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55 中大風波

 

第二章 中山大學風波

 

   共產國際得到蘇俄政府的協助，將訓練各國共產黨幹部一事，當作是一項重要工作；特別重視訓練中共幹部。早在共產國際成立之初，莫斯科就設立了一個東方大學，訓練亞洲各國和蘇俄境內少數民族的學生。一九二一年東方大學設立了一個中國班，學生全是由中共選送的黨員或團員。最早的學生為劉少奇、彭述之、羅覺、卜士奇、袁達時、任弼時、抱撲、 廖劃平等八人。此後，東方大學的中國學生續有增加，達六十餘人。蘇俄在支持國民黨時代， 又有為國民黨訓練幹部之議。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後，蘇俄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起見， 在莫斯科另設一個中山大學，招收具有國民黨籍（包括跨黨的中共同誌在內）的學生。該校於是年成立後，學生達一千餘人，成為留俄學生會集之所。由於中國政治情況的變動，這間大學，也就成為中國問題的主要爭論場所。

   一九二八年夏季，我到莫斯科時，國共關係已完全破裂，共產國際和中共正在推行反國 民黨的政策；中山大學也因之從訓練國民黨員的學校，轉化為訓練中共幹部的場所。原來這 個學校的學生多是由國民黨各級組織所保送的，其中多數是純國民黨員，也有少數的跨黨分子。那時，這些純國民黨員，除依附中共者外，有的被遣送回國，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工；剩下來的，再加上武漢分共以後，中共中央所陸續選送的幾百名黨員來就讀，人數常 在一千人左右。不過多數已是中共黨員或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少數是同情中共的分子而已。

   除了中山大學而外，當時，莫斯科的步兵學校、炮兵學校、工兵學校等與列寧格勒的軍政大 學，都設有中國班，每班人數由二十餘人至四五十人不等。馮玉祥曾送過三百多名下級軍官來俄，就是就讀於這些學校，直到一九二八年尚有一部分分散在這些軍校。又列寧學院也有十幾個中共學生，分別編在俄文或英文班上課。

   中山大學的第一任校長是拉狄克，係著名的托洛斯基派。米夫則任副校長，隱然以斯大林派自居，牽製拉狄克的活動。拉狄克曾將中山大學當作一個據點，與斯大林派展開爭論。 他的理論是：中國在曆史上雖與歐洲各國一樣，有過封建製度；但由於商業資本的發展和農 民有時得著政治上的勝利，組織自己的政權，使它的曆史發展，有其異於歐洲史的特點；尤 其是自秦漢以後，土地就已可以自由買賣，再加上十九世紀以後的外國資本的侵入，中國的 經濟結構已經遠離了曆史上的封建製度，而是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

   從此出發，他反對斯大林所主張的工農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四個階級聯合反封建之說。他認為中國革命，一開 始就應反資產階級，爭取非資本主義的發展（拉狄克曾著《中國革命運動史》一書（中文本係克仁譯，上海新宇宙書店一九二九年版），對於中國 社會結構，有較詳細的分析，可以參閱）。這種理論，顯然是托洛斯基在武漢時期主張 中共建立蘇維埃的根據。斯大林曾親到中山大學發表演說，強調中國革命反帝國主義和反封 建的性質，主張中共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共同進行反帝國主義反封建的革命（詳見斯大林：《和中山大學學生們談話》，載《斯大林論中國革命問題》；什之譯，第四十四頁至第七 十六頁，上海時代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這兩種主 張，成為中山大學的主要爭論。 由於托洛斯基派與斯大林派的鬥爭，托洛斯基派受到嚴重打擊的結果，拉狄克被免職； 米夫於一九二七年春，繼任中山大學校長。從此，中山大學便完全落在米夫掌握之中。

   米夫 這位約三十多歲的俄共黨員，在俄共黨內，並非斯大林的嫡係幹部，學識經驗，都很平庸； 但他卻是一位頗有野心而長於斯大林策略之術的人物。他黃（美好）緣時會（機遇），由中山大學的校長，又 一躍而兼任共產國際東方部下的中國部部長。到中共舉行六次大會時，他似是共產國際唯一 的中國問題權威。 米夫所以能左右中國問題，也是由於他的前輩都因中國革命失敗而倒下去了之故。

   威金斯基自中國回國以後曾受到指責，俄共中央改派他擔任合作社方麵的工作，再也不談中國問 題了。鮑羅庭回國後，斯大林不予理睬，他曾向老布爾什維克會報告他在中國的經曆；他的 報告，被米夫等人批評得體無完膚。他那時閑居在莫斯科，意誌非常消沉。羅明那滋和魯易門，雖然仍是共產國際的要角，因在中國的胡鬧行為而受到批評，至少表麵上不敢過問中國 的事。至於荷蘭人馬林，印度人魯易，他們離開中國後，都不知到那裏去了，我在莫斯科， 也沒有聽到關於他們的消息。

   米夫主持這個是非多端的中山大學，釀成了不少的風波。中共六次大會開會的時候，向忠發陳紹禹等，逢人便說：“中山大學，問題大得很，裏麵有一個國民黨的江浙同鄉會的小組 織，參加的達一百五十多人。”他們認為清除這些江浙同鄉會分子，是一件重要的事。向忠發 回國時，還鄭重其事的要求我和瞿秋白重視這件事。

   據向忠發看來，所謂江浙同鄉會的內容大致如下：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時，中山大學曾 發生清除國民黨分子的鬥爭。在反陳獨秀機會主義時，又發生反陳獨秀派的鬥爭。這些國民 黨分子和陳獨秀派，都曾與托派相結合。拉狄克的理論，成為他們的靠山。另外還有許多學 生，不滿意米夫和學校支部局的領導，經常在那裏妨礙學校工作的進行。江浙同鄉會，就是 這些反黨分子的結合。

   其所以命名為江浙同鄉會，是因為這些分子多半是江蘇與浙江人，曾 係上海學生領袖的顧穀宜是這個小組織的主要領導者，蔣經國也是領導分子之一。那些領導 分子每星期都要聚在一塊，到莫斯科貧民區的一個小中國餐館內，大吃一頓。表麵看來，似 是這些公子哥兒，為了要吃中國菜飯，荷包裏有幾個錢，就縱情享樂一番，實際上，他們卻 在那裏進行反黨陰謀，和華僑以及中國使館有關係者勾結。

   我們曾將這件事交由周恩來處理。周恩來調查的結果，覺得所謂江浙同鄉會事實上並不存在。因此，這個小組織的案子，就不了了之。同時，“中大”著名的反米夫分子也先後轉送 到其他的學校去了。如俞秀鬆、周達文、董亦湘等早已轉送到列寧學院去；朱務善、左權、 蔣經國等，則轉送到列寧格勒的軍政大學去了。雖然如此，中大內反米夫的活動仍是繼續不 已。 中大學生不斷批評學校當局領導的不當。

   的確，這間年輕的學校，一切因陋就簡。米夫 這班人，又缺乏辦大學的經驗。他們指責米夫不能改善學校狀況，隻知壓抑自我批評，動輒 給批評者戴上一頂帽子，不說他們反黨，便說他們是國民黨分子等等。這些不滿米夫的分子， 往往向共產國際及俄共監察委員會控告米夫。多數同學稱陳紹禹等是“米夫的走狗”，隻知當 翻譯，拿高薪，借著米夫的勢力，專門做小報告，打擊同學。 中大所發生的事情，迅即成為米夫與中共代表團之間的一項主要爭執。

   共產國際六次代 表大會以後，除我和瞿秋白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外，鄧中夏、餘飛代表中國工會為駐赤色 職工國際的代表，王若飛代表中國農會為駐農民國際的代表。我們這五個人，合組為一個中 共駐莫斯科的代表團。這個代表團對於米夫在中大的措施，曾一致表示不滿。在米夫看來， 中大內部的事，應完全由任校長的他負責處理，中共代表團不應幹涉。而中共代表團看來，. 中山大學學校當局，隻應負教育方麵的責任，關於學生的思想能力方麵的甄別，和那些學生 應派回國擔任何項工作等事項，則應由代表團考查處理。 中大是由多頭管理的。從教育的體製方麵說來，它屬於蘇聯政府教育部所管轄。從黨的 係統上說來，中大黨員支部局，則屬於俄共莫斯科市黨委會下的一個區委所管轄。又因它是 為中共所辦的大學，所以又要受共產國際中國部的指導。同時，學生多數是中共黨員而不是 俄共黨員，中共駐莫斯科的代表團，要去過問中大的事，共產國際與米夫都不能加以拒絕。

   我和瞿秋白、王若飛都不願多過問中大的事，也很少到中大去，以免卷入是非漩渦。鄧 中夏與餘飛兩人卻經常到中大去，在那裏進行考察。因此，鄧中夏與餘飛曾與中大當局發生 過許多次的爭執。主要的爭執之點，是關於學生的甄別問題。如工人出身的李劍如、餘篤三 等，領導過大部分學生，反對中大支部局的措施；在鄧中夏餘飛看來，他們都是好同誌，而 學校當局，則認為他們是反黨分子。在學校的壁報上，常有批評中共領導的文章，在鄧中夏 餘飛看來，是破壞中共領導威信的不應有的舉動，而學校當局則認為這是正當的自我批評。 學生們也往往將我們代表團不滿學校當局的話傳播出去，發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些事都 使米夫大傷腦筋。

   九月間，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枯西寧似曾聽到一些消息，和我談到關於中共和中大的一 般問題。我向他表示：共產國際中國部部長和中大校長由米夫一人兼任，並不是件好事。因 為負責指導中共任務的人，最好不多參預中共內部的糾紛。而中大校長這一職務，卻不能避 免這一點。因此有不少中國同誌，認為米夫越權幹涉中共的事。他聽了我的話問道：你以為 甚麽人來擔任中國部的職責最好？我答：我簡直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約在那個時候，瞿秋白向枯西寧提出撤換米夫的建議。他事先沒有和我談及，也不知道 我已和枯西寧交換過意見。枯西寧問他誰可繼任中國部長，瞿秋白推舉鮑羅庭。這些事後來 都給米夫知道了。他左右的人常譏笑瞿秋白與鮑羅庭的關係，認為他推薦鮑羅庭，根本違反 共產國際路線。同時，我們兩人不滿意米夫的控訴，曾大大加深米夫與中共代表團的隔閡。 米夫等雖對我不快意，但也覺得我在中國學生中有較大的影響力。

   當時各校的中國學生， 頗有不安於學習的心理，常要求改良學習狀況，或要求派遣回國工作。米夫等有時隻好請我 去向學生解釋，我認為使學生安心學習是一件應做的事，因此，也樂於接受這種邀請。我常 常在晚間被送到郊外的軍事學校，向中國學生們演說，我沒有機會詳問學生們的情況，隻是 鼓勵他們安心學習。例如當時米夫曾集中中大大部分的女學生，辦了一個看護訓練班，而且安排在一間陸軍 醫院中實習。這個班，幾乎不能再維持下去了；因為她們都不願繼續學習，請求回國工作。 當我到達這個訓練班和她們四十幾個學生舉行會談時，她們紛紛向我訴苦，大意是：沒有教 材，沒有教員，也沒有翻譯，根本不能學習，每天隻是和女工一樣，做些替病人洗傷口、倒 痰盂等工作。我知道這些女生中，有些是出自於國民黨要人的家庭，或者在國內過慣了養尊 處優的生活。我曾譏笑她們為小姐脾氣，並多方說明看護工作的重要，希望她們繼續的艱苦 學習下去。我這篇談話，居然使她們安靜下來了。最後她們一致表示，撤回她們的請求，繼 續努力學習。這件事，曾使俄國人認為是奇跡；隻有中共的領導者可以做到，他們是萬萬做 不到的。

   因此，中共代表團為留俄學生的事和米夫之間，形成一種微妙的關係。米夫從權力觀念 出發，絕不願任何中共的代表去幹預學生的事；但問題弄到不能解決的時候，中共代表出來 說話，似對他有極大的幫助。可是他始終沒有調整這種關係的意思。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間，俄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因接到學生們好些控訴，組織一個審查委 員會，審查中大的糾紛。在一間小會議室內，出席審查的有四五位俄共年長的中央監察委員； 參加作證的為米夫，中大支部局書記柏耶金和我三人（瞿秋白那時到南俄休假去了）。審查委 員會主席曾拿出一大堆文件，聲言這些都是學生們先後控告學校當局的資料，並表示開會的 目的，是要尋找出一個處理的方針。 柏耶金首先起而為學校當局辯護，發表一篇關於中大經曆的報告。他大致認為學生成份 複雜，中共又發生許多錯誤，乃為學校工作不易進行的主要原因。他說明學生和大多數知識 分子，其中不少曾參加國民黨，到國共分裂後才轉到中共來的。學生們受過托派、陳獨秀主 義、盲動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影響。學校當局與上述種種非布爾什維克 思想作鬥爭是正確的。從前應當這樣做，以後還是應當這樣做。這是一種階級鬥爭，即無產 階級與非無產階級的鬥爭。既然是階級鬥爭，那就是殘酷的和長期的。也可以說明為甚麽中 大雖然調去了許多搗亂的學生，現在還有許多學生不滿學校領導的原因。因此，除繼續進行 階級鬥爭以外，實別無他法。

   米夫繼柏耶金之後作簡單的發言，表示完全支持柏耶金的說法。 我隨即表示反對意見。我曾先批評所謂階級鬥爭的說法，認為如果將階級鬥爭廣泛的在 中大校內運用，就抹煞了教育的作用。共產國際的決議曾指明，即使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也具有急進的革命思想，應當予以爭取。難道在莫斯科這個赤都，就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去爭 取他們嗎？如果根本將他們看作異己分子，那就非清除大部分的學生不可，這豈不是教育的 失敗嗎？ 我接著又說明事態的真象。我表示：學校內可能仍有少數異己分子，但最大多數都是不 滿學校當局的措施的。我舉出下列一些理由：第一、學校創設不久，設備不夠完善。學校圖 書很少，懂俄文的學生更少，翻譯人才又更少，受學生敬仰的教授也不多，因而很難滿足學 生的學習要求。第二、學校黨的組織由俄國同誌負書記的責任，語言不通，難於了解中國同 誌們的意見。支部局所信任的學生同誌，多半是能說俄文的，或者是能表示擁護共產國際和 俄共的政治路線的。但在一般學生們看來，就有不同的觀感，他們觀察同學主要是以在中國 境內的艱苦工作中曾否有過表現為標準。他們常常這樣說：某人隻會說幾句漂亮話，得到支 部局的信任，在國內卻從沒有過工作表現；某人在國內曾出生入死做過許多令人敬佩的工作： 現在卻因稍有不滿學校的表示，被學校當局認為是反黨分子。第三、中國學生的一些不良習 慣，是與中國的落後現狀有關，如不愛清潔，不守公共秩序，不愛惜食物用品，愛鬧小脾氣， 和對工人職員的態度不好等等。這些毛病是可以用耐心的教育方法來糾正的。第四、支部局 似未注意到這些中國學生和學校的真實狀況，據此以實施領導和教育；卻籠統的偏重鬥爭，因而與學生們不能互相諒解。 那幾位監察委員，對我這篇議論，曾喜形於色的表示讚許。他們根據所看到的材料，提 出質詢，表示與我有同樣的看法。這使米夫與柏耶金麵紅耳赤，不快之極。

   這次會議，並沒 有作出結論，即由主席宣告下次再舉行而散會了。 兩個星期以後，俄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召集第二次會議。這次會議，米夫未到，卻由柏耶 金領著另一支部局委員秦邦憲來參加會議。會議開始後，即由秦邦憲起立用俄文發言。他的 那篇冗長的俄文演說，是預先準備好的，說得相當流利熟練。他反擊中共代表團對於中大事 務的幹預，特別指摘我個人。因為翻譯的蹩腳，我並不能知道他說話的全部內容。但我所懂 得的，是他在那裏痛罵我為機會主義者，並堅持中大內部是階級鬥爭之說。在他看來，我的 機會主義妨礙了中大應有的正當鬥爭的發展。他這篇講話，曾使一些監察委員為之搖頭。 我聽了他那番話，簡直氣極了。我聲言現在是討論中大的領導應采何種方針，而不是清 算中共代表團或我個人，秦邦憲不僅轉移了目標，而其所言又多係無根據的誹謗。這件事， 是俄共黨內一些權力主義者的惡劣作風的標準例子。米夫與柏耶金因為上次會議曾受到我的 批評，似對他們的權位頗有影響，因此，他們放棄正麵的答辯，卻找出中國學生秦邦憲來攻 擊我。參加會議的幾個監察委員，似以為會議這樣發展下去，是不可以的，所以提早宣告停 會。後來監察委員會再也沒有找當事人參加，曾作成一個決議，批評中大領導方麵的錯誤。

   監察委員會決議雖然拘束力較小，但對米夫來說，無異是重重的打了一記耳光。就因為這件 事，我與米夫的關係，從此更加惡化了。 米夫與、中共代表團之間，為中大問題既然發生很大的隔閡，但彼此為中大學生的處理 問題，仍須在一塊兒商量解決。有一次，在共產國際中國部米夫的辦公室內，他邀約我們這 些中共代表和他一道開會，他提出一張十幾個學生的名單，準備將他們送到西伯利亞的偏僻 地點去作苦工，我立即起而表示抗議，認為將這些所謂不可靠的學生送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工， 究竟不是一個好辦法。試想，將來許多留俄學生都在蘇俄境內不知下落，他們國內的親友將 發生一些甚麽樣的感想？為甚麽不將他們送回中國去，讓他們在中國去表現。如果他們忠實 於中國革命，自然很好；即使他們反動叛變了，在中國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增加幾個反動 分子，也不見得就是中共的致命傷。 米夫對於我的發言，似頗不快，但未表示意見。但後來米夫便再也不提出這類問題和我 們商討了。也許是共產國際的首腦們，為了不願讓蘇俄多樹敵，支持了我的主張之故，大部 分的學生，後來都陸續被送回國；放逐到西伯利亞去的事件，相應減少。

   米夫這種將學生放 逐到西伯利亞做苦工的政策，曾引起中國學生某種程度的恐怖感。於右任的女婿屈武，當時 在一個軍事學校就讀；他幾乎被這種鬥爭的空氣嚇得要發神經病。他從學校中逃出來，坐上 西伯利亞的火車，企圖私自回國，他走到中途，被當作逃兵拉回來了。按照當時的蘇俄軍紀， 是要槍斃的。中共代表團曾向莫斯科的軍事機構，表示屈武的逃亡，是出於對鬥爭的恐怖， 希望從輕處理。後來，屈武曾被監禁多年，到抗戰時才被釋回國，現在居然成為中共政府的 一位要員。

   米夫對中大雖然采取高壓政策，有的學生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有的學生被遣送回國； 有的學生送到工廠去做工；但大部分留在學校內學生，仍然反對學校當局和支部局的領導， 鬥爭沒有一天停止過。真正支持米夫的學生，隻有陳紹禹等所謂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所謂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亦稱二十八宿），是那時在中山大學支持米夫領導的二十八個中國學生， 其中最著名的是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王稼樣等）。其 餘一千多名學生，都是站在反對派方麵。中共代表團內，對中共各項問題，意見並不相同， 可是對米夫和中大，始終行動一致；這也許是米夫太過可惡了。

   一九二九年夏季，中大舉行 學年總結大會時，又爆發了代表團與米夫之間的一次大鬥爭。 這次學生大會，瞿秋白曾應邀參加發表演說，在多數學生反支部局領導的熱烈氣氛中，瞿秋白的演說，對支部局的領導也頗有批評。這次大會，僵持了三天，不能解決。瞿秋白有 點著急了；他邀請代表團的人員舉行會議，要求代表團對中大事件采取一致態度；並請我也 到學生大會中發表同一論調的演說。我同意他和其他代表的主張，經過中大學生的邀請，我 便出席去演說。 我這次演說，著重指斥支部局的領導，沒有尊重中共六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因此，他們 反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的鬥爭，沒有顧到黨內團結的需要。支部局方麵沒有與中共代表團取 得必要的協調，大多數學生，向代表團陳述他們對學校不滿的意見，不能認為不正當，支部 局應采取團結最大多數同學的方針，不應壓抑自我批評，造成黨員中的分裂現象。我的演說， 除了“二十八宿”以外，一致鼓掌擁護。大會的空氣因而愈見激昂了。他們要求改組支部局， 並通過一個決議，批評支部局過去工作方針的不對。 這次學生大會，曾使米夫與柏耶金等，大傷腦筋，共產國際的首腦們，那時似認為代表 團與米夫兩方麵各有是非，因此，也就采取不聞不問的態度。

   米夫與柏耶金究竟頗有手腕， 他們千方百計將俄共莫斯科市委下的區委會書記請出來了。那位區委書記參加大會的事是非 常突然的。他是俄共一個土包子幹部，不懂外國共黨情況。從他的發言中，也表現出一種俄 共的自大作風和權力觀念。 他一開始就表示中共代表團幹預中大的事，是侵犯了他的職權。他高聲指斥中共過去犯 過的錯誤；認為俄共幫助中共布爾什維克化，來訓練中國的青年，不能依照中共代表團的意 旨行事。中共代表團出席學生大會演說，根本就是不應該的。他支持支部局的方針，認為大 多數學生的不滿是反黨行為，他徑直指出我的名字，說我被共產國際判定為右傾調和派，我 的發言，根本就不應當受到學生的信任。他的演說，曾使多數學生為之大嘩。 我麵對這種挑戰，非常憤慨；立即登台答辯，我說明我實未被共產國際判定為右傾調和 派，區委書記竟將這個名詞任意的加在我的頭上。我們代表團對中大事件的一致主張，是不 應當被抹煞的，我也指斥那位區委書記是個十足的官僚，平時不知道如何領導中大這麽一間 大學的黨的工作，等到問題發生了，又不尊重中共代表團的意見，一味的壓抑自我批評。這 樣一來，使這次大會更為之大僵特僵，隨即宣告散會了。

   瞿秋白看到這樣的發展不妙，有點著慌；於是他去找那位區委書記，陳述中大事件的一 般經過，並指明俄共的一個區委書記，不宜與中共代表團站在對立的地位。那位區委書記似 也覺得他的話說得太冒失了，因此與瞿秋白成立了協議，向學生大會發表一個中共代表團與 俄共區委會的共同聲明，用意無非表示是因言語不通，引起了一些誤會；其實彼此都關心中 大的正常發展，並無任何衝突雲雲。這次大會，於是由瞿秋白宣讀共同聲明，並通過一個敷 衍性質的決議，一場風波，才告一段落。

   我曾向共產國際秘書長柏金斯基，簡單報告那位區委書記的發言，指出他對我任意誣蔑， 表示抗議。他向我聳聳肩，搖搖頭，不置可否。我對秋白態度軟弱的處理方式，雖感不滿； 但我也知道那種權力主義與官僚主義，並非中共代表團的力量所能克服的。同時，我那時準 備到烏克蘭去休假，因而我也隻好勉強讚成，瞿秋白與那區委書記發表共同聲明暫時平息風 波的方針，不過我曾向秋白等聲明不願再過問中大的事。

   我在莫斯科住了一年，大部時間都用在閱讀方麵。莫斯科的中文出版物，主要是中大的 教材，我都全部閱讀過，我每月領取二百五十個盧布，這個數目是當時蘇俄機關的最高薪額。 我的太太也於一九二八年底到了莫斯科。她在中大的特別班受訓。我們夫婦的用度很省儉； 那時莫斯科物資缺乏，有錢也買不到東西。有足足三個月，我們每頓飯的菜色都隻是魚類。 由於每頓吃魚、使我見著魚就討厭。因此，我將剩餘的錢，都用來買書。莫斯科所能買到的 英文政治性書刊，我大體都買著了。我雖然不會說俄語，有些俄文書刊，也一知半解的可以看得懂；所以俄文書刊也買得不少。

   我在一九二九年暑假中，即擬到列寧學院旁聽，以期加 深學習，並避免參預共產國際的會議與鬥爭。 我沒有將我要到列寧學院旁聽的事，通知共產國際的任何人，便直接找列寧學院院長季 諾桑諾娃。她是俄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耶諾史諾夫斯基的太太，也是一個老布爾什維克， 看來是和藹慈祥的中年婦人。我向她要求準我參加該學院的英文班，和其他學生一樣的經常 上課；但我說明我係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之一，不擬參加該學院支部局的工作。她欣然接 受了我的要求。當時列寧學院的正式學生，不僅要參加學習課程，還要編入學院支部局，接 受黨的訓練。因此，我隻能算是旁聽生或者說是半個學生。 我仍住在魯克斯旅館，這是共產國際人員的宿舍。我在列寧學院與董必武是同班同學， 在圖書館的席位也是毗（pí連接）鄰，我們都在那裏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我那時已不再向共產國際 支領薪金，每天都在列寧學院食堂中吃飯，和其他學生一樣，每月領二十個盧布的零用費。 可是我在魯克斯的房間，每月要付四十多個盧布的租金，我自然付不出這筆費用；曾向該旅 館的管理人說明我不能付房金的原委，他也未置可否，等到我三個月沒有付房金時，他居然 向莫斯科地方法院控告我拖欠房租，他的這種做法，不知是有意攆我，抑根本隻是官樣文章。 我致函柏金斯基，簡單說明我的近況，並將法院的傳票附送給他。柏金斯基審查的結果， 才知道我早已自動沒有在共產國際領取薪金，和我在列寧學院就讀的經過。他讚許我這種做 法，認為一麵不放棄中共代表的職務，一麵在列寧學院學習，處理得很得體。因此，他召集 共產國際秘書處的會議，通過一個決議，認為我有住在魯克斯旅館的權利，特許免繳房租。 這樣，地方法院這一案子就被撤銷了；而我就讀列寧學院的事，也無形中得到了共產國際的 默認。

   列寧學院是共產國際所直接指導的一個高級黨校。當時學生約三百人，都是各國共產黨 所選派來的。其中中國學生有十餘人。我所參加的英文班，學生共十餘人，包括英、美、澳、 紐、日、韓與中國等國籍的學生。課程有政治經濟學，唯物辯證法，俄共黨史，列寧主義， 黨的建設與軍事學等。學習的方法，主要是由學生按照學習計劃，自行閱讀。每星期上課時 間不過十小時左右，上課時由學生提出學習報告，教授略加指導而已。

   列寧學院與中山大學比較起來，情況完全兩樣：列寧學院當局與一般學生的關係，都很 正常。支部局的會議和黨員大會經常沒有甚麽重大爭論，會議的次數與所占的時間也比較少。 學生們多在圖書館中埋頭讀書，學校的領導人與學生，不管在學習方麵與生活方麵，都能打 成一片，絕沒有中大那種擾攘紛爭的情形。

   一九二九年底，斯大林為了鞏固他的領導，發動了震動全蘇俄的大清黨，中大掀起了很 大的風波，也打破了列寧學院的平靜狀態。俄共這次清黨是反托派，反布哈林右派，清算工 黨，實行農業集體化和強調消滅富農政策等等之後所舉行的。那次清黨運動，有點像瘟疫一 樣，任何人都有被傳染的危險；即使平日自信是斯大林嫡係黨員，到了這時，也不免要發生 危懼。按照共產國際和俄共的規章，共產國際委員和俄共中央委員，不受清黨影響。理由是 這些委員在當選時，等於經過了嚴格的選擇。根據這一點，我這個中共中央委員，又是共產 國際主席團的候補委員，當然在清黨中無須有所顧慮。

   列寧學院的清黨，是由共產國際指定一個清黨委員會所主持的。清黨大會首先清算校長 季諾桑諾娃。她在大眾之前，敘述她的整個政治經曆，尤其不曾隱瞞她政治上所曾有過的錯 誤，在她一個多鍾頭的發言中，還說到她年輕時候的私生活，這使許多外國共產黨員，感覺 非常新奇。接著，又清算學校其他負責人和支部局的委員，依次再清算學校職員和一般學生。 如果某一個被清算的人報告的言詞中有含糊之處，或被人認為有疑問時，就要遭受到嚴格的 質詢。

   有一位波蘭學生，係軍人出身，參加過反蘇戰爭，因為在他的經曆報告中，沒有提起這一點，被人揭發出來，當場就被特務捉去了。中國學生有一個姓馬的，因為被認為參加托 派的活動，也在清黨中失蹤了。這次清黨大會，日夜連續舉行，學生的學習課程，幾乎完全 停頓了。這樣經過近兩個月的時間，清算了少數的幾個人，才算告一結束。 中大的清黨，特別顯得緊張。清黨委員會是由共產國際指定蘭個委員所主持。主席是柏 津，一位軍人；另兩位委員是共產國際的某監察委員和任過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威金斯基。 這三位委員倒還算是老成持重的正直的人物，遇事不願多所挑剔。但支部局的委員們，卻和 一群獵狗一樣逞凶。他們會同特務機關人員，多方搜尋學生反黨的罪證。有一位姓李的學生， 在清黨中被官方宣布自殺，宣布的事實是說這位李某，是一個托派秘密組織分子，曾供出一 百多個參加托派組織的秘密名單，因良心不安，遂自殺。但實情究竟如何，沒有人知道，一 般學生在驚慌萬狀中，誰也不敢去追問這件事情。以這一事為例，中大的清黨，完全是在一 種恐怖現象下進行的。 我和瞿秋白認為無法幹預中大的清黨事件，因而從不加以過問。王若飛那時也在列寧學 院就讀，他自己便有托派的嫌疑，更無法表示意見。隻有鄧中夏和餘飛，曾企圖以代表團對 於學生的鑒別去影響中大的清黨，但被拒絕了。而且中大的所謂“二十八宿”在清黨之初， 他們本身很輕易的便通過了清黨的考驗，因而他們可以毫無顧忌的指摘其他學生們的錯誤。

   在中大清黨正熱烈進行的時候，柏金斯基等曾找我去談話。他向我說：“中大清黨牽涉到 你了。你已知道，有一位學生自殺了。他所供出的托派分子中，有一人曾透露：托派秘密組 織的領導人劉仁靜，曾將一件托派的秘密文件，交給你看，你看後向劉仁靜表示，托洛斯基 這種主張很好。你有沒有這種事，希望你好好為自己辯護。”柏金斯基是共產國際成立以來的 一個元老人物，他曾與列寧共過事，擔任過長期的秘密印刷工作。他態度很產肅，說話很直 率，可是心地卻很慈祥。他平時對我的態度很好，這次告訴我關於以上的事，顯然也是善意 的。當我向他否認這件事，並問他是否有點懷疑時，他回答：我相信你是一個正直的同誌， 因為我一直覺得你有話總是直說的。我對你沒有甚麽懷疑，但你得到中大清黨大會去為自己 洗刷。這位正直的元老人物，幾年之後，據說也被斯大林清算掉了。我在這裏提到這件事時， 心中對他還頗為懷念。

   在中大的清黨大會中，我出席發表演說，我首先說明我一向不讚成托洛斯基的主張，並 否認關於我私閱托洛斯基文件的指摘。我說明我一向不滿意中大的領導，重申我在中共中央 既反機會主義又反盲動主義的立場。最後，我向全體到會者挑戰說：你們任何人，如果知道 我有甚麽錯誤和暖昧的行為，不妨公開指出，我準備答覆一切。我說完之後，居然沒有人提 出質問，一場風波，便算了結了。

   所謂我私閱托洛斯基文件一事，幾年以後我才明白了真象。原來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 大會時，大會的秘書處曾將托洛斯基關於中國問題的意見，用各種西方文字印成一百多頁的 小冊子，公開發給各代表閱讀。我也得到過一本英文譯本，那時劉仁靜是列寧學院的學生， 在中共代表團擔任翻譯工作。他翻譯了這個文件的一部分，將譯文交給我看，並說：我已交 瞿秋白看過了，他認為翻譯得很好，現在請你看看，有沒有甚麽缺點。我那時因為忙著旁的 事情，就說：你的翻譯一定很好，用不著看。這樣一件平常的事，想不到被托派分子以訛傳 訛的說我私閱托洛斯基文件。這也可見清黨中牽連的事是無奇不有的。

    在中國學生中的清黨工作，拖延了三個月時間，快要結束的時候，瞿秋白遭受著比我還 要重得多的打擊。在柏金斯基的辦公室內，圍坐著少數人在那裏舉行秘密會議，我和瞿秋白 也在座。首先由共產國際那位主持中大清黨的監察委員，報告中大清黨的經過，根據他所搜 集的材料，認為在中國學生中，長期存在著一個托洛斯基的秘密小組織。中共代表團方麵， 一直采取放任的態度。他指摘瞿秋白曾讓劉仁靜這個托派領導人物，經由土耳其回國。劉在土耳其曾會見托洛斯基，請示機宜，回國從事托派活動，又指出其他若幹托派分子，都是經 由瞿秋白的提議，一一派遣回國。並指控說：材料證明，中國學生中的不可靠分子，與其他 代表來往較少，與瞿秋白來往獨多，這些指摘，弄得秋白麵紅耳赤，無法答辯。參加會議的 季諾桑諾娃和米夫，都在簡單發言中將自己的責任輕輕推開了，更使秋白感覺很窘。 我看到這種情形，曾為秋白抱不平。我替他辯護：瞿秋白同誌，毫無疑問是忠實擁護共 產國際路線的人。因為他是中共代表團的首腦，所以接觸麵很廣，處理的事情也多。托派小 組織沒有揭發以前，誰能斷定某些學生是托派，某些學生不是托派。所以，不能因他與這些 學生來往獨多，而受到指摘。我的辯護雖使秋白鬆了一口氣，但對他究無多大幫助。會議沒 有甚麽結論便散會了；瞿秋白從此便成為應負中大托派事件主要責任的人物。

   中大清黨事件，米夫得到完全勝利，清黨委員會認為米夫與中大支部局的領導是正確的。 所謂“二十八宿”正式被認為是布爾什維克分子，一部分學生被當作托派清除了，其他曾反 對這支部局的學生，都被認為有嫌疑的分子；如我的太太在清黨中的結論是要她將來回國後 從工作中證明她的忠忱，並曾罰她到工廠中去工作了一個時期，以資考察，這種對我太太的 結論，無異是對我處罰的象征。瞿秋白的太太楊之華和其他多數學生，也得到和我太太類似 的批評和處罰。 在柏金斯基辦公室會議之後幾天，米夫曾約請我和瞿秋白、鄧中夏、餘飛四人（王若飛 那時已不參加代表團工作，並在列寧學院經過了清黨的考驗），在他的辦公室內舉行會議。他 以從未有過的驕傲神態，扳起麵孔向我們宣讀一件共產國際譴責中共代表團的秘密決議。這 個簡單的決議文大致是：共產國際譴責中共代表團，在中山大學采取助長學生間的紛爭與妨 礙中大黨組織的正常工作進行，是一種惡劣的分裂活動，這種分裂活動，曾助長托派小組織 和其他反黨傾向的發展。中共代表團的多數如瞿秋白等，一直堅持這種活動，從未改悔。其 中少數人如張國燾，犯有同等的錯誤；直到後期，才未積極參加，但亦從未反對過這種分裂 活動。 我和瞿秋白心中都很明白，這是上次在柏金斯基辦公室內舉行秘密會議，在我和瞿秋白 等當事人退席後，共產國際的少數巨頭會同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所作出的譴責決議，米夫 隻是受委托向我們宣布而已。這個會議，當無改變這個決議的可能，爭論也是無益的。可是 鄧中夏和餘飛並不知道經過的內情，因而鄧中夏立即起而抗議，聲言他反對這一決議，將向 共產國際主席團提出控訴。餘飛幾乎急得要哭了，聲言他在留住莫斯科將近兩年的時間內， 犧牲了他的學習，主要是從事中國學生的考察工作，並曾將考察所得，一一告訴中大支部局， 這於清黨有很大補益，但結果反得到一個從事分裂活動的罪名，心實不服。 米夫曾以教訓的口吻向餘飛說：“餘飛同誌，你是一位年輕的工人，本應當專心學習，而 不應當去做自己不應當做的事。現在你們向上級控訴，也是無益的。”瞿秋白聽了這些話，以 懊喪的神情說：“算了吧！我看這個決議是不能更改的了，我們就無言的接受好了！”我看瞿 秋白那種神情，也隻有默默的向他點點頭。鄧餘兩人望望秋白和我，似已無話可說。因而在 秋白向米夫用俄語說了一句表示接受的話之後，會議就算結束了。 這個譴責決議案，無異是對中央代表團的一種特殊形式的清黨。這對中共代表們的打擊 是非常嚴重的。實質卻是俄共黨內米夫的官僚主義對天真的中共代表團的一種壓製行為。這 個譴責決議案，也等於是米夫的凱旋之歌。從此，米夫便可以為所欲為，中共代表團則隻有 銷聲匿跡，喪失了它的發言地位。

   米夫乘勝直追，企圖奪取中共的整個領導。他於一九三〇年夏季由共產國際派往中國， 擔任共產國際代表，指導中共中央工作，陸續將中大的所謂“二十八宿”的大部分人，派回 中共中央工作。那時，共產國際對於中共中央李立三的領導，已有不滿。米夫就準備將他手下的“布爾什維克分子”，取李立三而代之。 瞿秋白、鄧中夏和餘飛等，都在紛紛請求回國。共產國際對於他們的請求，似無理由拒 絕，因而他們也陸續獲準回國了。在他們回國之前，餘飛這個小夥子，曾這樣向我表示：“現 在鬥爭的戰場，移到國內去了。在莫斯科我們鬥不過米夫，到了中國，看他還有甚麽更大的 本領。擔任東方部長的枯西寧，似也知道一些中共代表的憤慨心情，曾在瞿秋白離莫斯科之 前，特別加以撫慰；他表示他深信瞿秋白是始終擁護共產國際的，回國以後，必然與共產國 際派駐中國的代表密切合作。瞿秋白那時似乎隻想迅速的離開莫斯科這個苦海，再也無意表 示甚麽意見。隻有我則仍留在莫斯科。據說，共產國際的首腦們，認為我還是不滿共產國際 的，有點不放心我回國去。因此我隻好泰然自若的繼續住下去，也不作回國的請求。

   我曾到黑海之濱的雅爾達去作夏季休假，對於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所應做的工作，我都 采取消極的態度。但當我在八月間回莫斯科之後，發覺情形有變動的跡象。米夫到中國以後， 似曾遇到李立三的反抗。他所帶去的“布爾什維克分子”，似也因為是一批新手，在國內的地 下工作中，並不能有所表現。這些情形，米夫曾去函告他在莫斯科的黨徒。因而他的這些黨 徒，對我的態度便有了顯著的變化。從前他們是不理我或不敢和我來往，這時他們卻特別對 我表示好感。共產國際的行政機構，也對我客氣起來了。他們要我從新領取共產國際的薪金， 即使我還在列寧學院念書，也照常將薪金發給我；並且發給我一張特別購物證，可以在國營 商店中任意購買物品。這在當時的莫斯科，隻有少數的要人和外國駐俄大使，才能享受這種 權利。 我仍舊在圖書館中埋頭學習，非接到共產國際正式約請，也不輕易到它辦公大樓去。有 一位米夫手下的“二十八宿”之一，終於向我說出一些實際的經過。他所知道的內幕消息， 似乎很多。他告訴我，他曾看過共產國際譴責中共代表團的秘密議案。 他向我說到，在清黨中關於中共代表團的材料很多；可是關於我的卻很少。那位供出我 私閱托洛斯基文件的人，並不能說出是甚麽時候和甚麽文件，也隻說我的反應“很好”兩字， 此外並無托派分子說到我與他們有甚麽秘密聯係。我平素與一般學生談話，與我公開所表示 的意見是一致的，因而清黨委員會認為我與托派有關的供詞並不足信。而且認為我並無所謂 兩麵派的作風，因此，那個譴責案特別表明，我的情節較輕。他認為這樣將我與瞿秋白等分 別開來的譴責，隱含重大的意義在其中。現在共產國際除認為我仍有不滿共產國際的想法外， 已無別的誤會。 他繼續告訴我：瞿秋白等的情形便不同了。瞿秋白勾結鮑羅庭反對米夫，在中大進行派 係活動，又主張聯絡富農，與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應反對富農的決議相對抗。 在清黨中，許多材料證明瞿秋白公開的表示和私下向學生們所說的話有許多出入之處。 因此共產國際懷疑他故意放走劉仁靜。再則，從旁的材料中，也發現瞿秋白曾與德國一個右 傾領袖有三小時以上的密談，在這次密談中，瞿更表示了反共產國際的意向。因此遣責案將 主要責任歸之於他，他也許還蒙在鼓裏，其實，在莫斯科做任何事，都會有人知道的。 我聽了他這些話，有點毛骨悚然。似乎任何外國共產黨代表，都在被監視之中。他又告 訴我：米夫到中國以後，發現李立三並不是執行國際路線，而且排斥莫斯科派回去的“布爾 什維克分子”。 米夫信中也認為有些同學在中大表現得很好，但對中國的實際工作，究缺少經驗。他們 須與過去有工作經驗的一部分好同誌相結合，才能建立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他並說到我如 果能積極表示擁護共產國際的路線，將來共產國際是會派我回國去的。 我聽了他的這些內幕消息，更證實了我一向的想法，米夫的所作所為，完全是玩弄權術； 他似乎認為目前主要的對手是瞿秋白和李立三。為了和他們對杭，想暫時聯絡我，以收個別 擊破之效。我仍采取不理會這些事情的態度，照常在圖書館閱讀資本論。 這一切一切，就是中共代表團和米夫之間鬥爭的一個大概經過。

   米夫在中國表演了一番 之後，似已登峰造極。據說幾年以後米夫也就失勢了。後來斯大林也用他所用過的手腕，將 他清算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