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61 推行新政

 

第三章 推行新政

   我到達這個蘇區中心後，立即考察實況，開始試行政革。這種改革的性質，用中共當時的術語來說，是反對立三路線的軍事冒險，實施鞏固蘇維埃和紅軍的正確路線。同時，用這個蘇區的術語來說，是反對“遊擊習氣”，亦即反對土匪軍閥的傾向。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而且受著許多條件的束縛，不宜完全實現。

   四月十二日午後，我和陳昌浩由那位交通引路，向七裏坪進發。七裏坪蘇區是鄂豫皖蘇區的發祥地，位於黃安北部大別山麓。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後，這裏便是中共黨員農協幹部和農民自衛軍的逃逋（bū逃亡）藪（sǒu草野民間），也是一九二八年秋收暴動的一個主要地區，成為長江以北的“井岡山”，它的發展經曆是很有代表性的。

   從這個邊境村蘇維埃到七裏坪是五十裏，沿途村莊都遭受過破壞；特別是那些寨子祠堂廟宇等較大的建築物，大多隻剩下斷垣破瓦，都是白軍進攻時，為了不讓遊擊隊利用來作為據點而特別破壞的。人們往往根據這些遺跡，告訴我們一些英勇戰爭的往事。當地到處布滿了崗哨。我們每走二三裏路程，就會遇著崗哨的盤查，比高橋區的崗哨組織，似乎還要嚴密些。這些崗哨都由路旁村莊的少年先鋒隊擔任，他們三五成群，日夜輪流看守崗位，盤查行人，傳達警報。

   我們通過崗位時，要出示路條，答複盤問。那位交通往往指著我說：“這位是中央！”指著陳昌浩說：“這位就是你們小鬼隊的總頭目！”那些天真的農家孩子，年齡多不滿十六歲，頸上係著一根紅布帶子，手裏拿著木棍，聽見“中央”二字時，肅然敬禮。我拉著那些孩子，笑著問他們：“甚麽是中央？”他們所知的似是最大的官，甚至比總司令還大的就是“中央”，我故意問：“是不是蔣介石呢？”他們都知道蔣介石是他們所要打到的反動派，而中共中央才是他們所擁護的。

   陳昌浩這個少共中央的負責人，很注意哪些少先隊的活動。他很詳細的詢問那些孩子們關於少先隊的情況。少先隊是少共所領導的，按鄉、村和個別村莊分大隊中隊小隊編組起來。每一個村莊至少有一個小隊，人數十餘人至數十人不等。這個組織專門擔負崗哨的責任，在道路上設明哨，在偏僻的山野間則設暗哨。這項工作幾乎花費了各鄉村的孩子們的全部時間。

   陳昌浩認為蘇區的孩子們竟能負擔著“警察”“海關”等等繁重任務，真是想不到的事。他注意考察他們的工作效率，那些孩子們向他誇耀，捉拿間諜，防止走私，傳達白軍民團進攻消息等項，是他們常做而又很具成績的。陳昌浩知道那些孩子，多數失學、不識字，便問他們如何識別路條的真偽，他們都是記住路條的暗號和印信的特點，稍有可疑，就詳加盤問，因此，很少漏網。他還問他們如何對付攜帶武器的敵人，他們的答複是隨時能獲得村中成年人和自衛軍的援助，隻要一聲喊叫，就有很多人圍攏來。

   我們走了約一半路程之後，所遭遇的就不是盤問，而是歡迎了。我們所過的村莊，總有十幾個乃至幾十個少先隊在列隊歡迎。我們檢閱這些儀仗隊時，鄉村中的負責人往往向我們解釋，說村中男女大人，都忙著公私工作去了，剩下的隻有在家休息的少先隊。這無異告訴我們蘇區的人力十分缺乏。

   黃昏時，我們到達了著名的七裏坪。這個小市鎮上的房屋，多半曆經戰火的破壞。雖經蘇維埃動員人力先後重建起來，但不能說已複舊觀。七裏坪區蘇維埃政府和中共少共七裏坪區委會等機構都設在這裏。好一點的房子都被這些機關占據了，窮苦的農民們都擠住在為數很少的房屋裏。市鎮上已沒有買賣，氣象顯得十分蕭條。

   我們住在中共區委會的辦公處。飯後，區蘇維埃主席和中共區委書記以下的黨政負責人，都來和我們聊天。我經過這三天行路的鍛煉，不再有不慣的的感覺，精神抖擻。我向他們說：“先將你們所遇到的最困難的問題，提出來談談吧！”那位區蘇維埃主席回答：“糧食問題是最困難的。現在剛整田插秧，離夏收還有三個多月，全區所存糧食，約計能維持一個月，要缺兩個多月的糧，看來要發生嚴重的饑荒。”在座的人都眾口一詞的支持這位主席的看法。

   他們分析糧荒的原因，認為這一帶水田少，山地多，盛產花生，由於蘇區和白區的隔離，花生賣不出去，糧食換不進來。土地已經分配了，因人力和耕牛農具的缺乏，有些田地荒蕪。蘇區許多壯丁參加了紅軍和地方武裝，剩下的農民所擔負的任務也太多，如自衛軍、擔架隊、運輸隊等。婦女要做鞋襪供應紅軍，小孩子要站崗放哨，老年人也要忙著打草鞋，因而人力極感缺乏，耽擱了生產工作。此外，敵人侵襲蘇區的時候，牽走耕牛，搗毀農具，更是這些東西不足的主要原因。上級雖然號召加緊生產，並沒有解決實際困難，何況鄂豫蘇區各機構都設在這個區域內，人數在五千以上，紅軍經常在這裏經過或停留，又增加糧食的額外消耗。這裏附近各蘇區又都缺糧，沒有互相調劑糧食的可能。

   他們一向靠到白區去打土豪來解決糧食困難。每當紅軍向白區行動的時候，農民都踴躍參加，大批自衛軍和運輸隊，滿筐滿籮挑著穀子回來了。挑回來的穀子，按成分配；自衛軍和運輸隊通常分一半，另一半則交蘇維埃作為公用。但是現在四周已無土豪可打，除非到很遠的白區去，才能取得糧食。

   他們也認為到白區去打土豪，引起了白區人民的反感。依照打土豪的原則，是應發動白區當地的農民，自動起來打，由此獲得的糧食，也應該分給當地的窮苦農民，這才不會招致多數人的反感。可是現在是由蘇區的人去打，糧食也全部運走，這不僅失掉了打土豪的意義，而且被打的區域，因為糧食被運走了，糧食供應就會不足，糧價也要上漲；此外，自衛軍和蘇區農民到了白區之後，哪裏還能分辨土豪不土豪，還不是見糧食就“打”。糟蹋糧食的事也是在所難免的。因此，白區的農民往往站在民團方麵來對付我們的遊擊隊。鄂豫皖蘇區的周圍，有些地方民團勢力日漸強大，可以說主要是因打土豪而引起的。我們明知如此，但也沒有其他可以代替打土豪的辦法。

   我覺得這是急須解決的嚴重問題。不過這裏隻是一個區的範圍，一牽涉到整個政策，在這裏就無法解決。我因此提出增加生產的主張，來和他們商討。我問他們，你們這裏有些甚麽早熟的農作物，尤其是在一兩個月內可望收成的東西。我還告訴他們，井岡山在缺糧時，一般戰士和農民有好幾個月隻有南瓜吃的故事。

   我的意見引起在座者的興趣，在座的老農們說到他們已往加緊生產工作，是一般性質的。重點也是放在增加稻穀的生產上，其實，這一帶盛產瓜菜，一些荒地上，還可種山芋黍穀類等，其中多數是早熟的，既不需很多的人工，種籽也是現成的。如果發動老幼婦女注意生產這些菜蔬雜糧，對於渡過這段青黃不接的糧荒時期，將大有裨益。

   我們商談的結果，決定了增產早熟農作物的具體措施。我們要求這個區域內每一個人至少都要種五棵南瓜，每戶都要增種一塊地的蔬菜和雜糧，並要求少年先鋒隊員們，在放哨或在家休息時，都要盡力做這些事。其他成年男女也應利用片刻的閑暇時間，在駐地附近進行這些工作。各戶對於種下的農作物，應隨時照顧。此外，區蘇維埃還應注意不浪費人民的時間，減輕他們的勞役，並厲行節約糧食等等。

   在座的人覺得這些辦法是可行的，認為加緊生產再也不是空洞的號召，二是要切實去做的。我也警告他們，到白區打土豪的辦法，在原則上很不對，須要停止。如果他們不在增產和節約兩方麵努力，那就隻有等著餓死。在座的人由於他們已有經驗，對於這個問題，似也認識得很清楚，後來事實證明，他們也執行的很起勁，收到了很大的實效。

   鄂豫皖邊區蘇維埃政府和中央特別委員會是這個蘇區的最高機關，設在距七裏坪北麵十五裏路的村莊中，由七裏坪向北走三十裏即是鄂豫皖交界的地方。翻過大別山，再走十五裏邊到了河南光山的一市鎮——新集（後為國民政府改為經扶縣。當時鄂豫皖區的中心機關，就散設在七裏坪北麵的一些村莊上，不到一個月就遷到新克服的新集來了。這就是後來知名的鄂豫皖區的首都）。十三日早，我們由七裏坪中共區委書記陪同向北進發，這是我們這次旅行的最後路程。我們那天早上走了約一半路程，邊到了這個區域的軍醫總院。我們看見一個大村莊，麵臨著一條小溪。村莊內有一千多個傷病兵，這是由軍分會軍醫處直接管轄的。在這個村莊的廣場上，有成百的傷病兵，曬著春日早晨和暖的陽光，解開衣服在捉虱（shī）子。這使我聯想到這裏的衛生問題，當時是十分嚴重的。一路所見的戰士和普通人們，多患著滿身幹瘡，我想這與虱子很有關係。這裏的人無法抵抗虱子，因而有一種荒謬的說法：“身上的虱子越多，革命的資格就越老！”我這個來了不到五天的人，也曾在衣服上捉到幾個虱子，足證這個小動物是無處不在的。

   村前小溪邊，成百的婦女在替傷兵洗滌衣服。七裏坪區委書記告訴我，這些洗衣婦女，便是婦女慰勞隊。這種組織為鄂豫皖婦女運動委員會所領導，也是依地域分編為大中小隊的。這裏附近村莊的婦女慰勞隊，輪流來為傷病兵洗衣服，縫補衣襪，幫助料理夥食，並為醫院洗繃帶。以為繃帶不易得到，所以一條繃帶必須常洗，一直用到完全破爛為止。不在醫院附近的婦女慰勞隊，經常也是工作紛繁，如代紅軍縫補鞋襪織補衣服等。反動派造謠說蘇區的婦女慰勞隊是營妓性質，其實，這是與事實不符的，她們不僅工作忙得很，而且有很多都是老太婆。

   那位區委書記，提起這個醫院，就覺得很傷腦筋。他告訴我們，這個醫院院長，前幾天就被傷兵打傷了。傷兵特別暴躁，夥夫的夥食做的不好，護士照顧不周，都會引起傷兵的不滿。他和其他同誌到這裏來慰問傷兵的時候，也曾遭到他們的奚落。其實，醫院所欠缺的東西太多了。醫生、護士、藥品、以至醫療用具無一不缺，也難怪傷兵要鬧別扭。尤其是動手術的時候，因為缺少麻醉劑，接受手術的傷兵往往會痛的慘叫起來。這又使其他傷兵聽了寒心。這個醫院的政治部成為傷兵責罵的對象，軍委會也毫無辦法，老是要醫院負責人忍耐，不要觸怒那些傷兵。

   我們在這個醫院巡視一周，覺得醫院的負責人大致上做到了他們能做的事。那些傷兵們都住在民房的大廳和較好的房間中，窗戶都已經改大了，也增設了新窗戶，空氣和陽光是充足的。傷病兵都是按傷勢和病情來分類居住。約有半數睡在木板上，其餘則睡在稻草上。所有病房都很幹燥，也收拾得很幹淨。各種娛樂設備，在當時條件許可之下，也是應有盡有，傷病兵在這方麵相當感覺興趣。因此，我想到引起傷病兵不滿的原因，大概不是醫院當局的力量所能克服的困難。我隻有向傷病兵和醫院負責人，表示一般慰問的意思，也不敢做過多的承諾。

   我們由醫院出發。不一會，王平章、鄭位三、戴季英、周純全、郭述申、徐立清等都在大路上迎接我們。這些同誌們都與我會過麵，但有些我已記不清他們的姓名了。我們久別重逢，分外親切。他們告訴我這裏最近的一些軍事勝利消息，主要是裏這裏三十裏北麵的新集，原始地主民團的堅強堡壘，不久以前被我們圍攻下來了。由於這個勝利，使我們在河南光山羅山等縣的工作更易於發展。曾鍾聖還帶著一部份軍隊繼續圍攻新集以西的幾個寨子，目的是要打通新集與羅山宣化店蘇區的交通，擴大蘇區範圍。現在他們已通知曾鍾聖趕回來和我會麵。   

   我和這些負責同誌會麵之後，很注意了解當地的實際問題，特別是糧食問題。但同誌們所希望於我的，卻是告訴他們這個區域以外的好消息。每次從中共中央來的要人，首先都要作一篇冗長的政治報告，描述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誇大這個區域以外的勝利，作為振奮人心的法寶。著似是立三路線所養成的作風。我也曾很持平的告訴他們一些各地的實況，他們似覺得不夠刺激。我乃強調我們如能將當前的事情做好，就是推進全國革命形勢發展的切實步驟。

   我們的討論仍是從糧食問題開始。我告訴他們我在七裏坪時 所知道的糧食情況，和已采取的急救辦法，要求他們告訴我整個區域糧食問題的現狀。

   他們告訴我鄂豫皖蘇區有兩個主要部份：一是以七裏坪為中心的鄂豫皖邊區，一是以金家寨（金家寨在安徽省六安縣西南一百二十裏，接河南省商城縣界）為中心的鄂豫皖邊區。在鄂豫皖邊區內，叫老一點的蘇區有黃安的七裏坪和高橋區，麻城的北區，羅山的宣化區，這些地方缺乏糧食的情況，大致是相同的。其中高橋區因四周連接白區，比較容易解決些，至於新開辟的光山新集區和在新集以東的沙窩區，糧食的情況還要壞些。這都是經過長時間打土豪的結果。現在這兩區的北麵，布滿了民團勢力，而新集沙窩兩區的人民大半為民團威脅走了，土地荒蕪了，糧食也沒有了。

   至於豫皖邊區，包括六安的金家寨區，麻埠區，霍山的流破幢區，商城的南區，和英山北部的遊擊地帶，糧食狀況，大致要好些，因此大部紅軍，已開到那裏去行動和就食去了。他們認為那裏的情況也和七裏坪一帶有相似的地方。六安一帶盛產茶葉麻竹材等，但不易運銷出去，所需糧食和其他日用品，也不易運進來，而且軍隊在那裏駐紮久了，到處打土豪，同樣會增大白區和蘇區的對立形勢。

   關於糧食問題的討論，迅即擴大為一般經濟問題，乃至整個政策問題的討論。在一般經濟政策問題上，除增加糧食生產外，還要解決蘇區內部和蘇區與白區之間的商業問題，市場價格問題。那時蘇區盛行一種強迫規定商品價格的辦法，價格也規定得很不合理，如糧食價格一般規定得很低，這就造成了糧食外流的狀況。我的同誌們告訴我，盡管蘇區內糧食缺乏，但仍有少數糧食從蘇區流出去。因而我們覺得，要解決糧食問題，就要廢除限價，抬高糧食價格，活躍市場，使蘇區以外的糧食，有流入的可能，同時使蘇區的糧食不會流出。土產流出去，換糧食進來。而且蘇維埃政府，要全盤改變它的經濟財政政策，即由打土豪轉變到稅收製度的建立，但這又非一時所能完全做到的。

   就在這些問題上，表現了兩種不同的看法。少數同誌如具有立三傾向的戴季英，認為改變經濟政策並不能解決糧食缺乏的實際問題，隻有注意軍事發展，繼續打土豪，同時糾正一些打土豪所發生的缺點，才是比較有效的辦法。多數同誌如鄭位三、王平章等，則覺得打土豪已經造成赤白區的對立，如果繼續下去，不僅不能鞏固蘇區，而且將危及蘇區的存在，隻有逐漸建立財政經濟製度，加緊節約和生產，逐漸廢除現在打土豪的辦法，才是根本之圖。

   不兩天，曾鍾聖從前線趕回來了。他告訴我一些軍事情況和他正在執行的軍事計劃。當時紅四軍是由鄺（kuàng）繼勳任軍長，餘篤三任軍政治委員。這個軍轄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等三個師。第十第十一師各有三個團，第十二師則僅有兩個團（其第三十五團尚在擴編中），人數約一萬人，槍枝六千多一點；再加上地方武裝的槍枝，合計鄂豫皖全蘇區約有九千條槍。

   鄺（kuàng）繼勳帶著第十一師全部和第十師的兩個團到金家寨去了，他們的任務是相繼解決駐紮在流破幢（chuáng刻著佛號或經咒的石柱）、麻埠（麻城亦稱麻埠鎮，在安徽省六安縣西南九十裏）這些市鎮上的駐軍，以期奪取敵人武裝來壯大自己，並擴大蘇區的地盤。那一帶糧食較充足，可以在那裏多行動一些時候。但從此地到金家寨去，中間隔著約一百裏的白區，交通阻隔，因此，無法知道他們行動的近況。

   曾鍾聖認為國民黨政府現在並無進攻鄂豫皖蘇區的整個計劃，隻在邊緣上有少數白軍配合民團經常騷擾。在新集克服後，他會同餘篤三和第十二師師長徐向前，指揮第十二師和第十師的第三十團在新縣西北一帶地區活動，企圖擴大光山星山的蘇區地盤。誰知那裏的地主們堅守著一些寨子，不肯放棄，我們圍攻高山寨時，傷亡竟達千人，最後還不得不放棄圍攻。他覺得要進攻那些寨子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因為當地人民都被脅迫到寨子裏去了，糧食和其他的一切也被他們搬到寨子裏去了。我們軍隊所遇到的是嚴格的堅壁清野，曠日持久，糧食無以為繼，攻堅又無重武器，不免招致傷亡。他也承認貧民們追隨著地主民團，堅決抵抗我軍，是由於打土豪造成了不良的影響。

   軍分會本身組織並不算是健全的，麵臨的困難也很多。曾鍾聖告訴我，因為幹部缺乏，隻有優先充實戰鬥部隊。這樣，軍分會本身在人手上更相形見拙了。擔任參謀長的蔡申熙，原任第十師師長，因負傷未愈，才改任參謀長，現在他又兼任軍事學校的校長，經常在校裏授課，不能實際執行參謀長的職務，現在參謀部隻有一位年輕的李參謀長主任負實際責任，參謀人員少的可憐。軍分區政治部主任由餘篤三兼任，餘到前線去了，政治部的人員多隨同前往，剩下的也為數無幾了。軍事學校學生不到兩百人，住在離這裏有六十裏的沙窩區，這些學生除上課外，還要擔任繁重的警戒任務。軍醫處和軍需處的組織倒是很龐大的，軍醫處所屬的醫院經常有四千傷病兵；軍需處附近設有許多小工廠，如修械廠、被服廠等，還看守著上千個被抓來的土豪，總共人數要逾兩千人。因此軍分會的直屬機關就超過了五千人。

   軍需處所看守的那些“土豪”，是按他們的身份，分別予以“優待”，希望他們能設法繳出一些罰款、醫藥用品以至軍用品等。但日子久了，在他們身上愈來愈榨不出甚麽油水來了。赤白區的阻隔，白軍民團的封鎖，以及那些土豪確繳不出東西等等困難，使軍需處這項工作的效果，逐漸縮小。

   被俘虜來的嶽維峻師長，似是一個最突出的“土豪”。軍分會曾向他表示，如果他能供應紅軍二十萬元的物資，就可以釋放他。嶽也欣然接受這個條件，認為這個數字是他能力所能做的到的。據曾鍾聖告訴我，嶽維峻這件交易被國民黨武漢行營知道了，因而從中作梗。其後運進來的物資，如醫藥品，不是贗品逾期品，便是有害的東西，而且經手送物資的人，也多是武漢行營派來的特務。曾鍾聖也判斷不出這是由於國民黨政府不愛惜嶽維峻，抑是嶽維峻有意搗蛋。

   根據這些情況，我提出了初步改革計劃。我向同誌們指出，中共中央所給予我們的任務，是鞏固和擴大這個蘇區的根據地，建立堅強的蘇維埃政權和壯大紅軍，以期配合中央蘇區（即江西蘇區）和其他各蘇區一致行動，爭取更大的勝利。這就需要我們根據中共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央方針，檢討我們的工作。某些錯誤應當糾正的，某些政策應當改變的，都應當立即采取具體步驟。

   我表示，初來乍到的我許多事還不完全了解，而且沈澤民等同誌也還沒有到這裏，因而我建議俟（sì等待）沈澤民等到達後，再行改組，建立中央分局和鄂豫皖邊區省委。在沒有改組以前，仍由特委會負責，我則暫以中央代表名義，參加特委會工作。特委會應從速準備召集一次特區黨員代表大會和蘇區工農兵人民代表大會。這兩次大會的任務是厘（lí調整）定我們的全盤政策。

   現在所要立即解決的有下列幾個問題：一、糾正亂打土豪的風氣，立即釋放一部份已拘禁的不重要的“土豪”，以期改善赤區與白區間的關係。二、厲行增產節約，解救糧荒，依照我在七裏坪所提出的辦法，予以適當的補充，立即通令全蘇區實行。三、實施新經濟政策，其要點是：取銷限價，獎勵經商，活躍市場，提高糧食價格，輸出土產品，建立稅收製度和蘇維埃銀行，發行蘇維埃紙幣。四、土地政策、蘇維埃製度和黨的組織的健全等，也應立即研討其利弊得失，以期實施相應的改革。

   曾鍾聖對我的主張表示疑慮。他顯然輕視了打土豪所發生的錯誤，認為既要打土豪偏差是難免的。他還認為我的辦法緩不濟急，不能堅決實際問題。他以軍人的頭腦，認為我所說的這些偏差，隻有在軍事有了決定性的勝利之後，才能糾正。他向我說：“我素來認為國燾同誌雄才大略，一定有辦法取得軍事上的驚人勝利，不料他現在竟注意一些不易解決的次要問題。”我覺得這些話正是立三概念的標本，但也不便直接指出來。的確，我那時是不願意輕易給同誌們戴帽子的。像“立三路線的殘餘”這類的術語，我就沒有用過。我強調隻有政策正確，又能糾正明顯的錯誤，尤其是不可保有土匪作風，才能獲致軍事勝利。決不可因果倒置，誤認在軍事勝利後才能整飭內部，注重政治紀律。

   曾鍾聖這樣的觀點，在這個蘇區內是具有代表性的，也是不容易完全糾正過來。我們後來就為了糾正這些錯誤，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另一方麵，在這個蘇區裏也有不少深明大義的人如王平章、鄭位三，他們極力支持我的全盤主張，認為這是他們早就想做的事。周純權根據他在政治保衛局工作的經驗，認為打土豪發生了嚴重的流弊，主張立即釋放拘押中的大部份土豪。蔡申熙是另一位具有聲望的軍人，同樣支持我。他向我指出紅軍幹部中遊擊習氣甚深，鄺繼勳餘篤三的領導軟弱無力，師團級幹部中有不少個人英雄主義在作崇，他要求我首先注意紅軍幹部的工作，以糾正他們的遊擊習氣。

   我認為在討論中所揭露出來的問題，都不簡單。我了解了一些實際狀況，更覺得立三路線並非偶然發生，其出發點就是將迅速爭取軍事勝利放在不適當的首要地位，利用南京政權的混亂和各派軍閥相互戰爭的時機，急速發展紅軍，向武漢進攻。這種計劃實說不上是無產階級的近代軍事行動，也無勝利之望，但李立三總以為值得去冒一下險。曾鍾聖的說法也是基於許多實際情況，有理由可以自圓其說。我設想毛澤東大體采用了宋江在梁山泊聚義的做法，將逐漸擴大自己實力一點放在首要地位。這雖然是唯一可取的途徑，但其實際策論，則甚少說明，也許含有甚多農民叛亂的色彩，缺乏無產階級的氣味。

   我認真檢討了一番，以厘正我的基本態度。我曾經自己問自己，我能向立三路線讓步嗎？或者說，是大吹一陣革命的好消息，強調不顧一切爭取勝利的方針嗎？當然是不可能。因為一九三〇年九、十月間，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之間的戰事結束，蔣氏獲得勝利。南京政府內部雖然仍有許多紛擾，但蔣氏勢力是加強了，他可以集中更多兵力，來對付蘇區和紅軍。中共中央搬往各蘇區，也並非是因為蘇區不久可以有驚人的發展，主要原因，還是由於在上海和整個白區不易立足之故。此時此地，我如果重複一些李立三的論調，豈非十分可笑。

   我能像毛澤東那樣，仿佛自己是綸（guān）巾羽扇（手拿羽毛扇子，頭戴青絲綬巾，猶如蜀相諸葛。形容滿腹韜略。），身懷無字天書，裝作未卜先知的軍師麽？或者說，既然要領導農民，自己就要農民化一點。我認為不可為，而且不屑為。共產主義，顯然是一種近代革命思想，而梁山泊主義，顯然包含封建迷信等等農民叛亂理想，兩者如何能混為一談。如果用另一種觀念來說，也許可以說我太不懂得共產主義的中國化了。

   我這個人對共產國際，特別是對斯大林，身懷不滿，而且又是不為他們所信任的人，我能以手持共產國際的令箭自居麽？我不能、也不願意一開口就搬出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來嚇服那些“土共”。我更沒有扮演過手持“正確路線”的“上方寶劍”，處罰那些立三分子和形形色色不聽話的人。五年以後，和我一直共事的陳昌浩向我說過一些帶有批評性質的話，其大意是，我是他所最敬愛的領導者，有一些特長為他們所不及，但他直說，他從未聽見我吹噓共產國際，甚至連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名字都很少說到，這是使他心情不安的。當時我承認他所說的合乎事實，但也指出有些經過情形他不完全知道（上文大致敘述了這些經過情形）。

   接著我發表了一次總結式的重要演說，我向這個區域的全體負責幹部闡明了我的態度和工作方針。我表明我自己支持鞏固蘇區和壯大紅軍的方針，但如何實施，除已有決定外，仍須由我們自己去研究並草擬計劃。我自己就抱著一麵工作一麵研究的態度。我說明江西紅軍在本年一月間消滅張輝瓚師的勝利，雖令人鼓舞，但是蘇維埃走向紅軍勝利，還有一段漫長的時間。增加自身力量不僅要從量的方麵，而且也要從質的方麵下工夫。我們應當努力爭取戰爭勝利，擴大蘇區和紅軍，一刻也不能放鬆使紅軍成為“王者之師”。我們要淘汰一些地主富農分子，使其完全為中共領導；加強戰鬥力，不亂打土豪，經濟上一點也不亂來，使蘇區成為模範政治區，分好土地，政治清明，官吏廉潔，以自別於國民黨政府那種魚肉人民的作法。要完成這些繁重任務，首先要努力是特委會下的所有組織布爾什維克化。

   我的主張獲得特委會大多數委員的積極支持。我素來的信譽，使那些多少知道我的同誌們相信我會領導他們走上較妥善的勝利道路。他們聽了我的解釋後，表現的心悅誠服，即使是抱懷疑態度的曾鍾聖，也轉而表示支持。接著我接管了軍委會主席的職務（曾鍾聖則退居軍委會委員）。我也經常參加特委會會議，推行我的新政策。首先是從拘押中的一千多個土豪中，第一批無條件釋放了三百多人，其餘陸續清理，不久又釋放了一大部份。增產蔬果和早熟農作物的辦法在全蘇區內，積極推行。蘇維埃負責人忙著調配一些糧食，分配給那些極度缺糧的人。蘇區內的幾個主要市鎮，商賈賣販活躍起來了。有關財政經濟的條例，陸續製定頒行。印刷廠也在籌設之中，準備發行紙幣。

   軍委會的軍需處是一個最保守的機構，其負責人對於我的改革甚感惶恐。他們認為釋放土豪，使主要財源斷絕，將無法解決軍隊的供應，目前最急迫的就是軍隊的夏裝問題無法解決。我不得不親自去考察這個問題，清查了軍需處的庫存，找出積弊和浪費所在。我和他們詳細研究如何節省用料，如何利用舊存服裝，如何控製發放等辦法。結果發現我們掌握的材料，可以製成一萬五千套，比原擬製成的一萬套，多出三分之一。又由於我的這些努力，證明了軍隊供應不會受到重大影響。同誌們的憂慮減少了，改變政策的障礙也減輕了。

   我在這個蘇區中心，忙了約兩個星期，一切工作的進行，大體上已建立了一個新秩序，但我仍沒有與紅四軍廣泛接觸。我決定到金家寨去，看看那裏的紅軍主力，試圖推行同樣的改革，去掉一些遊擊習氣。灌溉一些革命的作風。同時，特委會也準備將所屬機構遷移到新集去，並在那裏籌備黨和蘇區大會的舉行，以討論我所開始試行的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