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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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58 揮師蘇區

(2020-11-17 17:09:21) 下一個

 

 第二章   移向蘇區

 

   一九三一年初,中共的蘇維埃運動獲得可觀的發展,尤其是軍事上的勝利。該年一月間, 江西的紅軍在永豐龍岡一帶,消滅國民黨軍隊張輝瓚的第十八師,張本人被俘,繳槍四千餘支,衝破了國民黨對江西紅軍的第一次圍剿。同時,鄂豫邊的紅軍,也在九裏關一帶消滅了嶽維峻師的大部,嶽本人被俘,獲槍兩千餘支。中共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各大城市的原有根基, 曆來是中共的支柱,已殘破不堪,而這些邊遠地區的軍事勝利使得我們大為興奮,認為蘇維埃的曙光已現。中共中央常委會不願坐失時機,因而決定將中共的主力移向蘇區。

   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和廣州暴動相繼失敗後,其所剩下來的殘部都退向偏僻的山區,開始遊擊的生活。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重視這些遊擊隊的活動,認為這在中國蘇維埃運動上, 是有其偉大的前途的。六大政治決議案指出:反動的統治在各區域鞏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 因此,在總的新高潮之下,革命應先在一省或幾個重要省區之內勝利。不過這個決議案又警告,這還隻是一種展望,目前尚沒有實現的可能。

    一九二九至三〇年間,散處各地的中共遊擊隊,克服了重大的困難,繼續不斷的在發展。 國民黨內各派軍人內戰不已,是促成這些發展的主要原因。立三路線的形成也是以這同一客觀環境為背景的,李立三一向誇大這些發展,特別在一九三〇年七月間,彭德懷部一度攻下長沙之後,更鼓舞著他向前冒進。他認為中國革命的新高潮是到來了,各地革命的形勢已趨於平衡的發展,現在,不僅要攻取大城市,獲得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而且在蘇俄軍事支持的條件下,要獲致全國範圍的勝利。

   當時國民黨削平群雄的戰爭,於一九三〇年九月間暫告結束,國民黨雖還沒有完成統一, 顯然代表最大軍事勢力的蔣介石是戰勝了,國民黨的地位也因而大大加強了。中共的蘇維埃政策,限製了它自己,使它不能在連續不已的國民黨內戰中撈上幾把。單憑遊擊戰爭打天下, 雖然乘機獲得一些零星勝利,但實力仍是渺小得很。

   如果冷靜地估計一下這些形勢,那就很容易發覺,不僅李立三的狂妄想法甚為可笑,即共產國際所強調的鞏固蘇維埃根據地,又何嚐不是中共一時無力實現的任務。 我很注意考察蘇維埃和紅軍的實況,從不完全和不甚正確的材料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梗概。

   根據李立三所頒發過的紅軍番號,有江西東南部朱德毛澤東所統率的第一軍,湘鄂西洪湖地區賀龍的第二軍,贛西地區彭德懷的第三軍,鄂豫皖邊區鄺繼勳的第四軍,贛西地區黃公略的第五軍,湘鄂邊蕭克的第六軍,廣西西南部李明端的第七軍,俞作柏的第八軍,贛南 羅炳輝的第九軍,贛東北方誌敏的第十軍……和湘鄂贛邊孔荷寵的第十六軍等等。此外,還 有一些縱隊司令等類的番號。在這些番號之中,隻有三處值得一說,江西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部合計約有一萬五千支槍,鄂豫皖邊區紅四軍約有一萬支槍,以及湘鄂西賀龍部約七千支 槍。 也隻有在上述三個有軍事實力的地區,形成了一些縣級的和鄉鎮級的蘇維埃政權,在其上也相應形成了江西蘇區,鄂豫皖邊蘇區,湘鄂西蘇區。

   細考其內容,無論在那一方麵說, 它們都很難說是一個政權,如果名之為遊擊根據地,那要恰當得多。那些蘇區確是由槍杆子打出來的,也靠槍杆子支持住,在困苦條件下,掙紮著力求與土匪有別,還說不上對全國或者對農村土地革命,有甚麽號召作用。散布在湘鄂贛粵桂閩浙豫陝川等省邊遠地區的遊擊隊和遊擊區域,都在為增加槍杆子而努力,東遊西蕩,等而下之,更說不上有甚麽較穩定的遊擊根據地了。 從這些遊擊區來的文件,都是大聲疾呼要求中共中央給予各種人力物力的支援。其中大多是要求醫藥器材,無線電等通信器材,兵工器材等,甚至要求望遠鏡、指南針、手表等類東西。所要求的人員也是以具有專門知識的為多。

   李立三似沒有根據各地呼聲要求過共產國際接濟,反將各遊擊隊秘密運送到上海的金銀,留作中共中央之用,一時成為李立三的主要 財源。米夫似也沒有接濟過遊擊隊,老是強調應由遊擊隊自身設法解決。 上麵所述,僅為一些大概情形,已可從中知道鞏固蘇維埃根據地是何等的不易了。換一句話說,這要靠力量,尤其是軍事實力。如果中共有實力鞏固一個蘇維埃根據地,就不難獲致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甚至在全中國範圍內的勝利。中共四中全會決議建立和鞏固蘇維埃的根據地,並經過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建立強有力的蘇維埃政權機關,這是中共的主要任 務。

   但黨內對這一決議的了解和解釋,有程度上的差別,因此釀成後來許多糾紛。 米夫和他的門徒似乎相信他們手中的鞭子能產生中國蘇維埃政權。他們一直在製訂土地 革命方針及分配土地的細則,以為這裏麵有不可思議的神秘力量。此外,還製訂一些蘇維埃政策,頒發下去。他們以為隻要運用他們手中的鞭子,反右傾,反左傾,驅策著整個中共隊 伍往前直奔,中國蘇維埃就成功了。

   這種狂妄想法確實與李立三的荒謬不相上下。 當時中共一般幹部(包括我自己在內),都覺得應該有一個鞏固蘇維埃根據地的奮鬥目標, 但須長期努力才能實現。何況鞏固蘇維埃根據地的口號,比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那句口號 也較切合實際,而事實上亦非如此做不可。首先中共的本錢隻剩下這些蘇區和紅軍,如果不為它們提出一個奮鬥的目標,一致為此努力,那就會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但我認為一切決議不可視作死板教條,應根據實況,具有伸縮性來予以執行。

   當年三月初,我看到一份贛西南少共區委控告毛澤東的文件,這個文件是指責毛澤東一貫違反中央指示,一意孤行,走到了反黨反革命的境地。內容是陳述贛西南中共區委和少共 區委以及不少的將領,大多擁護中央的領導(即立三路線),而毛澤東卻不敢和敵人戰鬥,不遵守中央進攻南昌的命令,帶著部隊逃跑,顯然是右傾機會主義;一九三零年冬,毛澤東不僅不改正錯誤,反利用肅清 AB 團(英文“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的縮寫)的名義,殺害了大批同誌,因此,贛西南少共區委要求中共對毛嚴予處分。

   少共中央書記秦邦憲被邀參加中央常會,報告這件事的經過。他說明:一、據贛南少共 區委來人的口頭報告,與文件內容是一致的,不過有些補充;二、這個來人係贛西南少共區委委員,曾來過上海數次,少共中央的同誌們都認為這位同誌可以信賴,這次他還帶了幾十兩金子和其他文件來;三、據來人解釋、中共贛西南區委對於控告毛澤東這個文件是同意的, 至於沒有共同具名:是懼怕毛澤東知道了,會將他們當作AB 團清算掉。秦邦憲根據這些情況,認為這個文件和來人的口頭敘述大體都是真實的。

   秦邦憲接著陳述:贛西南中共和少共同誌以及軍隊中一部份同誌,早與毛澤東有許多意 見上的分歧。在反毛鬥爭中,他們曾提出“擁護朱德,打倒毛澤東”的口號,但朱德在毛澤 東挾持之下,表示支持毛;彭德懷則是不滿毛的,在他的第三軍內,不滿毛的幹部也占多數。 贛西南少共區委認為,可能有少數 AB 團分子,混進了我們內部,這些人在反毛鬥爭中也可 能興風作浪。因為他們發現了 AB 團的破壞活動,毛澤東便不分青紅皂白,將大批不滿他的 同誌也當作 AB 團逮捕起來,任意刑訊殺戮(lù 殺之意),在富田一個地方,便殺害了以百計的同誌。參 謀長陳毅在富田事件中,簡直成了劊(guì砍斷)子手,這便形成了江西蘇區最嚴重的危機。

   秦邦憲認為毛澤東確實是犯了嚴重的錯誤。他指出毛澤東反對李立三的指示,可能是對的,但他自己也不免右傾;他隻知道保全實力,利用誘敵深入的遊擊戰術來打擊敵人,但他忽視了進攻敵人,鞏固蘇維埃根據地的重要性。再則毛澤東也不了解反右傾主要危險的重要, 而且江西蘇區在土地問題和富農問題上,都發生過右傾的偏差;在富田事件中,毛澤東可能有意無意的將反對他的同誌清算掉,這更是不可寬恕的。

   中常會聽取了秦邦憲的報告之後,覺得事態嚴重,不能立即作出決定,乃要求秦邦憲先行通知贛西南少共區委來人,暫時嚴守秘密,聽候中常會處理。我忙著搜集有關這件事的材 料,認為秦邦憲指斥毛澤東為右派一點,並無充分證據。我覺得以前何孟雄等曾被加上莫須 有的罪名,受到嚴重的打擊;他們並不是失去鬥誌的人,隻是認為在反立三路線的緊急關頭, 不應該強調反右傾,因而被視為右派;現在決不應當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就將蘇區的 老幹部毛澤東等當作右派來整肅掉,這樣做會使蘇維埃和紅軍受嚴重的損失。 在中常會再度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曾指出:江西紅軍一月間消滅張輝瓚師這件事, 就證明那裏並沒有甚麽嚴重的危機。毛澤東以前不遵照李立三的指示行事,大體都是對的, 他根據實況來指導軍事行動,注重遊擊戰術和政治紀律,這也都是切要之圖。注重擴充軍事 實力,不勉強去鞏固一個根據地,也是勢所必然。毛澤東和江西蘇區的同誌們,都是艱苦奮 鬥的,不能視之為右傾,即使有些右傾的見解,也不過是觀念上的錯誤而已。在肅反問題上, 毛澤東似犯了嚴重的錯誤,他沒有去區分反革命的首要分子和脅從者來辦理,甚至將不是反 革命的人,也當作反革命清算掉了,這是要予以糾正的。

   中常會討論的結果,決定:一、贛西南少共區委的報告表現了一些青年急躁的情緒,不能完全信賴,因而也不能判定毛澤東是右傾。二、將中央關於肅反的決定,附加說明,迅即 送往江西蘇區,作為糾正毛澤東等在肅反中所犯錯誤的根據,並催促毛澤東報告富田事件的 真相。三、中央鑒於江西蘇區已發生嚴重情況,應從速采取具體步驟,加強蘇區和紅軍的領 導。

   如何加強蘇區和紅軍的領導,乃成了迫切的問題。我在回國以前,中央為了解決這個問 題,曾派了一些重要幹部到各蘇區去,如項英劉伯承等之派往江西蘇區,任弼時夏曦等被派 往湘鄂西和湘贛邊境等蘇區。現在如果要進一步加強領導,就應將早已擬議的中央遷往蘇區 的案子付之實施。這件事共產國際旋即同意。

   周恩來為此提出了一個具體計劃,經議決通過,其要點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遷往江西蘇 區,由向忠發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等領導前往。在鄂豫皖和湘鄂西兩區分別設立中央分局, 前者由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前往主持,後者則由已在那裏的夏曦關向應等主持。中央遷往江 西蘇區後,在上海另設中央分局,指導白區工作,預定由康生李竹聲等主持。

   這個決議是中共將工作重心轉到蘇區去的一個重要關鍵,對於此後中共的發展有極大關 係。我們當時的理想,是希望在江西能有一個鞏固的根據地,在那裏豎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的旗幟,聯絡長江以南各蘇區的紅軍遊擊隊,共同奮鬥,以期握有一省或數省的地盤。鄂豫 皖蘇區則為長江以北的主要核心,我們希望以那裏為起點,向北發展,以期在大江以北掌握 更廣泛的地區。至於湘鄂西蘇區則似是一個主要的衛星,對江西鄂豫皖兩區,可以發揮掩護 的作用,並且可以向西南發展。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雄圖大展的嚐試,雖然實現的條件不算完備,但事勢發展又非這樣不行,因此,我們隻有竭力以赴了。不過在另一方麵,我們實力既大部移往蘇區,對廣大白區 的工作,自然更為削弱。當時中共的黨員人數,是沒有精確統計的,估計約在十萬左右,百 分之九十七以上,係在各個蘇區和紅軍中,大多為農民出身者。這個事實也使我們對蘇區工 作寄予莫大的期望。

  周恩來是極端主張將力量集中到蘇區去的,他經曆這麽多變故,深知中 共在白區很難立足,勢將繼續被國民黨破獲摧毀。他決意將中共大部分幹部調往蘇區,他估 計從白區可以調到蘇區的幹部,約有四百人。他準備將其中百分之四十調往江西蘇區,其餘 兩個百分之三十分別調往鄂豫皖和其他各個蘇區。

   我是自願去鄂豫皖的。當時鄂豫皖區還保有較多的立三路線的殘餘,負那個區域領導責 任的曾鍾聖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線的擁護者,我的同誌們覺得我去那裏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是遊刃有餘的。我自己也覺得我對那一帶的情況較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於馳騁的所 在,我為之向往。 我摒當一切,準備起程,擔負我的新任務。

   當時共產國際在上海的遠東局(即共產國際 派駐上海人員所組成的機構)對這件事很注意。那個我所討厭的波蘭人,為此曾要求和我麵 談,但我托詞拒絕了。另外一位德國籍軍事代表,我倒極願和他談談,請教一些有關軍事方 麵的問題。 那位德國軍人雖隻和我見過一麵,但給我的印象很深。他在第一次大戰中,任過中級軍 官,手上帶有傷痕,是他的光榮紀錄。他年逾五十,具有冷靜的頭腦和豐富的知識。他奉命 到江西蘇區去,後來幾次改裝牧師前往,均為國民黨軍隊所阻,未能到達目的地。共產國際 乃不得不改派一位較年輕的德國軍人李特去江西蘇區,任軍事顧問。那位李特似遠不如他老 練,與毛澤東等發生過不少磨擦。我想如果是那位較老的德國人去了,也許會有不同的結果。

   他那次和我會麵,表現很誠摯謙和,他要求我不要信賴翻成中文的軍事書籍,一切要憑 自己的判斷去處理。他特別指出一個獨當一麵的指揮者,要預先想到如果打敗了應該如何。在這遊擊戰爭中,是會經常遇到的,我覺得我的同誌多富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往往易於忽略 可能受到的挫折。他的這種議論,實在切中時弊。我也覺得他不是一個鞏固蘇區根據地的教 條主義者,而是根據實際情況行事的人,即此一端,也遠較米夫之類的人大為高明。我們的計劃在執行中遇著接二連三的困難。我自己是四月間到達鄂豫皖區的,但中共中 央其他的人則因敵人的阻撓,直到當年八月間,才完成了前往江西蘇區的任務。

   我總結我在上海這一段時期的努力,雖相對的抑製了王明路線的發展,但他們究竟還是 日甚一日的抓住了中央機構。那些教條主義的盲動主義者,遇著機會是會把事弄糟的,而且 在共產國際的掩護之下,為害將是更大。他們不顧實情,死板板的執行共產國際的決定。如 在鞏固蘇維埃根據地這個阿題上,他們往往不計敵我力量的對比和自己軍事實力的可能損失, 硬要死守這個地區或那個城市,如果任何人不這樣照做,便被視為右傾的逃跑主義者。共產 國際的其他決定,也一律被視為是禦定的,不能改變的。這就是有名的王明路線的特色,其 結果是使蘇維埃運動硬化,招致了極嚴重的損失。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使中共回到抗日的 民族統一戰線上來,也許整個中共會在蘇維埃運動中完全葬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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