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74 分久必合

 

第十九篇 由分到合

第一章 在西康
   

   分裂風潮之後，繼之而來的是黨內團結的迫切要求。毛澤東從毛兒蓋策馬北溜，卓克基會議群情憤慨。這兩幕連台戲是分裂的高潮，也驚醒了我們這些遊擊英雄。每個人都從心底深處喊出“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分裂，而是團結”的呼聲。敵人的壓迫，使我們必須彌補分裂所造成的創痕。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指示中共改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由清除了我們內部分歧根源。任弼時賀龍所率領的第二方麵軍，輾轉來到西康地區與我們會師，也促成了內部的團結。一九三六年夏季，我們由西康向甘陝北進，黨的組織和紅軍各單位，又在陝北的保安重新合而為一了。

   卓克基會議之後，我們的主要注意力轉到了對敵作戰方麵。我們不願老在內爭問題上糾纏，因而並沒有強化臨時中央的組織和作用。它的存在似隻是一個名義，它沒有機構，沒有選舉出新的中央委員，也沒有對舊的中央委員有所製裁。這樣做，自然是顧到朱德所說留下轉圜（huán調停斡旋）餘地的意見。而且，我們覺得不承認原有中央和建立臨時中央，隻是辨別是非、伸張正義的行為，並不是存心分裂，也避免個人權力之爭。

   我們忙著作南下的動員工作，“打到天全廬山吃大米”，使我們當時激勵戰士的口號。這對於兩個多月沒嚐米味的紅軍，特具吸引力。我們的南下綱領是：“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平分土地”、“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紅軍願與川軍劃分防區，互不侵犯”等等。我們再沒有提出建立川西新蘇區或西北聯邦政府等類的主張，因為覺得這是要等我們在天全立定了腳之後，才能決定的。

   總司令部所指揮的軍隊，仍是一、四方麵軍（中央機構和一、三軍團雖然北上了，第五軍團和第十二軍以及總司令部屬下成百的工作人員原均屬一方麵軍）。即將到來的戰爭，需要我們和衷共濟來應付。任前敵總指揮的徐向前，更覺得內部團結是今後克敵製勝的要圖，他對過去的分裂行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四兩方麵軍同誌間的隔閡，極為難過。他也責備中央巨頭們領導無能，希望徹底改善。

   我們將黨內團結工作列為第一要務。如果繼續指責過去中央在兩軍會合後，隻知批評四方麵軍，抹煞它一切的功績，賞罰不明，以致引起同誌間的隔閡，釀成這次分裂，是不足為訓的。我們今後要改弦更張，重視同誌們的努力與貢獻，褒揚一、四方麵軍過去的英勇奮鬥，反對彼此間的任何門戶界限。我們要求同誌們互相學習，互相諒解，互相結交，縱有檢討批評，也要出之於善意。

   我個人對於這次團結工作，特別重視。我向四方麵軍一般幹部講話，極力褒揚一方麵軍過去的英勇，累積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和知識，我們應當向他們學習，大家應一視同仁彼此要攜手前進。這類的話我也曾向一方麵軍的幹部講過。我還訪問了董振堂羅炳輝等原一方麵軍的將領，征詢他們對於軍事問題黨內問題的意見。這些努力多少收到了掃除隔閡的效果，例如董振堂就鄭重表示，過去中央老把他當作投降過來的將領，似乎不把他當“自己人”，今後既能夠一視同仁，他也敢於負起責任指揮作戰了。

   我們這樣努力了幾天，便出發南下。我軍由卓克基經懋功，迅即攻克了寶興縣城。寶興是個小縣，位於懋功以南大山的出口處，過此往天全廬山，便是比較平坦的地帶。天全廬山在這多山的四川，是一片不小的衝積地區，土地肥沃，氣候和暖，盛產大米，相當富庶。

   當時四川已為蔣介石的嫡係部隊所控製，圍剿一方麵軍入川的國民黨中央軍，分駐在各戰略要地；我們要跟這些裝備較好的軍隊周旋，這和我們初入川北時與川軍作戰的情況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語。我軍進到寶興時，先是與川軍作戰，一經接觸，就給我們打垮了。我軍乘勝占領天全廬山大部分的鄉村地區，這兩縣的縣城當時尚在川軍手中。

   這一帶的戰鬥中，蔣介石的飛機發揮了較大的威力。我軍向天全挺進的當天拂曉，川軍防線完全被擊破，我軍正乘勝沿著山嶺要道向縣城追擊，可是到了九點鍾，敵機分批飛臨我們上空，作地毯式的轟炸，阻遏了我們的攻勢。事後檢討，我軍這次三百幾十名傷亡中，竟有近三百名是敵機轟炸下的犧牲者，同時，在這次戰役中，敵人所建立的碉堡陣地，威力較前也大有進步。這些跡象顯示，敵人是利用江西的剿共經驗來對付我們。

   我們覺得飛機與碉堡確非我們的力量所能摧毀。過去一方麵軍在江西對敵作戰時，曾采取“斬烏龜頭”的戰術，即乘敵人飛機沒有出動的時候，用迅速的手段，消滅敵人伸出碉堡以外的兵力。但這種戰術終於不能發生大效，結果江西蘇區為碉堡所困，最後，不得不突圍西行。毛澤東也曾斥之為“錯誤的防禦戰術”。

   我們不願重蹈江西蘇區的覆轍，決定我們在天全廬山的軍事行動是暫時性的，不在這裏建立川西蘇區，我們在這一帶的主要任務是解決補給問題。因此，我們一麵集中最大限度的人力和畜力，將打土豪得來的稻穀運往寶興以北的山地去，一麵在各個集鎮上，搜購布匹棉花趕製冬衣，準備不得已時退回懋功。

   戰局漸漸不利於我軍，不久在江西對共作戰甚久的薛嶽、周渾元兩個縱隊（每個縱隊約有三師人），集結到了我軍的正麵，以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的手段，向前進逼。我軍與之交鋒，占不著便宜。我們素來避免打沒有勝利把握的仗，也不願持久消耗，乃退回寶興以北的山區。敵軍也不再深入，他們不敢蹈險和我們在山地爭勝負；同時，他們也以為把我們圍在山地，終有一天會因糧食不繼而自趨崩潰。

   我們的南下計劃，顯然沒有甚麽收獲，不到一個月便結束了。這似乎證實了毛澤東所謂“敵人飛機大炮厲害”的話。我們當時曾詳加檢討，認為敵方在軍事上占壓倒優勢，這是從來沒有人否認過的，不過我們現在所處的區域，相當遼闊，決非敵人所能封鎖。兼之區內地形險要，交通阻塞，敵人決不敢深入進襲。因此我們大可安心在這地區休息過冬，決不會成為甕中之鱉。

   一九三五年九月間，我們回師懋功及其西大金川沿岸一帶的集鎮（即黨壩、靖化、巴地、丹巴等集鎮），原駐在丹巴的劉文輝部，在我軍壓力之下，向瀘定潰逃。我們總司令部駐在靖化黨壩地區。這時東南麵的敵軍離我軍有百裏以上，不能直接威脅我們。

   我軍的困難是糧食供應不足，引起藏人的反感，當地藏族與漢人之間原有隔閡，藏人一向痛恨漢族的侵略。紅軍進到藏族地區後，毛兒蓋東北麵的藏人曾與我們發生過許多次的衝突。他們不僅阻攔我們這些外來之兵，尤其不願我軍分享他們不足的糧食。我們在這一帶駐紮久了，與藏人爭食情況，日漸嚴重。我們避免與藏人衝突，不願在此駐留太久，以免消耗這一地區的糧食太多。

   藏族頭人為了保護他們的糧食，往往集中數百人與我們的搜糧隊對抗。我們住在清化的時候，就曾發生過好幾次類似的衝突。藏人的隊伍是烏合之眾，隨集隨散，不能持久，我軍從不妄施攻擊，隻是予以監視，聽其自散。我們也曾向藏人解釋，我軍征收糧食實屬不得已，決不願他們於饑餓的境地，更不會橫施壓迫。這樣的解釋收效很微。我們隻有適可而止，在一個地方住了幾天，就又遷往別一個地方去。

   我們這群人特別堅強，不怕一切困難，老在尋求生存之道。我們的蘇維埃運動，已經支離破碎，內部又告分裂，而且困處邊隅，糧食不濟，藏人的抗拒，更使我們汗顏。但我們並不絕望，還是抖擻精神，積極進行部隊的訓練工作，以為將來作戰的準備。

   我們的訓練中心是紅軍學校，由何畏任校長，劉伯承任總教官。何畏那時仍在養傷，事實上不能多管事，劉伯承則負責實際責任。這個學校有一百多名學生。多數是從四方麵軍調來的營連長，也有少數當過師長或軍長的幹部。重要戰術教官是張宗遜、郭天民、唐天際等。教學原則是教官和學生共同學習，理論與實際並重，往往一個課程之後，便由教官和學生們率領附近駐軍，實行演習。

   這間學校的訓練條件，還不算壞，不僅教官優良，而且有適當的課本。我們在鄂豫皖辦紅軍學校的時候，沒有自己的課本，隻有借用國民黨的課本。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時曾譯印了莫斯科出版的《蘇聯步兵操典》和《紅軍中的政治工作》兩本書，可是經過長征的災難，這兩本書已難找到了，幸好有一個一方麵軍的下級軍官，經過千辛萬苦，才保存了這兩本書。我當時發現了，讀了一遍，視為至寶，立即翻印，作為這個學校的課本。

   這間學校的訓練方針是注重紅軍的正規化。劉伯承這位獨眼將軍是四川老軍官出身，無論軍事學識和實際經驗，在我們朋輩中都要算是傑出的人才。他又是中共幹部在蘇聯陸軍大學唯一的畢業生，回國後即出任紅軍參謀長職務以迄（qì到至之意）於今，所以他對紅軍的一切了如指掌。他素來主張紅軍幹部要學習正規戰術，遊擊經驗隻能配合使用。他講話愛用尖刻的詞句，常常批評遊擊作風，連諷刺毛澤東也不放過。劉伯承這個正統派軍人，在授課時經常假定兩個同等人數、同等裝備的敵對軍事單位，對陣的時候，勝利將屬之於勇敢堅韌和戰術較優者。這種思想原是無可非難的科學分析，也合乎共產主義者所推崇的辯證唯物論。可是我們的紅軍與敵軍相交經常處於劣勢，因而素來提倡英勇堅韌和協同一致，重視出奇製勝的戰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遊擊觀念”，過分強調超人和少數集團的優越作用，對物質力量不足重視。

   劉伯承的正規戰術思想，終於與遊擊觀念發生衝突。紅軍學校的學生餘天雲，是遊擊觀念最強的一個，他是農民出身，聰敏倔強，以戰功由士兵而連續擢升到軍長。他做過好幾年團長，也做過短時期的師長軍長，就因為師軍長的職務，需要較高的軍事知識，隨意調他到紅軍學校受訓。他這個高級幹部，就在好幾個戰術問題上與劉伯承等教官發生爭執，這種爭執發展成為違反學校紀律的事件，校長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麵製止，他仍表示不服，因被判處短期禁閉。
   餘天雲事件發生後，我即馳往紅軍學校召集所有同誌舉行會議，並發表演說。我指出一般同誌不應自滿於遊擊戰術，應嚴肅的學習正規戰術。我特別推崇劉伯承的軍事知識，說到我自己和一般同誌都得向他學習，他在刷金寺時所發表的、所有紅軍幹部都須再教育的演說，我是完全讚成的。我還說明教師與學生之間可以自由討論，從前是如此，今後也應如此。不過學生們應該虛心學習，不要固執己見，以免妨害學習和違反應遵守的紀律。我讚成學校當局給予餘天雲的處罰，但要求一般同誌繼續敬重他並幫組他學習。

   紅軍學校這個風波算是平息了，多數師生原不讚成餘天雲的見解，經過這次教育之後，學習的進行顯得更為順利。我和其他同誌也曾安慰餘天雲，他雖鬱鬱不樂，似也再無不滿的表示。不久，紅軍學校由黨壩向丹巴移動，餘天雲竟在途經大金川激流時自高崖躍下自殺了。

   餘天雲的自殺事件，立即震動了一般幹部。有的埋怨我和學校當局對他處罰太嚴，使他感覺這是一種不能忍受的侮辱。有的批評餘天雲太過倔強和驕傲，遊擊觀念太深。甚至還有人以為餘天雲事件，證明紅軍幹部特別是紅四方麵軍的幹部，軍閥習氣相當嚴重。平心而論，餘天雲不過是毛澤東的縮影，性格倔強驕傲，重權術，不擇手段，兩人同樣堅持遊擊觀念，也以同樣的理由與劉伯承發生戰術思想的爭執。兩人都自視為遊擊天才，神聖不可侵犯，不過一個土頭土腦，一個多點斯文，因而一個憤然自殺，一個老是運用奸詐，橫行霸道。

   為這件不幸的事我發表了沉痛的演說，要求同誌們從這件事汲取應有的教訓。我首先痛悼餘天雲之死，褒揚他過去的戰功。但我也著重指出自殺行為之不當，一般同誌要經得起批評和處罰的考驗，動輒輕生是要不得的。我重複闡明紅軍紀律應當嚴格，高級幹部也應同樣遵守，處罰並非侮辱，乃是實施教育的一種手段。

   我們也探討了餘天雲自殺的思想根源。我指出共產主義者相信以少數領導多數實行革命，因為他們自信能夠依據自然來改造自然，因此不少同誌過分強調共產黨改造自然的作用，這多少是唯心觀念的作崇。過去中共曆史上，瞿秋白的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都犯了這類性質的錯誤。尤以在遊擊戰爭時期，中共中央的負責人，特別是毛澤東，都不免受這種唯心觀念的影響。一般同誌更被遊擊觀念所支配，老是覺得個人的英勇與計謀，會產生超乎想象的決定性作用。餘天雲雖沒有自私的軍閥觀念，但確實以遊擊英雄自命，因而一受到批評，使他腦海中的天經地義發生動搖，便憤而自殺。這是不足為訓的，同誌們應應引以為戒。

   根據目前的情況來檢討，餘天雲的自殺事件使我想起一九五五年高崗的自殺，兩者在性質上有某些相同之處，但我當時對餘天雲，到沒有想到、更沒有說到他以自殺來反黨。
我們的教育工作，是克服了重重困難而進行的，餘天雲事件足夠說明此種困難的深度。我和一般高級幹部曾詳加檢討，認為嚴格的教育仍應繼續實行，但方法應有所改善，即對一般同誌，不可輕易處罰，應多注重說服與批評，對遊擊觀念也不可一概抹殺，要潛移默化、以正統的軍事知識徐圖補救。我們當時是想利用這段休養的期間，借訓練工作使我們的知識能力大大提高，因此，我們不惜采急進步驟。但事實上訓練工作須較長時間才能收效，我們這次努力，也就由於時間的限製，雖有相當成就，但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

   一九三五年十月底，我軍翻越萬年雪山（即大雪山）到達道孚、爐霍、甘孜地區。我軍在大金川流域和懋功一帶停駐了一個多月，從天全廬山運進來的糧食已經吃光了。當地的糧食，又因紅軍在那裏先後駐紮了約四個月，已經消耗得差不多了。我們要遷地為“糧”。道孚、爐霍、甘孜是川藏大道上的要鎮，人口較多，我們估計那一帶的糧食可供我軍過冬。而且時已深秋，再不遷移，待到大雪封山，那就無法翻越這座大山了。

   我們選擇了由丹巴通道孚的一條捷徑，向西進發。翻越大雪山，須費兩天的時間，第一天進到山腰雪地邊緣露宿，第二天上午，翻過海拔七千公尺左右的山頂，再下山到了山腳才找著村莊駐足。山頂空氣稀薄，通過時呼吸困難，我們都帶有生薑一類的強心藥品，為臨時救急之用。全山白皚皚，我們步履稍一不慎，便可能發生雪崩。幸而我們事先作過充分的準備，所以能夠順利通過。

   這一帶喇嘛的勢力特別盛大，尤以黃教的勢力最強。道孚一個最大的黃教喇嘛廟，就有八百多個喇嘛，街道上到處都可以看見穿紅袍的喇嘛，喇嘛廟裏有維持紀律的鐵棒喇嘛，那些在街上閑逛的喇嘛們，聽見鐵棒喇嘛來了，就嚇得四散躲避。喇嘛廟和喇嘛住宅建築都較精美。喇嘛廟很象一間學校，喇嘛們經年累月在那裏念經。有時喇嘛也像是一支有組織的軍隊，大多會使用武器，經常作有組織的軍事活動。喇嘛在當地居民中，無論知識和能力都較超越，人民畜牧、營建、醫病等，都得依賴喇嘛。大喇嘛如活佛呼圖克圖更是政教合一的首腦。

   一妻多夫的製度盛行於這一帶，但婦女的地位卻又特別低。藏人兄弟數人往往共娶一妻，她周旋於這些兄弟之間，要維持他們的和睦，如發生爭風吃醋的事，不問原因何在，概歸咎於妻子。婦女出街要帶麵罩，而且有些還毀了容（所謂毀容，就是故意將麵部割破，塗上黑灰，變成黑疤）。喇嘛們在街上逛遊時，婦女們要遠避，否則就被視為不道德，如果一位年輕貌美等女子，竟引誘喇嘛們注視，那更是邪惡之舉。凡是引起爭風的妻子，或引起喇嘛欲念的婦女，往往送去當尼姑。道孚市郊的一座小山上，便有一個規模頗大的尼姑庵，住滿了這類尼姑。

   藏漢兩族間的關係十分惡劣。從滿清到民國，統治者傳統的歧視藏族。那時統治西康的軍閥劉文輝，盡量搜刮藏人的錢財。漢人在此經商者，也多用欺詐手段圖利。我和一些藏人及喇嘛們談及這些事，他們大多敘述怎樣被漢人攆到山裏去的故事。

   藏族的文化較低。藏人一年四季，不分冷暖，總穿著一件油漬的羊皮筒子，這件筒子往往重達三十磅，成了他們日常生活很大的負累。他們雖有自己的文字，但結繩記事的方法，還是很普遍。而且文字也極不完備，很多較複雜的概念，就無法表達出來。譬如“團體”這個名詞，在他們的文字中就沒有。我和他們研究，藏文中隻有“一心一意”這個名詞，較接近於“團體”這名詞的意義。

   我們既履斯土，就得盡量取得當地人民的諒解和合作。藏族自治政府經過我們的推動，在各地組織起來了，但大多隻是一個空名義。藏人始終不完全了解紅軍，在他們看來，我們是掠奪糧食的可惡漢族，但是我們對他們的態度和藹，又使他們驚異不解。甘孜的活佛是這個區域的“神”，他曾這樣表示對我們的觀感：“如果紅軍處境好一些，不會比劉文輝壞，可是它現在窮困，搜刮超過了劉文輝。”活佛的這句話，適當的描繪出當時我們在那一帶的真象。

   我們在西康停留的期間——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前線大致沒有戰爭。駐在康定的劉文輝部與我軍隔著折多山對峙，相安無事。我軍向西伸展到金沙江的左岸，西藏達賴喇嘛屬下經英國訓練的少數軍隊則駐防右岸，彼此也從未向對方射擊。蔣介石、劉文輝也曾利用少數藏人，組成遊擊隊向我軍騷亂，但這些受蔣介石利用的藏人，往往被藏人視為“藏奸”，沒有群眾基礎，經我軍予以打擊，也就煙消雲散了，其他藏人的零星反抗，我軍多數是用政治方法來解決。

   我們仍是集中力量，進行部隊的訓練工作，主要是使一般戰士了解西北情況和對騎兵作戰的戰術。我軍大致可以在西康地區長期停留下去，但為了解決糧食困難，我們須花很多時間來從事農業生產。這樣，會使我們的戰鬥部隊，轉化為屯墾軍，因而放棄對全國革命的領導任務，這自然非我們所願。有鑒於此，我們乃仍照預定計劃進行，奪取甘肅的河西走廊和新疆，與在陝北的紅軍成犄角之勢。訓練工作便是根據這種方針來進行。

   這段時期，我們發展了軍隊中的“文化娛樂工作”，主要是原一方麵軍政治工作人員的貢獻。一方麵軍是在江南的湘粵贛一帶革命中心地區發展起來的，參加這支隊伍的知識分子較多，所以軍中的文化娛樂工作，也較為發達。當時我們總部駐紮在爐霍喇嘛廟裏，門口有一塊大廣場，主持文娛工作的李伯釗女士（係留俄學生，任總政治部文娛組主任），常常率領文娛隊（我們那時文娛隊的組織，多臨時吸收戰士們參加，但指導人員則多係原一方麵軍政治工作人員）在那裏表演。我和朱德等就常同戰士們一道欣賞。他們所表演的短劇、舞蹈、歌唱等，當時鼓舞了戰士們的熱情，即使到了今天，回憶起來猶有餘味。

   這裏氣候寒冷，布匹棉花，少的可憐，但羊毛卻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商店倉庫，喇嘛住宅，到處堆滿著羊毛，多數沒有經過加工，主要是因交通不便，多年囤集，賣不出去。我軍戰士都忙著將羊毛加工，紡成粗糙的毛繩，再織成衣褲以及襪子等。一九三五年十一、二月間，我軍各連隊幾乎都變成了一個個羊毛紡織廠。不久，全軍服裝都是各種顏色的毛紡品，其中以白色最多。我們對紡織羊毛多方鼓勵，用教練品評、競賽展覽等方法，來促進戰士們在這方麵的努力。就這樣圓滿的解決了我們的冬服問題。

   在“吃”的問題上，我們花的力量還要多些。當地的青稞大體是由我們控製，實行定量分配，獎勵節約，反對浪費。每人的青稞分配量，多數時間是每天一斤。宰牛管製的更嚴，獎勵製牛肉幹，以便一條牛能供一連人約一周之用。糧食加工的工具很缺少，經我們分配，由軍隊和藏人輪流使用，但仍不夠分配，戰士們有時要將沒有加過工的青稞煮熟來吃。

   蔬菜在這一帶亦極缺乏，生產量供給藏人已感不足，我們來了之後，每天吃的都是青稞牛肉牛酪之類，沒有蔬菜是相當嚴重的問題。所幸當地盛產一種野生的根科植物名叫人參果（也許西遊記上所說豬八戒吃的人參果，就是這一類東西），可以佐餐。我們用競賽的辦法，鼓勵戰士們去搜掘，每人每天可掘得十幾斤或更多些，最高紀錄曾達到五十斤。人參果和青稞煮在一塊吃，相當可口，而且也很富營養。不過我們人數太多，這種野生植物，經過我們大量搜掘之後，不久也就稀少了。此外，我們也派戰士去獵禽獸和打魚，但藏人迷信甚深，看見我們的戰士去漁獵，往往有不樂意的表示。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我們還組織了一個野菜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在漫山遍野的野草之中，搜尋一些可以吃的東西。委員會有二十幾個人工作，以朱德為主席，委員之中包括老農和醫生等。他們從野草中找出了可以佐餐的二十二種野菜，解決了我們缺乏葉綠素的問題。有一次委員會判定某一種野草是可以吃的，先由少數人試吃，結果試吃者竟發生昏迷現象，經過搶救，才告無恙。在二十世紀中，這種神農嚐百草的辦法，似令人發笑，但這種冒險犯難精神相當可佩。

   愈是落後的地區，疾病的威脅愈是嚴重。藏人對於疾病根本無法抵禦，有時整個村莊，竟被某一種疾病完全吞噬了。藏人對於人畜疾病的處理，隻知采取嚴格的隔離方法。一個病人常被他的家人安置在一間單獨房屋內，家人都不去看護，隻按時從門洞中用長棍竹竿，送進一些食物飲水之類的東西，由病人自行取食。病人能否痊愈，隻憑他本身的抵抗能力。如果他病故了，家人們便將他的屍體焚化，甚至連那間房子，也一並焚燒掉。某一村莊發現了傳染病，全村的人往往就棄村逃亡。這樣的隔離方法，有養成了一種反常的道德觀點：對患病的家人，留戀不忍去或願盡看護之責，則視為不合道德；而遺棄病人，反視為是理所當然。

   我軍在藏族地區，曾受到傷寒病的嚴重威脅。患病的人數不少，時間也拖得很久。從一、四兩方麵軍在懋功會師後，直到我們離開西康地區，這種病魔老是在與我軍為伍。所幸我軍還相當注重衛生，傷寒病的傳染速率，收到了相當的抑製，其他傳染病也沒有大規模的發生過。

   在福建漳州基督教醫院服務過的傅連璋醫生，對於這次防禦和醫療傷寒症，有過極大的貢獻。在高原地區，空氣稀薄，又缺乏燃料，我們燒煮食水，往往不易達到一百度，因而不能將水中的細菌全部殺滅。傅醫生認為，食水不潔是引起傷寒病及其他病症的主要原因。我們根據他的指示，在火爐旁安置一個牛皮風箱，增加火力，使食水能煮達一百度，這樣，不僅可減少傷寒症的蔓延，同時也減少了其他的疾病。

   我們缺乏藥品，對於傷寒病無能為力。傅醫生便采用中醫的醫治辦法，救活了不少人。從此，這位原無視中醫的西醫生傅同誌，也就對中醫發生很大的興趣。後來他在上海著名的醫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說明他用中醫方法，曾治好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傷寒病患者。他現在任中共政府衛生部副部長，特別熱心提倡中西醫學並用。

   那次的傷寒病犧牲了我們成百戰士，其中有好幾個是師團長級的幹部。還有一位無線電偵察專家蔡同誌，他是福建籍的知識青年，聰敏而有毅力，自鄂豫皖起他就擔任對敵的密電偵查工作，建樹極多。他與我不僅是同事，而且是好友，他的死亡，在友情上我固然十分傷感，而且使我們軍中少了一雙千裏眼，尤為令人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