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62 金家寨之行

第四章 金家寨之行

   一九三一年四月底，我由七裏坪區出發，前往豫皖邊蘇區中心金家寨，並在紅四軍中工作了一個短時期。我了解了這個蘇區及紅四軍更多的情況，為我後來提出全盤改革計劃，做了進一步研究。

   我翻過鄂豫交界處一座並不很高的山腰，首次蒞（lì到）臨（俯視）我們即將作為本區首都的新集。這個城堡式的小市鎮，原係地主們的堅固據點，現在正好為我們所利用。這裏的城牆，經曆年培修，高大堅固，超越一般的縣城，市鎮上當鋪商店糧倉以及多數住宅，均建築的頗具規模，為這一帶所罕見。在這個赤區中心，這裏自然是最適宜於作為首都之用的。當時，地主們早已逃走了，房屋多未遭破壞。同誌們正從事與整理市政，計劃遷移。

   紅四軍政治委員餘篤三率領著第十師的第三十團在這裏迎接我。他是從新集西北麵的前線趕回來的，他所率領的第三十團則預備護送我到金家寨去。這位工人出身的餘篤三，原是武漢及其漢口一個工會的領袖，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為反米夫派的積極分子。四中全會後，米夫派在中共中央得勢，使他頗為不安。他對第十二師攻打高山寨招致重大傷亡一事，引咎自責。對於他的現任職務，他也覺力不勝任。我曾囑他暫居新集，指導這個區域內的軍事活動，一切俟我自金家寨歸來後，再行解決。

   翌晨，我偕第三十團繼續東行。我們這一日的行程共六十裏，沿途可以從容瀏覽。我當時已接任軍分會主席，有馬代步，一切雜務，也有隨從人員料理。因此，我這次旅行，不若前次步行的艱辛，可以專心致力考察各方麵的情況。任三十團團長的王樹聲成為我的向導，他一路向我敘述他在這個區域裏所經曆的事，使我對這裏的發展，有更親切的了解。

   王樹聲團長在這個區域內是參加遊擊隊最早的一個。他自始就參加這裏一個基幹的遊擊隊，從隊員積功升到團長。因此，他的個人經曆也就是這裏遊擊隊成長的經過。這個團長，身體強健，行動敏捷，對於本區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談吐處事，充分流露出久經曆練的遊擊健將的才氣。他所率領的第三十團跟他一樣，也是在遊擊戰中成長起來的，在紅四軍中算是資格老而又最有戰鬥力的一團，共有官兵一千一百多人，步槍八百餘枝，重機槍四挺，這些實力遠非黃安獨立團所能比擬。全團官兵對於王團長十分敬重，資望較淺的團政治委員也唯他馬首是瞻。

   王樹聲眉飛色舞的描述當地遊擊隊的最初發展，現在就我所能記憶的，略誌於後：

   一九二六年北伐軍占領武漢不久，麻城也光複了。那時農民協會開始組織，他正在麻城中學念書，成為CY（共產主義青年團的英文Communist Youth League 縮寫）的團員，並參加農協工作。他旋因工作積極，升為農民自衛隊的大隊長。他們幹得非常起勁，“打到土豪劣紳”，“打到帝國主義和軍閥”，“減租減息”等口號更是叫遍各地；也曾捉過土豪劣紳，戴高帽子遊行。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又提出“分配土地”要求，但沒有實行，就發生了國共分家的慘劇。

   該年七月間，武漢政府宣布分共，鄂東北黃安黃岡黃陂和麻城等縣農協，都遭受到反動勢力的壓迫。這些農協幹部、中共黨團員，也有一些國民黨左派分子，紛紛向黃安麻城北部的大別山“跑反”（乃逃避戰火的俗稱）。他們有些帶著農民隊伍，托著破爛的槍枝和梭鏢之類的武器，東一股，西一隊，沒有統一指揮，也沒有一定的行動方針，時而抵抗，時而躲藏，情況相當混亂。

   不久，中共中央指示各地，舉行秋收暴動，提出“平分土地”，“殺盡土豪劣紳”，“組織工農蘇維埃”等口號。他們乃集合這些分散的農民隊伍，進攻黃安麻城等縣城。那時農民隊伍還是烏合之眾，毫無作戰經驗，敵人槍聲一響，他們便四散奔逃，受到好幾次的重大損失。而中共中央，不知當地的實際情形，常鼓勵他們去暴動，未免近於兒戲。

   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和一九二八年，白色恐怖十分厲害。夏鬥寅的第十三師開到黃安麻城一帶駐防。夏本人就是麻城人，這一師的官佐也多是本地人，地方情形既較熟悉，又與當地地主民團勢力相結。他們捉到農協的人就殺，有全家被殺的，有房屋被焚毀的，並且分區分鄉實行搜山清鄉。中共黨齡較老一點的黨團員和重要的農協幹部多被殺害，而無辜農民之遭殃著就更多了。這種白色恐怖，自然也逼著一些人不能不跟著農民的隊伍上山。

   麵對這種白色恐怖，似無法與之抵抗。一般同誌不是怕死，就是失望，紛紛逃亡。不少的人埋藏槍枝，改名換姓，逃出這個恐怖區域；另一些人藏在山林深處，每晚更換幾個地址，以免遭到殺害。王樹聲所參加的那一支農民隊伍，算是最堅強的，藏在深山之中，晝伏夜出，又是集中行動，有時分散戰鬥，偶爾還能予敵人以打擊。但隊員損失和逃亡者甚多，他們由百餘人，減到五十人，最後隻剩十八人了。

   王樹聲這支隊伍的十八個人，九個是黨團員，其餘九個便是大別山中的綠林好漢。那些好漢們原在農民隊伍中隻占少數，大體還能循規蹈矩的跟著多數走。現在他們占了半數，也就原形畢露了。

   在一個月明之夜，那九個土匪坐在王樹聲等九個共產黨員的對麵，聲言要開談判。土匪頭目說：“你們共產黨都是傻瓜，性命朝不保夕，還談甚麽‘土地’‘蘇維埃’，我們要的是‘吃喝樂’，再也不能跟著你們共產黨傻瓜了。把你們九個人的槍枝子彈和錢財都交給我們，好好分手，否則，我們就來分個高低！”原任這一隊的隊長看形勢不對，和顏悅色的對土匪說：“請給我們一點時間，讓我們商談一下。”

   他們九個人得到土匪的同意，進行密商。結果認為如果火拚的槍聲響起來，四周民團必乘機圍捕，那是同歸於盡。即使民團不來，他們與那些槍法高明的土匪火拚，也是凶多吉少。他們處於劣勢，不得不采取讓步政策。那個隊長隻得向土匪說了一些好話，要求不要火拚，應允將所有的錢財，全部交出，但槍枝子彈則須保留，以便對付白軍。幾經談判，結果將全部錢財交給土匪，所有九個同誌的子彈，還分一半土匪，才獲得妥協。他們在分手的時候，還相約以後不互相敵對，不互相破壞。

   他們九人與土匪分家之後，更是垂頭喪氣。每人子彈隻有十幾顆了，又無法補充，形單勢孤，前途茫茫，不知所措。王樹聲當時是隊員，心裏有說不出的痛苦，也埋怨隊長無能，沒有好好駕馭土匪。幸好，當時有一個名叫符定一的隊員，是廣東籍的老農民幹部，提供了一些新的希望，他勸同誌們不要悲觀，認定打遊擊是有前途的；他指出土匪遲早要離開我們，現在能和平分手，就是不幸中之大幸。他說他自己在廣東辦農協時，就有些遊擊戰爭的經驗，這裏的情形，經過近一年來的經曆，也已相當熟悉，可以幫助同誌解決許多遊擊上的困難。而且他善於夜間識別方向，懂得江湖上的竅門，必要時他自己可到漢口去購買槍枝子彈。他們聽了符定一的話，才又振作起來，並推舉他當副隊長。

   王樹聲很佩服符定一，認為是先進的廣東農民運動，產生出來這麽一位傑出的人物。符定一在他們最艱苦的初期，以遠見、忠誠、勇敢等資質，對這個區域的遊擊戰，發生了起死回生的作用，最後還貢獻出他自己的生命。王樹聲說到這裏還問我：“主席認識這個人嗎？”我回答：“認識的，他是廣東同誌，初係廣東農協的職員；武漢時期，他被調到湖北農協任幹事。矮矮的個子，一聲不響，很老實，到很有幹勁。”

   王樹聲繼續告訴我，他們都是知識分子出身，雖然打了許多遊擊，經驗仍感不足。符定一任副隊長之後，一切安排都較妥當，他還教他們一些有關這方麵的知識。不久，符定一堅決建議，要他們設法去劫奪一些金錢，他好到漢口去購買槍枝子彈。這樣，他們又過了一段短時間的土匪生涯。

   有一次，隊長派王樹聲和另一個隊員去搶劫。這兩個知識分子想了半天，覺得無從下手。最後王樹聲想起他自己的家鄉，那裏有個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遠方叔父，他小時候常去他家，一切路徑都很熟悉。他們兩人躲在那家屋後的樹林中，等到天黑，他們蒙著麵從後門溜進去，掏出手槍，禁止事主聲張。不料這家的老太婆認出這兩個蒙麵客中有一個是王樹聲，竟叫出他的小名，這使他羞慚得無地自容。這位老太婆是王樹聲的叔祖母，知道了他們的來意之後，似減少了恐懼，轉頭和他的兒子商量，認為這個侄孫子大概是急得無法才來的；如果讓清鄉團知道了，就要弄出許多是非，不如趕緊給他們所需要的讓他們快些走。於是這個老太婆拿出密藏的一筒袁大頭五十元和一包金銀首飾，要他們拿去。王樹聲此時不忍拿那包首飾，隻拿了那筒現洋，並衝口而出的說：“謝謝您家！”便與他的同伴，急從後門溜走了。

   符定一帶著他們幾次劫奪來的金錢，前往漢口，購辦武器，這是一件極危險的工作，尤其是由說廣東話的人來擔任，更是令人耽心的。可是符定一很自信，約定十天準能完成使命回來。誰知道了第十天，仍無訊息，多數人在耽心他的安全，也有人在懷疑符定一是騙錢跑了。直到第十一天晚上，符定一背著兩支新駁殼槍和幾百發子彈回來了。這件事，使全隊的人大為振奮。

   原來符定一在來回漢口的中，完全不走大路，也很少走小路，都是在夜間認定方向，通過沒有路的地帶，逢山過山，逢水涉水。他晝伏夜出的彎彎曲曲行進，避免了一切的盤查，甚至就沒遇見過行人。他餓時，便偷吃一些田野間的瓜果之類；忍饑挨餓，吃盡艱苦，回來休息幾天之後，才恢複健康。他在漢口時，用江湖竅門，找到廣東同鄉，介紹他與日本軍火商人接洽，才成交了這筆買賣。

   由於他們能購買軍火，他們的觀念也隨著改變了。他們在計劃如何擴充實力，如何展開行動。他們將這個好消息傳播出去，要那些躲藏起來的同誌們，把他們埋藏的槍枝和金錢拿出來，重行參加隊伍。同誌們知道他們所缺乏的子彈，可以得到補充，也可望獲得新的槍支。這樣，大家都樂於參加，他們隊伍的人數便陸續增加起來了。

   符定一從此專門擔任這項“跑漢口”的工作，每月至少跑兩次，有時還帶一個助手去。他這樣做了約半年的光景，使他們增加了三十多條短槍和各種子彈，其他如指北針、望遠鏡、表以及急救藥品等，均賴他獲得了相當的供應。而且由他恢複了他們與白區黨的聯係，建立了交通線。從此，他們可以獲得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示。可惜符定一的計劃還沒有全部完成，就在最後一次赴漢口的工作中，再沒有回來了。後來才知道，他是被國民黨殺害了。

   一九二九年三月間，武漢一帶發生蔣桂戰爭，黃安縣的七裏坪鎮和麻城北部的張店鎮的駐軍撤走了。於是，他們的隊伍，開始到處向民團進攻。他們雖缺乏遊擊經驗，軍事行動不一定很順手，但已逼使民團集中到較大的市鎮，不敢分散行動。他們仍能占有一些鄉村，組織蘇維埃，發動農民打土豪，分土地。

   一九二九年夏季，王樹聲所參加的這支遊擊隊擴大到了三百多人。中共中央所派去的徐向前到達了他們那裏。徐向前是山西籍的黃埔第一期生，參加過廣州暴動和海陸豐的農民暴動。他隨後就成了他們的大隊長。這個大隊新編為三個中隊，王樹聲就升任為其中的一個中隊長。據王樹聲說，他起初聽不懂這位大隊長的山西腔，常要借助於紙筆。徐向前教會了他們許多軍事知識，並發揮他那優越的軍事天才，指導他們打遊擊。從此，他們的軍事行動便節節勝利。大隊的人數也迅速增長起來，由幾百發展到一千到二千……蘇區也跟著擴大，其他各地的同誌也聚集到他們這裏來。

   同時，以金家寨為中心的豫皖邊區，也由一些當地的同誌，和他們一樣的艱苦奮鬥，建立起另一支遊擊隊伍。在蔣桂戰爭以後，這支隊伍也獲得迅速的發展，中央又派了安徽籍的黃埔一期生許繼慎去領導，組成一個大隊。

   一九三〇年中央命令將“鄂豫邊區”和“豫皖邊區”這兩塊蘇區合組“鄂豫皖蘇區”，歸中共特區委員會領導，並設立軍分區分會。他們這些遊擊隊合組為工農紅軍第一軍，不久又改為第四軍。由曾在四川任過旅長的鄺繼勳任軍長，徐向前的大隊編為第十師，徐任師長；許繼慎那個大隊編為第十一師，由許任師長，由於軍事的繼續發展，不久又編組第十二師，調徐向前為第十二師長，以擔任編組的重任。第十師師長則改由另一黃埔第一期生蔡申熙擔任。此時，紅四軍師以上的幹部大多是由中央派來的，團以下的幹部則多係由這個蘇區老遊擊幹部擔任。

   王樹聲對於許繼慎那個大隊發展的經曆，雖然知道的不多，但總覺得那個大隊在發展中的遭遇，似不如他們這個大隊在成長中所受的困難之多。他覺得曾鍾聖鄺繼勳蔡申熙等對於本區的成長，並沒有甚麽了不起的貢獻。但他確是推崇符定一，視之為最先的開拓者。其次，他認為徐向前是紅四軍的第二個功臣，是他的長官，也是他的老師，總之，是領導他獲得勝利的人。

   在一個臨時宿營的地方，夜深人靜，油燈如豆，王樹聲滔滔不絕的敘述這些可歌可泣有血有肉的故事，我為之神往，隻可惜事隔多年，我的補記自然遺漏甚多，對於王樹聲當時敘述時生氣勃勃的神情，更難一一形之筆墨，不無遺憾。此外，我們也談到許多當前的問題，這裏我再擇要說說。

   我們從新集東行，是從河南光山縣南部新集區，通過沙窩區，再到商城的清區，然後再進到商城南區的蘇區。我和王樹聲騎著馬，先先後後在隊伍中行進，我們走了約二十裏，便出了新集區境，再在沙窩區走了四十裏才宿營。沿途看不見老百姓，路旁村莊有些久已沒有人煙，有些僅有少數的老年人。這些村莊的房屋雖還算完整，但因無人照料，屋內泥土上甚至滋生青草，田地都已荒蕪，山頭上的寨子都被毀掉了。這一帶的荒涼景象，使我為之慨歎不已。

   據王樹聲告訴我，這一帶是他們以前常來打遊擊的地方。他們初以湖北麻城黃安北部為據點，向北打遊擊，隻要翻過大別山，就進入了河南境。湖北的農民到了河南境，就像到了外國一樣，確實有些亂來，這就引起當地人民的反感。這一帶現已在我們軍事力量控製之下。一般農民雖有不滿，但誰願離鄉別井，不過由於地主民團百般威脅，宣稱哪一個不逃離蘇區的就殺無赦，因此，除少數的老年人留在家裏看家以外，以萬計的農民都逃到這裏北麵的白區去了。

   王樹聲還指點我，如何從破壞的遺跡來識別係紅軍抑或白軍經過的地方。譬如寨子，雙方均不願完整的留下供對方做據點之用，必須予以破壞；但紅軍破壞必很徹底，而白軍的破壞則僅係敷衍命令，略事點綴而已。又譬如祠堂，白軍也為了不留給紅軍作營房之用，加以破壞；而紅軍則為避免引起農民家族觀念的反感，不加破壞。在譬如廟宇，白軍也常加破壞，而紅軍則僅搗毀廟內的菩薩，以破除迷信。至於普通民房，白軍也有任意破壞的，紅軍則絕不損及民房，因為我們已不再采用燒殺政策了。

   王樹聲說到他們曾號召這一帶逃走了的農民，回家安居，但尚無顯著的效果。這一帶的農民逃得並不遠，多數聚在據這裏幾十裏路的白雀園區一帶，沙窩區北境。地主民團把守著幾個寨子，作為對我們的封鎖，每個寨子裏都住著成千逃亡的農民。我們紅軍的政治工作人員和蘇區的工作人員，常向這些寨子喊話，要他們回來，但結果總是雙方對罵一陣。

   王樹聲也承認以往”亂打土匪“的行動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我曾和他詳細計議這件事，我主張蘇區和紅軍幹部進行廣泛教育，糾正亂打土豪的作風，號召逃亡的農民回家，並保障他們的安全。所有回家的農民，隻要不再采取行動反對蘇維埃和紅軍，一切舊賬，都可置之不問。王樹聲和他的同僚們都覺得這是應該采取的步驟。後來我們在這一方麵作過不少的努力，好不容易這一帶才有半數的農民陸續返回他們原來的村莊。

   蘇區周圍各個區域的情況極不相同。我們即將進入的清區，要算是一個特別的區域，為改良主義的民團勢力所統治。該區首領是大地主顧某，他任區長和民團隊長，我們的人稱之為“顧狗子”。我的同誌們常說：“顧狗子這條老狗，使我們最厲害的對頭。”

   王樹聲也稱許顧狗子是一個反共能手。顧的一個外甥在武漢政府時期曾是CY團員，有些社會主義的知識，回到清區後即脫離了團的關係，成了顧狗子的智囊。他提出了一套改良主義的辦法，為顧狗子所采納，製定成為他這一區的公約，約二十餘條，其要點是：實行二五減租，借貸利息不準超過百分之二十，保境安民，阻止兵匪官吏入區騷擾，區內人民如參加紅軍遊擊隊殺無赦等等。

   顧狗子實施這個公約，一麵安撫農民，另一麵建立他個人的獨裁，簡直成了一個土皇帝。他將他家裏的大廳布置成為一個公堂，大小事務，概由顧狗子坐堂解決。他家門前的廣場上，豎了一根大旗杆，掛起一麵“大將軍八麵威風”的旗子，並私設一座斷頭台，如捉到通匪奸細，即鍘掉人頭示眾。

   顧狗子對付我們的辦法，是以遊擊對遊擊。他將這個區域內原有山寨都毀掉，他從不采用堅守寨子的策略，認為這是防禦的下下策。他主張利用熟悉的地形，和我們在野外作戰。他搜刮了不少錢財，購置了長短槍三百多條，組成一支堅強的民團。紅軍進入這個區域，如果人數少，他便動員民團和一般老百姓，四麵包圍來解決我們；如果我們的人數多，顧狗子的隊伍便躲在山林深處，相機踩我們的尾子，或實施夜襲。他們打遊擊的功夫與我們不相上下，因此，王樹聲認為需要有一團人，才能護送我安全通過清區。

   翌日清晨，我們走了十五裏，便進入清區。我們在一個山岡上的茶店休息，這個茶店內隻有一個老年人照料。我的同誌們告訴我，我們進入清區，男女老少早已躲到山林去了，這個茶店的老年人便是顧狗子留下的偵探。第三十團政治部主任特別找那個老年人說：“快去報告顧大老爺，說我們是借路經過的，隻在休息地點喝水造飯，不會損害一草一木，叫他不要留難，否則，當心我們的報複！”那位政治部主任還坦率的告訴那個老年人說：“我們是有名的第三十團，全部在此，有槍八百多根，有重機關槍四挺，不要講錯了！”那個老年人果然抄小路去報告。

   我看見這種情景，頗為奇怪。我問王樹聲，是否彼此之間有互不侵犯的諒解，王樹聲說“沒有。”他們卻曾派人與顧狗子接洽，要求成立互不侵犯的諒解，但被顧狗子拒絕了。因此，我們與顧狗子之間經常接火，現在告訴他我們的實力和企圖，無非是要他不要輕舉妄動，來阻礙我們的行程。果然，我們一直通過清區，沒有遇著甚麽阻攔，隻在我們離開清區時，他們才無目的的放了幾槍，我們大家笑著說：“這是歡送我們出境的禮炮哩！”

   我一踏進清區，便覺得這裏的情況，與前次所經過的沙窩區迥然不同。沿途所見阡（qiān）陌（mò）（田間小路）都是綠油油的，很少荒地，山上還新種著參差不齊的小樹，道路平坦，橋梁堅實，足見顧狗子對於農村建設十分注意。路旁農舍也都相當完整，我所進入過的民房，屋內布置也多井然有序，有的人家廚房爐火熊熊，大概屋主人是剛上山區了。我看見顧狗子所統治區域的這些情況，覺得這個土皇帝在安定農村方麵，比蔣介石還要高明些，如果蔣介石能向他學習一些辦法，也許我們的困難更多了（據說顧狗子後來也被蔣介石殺害了，這大概是因為顧狗子“保境安民”的宗旨，被蔣認為是據地自雄的緣故）。

   清區這種情況，使我憂慮起來，覺得蘇區發展不易。我詳詢王樹聲其他各區的的情形。王樹聲說在這個蘇區的東麵係麻城東八區，是地主勢力的堅強堡壘。這個區域內到處是寨子，地主的武力相當雄厚，自太平天國以來，曆經世變，那裏就一貫在實施保境安民的政策。那裏的地主們雖沒有顧狗子那一套改良辦法，卻也維持著半獨立的狀態。我們如果進去，他們便全力抵抗，他們除了完糧納稅以外，也不奉承官府，更不輕易放白軍入境騷擾。他們區域內沒有土匪，秩序安定，因而農民尚能安居樂業，我們的農運也一直沒有發展到他們那裏去。

   鄂豫皖蘇區的北麵，是淮河流域的平原。從新集往北走約一百裏，都是山寨子林立的區域。再過去便是水寨子的勢力範圍了。地主們在平原上建築城堡式的房屋，周圍挖有寬而深的護城河，出入設有吊橋，經常有人防守。這些水寨子也是多年來為防匪患發展起來的，尤以太平天國時為最盛。王樹聲覺得這些水寨子比山寨子更能持久防守，擋住了我們向北發展的道路。

   這個蘇區的南麵是長江，沿江又有武漢等重要城市，西麵則是京漢鐵路，都是國民黨駐有重兵的地方。鄰近蘇區的那兩方麵，到處都有民團，它們編製大多是小股的，隻能配合駐軍行動，遠不如清區和東八區那樣有戰鬥力，此外，如豫皖區的六安霍山英山一帶的民團勢力，則比較脆弱，因而是我們發展阻力較小的地方。

   光山有一個民團，人槍在千數以上，算是我們周圍編製的最完整的一個最大民團。其首領以辦理團練，敉（mǐ 平定）平太平天國的曾國藩自比。他主張聯合鄂豫皖區周圍的民團，充實戰力，統一指揮，負起剿滅我們的重任。王樹聲覺得國民黨軍隊與民團之間，也是互有矛盾的；蔣介石要排斥雜牌部隊，似不會讓民團獲得發展，也不會讓曾國藩再生。

   王樹聲提供了上述這些重要資料，使我初步了解民團與農運相互消長的關係。我覺得武漢時期湖南農民運動發展得那樣快，湖南民團勢力薄弱是一個重要因素。毛澤東在贛湘閩一帶能大展遊擊雄才，也許與該地民團勢力較弱不無關係。先進的廣東農運就受著地主民團勢力的沉重打擊，一時無法抬頭。後起的鄂豫皖蘇區，又在強勁的地主民團勢力包圍之中，這對於它的發展，不免有重大影響。

   清區橫亙在鄂豫邊區和豫皖邊區兩片蘇區之間，簡直是我們極大的障礙。後來我們不知花了多少氣力，企圖拆掉這片牆，仍無大效。我後來也幾次重履清區，並和顧狗子較量過遊擊本領。如果我們的隊伍不是長於此道的話，也許要吃他一點小虧。

   我們那天還是安全的通過了清區，從宿營地出發，走裏一百裏，到達了商城的南區蘇區，在一個邊境村蘇維埃宿營。我們的隊伍，受著蘇區人民的歡迎，沿途人民，送茶送水，殺豬宰羊，犒勞我們，其情緒之熱烈就象在高橋區一樣。我們的隊伍，一進到蘇區也就像回到家鄉，與父老兄弟團聚一樣的興高采烈。王團長因護送任務完成，也就帶著隊伍到第十師的駐地去了。我則另由蘇區人員陪同，直往金家寨。

   第三天，我和隨從人員通過商城南區，走了七十裏，便到了金家寨。這是安徽六安縣的一個市鎮，與河南商城南區毗（pí ）連。商城南區和六安金家寨區是較老的蘇區。和我同時由上海出發的沈澤民夫婦，也於兩星期前到達這裏。

   據沈澤民告訴我，他由上海轉浦口，搭津浦車到蚌埠，再坐船到正陽關，然後步行到這裏。一路都很順利，不像夜間艱辛通過白區的我們一樣。的確，這一帶赤白區對立的情況，沒有鄂豫皖邊區那樣激烈。原來安徽的農運本來就有些落後，在蘇維埃運動中，階級鬥爭的進行，也不算激烈。所以這一帶民間建築物破壞的程度，不若七裏坪區之甚。

   沈澤民對該區的工作不表滿意。他認為這裏的中共組織簡直不像共產黨，一般同誌既不知馬列主義為何物，也未嚴格遵行中央指示。這裏的黨團機構、蘇維埃政府和紅軍中，都有不少地主富農分子混入。土地分得很馬虎，尤其沒有發動群眾，自下而上的分配土地。地主富農仍保有很多土地財產。紅軍將領態度跋扈（bá hù專橫暴戾），瞧不起黨和蘇維埃，隻知將地方武裝改編成紅軍，卻又不注意地方武裝的發展。亂打土豪的現狀相當普遍，糧食倒不是嚴重問題。

   沈澤民主張立即展開黨內鬥爭，改組這裏的領導機構，一切要從根本做起。我同意他的看法，卻不讚成他采取激進的手段來改革。我告訴他一些我的觀感和我已經采取過的步驟。我婉詞勸告他，不要抹煞這裏同誌們的艱苦奮鬥的成就。我們要耐心幫組他們，不要過份的批評他們，如果采取激進手段，反易與當地幹部形成對立，一切將難於下手。沈澤民旋即接受了我的意見，表示他將緩和他的論調，暫不提起改組的事。

   接著中共金家寨地委書記李某，要求約集全體地委委員和我懇談，卻不願讓沈澤民參加。我答應了他的要求。他們紛紛向我陳述，沈澤民同誌一到這裏，就批評他們，這樣不對，那樣也不對，卻又沒有提出具體的糾正辦法，使他們大為不安。

   這個地委會相當幼稚，委員們都是二十多歲的小夥子，有的入黨不久，有的剛從團員專為黨員，才具經驗，均嫌不足。原來這裏的遊擊戰爭，是由外來同誌發動起來的，本地的中共組織卻是新的發展，而且較老一點的黨員多到紅軍中工作去了，留下的自然多是一些新手，沈澤民對他們的批評，未免過分。

   我鼓勵這些同誌，說他們過去的努力已是難能可貴。我向他們解釋我和沈澤民等來到這裏，是幫助和指導他們工作，絕不會打擊或排擠他們。沈澤民對他們有過批評，也無非是求全心切，並沒有不信任他們的意思。而且我還直率告訴他們，我已於沈澤民獲得諒解，將一致采取具體步驟，幫助他們工作，並說明我們將如何做法的大要。

   經過我的解釋，地委同誌們才轉憂為喜，他們聲言將擁護即將成立的鄂豫皖區中央分局和省委的領導，並與沈澤民和好共事，表示樂於學習和糾正過去的缺點。這個小糾紛解決之後，我的注意力也就轉到紅軍方麵去了。沈澤民則負責指導黨和蘇維埃的工作。

   沈澤民與金家寨當地幹部間的間隙，雖暫時獲得彌補，但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後來還是發生過許多矛盾。沈澤民是一個愛好文學的老同誌。他雖是留俄學生中“二十八宿”之一，但與我的友誼較為密切，大體能和諧共事。他也許受莫斯科的影響太深了，往往拿聯共的標準，來衡量這些山區的“土共”。他是缺乏工作經驗的書生，卻會背誦馬列主義的教條。而當地遊擊好漢卻一切都從實際情況出發，不懂得甚至不多理會什麽馬列主義，所以這兩者間的矛盾，一直沒有徹底解決。

   第四軍軍長鄺繼勳率領他的軍部人員駐在金家寨，我就住在他的軍部內，和他朝夕相處。我聽說他的領導力不夠，這次我自然特別注意到這一點。鄺原是四川軍隊中一位行伍（háng wǔ古軍隊編製，廿五人為行，五人為伍。現泛指軍隊。）出身的軍人，做過很久的團長和一個短時期的旅長。他雖參加過四川兵變，但也缺乏遊擊戰爭的經驗。這回我初次和他見麵，覺得他對於下級軍官所應有的經驗，很是豐富，但作為一個軍事最高指揮者，則不免有些缺點。他對戰術問題如夜間動作之類，多有獨到之見，但談到戰略問題，則創見甚少，也不如蔡申熙那樣注意這類問題。

   對豫皖邊區軍事上有過很大貢獻的第十一師師長許繼慎，率領著部隊住在金家寨東麵七十裏的地方。他聽見我來了，派他的政治部主任到金家寨來見我。這位政治部主任黃同誌，資曆較淺，一切惟許繼慎之命是聽。他向我傳達許繼盛的三點意見：第一，許不滿沈澤民，認為這個蘇區是紅軍打出來的，金家寨一帶的黨和蘇維埃的負責人，都是紅軍提拔出來的後進，沈澤民不先和紅軍幹部接頭，企圖以黨統軍，而且對地委委員又采取打擊態度，這是不應該的。第二，許不滿鄺繼勳的領導，認為後來的鄺繼勳缺乏能力，以致軍隊的領導重心，落在幾個師長身上。第三，許有取鄺而代之的野心。黃同誌說明前次曾鍾聖處理這個區域內的軍事和政治，都先征求幾個師長的同意，師長之中又以許繼慎為最能幹，是以由鄺領導軍事的局麵，必須有所改進。黃同誌特別說到許一向敬重我的領導，但也希望我也尊重他的意見。

   我再三問明黃同誌，知道這些話確係許繼慎要他講的之後，頗為生氣。我覺得許繼慎充分表現了軍閥主義的傾向，非予以糾正不可。我要黃同誌先行趕回前線，轉告許繼慎，要他尊重黨的領導和黨在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不好亂說話，不要表現國民黨的軍閥習氣。我會立即到前線和他詳談。

   我在金家寨耽擱了約三天，就和鄺繼勳及其軍部人員到前線去。沈澤民則留在金家寨，指導地委會工作，並等待時機立即到新集去。金家寨東麵約九十裏的麻埠，駐有國民黨軍隊陳調元部的一旅人，這是最接近該蘇區的一支敵軍。我方第十第十一兩師就隱蔽在麻埠西北約三十裏的地方，等待機會消滅麻埠的敵人。我們從金家寨出發，走了約七十裏，便到達了我軍駐地。

   沿途經過的都是山陵起伏的地帶，到處都是茶林。這一帶盛產六安茶葉，多經由麻埠、獨山到蘇家埠出口。當地流行著“金麻埠，銀獨山，蘇家埠就是金鑾殿”的諺語，描繪出茶葉貿易的盛況。沿途農舍和茶園沒有遭受過嚴重的破壞，各小集鎮的買賣，也頗熱鬧，市麵上流通的是銀元和銅板，糧食並不缺乏，而且還有些糧食從白區流進來。

   這些情況與七裏坪區顯然不同，使我為之興奮。但當我細細考察，也發現了沈澤民所說的一些事實：土地改革並沒有深入，耕地曾以勞動力為標準草草的分配了，小地主和富農仍保有較多的耕地，有些已分得土地的農民，還暗中向地主繳納一部份租金；至於茶園竹林等山陵地帶，則未分配，大多仍屬原主所有。沿途村莊蘇維埃政府和民眾團體的負責人，多半是比較富裕農民出身的，其中也有小地主和富農。鄉村中的一些組織，與七裏坪區的相類似，但對中共中央的向心力，遠不若七裏坪區。沿途人民雖也同樣歡迎我們，但表現得不很熱烈。

   這裏沒有赤白區的明顯對立，離金家寨愈遠，蘇維埃的色彩愈淡。據當地同誌告訴我，這是許師長的“德政”。最初在這裏領導遊擊戰爭的，多是由壽縣一帶來的同誌，隻有許師長是六安本地人，他提倡“兔子不吃窩邊草”，紅軍遊擊隊在六安境以外可以大打土豪，在商城南區他們就進行的很激烈，赤白區的對立也很分明，可是在六安境內，許師長隻讚成打擊那些為富不仁的人，打土豪的範圍也就縮小了。

   我們到達目的地時，這兩個師的官兵都集合在廣場口歡迎我們。我會見第十師師長劉英，他曾任馮玉祥部的騎兵下級軍官，也是被馮派往蘇俄的三百多個留學生中的一個。他具有馮部優良風格，善於管理和訓練部隊，嚴格服從命令。他的同僚們稱讚他身體強健，熟諳許多軍事技能，英勇善戰。他原是第十師副師長，師長蔡申熙受傷後，他才升任師長。我初次和他見麵，也覺得他是一個標準的軍人同誌。

   我早認識的第十一師師長許繼慎，是一個才華畢露的軍人，愛談政治。我們見麵之後，他很熱烈的和我敘舊。他提到他從參加黃埔第一期學習起，曆任連排長工作，曾跟我見過好多次，受過我很多熏陶。南昌暴動前夕，他任北伐軍團長，因在河南前線負傷，羈留九江，還是我去南昌路過九江時，送他往上海去醫治的。此後，他在上海躲了兩年，才被派到這裏打遊擊。那天他還準備了豐富的晚餐，為我們洗塵。

   當晚我們舉行高級軍官的軍事會議，通過了許繼慎提出的作戰計劃。許鑒於我軍在這裏駐紮很久，麻埠的敵人已偵知我們的策略，並已嚴密設防，因而主張繞道去進攻獨山，消滅駐在那裏的敵軍一個團。麻埠離蘇家埠五十裏，獨山則位於這兩者的中間。駐在那裏的一團敵軍，是維持他們後方交通的。我軍以一部襲擊獨山之敵，大部分則用以對付麻埠和蘇家埠前來救援的敵人，但對蘇家埠敵軍（約一萬人）又隔河予以嚴密監視，主要是誘麻埠之敵救援獨山，我軍乘機予以殲滅，占領麻埠。

   鄺繼勳軍長根據這種計劃，下達作戰命令，定於第三天繞道襲擊獨山。第十一師以主力進攻獨山敵人，並以一部監視蘇家埠敵軍，軍部則率第十師全部埋伏在獨山麻埠間的要道旁，俟麻埠敵軍出動救援獨山時，即在野外殲滅之，並乘機占領麻埠。

   第二天是我們休息的日子。我大部分時間和許繼慎懇談，他向我說明他的主要見解。他批評中央一意鞏固蘇區的政策，認為這帶有保守的色彩，更易被一般蘇區同誌誤解，仿佛紅軍的主要任務，就在保護他們。他主張紅軍自由發展，不要負擔“鞏固蘇區”的包袱，應該到很遠的地方打遊擊，以期獲得迅速的發展。他認為中共中央派鄺繼勳任軍長，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因為鄺的軍人資格雖老，可是遊擊經驗卻不如紅軍的老團長，現在由他擔任紅四軍的最高領導，就失去了發展的前途。許繼慎不重視政治工作，並說軍政治委員餘篤三能力薄弱，其他各級政工人員，又多為後進。因此，許繼盛主張中共中央給予他們那些軍官以全權指揮軍隊的權利。

   許繼慎也承認紅軍優缺點，譬如對婦女的態度就不對，甚至高級軍官，包括他自己在內，也有一些羅曼史。但他覺得這些事都要在軍事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之後，才能獲得根本的改善。

   我曾向他多方解釋，指出不可將蘇區與紅軍，黨和紅軍分別開來看。不可有單純軍事發展的觀念。紅軍無論到什麽地方都需要有後方的補給，否則便無由發展。因此，需要根據土地革命的政策，鞏固作為紅軍後方的蘇區。事實上能否如是，故有待於力量的發揮，但我們在原則上總應如是想法。紅軍如果失去統一的黨的領導，即使有一些很好的軍事指揮同誌，也許仍會和國民黨軍隊一樣，在行動上溢出主義的規範。紅軍到遠處發展的觀念，很可能被誤解為隻是找一個富庶區域去享受一番，或者專靠軍事力量去打江山，那也不過是流寇式的行徑。

   經過我這番解釋，許繼慎也自覺理屈，表示接納我的指示，也沒有再提不滿沈澤民的話了。我更近而指出，一個中共軍人與土匪軍閥是不同的，並勸告他不可一味以為能行王道，就比國民黨軍人高，還要勉力做一個近代的為人民服務的軍人。至於鄺繼勳同誌如果力不勝任，自有正當的解決途徑，但不可有取而代之的英雄思想。政治工作應予以重視和充實，不應根據現狀輕視它。我也說到我歡迎同誌們提供意見，但不願他們固執成見。許繼慎雖滿口接納我的意見，但後來並沒有依據承諾辦事。

   第三天，我軍少數部隊配合地方武裝，由正麵向麻埠之敵佯攻，主力則暗中繞道移向獨山。我方軍事行動大體布置得很妥當，但沿途的鄉村蘇維埃組織卻充分暴露出了弱點，對我們的照料並不熱烈，有的甚至連負責人也躲避了。我發現這些蘇維埃組織，不過是空招牌，那些負責人，有的畏懼敵軍，有的也許暗通敵軍。我們為了保密起見，就連我軍此行目的地也不告訴他們。

   第四天拂曉，我們很順利的解決了獨山之敵的大部份，獲槍約六百支，但已出麻埠救援獨山的敵軍，則因我軍過早暴露目標，折回據守麻埠區的高山陣地，憑險抵抗。在這些戰役中，我也覺得鄺繼勳的指揮不夠精細。他的第一個錯誤就是過早命令第十師出擊，等到麻埠敵軍退回陣地堅守，又指令第十師攻堅，因而我不得不向鄺建議暫停進攻。這件事，當時在場的高級軍官都認為我的處置適當，減少了不必要的傷亡。

   果然，麻埠敵軍因我軍占領了獨山，後路已斷，不兩天就繞道向蘇家埠撤退了。我們原料到麻埠之敵，不幾天就要逃走，我們正好中途截擊，但我軍卻遲了一部，敵人已先期跑了。這件事又與鄺繼勳的指導有關係，因為他估計麻埠之敵不會這樣快就逃走，所以沒有作必要的準備。這使我覺得鄺委實不夠機警，而且還表現了固執的好勝心。我當時沒有表示任何批評，但對紅四軍領導之改進，已認為是必要的事了。

   我乘軍隊集結在獨山一帶休息的時候，考察了各單位的內部狀況。我覺得這支軍隊確是中共領導的農民隊伍，它有不少優良傳統，是從鬥爭經驗養成的，但也有一些缺點。這些缺點是舊式軍隊的遺風，並雜有一些土匪傾向，但有些也是由於遊擊戰爭滋生出來的。

   我軍官兵成份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是真正的農民，其中最大多數是窮苦農民。另外百分之二十則是失業的或染有流氓習氣的農村遊民，其中有些是從國民黨軍中俘虜過來或嘩變投來。工人成分微不足道。我抽查過好幾個連，士兵中帶有顯煮流氓色彩的，也不過各有二三人。我很滿意這種情況，認為是有優良的基礎。

   營以上的幹部都是中共黨員，連排級幹部則有少數非黨員。嚴格來說，這些入黨的軍事幹部，有些也是形式上的。紅軍幹部的升遷，概憑戰功和政治的堅定性，如一個排長要升任連長的時候，團長須根據戰功，鑒定他的指揮能力，團政治委員則須鑒定其在政治上的堅定與否，再由師部軍部核準任用。紅軍因經常作戰，幹部的流動性頗大，但這種鑒定大體上還是適當的。

   紅軍每個連都有中央的支部組織，黨員人數由幾人到一二十人不等。紅軍的政治工作，以連為基本單位。連政治指導員指導黨支部的工作。平時要講授政治課，戰時要鼓勵士氣。有時動員全連士兵，幫助駐地農民進行組織蘇維埃或分土地等工作。連政治指導員也有時召開全連戰士大會，檢討作戰經驗，政治工作的得失和改善生活等問題。在改善生活問題方麵，戰士們發言有較大的自由。戰士們也可對連排長提出批評的意見，但不能作出任何決定。

   紅軍富有團結力，這就是最顯著的優良傳統。官兵之間，同甘苦，共患難，大體上確能做到。戰時協同動作，大家認為天經地義；如某一連在戰爭中陷於險境，附近的連必不顧任何危險，全力支援。官長愛護士兵，士兵之間也實行互助，扶病救傷，不計艱險。行軍時遇有戰士稍感不適，連排長必代其背負槍支。優待新兵成為普遍的風氣，新兵初入營時，老兵必百般安慰，以免新兵生活不慣，新兵被委派的任務，也較輕易，又能獲得老兵的協助。新兵如犯錯誤，也能獲格外原恕。凡此，都是與國民黨軍隊顯然不同的地方。

   但紅軍中的軍閥土匪傾向，也相當顯著。紅軍的製度法規極不完備，有些原則也不能嚴格執行。軍官們恃功而驕，“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舊觀念還在作崇，他們瞧不起蘇維埃，認為這是由他們扶植起來的，應為他們辦差。他們雖不敢公然瞧不起黨，但卻自視為特殊黨員。他們到了白區，對亂打土豪，特別是“打土豪不歸公”（即將打土豪所獲的的財物，沒入私囊），多少有放任的態度。調戲婦女的事，在蘇區內也常有發生。在優待俘虜的原則之下，雖沒有虐待或殺害俘虜，但私搜俘虜荷包據為己有，則是司空見慣。即或偶爾執行紀律，也隻憑高級軍官個人的意誌，沒有什麽固定的法律手續。

   這種傾向尤以第十一師最顯著。從鄂豫邊區發展起來的第十師，一切成規較為先進，軍政幹部地主富農成份較少，黨員黨齡較久，又能尊重中央已有的決定，這與徐向前的領導有關，反之，從豫皖邊區發展起來的第十一師則較落後，軍政幹部地主富農的成份較多，黨員的黨齡也較淺，許繼盛的聲望有時高出於黨和蘇維埃之上。當我們在獨山一帶發動當地農民起來分土地，組織蘇維埃的時候，地主與富農常出入於許師長之門，許有時也公然袒護他們。

   紅四軍的一般幹部，也很佩服毛澤東在井岡山所提出的“避實就虛”的遊擊戰術，但有些也以能堅強作戰而自豪。紅四軍缺乏訓練，在戰場上往往由連排長領導者集團衝鋒，因此傷亡頗重，尤以下級幹部為甚。幹部傷亡了又不易獲得補充。在紅四軍中有一句最流行的話，說：“什麽是革命成功，在戰場上犧牲了性命，就是革命成功。”這句話的起源，也許就是為了鼓勵一般戰士，英勇作戰，不要怕死；但我覺得這代表著失去前途的消極觀念，是有害的。在劇烈的遊擊戰爭中，自然養成這種冒險輕生的觀念。另一方麵，這與李立三的熏陶，也很有關係。我曾坦白指出，這是由遊擊戰爭所養成的失敗主義觀念。我們奮鬥，絕不要輕易犧牲自己，而是要獲取勝利。後來朱德也告訴我，在江西蘇區的紅軍幹部中，也發生過同樣的觀念，他也曾設法糾正。

   我知道了這些現狀，設計各種改革方案。我覺得這個工作萬分艱巨，有些是要擬出計劃和製度，有些要進行耐心教育，有些甚至要經過鬥爭才能改善。我曾召集幾次軍事幹部會議。如嚴密執行紀律，各師團實施幹部訓練，強化政治工作，規定在每一戰役前後，盡可能舉行軍事會議，俾（bǐ使）能討論作戰計劃及檢討戰爭經驗等等。其他牽涉較多的問題，則擬俟（sì等待）黨的大會舉行時再行討論解決。

   至此，我在鄂豫皖蘇區的考察工作，大體可算結束了。所有應興應革事項，我胸中也已略具端倪，急須召開全區黨的和其他的各種大會，以推進工作，向更高的階段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