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隊
一介教書匠，酷愛自家鄉；寓居多倫多，桑梓永難忘。
第五章 新集盛會
一九三一年六月開始，我們在新集舉行了一連串的會議。首先是鄂豫皖區中共黨員代表大會，接著是蘇維埃代表大會,CY（共青團）代表大會，婦女代表大會和其他專業性的會議。這些會議的作用都是為了蘇維埃運動的正規化，事實上也是這個區域整個工作轉向的一個重大關鍵。
獨山戰役結束之後，我在豫皖邊區作了一些必要的布置後，便隨著紅軍主力向西移動。我們積極籌備召開黨員代表大會，這是該區第一次的盛舉。
為了這個大會的舉行，較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暫時停止。紅四軍第十第十一兩師由獨山移駐到新集北麵的白雀園區，第十二師也從新集西北地區開到這裏來會齊。紅四軍駐在白雀園區，是因為這裏地處兩個蘇區之間，遇有緊急，易於調動；而且給養也較易解決。紅四軍這時的主要任務，是休息整理，實施訓練。同時也可就近發動白雀園區的群眾，建立蘇維埃，並打通兩個蘇區之間的道路。
五月下旬我返回新集。那是鄂豫皖區黨政軍各機構都搬來了，沈澤民等也先我到達了。從此新集便成為這個區域的首都。由於機構的集中，工作效率隨之增加，氣象為之一新。當時中共鄂豫皖區中央分局仍未正式組成，我的主要時間花在軍分會的工作上，沈澤民則負責指導特委會和蘇維埃政府的工作，陳昌浩則專致力於少共的工作。
至此，我才會晤了闊別已久的徐向前。他在黃埔第一期的時候，並不是一個露鋒芒的人物，我們接觸不多，在我並無深刻的印象。這次重逢，我們深談數次，我發覺他確實具備做這個蘇區遊擊戰爭的領導者的條件。他的軍事見解切合實際，遊擊戰的經驗豐富，指揮作戰極負責任，對下屬則嚴謹謙和，不失大將風度。他對黨和蘇維埃極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很嚴肅，沒有軍閥惡習。他和我討論政策和實際工作的問題，不像許繼慎那樣，任意批評鄺繼勳等領導之不當。
我在軍分區的工作很繁忙；因為人手不足，機構不健全，往往要花很多時間去處理次要和技術性的工作。我們的軍隊數量雖然不多，但單位複雜，我每天要批閱從各方麵來的軍事情報，和處理各處臨時發生的緊急事件。
在我的同僚中，蔡申熙是具有戰略見解的人才。他是老同誌，在沒有進黃埔第一期以前，就和我一起幹過工會工作。他頭腦冷靜、精細，此次我們在這裏重逢，他的左手作戰中殘廢了，但仍任軍事學校校長，工作十分積極。他厭惡軍閥土匪習氣，主張紅軍正規化。在軍事指揮方麵也許不如徐向前，而在戰略見解上則往往有獨到之處。可惜他不能實際主管參謀業務，我隻有在作重大決策時，事先找他商討一番。
在黨員代表大會舉行以前我們即在各方麵從事改革，但效果並不顯著，隻有經濟方麵已看出一些成果。饑荒的恐懼心理已經減少了，各地所種瓜菜均已結實累累，十分缺糧的戶口，已獲得適當的救濟，節約的辦法也在普遍實行（當時蘇區內許多農戶的糧食被紅軍出具借條借去吃了，現在有蘇維埃政府酬予償還一部分；赤區的農民一般每天改為吃兩頓粥和一頓飯），各市鎮的買賣活躍起來了，食鹽和布匹等日用品在市場上也不感缺乏，甚至軍隊所需醫藥品也可在市場上買到一部分。蘇區內的土產在大批的輸出，蘇維埃紙幣的發行額在逐漸增加，在蘇區內暢通無阻，比白區的現銀幣的的價格還高百分之四。
這種經濟開始複蘇的現狀，對這次黨的代表大會是一次莫大的鼓舞。一般同誌已不再認為這是緩不濟急的書生辦法，毋庸等待軍事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就可以進行的。他們已不再對中共中央的政策懷疑了，覺得循此前進，前途無限光明。
六月下旬，鄂豫皖蘇區黨員代表大會在新集一個廣場上臨時搭蓋的竹棚中，隆重的揭幕了，代表人數約九百人，紅軍和地方武裝每個連支部，地方上各村支部等都選派代表參加（當時該區黨員七千餘人，團員四千餘人）。另外還有列席的和旁聽的人員二三百人，濟濟一堂，可稱盛會。
但大會事實上類似於農民的群眾大會，代表中文盲和略識幾個字的占最大多數，這就使會議的進行特別困難。我們決定沒舉行一次正式大會之後，必須跟著舉行好幾次的小組討論。在小組討論會上，由知識較高者擔任指導，將會中案件講解給那些文盲聽，經過幾次的講解和背誦，如果多數代表，能夠記住這一案件的要點，就算是很大的成功了。對案件有意見的，也多在小組會上先行提出來，以便整理一些要點，在大會上提出討論。這樣，這次大會花的時間就多達三個多星期了。
“什麽是共產黨？”這個問題是最難解釋的。農民和城市工人的觀念大異其趣，他們多不知道大規模的機器生產。因此，蘇區的中共同誌往往說：“共產黨是窮人的政黨。”“窮得一無所有，就叫無產階級。”“每個窮人都能分得一塊土地，就是共產主義。”這些解釋顯然是農民的觀念，是不合於馬列主義原有的界說（定義的舊稱）的。我們最初還想糾正一些不正確的地方，但愈解釋，他們愈不清楚，也隻好讓他們作這樣簡單的了解了。
我向大會提出了一篇淺顯易懂的政治報告。我說明了這個蘇區當前的任務，從中共政策、蘇維埃與土地革命和健全紅軍三個角度來闡釋今後工作的大要。我特別解釋紅軍與軍閥土匪的區別，要求我們的軍隊，成為一支中共新領導的、真正為人民福利、能擔負革命任務的鐵軍。糾正一切遊擊習氣（按既土匪作風），要尊重黨和蘇維埃，、糾正亂打土豪、對婦女亂來、自私享樂的觀念。尤其要求幹部，要以身作則。
這個糾正遊擊習氣和嚴整紀律的問題，成為大會熱烈討論的項目。許多代表對二個月多月前攻打高山寨，傷亡千餘人而宣告失敗的事件，展開批評。有的檢討說，我們的宣傳完全無效。我們向寨子裏的人喊話，說我們維護農民的利益，但寨子內的答話，卻是罵我們亂打土豪，甚至將平民的糧食也沒收了，又指責我們在某某地方強奸婦女，罵我們言行不一致，接著就是大批石彈射將出來。有的人有檢討說，無論紅軍官兵或蘇維埃人員都有過破壞紀律的行為，寨子裏的指摘，不完全是反動派的造謠，而是有些事實根據的。
許繼慎成為批評的對象，是這次大會最緊張的一幕。沈澤民在發言中指出許繼慎在多方麵保有軍閥土匪的習氣，單就其對婦女的態度來說，就是最不應當的；許的私生活糜爛，有許多姘頭。他質問許道：“你的姘頭中，是否有有夫之婦？又是否有被迫的？這種行為是否破壞紀律？這是不是土匪的享樂主義？又是不是軍閥橫霸的習氣？這配作為一個中共黨員和紅軍的高級將領嗎？”
在大會中公開指斥高級將領，在鄂豫皖區還是空前的創舉。許繼慎極感不安，他辯稱他沒有過強奸婦女的事，不過是行為較為浪漫而已。他以自我檢討的口吻說，他原是黨齡較老的黨員，隻因打了幾年的遊擊，就染有土匪習氣，今後他將徹底改正錯誤，以往過失請大會嚴予處分。
大會展開的鬥爭愈烈，牽涉的範圍也愈來愈廣。原任軍分會主席的曾鍾聖和任軍政治委員的餘篤三，也受到鬥爭狂浪的波及，他們被指責沒有及時糾正許的錯誤，難逃縱容之責，同時他們也自承犯有同樣性質的錯誤。新集有一個新從七裏坪遷來的酒店商人，他是“拉皮條”的老手，也受到嚴厲的製裁。這次批評大會在整飭軍風紀方麵，發生了積極的作用。一般人都覺得今後不能再亂來了。
最後我出來結束這一場鬥爭。我向大會提議，我們最主要的事是要使同誌們了解這些錯誤的嚴重性，訂出共同遵守的紀律規範，並不是要對過去犯過錯誤而又表示能悔改的同誌立時予以處罰。有些同誌曾犯過輕微的錯誤，隻要能改正過來，就可不咎既往，不必恐懼。
根據我的提議，大會轉而致力於紀律規範的建立。首先對婦女態度的問題，規定凡有強奸婦女罪行者，應受蘇維埃法律的製裁，嚴重的要處以極刑。對於婦女們的其他非法行為，按情節輕重依法予以製裁。除法律的製裁以外，我們還規定應進行廣泛教育，提倡男女的正式結合，並在紅軍駐地附近和蘇維埃政府所在地設置接待室，供有夫婦關係或正式戀愛者住宿或談話之用。
大會通過一些條例，建立蘇維埃政府的革命法庭和工農監察委員會，軍分會之下設立軍事法庭，中央鄂豫皖區設置監察委員會。就由這些機構來執行維護紀律的責任。
我們主張，說服教育和嚴格執行紀律要相輔而行。我們反對發動蘇區內自衛軍和農民到白區去打土豪，以解決蘇區內糧食不足的問題；隻有紅軍為了實際的需要，可以在白區征發土豪的糧食，但須發動當地窮苦人民一致進行。我們反對：亂打土豪，打土豪不歸公、和私搜俘虜荷包等等，認為這都是不法行為。我們所有蘇區的人，都要尊重蘇維埃的法律，尤其是紅軍官兵，不可有違反蘇維埃法律的行為和藐視蘇維埃的態度。我們反對蘇維埃工作人員倚勢欺壓老百姓。我們要提倡黨內民主，反對黨的幹部任意強迫命令一般黨員。
土地問題是這次大會另一個重要項目。沈澤民就這個問題向大會提出報告，主張重新分配土地。他說明這個區域的土地雖已大致分配了，但分配得不好，主要是：一、分配的原則係以勞動力為標準，僅依土地麵積的大小來計算，而忽略了土地的肥瘠良莠問題。而耕牛、農具、山林、茶園等，還多未分配；二、在分配得時候，沒有發動群眾反地主富農的鬥爭；地主富農雖被剝奪了政治權利，但在有些地區，他們仍在經濟上占有優勢，保有政治上的潛勢力；三、分配得不確定，經界不顯明，僅憑分配時所插的標誌來認定，而這項標誌曆時稍久，多以湮沒無存，引起許多混亂，因而必須重行分配，另以土地使用證為憑；四、代耕製度原是優待紅軍的好辦法，但被濫用了，蘇區內參加紅軍的人員已經很多，蘇維埃工作人員和地方武裝人員的田地，也多援用紅軍條例要老百姓代耕，這樣，使老百姓的勞力更感不足，影響了生產，應嚴格擬定代耕製度，縮小代耕製度範圍。
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是沒收一切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給窮苦農民；富農多餘的或出租的土地也在沒收分配之列。在理論上說來，平均分配土地，本與社會主義無涉。中共中央認為這種做法是資產階級民主所應采的政策，既可以滿足一般窮苦農民的土地要求，更可以發動廣大農民起來鬥爭。其實土地國有和農業生產社會化，才是社會主義的起點。每家農戶得同樣一份土地，不過是將地主富農的土地所有製，改變為分散的小農製而已。每個分得土地的農民都不過是小所有者。
實行平分土地，是很複雜的工作。因此，各個蘇區推行得並不完全符合理想，步驟也參差不齊。主要原因是農村的階級分化並不明顯。從主觀劃分階級，本是極困難的。一般來說，中國農村中，大地主為數不多，土地分得很零碎；中小地主占相對的多數。有一片很小的土地出租，不能不說他是小地主，可是他的境況，也是貧苦的，甚至還是靠出賣勞力為生。農民窮苦與否，有時也不能單憑有無土地來劃分，往往一個自耕農甚至有點土地出租，家境確不是富裕的；而另一個佃戶雖無土地，但租種大片土地，要雇用一些雇農代為耕種，家境卻是比較富裕的。還有鄉村中商賈負販和一些手工業者，也附帶經營農業，有的被視為農民，有的又被視為商人或手工業者。就由於這些複雜的經濟因素，要去劃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等，確非易事。
中國農民曆來所希望的，是買田置地安居樂業。平分土地的口號，對於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貧苦農民，確是富於吸引力。可是，受過革命洗禮的鄂豫皖區的農民，對於平分土地，了解得更清楚。我曾詢問過許多農民關於平分土地的觀感，他們多數說到要蘇維埃站得住，土地分了才能算數。有的卻說單分得一塊土地，沒有耕牛農具和本錢，還是不濟事。這些簡單的答話，道出了這一問題的症結所在，沒有政治保障和必需的經濟條件，單憑分土地，不能改善農民的生活狀況。
從莫斯科到中共中央的教條主義者，卻誇大了平分土地這個政策的魔力，認為隻要能正確的實行平分土地，就能創造出蘇維埃政權。其實，沒有一個反帝國主義和反南京政府的廣大聯合戰線，單純的土地革命也是形單勢孤，不宜成大事。另一方麵，立三主義者，則以軍事勝利為解決一切問題的先決條件，所以對於平分土地，不予以必要的重視。
我們在這次大會中，曾極力鼓勵同誌提高農民對於分配土地的熱情，指出：平分土地與鞏固蘇維埃政權是相互影響的；廣大的農民群眾，熱烈的起來分土地，才能鞏固蘇維埃政權；蘇維埃政權穩固了，農民分得土地才更有保障。此外，各個蘇區土地革命所形成的力量，匯合全國各地反帝反南京的力量，才能獲致蘇維埃政權的勝利。我們這些努力獲得相當的成效，我們雖不能將平分土地的運動擴大為到處泛濫的狂風巨浪，但卻鼓舞了這個區的農民，勇敢地平分土地，與反共勢力對抗。
這次大會決定：不問已否分配土地的區域，概須發動群眾，按新規定來分配。分配的標準，是以土地的收獲量所值市價計算，每個窮苦農民分得一份大致有同等收益的土地（田與地混合來算，肥瘠搭配來分）。此外，這個區域在以前分配土地中，也有很多優良的傳統，如貧農雇農分好田，中農土地不動，地主富農分壞田，商人手工業者分得田後必須自己耕種，大口分一份，小口分半份等等，這次大會決定將這些傳統辦法盡量予以保留。
此外，各鄉村中也還有一些土地不能完全分配的或不易分配得，如大片的森林、茶園、竹林、水塘或其他水利設備，較大片的荒田荒地，則由各鄉村蘇維埃經營，名曰蘇維埃公田公地等。在立三路線時代，曾利用這些公田公地，組織所謂“集體農場”。我們不讚成這種辦法，提倡出租或組織合作社經營，由蘇維埃征收租金，大體是經營者獲得必要的報酬，其餘則為蘇維埃所公有。
大會還決定了耕牛農具也要分配，但鑒於這類東西分配不易，又規定了一些實際處理的辦法。由於耕牛農具的缺乏，每個農戶也不易分得同等的一份，因而提倡共有共用，如幾戶人家共分得一條耕牛，則由這幾家擬定辦法，規定飼養和工作的方法。以後在赤區內所通行的換工互助辦法，大致就是從共有共用的製度演變出來的。
重分土地的實行辦法，是先由各村蘇維埃召集農民大會，檢討從前平分土地的得失，再由各鄉村蘇維埃的土地委員會予以評定。已經適當分配的則大體不予變動，不適當的則逕（jìng直接）行變更。為了防範地主富農對於土地改革的反抗，大會主張充實貧農團，用鬥爭方法強迫地主富農交出被沒收的土地房屋和耕牛農具等，但並沒有訂出任何故意打擊地主富農的威風等手段。
土地分配定了，就由各鄉村蘇維埃造具地籍簿，頒發土地使用證。大會中許多農村代表曾主張頒發土地所有證，以確定一般農民分得土地的永久所有權。但大會主席團認為中共更進一步的目的是土地國有，如果頒發土地所有證，將強化農民的私有觀念。大會終於采納了頒發土地使用證的辦法，並規定農民對於土地的使用權，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是長期性質的。所有持有土地使用證的農民，可以自由使用土地，但不得出租或出賣。
硬性規定土地不得出租出賣，擬是這次大會土地決議的一個重大缺點。不待說，土地是農民的主要財產，如果不能自由出賣或出租，這就使土地的使用價值大大打了一個折扣；而且分得土地的農民也會覺得他雖可以耕種這塊土地，但是不能自由處理它。不準出賣或出租土地的理由，主要是不讓農民重行失去土地和產生新的地主富農，但這種經濟發展的自然趨勢，又是不能抑製的。事實上，當時分得土地的農民還是有些違反這種決定，私自出租或出讓這種土地使用權。
在剝奪地主富農的政治權利上，我們倒采取了有彈性的政策。一般來說，地主富農是打擊的對象，大會強調不讓地主富農分子混跡於蘇維埃和紅軍之中，但對於出身地主富農家庭而在紅軍中有戰功、或係中共黨員蘇維埃工作人員而有工作成績的，則視為已經革命化了，屬於例外，不受歧視。其餘擁護蘇維埃和土地革命的，縱然是出身於地主富農家庭，也可享有普通公民的權利。
大會在縮小代耕製度的範圍上也有具體的決定。一個農家的壯丁因參加紅軍去了，這一家的耕作能力失去了或減少了，因而需要鄰近的農戶為之代耕。但現行代耕辦法是很混亂的。大會規定這種製度僅限於優待紅軍戰士，而且多數是帶補助性質的，換句話說，戰士家屬的勞動力仍須用於耕作，代耕者僅居幫忙地位，並非全部代耕。代耕者與被代耕者之間，必須互相商定何地何時需要補助勞力，以免浪費代耕者的勞力和適合被代耕者的需要。至於蘇維埃工作人員和地方武裝人員（即不脫離生產者），概不得援用紅軍條例要求代耕，但獎勵他們與各農民間的換工互助，已解決他們缺乏勞動力的困難。
此外，我們還製定了統一的農業累進稅，取銷過去實行過的征收和借貸餘量等不正規的辦法。農業累進稅規定每一農戶平均每人所收穀子在四擔以下者，免征租款；全戶所收穀子超越這個基數一擔至三但者，征百分之八，循此累進直到收穀子超過基數四十五擔者，征百分之四十三[這就是以勞動力來計算的，對於以收獲量為計算標準的原則，自然又有輔助的作用，實行時又富有伸縮性，由各鄉村土地委員會按各戶需要和其勞動力的多寡來評定。鄂豫皖區農業累進稅製，詳見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通令第七號（載《紅旗周報》第二十七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版）]（如五口之家收穀子二十擔者，免征；收二十二擔者，征一鬥六升，約為全收獲量百分之點七三；又如收四十五擔者，規定征百分之三十五，即九擔二鬥五升，合全收獲量百分之二十強；再如收七十擔者，則須征二十一擔五鬥，約為全收獲量百分之三十強）。至於雜糧的收獲則免征或減征，富農按比例附加百分之五，軍屬烈屬則減征或免征，均另有規定。
這次黨代表大會舉行時，鄂豫皖區各領導機構都實行改組。大會選舉了一個中共鄂豫皖區省執行委員會，委員人數為二十餘人，除原特委會委員大多聯任省委員外，還提拔了約半數的工農幹部擔任省委，京漢鐵路工人劉琪，當地農民領袖高俊亭等就是這次被選舉出來的。沈澤民被選為省委書記，徐立清郭述申分擔宣傳組織兩部工作。省執委會的常務委員會則由書記及宣傳組織兩部部長，以及蘇維埃幾個主要負責人王平章鄭位三周純權等組織而成。常委會之下，除宣傳組織兩部外，還設有秘書處職工婦女委員會等等。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鄂豫皖區軍分會也同時改組，並改名為鄂豫皖區軍事委員會，直隸中共鄂豫皖區中央分局。委員為：張國燾、沈澤民、蔡申熙、徐向前、曾鍾聖、王平章、鄭位三、徐立清、郭述申、鄺繼勳、周純權、陳昌浩等。我任軍委會主席，蔡申熙任參謀長，陳昌浩任政治部主任。紅四軍改由徐向前任軍長，曾鍾聖任軍政治委員。原任紅四軍軍長的鄺繼勳，調任第七十三師師長（初名第十三師，不久改為第七十三師）。原任軍政治委員的餘篤三，調任蘇維埃政府工農檢查委員會主任。
中共鄂豫皖區中央分局的委員人選幾乎與軍委會的委員是相同的，它隻是一個決策機關。我任中央分局的書記，直接指導鄂豫皖省委會和軍事委員會兩個主要機構工作，不另設置執行機構。中央分局的任務原是很廣泛的，須在長江以北發展黨和蘇維埃的組織、正規紅軍和遊擊部隊，但事實上它的工作始終沒有走出鄂豫皖區的範圍，因而顯得相當空洞。
我們的組織雖然龐大起來，但我們的組織力量還是很薄弱的，我們的人手也十分缺乏，每個負責幹部都兼任幾個職務，工作過於繁忙，黨員的文化水準十分低落，我們的決議到達縣一級的組織，便往往停頓下來，各鄉村黨和蘇維埃的組織，甚至看不懂上級的決議。知識分子極感缺乏，命令的下達往往需要上級的委員步行到各鄉村去，鄉下級負責人詳加講解。這樣，工作效率很低，決議的執行也要大打折扣。
省委急謀解決這方麵的困難。它調集一些得力的幹部，充實它屬下的地委和縣委的組織，它在一般貧農和雇農中爭取新的黨員，花了很大的力量，來推進訓練和教育工作。省委之下設有黨校短期訓練班補習乃至識字班等。它也獎勵各縣委辦較低級的黨校。蘇區內的小學，命名雖是列寧小學，但內容則很落後。省委所出版的《黨生活》等刊物，也必須經過講解，一般同誌才能了解。
沈澤民覺得將這樣幼稚的黨組織，提到布爾什維克的水準，不知要花多少力量和多少時間。他取笑說這是“愚公移山”的工作。的確，這樣的黨員和幹部，缺乏共產主義的的觀念和應有的常識，自然還保有一些舊迷信和舊觀念。多數正直的黨員隻是瞎忙，一知半解的傳達命令，這就不免犯“強迫命令”的毛病。少數幹部仿佛是“地保”，利用職權來實現自私的目的，如分土地便不難上下其手，自己先分一份較好的土地。這真是哭笑不得的事情，嚴辦與優容，都易發生毛病。
軍事方針的確立和領導幹部的變更，是刻不容緩的重要措施。我個人認定我們當前的軍事任務，是鞏固和擴大這個鄂豫皖蘇區，和適宜的配合各個蘇區紅軍的行動。我們計劃將鄂豫邊和豫皖邊兩片蘇區打通連接起來，並使之與上述的兩片蘇區銜接起來，形成一個較大的鄂豫皖蘇區。這樣做，我們可以威脅漢口至九江的長江交通線，對於江西紅軍是一個有力的支援；也可以與湘鄂的紅軍互成犄角之勢。這個計劃對於當時紅軍幹部乃至一般同誌，都有過極大的鼓舞作用。
徐向前被提升為紅四軍軍長，一般幹部為此極為興奮。紅軍中軍閥土匪習氣受到批評，代表這種傾向的許繼慎受到壓抑，這就給予一般同誌一個深刻的印象。一般同誌覺得我們極力提拔那些思想行為都被視為正確的同誌，來負擔軍事領導責任，是十分恰當的。同時，我們並沒有排斥那些犯過錯誤的同誌，以對立三路線采取調和態度著稱的曾鍾聖仍擔任軍政治委員；許繼慎受到批評，仍任第十一師師長。這在事實上說明，我們的同誌若能改正錯誤，就不會受到組織上的處罰。鄺繼勳領導能力不夠，似是一般同誌所公認的，現在改任第七十三師師長，負擔逐漸改編地方武裝，形成一個新的師，進一步發展為第二十五軍，這仍是一個獨當一麵的重要任務。而鄺繼勳這一師是直接由軍委會領導，暫不受原下級徐向前指揮，這對鄺個人也不是太難堪的事。一般同誌覺得這樣處理，是煞費苦心而又十分周到的。
我曾向一些軍事幹部說明這些措施的意義，並要求他們根據上級決定，強化軍中黨的領導和政治工作，廣泛的實施訓練和教育，反對遊擊習氣，嚴格執行軍事計劃，爭取勝利。後來，這種軍閥土匪傾向，經過了長期的和廣泛的鬥爭，才逐漸改變過來。我們在大會裏的努力，不過是個良好的開端。
建立蘇維埃政權是一件更艱難的事，這個區域的人們大多不知什麽是蘇維埃政府，他們的了解相當可笑。少數知道蘇維埃是工農政府，“蘇維埃”這個字是由俄文翻譯過來的。有的說到蘇維埃政府是共產國際創立起來的，總機關在莫斯科，中國的總機關在江西，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隻是一個分機關。更可笑的，當我和一些普通同誌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有的猜測著說：“蘇維埃就是蘇兆征的別號，蘇兆征是廣州暴動中蘇維埃政府主席，因而我們的政府以蘇兆征的別號來命名。”另一位則反駁說：“蘇征兆同誌已經死了，鄂豫皖乃是蘇征兆主席的兒子。從前皇帝死了，便由兒子繼承；現在我們的蘇征兆主席死了，也由他的兒子‘蘇維埃’繼承，因此，我們的政府叫做蘇維埃政府。”的確，這個由俄文翻譯過來的名詞“蘇維埃”是太生硬了，一般農民不宜懂得。
不用說，一個政府的命名，是有重大影響的。蘇維埃政權在這個區域已經有了約三年的曆史，仍不為一般人民所了解，不能不說是一件極大的憾事。由此，我們也可以推知這個政府的名稱，在更廣泛的中國鄉村中是如何的陌生；甚至在城市中，也不為多數工人所了解。一般人隻覺得這不是中國固有的名字，而是從俄國輸入來的。他們既不能了解這個政府的真正意義，更說不上有什麽同情了。
在黨代表大會尚未閉幕時，我們還舉行了蘇維埃代表大會（其他如CY代表大會，婦女代表大會以及許多專業性的會議，也都次第舉行了，各該會議的詳情，這裏從略）。這個大會是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開幕的，為了是一般人易於了解起見，我們叫它為工農兵代表大會，到會的代表多半並非經過選舉而產生，而是由各級蘇維埃政府民眾團體和紅軍各單位攤派出來。大會的任務偏重於一些緊急動員的工作，如強化蘇維埃各級組織，重分土地，解決糧食困難，推行財政經濟政策等。
在這次大會上，一般代表最注意的是糧食問題。不少代表批評已往向農民借貸糧食的辦法不妥當。他們根據事實指出借貸糧食的混亂情形。有些熱心革命的農戶，糧食被借出去了，先陷於饑餓的困境，得不到償還，而且因此也減低了一般農民的革命熱情和生產情緒。黨和蘇維埃的負責人，都在大會上承認了這是一個重大的過失。我們也指出過去在這裏所實施過的征發糧食辦法固然要不得，後來改采的借貸糧食辦法，也是要不得。這都是立三路線的遺毒，今後要改采征收累進農業稅的辦法。
當年十一月七日，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又在新集舉行，這算是一次正式的大會，共到工農兵代表三百九十七人，是由蘇區內一百七十萬工農兵選民選舉出來的。這個區域周圍的工農團體也派有約二百名代表前來觀禮。這次大會的作用，算是完成了鄂豫皖區蘇維埃政權的奠基工作。
大會發布了正式宣言，闡述這個政府的任務，製定了臨時組織大綱（我手邊已無臨時組織大綱的原文，《紅旗周報》第二十七期曾載有一篇說明這個組織大綱的文字，題為《蓬蓬勃勃的中國蘇維埃運動》，可以參閱）根據組織大綱，選出人民委員會的負責人及其所屬的個委員會的負責人。農民出身的高敬亭被選為蘇維埃政府的主席，原任主席的王平章當選為人民委員會委員長。人民委員會之下，設有外交、軍事、交通、財政、經濟、內務、土地、糧食、文化教育、勞工、革命法庭、政治保衛局、工農監察委員會等十二個機構。各縣鄉的蘇維埃組織，則較為簡單；通常一個縣蘇維埃，設有經常性質的土地財政經濟和軍區指揮部等重要機構，其餘則按需要設置。
這個區域的蘇維埃政府隻是一個升級的地方政府，當然不發生根本法的製訂問題。這個政府所設計的是區域性的政策和實施的條例的製訂問題。許多重要的條例，如農業商業稅務等條例，土地分配的條例，軍區製的條例，審判製度等，都是由這次大會製定的。
概括地說，使蘇維埃政權規模具備，政令推行無阻，是我們那時努力的中心。我們要求軍隊和人民尊重政府的職權，如果人們不依照政府法令行事，便不能擺脫軍閥土匪的惡習。紅軍高級將領，尤其要尊重政府法規，他們的身份不是特殊的，而是和普通人一樣的。紀律對於一切人是平等的，隻有黨的共同意誌可以領導蘇維埃政府，但黨也不能因此輕視蘇維埃政府的職權，一切政令都由政府根據黨的決議頒行。
我對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的一切，實際體驗愈多，愈是為它的前途擔憂。我覺得這個政權的能夠存在，是以國民黨政權的不統一、混亂和殘酷的統治為其主要的憑借。這個政權的發展前途也是受著限製的。中共組織力量的薄弱，紅軍因缺乏補給而不易迅速壯大，土地革命不易衝破赤白區的對立而擴展到更廣大的區域去，蘇區麵臨的眾多困難，也需要長期的努力，才能克服。加之敵人的勢力遠較我們為大，我們一時無法瓦解它。
我覺得中共的土地政綱，有其根本的缺點，既不易自下而上的發動群眾鬥爭，而且偏於對內。經由遊擊戰爭發展紅軍的方針，也為各種條件所限製，難有速效。蘇維埃政權的基礎更是歸於窄隘。這個政權被孤立在土地革命的小天地之中，不易為廣大的工農群眾所了解和同情，對於全國各地知識分子和一般小資產階級，也缺乏號召的力量。對於以城市為中心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更無法建立適當的聯係。特別在當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東三省的事實為我們所知悉之後，我更認為中共所領導的蘇維埃運動遠離了反帝國主義的路線。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規定反帝國主義與土地革命是兩個並重的主要任務，但蘇維埃政權卻偏到土地革命的一麵去了。我想起斯大林的沒有遠見，我又想起布哈林在中共六次大會中重視反帝國主義以及不抹煞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作用等主張，若拿現在的事實來證明，就更為正確了。
我設想如果蘇維埃政府能改名為“人民政府”，也許可以開辟出更有希望的途徑。我所假象的人民政府仍應由中共領導，以工農勢力為骨幹；但它的政綱尺度則不妨放寬些，以便號召那些反日本侵略的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來與我們合作。如果我們孤立於反日本侵略之外，反會被人民視為不顧國家前途，專以土地革命來損害民族的命運。我曾不隻一次向我的同僚們提起過這種意見，我在下文中還要說到這一點。但我自己無法作這種根本改變。蘇維埃運動這個根本計劃是從莫斯科到中共中央，都屢次肯定了的，而且已在各處實行，鄂豫皖區不過是其中的一部份，如果我們自以為是的獨斷改變過來，那自然是極不好而又是不可能的事。
後來的曆史證明，中共所領導的蘇維埃運動，隻是一種大膽的嚐試。在這個運動中，中共發揮了艱苦奮鬥的精神，學習了領導政權和軍隊的重要一課。但這個運動的本身是失敗了。它不是被國民黨消滅了，而是在抗日戰爭之始，我們自動的轉變了方向。斯大林這個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蘇維埃運動的公式，也是立三路線和中共內部一切左傾行為的根源。因為這個運動本身是左傾的，所以才產生李立三以軍事冒險去促其實現的想法，其他教條主義者更隻會在這條公式下兜圈子。我這個較早體驗到這個運動的根本缺陷的人，後來竟為此被指為“右傾”或“叛徒”。但我自信我那時的看法是出自愛護中國革命的真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