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69 籌建蘇區

 

第四章 建立蘇區以後

 

   一九三三年初，田鬆堯部開始向川北蘇區進攻，當時田鬆堯仍坐鎮三台，他的全部兵力悉數調到前線來了，由他的副指揮孫震任前敵總指揮，孫所統帥的兵力約有三十餘團，由南 江巴中的西南麵向我軍駐地挺進，為整個戰局的主攻部隊。此外，我軍的南麵，有楊森部十 餘團駐紮；東麵則為劉存厚部、廖震師的九個團，配合田鬆堯部牽製我軍。在北麵漢中區又 有楊虎城部的孫蔚如師監視；駐守天水的胡宗南師一部進至廣元昭化，作為田鬆堯的後盾。

   我軍當時的人數略有增加，入川後兩個月約增五千新兵，但缺乏地方武裝的配合行動。 我們又必循包圍這個蘇區的四周地區，兵力因而相當分散。第四軍駐守東疆，第三十軍駐守 南疆，分別對付劉存厚楊森兩部，第四軍第三十一軍又須各抽一小部監視漢中方麵的敵人。 因而與田鬆堯部作戰的就隻有第九軍第三十一軍兩部——六個團不足的兵力。 我們暫且與田部決戰，但在每一道防線上，都給敵軍一些挫折，然後再緩緩向後撤退。 我們這樣做，目的是逐漸消耗敵軍的實力，戰事愈拖得長久，敵軍的創痕愈深。而且敵軍的 補給線也愈拖愈長，然後在一個適當的時機和地點，再行反攻。

   戰爭開始後不到幾天，我軍即放棄了巴中縣，敵軍興高采烈，誇耀勝利。事實上，巴中 縣的棄守確也是我們的一個重大損失。當地人民看見我軍退卻，人心也就不免動搖，即使是 蘇維埃政府的工作人員，也不一定了解我軍的策略，心中總有點七上八下。甚至有人杞人憂 天，準備著紅軍萬一退出川北以後的打算。 在人心浮動的情況下，我們動員當地人民支援紅軍的工作就更感困難，在這個高山峻嶺 的區域作戰，糧食往往要從相距百裏的山路遠處運到前線去，傷病兵又要從前線百裏山路運 回後方來。因此，我們經常需要一個強大的運輸隊——經常的和臨時的共約五千人，來擔負 這個艱巨的任務。運輸隊既如此龐大，本身困難也是不勝枚舉。即以疾病一項而論，有時就 使我們感覺窮於應付。 總之，為了動員運輸伕，使他們能夠輪班休息，供應他們的給養，醫治他們的病痛等等， 已使各級蘇維埃政府人員忙的不可開交。

   敵軍步步緊逼，我軍節節後退，戰爭是長期性的。到一九三三年七月間，我軍又撤出通 江縣成，向苦草壩退卻。這時敵軍估計我們將從兩河口的來路退往漢中，於是田鬆堯的前線 總指揮孫震，集中他的主力，由南江的板橋口向兩河口挺進，企圖進攻我軍的左翼，截斷我 們的後路。劉存厚的廖震師，也由萬源縣的竹峪關出動，與孫震部形成一個箝形攻勢，威脅 兩河口右側。可是，敵人的估計完全錯了，他們忽視了一點重要事實：半年來戰爭損失最大 的其實是他們。另一方麵，又沒有料到我們誘敵深入的手法。 表麵上看來，我軍是在退卻，但實際上，我軍駐地愈縮小，便愈能集結更多的兵力來反 攻。

   我軍首先以一部打擊右翼的廖震師，敵軍立即敗退到萬源縣境內去了。接著，我們集中 全力從兩河口抄襲孫震部的左背。攻擊的那一天，我軍分別由巴山茂林密竹的小路突然衝出， 首先是占領孫部左背上的高地，控製著孫部後部的總口，敵軍在我軍機關槍掃射之下，全部 亂竄，潰不成軍。 我們乘勢攻擊，不到幾天，盡複通南巴失地，並擴展了一大片蘇區。南江方麵我們追擊 到廣元附近，巴中一路我軍追到了閬中境。我們沿廣元至閬中組成一條防禦線與敵人隔嘉陵 江相持。

   田鬆堯部在半年的戰役中，損失了他們實力的大部份。我軍前後雖隻俘獲人槍三千 左右，但田部的損失約為這個數字的五倍（士兵以傷亡疾病居多數，槍支大多拋棄於山崖深 穀中）。至於我軍損失，則約為田部的十分之一，而且立即獲得補充，實力較前更強。 這一次勝利，使四川軍閥大為震動。他們感覺此後要想對付紅軍，必循集合全川的力量， 尤其是負指揮責任的孫震，對於自己失敗的原因，表示大惑不解。

   其實，在這樣險要地區作 戰是不能使用大兵團的，孫震將約三十個團的兵力集結到一個崇山峻嶺的狹小地區，已是兵 家大忌，何況他所指揮的部隊戰鬥力極弱，我軍數量雖少，卻極精銳，勝敗之數，自然不是 偶然的。 軍事的勝利，奠定了這個蘇區發展的基礎。四周的敵人暫時已不敢向我們進攻，遂成短 時休戰的狀態。當地人民也為這次勝利而鼓舞，興高采烈地積極活躍起來。我們迅即在占領 區域內，到處組織蘇維埃，並準備召集一次全區蘇維埃代表大會，建立川北蘇區的蘇維埃政 府（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內，這是省級的蘇維埃）。 我們當時並不知道在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典章法製，隻有根據當地 情形，參照鄂豫皖區的經驗，進行一切。

   為了爭取時間，遇事都是迅速進行，工作自欠精細， 我們很迅速的組成中共省委機構，開始在各地征求黨員，並成立分支機構。在這裏原沒有中 央分局的組織，由我個人以軍委會主席的身份指揮軍隊，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義指導省委工 作。黨政軍事物，紛集一身，殊感忙迫。所以有很多事，我都酌交各方負責同誌相機處理， 以不失時機為第一要義。

    川北蘇區始終是被隔離著的。四川在中國地理形勢上，偏處一隅（yú角落），而“通南巴”地區更 是全省的偏僻地方。當時日本侵略中國，由東三省擴展到華北，一般四川人仍然懵懂的在過 活，反日運動的浪潮，也還沒有泛濫到這裏來。存在於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 府，更是人們聞所未聞。在四川人看來，四川就是一個國度，他們所注意和談論的都是關於 四川的事。甚至“國民黨”、“三民主義”和“蔣介石”這類的名詞，究竟內涵是些什麽，不 僅一般老百姓弄不清楚，就是當地的軍閥，也不甚了然。 記得一九三三年底，四川一個“很能幹”的軍閥王陵基，受任為剿共軍第五路總指揮， 率劉湘部向我軍進攻，曾發布一篇剿共的洋洋檄文。其主要的內容大意說：“三民主義主張節 製資本”，是救國救民的大道，共產主義則主張“平均地權”，顯然是共產共妻的邪說。這樣 將孫中山民生主義中的節製資本平均地權的主張，割裂為二，張冠李戴，簡直荒謬可笑！

   四川這種閉塞的情形，對四川的中共組織也有影響。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在我們 打垮了田頌堯之後，由成都潛行來到通江，一時成為我們大家歡迎的對象。他到處發表演說， 著重指出田頌堯雖然被打垮了，但較田部實力為強的其他四川軍閥，正計劃動員所有力量圍 攻我們，因此，我們要準備應戰。可是他也告訴我們，四川省委組織單弱，黨員人數很少， 工作還未展開，他並不知道中華蘇維埃政府的詳情和中共中央對反日運動的態度，因為他與 中共中央之間，早已失去聯係。他雖立即成為川北蘇區省委的常委，是一個參與決策的要角， 然而，這個新血，並沒有能將四川省外的新變化，帶到這個偏僻地方來。

   僅僅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備，川北蘇區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於八月下旬在通江開幕。 到會代表在千人以上。都是由各鄉村選舉出來的農民，我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副主 席的身份，向大會致詞。為了使代表們能夠懂得這些問題的意義，並另行分組講解和討論， 我花了半天的時間，用極淺顯的詞句，講解有關蘇維埃這類名詞的內容及我們所推行的政策 的大要。這些代表們的知識水準很低，要使他們懂得大會所討論的問題，是很費力的事情。 這裏的鄉下人沒有直接接受過革命的洗禮，根本不知道共產黨和蘇維埃是什麽回事。他 們不像鄂豫皖區的農民受過革命風雲的鍛煉，他們不知道一九二七年有過國民革命，也不知 道農民協會是怎麽一回事。鄂豫皖區的農民大體還知道這一點。前者還知道有蘇兆征這樣的 人物，因此會聯想到蘇維埃與蘇兆征有關；而後者除了知道四川幾個軍閥的名字以外，對於 蘇維埃，是完全陌生的。 他們多數仍受神權命運等舊觀念所支配，不理解為什麽會有一支與四川軍隊迥然不同的 紅四方麵軍，而這支軍隊竟又會到通南巴來。在他們的意識中，外省軍隊到了四川總是胡作 非為的，為什麽紅四方麵軍竟能一反外省軍隊所為，專為窮人打抱不平。他們不理解共產黨 和蘇維埃這樣抽象的名詞，總希望找出一個具體的“人”來，用他們腦中的神權命運觀念來 牽強解釋一番，這樣，就發生過一個可笑的故事。 我這個領導人自然是一般鄉下人所注目的，對我就有許多牽強附會的解釋。他們聯想到 （民國初年——二十年前）苦草壩地方，曾有一位姓張的青年農民，領導過一次劫富濟貧式的 暴動。不久暴動失敗了，那位張某也就不知下落。最初是苦草壩附近的人，認為現在的“張 國燾”，就是二十年前苦草壩暴動領袖張某，他們說兩者之間身材年齡不相上下，那一定是苦 草壩的張某流亡在外，經過神仙指點，現在脫胎換骨回來了。他們認為如果不是苦草壩的張 某，為什麽紅四方麵軍竟會來到通南巴，視通南巴如家園，愛護備至，足證此張某即彼張某 了。這種訛傳迅即傳遍了整個川北蘇區，為一般鄉下人所深信。他們以為共產黨、蘇維埃這類名詞，大致都不外是替天行道的名詞而已。 這個訛傳曾風靡一時，一般人覺得通南巴出了一個“真命天子”，這與通南巴的風水和人 民命運大有關係，甚至那位農民暴動領袖張某的妻子，都曾來看看我是不是她失蹤了的丈夫。 可是我們不願助長鄉下人這種愚昧觀念，我和其他同誌們都極力否認這是事實，積極向人民 解釋共產黨和蘇維埃的起源，說明紅軍是由共產黨創造出來的，而張國燾是一個人所共知的 共產黨員，並不出生於四川。經我們多方解釋，人們才漸漸了解到共產黨和蘇維埃究竟是怎 麽一回事，原有的訛傳也逐漸消沉下去了。

   這個故事說明共產主義的理想和當地人民的舊觀念，期間的距離可謂遙不可及。我不想 多耽誤讀者的時間，去發掘此中的詳情。簡單的說來，川北蘇區後來雖然也產生了一些革命 人物，但論到當地的中共組織，最多隻能說是一個農民革命的團體。 這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正式建立了川北蘇維埃政府，和鄂豫皖蘇區政府一樣，這個新政 府進行著同樣性質的工作。在工作進行中，所遇到的困難有異於鄂豫皖區，表現了這裏的特 點。

   分配土地是首要任務，在這個區域內積極執行，一般說來，通南巴一帶地廣人稀，禁種鴉片之後，糧食耕種的麵積增加了，但還有些山地，因為無人耕種荒廢在那裏。土地多於人 口，在分配上就比較容易進行。我們分配的辦法是：原有自耕農的土地不動；佃戶耕種地主 的土地，即歸佃戶所有；然後截長補短，富農土地多餘的或佃戶耕種麵積過大的，都勻出一 部給土地不足的，此外還搭配一些山地給土地不足的。我們同樣發給土地使用證，但認為現 在的分配，乃是初步性質，將來仍可查田重分。這個區域內紅軍戰士家屬，多分得較多較好的土地。因此，他們可以用半雇用勞動或部 分雇傭勞動，來代替耕作，沒有發生像鄂豫皖區代耕製度的問題。這一帶山區常發生婦女招 “上門漢”（“上門漢”即是男子入贅女家）的事，甚至紅軍的逃亡士兵，有些也被山裏的婦女召去當上門漢去了。這是過 去苛捐雜稅的壓迫以及鴉片的毒害，加重了壯年男丁不足的現象，在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下， 為了紅軍家屬的土地不致荒廢，也隻有任他采用雇用勞動的辦法了。

    當地窮人對紳糧們極其痛恨，報複心理十分濃厚。在各鄉村的群眾大會上，都充滿了報 仇雪恨的事情。一個土豪劣紳往往被幾十個乃至上百個的苦主控訴；甚至一個隻是當過甲長 的人也難免被農民控訴。蘇維埃政府的政策是希望農民分清主從，辨別輕重，不要將土豪們 的小爪牙，也算成土豪。各鄉村農民往往發生對土豪劣紳直接行動的事，蘇維埃政府則要求 群眾應將這類案件，叫縣政府政治保衛局或革命法庭法辦。 紅四方麵軍的政工人員不直接懲辦土豪，往往還糾正一些當地人民處罰土豪的偏激行動。 拘押土豪追繳罰款的事，在這個蘇區內並不常見。我軍政治工作人員會同當地人民征發土豪 劣紳的糧食的時候，也沒收他們所儲藏的鴉片，其價值即足以供應我軍。在禁煙高潮中，沒 收鴉片是天經地義，不會引起人們的反感。 分土地和打土豪這兩項工作的進行，逐漸引起地主土豪們的反抗，也使蘇區的人民發生 階級分化。地主土豪們最初也曾讚揚紅軍廢除苛捐雜稅的章程，但他們懼怕當地窮苦人民的 報複行為。他們用請客等辦法，聯絡當地與紅軍有關的新興人物，希望少作些有關他們的報 告和不要乘機報複。這些補救的努力失敗之後，他們才認清窮人與紅軍原來是一體的，乃采 取反對蘇維埃政府的立場，暗中活動，造謠挑撥，離間蘇維埃政權與人民的關係。

   當地窮苦人民革命情緒雖然很熱烈，但究竟缺乏組織力，特別在地方武裝方麵完全表現 出來。這裏也和鄂豫皖區一樣，組織過人數眾多的人民自衛軍和少數的獨立連等。可是自衛 軍往往不容易集合行動，獨立連的戰鬥力也極薄弱，缺乏得力的幹部是地方武裝脆弱的主要 關鍵。

   一九三四年夏季，巴中南區少數地主糾合了約百餘人的武裝力量，占據鮮家寨，發動 反蘇維埃的暴動。我們的地方武裝竟無力抵抗，結果還是借助於紅軍的力量，才把叛軍敉（mǐ安定）平。 這個區域內的經濟，本可自給自足。除了食鹽要取給與外埠，其他的日用必需品大致本 地都可以生產。工業產品如兵工器材縫衣機醫藥等，則感十分缺乏。市場情況和商品價格， 當然隨著戰局而轉移。當地人民普遍要求物價降低，往往任意限製市場價格，使市況趨於蕭 條。 我們的經濟政策，不讚成限價，而是獎勵貿易，繁榮市況；隻對那些高抬市價的投機商 人，予以打擊，不準他們任意興風作浪。

   我們在這裏也建立了蘇區的銀行，發行貨幣並征收 農業稅和商業稅等。在各個集鎮上卻沒有商業指導人員，往往由各區鄉蘇維埃政府的經濟委 員擔任，主要任務是掌管標準的度量衡，廢除商業上的許多陋規和中間剝削等等。這些設施 有相當的成效。 各項緊急工作，始終耗費了蘇區政府主要的力量，除我在上麵說過的動員運輸隊協助軍 事行動外，還需與疾病作鬥爭。這是個疾病流行的區域，痢疾、皮膚病、感冒非常普遍，性 病、眼病、傷寒等症也會死很常見。一般人缺乏衛生常識，疾病的流行更為猖獗。

   川北蘇區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即在各處設立醫院。這裏原是醫療人員和醫藥兩缺的地方，人們又習於 求神問卜和依賴鴉片，我們反對這些迷信和偏見，提倡衛生和醫療。這樣做的結果，中醫師 成了人們尊敬的任務，各集鎮中藥鋪的生意也隨著十分興隆了。 一九三四年秋，痢疾大肆猖獗，蘇維埃政府屬下的醫院，簡直無法收容所有的病人。川 北蘇區政府的總醫院，住院病人多至二千二百人。其餘各縣醫院每院普通也在五百病人左右， 各鄉區醫院所收容的病人少則四五十，多者也大百人。醫院裏的病人，因痢疾而死亡的，以 日計的最高紀錄曾達一百七十餘人。在各醫院服務的近兩百名的中醫師也因傳染了痢疾，死 亡超過了三分之一。這次痢疾的侵襲蔓延約兩個月之久，造成了恐怖狀態。據當地老農民說， 這一帶近十年來就曾發生過兩次這樣嚴重的傳染病，因為沒有像蘇維埃政府這樣照料人民的 政府，所以上次的情形還要可怕的多。

   這個區域的婦女們特別活躍。他們組織了婦女聯合會，不僅可以做些女紅軍工作，有些 參加運輸糧食，有些擔任防禦性軍事工作。他們的堅強，往往不亞於男人。她們不僅是戒煙 的的急先鋒，而且積極參與蘇維埃各部門的工作。為了滿足婦女們的要求，我們曾組織一個 婦女獨立團（後來這個團還有一部分到達了延安）。這個團成立的時候，報名參加的為數極多， 經過精選的結果，這個團還是有一千多人。這是我們第一次有了單獨的女子軍。

   她們在救護 傷病兵方麵，起過很大的作用。 這個區域內的最大困難，是缺乏幹部，因為缺乏教練，我們始終沒有建立起軍事學校， 也沒有辦過長期性質的黨校，我們隻得由各軍各團自行訓練幹部。省委隻能舉辦一些短期性 質的訓練班。蘇維埃政府雖在各區鄉都辦有學校，但因師資缺乏，執教鞭的人大多還是三家 村的老學究。

   一九三三年九月，正是秋高氣爽的季節，我們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工作，已經有了相當的 頭緒，便移師東指，去進攻劉存厚部的防地。盤踞綏定垂（接近將要）二十年的帝製餘孽——劉存厚，就 在這次戰役中，被我們打垮了。接著又展開了我們與四川全省軍閥的戰爭。四川軍閥雖疊次 受著我們的打擊，但他們有蔣介石的力量做後盾，戰爭糾纏不已，我們終於無法取得決定性 的勝利。

   是年七月，田鬆堯部敗退之後，以劉湘為首的四川軍閥，即調兵遣將，準備對付我們。 這些軍閥之間互有矛盾，因而他們的行動特別遲緩。劉湘為了保存實力，就不願將直係部隊， 迅速調到最前線與我軍硬拚，老在與其他軍閥商談各部“齊頭並進”的計劃。楊森部應實力 不足，縮回營山去了。田鬆堯已受沉重打擊，防地朝夕不保，更是垂頭喪氣，內部意見又極 紛紜。據說田鬆堯深悔當初沒有接納我們所提避免戰爭的建議，以致弄到如今的慘敗，暫時 自然不敢和我們接觸。

   漢中的楊虎城鑒於我們打垮田鬆堯的聲勢，暗中逕行與我們聯絡，協 議互不侵犯（楊虎城與中共軍事方麵的聯絡就是從一九三二年八月開始的）。這樣我們就可以 單獨對付劉存厚了。 我們不敢怠慢，決定先發製人。我們很討厭劉存厚，因為他不特（不僅不但）一直沒有接受我們所提 互不侵犯的建議，並曾乘我們被田鬆堯進攻之危，出兵竹峪關。他在綏定頗有積蓄，而兵力 卻是不堪一擊。我們的目的是奪取劉存厚的軍火，以增強我們對全川軍閥作戰的實力。 我們集中過半數的兵力，襲擊劉存厚的防地，一經接觸，劉部即聞風披靡。不幾天，我 們就席卷了他防地的大部份。他所有的綏定宣漢和萬源三個縣城也先後被我軍占領。劉存厚 統治的殘暴比之田鬆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地人民紛紛協助紅軍，解決劉存厚的殘部。打 土豪、分糧食等等摧毀舊勢力的群眾運動風起雲湧。劉存厚從此也就湮沒無聞了。他的殘部 改由廖震率領，轉隸劉湘麾下。

   這是紅西方麵軍入川以來一次最重要的勝利。我軍繳獲近萬破舊槍支，上百萬發的土製 子彈。劉存厚在綏定城內所建立的兵工廠、軍火庫和被服廠等，以及積存的金銀物資，除被 破壞損失者外，悉數成為我軍的戰利品，可算是我軍一次最豐富的補充。 由於這一勝利，紅西方麵軍也獲得極迅速的發展。劉存厚防區內的人民成群結隊湧到紅 軍裏來，我們也放寬收容的尺度，不問仍吸鴉片與否，隻要身體不壞，就可入選。這樣，每 天都有成千人參加紅軍。不到兩星期，全軍戰士人數已由兩萬增至五萬，每軍人數已由四千 增至一萬左右。不過新兵大量增加，訓練力量極感不足，使部隊的水準一時大為降低。

   我軍乘勝有綏定宣化向劉湘的防地梁山進逼，曾使重慶萬縣為之震動，也促成了四川軍 閥的聯合行動。劉湘就任四川全省剿匪總司令，以鄧錫侯為第一路總指揮，由廣元昭化向蘇 區進攻；田鬆堯為第二路總指揮，由閬中向我們推進；楊森為第三路總指揮；李家鈺羅澤南 分任第四路正副總指揮，分向我們的南麵進襲。

   劉湘的直屬部隊正當梁山的正麵，由王陵基 以第五總指揮的名義統率，這也就是此後戰爭中敵方的主力部隊。此外，蔣介石也立即在四 川設立了一個“剿匪”行營，派賀國光為行營主任，準備調遣在天水的胡宗南部和在漢中的 楊虎城部，以配合劉湘的軍事行動。 十月間，王陵基的第五路軍集中梁山之後，即向我軍反攻，戰局開始逆轉。劉湘直屬部 隊的戰鬥力較田鬆堯為強，尤以王陵基的第三師最為精銳（這個師約有普通兩個師的實力， 裝備也都是來路貨）。我軍則因新兵過多，在最初兩次接觸中，即遭受重大的傷亡，乃決定采 用逐步後退的策略，以圖整訓。

   當我軍由梁山前線退守綏定河北岸防線時，王陵基部旋即全力攻擊，強渡綏定河。在“柬 林河”（柬林河係一地名）地區陣地，王陵基部開始受到我軍的沉重打擊，讓他在萬縣曆年所扣留的四川其他 軍閥由長江下遊運川的軍火，大部消耗掉了。他雖達成了渡河的目的，但較之他所付出的代 價則有點得不償失。他的攻擊力從此也就逐漸轉弱了。

   我們退到綏定河北第二道防線後（這道防線距綏定河約有三十華裏），知道王部的攻擊力也有限了，立即抓緊時機，緊急 展開了訓練工作。這項工作相當複雜，首先是設計技術和戰鬥技術，再則是軍製軍紀以及文 化衛生等等常識教育，再其次是戒絕新兵的煙癮。戒煙的辦法是說服與強製並用，有各連的 政治指導員，控製著戒煙丸子，逐漸減少供應量，以期有煙癮的新兵在限期內戒絕。我和徐 向前陳昌浩等都親自督導這些訓練工作的實施。 我們這項訓練工作，收效很大，也曾引起敵方的驚異。

   我軍在陣地附近演習實彈射擊時， 王陵基誤以為我們發生內亂，準備乘機進攻。但旋即發現我軍的工事做得又快又堅強，前線 士兵的戰鬥動作極敏捷，顯然又不像有內亂的樣子，似乎有些大惑不解。 在王陵基繼續不已的攻勢壓力之下，我軍被逼退卻三次，退到了綏定以北約一百裏的地 區。但敵軍的攻勢所付出的代價，是一次比一次重大。王陵基在最後一次對我軍的攻勢上， 損失兵力近三千，而我方的損失則不及敵人的十分之一。這就挫折了王陵基的銳氣，他不得 不承認“共匪”雖在退卻之中，戰鬥力並不稍減。

   我軍與王陵基部相持了約三個月，已是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了。王陵基覺得他已不能迅 速解決“共匪”，但低估了我們的反攻能力。到了快過陰曆年的時候，王陵基的太太姨太太 和親屬，紛紛電催他返萬縣渡歲，並料理私人財產財務。他於二月上旬私自返回萬縣，他的 秘密行動，上自劉湘下至他的部屬都不知道。他隻囑咐他的參謀長，暗中代理總指揮的職務。 我們因能破譯出他們的電訊密碼，對他的行動了如指掌，乃積極計劃乘機反攻。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四日清晨（陰曆年），我軍開始反攻，襲擊王陵基的右翼，駐守那裏 的一個旅，經我軍猛攻後即告瓦解，旅長亦陣亡。其第二道防線上的守軍，也因之潰亂。我軍乘勝推進三十裏，直抵王陵基的總部。王的參謀長倉惶率部急退，這時王部各師旅長始悉 王陵基已在陰曆年前私離防地，為之大嘩。幸賴王部左翼指揮將領，尚能沉著應戰，堅守防 地，才挽回了王軍全部崩潰的命運。王本人聞訊急返前線，從事補救並策劃反攻；但劉湘再 也不信任他了。

   王陵基就這樣被劉湘解職，並軟禁了一個時期。劉湘與王陵基之間原有罅（xià嫌隙）隙，主要是王 陵基私通蔣介石並擴充實力，使劉湘覺得王有取而代之的野心。王似乎為了討好與蔣介石， 所以這次與我軍作戰，相當賣力，這又使劉湘覺得王陵基是在任意消耗他的實力。這次王陵 基私離防地，觸犯軍紀，正給劉湘處罰王陵基的一個好機會。

   我軍自一九三三年十月與王陵基部接觸以來，至一九三四年二月間，可說是與川軍作戰 激烈的時期。在這個時期裏，除了正麵的王陵基部以外，其他如鄧錫侯、楊森、田鬆堯、李 家鈺、羅澤南等部，配合著王陵基的行動，紛紛向蘇區進逼，也曾發生過一些激戰。在這幾 方麵的敵軍，為了縮短防線，也逐漸推到南江巴中兩個縣城附近。等到王陵基部受挫後，戰 局便暫呈膠著狀態。 劉湘在無可如何之中，抬出了一個“劉神仙”，這是川軍與我們作戰中的一個有趣插曲。

   “劉神仙”原名劉崇山，是劉湘的算命先生兼“諸葛亮”。劉湘曾拜他做老師，四川大大小小 的軍閥，也跟著拜他做老師，因而權重一時，已能替劉湘做些縱橫捭闔的工作。劉湘本人是 孜孜（勤謹不懈怠）計較四川各派軍閥勢力的消長的，遇有風雲變化，不願自己的實力受損，但求他人能為 自己在火中取栗。劉神仙之被抬出，似是為了便於調動各派的軍隊。 緊接著王陵基的被撤，劉湘的陣容實行改組，劉湘本人仍坐鎮成都，另在南充設立一個 前敵軍事委員會，指揮全盤戰局，以劉神仙為委員長。原王陵基第五路總指揮的職務，則改 由劉湘的親信第一師師長唐式遵繼任。軍事委員會之設於南充，其目的顯然是要劉崇山就近 督促鄧、田、楊、李、羅各部為進攻我軍的主角。 三月間，這個妖言惑眾的巫師——劉崇山，大搖大擺的進駐南充。他模仿諸葛亮出師表 的口吻，發布了一篇誓師的洋洋大文，前敵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打氣電令如雪片飛出，無非 是催促各軍前進。事實上，楊森部也就向巴中通江的南部挺進。 我軍的策略是要破壞劉湘這種計劃，不讓四川的軍閥真誠合作，而以打擊劉湘的直屬第 五路軍為主要目的。我們集中了約萬分之一的兵力，先給冒進的楊森部一點打擊，楊森部在 我軍的攻勢下，向營山敗逃。我軍進圍營山縣城，並以一部直搗南充，劉神仙隻得倉惶逃回 成都。我們於是向楊森宣稱，我軍無意占領楊森的防地，隻是不讓劉妖怪猖獗，我們所要打 擊的是劉湘，希望四川其他軍人不受劉湘的利用。事實上我們也將軍隊撤離了楊森的防地。 劉神仙從此再也不露臉了；前敵軍事委員會也被撤銷了。劉湘這位剿匪總司令，雖仍不 敢離成都，但劉神仙這個工具既已失靈，一切隻好親自處理了。

   唐式遵任第五路總指揮之後，所表現的作風與王陵基顯然不同。唐為人似較敦厚，更能 團結部屬，對劉湘則奉命唯謹，一切措施多向劉湘請示辦理，第五路所轄部隊之調來前線者 續有增加。王陵基指揮時，其第一線的兵力，最多不過四萬人，而唐式遵則使用到六萬人。 唐在指揮上似乎有些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意味，所有作戰命令均為例行公文，隻是四平八 穩。各部所擔任務，亦隻求平均分配，不敢有所輕重。 一九三四年四月起，唐式遵也曾組織過幾次規模較大的進攻。我軍仍用誘敵深入之計， 步步後退，雙方都沒有甚麽重大的傷亡。正月間，我軍退到了最後防線，左翼以萬源縣為最 後據點。劉湘以為他的軍事計劃著著成功，因嚴令唐式遵迅速奪回萬源縣城，企圖由萬源抄 襲我軍通江北路的後路，這樣就爆發了為時三個月的萬源爭奪戰。

   萬源附近地形特別險要，是一個易守難攻的地方。我軍希望在這裏消耗敵軍的實力，所以堅強抵抗。劉湘這時在梁山建立了飛機場，蔣介石也調來了幾十架飛機，供劉湘指揮。唐式遵每周平均總發動一次攻勢，每次都受到嚴重打擊，最後，他終於不能支持了。 唐式遵的例行公事大致有如下的特點：他將他的部隊輪流擔主攻，每次攻勢都是在拂曉 時發動，等到八九點鍾梁山的飛機（多為九架的編隊）飛到前線的時候，乃蜂擁前進。進到山腰地帶之時，就為我軍的火力所抑製，進退兩難，到下午四時左右，敵機不能再來的時候， 我軍就開始反攻。在肉搏中，敵軍以手榴彈為主要武器，不過手榴彈拋出後至少要經過十秒 鍾才能爆炸，我軍手榴彈較少，乃即拾起敵人拋出的手榴彈反投過去，正好爆炸。這樣，敵 軍在手榴彈和我們機關槍掃射之下，受到慘重的傷亡，敗回原陣地去了。在這一段時期內， 敵軍每次傷亡至少三百，好幾次超過一千。 敵軍的實力是衰落了。

   這種情形不僅表現在戰場上；唐式遵的部屬都紛紛要求補充整理， 唐本人也致電劉湘訴苦，說明傷亡慘重，請求停止攻擊。我軍的損失遠較敵方為少，士氣仍 極旺盛，這就造成了我們反擊的良機。 八月間的一個拂曉，我軍從萬源竹峪間的地區，開始反攻，迅即衝垮了敵軍的防線。我 軍主力轉而包圍了萬源正麵敵軍的後路，這是一個長距離的包抄。敵軍沒有等到我軍抄到敵 人後麵的要害所在，就紛紛向後逃跑，潰不成軍。我軍加速猛追，幾乎到全部殲滅敵軍的地步， 惜因大雨如注，山洪暴發，阻延了我軍追擊的速度。

   追擊至綏定宣漢時，敵軍大部退過綏定 河，控製了渡河工具，我軍因水深無法渡河，敵軍才得著喘息的機會。 這一次勝利又恢複了我軍與全川軍閥作戰以來所失去的地區，我們原保有通江、南江、 巴中、萬源四縣全部和綏定、宣漢、廣元、蒼溪、閬中、儀隴六縣的一部分。

   當唐式遵進攻 萬源縣時，西線的敵軍乘隙占據南江巴中兩個縣城，唐式遵的第五路軍被擊潰後，西線的敵 軍，在我軍壓力之下，也向嘉陵江西岸退走。這樣，川北蘇區，北枕巴山與漢中為界，東達 綏定河，西憑嘉陵江，南與楊森的防地——營山渠縣相接。 劉湘所部各路先後敗退後，戰局又暫呈間歇狀態。

   此時劉湘又重新調整陣容，以其第二 師師長王鑽緒繼唐式遵為第五路軍總指揮，積極整編部隊，一時無力反攻。我軍經過長期的 戰鬥，也要整補。 在這種山嶽地帶長期作戰，對敵我兩方都造成了極嚴重的損害。不過敵方組織力較差， 損害也更大。以梁山為後方的唐式遵第五路軍，經常要使用八萬名左右的運輸伕始能供應全 線需要（這個數字係唐式遵部當時的公報所載，可能有些誇大，但即使以半數計，也是駭人聽聞的）。這些運輸伕卻是強拉來的癮君子，沿途死亡者，不計其數。綏定萬源宣漢一帶， 唐式遵部所占領過的區域，遍地都是死屍，到處遺棄著傷者病者，其中自然有不少士兵，但 還是運輸伕占多數。當地村莊，經敵軍騷擾後，居民多已逃往，物資更是十室九空。 川北蘇區的領土，也是一片荒涼景象，尤其是曾被敵軍蹂躪過的地方。耕作受著戰爭的 妨礙，田地不是雜草叢生，就是荒廢了。居民的糧食和其他積蓄，一部分被紅軍消耗了，另 一部分則為敵人所糟蹋。疾疫流行，我在上麵說過的一九三四年秋季的痢疾，就是在這時猖 獗的。蘇區內各集鎮上，冷淡蕭條，趕集的人大大減少了，市場上的貨物，更是寥寥無幾， 人民的呼聲，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質匱乏的呻吟。

   我們集中精力挽救這些災害，一麵是追擊敵人，一麵是清掃戰場，掩埋敵方遺棄的屍體， 收容傷病，到處消毒。敵人敗退時，竟將萬源境內倉庫的存糧，澆以火油，使我們無法利用， 可是那些從山林中逃回來的人民，因饑餓難抵，竟強食那些澆了火油的米糧，因此又增加了 一些疾病。戰爭一告結束，我們即動員當地人民，搶救和補種晚秋農作物，調配糧食，我們 甚至將老鹽店地下的泥土挖起來煮，以期能夠得著一點鹽。我們到處做預防疾病的宣傳，動員全力撲滅痢疾，紅軍戰士們從各方麵協助人民；軍醫在百忙中抽出時間來照顧生病人民。

   我們各項搶救工作正在緊張展開的時候，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江西紅軍脫離瑞金根 據地向西行動，不到幾天我們就知悉了。這是使我們十分震動的事。七八月間，當唐式遵向 萬源進攻的時候，中共中央從瑞金疊次來電，對我們的處境表示憂慮，卻沒有一字提到江西 蘇區的情況。到了八九月間，我們將敵軍先後擊潰，中央來電表示十分欣慰。從這些電報的 字裏行間，我們就感覺到了中央蘇區處境不佳。 我們舉行高級幹部會議，討論中央紅軍（即第一方麵軍）推出江西蘇區所引起的問題。 他們這次行動，我們事先毫無所知，根據我們直接獲得的資料，認為中央紅軍這次行動是在 敵人的壓力之下，不得已的退卻行為。我們不敢斷定他們是否能阻止敵人的追擊，是否能在 西南地區立足，但確認中央紅軍不能在江西立足，是整個蘇維埃運動受到嚴重打擊的表現。

   根據這些估計檢討紅四方麵軍今後的方針，我們都主張今後應配合中央紅軍的行動，力 求向外發展，不必死死守住這個川北蘇區。川北是擠掉了汁的檸檬，單憑這裏要求發展是不 易的。這種看法，有兩個主要理由：一是我軍的強製彈藥，質素愈來愈低，兵力人數雖在五 萬左右，但實際能作戰的槍支不到兩萬，其中多半是土製貨，是從四川軍閥作戰繳來的次等 貨色，而且槍支在作戰中損毀極易。因而，同誌們多引以為憂，認為隻有與蔣的嫡係部隊作 戰，才能繳獲較好的槍彈來補充自己。二是川北蘇區經過戰爭的蹂躪，糧食及其他必需品均 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黃不接的時候，可能發生饑荒，如果紅軍死守在這裏，不僅不能為人民 解決糧食問題，恐將與民爭食。 這次會議並未形成具體決議，隻是由會議授權首腦部相機處理一切。

   我們為未來的行動 開始做些準備。四川軍閥受著江西紅軍被逼離開老根據地一事的鼓勵，又蠢蠢欲動，到處發 動規模不大的進攻。我軍主力則集結在離前線較遠的戰略要點上，僅用少數兵力在前線與敵 周旋。我們抽調中級以上的幹部，組成軍事高級訓練班，其主要任務是研究全國各地的軍事 情況，特別是較廣闊的西北地區的一般情況。 這個訓練班最初是由負傷病愈的幹部組成的，後來陸續從軍隊中抽調幹部參加；直到我 們與中央紅軍會師之後，才改組為紅軍學校。

   擔任這個訓練班主任的，就是負著重傷的原第 九軍軍長何畏。他原係香港的洋服工人，參加過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在蘇維埃運動時 期，參加過廣西越南邊境的遊擊戰爭，曾與越南革命黨人一起在越南與法國軍隊作戰，一九 三一年他被調到鄂豫皖蘇區任紅軍的團長，先後負傷十一次。這多次的槍傷，使他成了殘廢。 因此，這個訓練最初還是帶有點休養的性質。

   我們事實上放鬆了對四川軍閥作戰。僅有的偵查電台，日夜不停的工作，隻有小部分時 間用在偵查四川敵情。多數時間用來偵查中央紅軍行進所在及其四周敵情。中央紅軍行進到 廣西貴州邊境地帶時，我們即開始供給中央紅軍情報。這是一件相當繁重的工作，偵查電台 每天都譯出敵軍大批密碼電訊，再由參謀人員扼要作成通報，經我鑒定後拍發給中央紅軍， 我們的電台須守候中央紅軍電台出現，有時從晚七時餘守候到翌晨三點左右。有時我自己也 守候在電台旁，解答對方的疑難。 至少約有兩個月的時間，中央紅軍是完全依靠我們供給情報（特別是他們由遵義向雲南 方麵行進時）。他們日夜在行進中，因而電台沒有時間做偵查工作。每當他們宿營或休息的時 候，立即與我們通報。根據我們所供給的情形，決定行動，發布命令。而我們這種行動，對 於著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極盡了耳目的作用。

   當中央紅軍退卻到貴州境內時，所有消息，一天一天不利於我們了。追擊的國民黨軍隊 所發出的電訊，誇耀他們勝利。蔣介石的部隊，正從各方麵移動，有些已經進到四川的重慶，有的經西安向漢中天水移動。四川軍閥，一麵表示恐懼，他們估量到達貴州的江西中央紅軍， 將與紅四方麵軍在四川境內會合；另一方麵，蔣介石的部隊也已大批的湧進到四川來，因此 四川軍閥覺得本身防地已不易保持，於是叫囂先解決紅四方麵軍，以免南北兩路紅軍互相策 應。

   我們配合中央紅軍的軍事行動，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間開始的。估計中央紅軍將與紅四 方麵軍在川北西地區會師，我們義不容辭的要策應他們。我們設想未來的根據地以川陝甘邊 區地帶最為適宜，但駐守天水廣元線的敵軍胡宗南部，卻是我們實現這個計劃的最大障礙。 十二月間，我軍主力進至漢中的寧羌地區，這是我們入川後第一次向川外的軍事行動。 駐守漢中的楊虎城部因此大起恐慌，派代表質問我們，為何違反原已達成的互不侵犯協議。 我們告以違反協議的不是我方，而是楊虎城自己，因我軍與劉湘部在萬源相持的時候，陝軍 曾越過巴山，騷擾我北麵的後方，近來陝軍又積極布置，有響應蔣介石剿共的跡象。但我們 也安慰楊虎城派來的代表，說明我們這次軍事行動的目的，並非占領漢中，而是別有所指。

   的確，我們的第一個目的是在找尋胡宗南部隊，相機予以打擊。可是胡宗南的主力，遠 在天水，在川甘邊境的碧口和四川的廣元隻各駐有一個旅。我們曾派小部兵力向碧口廣元兩 處的胡部作試探性的進攻。敵軍據險憑借優越的火力抵抗，不輕易出動。因此，我們沒有獲 得在野外打擊胡部的機會。 我們另一個目的，是找尋徐海東部的行蹤。當時徐海東部也從鄂豫皖區西進到陝西地區， 我們從敵人的電訊中，偵查得關於徐海東部行蹤的一鱗半爪，不久又音訊杳然。我們估計徐 海東是在追尋我們，因而我們想要派點部隊去接應他。但我們在漢中偵查的結果是失敗了， 不特不知道徐海東部的確實所在，即這支部隊是否存在，亦未得到可靠消息。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我們在寧羌地區接到中共中央來電，告訴我們遵義會議決議的大 要。其內容是確認中共中央蘇維埃運動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但軍事路線卻犯了嚴重的錯誤， 主要是中央紅軍在江西蘇區，誤用保衛蘇區的口號，采取了保守性的軍事防禦策略，放棄了 遊擊戰爭的優良傳統，因而招致了軍事上的失敗。此外，這個電報還告訴我們，中央政治局 增選毛澤東為委員。

   我們舉行會議研討這個電報，從最迫切的軍事眼光來看問題，覺得紅一方麵軍在江西蘇 區和此次西行，大致都遭受重大的損失，因而嚴重的批評了軍事路線的錯誤。我們旋又得到 消息，紅一方麵軍由遵義正向西北方向的川黔邊的赤水地區行進。我們判斷他們正在設法偷 渡長江，到川北來和我們會合。於是我們放棄了在川陝甘三角地帶與胡宗南部角逐的計劃， 仍回到川北蘇區。是時四川軍隊已重占綏定萬源一帶地區，主力則由南麵向儀隴巴中地區挺 進。為了保衛這個蘇區，我軍也不得不迅速南撤。我們根據當時情況，決定了由蒼溪地區渡 過嘉陵江西進，實行策應紅一方麵軍的軍事計劃：徐向前率大部對付我們南麵的敵人，陳昌 浩馳返通江對付東麵之敵。

   在我軍渡嘉陵江後，通江自不易守，應先行部屬當地遊擊戰爭的 工作，我則馳往蒼溪地區為渡江作戰準備。 這是影響川北蘇區存在的一個決定。我們曾向一般幹部和蘇區內人民預先解釋，紅四方 麵軍主力必須執行策應紅一方麵軍的軍事計劃，這個蘇區因此可能暫時要忍受敵人的騷擾。 我們不敢宣布紅一方麵軍處境艱難的消息，隻強調紅一方麵軍是較四方麵軍為強大的部隊， 它將與四方麵軍會同奪取成都。這個軍事計劃的實施，為我們與一方麵軍在懋功地區會師提 供了可能的條件，也是川北以通江為中心的蘇區事實上歸於結束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