礎。至於西北抗日局麵這個概念，還是相當模糊，沒有確定的綱領和做法，連這個“西北抗日聯合政府”的名詞，也隻是我們方麵提出來，張未置可否。

   不過他相信張學良是有辦法的，會聯絡由山西四川兩廣一帶的實力派，也會根據各方的意見，擬定辦法出來。譬如說張與楊虎城同處一地，本易發生摩擦，卻彼此相處得很好，可以一致行動，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

   我自從一九三一年踏進鄂豫皖區之後，老在偏僻地區打遊擊，與世隔離，已達五年半之久，時代的推演，簡直使我成為一個孤陋寡聞的鄉下人了。周恩來從偏僻的保安，通過西安這個小窗口，吸取了外來的陽光，他所知道的雖仍很少，所告訴我們的，也不免有些抽象，但已使我們覺得世界是真的變了，而他又確已得風氣之先，我須急起學習，趕緊拍去滿身遊擊的征塵，換上知識分子的道袍，以適應城市生活。

   當時，西路軍的敗象已經顯露出來，我們在同心城時即接到徐陳電告，謂我第九軍在古浪為馬步芳騎兵所襲擊，損失慘重，傷亡在一千以上，他們說明這次失敗的原因是指揮的將領們不諳（ān熟悉）對騎兵作戰的戰術，第九軍的主力布置在古浪縣兩旁的高地上。大路上的防禦工事做得不夠堅強，防守的兵力也單薄。敵騎因為衝進古浪縣內的街道上，大肆蹂躪，損失最慘重的是西路軍總指揮部各直屬機構，參謀諜報人員死傷甚多，偵查電台和其他通訊器材，散失殆盡，這簡直是使西路軍喪失了作戰不可或缺的聽覺視覺、以及一部份的神經係統。

   我們到達河連灣時，西路軍告急的電報接踵而來，其主要內容是馬步芳的騎兵得著古浪勝利的鼓勵，到處展開對我軍的襲擊，使我軍防不勝防，騎兵行動的迅速，又抵消了我軍的遊擊專長。胡宗南部楊騰蛟旅已先我占據武威這個軍事要地，阻梗我們向西發展的道路，西南軍正擬由小路繞過武威，占領武威以西的永昌、山丹、張掖、酒泉等地。徐陳等所冀望於我們的是經常供給他們情報（因他們的偵查電台已喪失了），如有可能，自然希望給予其他軍事上的協助。

   西路軍的處境，使我們大感憂慮，我和朱德周恩來曾再三商討，想不出應援的辦法。馬步芳是效忠於蔣介石的，我們不能通過張學良去影響他。在軍事上，我們自顧不暇，無法策應，我們隻有暫時停留在河連灣，將我們的通訊電台，臨時改為偵查電台，供給西路軍一些必要的情報，並令電保安軍委會偵查電台，盡可能將情報供給西路軍。

   我們本身的軍事情況也很緊張，當我軍由同心城經豫旺縣向山城堡撤退時，胡宗南第一軍的主力即銜尾追擊我軍，正向山城堡壓迫，我方的對策是實行堅壁清野，使敵軍因糧食缺乏不能在這裏久留。我們估計敵軍有占領山城堡、河連灣、洪德城、環縣、曲子鎮以至通慶陽這條線的企圖，那裏是陝北蘇區產糧食較多的地方，我們自然要在這裏牽製敵軍，不讓他們實現這種企圖，否則就連保安也要受到威脅了。

   河連灣一帶在陝北蘇區看來，是較富庶的地方，實際上仍人煙稀少，糧產有限，不易長期供應我們這支大軍。這裏的河水雖已不苦，但仍是黃土高原的組成部份，稀疏的村落，糧食生產隻有一些小米，畜牧以綿羊為主，運輸多賴驢子。同誌們大多認為這裏的糧產，還不及西康地區，甚至還有人預測，如果在一年前我軍果真全部自毛兒蓋去到陝北，恐怕早就要餓死人了。

   我們在河連灣山城堡一帶與胡宗南部相持了近一個月，胡部終因食糧不濟，向豫旺撤退。當胡部撤退時，我軍乘勢追襲，掐掉他們一段尾巴，頗有斬獲，俘獲人槍各千餘，河連灣的戰事至此告一段落。周恩來將這次勝利的情形電告張學良，這對不久以後西安事變的發生，也許不無影響。

   這次戰爭的勝利，周恩來的貢獻最多，他熟習當地情況，實施堅壁清野的工作。他一麵調度人力畜力來運輸糧食，供應我軍前線，有時要從幾百裏路的遠方運糧食來，另一方麵他組織遊擊隊赤衛軍，到接近敵人地區去活動，將所有的糧食運出，並拉空那裏的人力畜力，使敵人困於給養。敵人主要就是為了這一點，不能不向豫旺退卻，俾（bǐ以便）能接近公路線，獲取補給。

   當前戰事告一段落後，我和朱德周恩來即舉行會議，檢討局勢。由於我的提議，我和朱德率紅軍學校學生馳往保安，與毛澤東等會商今後工作，前線軍隊（包括我們率領的第四軍及第三十一軍）暫交彭德懷指揮，從此，總司令部便不直接指揮部隊了。周恩來則預先赴各縣，料理這次戰爭所未了的事務，然後再返保安。

   從這時起，所有紅軍又開始合二為一了，為了這件事，我曾向紅軍學校的學生發表演說，解答他們的一些疑問。我向他們說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情形，西路軍的不幸遭遇以及黨內團結的經過。我說明我到保安去，主要是促進黨內團結，並設法供應西路軍的情報，並呼籲一般同誌，化除以往有過的歧見，與來自各處的同誌精誠合作。黨內問題自可由黨內的會議解決，而紅軍則是一體的，不應由任何界限。

   紅四方麵軍自毛兒蓋與一方麵軍分手，以迄（qì到至）現在我們北上再度會合，期間經過，大致即如上述。事實如此，是非得失，唯讀者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