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16 共產嫩芽

  第五章 共產嫩芽多滋生

 

   自一九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共產運動的嫩芽在各重要城市先後滋生。這些不受人注意的嫩芽在地廣人眾的中國原係滄海一粟，算不了甚麽一回事，故不為當時一般人所重視；但後來滋生蔓延，很快地就遍及於全國，影響了中國現代史的發展。

   上海是中共起源之地，也是共產主義理論宣傳的一個中心。陳獨秀先生所直接領導的上海小組，在一九二○年八月開始實際活動以後，九月間就組成了一個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最初參加的有三十幾位青年。上海小組還創辦了一所外國語學校，由楊明齋主持，訓練預備留俄的學生。到一九二○年冬，就派出了劉少奇、彭述之、羅覺、任弼時、卜士奇、袁達時、抱撲、廖化平等八個青年團團員赴莫斯科東方大學求學。後來從這間學校繼續派學生出去留俄。更重要的是在上海發行的《共產黨》月刊、《勞動者》周刊以及《共產黨宣言》等小冊子普及各地，影響甚大。

   以上海為中心，共產運動向著四周發展。由沈定一、施存統、愈秀鬆等在杭州發動，大約在一九二○年十月間就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最先參加的有宣中華、徐梅坤等二十餘人。徐梅坤是印刷工人，在杭州展開了印刷工人中的工會活動。其他如南京、蕪湖、安慶等地也有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參加者有的地方是十餘人，有的地方不過是幾個人，大都是學生。他們的活動主要也是在學生中傳播共產主義的思想。

   北京小組是活動得最積極的一個小組，尤以工人運動做得最有聲有色。它除了在北京市區及四郊展開上述那些工作外，還在濟南成立了另一個共產黨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最先參加小組的有王盡美、鄧恩銘等八人，參加青年團的人數還要多些，他們開始在濟南、青島以及膠濟、津浦兩路展開工人運動。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於一九二一年年初成立，最初參加的有李振瀛、韓麟符、於方舟、湛小岑等十餘人，開始在天津等地的工人中活動。唐山鐵路工人中有鄧培、梁鵬萬兩人參加北京小組，是較早的工人黨員。山西方麵，最先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有賀昌、王振翼等三十餘人。開封和西安等地也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內蒙古方麵由熱心蒙古工作的韓麟符去活動，結果組織了一個約三十人的內蒙青年的革命團體。至於東三省方麵則還沒有正式的組織，那裏似乎是一個落後地區，隻有俄國人、朝鮮人和中國人的個別團員，做些零星的活動而已。

   湖南長沙的共產黨小組是由毛澤東發動,於一九二○年十一月間成立。最初參加的有毛澤東、夏曦、易禮容、何叔衡、郭亮等人。那裏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也同時組成，參加的約有三十餘人，算是人數較多的一個。這個小組的活動一直是很積極的。

   毛澤東確是五四時代的一個活躍青年，他首先組織了一個叫做“新民學會”的小團體，又主編了一個《湘江評論》周刊（《湘江評論》周刊是湖南學生聯合會的刊物，由毛澤東主編，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創刊，第四期曾因刊載反對軍閥張敬堯的文章，於當年八月中旬被長沙軍帶所查封，致印就的第五期擱置發行）；這個周刊本來是以鼓吹新文化運動為主，在各省的小型刊物中，其聲望僅次於施孝統、俞秀鬆等在杭州所創辦的《浙江新潮》（《浙江新潮》周刊是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施存統等在一九一九年所創辦。由於施存統發表《非孝》一文，以致發生該校校長經子淵去職與學生的“留經”風潮，引起全國的注意。）。毛澤東之信仰馬克思主義，最初是受了北大湖南籍學生羅章龍等人的影響，後來他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時又受了李大釗先生等的熏陶。他之成為湖南小組的主要發起人，則是由於陳獨秀先生的通信鼓勵（ 毛澤東自己也承認他受陳獨秀先生的影響極大。見《毛澤東自傳》第三章。愛德迦·史諾筆錄。）。

   中國共產黨各小組，能在像湖南、山東這樣的省份發展起來，倒也不是偶然的。山東因為是日本侵略的目標，所以一般青年在北方各省中顯得較為左傾。湖南在南方的各省中一直是南北戰爭的要衝，人民久經戰禍，一般青年不僅思想左傾，對於現實政治也較為敏感。在近代曆次的革命運動中，湖南出現過許多傑出人物，由於曆史關係養成了湖南人一種倔強奮鬥的性格，“無湘不成軍”的俗語，早已為人所共知。那時（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不滿北京政府的各派勢力的人，都團聚在湖南首倡的聯省自治的旗幟之下，以求避免戰亂。毛澤東等這一群左傾青年也支持聯省自治，並與湖南國民黨人和其他政治派係有廣泛的接觸。

   在毛澤東等組織湖南共產小組以前不久，長沙另一派左傾青年以黃愛、龐人銓為首已經組織了一個湖南勞工會。他們籠統的信仰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即對於工人運動的意義了解得也不算透徹，但富有實幹精神。五四運動時，各地的活躍青年競起組織左傾小團體，但各小團體之間不免有門戶之見，這在湖南更為顯著。黃愛、龐人銓等因受省外同道者號召團結的影響，終於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但他們與毛澤東之間的意見並未完全化除，而且仍在暗中滋長。黃愛、龐人銓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因發動罷工，被趙恒惕槍殺後，湖南勞工會派與共產派就完全分裂了。

   武漢的共產小組也是在一九二○年十一月間成立起來的。最先的參加者是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林育南、項英等人，這些人中一部分與國民黨有過親密關係，當時都潛伏在武漢從事教育工作（當時國民黨在武漢被視為非法團體），另一部分則是五四運動中的左傾青年。武漢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是由五四運動中的活動分子惲代英、蕭楚女、李書渠、劉昌群、李求實等人組織起來的。他們在此之前曾組織了一個“互助社”的小團體，辦有《武漢評論》，鼓吹新文化運動。

   惲代英、蕭楚女於一九二○年底到重慶去教書，不久就在重慶聯絡楊暗公等組織重慶社會主義青年團，團結了重慶方麵的三十幾個青年。在這以前，吳玉章在成都已另行組織了一個“青年共產黨”。吳玉章是老同盟會會員，曾流亡到法國，約於一九二○年回到成都高等師範任教。他在法國受了共產運動的影響，並未與陳獨秀等聯係便單獨幹了起來。他以“青年共產黨”的名義，團結了成都等地幾十個左傾青年。

   四川有了這兩個同一性質的團體，便難免發生一些糾紛，主要是他們的聯絡對象和活動範圍相同，都自視為正統，互相競爭。在社會主義青年團看來，他們的組織是全國性的，“青年共產黨”則不過是成都方麵少數人所標新立異的組織；可是，在“青年共產黨”看來，社會主義青年團不過是共產主義的低級組織而已。

   到一九二二年，這兩個團體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實行合並。吳玉章、楊暗公等參加中國共產黨為黨員，其餘多數也都參加了統一後的四川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後來這兩個團體的人物都能不分界限的合作，沒有留下甚麽芥蒂。

   廣州的共產小組的成立比較略遲，它在陳獨秀先生於一九二○年十二月間，到達之後才組織起來。廣州這個華南重鎮，雖是中國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但南方政府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中為桂係軍閥所盤踞，一般人民既具有反北京政府的傳統，又苦於南方政府的橫征暴斂，處於進退失據的苦悶狀態之中。孫中山派的革命人物已大半被排擠出來，革命空氣變得十分稀薄。那裏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雖發生較早，卻是脫離現實政治的。因此廣州名為革命中心，但共產主義的活動反而比較落後。五四運動的影響，並沒有廣泛地波及到偏處南方的廣東，當時在各省風起雲湧的各種左傾小團體和地方性刊物，在廣州十分少見。我們無法找出適當的人選來發起那裏的共產小組，曾引以為憾。

   一九二○年十月底，陳炯明所率領的軍隊打回廣州，那裏的政治氣氛才為之一變。陳炯明的軍隊是孫中山先生在當時碩果僅存的實力，兩年前被桂係軍閥排出廣東，駐防在福建南部。這支軍隊困處閩南約兩年的期間內，國民黨人物奔走於滬閩之間，多方策劃打回廣東。

   一九二○年八月間，陳炯明開始向廣州進軍，十月二十八日占領廣州。私囊已飽的桂係軍閥陳炳焜、莫榮新等部隊望風披靡，大多被攆回廣西去了。由於這一軍事勝利，孫中山先生於十一月間回到廣州，從事於軍政府的重建。陳炯明被任為廣東省長並兼任軍政府的內政部長、陸軍部長和粵軍總司令等職。他握有實權並成為僅次於孫中山先生的第二號人物，便邀請陳獨秀先生去擔任廣東省政府的教育委員會委員長。

   陳獨秀先生接到這一邀請後，征求各地共產小組的意見。李大釗先生和我去信表示讚成。我們認為他去領導廣東的教育工作，有兩個重要作用：一、可以將新文化和社會主義的新思潮廣泛的帶到廣東去；二、可以在那裏發動共產主義者的組織。我們並指出不應受共產黨人暫不做官這個約定的約束，何況辦教育也不能說是做官，而對於共產思想的傳播則特別有利。陳先生接受了我們的意見，於十二月間將上海支部的工作交由李漢俊、李達等人分擔，就隻身到廣州去了。他並未邀約其他同誌同去，以免耽誤各地工作的發展。
陳獨秀先生到廣州後，受到一般青年的歡迎。陳炯明對他十分推崇，以表示他能與新人物合作的氣度。當時任教育會會長的汪精衛也與陳先生合作得很好。陳先生在廣州的多次演說和發表的文章都富於吸引力，為廣州知識界愉入了一些新的血液。

   大約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間，陳先生邀約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及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等人，共同組成廣東小組，出版《勞動聲》周刊，利用教育機構在學生中從事共產主義的宣傳，並開始注意農村中的活動。也許由於廣東過去的革命運動多半從鄉村發動，因而廣州的共產黨人能最先注意到農民運動。社會主義青年團也同時成立起來了，最初參加為團員的彭湃、羅綺（qǐ）園、阮嘯仙等後來都參加了農民運動的工作。

   廣東共產小組也和北京小組一樣，與無政府主義者合作了一個短時間，不久因意見不合、幾個參加共產小組的無政府主義者也退出去了。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有反國民黨的傾向，在他們看來，陳獨秀等人是與國民黨有關係的，因此常表不滿。他們較之北京無政府主義者堅持自由聯合和不同意無產階級專政這兩點外，還多了一項反國民黨意識，因此，分裂終於無法避免。

   其實，廣東共產小組與孫中山派的關係也不算圓滿。那時孫中山先生嫡係胡漢民等與陳炯明之間暗中已有意見不合的醞釀，而陳炯明的喉舌《群報》又是由共產黨人陳公博、譚植棠任編輯，其言論不待說是偏祖陳炯明的，因而引起另一部份國民黨人物的不滿。在他們看來，陳獨秀等共產黨人在支持陳炯明而與孫中山搗亂。這件事後來也為中共內部一個重大的爭論。

   以上我所簡述的共產主義者在各地的活動，確是中國共產黨正式組成前這一階段中的主要發展。總括的說，這些共產小組都是一些知識分子的小團體。這對於一般共產主義者，根據他們那“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公式來看，總覺得有點不合理想。他們在說到中共的發展曆史時，往往要去費力找尋中國工人階級如何形成、如何發展的軌跡，來渲染一番，其實都是多餘的。在落後的國家中，知識分子是少數的特殊人物，也是政治氣候的測量器，以往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康、梁的維新運動和孫中山的革命運動等，也都是一些得風氣之先的知識分子發動起來的。歐戰中中國工商業雖一度得到相當的發展，五四運動雖也掀起了中華民族覺醒的浪潮，但這些並未根本改變中國的落後狀況。一般工人根本不知道共產主義為何物，就是當時同情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也多數對馬克思主義缺乏了解，更無組黨經驗。因此，共產小組不能一開始就是工人的，也不會一開始就是人數眾多的組織。

   中國共產黨的組成，受了五四運動的影響，這是毫無疑問的。五四運動推動中國青年向左走，構成一種愛好社會主義的風氣，這是使共產小組得以產生並迅速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中共的發動者們，大都是五四運動中的活動分子，因而能利用五四運動的經驗來建立中共的始基。我們養成了一種為新理想而實幹的精神，也繼承著五四學生運動中那種團結互助的組織作風，因而能不重蹈中國舊有政黨的那種鬧意氣的士大夫積習，一開始就以一種富於團結力的新姿態出現。

   在建黨的工作中，我們擺脫了曆史悠久的國民黨的影響，形成自己的獨立組織，又逐漸與無政府主義者分道揚鑣，取得陣地，迅速跑到前麵去。我們沒有讓投機分子侵入，卻團聚了我們所能團聚的共產主義者到這個組織中來。我們的發展，曾使一位湖北籍的國會議員胡鄂公所組織的另一共產黨（胡鄂公是湖北籍的國會議員，自命為共產主義者，他於一九二二年在北京聯絡一些湖北籍的青年學生，組織了另一個共產主義者的團體，它的組成分子不久為北京共產小組所吸收，至於胡本人則因為他隻是一個政客，沒有準其加入），和一位工會領袖黃介民所組織的大同黨等等都為之偃旗息鼓。當時共產黨人冒險犯難精神也是十分旺盛，並在工人群眾中開辟了工作的新天地。這一切都是中國共產運動發展起來的主要因素。

   我們向往於俄國革命，但缺乏馬克思主義的素養，更沒有運用之於中國實際環境的經驗。後來中共的主要政策的擬定，大多是由莫斯科越俎代庖的，由莫斯科看中國問題，即使完全為中國革命著想，也不免要發生不切實際的流弊。中國革命就因此遭受著難於形容的災害。事實不如理想的美麗，差之毫厘，往往會謬以千裏，這是中國革命家所應反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