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71 懋功會師

 

第二章 會師懋功

   我與毛澤東等在懋（mào）功初會時，雙方在政治軍事以及兩軍的關係上，就表現了針鋒相對的看法。這些情形，現在說來，有些似是可笑的，可是確係不折不扣的事實。自然這些分歧也決不是偶然的，主要是統治著中共中央的王明路線（即中國的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的遊擊英雄主義，與我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所產生的多年來對中央領導的不滿（特別是對蘇維埃運動的政策），彼此碰個正著。人們在患難中總想避免爭端，實際卻適得其反。特別是缺乏民主素養的中共，不善於解決內部爭端。

   一九三五年六月間，我以興奮的心情，由茂縣趕往懋功與久別的毛澤東等同誌會晤。茂縣方麵則有徐向前陳昌浩等留守，我軍的指揮機構也繼續在茂縣辦公。

   我由茂縣經汶川理藩前往懋功，沿途多係藏族聚居的區域，這一帶河流湍急，竹索橋、懸空架設的木橋、牛皮艇和吊索等便是河上的交通工具，行軍自然極為不便。汶川以西更是一大片原始森林，四川軍閥為了搜刮錢財，組織木材公司，在這裏任意砍伐樹木，亂七八糟倒在地上，沿途河邊道路上遍地皆是。他們要在水漲的時候才將這些木材就近推下河去，順流衝下，到汶川再行紮成木排外運。他們這樣做的結果，不僅木材的損毀率極大，而且因木材的阻塞，在山洪暴發時使河岸道路更易於為激流所衝毀。我和我的隨從人員在這一帶經過時，也因這些木材的阻隔，增加了不少旅行上的困難，有時甚至要繞很遠的密林山道，才能通過。

   這一帶藏族各部落人民，似是特別馴良，信奉喇嘛教，一切習俗與漢人截然不同。藏族所居房屋，多是用石頭建成的神人畜三層樓。底層是供牛羊用的，積滿了牛羊糞，黑暗而又不通風，臭味四溢，汙穢不堪。藏人似因避免牛羊受凍，也珍惜可作燃料用的牛羊糞，就顧不得衛生條件了。第二層住人，房間對外，除有些極小的通風洞以外，沒有窗戶，樓下牛羊糞的臭味彌漫室內，幾乎使人窒息。第三層則是佛堂，收拾得很清潔，室內正中供奉著佛像，周圍擺著許多經卷，這時最神聖的地方。我在藏人的房屋內，看見睡房內堆滿了青稞牛酪衣物等，倒也收拾得整整有條，隻是很少看見鐵器。據說藏人最珍惜難得的鐵器製品，因而收藏起來，以免被人損毀。藏人信奉喇嘛教的虔誠和他們高死亡率的驚人，任何有近代知識的人，一走進他們的屋裏，就不難一目了然。

   這個偏僻的地方，外人的勢力也是伸入到了的。我從通江一路到這裏，所經各縣大集鎮，往往看見十字架為標記的教堂，其中有些還是由外國傳教士主持的。日本人的足跡，也遍及這一帶地區，他們有些經營照相的業務，有些就徑行買賣鴉片嗎啡。我在理藩附近，到過一所教堂，規模相當大，表示出外人在這裏的力量。

   這所用石頭建成的教堂，在當地可算是一座偉大的建築物。有一位西人傳教士，常住在那裏。我第三十軍路經這裏時，他避開了。教堂內一切如故，沒有受到任何損毀。這個教堂設有很大的養蜂場，教堂附近開墾了大片土地，栽種各種農作物，教堂內存放著成包的穀糧，和大批農具。這一切表示這個傳教士曾雇用很多工人操作，竟是當地的大地主。他大概是很善於享受的，設有很精致的磨房，顯示他所吃的糧食是經過磨房精製的。他還從外麵運來了大批舶來品，如整箱的金山橙蘋果洋酒等，可供他個人長期使用。

   我急於趕往懋功，無暇在沿途多所觀察。我和黃超及十餘騎兵衛士，翻越一座座的高山，穿過茂密的原始森林，跋涉一些雜木叢生的亂石坡。這樣，走了三天多時間，快要到達懋功北麵九十裏的撫邊，這裏便是毛澤東朱德等暫時駐紮之所。六月的一天下午五時左右，在離撫邊約三裏路的地方，毛澤東率領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和一些高級軍政幹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們。我一看見，立即下馬，跑過去，和他們擁抱握手。久經患難，至此重逢，情緒之歡欣是難以形容的。毛澤東站在預先布置好的一張桌子上，向我致歡迎詞，接著我致答詞，向中共致敬，並對一方麵軍的艱苦奮鬥，表示深切的慰問。

   我和毛澤東等旋即並肩步向撫邊，沿途說說笑笑，互訴離別之情。他們告訴我，他們在撫邊已休息了四天，急待我來共同商定今後軍事方針。我們慢步走進了這個約三十戶人家的撫邊，住在那裏的一些中央各單位同誌，聞訊都趕出來歡迎，我笑著向他們揮手答禮。毛澤東和他那時的太太賀子珍住在集鎮南端的一所房子裏，中共中央、書記處、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等機構，則擠住在集鎮的中段，他們將我安置在北端的一所店鋪內。那間敞開門的店鋪，櫃台內是我的辦公處，櫃台外則住著我的隨從人員。

   這時一方麵軍大體在休息狀態中，彭德懷所率的第三軍，董振堂所率的第五軍，羅炳輝所率的地十二軍，正向撫邊北麵的卓克基地區集結，林彪的第一軍則在懋功附近。所有各方麵的主要警戒任務，概由第四方麵軍負擔。第三十軍在懋功以南，阻遏著雅安方麵敵軍的尾追，第九軍第三十一軍仍在懋功北川一帶與東麵的敵軍激戰，第四軍則在鬆潘附近屏障北麵，防阻敵軍的南下。

   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員們，那時大多集中在撫邊。張聞天原任蘇維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委員長，遵義會議時被選為中央書記，主持中央書記處。毛澤東是遵義會議新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仍任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兼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周恩來任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前者兼任紅軍總司令，後者則主管軍委會的日常業務。被遵義會議解除中央書記職務，仍任政治局委員的秦邦憲，這時代理負傷未愈的王稼祥，任總政治部主任。他們五位和我是當時在撫邊的六個政治局委員。此外，項英留在江西蘇區，任弼時在川湘鄂黔邊的第二方麵軍，王明在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則赴卓克基療傷去了。

   除了五位和我朝夕在一塊的政治局委員外，還有任軍事委員會參謀長的劉伯承和任政治保衛局局長的鄧發等，那時也在撫邊。其餘如任中央宣傳部長的凱豐，主要將領林彪、彭德懷，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葉劍英、左權、元老人物林伯渠、董必武等，因職務不在撫邊，我都未曾見著。

   一陣赤誠的歡欣過去之後，接著而來的就是勾心鬥角的黨內鬥爭。在當晚的聚餐中，要人們不談長征和遵義會議的經過，甚至也沒有興趣聽取我關於紅四方麵軍情況的敘述。毛澤東這個吃辣椒的湖南人，將吃辣椒的問題，當作談笑的資料，大發其吃辣椒者即是革命的妙論。秦邦憲這個不吃辣椒的江蘇人則予以反駁。這樣的談笑，固然顯得輕鬆，也有人譏為詭辯，我在優閑談笑中則頗感沉悶。

   飯後，朱德陪我回住所，他一坐下，打開話匣子就如長江巨流，一瀉千裏。他講得有時興奮，有時悲痛，和盤托出了當時的遭遇和心境。我們就這樣談了一個通宵。我和朱德當晚的剪燭話舊，假若當時能記錄下來，也許是中共最有價值的史料。現在事隔多年，記憶依稀，我隻能錄其梗概。

   朱德這位老戰士詳細敘述了紅一方麵軍的奮鬥經驗，歎息著向我說：“現在一方麵軍是不能打仗了，它過去曾是一個巨人，現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隻剩下一副骨頭。”他在說明這一點時，指出八個月前一方麵軍由江西西行，人數約九萬，經數不盡說不清的險阻艱難，到達懋功時隻剩一萬人了。林彪的第一軍團人數最多，約為三千五百人，彭德懷的第三軍團約三千人，董振堂的第五軍團不到兩千人，羅炳輝的第十二軍隻剩下幾百人了。再加上中央各直屬部隊，總計約一萬人。而且所有的炮都丟光了，機關槍所剩無幾，又幾乎都是空筒子。每支步槍平均約五顆子彈（少的隻有兩三顆，多的也不過上十顆罷了）。他覺得這些少的可憐的子彈，隻能作保槍之用了。他認為一方麵軍奮鬥至此，要不是有四方麵軍的策應，這次真是走到絕路了。

 

   朱德敘述一方麵軍的遭遇，大為傷感。他想起了許多往事，說到八年前南昌暴動我們在三河壩分手時（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動時，我和朱德在廣東東北的梅縣三河壩分手，從此，他即帶著一千多人的部隊，在鄂贛邊區打遊擊。一別八年，至此我們才重逢）的情景，曆曆如在眼前。他追述那時的遭遇，一同打遊擊的同誌們在敵軍的壓力之下，悲觀失望，逃亡甚多。最慘的時候他身邊隻剩下二十八個人，甚至這二十八個人中還有人疑心他也會逃跑，因而放哨監視他。後來情形逐漸好轉，經過多年奮鬥，才造成了一方麵軍的局麵，現在的情景，又與當年不相上下。可是他當年雖隻剩下二十八個人，心情卻是振奮的，現在人數雖較那時為多，但心情是鬱悶的。何況時移勢易，敵方力量遠較其八年前為強。我們現在真是前途茫茫，能否殺出一條生路，化險為夷，還在未定之數。

   他又說到這次長征中一方麵軍能保持大部分的幹部是不幸中之幸，這似有衝淡了他悲觀的心情。一方麵軍在雲貴一帶，遭受敵軍追擊，保存幹部是不容易的。但朱德等采取了堅持保障幹部的方針，男女幹部受傷了，生病了，總是設法抬著走，甚至抽調戰鬥兵來抬他們。

   這件事曾引起一般戰士的怨言，說上級不愛護戰士，沿途拋棄傷病兵，卻要抽調戰士來做轎夫，抬那些要人們和他們的妻子。朱德認為不顧戰士的怨言，堅持保存幹部的做法是有成績的。現在一方麵軍中，是幹部多士兵少，幹部甚至降兩級使用，如原任連長的現在任班長。因而朱德覺得一方麵軍雖隻剩下一副骨架，卻是極可貴的。

   朱德又談到中共中央的一些情況。他說一九三一年八月間中共中央搬到瑞金以後，老毛因受到批評不管事了。後來，毛對中央總表現出一些相左的意見，如反羅明右派路線，毛是不高興的，尤其在軍事問題方麵，在應付閩變（即福建人民政府事變）和反五次圍剿的時候，老毛都提出過他自己的看法。到了長征以後，毛更批評中央軍事策略是錯誤的防禦路線。

   他進而說道不必過於重視遵義會議。當時中央和一方麵軍都處境艱危，老毛有許多不同意見，也有正用得著的遊擊經驗，因而遵義會議把他捧出來負責，內部的爭論也就平息了。他覺得現在最緊張的是軍事策略問題，即一、四方麵軍會合後，應采何種軍事行動。（二方麵軍賀龍部第十軍的方誌敏部以及其他散在各蘇區的遊擊部隊，隻有讓他們自己奮鬥了）。至於中央工作的檢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前途究竟如何，這類政治問題，此時都無暇討論，朱德這些話自然就是暗示我不要提到政治問題。

   朱德以極興奮的心情，表述他對第四方麵軍的觀感。他說到在他沒有看到四方麵軍以前，不敢作較高的評價，可是，看到以後，卻有說不出的高興。當他在懋功以南大路旁初次看見第三十軍的時候，這支隊伍正通過他的麵前，開往天全廬山方麵，抵禦追軍。他們都身體矯健精神飽滿，每個戰士都背有百顆左右的子彈，機關槍齊全，還有用驢馬拖得成箱的機關槍子彈以及大大小小的迫擊炮。戰士們隱蔽敵機的動作和戰鬥行進的隊列等等，都使他深信這是極具戰鬥力的勁旅。戰士們滿臉笑容，每個人眼中都充滿了對中央和第一方麵軍的熱愛，他們找一方麵軍的士兵攀談，並將他們背得幹糧，分給一方麵軍的戰士。他們對穿得象火伕頭的總司令，嚴肅的敬禮，熱烈的歡呼。他們滿口說的都是稱讚中央紅軍，高叫“歡迎中央 紅軍”、“擁護中共中央”、“擁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擁護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等口號，因 此，他和其他的中央同誌們都異常興奮，喜出望外，認為四方麵軍確是一支中共所領導的基幹紅軍。 

   朱德通知我，當天上午九時在老毛住所舉行中央軍事委員會會議，商決軍事問題。他說我對西北情況知道最多，今後作戰要靠四方麵軍賣力，而我又是他們愛戴的領導人，應當根據一、四兩方麵軍的情況以及國內外的情勢，向會議提出意見，他相信我的意見必會受到會眾尊重。他也談到中央政治局的先生們，雖然在紅軍中混了一個時候，對軍事究竟懂得不多，隻要老毛恩來和我都同意某項軍事計劃，別人是不會有異議的。他知道政治局委員們都希望從速北進，不願在這個少數民族地區久留，他本人也覺得北進意見是對的。我在這次與朱德的談話中極力安慰他，稱許一方麵軍的英勇堅強，並說當年紅四方麵軍脫離鄂豫皖西進到通南巴時，也是狼狽不堪，今天一方麵軍所遭遇的敵軍壓力更大，長征達八個月之久，仍能保持這副骨架，要算是驚人的成績了。而且四方麵軍正缺乏幹部，一方麵軍多餘的幹部，可以抽調到四方麵軍來任職，四方麵軍也可以撥一些士兵和彈藥補充一方麵軍。一、四方麵軍完全是一體，這些事都是四方麵軍幹部們所樂為的。

   我也詳細告訴朱德四方麵軍現在的實力。當時四方麵軍人數在四萬五千左右，步槍兩萬多支，人數遠超過槍支的數量。這是因為川北的情況特殊，獲槍頗感不易，而兵源的補充道不是困難的。因此，四方麵軍直屬機構人數很多，例如工程營、宣傳隊、婦女隊等人數都不少，各軍師團的擔架隊運輸隊等所謂雜務人員也都很多。此外，我還詳盡說明了四方麵軍的各項優點和缺點，優點是作戰英勇，官兵團結，軍事政治紀律嚴明，長於夜間行動等等；缺點是槍彈百分之七十都是土製的，幹部作戰傷亡過多，甚至缺乏，官兵文化水準很低等等。總結這些優缺點，我坦率的指出四方麵軍因與川軍作戰太久，戰鬥力已不如鄂豫皖時代那樣強勁了。

   我也曾向朱德吐露我的心境，我強調這多年來中共疊遭挫折，老同誌已是不可多得，如今，我們在懋功相會，更應痛定思痛，團結一體。我和四方麵軍的同誌們都是擁護中共中央的，並不因為這些同誌很久沒有跟中央同誌一塊工作而有所疏遠。我又詳細告訴他，四方麵軍如何努力策應一方麵軍，但在一、四方麵軍能否會合尚成問題的時候，我們曾根據自身的的處境，決定了一些政治上和軍事上的計劃。

   我們這樣談著，不覺東方已白，朱德起而告辭，說彼此都要休息一會，九時還要參加會議。臨行我向他說到我們不妨多花一點時間，多開一兩次會議，以便我們中間的意見溝通得更好，而且初次會麵的一、四兩方麵軍的一般幹部們，也能有機會互相了解。這樣，以後一切就易於進行了。朱德走後，我休息了不到三個鍾頭，九點鍾的時候，我就去參加軍事會議。

 

   上午九時，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和我六個政治局委員以及參謀長劉伯承，齊集在毛澤東的駐所舉行軍事會議。首先由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劃。他說明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我們靠近外蒙古，現在根據我們自身的一切情況，也隻有這樣做。我當即發問：“共產國際何時有這個指示？”張聞天起而答複：在他們沒有離開瑞金以前（約十個月前），共產國際在一個指示的電報中，曾說到中國紅軍在不得已時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離開江西蘇區後，即與共產國際失去聯係，現在無法通電報。

   毛澤東笑談風生的說下去。他說他打開地圖一看，西北隻有寧夏是富庶的區域，防守那裏的馬鴻逵部，實力也比較薄弱。莫斯科既有這樣的指示，雖然事隔多時，相信仍會從外蒙古方麵來策應我們。那我們也不怕外蒙與寧夏之間那片廣大沙漠的阻隔了。

   他自己問自己：“為甚麽我們要到寧夏去？”他自己答複說：“主要是蔣介石的飛機和大炮厲害，現在蔣介石得意，我們倒黴。他耀武揚威的找我們打，我們不中他的鬼計，偏不和他打，我們不動聲色的跑到寧夏，背靠著外蒙古，看他還有甚麽辦法？”他繼續說明：我們的同誌們不肯老老實實的承認飛機大炮的厲害，現在我們隻有變個戲法，也到外蒙古去弄點飛機大炮，來回敬蔣介石。如果沒有飛機大炮，那就再不要說：“打倒蔣介石”這句話了。

   他加重語氣繼續說：“打開窗子說亮話，我們是有被消滅的危險的。”他說到寧夏去必須由四方麵軍擔負掩護的責任，這樣，在最惡劣的情況下，也可以掩護中共中央和多數幹部安全到達寧夏地區。如果在寧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幹部，也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種籽，將來還可以再起。他還說這是他的冷靜想法，也許被人視為右派，但他請求我們慎重考慮他所提出來的計劃。

   毛澤東這篇富於風趣但又非常沉痛的講話，當時給我的印象不是反感，而是同情。他所提出來的計劃，沒有著重說到陝北，沒有說到“北上抗日”，因為當時我們是在被隔離的狀況之下，對於“抗日”一事確實非常茫然；他也沒有說到在陝北可以和劉誌丹、高崗以及徐海東兩部會合，因為劉誌丹高崗的名字我們那時都不知道，徐海東部究竟存在與否，也成疑問。自然，後來所發生的中共中央與張學良、楊虎城的合作以及西安事變等，更是沒有料想到。我當時真是慎重的考慮他所說的話，我覺得這個計劃有優點也有缺點，我的心情是憂喜參半的。

   我繼起發言，將我所知的西北情況和我的想法報告出來，供同誌們參考。我說我們在西北的活動，可能有三個計劃：一是以現在我們所占領的地區為起點，向川北甘南至漢中一帶發展，以西康為後方，可以名之為“川甘康計劃”；二是移到陝甘北部行動，奪取寧夏為後方，以外蒙古為靠背。這就是毛澤東所提出來的“北進計劃”；三是移到蘭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帶，以新疆為後方，可以名為“西進計劃”。我提出資料，闡釋者三個計劃的優點和缺點，我說著的時候，大家都一邊聽一邊在翻閱地圖。

   關於第一個計劃，我指出，川陝甘康這一帶邊境地區地形險要，軍閥的實力有薄弱，不能一致行動。蔣介石的嫡係部隊似亦不能大量用在這個地區，因為地形險要，敵人飛機大炮的威力也不易發揮。四方麵軍的戰士多出生於通南巴，對這一帶的情形較為熟悉。同時，這是產大米的區域，生活習慣與我們南方人比較接近。第一方麵軍經長途遠征，也可以利用這個地區暫時修養生息。但這個計劃也優缺點，萬一情況不利，我們可能被逼到西康，那裏盡是藏族，人口稀少，糧食不足。與蒙古、蘇聯距離較遠，沒有後退之路。總之，這個計劃，優點是易於執行，缺點是沒有可靠的後路。

   接著我說明第四方麵軍的同誌們五月間在江油地區時，因不能確知第一方麵軍你是否會很快的渡過金沙江大渡河北上，曾製定了一個建立川甘康邊區新根據地的計劃：在政治上，建立一個西北聯邦政府，製訂一個適宜於少數民族的綱領；在軍事上，我軍不難從茂縣北川，向東麵川軍作戰，打回江油富庶之區，向南可以在天全廬山一帶活動，北麵胡宗南部雖占據了平武鬆潘等重要地區，但敵軍防線空隙甚多，我們不難進入甘南地區，那裏也是人口較多的地方。

   關於第二個計劃，我首先追述一年以前徐海東部的事情。該部由鄂豫皖區西移到陝西地區，其意向雖然是要到川北來與我們會合，我們從情報知道他沿秦嶺到達了陝甘交界的山嶽地帶，後來為敵軍所阻而渡過渭水折往北麵，從此沒有下落。四方麵軍在今年之初，曾進入漢中的寧羌地區，除主要是為打擊胡宗南部，為一、四兩方麵軍向北發展做些準備工作外，還想借此探聽徐海東部的蹤跡，當時曾準備派一個支隊到陝北地區去與徐海東部取得聯係，後因不知徐海東的確實所在而沒有實現。

   我們在寧羌地區時，曾考察過陝甘北部和寧夏一帶的情況。從這裏去寧夏，愈往北走，愈是毫無掩蔽的黃土荒山，我軍易於遭受敵機的襲擊。陝甘北部地廣人稀，糧食情況遠不如川陝甘邊遠一帶的豐裕。寧夏南有黃河，東西北三麵都是大戈壁，我們進到那裏，易於被敵封鎖。何況黃河的阻隔，渡越的困難甚於長江。就由於這些情況，紅四方麵軍自脫離鄂豫皖以來，總是要靠向南方。

   接著我指出，我軍若進到川陝甘北部和寧夏地區，優點是我們可以南下威脅蘭州西安潼關各線，東向可以進到山西綏遠地區，還可以問鼎中原。可是，缺點是退路不好，西北麵是廣大的沙漠。如果莫斯科真能經過外蒙古策應我們，如當年對馮玉祥的西北軍一樣，那末，沙漠也許不足為慮了。

   關於第三個計劃，我首先報告，我們從情報中知道，蘇聯的飛機和軍隊，曾支持新疆省當局平複馬仲英部的叛亂（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新疆盛世才部撤回迪化，馬仲英即通電擁劉文龍為主席，要求盛世才退出迪化，盛世才敉平馬仲英叛變的戰事就這樣發生了，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盛世才獲得蘇聯的支持，才把馬仲英打敗）。從這個消息看來，蘇聯在新疆有相當的力量，新疆當局似持親蘇立場，如果我們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區，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較多的幹部和軍隊，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區。缺點卻是離中國內地太遠，如果蔣介石封鎖了河西走廊，蘇維埃的旗幟就隻能暫時在昆侖山阿爾泰山一帶飄揚。

   我還說明要實現這個西進計劃，先要做一番準備工作。從這裏到河西走廊去，要渡過黃河，還要與回族的騎兵糾纏。所以我們最好先執行第一個計劃，暫時在川康地區立下腳來，以便有時間整理我們的部隊，訓練對騎兵作戰的戰術。如果我們經過試驗，能夠實現川康計劃，那又何必北進或西進；如果事實證明我們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後再行北進或西進仍未遲。即使那時北進路線被敵封鎖，仍可西進，因為西進路線是敵人所不易封鎖的。

   我所提出這三個可能的計劃，雖包括毛澤東的北進計劃在內，但也衝淡了毛澤東的靠近外蒙的唯一主張，也許這是使他不高興的原因。他批評我的川康計劃，認為事實上會使一、四兩方麵軍被逼退到西康地區。據他考察所知，西康地區隻有二十萬人口，不能供養紅軍，如果我們被敵人封鎖在這個地區，將成為甕中之鱉。他認為，新疆倒是紅軍可以得到修養整理的地方，隻是離中國內地太遠。同時他對我的北進到寧夏陝甘北部所應顧慮之點，也不能有進一步的解釋。

   毛的發言有些節外生枝，也表示出毛澤東太敏感，對我不信任。他對我所敘述的紅西方麵軍在今年初北向漢中寧羌地區行動，考察北進可能並企圖策應徐海東部一事，有些懷疑。他說：“可惜了，那時你們已經到了漢中，為何不繼續北進？”他繼續說，如果那時我們真的北進，那我們就不能在懋功相會，中共中央和一方麵軍還要多走幾千裏路去追尋四方麵軍。毛當時說這些話的語氣，顯然是譏諷我並無策應中共中央和一方麵軍的誠意。

   毛的這些話使我心情上的感覺很不愉快。我覺得他在遊擊戰爭中養成了一種疑忌心，所以對我的所作所為，也不用善意去推測。我當時並未戳穿這一點，我隻說明我們四方麵軍的同誌們知道一方麵軍將會渡過長江北上時，即以策應一方麵軍為我們的首要任務。我們到寧羌地區，主要企圖打擊在那裏的胡宗南部，也是策應一方麵軍的一個行動，並無遠離一方麵軍北進的意思，現在我們終於在懋功地區會合了，我和四方麵軍的同誌們都引以為快。毛聽了我這些解釋，也未再置一詞，談到旁的事去了。

   我們的會議一麵討論，一麵交換情報，側重研討毛所提出的北進主張。我們都覺得如果在陝北地區有些遊擊隊基礎，那將是北進計劃的一個優越條件。但張聞天等卻說，中共中央對徐海東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陝北地區，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陝北一帶是否有其他的遊擊隊等，均毫無所知。即使楊虎城剿共不積極，與四方麵軍有過聯絡，他們也是第一次由我口裏聽到的。至於莫斯科的態度，在事隔十個月以後的現在，能否仍照前議，通過外蒙古予我們援助，也沒有人能確切說明。會中還有人認為，可能因外交形勢的變動——當時我們約略知道日本正侵略內蒙壓迫外蒙的事情——，蘇聯透過外蒙古援助我們的可能性，便不能不加以慎重考慮。

   參加會議的同誌們，多表示現在我們的著重點是避開戰爭，找尋一個能有較長時間休養生息的地方，到甚麽地方都好，隻是不喜歡這個吃糌粑的區域。他們雖然大多數表示支持毛的主張，但也沒有否定我的西進意見。

   我表示，現在我們的目的既然是避戰和爭取較長時間的休息，而蘇聯是否能通過外蒙予我們以有力援助又在未知之數，那我們就不如詳細研究一下西進計劃。也許到新疆去是上策，因為那裏能獲得蘇聯助力的成份較多，而且蔣介石的部隊也不容易開到新疆去。這就是後來中共記載中所謂北進和西進之爭的主要經過。

   會議一連開了三個多鍾頭，並未達成確定的結論。到了吃午飯的時候，毛澤東以主席的身份宣布：“這個問題關係重大，我們再從長研究吧！”不料毛的這句“從長研究”並未兌現，我們以後一直沒有再開會討論這個問題，毛的北進主張便當作多數讚成，開始實施。這樣解決問題的方式，也許就是中國人避免爭端的辦法，不過中共一向不是如此的，曆來會議對重要問題，總是要經過確定的。這次違反常例，後來事實說明中共中央在我未到撫邊前，即已決定了北進，可是並沒有告訴我，隻作一番形式上的討論，又不好公開否決我的意見，如此而已。

   散會後，我回到住處，午餐時，我的秘書長黃超將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爾什維克報》給我看。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後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便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凱豐所寫的《列寧論聯邦》一文。這篇文章的大意說，列寧曾反對“歐洲聯邦”，因此西北聯邦政府是違反列寧主義的；再則這個所謂西北聯邦政府，也違反了中共中央的蘇維埃路線，在此嚴重關頭，居然提出西北聯邦政府的名義，無異否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我看了這篇文章，非常生氣，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懋功就趕著出版布爾什維克報，發表反對我的見解的文章，這決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推測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經開會慎重商討，決定“反對張國燾的機會主義”，才會有凱豐署名發表這篇文章。我覺得這篇文章的論點立足不穩，列寧雖反對歐洲聯邦，認為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麵建立聯邦是不正確的，但他並未根本反對聯邦製。現在西北聯邦政府，主要是承認西北少數民族的自治政府為聯邦之一員，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上也提出過中華聯邦共和國這個口號，這與列寧之反對歐洲聯邦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我慨歎中共中央的留俄人物，竟生硬的拿著列寧的教條來任意批評我。

   黃超又告訴我，這份刊物是一方麵軍一個幹部私自交給他的，中共中央在兩三天以前發行了這個刊物，規定隻發給一方麵軍的幹部看，不給四方麵軍的幹部看。我聽了黃超這些話，心中更為不安。我覺得中共中央是不能將一、四兩方麵軍分開來看待的。通常如有人這樣做，就要被認為是搞小組織的行動或者是違背組織原則。中央從前繼立三路線之後，便是王明等米夫派當權——即王明路線。一九三一年春我在上海的時候，已曾有過初次的領教，現在又在懋功再度出現了。

   恰在這個時候，張聞天來了。我將這份刊物給他看，並問他：“中央機關報發表凱豐這篇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開西北聯邦政府的辯論？”如果是這個意思，那我就準備做篇文章答辯，因為我覺得凱豐並未提到西北的少數民族，也沒有確切表示讚成民族自治、承認少數民族可以自己組織單獨的政府，他隻是不顧實況生硬的引用列寧的話，來反對少數民族與漢族組織聯邦政府的權利。

   我又問張聞天：“這篇文章是不是根據中央的決定寫的？如果是，為甚麽不等我到了撫邊，讓我有機會參加討論之後，再行發表？又為甚麽我已到了此地二十小時，還不拿一份給我看？難道在中央機關報上可以隨便公開批評一個政治局委員的政治主張？通常是在一位政治局委員不服從多數決定，堅持自己的錯誤見解，才會有這樣的事。我已公開提到西北聯邦政府這個問題，而其他政治局委員並沒有發表批評的意見，現在卻在機關報上公開登載出來了，為甚麽要這樣做呢？”

   張聞天避免答複我的問題。他雖擔任中央書記的重任，但態度顯得相當曖昧，他當時麵色也非常尷尬。他為教條主義所束縛，僅說凱豐所引證列寧的話是對的，但也覺得這件事處理得有些不當。他吞吞吐吐的表示，現在一、四方麵軍急須一致行動，不宜討論這些引起爭執的問題。他口頭上稱許我和四方麵軍的英勇奮鬥，但又不願用中共中央的名義正式褒揚四方麵軍。

   我和張聞天的談話還沒有結束，周恩來走進來了，張聞天乘機告辭。周恩來當時避免談論黨內有爭執的問題，僅以軍事委員會一個實際工作者的身份和我說軍事問題。他拿一分電稿給我看，內容是：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除由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周恩來任副主席外，加派張國燾同誌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所有軍隊，概歸軍委會指揮；原一方麵軍改稱左路軍，由彭德懷、林彪任正副總指揮，聶榮臻、鄧小平任正副政治委員；原四方麵軍改稱右路軍，任由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周恩來說明這個決定在我未到撫邊以前業已作出，現在不過是通令全軍知照。我欣然表示讚成，認為這是我們會師後統一指揮的當然步驟。

   當天下午，周恩來又拿著另一電稿來了，電稿內容是指揮軍隊行進的。內稱：左路軍的一、三兩軍由現駐地向毛兒蓋集結，五、十二兩軍暫留大金川的黨壩一帶，右路軍的第三十軍由懋功北進到卓克基地區，仍以一部向懋功警戒；徐向前、陳昌浩即將茂縣北川部隊撤至岷江以西，暫駐卓克基毛兒蓋以東一帶地區；第四軍仍駐鬆潘附近，但以毛兒蓋為後方。各軍均在指定地點，待命行動。

   我看了這個電稿，當即表示：“上午會議結束時，毛不是說還要從長計議一下嗎？但這個電稿無異是說今天上午的討論已經結束了？”周委婉向我說這個稿子已經毛慎重看過，其他政治軍委員不願在西康地區久留，也都讚成早點這樣辦。至於研究北進或西進，到了毛兒蓋還可以從長討論。我聽了周的這些話，覺得如果我反對這個電稿，那就必須堅持留在岷江左右兩岸地區，而我當時是不願使自己與所有政治局委員對立的，因而向周恩來表示，既然大家都讚成，我自然不能獨持異議。

   當時一方麵軍經過長期行軍，狼狽情形自不待言，紀律也很廢弛，僅就我親眼目擊的兩件小事，已可見一斑。我在五時左右和朱德十餘人在撫邊街外散步，一方麵軍幾十個戰士正在圍攻約十餘條的牛群，他們想射殺一條以佐晚餐，費了十餘發子彈，才將這條牛射倒，其他的牛因受驚狂奔，引得許多藏人都在那裏怒目旁觀。

   這件殺牛的事即成為我們的話題。朱德在那裏歎息，一方麵軍的紀律是廢弛了，為了殺一條牛，竟浪費十幾發寶貴的子彈，而且這種殺牛的方法，隻有引起人民的反感。我也說到這裏的藏人通常有幾十條或上百條的牛群，才算是富有的。如果隻有十幾條牛，可能還是個窮人，四方麵軍一向隻打藏族土豪的牛，不打窮人的牛。現在那些戰士們所圍攻的牛群隻有十幾條，是否屬於土豪的財產亦大有疑問。而且四方麵軍已學到殺牛的辦法，他們會引導牛群分開來，然後用繩子將牛拖倒，再行宰殺，那就一顆子彈也不費了。

   晚餐時，又發生了另一件與牛有關、而且顯係違犯紀律的事。秦邦憲的衛士提著一塊牛肉到我的住所來，要求和我的通訊班換子彈，他們彼此因言語不通，引起了爭執。我的通訊兵向他說明這是違反軍紀的事，四方麵軍的軍紀是不準戰士以武器彈藥向人換東西的，即戰士之間私相授受也是不準許的。秦邦憲的衛士在那裏嚷著說，用牛肉換子彈是很公平的買賣，現在你們不肯，顯然是四方麵軍的戰士不把他當自己人，瞧不起一方麵軍，瞧不起中央等等。他就這樣老羞成怒，一路叫罵著出去。

   我聽見他們的爭執覺得好笑，但沒有出麵幹涉。接著我的通訊連連長向我報告這件事的經過，認為一方麵軍的戰士確是子彈太少了，因而他提議由這一班通訊兵抽出兩百發短槍子彈，送給中央的衛士們，以免引起誤會。我覺得這個連長很識大體，欣然表示讚成，他也就照這樣做了。這件事秦邦憲知道了，他沒作任何的表示，也許他認為這是無關重要的。

   飯後，秦邦憲找我談軍中政治工作的問題。他雖然做過三年中央的書記，也遭受過遵義會議的貶斥，看來曆練似仍不多，說話直率倒是他可愛之處。他是中共中央的一個小夥子，喜歡玩弄小聰明，仍不改當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那種“二十八宿”的神氣。他說起話來，滿口這個同誌那個同誌，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氣味，我則多少保有點中國的傳統風格，稱呼各個同誌往往照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前的習慣，如對毛澤東隻稱他的別號“潤之”，對朱德稱“玉階”，有時，還在他們的別號下加上個“兄”字，或者“老兄”。這使秦邦憲有些不順耳，他撇開正題，質問我：“想不到你還喜歡稱兄道弟？”他並且認為這是國民黨軍閥的習慣，與中共布爾什維克的意思極不相稱。

   我聽了他這種小題大做的質問，有點哭笑不得，我隻得像教小學生一樣向他解釋一番。我指出稱兄道弟是中國民間表示友愛的傳統，與國民黨軍閥作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這種稱號表現彼此間的平等關係和親切友愛，其意義與“同誌”相同的，因而中共初期也常稱兄道弟。國民黨軍閥雖然也稱兄道弟，但哪裏有甚麽真正的兄弟之義？

   秦邦憲這一箭落空之後，接著又來第二箭。他指出中央在軍隊中改正了官長與士兵間的階級觀念，而代之以同誌的親切關係。如軍師團長改稱指揮員，火伕馬伕改稱炊事員飼養員等，而四方麵軍卻仍援用軍閥時代的老名稱，有所謂“軍長”“師長”乃至勤務兵，火伕馬伕等，特別是“勤務兵”的稱呼會使他們有“馬弁”的感覺，馬伕的稱呼會使他們感覺自己所做的是賤役，他質問我：“難道援用這些就的名稱，不會保留舊有的軍閥觀念嗎？”

   我繼續解釋，沿用舊名稱不一定就是保留舊觀念，如果他詳細去考察一下四方麵軍的內情，就會發現官兵之間是充滿了同誌友愛的。拿一個團部為例，團長團政治委員和他們的勤務兵馬伕，生活完全打成一片，他們一道睡覺吃飯，彼此互稱小名渾名，說話談笑毫無拘束，這些情形在軍閥的軍隊中是不可能有的。我們決不能因為四方麵軍仍援用舊有軍隊的名稱，就認為它是保有舊傳統。何況我們並未接到中央有關這方麵的改革的命令，如果我們自己根據新概念製定一些名稱，那可能與中央製定的有些出入，那末，今日我們在懋功相會，作為政治部主任的秦邦憲，便會以為四方麵軍妄立名目，跡近造反了。

   秦邦憲自認“布爾什維克”隻他一家，那裏還會有第二家分號。他以為四方麵軍長期脫離中共中央的領導，自然缺乏布爾什維克的氣味，也自然是軍閥了。他繼續挑戰，指斥四方麵軍的官長對士兵，仍采打罵手段，這就是軍閥統治的象征，他曾看見四方麵軍的一個連長，高聲怒斥他屬下的一名士兵，因而他認為四方麵軍官兵之間缺乏統治的友愛，官長對士兵缺乏說服教育的精神，所實行的自然是軍閥統治。

   我對他這種誣斥四方麵軍的說法，表示抗議。我指出四方麵軍官兵，彼此充滿友愛和民主的精神，各連官兵不僅生活打成一片，而且一般士兵對於連內生活常常開會討論，他們的意見，往往有決定性的作用，官長愛護士兵已經蔚成一種風氣，優待新兵，救助傷病兵等，都做得無微不至。我還舉出一個事實來證明這一點：楊虎城部的一位代表，從漢中翻過巴山到通江來，經過我們在巴山的前哨連，目擊前麵的哨兵穿的是狐皮或羊皮大衣，而連長和排長則隻穿棉襖褲，認為這是紅軍與軍閥軍隊最大的不同之點。

   我也承認四方麵軍中仍有打罵現象，但這是個別的，並不是普遍的現象，更不能因此就認為是軍閥式的統治。我指出紅四方麵軍的打罵事件，在鄂豫皖時很少發生，到川北後有些增加，這與新兵太多和強迫戒煙等事有關。我也說到一方麵軍中也還有個別的打罵現象，但我絕不因此就說一方麵軍是軍閥統治。

   我勸告秦邦憲不要有這些誤解，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隔閡，並建議他提出建設性的工作計劃，決定積極奮鬥的目標，增進兩軍同誌間的諒解，糾正兩軍中的一些缺點。我著重的警告他，如果他企圖根據這個或那個理由，指責四方麵軍是軍閥主義，那是不公平和有害的。可惜秦邦憲沒有接受我的意見，後來就在這些問題上，形成了一、四兩方麵軍的對立。

   接著張聞天又來了，繼續我們午間未了的談話。我們談起黨的工作情況，我照實告訴他一些四方麵軍中黨的工作的實情，他卻不願多談中共中央自一九三一年遷到瑞金以後的演變，僅向我說遵義會議以後，中共中央沒有甚麽不同的意見，從那時起，中共中央主要考慮的都是軍事行動問題，大家都推重毛澤東主持軍事，這次兩軍會合軍事行動的命令又已發出去了，一切似乎都很順利。

   我則總括了到達撫邊以後所經曆的一切，向他提出概括的意見。我首先說到蘇維埃和紅軍所受的挫折，不能都歸咎於敵人飛機和大炮的厲害，這樣認定的必然結論，將是中共命運注定了要失敗。我問他為何不從政治上去尋求原因，例如蘇維埃運動的政策是否正確等。我說根據我的經驗，蘇維埃和分配土地並沒有能發動廣大群眾，倒是紅軍軍事力量的壯大和廢除苛捐雜稅等口號，卻能轟動一時。我問他有甚麽理由肯定蘇維埃政策一定正確，肯定西北聯邦政府的政策一定不正確。

   我繼續指出，由於我們的政治觀念僵化了，軍事觀念也就隨之僵化。我們死守著一個公式，認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線和一切作為是正確的，無可懷疑的，隻是敵人的飛機大炮厲害，我們打不過，因而要避戰，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區。可是一般同誌可能不這樣了解，他們會問在北川和茂縣地區，我們有打擊川軍的機會，為甚麽要退到岷江以西，集結到毛兒蓋，又往那裏前進？

   我問張聞天，為甚麽我們不從政治上去尋求解救的方法？難道政治方麵就沒有增強我們力量的步驟了嗎？一九三二年我們到川北的時候，覺得我們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們補救的辦法不是絕對避戰，而是提出入川綱領、人民政府和其他政治辦法，不久以前我們又提出爭取建立川甘康新根據地的前途和成立西北聯邦政府的主張。我著重的指出，采取政治方法，甚至是讓步的步驟，如對少數民族寬大和強調抗日等問題，在原則上不但應該允許，而且應該切實執行。就因為這些情形，中央死死抱住蘇維埃這個左的軀殼，實際執行的卻是軍事上極右的退卻路線。這樣，中央的多數同誌自然就會覺得我的意見是多餘的，甚至覺得張國燾是機會主義者，紅四方麵軍是軍閥，甚至入川綱領、甚至西北聯邦政府，都是大逆不道。可是，中央忽略了一些他們所謂的“小問題”，即無論走到西北任何地方，都會發生蘇維埃旗幟是否適宜和如何處理少數民族的問題。

   我再三強調黨內政治歧見早已存在，遵義會議沒有能夠作適當的解決，目前中央又隻注意軍事行動，不談政治問題，隻是極可憂慮的現象。值得憂慮的是我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將遭受慘敗，不易翻身，並將引起一、四兩方麵軍的隔閡和黨內糾紛。如果我們能根據實際情況，擺脫既定公式的束縛，放棄成見，大膽從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許為時還不算太晚。

   張聞天聽了我這些話，仍不作肯定的表示，隻說政治問題須俟（sì等待）軍事情況稍有轉機時才能討論。他也表示憂慮，深恐黨內發生糾紛。他沒有批評我的見解，隻勸我忍耐，不要提出引起爭論的問題。我們一直談到深夜，沒有任何結論。就由於張聞天這種拖延的態度，使事態在暗中惡化起來。第三天清晨，撫邊的要人們開始向毛兒蓋移動，毛澤東因急於到毛兒蓋去策劃北進的事，先行啟程，其他中委們也在當天陸續出發，我因為尚須處理一些事件，準備翌日前去。

   就在當天早上，鄧發找我談四方麵軍建立政治保衛局工作係統的事，他說政治保衛軍的軍中任務，是嚴防奸細、製裁反革命反黨言行及維護軍紀黨紀。因此，中央政治保衛局在一方麵軍建立了直屬中央的獨立工作係統，從軍師各高級指揮部直到連隊，每級都暗中派有政治保衛局人員，名以上隸屬各級政治部，實際由中央政治保衛局指揮工作。此外對幹部還實行監視製度，各級幹部的警衛員都是經過政治保衛局訓練的，平時保衛長官們的安全，附帶監督長官的言行，如遇長官有反動行為，警衛員得緊急製裁。鄧發誇耀他的工作成績，達成了鞏固黨對軍隊領導的任務，特別提到第七軍長李明瑞在江西蘇區企圖逃亡，就是由他所訓練並派到李明瑞身邊的警衛員槍殺的。

   我聽了鄧發的話，心中有說不盡的反感，認為這是會使中共變質的行為。根據中共黨章，黨員是因信仰主義自願入黨的，中央是由黨員選舉出來的。現在由中央設置政治保衛局來監視黨員的言行，那不就成了由中央統治黨員的黨嗎？各種可怕的流弊均會由此產生，斯大林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他利用特務係統，統治俄共，殺害幾十萬同誌，其中包括大多數的革命元勳。現在中共的斯大林門徒，也如法炮製，中共的前途，勢將不堪設想。

   我平心靜氣對鄧發說明了我的所見。我告訴他四方麵軍沒有政治保衛局獨立的工作係統。我們在鄂豫皖時曾研討過這個問題，認為軍事幹部最大多數是黨員，除正常的政治工作外，用不著派人監視。軍中的政治工作人員和黨的組織，就經常注意軍中的政治狀況（其中也有少數人兼任政治保衛工作），一般軍官又有政治委員監督。如果再在各級軍事單位中派些監視人員，在各級幹部身邊又派些警衛員，這在組織上是不合理的，也會引起被監視者的不安。鄧發認為這是中央的既定製度，四方麵軍不能例外。他要求我介紹他屬下的人員到四方麵軍去，立即建立獨立的政治保衛局工作係統，並下令分批調集四方麵軍原任警衛員的可靠黨員，交他訓練後仍回原職。就為了這件事，我在撫邊第一次說出了“不”字。我告訴鄧發，我不能這樣做，因為我隻是中央一員，並無權下命令。

   午飯後，中央各要人都陸續走了，這使我鬆了一口氣，因為在他們未走以前，他們車輪式的跟我談，簡直弄得我有些頭昏眼花，而談話的結果又多是令人不滿意的。在軍事計劃方麵，因茂縣北川和懋功以南地區的放棄，失去了向東向南發展的機會；而向北發展，又須到了毛兒蓋以後才能作具體決定。在黨內政治問題方麵，議論雖多，但亦毫無具體結果。因此懋功之會，在我看來是失敗了。

   午後我才有機會與四方麵軍的幹部接談。由懋功北移到撫邊來的第三十軍的幹部們，多對這次一、四兩方麵軍的會合表示憂慮。他們告訴我，第三十軍與第一方麵軍的林彪部初在懋功以南的大路上相遇時，雙方是非常親切的，中央各要人初次看見第三十軍的時候，也曾多方讚許地四方麵軍，可是這種友愛的氣氛，不兩天就改變了。

   四方麵軍幹部們說的話，大致有這樣幾點：一、一方麵軍的幹部總是說蔣介石的飛機和大炮厲害，四方麵軍還沒嚐過這個味道，當初一方麵軍的力量遠較四方麵軍為強大，尚且不是敵手，何況區區的四方麵軍，我的同僚憂慮這種失敗主義情緒，會影響四方麵軍的士氣。二、一方麵軍的幹部，有些發表誹謗我的言論，不是說我是老機會主義，為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所不信任，就是說西北聯邦政府這一主張，是右傾的具體表現。這一點引起了四方麵軍的反感，他們和我一道奮鬥多年，他們的體驗直接否定了這種誹謗。三、中央曾派遣一些調查人員到第三十軍中去調查實況。這些調查者往往誇大地四方麵軍的缺點，特別是找到幾個軍官罵士兵的例子，就泛指第四方麵軍有濃厚的軍閥習氣。四、那些調查者往往利用四方麵軍一般幹部隻知毛澤東朱德等人的名字，而不知所有政治局委員的名字這一事實，硬說地四方麵軍不尊重中央，甚至說，這是張某人故意幹的。

   第三十軍政治部一位負責同誌，曾將他與一方麵軍同誌的談話，記錄下來交給我看。這份記錄就包括了上述各點。根據這份記錄看雙方的對話，表示第四方麵軍的同誌頗識大義，所有解釋，入情入理，而第一方麵軍的同誌則不免吹毛求疵，顯有成見。我看了這份記錄，覺得錯誤不在我們這一方麵，也不在一方麵軍，隻是中共中央的領導有了問題。當時中共中央的同誌與第一方麵軍是混在一起的，因而四方麵軍的同誌們分辨不清，認為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機關。我所遇到的同誌們對中共中央和一方麵軍，或多或少表示失望。他們多說到四方麵軍一般戰士，以前對中共中央和一方麵軍都信仰得了不得，如今會合接觸，便覺得完全不是那麽一回事。他們指責第一方麵軍紀律廢弛，亂打土豪，對藏族的態度不好，一路他們都看見過打罵藏人和私拿藏人東西的事情。也有人對中央少數人坐轎子的事表示不滿，認為這是不愛護戰士的表示，甚至有人說中央對第一方麵軍的領導是偏重與控製。

   第一方麵軍也有些人不滿中共中央的領導，往往私下向第四方麵軍的熟識同誌透露他們的意見。他們描述此次長征，中央領導著第一方麵軍，一路都是避免戰爭，養成了一種喪失鬥誌的心理，如今還不知跑到那裏去？他們大致認為，“我能住、寇亦能住”，不能老是亂跑，應使全軍得到休息整理。他們希望一、四兩方麵軍精誠團結，不願因中央的偏見損傷彼此間的關係，這種愛黨的熱忱，促使他們希望四方麵軍的幹部們，能夠拿英勇奮鬥的精神，去影響中央這種頹廢的氣象。

   有人直率指出中央急於控製第四方麵軍的意圖，當中央要人們初次看見第三十軍的時候，也曾一時興奮，但四方麵軍所表現出來的氣象，旋即引起他們的不安。因而中央一到撫邊，便舉行政治局會議，大致決定下列各點：一、為了不使四方麵軍瞧不起中央，中央和第一方麵軍的所有同誌，不應向四方麵軍幹部說起一方麵軍的不幸遭遇、和中央內部有過的糾紛等等，隻應說中央和第一方麵軍過去有過的好現象。二、四方麵軍遠離中央，由機會主義者張某領導，那裏會合乎理想，因而決定在布爾什維克報上發表文章，批評西北聯邦政府，一麵派人考察四方麵軍的內情，以做實他們的軍閥習氣。三、與張某會麵時隻談軍事問題，不談政治問題。改任張國燾為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實際由中央直接指揮第四方麵軍，立即實行北進。

   我把同誌們所告訴我的故事，與我這兩天來的親身經曆互相印證，大體都是事實。我覺得中共中央由於蘇維埃政策的錯誤，招致了軍事失敗，如今隻有乞憐於控製手段。我也覺得這是毛澤東等老遊擊家和張聞天秦邦憲等留俄派，聯合一起對付我的局麵。我相信我有責任糾正那些同誌的錯誤，挽救中共的失敗。我相信再次嚴重關頭，不易爆發黨內爭論，內部一致高於一切，也覺得中共中央和一方麵軍，其中也不乏深明大義的人，如朱德的態度就是好例子。我要嚐試一下用較溫和的辦法，來謀取改革的實效。

   因而我向四方麵軍的同誌們表示，中共中央經過長期艱苦遭遇，可能已形成一些錯誤觀念，如今我參加中央工作，可以力謀改善。我們應在黨內團結和一、四兩方麵軍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提供我們的意見。同誌們也不可對集中毛兒蓋準備北進的軍事計劃，過分表示懷疑。因為，即使是一個錯誤的決定，也比黨內發生紛爭要好些。我勸告同誌們冷靜忍耐，以便我有轉圜（huán調停斡旋）的機會。

   第三天清晨，我摒（bìng收拾整理）擋一切，也向卓克基出發了。他們從曆年錯誤政策中和遊擊戰爭中所積累下來的毒瘤，從此日漸發作，而懋功三天之會和我此後較溫和的努力，事實證明是藥不對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