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57 團結白區黨

 

第十五篇  從立三路線到王明路線

第一章  團結白區黨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四中全會壓抑了立三路線，也嚴重的打擊了一班反立三路線的老 幹部，並使米夫的黨徒陳紹禹等掌握了中央的領導機構。陳紹禹（即王明）等這些留俄學生中的布爾什維克，受著莫斯科政治氣候的影響，經由米夫的直接領導，在中共內部首先推行陰謀詭計的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左傾的立三路線，又將反立三路線的何孟雄等老幹部視為右派，加以排除，結果造成了中共支離破碎的局麵。他們由此出發，以莫斯科的教條，統治了中共幾達五年之久，成為有名的“王明路線”。

   我於四中全會閉幕後約十天，到達上海， 為了挽救黨的危機，隻有忍痛號召黨內團結。不久，中共的領導重心，又分散轉移到各蘇維埃區去了。 我的太太也早已厭惡中大的鬥爭，很想早日歸國。

   一九三〇年聖誕節後，我們由魯克斯 旅社搬到一個秘密住所，搜購一些適用的衣物，從事改裝。我們居然得到兩張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護照，護照上用的是假名字，籍貫是江蘇，年齡相仿，注明係由德國留學返國。我們依照這種身份，改裝得維妙維肖。我們雖未到過柏林巴黎等城市，但學習了那些城市的情況， 特別注意街道名稱、華僑住所和中國領使館所在地等等，以便應付查詢。我們這種做作，經 過一對招待我們的俄國年輕夫婦的考驗，認為合格，於是便踏上歸程。

   我們偽裝由柏林動身回國，路經莫斯科，因我的太太患病停留了幾天，現在病愈才又從莫斯科上車。一九三一年元旦後的幾天，我們坐著撬車到達車站，和普通旅客一樣，經過查 驗護照和換取車票等手續，搭上了東行國際列車的頭等臥箱。一個俄國乞丐在車站上用俄語 向我們討乞，我們對他搖搖頭，表示完全不懂俄文，隻給了他幾個“哥別克”了事。我猜想這乞丐是奉命來試探我們，是否會在無意中露出形跡。

   國際列車的頭二等臥箱內，多是外國旅客，以日本外交官員為最多。曾有一個日本旅客 對我們這一對從莫斯科上車的夫婦，頗感興趣，想從攀談中獲取一些甚麽消息，但他沒有如 願以償。此外，臥車中另一位中國旅客，象北洋的官僚，似乎姓王—我已記不很清楚了。我 主動的找他攀談，我們時常在一道。他似是奉著“關外王”張學良的使命，到歐洲去有所活 動之後歸來的，所以他不願吐露他曾旅行過的地點和目的。他大概以為我是南京政府的新貴， 對我的旅行目的，也不多所探問。這樣，我與王某的接觸，對我們夫婦旅行的目的，多少有 些掩護作用。

   車行到中俄邊境，停在一個俄國車站上聽候檢查。一個我所認識的高高個子姓金的高麗 人，是檢查員之一，他悄悄的向我說：你沿途發現過甚麽可疑人物嗎？如果對你們安全有威脅，我可以用扣留你們的名義，將你們接下車去。我告以毫無問題，用不著在這裏下車。 我們的列車經過檢查以後，便開到中國境內滿洲裏車站。 我們夫婦和王某一同在滿洲裏車站下車，轉車赴哈爾濱。

   不少日本人分布在車站各個通 路上，那些熟讀人麵照片的日本暗探，穿戴著厚厚的皮衣皮帽，連麵孔都遮蓋著，瞪著眼睛， 注視著我們這些旅客，這似乎也引起了王某的反感，他向我說：這裏各車站都布滿了日本的暗探。 我則別有感觸，不覺向王某衝口而出的說：總算回到自己的國土了！王某並沒懂得我這話的真正涵意，卻接著表示：這是我們的國土呀，南京國民政府老是將東三省當作特別區； 其實，這和別個省區相較，不都是一樣的嗎？他繼續說了許多不讚成東三省特殊化和希望南 京與奉天消除成見的話。他也露出了他的要人身份，當地軍警當局都來伺候他，為他奔走。 我這個同行者，也得著他的庇蔭，避免了軍警的盤問。我想起國內的政治矛盾，居然能為我 所利用，這不能不說是意外的事。 我們夫婦很順利的到達了哈爾濱。王某曾表示要盡地主之誼招待我們，我婉詞謝絕了。

   在哈爾濱下車的時候，王某在一些官吏迎接和軍警敬禮聲中，步出車站，我們也隨著他大搖 大擺的出來，避免了軍警的檢查和日本暗探的嚕蘇，坐上一輛的士，到了一家白俄旅社投宿。

   我們由哈爾濱經大連，搭上一艘日本輪船直赴上海。一切都出乎意外的順利。但船開航 後，一個日本偵探竟麻煩了我們約兩個鍾頭。不知怎樣，他似知道了不少我們的旅行經過， 尤其是對於我們在國際列車上坐頭等艙，而此時竟改坐統艙的事，表示奇怪。他故意向我說起 官艙內住了一些南京政府的官員，要我去看看他們。這些，都被我一一應付過去了。於是他 拿著我們的護照，詳細檢視，似對護照的真實性有些懷疑。最後，他跟我講：在大連和日本 船上，你們是安全的，放心好了，可是你們在上海上岸時，得特別留心！ 這個日本偵探的種種表示，除令我心神不安外，還觸發我不少的想像和感慨。

   那艘輪船 在平靜的海洋上航行，我置身其間，不敢到艙麵上散步，也不敢和我旁邊的太太談論甚麽， 悶處艙內，那裏說得上舒適愉快，但也不妨礙我發泄幻想的幽情。 首先我覺得在大連和日本船上不會有危險的那句話，大致不會是假的。我想起以往瞿秋 白周恩來等路經大連時，都曾被日本偵探指出他們的真姓名，但結果並未引起麻煩而獲釋放 了。我設想那偵探很可能也知道我的真姓名，隻是在船艙中，眾目睽睽，不便多說罷了。日 本侵略者的作法，一向是樂於看見中國各派互相殘殺。在他們看來，該殺的中共和那不肯就 範的蔣介石，彼此廝殺得更為熱鬧點，該是多有趣呀。如果中共能和李闖王一樣打到對方的 首都，國民黨內也爆出一個吳三桂，使“滿清”得以因利乘便的入關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 那該多麽好。不管時移勢易，也許野心家們覺得滿清可以這樣做，日本皇軍當然可以做得更 勝一籌。可歎那些勇於內爭的中國人，對於外侮之來，覺察得未免過於遲鈍。

   日本人不僅在南滿線上，而且在中東線上大小車站滿布暗探，究竟是何居心？我在思考、 再思考。他們在這國際通道上的露骨活動，兩年半前還不敢公開，現在為何明目張膽，不再 掩飾日本攫取東北的野心？果然，九個月後，東北的河山突然變色了。我躺在統艙內的鋪位 上想起布哈林果有先見之明。我旅居莫斯科時，加拉罕和鮑羅庭都向我談論過日本侵占滿蒙 滅亡中國的野心。我又連想到從斯大林到米夫，似都沒有重視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我猜測他 們不會毫無所知，如果不是有意做作，便是不敢觸怒日本，或者另有打算，讓遠東的火山爆 發後再看風駛舵。

   “在上海上岸時，得特別留心！”這句話老在腦海中打轉轉。我那時才確切的認識到，在 莫斯科住了兩年半，對中國近況竟然隔絕得這麽厲害，簡直成了半聾半瞎，一切都有點惘惘 然。我有點後悔為甚麽要直奔上海，為何不在哈爾濱多住幾天，看看風色，再定行止，繞道 往上海，是有多種方法的。在上海上岸時會遇到甚麽風險？總想不出頭緒來，隻有返回現實 來設想。我確認南京的斷頭台是在等候著我，脫離了莫斯科的樊籠，步入危機四伏的“自由 天地”，萬一有一著之差，就是性命交關的事。我得聚精會神的觀察四周的一切，要辨別是否 有人識破我們的行蹤，要留心旅客們對上海的談論，以期增加了解，並注意偽裝以掩人耳目。 我必須竭盡心力，作死裏逃生的設想。 真是運氣，我們夫婦於一月二十日左右，安然到達上海，住在東方旅館。

   幾天以前何孟雄等十七個重要老幹部就是在那間旅館內開會被捕的，而我們又適於此時住進那裏，真是無 巧不成書。幸好我的太太在我們住進這間旅館以後的一個鍾頭，就在馬路上遇著了沈澤民， 使我們很快的與中共中央聯絡上，並獲知了何孟雄等被捕的不幸消息。我們立即離開旅館， 搬到中央組織部暫住。在那裏我會見了新任中央組織部長的趙雲（即康生）和秘書陳鐵錚（現 名孔原）等人。 那些同誌見著我，便向我敘述何孟雄等的被捕經過。

   何孟雄任過上海區委書記，他與擔 任重要宣傳工作的林育南及任少共中央常委的李求實等十七個重要幹部，因反對米夫派陳紹 禹等，假東方旅館一個房間秘密集會，竟全體被捕，這件事震動一時。他們向我敘述的最初 談話中，沈澤民默默寡言，也不敢直說何孟雄等是右派和反黨；康生、陳鐵錚等都為這些同 誌的不幸而悲傷，也深恐牽連中共所有機構和同誌的安全。尤其令他們擔心的，是一般同誌 的不滿情緒和有些同誌竟樹起了反中央的旗幟。主持全國總工會的羅章龍，主持海員工會的 陳鬱和上海區委委員徐錫根、餘飛、王克全等，都不滿四中全會的決議，反對米夫派的行為， 已有一些分裂性的活動。這在顯示，受盡折磨的中共似乎已頻於滅亡的邊緣。 我一到上海就遇著這次重大變故，不禁叫苦連天。我悔恨來遲了。假如我能早到兩個星 期，那些不幸事件也許可以避免。何孟雄等都是我的老戰友，而且是公開支持我的，如果我 在四中全會上能夠表達他們的意見，抑製一下米夫、王明等的胡鬧，他們何至冒險，另行 秘密集會？現在事已至此，隻有趕快了解情況，速謀補救。

   當天我又會見了周恩來，他熟悉全盤情況，態度也頗持平。他對何孟雄等的被捕極為難 過，他認為如果我能早到，和他們事先談談，可能一切迎刃而解。他指出四中全會的政治決 議（四中全會決議案全文見：南昌行營編的《赤匪反動文件匯編》第二冊第四二四頁至第四三四頁）是不錯的，即何孟雄等對之亦無異議；他自己也在會上承認了對立三路線采取調和態度 的錯誤，他這一自白為會眾所滿意，因而繼續擔任中央工作。他說明何孟雄等所不滿意的， 是王明等留俄學生毫無曆練，就逕行擔任中央領導工作，因而反對四中全會關於中央人選 的決定。現在羅章龍等同誌對於何孟雄等的被捕，發生極大誤會，竟認為是由於王明的告 密而遭暗害。周恩來說話素來是四平八穩的，隻說明事態的要點，不輕易表示自己的意見。

   他那次也是這樣，對何孟雄、羅章龍、米夫、王明等人都不加褒貶，對此嚴重局勢，也保 持平靜。但他也忍不住要求我向各方解釋誤會。 周恩來還告訴我，四中全會後，米夫偕王明即趕回莫斯科去了，現在代理米夫職務的 是一位波蘭同誌。他要安排一個時間，約我和那位波蘭同誌會麵。周恩來並未向我說明米夫 和王明為甚麽匆匆的趕回莫斯科去，我猜想他們是將四中全會的結果，盡先去獲致克裏姆 林宮主人的認可。也許米夫這個小官僚所最注意的，是他自己在莫斯科的地位，而不是真想 對中國革命有所貢獻。他在共產國際內，居中國革命指導者的地位，這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在中共中央內，他的親信門徒已占據要津，在他身邊又有王明以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 的資格與他互相唱和。從此他大可為所欲為，青雲直上了。

   第二天晚上，我和周恩來同去看那位波蘭同誌—這個人我就隻見過一次，名字也已忘記 了。他說明他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後，便開始板著麵孔向我說：你是何孟雄那些反黨分子所擁 護的人，你是否擁護四中全會的決議，請明白表示。假若你不讚成，共產國際準備將你攆出 中央政治局。周恩來在旁聽著，似也覺得有點不象話，因此搶著說了幾句為我解釋的話。我 抑製住我的憤怒，故意麵對著周恩來說：我回國是準備和同誌們一道奮鬥的，並不是來鬧糾 紛的，共產國際也表示過對我信任。 那個冒失的波蘭青年不看風色，又喋喋不休的說了一些反右派的話，他竟主張用暗殺手 段對付羅章龍。他對何孟雄等的被捕，不特毫無同情，反說那些反黨分子是自投羅網。他認 為羅章龍是何孟雄等的智囊，現在又發表反黨言論，因而要立即予以製裁，用極機密的手段 消滅這可惡的反對者。

   周恩來對此不置可否，但曾說到：現在黨內意見紛歧，需要分別疏通， 不可逼使反對者走到反黨方麵去，張國燾同誌回國了，我們正好在這方麵一致努力。那位波 蘭人聽了周恩來的話，無詞以對，我們的會談，至此也就不歡而散。 我對那波蘭人的印象十分惡劣，我歎惜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的代表，竟是一代不如一代。 我覺得他不過是米夫手下的小卒，隻知玩弄所謂兩條路線的鬥爭手腕，殘害反對者。他們將 莫斯科的鬥爭作風硬生生的移到中共地下組織裏來，這是會毀滅中共的。我想到共產國際對 我沒有誠意，我不相信那位波蘭人對我的態度是自作主張的表現；大概共產國際在玩弄兩麵 手法：當麵對我表示信任送我歸國，然後又給他的代表以另一種秘密指示。也許立三路線沒 有糾正以前，它有求於我，四中全會後，便又覺得不再需要我了。而它那個蠢才代表，不過 對那個秘密指示冒失的向我背誦出來罷了。

   這件事刺痛了我的心，使我整夜不能入睡。我討厭共產國際，歎息它變質到了無可救藥 的地步。從那個波蘭人的那種殺氣騰騰的言詞和氣派看來，那是甚麽事都做得出來的。同誌 們指責和懷疑米夫和王明等暗害了何孟雄等十七位老幹部的話，似也不是任意捏造。米夫 不等我回國，就召開中共第四次全會，用獨裁手段將王明等安置到中共中央及其各級機構 去，粗暴打擊何孟雄等。他們做了這些見不得人的事，又在我回國到上海的前夕，急忙溜之 大吉。這一切的表現，是何等的醜惡。

   我詳加分析，便覺米夫等這些罪行的發生決非偶然，而是獨裁專政的必然後果。共產專政製度產生了玩弄權力的斯大林暴君，理想和道義早被淹沒了，正人君子大多無法立足，高 高在上的暴君需要一群鷹犬，來現實他的獨裁權力，自然有一群逢迎權勢的群小，象米夫那 樣的小醜，任意胡作非為。那不信任我的共產國際和米夫這樣的對頭，他們決不會放過我這 個富有正義感的人，因而我的前途將會荊棘叢生。我覺得即使極度忍讓，也將難逃厄運。我 在莫斯科時，曾以書麵對共產國際表示過忠誠，我也曾決意謹守諾言。但現在共產國際，對 我這樣背信棄義，我如果反抗，也是義正詞嚴的。 我素來將中共和共產國際分別看待，我對中共有難以形容的感情。好像中共是我親生的 兒子，我一直全心全意愛護它。最初我覺得這小孩子發育得很好，後來經過數不清的變故， 我的期望減少了，有點覺得這孩子多災多難，不太長進。我和任何父親的心情一樣，孩子雖 不爭氣，但仍然是自己的兒子。

   我最痛恨斯大林對待自己的同誌采取殘暴的手段，我向來是 反其道而行之，對自己的戰友采取友愛和寬容的態度。因此，我一向不將王明與米夫等量 齊觀。我認為王明等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不過是在米夫錯誤領導之下，犯了不少的過失。 現在在中國極端白色恐怖之下，他們既然準備冒死奮鬥，將有逐漸改過的機會，我不應排斥 他們，宜大量寬容，不究既往。 我當時采取的方針，就是在這種複雜的心情下取決的。我曾設想如果當時揭發米夫派的 罪惡，要求立即舉行中共五中全會，將王明這一群攆出中共中央，局麵將會難於收拾。如 果何孟雄等沒有被捕，或許我可以這樣做，現在沒有了他們，那就煞費考慮了。因此我的答 案是“投鼠必須忌器”！換句話說，就是決不能使中共陷入更大的混亂，甚至萬劫不複的境地。 我也曾反躬自問，我能脫離這些是非，置身事外嗎？我能消極下去，甚至脫離中共的戰線嗎？ 答案是：不可能！主要是不忍見中共就此完蛋。我的結論，是應當忍受犧牲，從事積極挽救 中共的工作。任何其他的設想，都是行不通的。

   當時要急救中共，就隻有根據四中全會已有 的決議，號召黨內團結，消除紛爭。我明知這樣做的一個副作用，將會穩定米夫派在中共中 央的地位，但當時也顧不了這些，隻有從危機中挽救了中共再說。

   中共六次代表大會後，向忠發一直擔任總書記。因為他無能，他幾乎被人忘記了。李立三任宣傳部長時，中共中央的事大多由他決定。現在李立三倒下去了，中共中央形成周恩來與王明合作的局麵；重要的事大多取決於周恩來。我這次會見向忠發時，覺得他仍是遇事 說不出一個要領，除表示擁護共產國際的路線以外，便沒有甚麽確切的主張。

   中共第六次大會所選舉出來的政治局，到那時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員資格，在四中全會被取消了；但我仍盡先去拜訪他，請教他對黨事的意見，他不願多談，隻 表示將從事寫作，意態消沉。李立三蔡和森則在莫斯科，他們的政治局委員資格也先後失掉 了。項英那時已到江西蘇區。剩下的隻有向忠發周恩來和我三人。

   四中全會將非中央委員的王明補選為政治局委員，這是最為人反對的事；他又隨米夫到莫斯科去了。四中全會也將 中央各機構改組：組織部長由老幹部康生擔任，宣傳部由留俄學生張聞天沈澤民負責，工運 由揚尚昆（留俄學生）代替項英，少共中央書記則由秦邦憲（留俄學生）接替任弼時（他已 去蘇區）。 在這種局麵之下，我遇事隻有和周恩來商談，而我和周恩來的一切商定，也具有決定性 的作用。

   我曾向周恩來說明我要號召黨內團結的意向。我不讚成將抱有不同意見或犯過錯誤 的同誌鬥爭掉，主張愛惜他們，說服他們，信任他們。隻有少數執迷不悟的，堅持反對四中 全會、破壞團結的同誌，才應受到製裁，但也不能采用超紀律的手段。中央自身也應有所調 整，不要使同誌們覺得有某些人在把持。周恩來讚成我的意見，並應允分別采取具體措施來 實現。

   我第一次參加的政治局會議，約在我到上海後的第五天，出席的人，除我們三個政治局委員以外，還有秦邦憲趙雲張聞天楊尚昆等。（這種並非由政治局委員以平等權利參加的會議， 是四中全會後的創例）。周恩來首先以便於秘密開會為理由，提議由向忠發張國燾周恩來等三 人組成常委會，為最高決策機關；其餘中央各部主管人，根據常會決定，進行工作，但必要 時得列席常會，討論有關其主管的事務。這個提議很順利的通過了，其作用是為了使那些新 進的領導人物退讓一步，以緩和黨內反米夫派的氣氛。

   我和周恩來分別向一般同誌進行說服工作。我與不少同誌個別談話。間或參加支部小組 會議。我向他們說明我的團結方針和努力的經過，對於他們有過的反對意見不予責備，但強 調現在同誌們除團結奮鬥外，別無出路。我這樣做，收到很好的效果。同誌間彼此不滿的情 緒減低了，相互間的信任逐漸恢複。例如當時反對四中全會決議的陳鬱，態度有所改變，就 是明顯的例子。但羅章龍則極力避免和我見麵，我想說服他的企圖終於失敗了。結果他仍是 被開除黨籍，使我不無揮淚斬馬謖之歎。

   周恩來進行團結工作，所遭遇的困難遠過於我。譬如黃警魂的事，就是一個例子。黃係 黃埔第一期學生，是周恩來的好友，一直在他所領導的軍事部擔任重要工作，因受不住黨內 鬥爭的打擊，企圖回到他的蔣校長那裏去工作。周恩來進行說服無效之後，竟把他當作叛徒 處決了。事後，周恩來向我歎惜的述及黃警魂這個叛徒，因反立三路線受到打擊，竟由悲觀 失望走上了叛徒的道路，這是很痛心的事。當時的激烈殘酷鬥爭，於此可見一班。

   黃警魂的事，使我大吃一驚。周恩來見我難過，又向我補充說，黃警魂有一親筆信，向 蔣校長表示要棄暗投明，立功贖罪，並曾當麵承認信是他寫的，經過再三勸說，仍倔強的堅 持原意。至此周恩來認為證據確鑿，時機緊迫，乃斷然處置，“先斬後奏”。但周恩來從未向 我敘述怎樣搜到黃警魂的信件和用甚麽方法處決他，這大概是周恩來所主持的特務工作的秘 密吧。我曾板起麵孔向周恩來說：中共紀律的最高製裁是開除黨籍，決不可像握有政權的蘇 共那樣動輒采取非常豐段。周恩來也曾向我解釋，以前沒有這樣做過，這還是第一次。隻用 以對付立即可能危害全黨的叛徒，決不宜用之於抱有不同意見的反黨分子。當時羅章龍那些 反黨分子，沒有受到超紀律的處置，也許就是這些話的結果。

   但這也僅收效一時，後來獨裁 的毒手，特務的伎倆，還是以勢不可當的氣勢發展下去。 中共四中全會後，中共暴露出種種危機，其中最突出的是王明等之上台和何孟雄等被 捕。此外還有許多重要的事是一般同誌所不知道的。像黃警魂的被殺和那波蘭人的態度，始 終隻有極少數的人知道，也從未向外透露過。現在讓我就許多同誌向我談到的，而我又大致 可以記憶的，概述一下，以了解當時中共內部的狀況。

   當時多數同誌的談論以何孟雄為中心。讀者或能記憶何孟雄是最初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 年團北京支部和中共北京支部的一員，雖然沒有同我經常一起共事，但自始就是我的親密戰 友。一九二七年何孟雄在李大釗等被害後，不能在北方立足，調到上海工作，曆任上海區委 委員等重要職位，曾一度擔任中共上海區委書記，與李立三常有爭論，因而成為老幹部派的 代言人。一般同誌提起何孟雄就會聯想到在莫斯科的張國燾、蔡和森，在江西蘇區的毛澤東、 項英，以及在北方的劉少奇等，有點老幹部的味兒。

如果談到反立三路線，往往會敘述何孟 雄是怎樣怎樣說過的。似乎在中共多數中堅幹部的心目中，何孟雄一度是中共正統派的代表。 一九二八年，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後，原係反對瞿秋白盲動主義的何孟雄，根據中共第 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指責李立三沒有遵照決議實行。一九二九年，蔡和森被攆出中共中央 的時候，何孟雄進而指責李立三違反了第六次大會的決議，其所作所為，實是瞿秋白盲動主 義的繼續。到了一九三〇年上半年，何孟雄更進而策劃推翻李立三的統治。他指責李立三使 中共蒙受重大的損害。在何孟雄看來，這些年國民黨內鬥不已，軍閥戰爭，愈演愈烈，實予 中共很多複興的機會。由於李立三的錯誤，中共不但沒有乘機獲得充分發展，而且不斷遭受許多挫折。

   何孟雄瞧不起李立三，不信任他的領導能力，說他隻是一個煽動家，根本不能做 舵手，如果再讓他胡鬧下去，中共就會完蛋了。 我所遇見的同誌，都沒有提到李立三之要求蘇聯出兵東北、外蒙，進攻京津，來配合奪取武漢的“天才計劃”那個共產國際極為憤怒的事，似乎沒有人知道。也很少人說到 應聯合富農抑或反對富農的問題，似乎這都是莫斯科的清談。何孟雄及一般同誌所知道的， 是李立三那些革命高潮之類的左傾空談。他們多根據日常體念和切身痛苦來批評李立三。他 們諷刺李立三這尊大炮隻會吹牛，一味言過其實，好大喜功，拔苗助長。他們舉出很多實際 的例子，例如應該在若幹大城市發動工人和知識分子，為這件事或那件事來反對國民黨之類， 但李立三若非不重視，便是隻憑主觀亂搞一通。

   比如，某一個工廠的工人，因為切身痛苦而 醞釀罷工，李立三硬要提出一些工人不能接受的過高要求，所得的結果，往往是嚇走了工人 群眾，不但罷工不成，而且使到有些中共黨員和工人活動分子因而被捕和被開除等等禍害。 在農村中也是一樣，不讓企圖再起的農民有準備力量的機會，老是命令他們作力不勝任的進 攻。總之，那些滿懷鬱抑的同誌們，常這樣慨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共在廣大工農 群眾和知識青年中，已培植了相當基礎，雖經清黨反共和白色恐怖的殘酷鎮壓，仍在各處埋 藏和保留著不少的根苗，經過瞿秋白、李立三的胡鬧，這些根苗也幾乎喪失殆盡了。

   李立三朝夕夢想憑蘇維埃和紅軍來打天下，雖也獲致可觀的發展，但一般同誌還是認為 他坐失良機，沒有達到更好的成績。我沒有聽見過同誌們根本反對蘇維埃路線的說法（當時 隻有托洛斯基派曾這樣說）。一般同誌大多認為蘇維埃路線是既成事實，或者說要反對國民黨， 那就非要豎起蘇維埃的旗幟不可。一般批評都集中指出李立三對此作法甚有偏差。同誌譏諷 李立三專愛發號施令，中毒之深，似是他生活中的鴉片煙癮一樣。他務虛名而不求實際，重 量而不重質。他坐在那間秘密的辦公室中，儼如統帥，頒發軍隊番號，簽署委任狀。譬如某 一地區有幾名遊擊隊，他便委派一名司令；某一地區如果有百人左右，他就頒發一個師或軍 的番號。因此他紙上的兵力，總在不斷增加，革命也就高漲起來。李立三於是左一個命令， 右一個命令，指揮今天進攻這裏，明天又進攻那裏；或者，憑他的主觀，指示甚麽應當做， 甚麽不應當做，聲斥這樣，褒獎那樣，忙個不停。至於如何進行土地革命，如何用各種方式 組織農民鬥爭，訓練各種人才，充實蘇維埃，協助解決各種困難，實際掌握紅軍，增強戰鬥 力量等等，李立三不是不去刻苦研究，便是不夠重視。

   李立三一向愛搞甚麽行動委員會，一九二二年，領導安源礦工罷工和一九二五年五卅運 動時，都曾這樣做過。一九三〇年六七月間，當他認定中國革命形勢已經成熟，須在全國範 圍內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時候，更命令所有中共各地組織、少共和工會等等都混合 起來，組織成行動委員會。

   所謂行動委員會，即是暴動指揮部，其組織人員，由李立三自上 而下指定，其所進行的工作，也是直接有關暴動行動的。李立三這種作法，遭受何孟雄等的 反對，也使共產國際大傷腦筋。他們都認為李立三根本違反了共產黨的組織原則，即是取銷 了中共，少共和工會的經常工作，如爭取群眾、宣傳、組織、教育、訓練等等日常工作。一 句話，沒有這些經常工作，即等於根本取銷了這些組織。 一般同誌更討厭李立三亂發命令，任意懲罰的作風，指斥他蹂躪了黨內民主。他們形容 從前瞿秋白懲罰同誌的時候，有點陰森森的，如今李立三卻有點耀武揚威的氣概。李立三攆 走蔡和森，開除陳獨秀，都做得有聲有色。雖然不少同誌因此消極了，或者走上托洛斯基的 道路，幸而還沒有傷害到中共的根基。一中共一般中堅幹部，多是與李立三同起同坐的老戰 友，應該是不能隨便攆走或任意開除的。李立三老是怒責他們右傾或是機會主義的殘餘。但 實際懲罰，除了調動職務、降級、警告、留黨察看等等外，也別無其他辦法了。不少同誌， 形容李立三粗枝大葉。他從前搞職工運動的時候，老是打衝鋒、放大炮，劉少奇總跟在後麵 替他收拾爛攤子。如今他坐上了中共中央領導的寶座，仍然一味唱黑頭，周恩來跟在他後麵埋頭苦幹。

   當時中共中央的實際情況，隻有周恩來知道，一切實權都在周恩來掌握中。他也 不完全了解各地中共組織的活動實況。同誌們的不滿情緒，他也不完全知道。甚至何孟雄等 醞釀反對他，他也不深知其原委。也有同誌這樣說過：幸好他粗枝大葉，不然更不得了。 許多同誌也埋怨周恩來，說他沒有盡力糾正李立三的錯誤，一味追隨李立三。有些同誌 指出，隻有周恩來能夠影響李立三，甚至可以左右他的動向。他也了解一些李立三的錯誤， 有時也會在不動聲色之中加以修正，但從不與李立三正麵衝突。他比較了解中共各級組織的 情況，也知道若幹同誌對李立三的不滿，他不是故作癡聾，就是不著邊際的解釋幾句。日子 久了，同誌們也就不指望他能夠改弦更張。有些同誌，說周恩來的性格圓滑，為了避免是非 上身，不敢負起他應負的責任。有人說周恩來和李立三是半斤八兩。自一九二四年，他從法 國歸來後，就進入黃埔搞軍隊工作，沒有參加過領導群眾的基層任務。不懂領導群眾的藝術， 隻知招兵買馬，因而他的思想與李立三極為接近，又怎能希望他糾正李立三那種軍事冒險的 作風。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在莫斯科大清黨以後，王明等即陸續返國，李立三對他們所采取 的壓抑手段，王明等也曾表示過反對。該年夏天米夫也來到中國，他奉共產國際的命令， 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指導中共，並糾正李立三的錯誤。這樣，米夫派就完全卷入了反立三 路線的鬥爭之中。王明等返國後，多派到上海區委屬下的各分支機構擔任較低級的工作，因而與原在上 海區委內工作的何孟雄多所接觸。在何孟雄與王明最初幾次談話中間，即發現彼此意見極 為接近。

   何孟雄強調必須本身力量充實和堅強起來，才能獲致勝利，王明說明共產國際主 張鞏固蘇維埃根據地，擴大和充實紅軍以及在廣大國民黨統治區域爭取群眾的政策，並指斥 李立三對於此一政策諸多違反。他們這樣彼此唱和，一個了解實況，一個引經據典，登時成 了誌同道合的戰友。

   在米夫來到上海之後，王明以充當翻譯之故，建立了彼此經常接觸的 關係。在事態發展中，王明因能居間勾通米夫與何孟雄的關係，他曾向何吹噓米夫，也向 米夫說明何的主張和他在中共的潛勢力。 關於對米夫王明等的態度，一般老幹部發生了不同的意見。大體說來，何孟雄認為米 夫主持中大，亟謀訓練一批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成為中共的領導骨幹，似乎未可厚非。何也 覺得米夫除反瞿秋白外，沒有過分排斥張國燾等的言論，大致是可信的。何認為王明等確 是懂得馬列主張，再經過一番鍛煉，將可大用，因為老幹部應以寬大胸懷，獎勵後進，不可 因小故而有歧視之意。何認為推翻李立三的統治是首要任務，並應提攜王明等人，再經過王明來打通共產國際駐上海代表米夫等人的關係；如此共策進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羅章龍當時極力反對何孟雄的看法和作法。羅曾赴莫斯科參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親 自領教過米夫的手法，因向何孟雄指出，米夫趨炎附勢，那裏有甚麽領導中國革命的抱負， 不過在反拉狄克鬥爭中，在維持他本人在中大的統治的掙紮中，儼然是一個馬列主義的口頭 革命家，在那裏獵取權勢的朋黨而已。現在他又因利乘便，利用此朋黨來控製中共。

   王明等走入了米夫的邪門，如瘋狗一樣，逢人便咬，那裏能幹得出好事來。在羅章龍看來，決不 可聯絡米夫派去反立三路線，寧可讓李立三統治中若中央十年八載，也不可讓米夫派在中共 當權。 米夫和王明等的名譽是太不好了。中共內部沒有人為他們說好話；從莫斯科回來的同 誌，則根據中大鬥爭的經過指責他們。但因為大多數人不能忍受李立三的胡鬧，對王明等 便存有原諒與容忍的忠厚心理，因而很多就與何孟雄采取同一步調。就因為這件事，羅章龍 日益消極，終於一步一步脫離中共，在沉痛心情之下，不願和我見麵再談論此事。就因為這 些事情，何孟雄所領導的反李立三運動也顯得有些不夠堅強。

   一九三〇年九月間，中共三中全會未能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來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這次全會除表麵接受共產國際政治指 示外，李立三瞿秋白等仍控製中共中央，當權如故，反指斥何孟雄王明為右傾反黨分子。 這就使共產國際覺得立三路線的頑強，須采取進一步幹涉中共的手段，一麵調李立三到莫斯 科去，一麵策劃舉行另一次四中全會，改組中共中央。

   王明等初時對何孟雄極力表示友好，遇事推崇老幹部，因而他們合作日趨密切，彼此 討論到代替李立三的人選問題。何孟雄似不止一次透過王明轉告米夫要求我回國之意。到 了三中全會後，何孟雄曾具體提出李立三瞿秋白都須退出中共中央，由我和蔡和森回國繼續 負領導中央之職責，周恩來隻有在改正錯誤後，才可繼續擔任政治局委員。何孟雄曾向王明表明，他們自身領導反立三路線，應避免爭權之嫌，何況又不是中央委員，按理不能成為 政治局委員，因而應在原來中委中選出二人來繼任李、瞿的遺缺。

   接著何孟雄又以三十幾個 老幹部的名義，要求共產國際派我和蔡和森回國，這就是柏金斯基找蔡和森和我談話並派我 回國之由來。 也許就因為何孟雄對我的擁戴，為米夫所最不願聞，因而使出了陰險的絕招。米夫聯絡 好了周恩來，在四中全會上讓周恩來認錯得到會眾的寬容後，通過政治決議，周恩來即以征 得共產國際同意的名義，提出補選王明為政治局委員，以及張聞天秦邦憲等出任中央要職 的議案。何孟雄當即起而反對。接著王明突然改變態度，指斥何孟雄等為右派，表示在克 服了左傾的立三路線之後，應立即轉過頭來反對主要危險的右派；又說何孟雄剛才反對共產 國際的表示，簡直是公然反黨。 經過一番爭吵，四中全會也就一哄而散，未經表決，王明等就這樣打進了中共中央。

   如果不是國民黨幫了米夫王明等的大忙，消滅了何孟雄這一批人，王明的江山又那裏能 坐得穩。事情如此這般的過去了，隻留下一些中共老同誌在那裏歎惜傷感。他們是否會不約 而同的想到，專政是玩弄不得的，決不會局限於無產階級專政政權對付階級敵人的必要方麵， 必然會用來在共產黨內爭奪權力，必然會發生米夫王明等在中共四中全會上表演奪帥印的 那樣一幕。 雖然我沒有足夠的時間和機會去了解從立三路線到王明路線的種種經曆，但上麵所說及 的演變輪廓卻是相當清楚的。

   一般同誌都知道我在莫斯科曾吃盡米夫派的苦頭，現在苦心孤 詣講團結，自易收一時之效。我當時所講的話，指出這些年來我們的損失大極了，現在還剩 下一點點，不要在我們的手中斷送光了；失去了何孟雄等，已是無法挽救，謹防再因內部糾 紛招致更多損害；現在隻有忘記某些慘痛的過去，減少互相猜疑，讓我們團結奮鬥吧。當時 由於我的這些感動人的話，掩蓋了米夫王明等一切罪行。但他們所種下的惡果，幾年之後， 仍然使他們垮了下來，後來毛澤東在延安的整風就是針對他們而發的。

   如果我們再想一下現 在中蘇關係惡化的曆史根源，米夫派的“德政”不會不活生生的遺留在中共首腦們的心目中。 中共內部的危機不僅限於上海，顯已普及到每一角落，其中尤以中共北方各省組織的反 中央傾向最為可慮。以中共北京區委為中心的中共北方各省組織，自一九二七年四月李大釗 等被殺害後，又接連遭受過若幹次摧殘，中共中央似也沒有大力援助過它們，後來李立三老 是指斥北方區委右傾，引起多次爭吵，因此弄得彼此關係惡劣。我把上海方麵的黨內緊張空 氣扭轉以後，即建議到北方去一趟，舉行一次北方區委緊急會議，從事挽救。我此行在當時 是十分冒險的，但也沒有別人可以代替。

   我的建議，經中央同意並作了一些必要的安排以後， 二月中旬，我就循海道直航天津。 我到達天津後，立即去找設在日租界的中共秘密交通站，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聯絡地點。 我在交通站內，會見了一對我所不認識的青年夫婦，從他們口裏我知道這地點極不安全，他 們正準備遷移。他們埋怨中共沒有為他們的安全著想，一切都是因陋就簡。他們知道了我是住在法租界一家旅社裏，來時又直接經過日租界的大馬路，他們很為我的安全耽心，因為在 那條大馬路的路口上，有一個叛徒張開運（張開運是留俄的華僑，加入俄共後轉為中共黨員，曾為沙發諾夫所賞識，和我相識，他在北方工作了 一個時期，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他成為北方著名的反共行動分子）經常守在那裏，專門獵取中共人員。 我知道了這對青年夫婦的不安心理，曾多方予以鼓勵。他們告訴我應邀前來與我會晤的 同誌們，多數可於當天由北京等地趕來，至於會議的地點，除這裏外，他們以為並沒有更適 當的地方，因而我決定明天一早，就在這個交通站舉行會議，並要他們假裝過生日，讓到會 人們充當祝壽的親友，以掩耳目，他們也告訴我下次來時，如何繞道避免經過日租界大馬路。

   第二天一早，我首先到達這個開會地點，應邀來的同誌接著陸續來了。參加會議的連我 在內共有九人，聚在樓上的臥室內，圍著一張方桌，桌上還擺有麻將牌九等賭具，以備必要 時作為掩飾。那對充當主人的青年夫婦，則在樓下應付。 擔任會議主席的是北方區委書記陳原道，他在一九二七年，任過中共河南區委的組織部 長，曾在莫斯科中大就讀，也是反米夫派的重要分子，於一九二九年初歸國，參加北區工作， 後來升到區委書記。其餘到會的多是從北京來的，太原開封各有一人參加，濟南西安等地的 同誌則未趕到（到會者的名字，我已記不清了，也許現在北京任要職的人中，有參加過這次 會議的）。 會議開始後，到會者都覺得為了安全起見，應節省時間，盡早結束。我則認為這次會議 舉行不易，應盡量發言，不受時間限製；我建議到會者，脫掉皮鞋，以免走路聲傳到隔壁去； 不要吸煙，以免煙霧從窗口冒出；低聲講話，不要引起鄰人的注意；我還鼓勵他們自由發言， 不要有任何顧忌，以便將長時間積下來的問題，一一澄清。我的這些建議，使與會者精神為 之一快。到會者的發言非常動人，他們所追述的事，有些為我聞所未聞。有人追述到北方各 地組織，自李大釗先生被害以後，遭受敵人的種種摧殘，為之淒然淚下。有的指出八七會議 後的中央，對北方組織頗有歧視，仿佛這是機會主義影響較深的地區，不禁憤慨歎惜。有的 以黨內紛爭和同誌們不滿情緒為慮，並舉一九二八年少共北京市委書記張金彪（即張慕陶）， 利用托派口號，帶走四十多個團員，另行組織一個少共中央，形成分裂的局麵為例。他們紛 紛批評李立三在六次代表會議以後，不顧北京實況，亂發命令，如某一同誌新到國民黨軍隊 中任下級軍官，李立三即命令他發動兵變，這無異是白白送死；同時他又命令北方組織，配 合南方各處的暴動計劃，要求他們做些破壞交通等工作，這種任務不僅毫無意義，而且耽誤 了北方組織本身爭取群眾的獨立任務。北方區委為此曾多次表示過異議，但被中央斥為機會 主義。 北京區委執行李立三命令的結果，是組織被破壞，同誌被逮捕，而李立三卻又無法善後。 北方區委得不到中央的支援，即有所請求，也十九是碰釘子。李立三這種鞭策同誌的作風， 引起了同誌們的離心傾向。同誌們有的消極了，有的抗不遵令，甚至會議都很少人出席，紀 律也廢弛了。

   “黨既不愛護黨員，黨員為何要服從黨。”這句話是北方同誌那時常說的。他們 這次要求我設法改善中央這種作風，並賦予北方區委以實現本身任務的較多權力。 他們對於四中全會是否克服了立三路線，頗有懷疑；對於王明等的當權，深感危懼。 曾有人詢及四中全會後，是不是中央完全為米夫派所控製？周恩來是不是成了米夫派的傀 儡？何孟雄等的被捕是不是米夫派的告密？也有人間我：“你這次回國，有何善策挽救黨的危 機？” 當時，我十分難過，熱淚也不禁奪眶而出。我極力安慰他們，並說明我的看法。我要求 大家忘記過去，一致團結，從新做起。我的這些話得到陳原道的熱烈響應，他表示相信我能 挽救北方組織的危機，要求到會者提出各項具體的建議。 經過幾個鍾頭討論，我把種種意見歸納起來並作出結論，大要是：一、以前中央各種錯 誤指示概行無效，同誌們因不滿這些指示而受到的譴責和處罰，除張慕陶那一班人外，一律 取消。二、此後工作應遵照六次代表大會、四中全會和這次北方區委緊急會議的決議進行。 三、北方區委及其屬下各級組織，應注重聯絡暗藏在各工廠各鐵路各學校以及農村中和軍隊 中的同誌和同情分子，致力於秘密組織工作，扭轉消極氣氛，利用反對帝國主義的熱情和群 眾的切身利益的要求，展開活動，爭取群眾；並注重領導陝西及其他各地遊擊戰爭的發展。 四、北方工作具體進行步驟應根據北方實情決定，中央應尊重北方區委意見；北方區委也要 尊重所屬各級組織的意見。五、分配同誌工作的時候，應尊重同誌的自願，顧及他們的安全。 在環境允許的條件下，擴大黨內的民主。六、如同誌不幸被捕，應極力援救，對被捕者的家 屬，也要有適當的援助。

   參加會議的同誌對於這些結論十分滿意；有的覺得是重見天日，有的表示各地組織將因 此恢複元氣，有的說這是“熱”和“愛”代替“鞭”和“劍”。我也說明北方組織如果能做好 這些初步基本工作，不難實現在北方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任務。 我們的會議到夜晚才結束，到會者所提出個別的具體問題，都一一獲得適當的解決，分 別離去。我和陳原道最後才離開那裏。臨行他向我表示今天一切都圓滿解決了。他要我盡早 返滬，他將根據今天的結論分別作成書麵決議，呈報中央並通告各地組織。晚十時左右，我 們才握手告別。我此後沒有再見過他，也不知道他是何時喪失了生命的。

   翌日，我仍循海道返回上海，向中央作了此行的交代。不幾天，北方區委關於這次會議 的正式報告，也送達到了中央，表示擁護中央的領導，遵照這次的決議行事。北方區委這樣 的表示，是這一兩年所沒有過的事，因此，中央同誌都為之欣慰；同時，這件事在其他各地 同誌間，也引起了良好的影響。這樣，黨內洋溢著和諧的氣氛。 我在上海天津這些活動，感動了向忠發。他向我說：我從前罵過你是機會主義者，現在 才知道你對黨有這麽大的貢獻，因而我相信你真實的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他這是由 衷之言，但我覺得我的這些工作，依理說來於黨固屬有利，可不一定是共產國際的路線。事 實上，我的這些努力，也許對於劉少奇以後的白區地下工作的成就，不無助力；但在我離開 中共後，經過那些留俄學生的教條主義的殘害，這點助力，也就大大減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