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75 統一戰線

 

第二章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一九三六年初，中共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林育英，從莫斯科回到陝北。他帶回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傳達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決議的要旨，重建了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聯係。

   我們這些中共巨頭們雖是鬧翻了，紅軍也分成兩部分分別行動，但我們之間的關係沒有繼續惡化下去。卓克基會議後，毛澤東等接到我們另行成立臨時中央的電報，亦沒有作意氣用事的不滿表示。從此，我們彼此在電訊上都避免用刺激對方的言詞，不再提起過去紛爭的事。我們會師後所編定的新電碼穩妥可靠。也許是由於分裂的痛苦和不幸的遭遇，把我們大家都鍛煉的更心平氣和了。

   毛澤東等自毛兒蓋率一三兩軍團北進，人數約一萬多點（原一三軍團和中央機關人數約為七千五百，加上自四方麵軍抽調補充四個團的最大部分，所以應該有一萬多人）沿途遭遇敵軍的截擊，損失慘重。他們於當年十月二十日在陝北瓦窯堡附近，與原在陝北的徐海東劉誌丹兩部會師，那時一三軍團所剩下的人數似已不到四千人了。（毛澤東等所部抵陝北時，所剩人數，從未正式公布過。據史諾的《西行漫記》（中譯本第一四四頁）說是剩下兩萬人，顯有誇大。我所采用的數字是後來我到陝北時，同誌們口頭告訴我的，似較接近事實）

   毛澤東等到達陝北後，曾多次來電，描述他們的處境，字裏行間，雖有些掩飾和誇張的地方，但他們所遇艱難困苦以及損失慘重等情形，也溢於言表。我們曾去電安慰並祝賀他們與陝北紅軍的勝利會師。此外，我們亦將我在上麵所說的各種遭遇，電告他們。他們的回電也表示出互諒互勉的意思。

   林育英到達陝北後，立即致電給我（林育英來電的時間可能是一九三五年底的幾天，也可能是一九三六年初的幾天，我不記得清楚了）大意是：他和王明等參加一九三五年七月間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大會對中國問題的討論，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策略的決定。他奉命攜帶密碼，經蒙古來尋找紅軍，已於某月某日到達陝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擬由陝北繼續到川康地區來，與我和其他同誌會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願等語。

   我接到這個電報，一時喜出望外。立即回電表示欣慰，並請他暫留陝北，以免途中遭受襲擊的危險，彼此可用電訊商談各項問題。林育英同誌係湖北籍的知識青年，林彪的叔父，他和他的弟弟林育南都曾與我共過患難。他於一九二二年參加中共後，即隨我從事職工運動，也曾在漢口一間工廠裏做工。一九三三年他代表中國工會到莫斯科，參加赤色職工國際工作，成為中共中央駐莫斯科代表團的一員。他回陝北後，為了保密的理由，他用“張浩”的名字出現。

   接著，林育英的電報源源而來，主要是告訴我們共產國際改采新政策的經過，並提出黨內團結的步驟。林育英說到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政策的改變時，曾指出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動，主要是希特勒的崛起，共產國際乃改變了它原有的政策。現在在全世界號召各國共產黨與其他反法西斯蒂的政黨和人民，聯合組成“反法西斯蒂的統一戰線”，又名“人民戰線”，這是要各國共產黨與他們本國的反法西斯蒂的資產階級乃至反法西斯蒂的政府，形成某種形式的合作。即使這種合作極不穩固，也是當前與法西斯蒂鬥爭中所急需的。

   林育英又指出共產國際認為中國正遭受日本的嚴重侵略，中共應聯絡全國人民，包括抗日的資產階級各軍隊各政黨，形成全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這一點上，他闡明了各項細則，也曾將《八一宣言》的要點電告我們。他主要說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否定了原有的蘇維埃運動，現在我們主要的口號，已不是“打倒蔣介石”、提倡“蘇維埃”和“土地革命”等，甚至也不是“反蔣抗日”，而是“聯蔣抗日”、“抗日聯合政府”和“一切為了抗日”。這些就是聯合一切抗日力量，反對日本侵略和漢奸的主要內容。

   林育英這些電報當時給我們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間，整個世界都變了，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要中共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向。林育英的來電也說到毛澤東等陝北同誌都已同意了這個新指標，如果我們也同意，就可據此對外展開活動。

   我們當時對於這些新消息極為興奮，一致讚成這個新政策。這在中共的發展史上，似乎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們當中有人對“聯蔣抗日”這句話感覺驚奇，認為這種可能性很小。多數同誌則覺得我和其他四方麵軍的領導者，似有先見之明；我們提出過入川綱領、西北聯邦政府和在毛兒蓋關於蘇維埃的爭論，都一一證明我們的想法是對的。也有人說到如果共產國際這個改變政策的消息早點傳達到中國，又何至有毛兒蓋的爭論。更有人以為陝北現在得風氣之先，他們既與共產國際聯絡上了，我們也就不必舊事重提，斤斤於誰是誰非，大家團結要緊。

   我當時百感交集，我衷心擁護這個新政策，認為和我一向的想法，在原則上不謀而合。現在蘇維埃走到了窮途末路，非有這個改變不可。我也慨歎中共所經過的一切遭遇：最初主張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說：“中國共產黨為工人和貧農的目前利益計，引導工人們幫助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全文見胡華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參考資料，第六九頁至第八四頁——上海商務一九五一年第九版），不久就由於國際指示，改采加入國民黨的政策，這種不合理的右轉政策，使我們碰得頭破血流；接著又急劇的向左轉，走蘇維埃的道路，又碰得頭破血流；如今再回到了我們的起步點，是曆史的諷刺，也是我們的悲哀。

   我們經過鄭重的研究後，曾複電林育英，表示對新政策一致熱烈擁護，當即策劃實施，請他轉達共產國際。我們為使這個新政策能夠與在陝北的同誌合力推行，在電文中沒有提到已往的爭執。不過關於聯蔣抗日是否可能，確是我們的最大疑問。我們推測莫斯科與南京之間，外交關係大致已有改善，因而會有“聯蔣抗日”這句話。我們為了不願對新政策稍示疑慮，就連這一點也不提了。

   林育英鑒於全黨政見已趨於一致，複電提議黨的統一。他指出過去毛兒蓋的爭論以及後來兩個中央的對立，雖屬不幸，但在他看來，這是蘇維埃政策應改而未改以前的難免現象。現在不宜爭辯以往是非，應急謀黨內統一。陝北同誌已同意他的建議，雙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義命令對方，由他暫時擔任雙方的聯絡人。他的任務是根據這個政策，使雙方行動密切配合起來。

   林育英還說明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決定不再幹涉各國共產黨的組織問題。各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概由其中央自行解決，共產國際隻在政策上予以指導。根據這個決定，他認為中共內部爭執和中央領導問題，應有我們自己設法解決。因此，他提出了上麵的建議。他熱誠的希望雙方就這個問題表現出獨立解決的能力。

   陝北方麵曾由張聞天具名來電，表示同意林育英同誌的建議，我也複電表示讚成。我在電文中說：我們現在既然要聯合一切力量抗日，內部團結自屬首要，決不能對外講聯合，對內部專講鬥爭，忽略了黨內民主。林育英再三來電提及，莫斯科的中外同誌們，都十分敬佩我們的艱苦奮鬥精神，現在又能解決內部歧見，他極感興奮。從此，我們與陝北同誌正式決定以林育英同誌為聯絡人，雙方各自展開新政策活動，俟適當時機到來，再召集黨的會議，解決一切。

   林育英此後的來電最重要的一點，是轉達了莫斯科對西進計劃的指示。他說到川康地區紅軍打通新疆的計劃，已得到斯大林的讚許。斯大林認為如果中國紅軍能夠控製新疆和甘肅河西一帶地區，蘇聯將予以必需的軍火供應，並協助訓練工作，使成為一支勁旅。因此，他表示我們應從速有所行動，西進與否，概由我們依據軍事實況自行決定。

   林育英傳達給我們的這個好消息，對我們有極大的鼓勵作用。我們推測，斯大林讚成這個西進計劃，因為他覺得避免與蔣衝突，實現聯蔣抗日，應是當前急務。我們也覺得過去黨內爭執的裂痕，還需要時間來彌補。如果我們能實現西進計劃，與陝北同誌暫時保持相當距離，無形中就是讓時間來衝淡彼此間的隔閡。因此，我們便積極準備西進計劃的進行。

   陝北同誌推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之處，所找到的對象，不是蔣介石，而是張學良。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隨著這一事實而有所變化。換句話說，原來的“聯蔣抗日”政策，便成了“聯張反蔣抗日政策”。

   當時我們在西康，目光所在主要自然是西南方麵的實力派。我們曾多方設法，經過康定，向四川和雲南一帶的軍人活動，要求他們一致抗日，共禦外侮。但我們的努力，不是落空，便是毫無反應。反之，陝北方麵，卻找著了一個軍事巨頭張學良。這種事態的發展，使我自己在黨內的地位開始轉居劣勢。

   一九三六年一月間陝北同誌們來電，報告他們在上年底與張學良部作戰，曾俘獲張部團長萬毅，他們待之如上賓，並根據新政策，向他痛陳聯合抗日的重要。最後他被感動了，誓言回到西安，懇求張少帥停止剿共，一致對日，如今萬毅已被釋回西安去了，希望能有結果。

   奇跡果然出現了。萬毅的活動打破了他們各方奔走迄無頭緒的沉悶局麵。過了一些時候，陝北來電，謂已接到萬毅的信，說明張學良經他的苦諫，已答允考慮停止剿共，要求陝北從速派人到西安去與張學良接洽。現陝北代表（最初是何人去的，我已記不清楚了，可能是葉劍英，後來是由周恩來代表的）已秘密前往了。

   我們複電讚成這種做法，但也指出應設法多方聯絡，對張學良左右的不少複雜分子如親日派等，應特別警惕。我們並重複向他們提供了我們以往與楊虎城有過的關係、居間拉攏的人名、以及其可靠程度等等的情報。陝北後來幾次來電，都說明與張學良接洽的情形。他們主要指出，張學良確有進步，真誠抗日，張的部下分新舊兩派，舊派保守，不願抗日，其中甚至有人與日本勾結；新派（萬毅即其中之一）對抗日極具熱忱。張與日本有殺父之仇，又受蔣壓迫，現在完全信任新派，很希望能擺脫蔣的控製。他對與中共聯絡的事，非常恐懼，深恐走露秘密，凡此，足見他本人可以信任。

   陝北同誌主張以張學良為唯一的聯絡對象，與其他軍人的事都可由他去進行。這樣比較穩妥，也可消除張的疑慮。他們來電曾舉例說明張學良曾問我方代表，是否與楊虎城有聯絡，我方代表表示他為唯一的對手，與楊虎城並無聯絡。鄭學良聽了大為高興，並表示他一切都有辦法，即對四川軍人他也有聯絡，要求我們不要直接接頭。這個電報的用意，自然是要我們不必再向四川軍人活動，因此，對楊虎城已有過的或將有的聯絡，也要暫時瞞著張而進行。

   陝北與張學良的關係，日益密切。據陝北電告，張學良的計劃是以西北為根據，與蔣介石對抗，他認為“聯蔣抗日”不可能，隻有形成西北單獨抗日的局麵，“反蔣抗日”才有前途。他最重視我們能拉攏他與蘇聯的關係，以期獲得蘇聯的實際援助。他不重視紅軍的力量，認為在“反蔣抗日”中起不了大作用。他要求現在川康地區的紅軍，迅速開到西北來，不要再與四川軍人糾纏。

   一九三六年五月間，陝北同誌與張學良的聯盟秘密建立起來了。陝北電告決與張學良共建西北反日局麵（即指西北抗日聯合政府），並指出張有英雄主義色彩，主張抗日反蔣並重，企圖成為抗日的唯一領袖。陝北的同誌們認為這種野心大可予以利用，如果西北抗日局麵有所成就，莫斯科也將會讚同，而且，目前中共處境困難，已無可選擇，隻有走這條路。

   我們覺得這種政策帶有投機色彩，是否有勝利的前途也很難說，但隻要有益於紅軍的生存與發展，也不妨試試。於是便複電表示讚成，但指出西北抗日局麵，須有一個明確的綱領，應包括中共主張在內；其次應將西北抗日局麵看作隻是發動抗日的力量，盡可能避免大規模的內戰。此外，我們還應注意增強自己的實力，並打通新疆的道路。這樣，可以使我們立於不敗之地。陝北旋亦複電表示接納我們這些意見。這就是“聯張反蔣抗日”的最初經過。

   一九三六年六月間，賀龍的二方麵軍和肖克的第六軍，與我們在西康地區會師了。他們是大江以南的一支孤軍，與我們和陝北方麵，早已失去聯絡。賀龍等僅僅從敵人的情報中，獲悉紅軍大部都已向西北方向轉移，因而他們也由湘鄂川黔邊區向雲南西北部行進。他們向西北兜的圈子，比一方麵軍還繞得大，沿途所遭受敵軍的截擊和所經曆的艱險，也是十分驚人。

   我們一直注視賀龍蕭克兩部的動向，也像以往策應一方麵軍一樣，多方設法予以策應。一九三六年四月間，我們從敵人情報中，獲悉他們正在向雲南的大理前進，因判斷他們是企圖沿雅礱江向我們靠攏。總司令部因派遣幾路部隊，前往康滇邊境策應，兩軍卒（zú終於）於雷波以南地區會師。

   四方麵軍與二方麵軍在雷波的會師所引起的歡騰，不亞於一年前在懋功的會師。總司令部派去的部隊，阻擋了雲南盧漢部和四川劉文輝部從東南兩方麵直向二方麵軍的追擊。二方麵軍因此得以徐徐向北，移到雅江和新龍一帶地區休息。這在二方麵軍一般同誌看來，四方麵軍充分發揮了休戚相關之誼。

   當時，賀龍蕭克兩部已合而為一，統稱之為二方麵軍。原二方麵軍是由賀龍夏曦分任總指揮與政治委員，夏曦在雲南途中溺死，第六軍原有蕭克任軍長，任弼時任政治委員。這兩部分的實力原有兩萬人左右，到達西康地區時，剩下約五千人。他們在夏曦去世後，合並為一，仍以賀龍為二方麵軍的總指揮，蕭克為副總指揮，任弼時為政治委員。原二方麵軍政治部主任關向應兼任副政治委員。兩部因人數已減，乃縮編為三個師。

   我們有過懋功會師不愉快的經驗，所以這次特別謹慎，除彼此互相關切外沒有任何互相挑剔的地方。而且兩軍的駐地相隔甚遠，沒有彼此聯歡的熱烈場麵，自然也減少了摩擦的機會。二方麵軍的領導人物以任弼時為重心，他留俄回國後，任少共中央書記，一九二七年以擁護共產國際反對陳獨秀著稱。中共第六次大會時，被選為中央委員，後來升任為政治軍委員。他原富有青年氣味，經過許多磨練，已顯得相當老陳。當時他已蓄起幾根胡子，我往常叫他做小弟弟，現在也要笑著叫他做“任胡子”了。賀龍當時亦看不出任何土匪氣味，簡直就是一位循規蹈矩的共產軍人，一切聽由任弼時指揮。蕭克將軍倒很像個文人，愛發發牢騷，但也不堅持己見。關向應原也是少共的小夥子，這時仍富有青年氣味，不遇到大問題，例不輕易發言。

   我們在爐霍歡聚一場，大家一團和氣。不過二方麵軍一般幹部，對一方麵軍的離開江西，不無誤會以至怨言，尤其對夏曦過去的領導深表不滿。夏曦也是“二十八宿”之一，曾在二方麵軍中大事肅反，誤殺了一些好同誌，因而有些同誌認為這是中央為留俄派把持後的“德政”。他們對於一、四兩方麵軍會合後所發生的一切，也極表關懷。但我們覺得這些過去的事，此時不宜多談，應根據新政策，以謀今後的發展。

   任弼時等人直至此時才知道中共已改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他們研究了我們和陝北間來往的電報，並了解由“聯蔣抗日”以至“聯張反蔣抗日”的真相。任弼時對於這些變化，起初也感到有些尷尬，覺得他以往反對陳獨秀的主張，現在卻又走回陳獨秀時代的老路。但旋又覺得這既是共產國際的決議，應當毫無保留的接受。他對於陝北已與張學良發生聯盟關係這一點，也認為中共方麵隻有采取一致的步驟。一般說來，二方麵軍的同誌是在整個政策已經改變之後和我們會合，所以隻須表示支持新政策，就再沒有異議了。

   任弼時本人對於毛兒蓋的爭執特別感興趣。不惜花很多時間，分別和朱德、徐向前、陳昌浩、劉伯承和我詳談，搜集有關資料，研究這個爭執的症結所在，我曾笑問他是不是想做“包拯”（包拯是宋代的一位以剛毅峭直著稱的官吏，仁宗時任龍圖閣直學士，吏治開封府。這是一位婦孺皆知守正不阿的人物），他也不完全否認這一點，表示他是一個沒有參與這一爭端的人，現在研究一下，也許將來可以為大家和好盡些力量。

   任弼時將他研究的結果告訴我，大致指出下列各點：

   （一）四方麵軍之策應一方麵軍是真誠互助的行動，不能說四方麵軍的同誌們早有反中央的傾向；

   （二）雙方都有成見，最先表現這種成見的，卻是凱豐的文章；

   （三）一、四兩方麵軍彼此的批評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

   （四）沒有改政治路線以前，毛兒蓋的爭執勢所難免；

   （五）毛澤東等自毛爾蓋率一三軍團北上，沒有事先通知我和朱德等是不適當的。但他覺得這件事的釀成，一方麵是毛澤東等人的疑忌居多，另一方麵也是四方麵軍的反對呼聲，加強了這種疑忌；

   （六）卓克基會議決定成立臨時中央，似乎太過分了。

   任弼時認為這是一次嚴重的教訓，值得大家警惕。此後，我們要算計舊賬，他並決定以調人自居，不偏袒任何一方，願為大家的和好而努力。我對於他這種熱忱，極為感動。至於他的意見，我當時未置可否。後來，我們在陝北沒有見過麵，也沒有聽見他有甚麽不滿意我的表示。也許他說過的這些話，後來被陝北同誌認為不合時宜，因而沒有盡力的機會。

   疲勞的二方麵軍在西康地區已休息了一個月了，向西北行動的計劃，迫不及待，我們乃決定全師北進。決定由劉伯承、任弼時、賀龍率二方麵軍和羅炳輝軍為右路，出甘肅的岷縣、靜寧，進到海原一帶的甘北地區。總司令部則率原四方麵軍和董振堂軍為左路，經岷縣，取道瀧西通渭，折而向西，奪取甘肅的河西走廊。

   上述的軍事行動計劃，在軍事上說來，是企圖擁有西北的一大片地區，即以陝北的紅軍居右翼，奪取河西走廊之後的四方麵軍居於左翼，二方麵軍在到達甘北之後，則居左右兩路的中間地位。在政治上說來，是增加我們與張學良聯盟的資本，即紅軍不是局限於陝北的彈丸之地，而且握有甘北甘西一帶地區，這不僅可為西安的張學良保障後方，而且可以打通往蘇聯的道路。

   陝北同誌讚成我們這個軍事計劃，一直在催促我們北進，似乎沒有我們的實力作資本，就不能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麵。二、四兩方麵軍的同誌都很滿意這個決定。在二方麵軍來說，他們居於中路，無論在軍事上或政治上都可起橋梁作用，而四方麵軍的同誌，也覺得河西走廊將是未來西北抗日局麵的交通要道，正是我們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與一方麵軍擠在一塊，再發生摩擦。可是，後來的事實發展，這個計劃並沒有實現，這是四方麵軍的失敗，也是我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