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56 斯大林衣缽

 

第三章 斯大林與立三路線

 

   斯大林獨裁權力日漸膨脹的結果，讓共產國際完全成了其禦用機構，這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時及其後尤為顯明。共產國際初期的理想主義是褪色了，它為蘇俄的需要所左右，它對中共的領導，更是隨著莫斯科的政治氣候而搖擺不定。

   我前麵所說過的羅明那滋與魯易門，在中國的蠻幹行為，和米夫頑強的控製中大和中共的手段，都不是個別的偶然例子，而是斯大林主義的構成部分；甚至後來的立三路線雖為斯大林所反對，但事實上也是由 斯大林的蠻幹作風所誘發起來的。

   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在莫斯科的工會大廈揭幕；主要議程是：（一）世界狀況與共產國際的任務；（二）殖民地問題；（三）共產國際的黨綱等。大會的公開主持人是被斥為右派的布哈林，他擔任第一項議程的報告，並提出一個共產國際的黨綱草案，東方部長枯西寧則為殖民地問題的報告人。斯大林從未出席這大會，但卻在幕後操縱一切。 我是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中共代表團之一。

   在中共第六次大會閉幕後，我搬到莫斯科市內一個代表招待所居住。中大等校的中國學生川流不息的來訪問我們這些代表，彼此異地相逢，特別親切，其中有些還是我的患難之交。我的住房裏擠住了八個人，談話雖不方便，但他們仍設法告訴我一些莫斯科的真實情況。 曾有朋友說，現在的莫斯科已今非昔比了，斯大林支配一切，任何人發言如果與他的話稍有抵觸就是異端。也有人說現在共產國際主要是反右傾，布哈林被視為右派，已經失勢了。 外間傳說我是布哈林所支持過的，因而也是布哈林的右派。甚至有朋友要求我在這次大會中， 不要表示任何意見，以免惹是生非。 這些留俄學生認為托洛斯基色彩萬萬不能沾染。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的十 周年紀念日，托派曾在莫斯科散發反俄共中央領導的傳單，曾被俄共中央判定為反革命的行 為。從此，托派再也不是黨內的一個派係，而是反革命的集團。托洛斯基本人被放逐到西伯 利亞去了，因托派嫌疑被捕的人為數甚多。他們曾以中國問題來攻擊俄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領 導的錯誤，如果現在有人再認為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與共產國際的領導有關，那就 難免有托派的嫌疑。

   另一位熟悉德共情況的中國同誌向我說到共產國際在歐洲的活動是失敗了，德共所受共 產國際之蹂躪情況，不下於中共所受到的。德共由李布克拉西組織起來的“斯巴達團”那些 老黨員，都受到排斥，現在德共書記泰爾曼，領導能力不足，惟斯大林之命是聽；曾在中國主持廣州暴動的魯易門是他的唯一靈魂，也是人所共知的斯大林的打手。

   魯易門雖為德共老 同誌們所瞧不起，但在這次大會上，他要起重大作用。因此，我的這位朋友認為我是魯易門 的對頭，要我小心防備他的襲擊。 朋友們這些話，一引起了我的詫異。我懷疑人們在表麵上都擁護斯大林的領導，而暗中 卻有許多不滿，難道共產國際真的變質了嗎？這些竊竊私議之由來，是獨裁製度的結果，還 是私議者的偏見呢？當我在大會中體驗了幾天之後，我覺得他們的這些話，並非無的放矢， 而是現實的寫照。我的同誌們向我忠告，出自於不計利害的友誼情感，在我個人來說彌足珍 貴！

   我經常出席大會，耐心聽取經過翻譯的冗長的報告和發言。如果遇著有重要人物發表演 說，會場就擠得滿滿的，否則，出席的人，就寥寥無幾了。多數代表往往離開議席，在會場 周圍的寬大走廊或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踱來踱去，東一堆西一堆的，細語聊天，或者放言 高論；有時，我也間或廁身其間。

   大會情況的不健全，實是我所少見的，會場內外的氣氛迥然不同，除大會在正式舉行外， 參會場外尚有許多小會在進行。而那些小會，因為有斯大林的勢力作怪；比正式大會還重要 得多。大會內布哈林以俄共首席代表的身份發表動人的言論，受著會眾的歡呼，但會場外則 以羅明那滋和魯易門兩人為主角，他們一個是俄共代表，一個德共代，表，頂著斯大林的招 牌，作打擊布哈林的活動。 布哈林代表俄共一致的意見，向大會宣稱世界革命已進入了第三時期。

   所謂第三時期， 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曾有一個革命高潮時期，被稱為第一時期；由於西歐各國革命運動 的失敗和西歐各國經濟的複蘇，又有第二時期的說祛，這是以國際資本主義的統治獲得暫時 穩定為其特征的；現在這個穩定時期業經過去，開始了第三時期。換句話說，這是資本主義 總危機時期。這種國際形勢的估計，顯然是共產國際一切政策的出發點。

   其實所謂資本主義發生總危機，資本主義各國矛盾加深，階級鬥爭愈演愈烈和蘇聯在國 際間的地位更形重要等等說法，都不免言過其實。但這是斯大林腦海中的幻影，而且斯大林 由這些想像出發，拖著共產國際和俄共急劇的向左轉，這是以後幾年共產國際和俄共許多史 實可以證明的。當時布哈林似不完全同意這種誇張的說法，可是他為了尊重斯大林和俄共多 數的意見，也就這樣報告出來。

   平心而論，他不應該再受到挑剔，可是，他還是未能免於被 清算的命運。 所謂第三時期又被稱為革命與戰爭時期，斯大林所耽心的是以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的國 家，正準備對蘇戰爭，因而共產國際也就號召各國共產黨擁護蘇聯，反對對蘇進攻，並將進 攻蘇聯的戰爭，轉化為推翻資本主義統治的革命。

   布哈林除讚成對資本主義各國的進攻，嚴 加戒備外，也曾主張應當由蘇聯主動設法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斯大林卻不重視這種見解，認 為隻有進攻才能對抗進攻；他除了在蘇俄施展他的鐵腕以外，並在國際上加緊反對各國的社 會民主黨，稱之為“最危險的敵人”和“社會法西斯蒂”；在各國共產黨內，更瘋狂的反右傾。 這就抹殺了各國的實際情況，似隻有完全聽命於斯大林的人，才能算得是一個真實的共產主 意者。 布哈林雖從未公開表示過他與斯大林之間有什麽意見分歧，而且大體上還是遷就斯大林 的。但羅明那滋與魯易門對布哈林的攻擊，卻是有增無已，他們向代表們遊說，指摘布哈林 的某些話某些行動是右傾的，甚至赤裸裸的說，反右傾就要反布哈林。

   他們在代表中製造分 裂，莫須有的甄別哪一個是忠實的同誌，哪一個是布哈林派。他們強調斯大林的權力高於一切， 任何不尊重斯大林的都是罪惡。他們這些活動簡直是非法的和破壞性質的，也是遠離共產主 義的權力崇拜的表現。

   我知道羅明那滋和魯易門在中國一些胡作胡為的事實，因而對斯大林也有不滿之感。我 覺得這兩個寶貝居然是擁護斯大林的健將，足見斯大林手下也沒有什麽出色的人物，我討厭 斯大林的玩弄權力，為所欲為。我惋惜權力主義將毀滅一切，尤其是共產主義的理想，共產 主義者的道德，以及黨內民主的原則均遭受蹂躪。 然而，我明白我並無回天之力，而且我很易於受到攻擊，我隻有采取消極的防禦態度。

   在大會舉行的頭幾天，我曾用這種態度擋住了魯易門對我的挑釁。魯易門將我看作是中國的 布哈林，曾找我作過一次試探性的談話，他說了一些惋惜在中國沒有機會和我見麵的客氣話 之後，便問我是否願意與瞿秋白合作，共同去反右傾，我回答他，我對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 黨的情況，還不很清楚，暫時不能表示什麽意見，至於中共內部問題，已由中共六次大會解 決，既反機會主義又反盲動主義。我是擁護中共六次大會的決議的，如果有人反對這個決議， 那我可能給他一個反擊。不過我不挑戰，隻是應戰，魯易門明白了我的意思，也就沒有在大 會上發言攻擊我。

   羅明那滋和魯易門的活動是令人側目的，其他的代表們，包括其他的俄共代表在內，大 都持穩重態度，所有發言，多係就事論事，不去播弄是非。曾有一位我不認識的某國代表笑 著向我說：這兩個寶貝，是斯大林的打手，專門製造糾紛。也許是由於這兩個寶貝的活動太 離譜了，後來他們先後都為斯大林所唾棄。

   這次大會的決議是根據第三時期這個根本看法而製訂的，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所造成 的災害，不亞於瞿秋白盲動主義之在中國，這在德國問題上，尤為顯明。當時德共書記泰爾 曼曾出席中共代表團的會議，發表一篇冗長的演說，企圖說明共產國際和德共政治路線的正 確，他曾指出德國是資本主義統治矛盾的焦點，德國內部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劇烈衝突， 在國際關係上，又有戰勝國與戰敗國的多種矛盾；因而認為德國已經具備了無產階級革命的 條件，隻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障礙眷革命的發展，如果德共起來積極反社會民主黨和黨內對社 會民主黨的妥協傾向，德國革命將很快的獲得勝利。

   我曾向泰爾曼提出質問，表示他並未明白指出德共的勢力究竟已壯大到什麽程度，也瞬（極短時間）有證明如果德國社會民主黨政權被推翻，就等於德共的勝利。泰爾曼對於這些問題並沒有詳 細置答，卻以驚奇的眼光盯著我，也許他覺得我與布哈林的見解如出一轍。 其實，事先我並沒有與布哈林交換過有關德國問題的意見，我的這些疑問，隻是根據我 的直覺。可是後來事實證明，泰爾曼的看法是錯了，德共反社會法西斯蒂的政策，無異替希 特勒鋪平了統治德國的道路。希特勒上台以後，推行反共反蘇聯的政策，這些顯然是共產國 際六次大會政策失敗的明證。後來，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不得不改采人民陣 線反法西斯蒂的策略，也無異是斯大林的盲動主義的悼歌。

   瞿秋白不滿意布哈林對他的盲動主義的批評，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中企圖乘勢翻 案。中共問題原已在它的六次代表大會中獲得解決，並經以正式文件報告共產國際，布哈林 在共產國際這次大會的發言，曾說到各國共產黨在第三時期的新形勢，主要是反右傾，隻有 中共是個例外，它應繼續克服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瞿秋白曾起而反駁，認為中共盲動主義 並不嚴重，而且已經克服了，目前在中國白色恐怖之下，有些同誌不敢堅決與蔣介石統治作 鬥爭，是當前主要的右傾危險；因而在中國也同樣要著重於反右傾。

   不待說，羅明那滋和魯易門支持瞿秋白的見解，此外，不少斯大林的追隨者似也覺得在 反右傾的高潮中，居然有個例外，未免有些煞風景，甚至也有人覺得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在 布哈林指導之下所形成的決議，可能有右傾的私貨，因而共產國際雖批準了中共第六次代表 大會的決議，但仍決定將中國問題交由東方部重新予以檢討。

   大會閉幕以後，東方部經常舉行會議，討論中共問題，中共是共產國際在東方的一個主 要支部，自然受到重視，東方部和西歐局是共產國際兩個重要的組織，它們分別主持所屬各 支部的政策擬訂工作。然後再由共產國際主席團或秘書處核定。 當時的東方部自然也是在斯大林勢力控製之下。支持布哈林主張的人已經沒有了。任部 長的芬蘭人枯西寧是共產國際一位重要理論家，他曾擁護過布哈林的主張，當時正忙於洗刷 他所沾染上的色彩，遇事不敢作主。

   任枯西寧主要顧問的沙華洛夫，原是季洛作夫的親信， 曾任東方部長，他之所以再度成為東方部的紅人，似是斯大林認為在反布哈林的右傾中，這 個被處罰過的左傾反對派，還有利用的價值。還有一位顧問是匈牙利籍的理論家馬加爾，曾 著過《中國農民問題》一書，強調馬克思所說的亞洲共產方式的說法。與官方在這方麵的理 論，頗有出入。他們多不願卷入紛爭裏麵去。至於任東方部之下的中國部部長的米夫，則謹 守著斯大林的立場，不敢有所主張，我們曾目之為“官僚”。其實，在獨裁製度之下，個人雖 具天才，也是無由表現的。

   瞿秋白和我是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在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上，瞿秋白獲選為共產國 際主席團的委員，兼秘書處的秘書，我則被選為候補委員及候補秘書。我們都可以經常參加 東方部的會議。尤其是討論中國問題的時候，更非我們到場不可。 最初是瞿秋白向東方部提出了有關中共問題的意見書，主要內容是說中國革命的新高潮 即將到來，因此，中共應積極準備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的統治，中共要和共產國際的其他 支部一樣，著重於反右傾的主要危險。

   我覺得我應該維護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不要讓盲動主義再抬頭，因而也提出了 與瞿秋白針鋒相對的意見書，我說明中國革命的新高潮並無立即到來的跡象，更因中共所受 到的慘重損失，革命新高潮的到來，反被推遲了，應遵照中共六次大會的決議，積極爭取群 眾，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急躁情緒，決不可讓盲動主義複活。

   此外，中共駐農民國際的代表王若飛也寫了反對瞿秋白關於農民土地問題的意見書，他 除表示中共應繼續克服盲動主義的傾向外，進而指出那些盲動主義者在農民問題上，不了解 反對富農的重要，反而犯著主張聯絡富農的右傾錯誤。王若飛這種見解，顯然比我更進一步， 企圖將左傾和右傾的錯誤，一股腦兒集中在瞿秋白身上，曾使瞿秋白大傷腦筋。 我們為了這些不同的意見，反複辯難，相持不下。

   瞿秋白誣指我認為中國革命新高潮的 到來，遙遙無時，正是右傾的思想。我則平心靜氣的答以我是維護六次大會的決議，不要毫 無理由的任意更改；所謂中國革命新高潮即將到來的主張，究竟有何根據，似應首先予以證 明。 這個爭論在東方部每周一次的會議上，都曾不斷的討論，經過兩個月的時間，還是不能 作具體的解決。東方部的要人們都或多或少的表示並無充分理由來修改六次大會的決定，但 又不願直接否定瞿秋白的主張，當瞿秋白喋喋不休的發表反右傾的高論的時候，枯西寧曾譏 諷的說：“我看中國同誌似乎每人都同時有左右兩個傾向。”我當時即覺得這句話也許適用於 中國同誌。

   一般說來，東方部的要人們不願在左傾與右傾這個問題上糾纏，大多就南京政權 占有北京後的前途（南京政權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進占北京）、亞洲生產方式、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以及富農等問題，作理論的闡 明與研究。 在東方部最後一次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枯西寧曾宣稱：“斯大林本人是中國問題的最高 權威，而且他對共產國際目前應予中共中央以何種補充的指示的問題，也極有興趣。”接著他 提議組織一個中國問題三人委員會，包括斯大林本人，米夫和另一位斯大林身邊的中國問題 的秘書，草擬對中共中央的指示，並將東方部討論這個問題的全部記錄，統交這個三人委員會處理。

   枯西寧這種作法顯然是放棄了東方部的職責，推給斯大林去直接處理，也許是他另 有苦衷。從此，東方部的會議，也不經常舉行，對東方各支部的指導改采個別處理的方式， 這似是對討論中國問題引起了麻煩，而加以改變的。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初，中國問題三人委員會成立後約兩個星期，斯大林約我和瞿秋白去 會談，這也是我們第一次與斯大林直接商談中國問題。那天晚上九時，在他那間陳設很簡單 的辦公室裏，斯大林坐在大辦公桌的後麵，我們則與他隔著桌子對坐，他不斷的抽煙鬥。開 始時他問了一些有關我們在莫斯科的生活情形，對我們很親切，表現了他那老於世故的態度。

   接著斯大林問我們：像宋慶齡這樣的人，如果在中國大城市的街上，遇見一個共產黨員， 會不會叫警察逮捕他？原來宋慶齡在離開武漢後，來到莫斯科，正遇著中山大學在進行反國 民黨運動，她參加過幾次這個學校的學生大會。有些大學生的發言曾批評過孫中山先生的主 張和作法，為她所不滿，並曾公開表示抗議，因此，斯大林才提出這一問題。 我直率的回答：“我看不會的。”接著說明宋慶齡不僅是孫中山先生的夫人，而且確是熱 烈擁護孫中山先生主張的人，她對過去孫中山先生手訂的聯俄聯共政策，曾表示過信守不渝； 對南京那些軍閥政客，公開背叛孫先生的理想和主張，更是厭惡（宋慶齡那年赴莫斯科前曾在上海發表聲明書（一九二七年八月廿二日），同年九月六日在莫斯科又一 次發表聲明（兩聲明見宋慶齡著《為新中國奮鬥》第八頁至第十一頁及第十四頁至第十六頁—北京，人民出 版社一九五二年版）均曾說明這兩點）。雖然她在莫斯科曾有過 不滿我們的表示，但不會因此跑到反共的極端上去，退一步說，她也受著中國孔夫子道德觀 念的影響，不至於在街上捉拿共產黨員的。

   斯大林接著問：陳獨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錢和獲得其他的條件來辦一張報紙？他這個問 題，似是判定陳獨秀被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排出中共中央之後，可能會采取反共產國際的態 度。他所耽心的是陳獨秀有無能力另行辦報或另行組黨等等。 我告訴他：“陳獨秀辦不起一張有力量的報。”我根據我所知道的事實，告訴他陳獨秀在 中共六次大會以前，還希望與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改善關係，他之沒有來莫斯科出席大會， 也並非是表示決絕。不過，最近他的反應如何，我則不得而知。他從前確有能力辦一張像樣 的報，但他做了這麽些年的著名的中共領袖，其他的社會關係早已斷絕了，現在似乎沒有人 敢於支持他辦報。在我們看來，他也許不再追隨共產國際。但一般人看來，他仍是一個不折 不扣的著名共產黨員，因此，他之不能從事公開的政治活動，是很顯然的。至於他是否真有 另樹一幟的打算，也還是一個疑問。

   我和斯大林的談話，都由瞿秋白翻譯，他一直沒有表示 自己的意見，這時斯大林轉問瞿秋白，對這兩個問題，有沒有反對或補充的話，瞿秋白大致 表示讚成我的意見。斯大林的神情，似對我的意見頗為滿意，也許他認為這兩個問題對於中 共今後的決策有重大的關係，因為前者的答案，表示中共還有一些非共產主義的同盟者，後 者的答案，表示陳獨秀並不能在中國作反對共產國際的有力活動。斯大林之沒有否定布哈林 所說的，中共將來仍須與小資產階級平分政權的說法，和沒有指示中共加強反右傾，其原因 或許即在於此。

   瞿秋白把話題轉移過來，逸（安閑）向斯大林報告了一些東方部最近關於中國問題討論的大要， 並說明他個人的見解，請斯大林予以指示。誰知斯大林卻淡淡的回答說：我認為中共第六次 代表大會的決議已經夠了，現在我沒有什麽新的意見。斯大林這樣一句簡單的話，使瞿秋白 反右傾的調子，不能不大打折扣。 於是，斯大林轉而表示中共的布爾什維克化，應首先學習馬列主義，他眉飛色舞的敘述 他少年時的故事，瞿秋白在那裏聽得出神，顧不得翻譯給我聽。斯大林大體說到他少年時， 在窮鄉僻壤中，過著極艱難困苦的生活，直到三十二歲的那一年，才得到馬克思《資本論》 的第一冊，他如何在警探環伺的環境中，偷讀這本“聖經”。後來又如何千方百計找到《資本 論》的第二三兩冊，和一些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他花好幾年的工作，熟讀這些書籍， 才真正的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

   我們經過三小時的談話之後，我覺得斯大林倒是一位頗具風趣的現實主義者，並不如外 間想像的那樣猙獰可怕。可是，他的演繹邏輯是夠冷酷的，任何人對共產黨稍有不滿， 就會被認為反共，在街上見著就可能要抓人，即對多年共過患難的同誌，也不例外，像陳獨 秀這樣的老同誌、如有不滿，也被認為會走上反革命的道路。這是心理變態，也許是過於自 卑。

   幾天之後，斯大林的中國問題三人委員會，向共產國際提出了一個給中共中央的指示， 其內容說明中國革命正處在兩個高潮之間，不可過份估計新的高潮的迅速到來，因而要中共 中央繼續執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各點。東方部又依據這個指示信的要點，就中共蘇維 埃區的經濟問題，對待俘虜問題等，分別作了單獨的決議和指示。如經濟問題，反對當時蘇 維埃區域強迫訂定物價的辦法，主張隨市場價格的變動，予以適當的調節，對俘虜要采取優 待辦法，對土匪要采取盡量爭取的方針，這些，都是米夫和中共代表團的共同作品，對於後 來中共蘇維埃運動的發展，是很有幫助的。

   斯大林對中國問題雖仍能持較穩重的態度，但對俄國問題則一意孤行。他在一國建設社 會主義的理想之下，銳意發展重工業，不顧一切條件的限製，企圖在短期內使蘇俄由一個貧 窮而落後的國家，變成強大的工業農業國，他那時正由反托洛斯基主義和反布哈林右派的運 動中，形成個人獨裁的無上權威，他的粗暴的蠻幹作風，也風行於各國共產黨。

   就俄國問題上看來，斯大林較之托洛斯基，不僅他是俄共的正統，而且他的主張也是當 時所需要的，並得著較廣泛的支持。他的勝利是在反托派的鬥爭中奠定起來的，從此俄共中 央權力大為加強，斯大林也可以為所欲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托洛斯基、季洛維夫被開除 黨籍，托派秘密小組織被宣布為黨外的反革命的組織，一九二八年九月已被放逐到西伯利亞 的托洛斯基，又被驅逐出國，在反托派鬥爭的過程中，俄共內部就養成了壓迫反對者的狂熱， 這在反布哈林右派的時候，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了。

   在斯大林與布哈林的爭論中，真理並不一定在斯大林方麵，當時，布哈林等似從未獲得 機會公開表示他們的見解，即就俄共中央所發布的一鱗半爪的公告來看，也不能說明布哈林 真正有甚麽可指摘的錯誤。 據俄共中央宣布，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三個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因征購糧食問 題，於一九二八年春向俄共中央提出要挾性的辭職，被視為罪無可道的行為。

   一九二八年是 蘇俄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始，俄共中央因建設資金短絀（不足），糧食不足等因素，實施緊急征 購糧食辦法，其主要內容是以低價強征一般農民的糧食，並在鄉村中組織貧農委員會，實行 沒收富農糧食。這件事曾使農村騷動，一般人認為是軍事共產主義的複活。而斯大林認為這 是建設社會主義所不能不這樣做的，布哈林等三人則認為這會妨礙建設的進行，因而提出辭 職，作為抗議。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俄共內反布哈林右派的鬥爭日甚一日。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以後， 布哈林再沒有露麵了，他的著作也被禁止發行了。莫斯科遍傳反布哈林的聲浪，卻聽不見答 辯的聲音。俄共的傳統，反對派原是可以公開辯護的，甚至反對派可以向共產國際控告俄共 中央的多數派。可是到了此時，這種種權利完全被斯大林剝奪了。布哈林沒有任何回答的機 會。 一九二九年初我曾列席俄共中央擴大會議，充分領略了這種滋味。莫洛托夫代表俄共中 央發言，他用堅決的語氣，表示要毫不留情消滅右派。由反右派發展到消滅右派，自然是一 件可怕的事。布哈林、托姆斯基不知為了甚麽理由，沒有出席這次大會，隻有李可夫在大會 中發言，表示尊重斯大林的領導，毫無違抗之意，他和其他的同調者不過是想修正一些實行 中的偏差而已。雖然如此，布哈林等仍是受著嚴重的處罰，後來，竟因此喪失了生命。

   俄共中央所宣布的布哈林的右傾主張，有下列各要點：一、減低重工業發展的速度，增 加輕工業發展的比重；二、改善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減輕戰爭的威脅，三、蘇聯境內的 階級鬥爭，不應該日益加劇，而應該逐漸降低。

   斯大林恰恰相反，認為減低重工業發展的速度，會使受著戰爭威脅的蘇聯，束手待斃， 這是絕對不可以的事，他主張竭盡一切力量，加速重工業發展，要求全國人民紮緊褲帶，不 要幻想輕工業供應的提高。他不相信蘇聯與各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可以改善，甚至不願采取 一些措施，增進與它們間的貿易。他認為蘇境內的階級鬥爭確是日漸加劇，因而主張雷厲風 行的用政治手段來反富農，和在黨內進行慘酷的兩條戰線的鬥爭。 斯大林這種政策幾乎使蘇聯瀕臨滅亡的境地，他強迫實施農業集體化，由反富農的政策 進到消滅富農這個慘絕人寰的政策，使蘇聯的農業三十年來一蹶不振，他接二連三的實行大 清黨，不僅許多老黨員被殺，而且使蘇聯的國力大受損傷。如果不是希特勒自掘墳墓，四麵 樹敵，蘇聯在第二次大戰的命運，可能是很悲慘的。

   當時莫斯科的政治氣氛確是使人窒息，斯大林強調反右傾的兩條戰線的鬥爭，是慘酷而 毫不留情的鬥爭，不僅要打擊政敵，還要根本消滅反對者的生命，他又強調反對對左右傾的 調和態度，任何人言行不慎，都可能被指為調和派，他更進而反對所謂陽奉陰違的兩麵派， 和口是心非的暗害者，任何忠誠的黨員和奉公守法的人民，都可隨時被指為兩麵派或暗害者， 恐怖籠罩著整個蘇俄，斯大林所直接指揮的特務機構具有無限製的權力，這樣任何人講話都 得找著斯大林的言詞作根據，否則就有莫大的危險，所謂“偶語棄市”（偶語：二人相對私語；棄市：古刑罰，將犯人處死後將屍體暴露於街頭示眾。指在封建暴政下，人們相聚談話就會被殺害），又出現在二十 世紀的蘇俄！

   我在上麵說過的中山大學的鬥爭和清黨運動，就是在斯大林這種作風之下發生的。我曾 參觀過對工業黨要犯的審判，我覺得至少有些工程師們，是因工作上的過失，而被判為暗害 者。我也到過農村參觀集體農場，考察過反富農的鬥爭，反宗教的鬥爭等等的實況。我想起 我們在武漢時期有過的一些農運過火行動，那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六次大會後的共產國際，反右傾成為最主要的節目。在反右傾運動中，反對德共右派和 對右傾的調和派和美共中央多數派，算是較重要的事。此外，在一次共產國際的擴大會議中， 枯西寧表示因為他對俄國情況了解得不夠清楚，曾在一九二八年夏季，讚成過布哈林右派對 俄國問題的主張，深感後悔，並聲明此後無論對情況如何不了解，也絕對擁護俄共中央和斯 大林的正確主張，不敢有所懷疑。枯西寧這些話，也許是出之於不得已，但我當時覺得他這 樣甘願盲從，簡直是荒謬的，我也想到枯西寧這幾句話是意味著共產國際的獨立性早已不存 在了。

   李立三得著莫斯科反布哈林右派的鼓勵，也在中共內依樣畫葫蘆的幹起來，他開除蔡和 森中央政治局委員，並以請共產國際糾正蔡的右傾錯誤為理由，將蔡送到莫斯科。李立三向 共產國際的報告，指斥蔡和森老是維護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要求準備群眾力量，他 看不見高潮的到來，忽視了發動群眾、配合工農紅軍、奪取大城市的暴動，足見是明顯的犯 了右傾的錯誤。

   這件事確是反右傾的怪現象。共產國際的首腦們對之不免啼笑皆非，他們覺得李立三的 做法是過火，也許還覺得在中共中央應受處罰的，不該是蔡和森，而應該是李立三，但在反 右傾壓力之下，他們似又覺得不便為蔡和森主持公道，他們無言的接受了這個既成事實，這 就助長了李立三的盲動氣焰。

   一九二九年夏季，蔡和森來到莫斯科，他保持極度緘默，不願表示使何意見，也沒有向 共產國際作任何的申訴，僅要求在莫斯科學習一個時期。他也絕不向我和瞿秋白等談論中共的事，甚至不輕易與人來往，終日索居在住所中，借助於字典，埋頭讀書。我覺得我責 無旁貸應為蔡和森作不平之鳴，但他卻反對我這樣做，甚至聲言如果我這樣做，他將指斥我 無事生非。 從蔡和森的神情看，也許他覺得在目前洶湧的反右狂潮中，任何人被指為右傾，都會或 多或少的倒黴，那裏還有甚麽道理可講！任何申訴都於事無補。我明知這樣消極，不合道理， 但客觀環境，確是如此，隻得作罷。

   共產國際主席團和秘書處每次開會都發給我一些文件，通知我按時出席，我常借故請假， 就是前往出席，也從未發言，蔡和森事件發生之後，我更顯得意態消沉。這樣，我自然使人 認為是反右傾不夠積極，但我也不管了。 米夫的行政助手瓦爾格終於來質問我，為甚麽不常參加共產國際的會議，不發表一些反 右傾的言論？我告訴他，蔡和森的事我是應當發言的，但我終於保持了緘默，避免在反右傾 中來唱反調，其他的事有瞿秋白發言，也就夠了。我猜想他一定將我的話轉告他的上司；但 此後也沒有甚麽下文。

   當時，莫斯科的黨內鬥爭，對外國同誌還算寬大一點。共產國際首腦中，也有些人不願 任意給人扣上一頂右傾的帽子，我的處境似很微妙，我是人所共知的對共產國際有過不滿， 反右傾又不夠積極，但也有人覺得中共將來還是需要我的，而且我受過盲動主義的委屈，因 而不願對我多施壓力，就在這種微妙的關係之中，我避免了許多麻煩。

   瞿秋白當時的處境似乎比我還要苦惱，不僅米夫和他作對，而且反右傾的火也燃燒到他 的身上，他一直自認為奉行共產國際的意旨，可是是非總是跟著他，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盲 動主義，以至當前的右傾等等禍害，他都沾染上；這使他不無危俱之感。他似覺得中共黨內 的紛爭還不算嚴重，莫斯科的鬥爭才真正是毫不留情，因此，經過鮑羅庭的疏解，他和我意 見上的距離，逐漸縮短了。

   不用說，米夫的一舉一動是以克裏姆林宮主人的臉色為轉移的。他似乎覺得莫斯科正在 反右傾，中共就不能專反盲動主義，莫斯科在反富農，中共也就不應例外。他不理會象蔡和 森這類嚴重的事件，卻銳意去找中共領袖們的右傾毛病，他根據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的報告 中有聯絡富農的話，同時瞿秋白也有聯絡富農的主張，認為這就是他做反右傾文章的好材料。 瞿秋白和鮑羅庭不直米夫所為，他們兩人的出發點也許不一樣，但一致主張在中國不但 不能反對富農，甚至有時還要推行聯絡富農的政策，瞿秋白以為如果強調反富農，將使中國 蘇維埃運動的基礎縮小，可能招致失敗的危機。

   那時困居在莫斯科的鮑羅庭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本不願談現實政治，但為了中國的富農 問題，卻卷入了爭論的漩渦中。我是鮑羅庭那間大客廳中經常的座上客，我們在中國所建立 的友誼，使我們的談話不拘形跡；他談笑風生，娓娓敘述我國的民間故事，也常陪我下棋， 雖然他的弈技比我高明得多。

   鮑羅庭熟悉國際政治情況，對中國問題，仍保有武漢時期的觀點。他透露出他對中國建 立蘇維埃政權的政策並無信心，認為日本對中國的野心漫無止境，他設想斯大林終有一天會 回頭要中共與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重新結合起來，反對外國的侵略。因此，他覺得此時要中共 強調反富農是不了解中國問題的錯誤想法。 鮑羅庭表示了他反對米夫的見解之後，向我直率指出我和瞿秋白的合作極為重要。他不 讚成瞿秋白的左傾作風，並曾勸告瞿秋白改正過來，他相信瞿秋白不會再反對我。後來事實 證明瞿秋白確實改弦更張了。

   我和瞿秋白之間，雖沒有完全恢複初期水乳交融的友誼，但他確不再向我進攻了。 米夫曾召集一次中國問題的會議，請鮑羅庭就中國富農問題發表演說，在我看來，鮑羅 庭那次演說不算精彩。他站在擴大中國革命基礎的立場上，主張聯絡富農。他的措詞吞吞吐 吐，似不便露骨表示不讚成中共現行的蘇維埃政策，這樣一來、就顯得難於自圓其說了。 米夫就利用這個機會施展他的手腕，他一麵批評鮑羅庭的主張，認為是矛盾多端的落伍 論調；一麵偷梁換棟的將中國富農解釋為半封建性的階層，把反富農的範圍縮小，認為雇用一兩個佃農的富裕農民隻能算作富裕的中農，不應予以反對。並認為富農多半是除了自己雇 用勞力耕作外，還出租土地給人耕種，這樣就混淆了地主與富農的界限。 一九二九年六月間，共產國際東方部討論中國富農問題時，米夫顯然居於優勢。

   蘇俄正 在加緊對富農進攻，因而共產國際的人們，覺得中共也推行反富農政策，是天經地義的事。 瞿秋白卻與米夫對抗，認為富農主要是剝削勞動力，米夫的富農界說（定義的舊稱），不合原則；而且當時 的中國，也不應強調反富農，他們兩人反複辯難，相持不下。 我當時采取不介入的態度，但曾勸告瞿秋白不必堅持。我曾向他指出中共的現行政策， 是平分土地，那就不得不反富農，否則，就要將全盤政策予以檢討，這在目前是做不到的。 關於富農的界說，是次要的問題，也許就由於我的勸告，瞿秋白才勉強同意了米夫提出的決 議書。

   富農問題的爭端，影響很大，瞿秋白被視為以右傾路線與共產國際的正確主張相抗衡。 米夫一夥更多方攻擊他，指他聯絡鮑羅庭和其他不滿共產國際的分子，互為聲援，不忠於共 產國際。米夫對於我的不介入態度，也滿懷憤恨，他攻擊我以前曾不滿共產國際，反右傾又 不積極，如今在富農問題上，不僅態度暖昧，而且與瞿秋白暗中妥協，顯然也非共產國際所 能信賴的分子。

   由於這個爭論的發展，中大學生的米夫派更加活躍起來，奪取中共領導權的 企圖，也就昭然若揭了。 我們和米夫為了富農問題，已經有了爭論，而中大學生鬥爭的問題更使我們之間的關係 惡化。我和瞿秋白等都憤恨米夫的所作所為，認為他是自私自利之徒，不為中共的前途著想， 隻知拿著共產國際的招牌，排斥異己。我們也有點藐視米夫，認為他不過是十月革命後的新 官僚，竟敢拿著鞭子，對我們這些篳路藍縷（篳路：柴車；藍褸：破衣服。坐著柴車，穿著破衣服，去開辟山林。形容創業的艱苦。）締造中共的人們，裝腔作勢，那是我們非反對不可的。

   以上所述在莫斯科的一切，影響到中共內部，釀成不斷的糾紛，最顯著的是助長了立三 路線的發展。 凡不擇手段打擊他人的，往往就是搬石頭打自己腳的人。這在李立三事件中也表現得很 明顯。立三路線就是在反右傾運動中滋生起來的，由於莫斯科默認了蔡和森事件，李立三因 此更為得勢，他覺得自己的見解已為莫斯科所正式承認，於是他將一九二八年底斯大林親自 草擬的那封指示信，視同廢文，接著莫斯科還要他加緊反富農，似又進一步堅定了他左傾蠻 幹的信心。

   李立三舞動著他那把鬥爭的劍，向四麵攻擊。繼蔡和森之後遭殃的是陳獨秀先生。李立 三也許自負是無敵於中國了，他的劍鋒又指向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起初是指德國籍的兩 個代表為右傾調和派，接著他的刀光劍影又落在米夫的頭上，他對米夫在政見上雖無顯著的 衝突，但對米夫所卵翼的陳紹禹等人，則視為是右傾的敵人，不客氣給予打擊。到了最後， 圖窮匕見，他竟指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也是他所要反對的右傾對象。

   一九二九年八月起，陳獨秀先生連續向中共中央表示出他的托派態度，他反對中共中央在沒有革命高潮的情況下，以“建立蘇維埃政權”為行動口號，主張此時應為“召集國民會 議而奮鬥”（見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陳獨秀《告全黨同誌書》）十一月中旬，李立三中央開除了陳獨秀先生的黨籍。十二月十日，陳先生發表 《告全黨同誌書》，表示擁護托洛斯基的主張，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莫斯科立即批準了 這個開除的決議，並嘉獎李立三這種維護共產國際的作法。 陳先生在中共六次代表大會以後，與共產國際的關係更形惡化；他之不滿中共李立三的 領導也日甚一日。托派重要分子劉仁靜從莫斯科回國，雖與陳先生的政治見解接近，但又覺 得他是著名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不應加入托派。據說當時流亡到了墨西哥的托洛斯基，曾批 評劉仁靜這種態度是幼稚的表現，曾致函陳獨秀，對他加以推崇，歡迎他合作反斯大林主義。 這樣陳先生才正式加入了托派，陳先生當時雖有不少的追隨者，但因托派那些左傾空談家， 並非實際行動的能手，他們之間還分成許多小的派係，即以陳先生的聲望，也未能挽回托派 的頹勢，所以他們在中國終於沒有甚麽成就。

   李立三順利的解決了“陳獨秀的反黨事件”，似乎更為意氣風發（
意氣：意誌和氣概；風發：象風吹一樣迅猛。意誌和氣慨像風一樣強烈。形容精神振奮，氣概豪邁）了。但他與共產國際駐中 國代表之間的交惡，也隨著展開。一九二九年夏季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是德籍兩個著名 的右傾調和派領袖愛維爾特和黑克爾特，他們因反對德共書記泰爾曼的領導，被共產國際判 為右傾調和派，不準再預聞德共的事。 蔡和森事件發生後，共產國際鑒於李立三依然流露出盲動色彩，企圖暗中予以糾正，便 選派了兩個右傾調和派做駐中國代表，以約束李立三的蠻幹作風。

   此外共產國際這樣做，也 許有更多的苦衷，他們兩人在德國和國際上都有相當聲望，沒有犯過甚麽嚴重錯誤，卻已遭 受打擊，似不能不予以撫慰。而且在任意鬥爭和任意懲罰的作風之下，有的已經倒下去了， 共產國際不無才難之歎，於是戴罪立功的辦法，乃成為必要了。 但這樣做的結果，又種下了另一糾紛的禍根，共產國際派他們兩人到中國去的時候，曾 授予全權，設法糾正李立三的偏差，同時，共產國際又正式通知中共中央，說明這兩人在德 國問題上是右傾調和派，但希望中共中央能與他們兩人和諧合作。這又給李立三一種暗示， 即這兩人也不能完全代表共產國際。當這兩位代表與李立三發生意見參差的時候，李立三就 憑借共產國際這個通知，不重視他們兩人的意見，甚至斥他們為右傾，不能代表共產國際。

   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顯然危機四伏，除了李立三的態度以外，我和瞿秋白在中大清黨 中，又被視為製造分裂的人物。共產國際寄望於周恩來，認為李立三不過是放大炮的能手， 周恩來卻握有實權，能左右李立三的動向。因而邀請他去莫斯科，以便麵授機宜。

   周恩來於一九三〇年四月間來到莫斯科（正是中大清黨事件結束以後），共產國際對他優渥（優越豐厚）有加，斯大林更是賞識他，認為他一向主管軍事和情報工作，成績裴然，他的能幹和政治 手腕都難能可貴。六月下旬，俄共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舉行時，周恩來應邀在大會上發表演 說，受到會眾熱烈的歡呼。這不僅是中共代表第一次受到的特殊待遇，即其他各國共產黨代 表，也很少受到過這種榮譽。 周恩來的莫斯科之行，收獲甚為可觀。他一方麵與米夫相處得很好，並表示歡迎他去中 國指導中共工作，陳紹禹等那些米夫的支持者，多經由周恩來接洽，派回中國工作。另一方 麵他又同情瞿秋白、鄧中夏、餘飛等所受到的委屈，幫助他們解決回國工作問題。

   我那時正 忙於學習，表示仍願留莫斯科，他對我也表示相當的好感。這些都表現周恩來的應付才幹， 而為共產國際首腦們所傾服。 共產國際所期望於他的，是他能糾正李立三的偏差，擔負起中共中央的實際領導責任。他也從未表示半分躊躇的態度，使共產國際信任他確是遊刃有餘。誰知後來，他回到中國以 後，仍不以第一首腦自居，也許這就是他特別聰明的地方。他仍舊一貫的推重於李立三和瞿秋白，不僅不糾正他們的偏差，有時還附和他們，使共產國際的期望又落了空。

   國民黨政權的不安定，國民黨黨內軍閥的戰爭連續不斷，也助長了“立三路線”的發展。 南京政權統一全國之後，一九二九年三月爆發了蔣介石與桂係的戰爭；九月有張發奎反南京的戰爭；十月有蔣馮的戰爭；十二月又有石友三與唐生智的反南京的戰爭；一九三〇年春， 蔣馮之戰又發展為蔣與馮閻之戰；這一幕一幕的戰爭，相因的又產生了工商業的不振，人民 負擔的加重，工農的痛苦加深，饑民的大量增加等等，釀成整個社會的不安。

   當時，蘇維埃運動獲得可觀的發展。一九三〇年初，大小蘇維埃區增至十九個，一九三 〇年五月間，工農紅軍增至十三個軍，實力約為六萬二千人，槍枝約為人數的一半。一九三 〇年七月間，蔣與馮閻之戰白熱化的時候，彭德懷所率領的工農紅軍第三軍於七月二十七日 攻下長沙城，占領了五天。這些事使李立三更為樂觀，認為革命成功，為期不遠了。

   八月間李立三製訂了一個全盤革命計劃，重點是由中共中央發號施令，集中各地紅軍， 再度進攻長沙，並乘勢奪取南昌等大城市。他認為中國的革命時機已經成熟，要求共產國際， 立即命令外蒙古紅軍，向平津一帶進攻，蘇聯紅軍向東三省進攻，以配合中國工農紅軍的革 命行動。在李立三看來，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蘇俄紅軍為中東路事件與東三省中國軍隊開火， 那時中共曾極力支持蘇俄，現在該是蘇俄以實力支持中國革命的時候了。

   李立三這個計劃為共產國際的兩個德籍代表所反對。李立三聲稱作為世界革命大本營的 共產國際，應本國際主義的精神，配合中國革命一致行動，如果共產國際不能這樣做，他將 堅決反對，他忠實於中國革命，就不能忠實於不遵守國際主義的共產國際了。至此，立三路 線發展到了最高峰。他無異向斯大林說：如果你隻知道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忽視國際主義； 不支持中國革命，那你就是犯了右傾的錯誤。

   李立三從此被視為半托洛斯基主義者，當中共政治局會議記錄寄到莫斯科時，共產國際 的首腦們對於李立三的這套議論，為之大驚失色；尤其是要蘇俄卷入戰禍一點，表示憤慨， 有的說：李立三是不是發瘋了？他是不是日本偵探？外蒙古出兵平津，蘇俄出兵滿洲，正是 蘇俄所不能做的，而是日本軍閥夢寐以求的。李立三的主張無異是予日本軍閥以占領滿蒙， 進攻蘇俄的最好借口。

  有的說：李立三的主張比托洛斯基的還要壞得多，不過他還沒有采取 行動反對共產國際，至少也算得是半個托洛斯基主義者。 這份記錄也顯示了瞿秋白周恩來等人的態度，瞿秋白討論到李立三這個主張時，並未表 示反對意見，隻說反共產國際是嚴重的事，如果真要這樣做，先得考慮一切可能發生的嚴重 後果。瞿秋白這句話模棱兩可，既可以說是讚成，也可以說是勸阻。共產國際的首腦們，不 了解中國人措詞的習慣，認為瞿秋白是在助封為虐，尤為可惡。周恩來也沒有反對李立三主 張，因而被共產國際很詫異的視為調和派。甚至有人說，看來整個中國支部造反了。

   其實，李立三的謬論，是不足為怪的。當時斯大林的蠻幹歪風，就是促使李立三向左狂 奔的主要原因。斯大林既然打著國際主義的幌子，要求一切共產國際的支部服從他，如今他 的徒弟李立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是合於邏輯的發展。但共產國際似乎沒有從這個活生 生的事件中，獲得應有的教訓，李立三雖因此倒下去了，盲動主義依舊是中共內部的主要禍 害。 李立三的異動給予陳紹禹等米夫派在中共內抬頭的機會。恰於此時到達中國的米夫，和 那時已經回國的陳紹禹，立即裏應外合的行動起來，站在擁護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的旗幟之 下，反對李立三。陳紹禹等因曾受李立三的壓製，早就滿肚皮冤氣，現在有此機會，自然要 磨拳擦掌。同時李立三的盲動主義也太失人心了，國內一班老幹部，早已怨聲載道，這就形 成了米夫等共產國際代表，陳紹禹等留俄學生和國內一些原是支持我的老幹部，合作反李立三的局勢。

   李立三的胡鬧所造成的微妙局勢，又促成了我的回國。柏金斯基首先去找蔡和森，要求他立即回國，糾正李立三的錯誤。蔡和森表示無力負擔這個任務，不願回國。柏金斯基用激 將法的口吻向蔡和森說，他和他的同僚都認為蔡是可愛的同誌，既能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 又能置身於黨內糾紛之外，但與張國燾同誌相較，負責的勇氣則還有遜色。 蔡和森並未因柏金斯基的力勸，而改變初衷，他進而向柏金斯基建議，最好派我回國去。 柏金斯基曾問他：此時派張國燾同誌回國，是否適宜？蔡和森堅決回答：我保證張國燾同誌 必能本著共產國際的指示，完成糾正立三路線錯誤的任務。 很久未晤麵的蔡和森，突然來看我，將他與柏金斯基談話的經過告訴我，向我說及由於 共產國際有意要他回去，他有機會看到了一些機密文件，從這些文件中，可以知道李立三即 將來莫斯科，但立三路線錯誤的糾正，仍須花很大的氣力。現在黨內大致有三派，一是李立三、瞿秋白、周恩來等當權派，仍然或多或少的執行過去的錯誤政策；二是陳紹禹等米夫派， 企圖脫穎而出、但苦於資望不足；三是何孟雄等老幹部派，人多勢大，但被視為右傾，這班 人支持我，要求共產國際派我回國去。

   蔡和森的話，有些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引起我的感觸。我反問蔡和森拒絕回國的理由， 並說：共產國際首腦們既不讓我知道要你回國的事，以及中央的一些內情，他們會相信你的 建議，信任我嗎？蔡和森卻撇開這些問題，逕行勸告我說：共產國際要你回國去，希望你不 要錯過這個機會！ 我感謝蔡和森的盛意，開始考慮回國的問題，我對於回國的可能性，不敢作過高的期望。 代理中國部長的馬加爾曾向我說過這樣的話：共產國際有能力糾正李立三的錯誤，並不需要 求助於任何中國同誌。他這種傲慢態度，也許是故意暗示我不要作回國的們算。

   瞿秋白回國後，我是中共中央駐莫斯科的唯一代表，但這隻不過是名義上的，我仍致力於學習，不問外事；我也從未為反立三的事表示過興奮的態度，對於蔡和森所談到的種種，也未作任何表 示。 我決定不放棄回國的機會，至於共產國際是否信任以及我回國能有什麽作為等問題，我 認為是次要的事情。莫斯科的政治氣氛使我痛苦，我要脫離這個樊籠（fán lóng 關鳥獸的籠子。比喻受束縛而不自由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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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浩瀚的祖國去有所 施展，不管將會遇著什麽困難，甚至喪失生命，我也是不顧慮的。如果必要的話，我願為此 付出代價。

   回國的交換顯然是放下反共產國際的武器。共產國際所一直希望於我的，是我公開宣告過去對共產國際的不滿是我自己的錯誤，而現在是不折不扣的擁護共產國際的路線。我一直避免滿足這種希望，事到如今，低頭認罪，究係心有未甘。無言的接 受共產國際關於中共事件的譴責，還可說是被迫接受，現在似是自動承認那不肯應承的過失， 更不是味兒，隻有回想列寧在其所著“左派幼稚病”中所說“遇著強盜不得不低頭”的話， 來自我解嘲。我當時要弄清楚的是我公開認錯之後，在政治上要承受一些什麽樣的約束，這 是要從頭到尾考慮一番的。 向共產國際表示忠誠然後回國工作，似是我必需做而又無從選擇的。我如果表示要留在 莫斯科完成我的學習計劃，那將被視為是避免公開表明政治態度的托辭，而且顯得有點樂不 思蜀，將被指為留戀莫斯科，失去鬥誌。蔡和森曾這樣做，我步後塵，後果將不堪設想：我 如果隻願回國反立三路線，而不願對共產國際表示忠誠，那將立即成為鬥爭的主要對象，脫 離苦海再說便成為較合理的結論。

   從莫斯科看中國的動態，有類瞎子摸象。中國出版的報刊，莫斯科不易見到，那時沒有廣播，又很少人來往。我當時能夠設想的是蘇維埃旗幟已在中國南方一些邊遠地區樹立起來 了，其真實狀況有待回國作再深一層的研究。立三路線所釀成的黨內危險急待克服，一般同 誌的苦難急待解救，這些對我都責無旁貸。我過去在國共合作問題上有過和共產國際間的爭 執，事過情遷失去現實的意義。我大體上必須在、而且能夠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既定政策 下努力工作。因此我認定為了回國救黨，個人受些委屈也是應當的。

   我追思三次訪問莫斯科的一切，失望的因素是大大的增加了。簡略的說我前兩次短期觀 光赤都，（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三年）我的心情除了有類唐僧取經外，還將蘇聯當作無產階級 的祖國，似乎覺得自己身屬其中。那時我雖然有過若幹不滿，但總以為過失和偏差不能避免， 而且可望改善。第三次（一九二八年）重履斯土的時候，大概不滿心情積累得太多，量變質量，我的觀感便因而改變了。我再也不將蘇聯當作我的祖國，日甚一日的覺得自己身處異 邦。我心目中的共產國際，再也不是什麽世界革命大本營，而是斯大林鞭策各國共產黨人的 指揮所。

   我於一九二八年夏來到莫斯科，苦惱雖然老是糾纏著我，但我一直以革命誌士自比，強 自振奮。我要利用流亡在外的機會，鍛煉我自己，以便我將來返國，重振旗鼓。我日以繼夜 的閱讀，既要研究馬克思的經典著作《資本論》，又要對國際動態、蘇聯真相以及中國近況等 等多方探討，老是覺得頭緒紛繁。我的生活簡單樸素，也持身嚴謹。我與人交往，相當謙虛 有禮，那種奮發圖強的勁兒，也是不少的人可以感覺到的。 俄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最易作為中國革命的借鏡，我自始即注意研究。我所搜集的蘇聯 現狀的資料，倒也別具一格。可惜事隔多年，腦海中的俄國地名、人名和確定時間都已模糊， 無法公之於世，因此，在本書中也就省略了蘇聯遊記的描畫。

   我認為俄國所發生過的種種， 都有俄國的曆史根源，富於俄國色彩。列寧主義很像是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化，斯大林雖強調 列寧主義的世界意義，但他比諸列寧，俄國氣味還要濃厚些。 我自信對斯大林並無偏見，我還很原諒他，對他的作為每以善意去解釋，我不以為他是 國際共產時我所佩服的能幹的統治者，有時痛恨他是殘忍的獨裁暴君。在我看來，不能因為 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製，便去寬恕斯大林的所作所為，即使獨裁專政，也應有開明的作 法。中國傳統的帝王政治思想中，宣揚王道，貶抑霸道，很有道理。作為政治家，執掌國政， 為國為民定下切實可行的大政方針，那是起碼的義務。如果利用獨裁政製，濫用權力，不擇 手段，甚至殘民以逞，那就一無是處了。

   斯大林堅持蘇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反對托洛斯基世界革命的空談，無論從那個角度 去看都是值得讚許的。俄國那時候較為落後，以往又在曆次的對外戰爭中吃過苦頭；十月革 命後，又函須從廢墟中重建一切。不論單獨一國能否建設社會主義，亦非從事國內建設不可。 因此從世界革命退到一國建設社會主義，避免對外戰爭，相信國力迅速強大乃是自衛和進取 的當務之急，那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者所應當作得出來的結論。 但斯大林性情粗暴，急功近利，反對布哈林王道的想法，是大錯特錯了。他過分恐懼外 力侵襲，國人反側，抱定“寧可我負人，不可人負我”之旨，製敵機先，確保勝利。拿他自 己的話說，即是要解決“誰戰勝誰”的問題。

   他在俄共黨內消滅托派和有派，反對主義運動 的領袖，包括調和派、兩麵派；進行大清黨、大清算；他又在蘇聯國內，消滅富農，清算專 家軍人，整肅暗害者；一切的一切，鬧得天昏地暗。蘇聯沒有因此滅亡，真是萬幸之極。 斯大林缺乏國際知識，似是定論。他的那些第三時期—戰爭與革命時期、資本主義總危 機、社會法西斯等等，都是不切實際的武斷想法。在他的淫威之下，共產國際內那些老成持 重的人物，如柏金斯基、枯西寧等人，大多噤若寒蟬，不能有所作為；得勢的多是小人，像 米夫之流。讀者隻要回味一下斯大林在中國搞蘇維埃，和我說及的米夫一些低級表演，就知道斯大林的胡作胡為到了什麽程度。

   我的思想已由不滿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某些作為，發展到厭惡斯大林的整個領導。我沉默 已久，是到了發泄的時機麽？明知不能講理，絕無回天之力，難道要以卵擊石麽？一切都要 我回國去碰運氣。我對共產國際表示忠誠後，可以完全遵守我的諾言，不再在過去的問題上 批評共產國際；為了顧全大局，反對斯大林的思想也可暫不公開。但根據中國實況，來決定 我的作為，那是無論如何不受約束的。

   一九三〇年十月中旬，柏金斯基約我見麵，鄭重的問我：如果共產國際決定派我回國去， 我的反應如何？我回答：回中國戰場上去與我的夥伴們一同奮鬥，實屬義不容辭。他欣然的 說：那很好；我們相信你是一位好戰士，但有一點我必須向你說：你對共產國際的不滿由來 已久，迄今沒有看見你有什麽回心轉意的表示，我們固然不計較過去的事，卻關心你現在是 不是擁護共產國際的路線？是不是會在緊急關頭，像李立三一樣，也反共產國際？因此，我 們希望你有明確的表示。 柏金斯基這番話，自然是代表共產國際首腦們的意旨，並經過克裏姆林宮大老板的認可 的。他們鑒於九月廿八日在上海舉行的中共三中全會，仍沒有克服立三路線的錯誤，中共黨 內紛爭，依然洶湧，所以才要派我回國去。我本著願付代價的心情回答他：我決在適當的場 合，表示我擁護共產國際的立場。柏金斯基聽了我這句話，緊握著我的手，表示滿意。

   十月下旬，李立三來到了莫斯科。這位失去用武之地的英雄，閑居下來，沒有什麽人和 他來往，共產國際首腦們大概是要他反省一個短時期。我們每天都見麵，往往一談就是半天。 他在國內采取過反對我的態度，但這時我又成為他親愛的大阿哥了。我不公開指責他的錯誤， 隻鼓勵他安心的住下來學習。這位個性好動而又風流調鏡的李立三，雖處逆境，仍若無其事 的與女朋友們交往，以衝淡他的苦悶。

   十一月中旬（約在李立三來後的三星期），共產國際主席團開會討論立三路線，被指為半 托洛斯基主義者的李立三，首先發言。他高聲承認他完全錯了；一切對於他的反共產國際和 半托洛斯基主義者的指責，他都無條件的接受，認為這是幫助他改正錯誤。不過他申述他並 沒有實際作過反共產國際行動，因此他已遵命來莫斯科，接受製裁。他這種從善如流的天才， 使人歎服。 有匈牙利的列寧之稱的伯拉昆，繼起發言，表示不相信李立三已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他 譏諷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那麽轟轟烈烈的反共產國際，如今又表現得這麽忠 誠的擁護共產國際，一夜之間判若兩人！他以自己為例，追述他從前犯過錯誤，經過好幾年 的深思熟慮，才有相當的了解。他要求李立三作深刻的反省，不隻口頭承認錯誤就算。 我繼伯拉昆之後發言，讚成伯拉昆的說法，認為要真正認識自己的錯誤，決不是容易的 事。我指出我自己在國共合作時期及以後，對共產國際領導中國革命，曾有若幹不滿，這些 不滿多半是出於我自己的錯誤，最近一年在莫斯科學習的結果，我才認識了這一點。我願與 李立三同誌互相鼓勵，互相督促，更深一層去了解自己的錯誤，站在擁護共產國際的立場， 盡自己所應盡的職責。

   這次會議發言的人很多，大家都淋漓盡致的檢討李立三的錯誤，不過並沒有作出結論。 我在會議上，算是第一次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接著，我就將發言的記錄加以修正並署名， 當作我承認錯誤，表示擁護共產國際的聲明書。共產國際對於我那次發言，表示滿意，我回 國的問題因而也獲得決定。 在獨裁的壓力之下，人們的心理多少有些變態。像我這樣權宜之計，簡直不算一回事。 我曾遇見一些人，公開熱烈擁護斯大林，但暗中又有很多怨言，這也許是獨裁政治必然滋生出來的毛病。我的太太在莫斯科一家印刷工廠做工的時候，廠內的共產黨員和同情共產主義 的工人們，時常公開高叫“斯大林萬歲！”但私下裏卻向我太太說：我們的老板不好！這種情 況，至今在共產國家中，似仍存在著。

   我開始力理回國的手續，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我和我太太的假護照都辦好了。在這段 時間內，似乎我已恢複了我原有的地位，人們對我的態度顯然有所改善。共產國際交通處長 為我辦理回國手續甚為周到；早與我有交誼的沙發諾夫這時不再避嫌，常與我滔滔不絕的談 論中國問題；主管中國事務的馬加爾對我更是親善。 在我動身的前幾天，馬加爾邀我在他家中共進晚餐。他的住房，小巧精致，頗有點西歐 紳士家庭的派頭。他向我多方解說：共產國際的任何人，對我不僅沒有誤會，而且很是器重； 希望我回國去放手工作，挽救中共的危機，共產國際將充分支持。這樣，我過去被人定為布 哈林派、右傾調和派和中大分裂派等等的嫌疑，似是一掃無遺了。 臨別馬加爾還問我：你回國工作，還有什麽困難和疑慮的地方？我想了一想，向他說： 關於擁護蘇聯一點，究應如何進行？他回答說：我想，各兄弟黨努力發展他們本國的革命， 就是擁護蘇俄的最好辦法；如果將擁護蘇俄當作一項單獨工作來進行，將使資本主義者誣蔑 我們是蘇俄的第五縱隊。我答複他：如果都照你這樣解釋，那就什麽問題也沒有了。

   馬加爾是一位自命不凡的理論家，放言高論，有時如脫韁之馬，任意奔放。也許就因為 多言惹禍，據說他後來終於被斯大林清算掉了。他被清算的消息，曾引起我許多的回憶，也 曾因此想起當時共產國際那些風雲人物，如柏金斯基等，多數都不知下落了。這些人曾為世 界革命，捧過斯大林的場，但終於又被視為亂叫的討厭的烏鴉。 我行前的態度相當謹慎，從不流露出將有什麽雄圖，我以一個士兵自居，表示一切決照 共產國際的指示去奮鬥。也許就因為我這種態度，使我能順利結束了我在莫斯科兩年半的生 活，重歸我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