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54 中共六大

 

第十四篇 在莫斯科

第一章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

 

   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我經大連、哈爾濱，偷渡過滿洲裏邊界，進入蘇俄境。在共產國 際所設立的邊境接待站裏，我辦理了必要的旅行手續。全程約兩個星期，便從上海到達了莫 斯科。從此，我在莫斯科逗留了兩年半，直到一九三一年初，共產國際因為要糾正中共立三 路線的錯誤，才派我回國。我在這裏，僅追述我在莫斯科經曆的幾件大事。

   我到達莫斯科後，沒有在市內停留，便被帶到莫斯科郊外的一所舊式的莊園。我記不清 楚這個地方和莊園的名稱，隻記得離主要交通線相當遠，是一個偏僻的鄉村。共產國際選擇 了這裏給中共舉行第六次代表大會，或係為便於保密之故。這所過去屬於貴族地主的莊園， 雖已陳舊，但還可以看出一些富麗堂皇的痕跡，附近還有一個國營農場，和一些零零落落的 農舍，阡陌（田界）蔥綠，呈現著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

   大會場所設備很簡陋，類似兵營。沒有圖書館，沒有娛樂設備，隻設立了一間簡單的醫 療室，為我們檢查身體。給我檢查的那位醫生說，我的體格很強健，這使我特別欣慰。這幾 年來的艱苦生活，竟沒有使我的身體受到折磨，不能不說是最大的幸事。蘇方供應我們的夥 食，質量特別好。這是對我們的優待，也意味著蘇聯在經濟上經過新經濟政策的恢複時期， 已有相當大的進步了。

   我到達較早，以後每天陸續有代表到來，瞿秋白中央的人員，也先後到達了。大會舉行 的日期，漸漸逼近，大家都在忙著準備。在大會舉行前三五天的一個晚上，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率領共產國際中國部長米夫等和中山大學學生陳紹禹等，共十餘人突然來到，布哈林要 求舉行一次預備會議，聽取我們的意見。於是我們已經到達的約二十餘位代表，便和布哈林 他們共同聚集在一間小會議室內開始會談。

   室內僅有一張長桌，四周擺了一列椅凳，我們大 家擠在一塊，有的坐著，有的隻能靠牆站著。 布哈林首先說，請反對共產國際的人先發言。瞿秋白陳紹禹等人立即附和著布哈林說： 那就請張國燾同誌先發言吧！其他的人，也都表示讚成，並向我催促。北京代表王仲一讚成 我發表批評中央政策的意見，但對任意加我以反共產國際的頭銜一點，表示抗議。我於是站 起來發表演說，包括翻譯的時間在內，花了約三個鍾頭。布哈林沒有再要求第二個人發言， 預備會議就結束了。以後也沒有再舉行。

   我這次演說的全文，自然無法全部記憶，但主要論點，我還是記得很清楚。我從反共產 國際這一點說起，沒有否認我對共產國際領導的不滿。更進而表示：在我看來，中共領導的 錯誤，不在於反共產國際，亦不在於違反共產國際的指示，恰恰相反，是太過於倚賴共產國 際。年輕的中共，它的領導者不待說是缺乏經驗的。我們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認為是下級 服從上級的應有義務，我們信仰共產國際，認為共產國際的老革命家比我們見多識廣；每當 我們的看法與共產國際的指示發生參差的時候，我們總以為自己不過是一些學生，對於自己 的見解，不敢自信，而認為共產國際的指示必然深謀遠慮。因此，也就犧牲自己的主張，來 遷就共產國際的指示。甚至，對於共產國際代表的任何指示，也奉若神明，無不言聽計從。 這種情形，簡直已經到了迷信共產國際的程度，這就是事態的真相。

   接著我舉例證明：一九二三年六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根據共產國際關於國民革命是中 國革命的中心任務這一指示，作出結論，認為一切工作應歸國民黨，全體中共黨員，都應加 入國民黨為黨員，並在國民黨內積極工作；工人階級須先有民族覺悟，然後才有階級覺悟； 並且預言至少五年之內，中國不會產生真正的共產黨。當時我和其他同誌，不同意他的說法， 而且希望中共能獲得獨立的發展。我因此便被視為反共產國際，並受到中共中央的嚴重處罰。 可是，馬林說了這些話，僅僅四年以後，共產國際另外一位代表羅明那滋，於一九二七年七 月間向我們宣稱，中共中央犯了極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主要是它放棄了爭取整個革命中的 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他的見解恰恰與馬林的相反，似乎中共已經強大到這麽一種程度，即是 隻要不犯機會主義的錯誤，中國革命就可以在中共領導之下獲得勝利。我們又因在沒有機會 陳述自己意見的情況之下，被判以反共產國際的罪名，受到譴責和處罰。這兩種極端不同的 看法，擺在我們麵前，究竟是怎麽一回事？難道我們不能發現其中的矛盾麽？這些都是代表 著共產國際的正確指示嗎？

   我進而追述國共合作時期的情況，我沒有直指加入國民黨政策的根本錯誤，但認為這是一無可取的。我曾指出中共和國民黨在組織上混成一體，相互間的糾紛必然日甚一日。中共在國民黨內賣氣力、做苦工，且被視為不安份。中共並沒有掌握軍隊，因此也說不上能居於 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武漢反蔣時期，我們一直被國內外反動勢力所圍攻。中共居於劣勢，隻 有退讓，企圖阻止反蔣聯盟的分崩離析，穩定武漢的所謂左派政權。這其中最顯明的事實是 中共實力不夠，或者可以說是不自量力，任重道遠的擔子把雄心壯誌的中共壓垮了。 當我說到這裏，布哈林打斷我的話，說道：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你為甚麽花許多 時間，舊事重提？我停頓了一下，想了一想，心中覺得我既沒有直接指斥加入國民黨政策的 根本錯誤，現在也不必直說共產國際的估計錯誤，因而接著表示八七會議的告黨員書，就沒 有說到武漢時期敵我力量對比這一點。似乎中共中央機會主義的錯誤，曾導致革命失敗，因 而失敗的責任也應由中共中央完全負擔。難道這種批評是恰當的麽？我繼續表示我不否認中 共中央在武漢時期犯有機會主義的錯誤。而且是必須糾正的；但如果糾正不得其當，又會誘 發另一種極端的左傾錯誤。

   我繼而檢討南昌暴動的問題，指出這是我們在武漢末期停止讓步，轉而積極反抗的嚴正 表現。當時羅明那滋根據共產國際由布哈林同誌具名的電令，要我親自趕赴南昌，阻止暴動的舉行，我為了遵守紀律，曾不折不扣的轉達了共產國際的意旨。後來，南昌暴動因事實上 無法停止，終於發動了。但南昌暴動失敗後，瞿秋白中央竟抹煞事實，指斥我沒有堅決領導 南昌暴動，反假傳聖旨，予以阻止。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怪事。接著我鄭重質問：現在，我要請問布哈林同誌，究竟有無拍發這個阻止南昌暴動的電令？還要請問當時在場的瞿秋白同誌， 為甚麽在要我去南昌阻止之後，反而顛倒黑白，說我假傳聖旨呢？

   我又根據事實，批評瞿秋白中央兒戲暴動；把過去一切，不分青紅皂白，都當作機會主義來掩飾種種可笑的行為，反自詡現在的中央是布爾什維克的暴動指揮部。因此，我譏笑瞿秋白中央，它何曾是暴動指揮部，隻不過是不高明的“暴動編輯部”而已。

   接著，我申述對中共中央政策的看法，指出在暴動條件尚未具備的情形之下，不能任意 暴動，而應爭取群眾，擴大自己的實力。又由於現在白色恐怖十分嚴重，更不應有輕率冒險 行動，而應保全實力。可是，中央的方針恰恰相反，不注重團集革命勢力，隻圖急功，不斷 暴動；即在廣州暴動嚴重失敗之後，仍認為革命潮流在繼續高漲；製定兩湖暴動計劃，堅持 繼續不斷的暴動，這簡直等於自殺。

   我認為爭取群眾的機會很多。並著重指出今年五月三日，濟南慘案發生，激起了全國性 的反日浪潮，瞿秋白中央竟認為這種反日運動，會幫助國民黨和蔣介石，因而采取消極態度。 雖然我和上海的同誌曾表示異議，要求中央領導反日的群眾運動，但中央仍置之不理；這簡 直是放棄爭取群眾的機會。中央似認為實現土地革命的暴動，才是主要的工作；但對反日反 帝國主義則不予重視。可是，我要問我們甚麽時候取消了這個反帝的根本任務。在我看來， 反日並不會幫助蔣介石，恰恰相反，不僅可以將群眾團集，在中共反帝旗幟的周圍，也可以 打擊壓抑反帝運動的蔣介石。

   我說到這裏，布哈林皺皺眉，搖搖頭，驚歎著說：原來是怎樣的！你先從這裏說起就好 了。我接著表示，故事還多得很，我隻能說個大概。工人的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相結合，原 是我們久已適用的原則，但瞿秋白中央卻否定了工人的經濟鬥爭和日常組織工作的重要性。

   在農運方麵也是一樣，隻希望農民武裝，攻城略地，奪取一省或數省的表麵勝利，忽視農民 的組織和各種程度的經濟要求。至於中共本身則已淪為支離破碎之局，我們除了遭受敵人的 肉體摧殘外，又遭受中央錯誤政策的蹂躪。現在中央為了推行它的錯誤政策，實施強迫命令 和懲罰手段，因而黨內滋生一種離心的傾向；黨內民主也已不存在了。

   我陳述了這些意見之後，更坦率指出瞿秋白中央犯了嚴重的盲動主義錯誤；我雖屢次提 出建議，企圖糾正，但均為瞿秋白所拒絕；因而我曾十分憤慨，準備采取行動，反抗這種錯 誤政策，直到共產國際直接邀請我來參加這次的大會，我才決定停止反抗，到這裏來陳述自 己的意見。我也並不想算舊賬，而是希望錯誤能獲得糾正，並規劃出今後所應采取的路線。 我記得在這篇演說的末尾，我曾說：“這就是我這個被指為反共產國際的人的真實意見。” 我這篇演說，雖沒有預先擬好底稿，確是理直氣壯一氣嗬成的。所有到會者，無論讚成 與否，都認為是一篇中共反對派的代表作。

   布哈林最後也曾表示所獲甚豐，認為再無征求反對意見的必要了。有一位曾在中國工作過的俄國同誌，看了我這次演說的記錄稿向我表示： 這是一篇奇佳的演說，刻劃出中共的真相；但他指出，惟一的缺點是沒有更明確的提出自己 的積極主張，他希望我在大會的正式發言中，補充這一點。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於六月下旬正式舉行。到會的代表共三十餘人。莫斯科的中共留 學生出席旁聽的約有十餘人。大會開幕以後，由布哈林向大會作主要報告，題目是“世界革 命形勢與中共的任務”。他在這篇冗長的報告中，花了很多時間答覆我所提出的意見。他的這 篇報告，成為這次大會政治決議的基礎。他的種種表現，給我和其他同誌以深刻的印象，認 為他有正直誠實的風度。

   他說到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時，雖然避免提到共產國際政策上的錯誤，但也沒有肯定 表示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示是完全對的；也沒有說到陳獨秀時代中央的錯誤是由於違反了共 產國際的指示。但卻直率的說：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代表們，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這是鐵 一般的事實。他根據這種論斷，對於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這種關係深表遺憾。

   他提到國共合作時期，尤其是武漢時期的種種事買時，認為革命的失敗是由於敵人的力 量過於強大，同時國際革命力量並不能給中國革命以有力的支援，這是因為中國革命達於高 潮時，西歐的革命運動卻正受到挫折的緣故。但中共中央對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和聯合戰線的 任務，缺乏正確的了解；在緊急關頭，不能打破敵人的包圍，因而犯有機會主義的錯誤。 他提到南昌暴動一事時，大聲地說，共產國際阻止南昌暴動的電報確有發出。但他沒有 進而批評這個舉動是否正確，和為甚麽發出這封阻止的電報。他繼而宣稱南昌暴動是反對中 國國民黨的軍事行動，這一行動基本上是對的。他對於未能使南昌暴動與秋收暴動結合起來 這一點，認為是最大的失算。 他嚴厲批評盲動主義的錯誤，要求這次大會予以糾正。但他畢竟不願中共受到更大的震 蕩，多少采取和事老的態度，號召中共黨員在共產國際正確路線之下團結起來。

   他極力說明反帝國主義的重要。他認為日本有瓜分中國的野心，而且，太平洋將有瓜分 中國的帝國主義大戰發生；因此，爭取中國的獨立，還是中國革命者主要的任務。由此出發， 他認為中共將來還要與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結成反帝聯合戰線。甚至認為將來中國革命政權可 能由中共和譚平山這一類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平分職掌。他不主張過份強調反富農，他的這種 主張，甚有先見之明，後來卻被斯大林派批評為右傾機會主義。 繼布哈林之後，是瞿秋白作政治報告。他在報告中花了很多時間談國共合作時期的故事。 他批評陳獨秀雖然讚成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政策，但放棄領導權的爭取，甘心做國民黨的尾巴。 又指我一貫反對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政策，是不敢去和國民黨爭革命領導，同樣是右傾機會主 義。隻有他自己自命能正確的遵從共產國際的指示，讚成加入國民黨去積極爭取中國國民革 命的領導權。但他的論據，除了引證一些列寧的話以外，究竟不能指出若幹顯明的曆史事實， 來證明他的立場完全正確。而且他並沒有著重表示如何改正盲動主義的錯誤和明確表示中共 今後應取的方針，因此，他的報告曾引起多數代表的不滿。

   大會討論這些報告將告結束時，瞿秋白提出了各組審查委員會的名單，負審查各種報告 和提案，以及起草決議之責，再提交大會批準。由於許多代表不滿意他所提出來的名單，認 為各名單中沒有適當的包括反對方麵的同誌，曾爆發了激烈的爭論，大會否決了他所提出的 名單。這件事使瞿秋白認為是大會對他的不信任，因而退出會場，向共產國際求援。結果， 共產國際派來四位年老資深的委員，半用壓力半用調解的方式，才將名單予以適當的修改通 過。

   代表們在主張上，大致有這麽一種分野，瞿秋白和他的少數追隨者，堅持八七會議以後 的中央路線是正確的。王若飛、汪澤愷這兩位與陳獨秀關係較密切的人物，嚴格批評瞿秋白 所作所為都是錯誤的。在這兩種極端主張之中，周恩來、李立三、鄧中夏等，主張維持瞿秋白中央的領導，但須糾正錯誤，我和蔡和森、項英、羅章龍、王仲一等，主張瞿秋白應徹底 改正錯誤，才能繼續在中央工作。

   這次大會，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之下舉行，布哈林等人，並不經常來參加，但擔任中國 部長的米夫，率領著土地問題專家沃林等人，卻是每次會議都在座。米夫甚至以共產國際的 名義，在那裏施用壓力。他曾約我懇談，開門見山的向我說，共產國際希望我和瞿秋白能化除成見，互相合作。我表示，隻要瞿秋白能糾正錯誤，合作當無問題。他進而探詢，是否這種合作帶有勉強性質。我曾指著案上一個磁茶杯說：就像這個茶杯，被打成幾片，雖然可以 補起來，究竟不如沒有補的那麽自然，也希望以後再不會有人將它打碎。米夫回答說：共產 黨的組織，究竟不好比作一個茶杯，因為它是有機的東西，共產國際自信有力量領導中國同 誌，改正錯誤，並使他們團結合作，隻要你答應，我就可以向共產國際報告我們中間已獲得 諒解。我覺得他的話涵有強製的氣味，因而表示我尊重共產國際的裁處。他似向瞿秋白也同 樣表示過，也收到同樣的效果。 米夫的橫加幹涉似是過份了，也把事情弄糟了。我與瞿秋白之間的意見雖極參差，但經 過爭論，各自承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和取決於多數，也許事情的解決要自然些。

   米夫似乎有 一種印象，覺得機會主義、盲動主義以及共產國際或其代理人都錯了，抑或這個或那個中共 領導者錯了，都不易弄得清楚，因而隻有由共產國際來強製裁處。這樣做的結果，顯然會使 爭端的解決，不能達到水到渠成的順利效果。各人都覺得受了委曲，而且會埋怨米夫的多事。

   因此，在大會期內，我和瞿秋白雙方都覺得米夫鋒芒太露，有操縱中共的野心。 陳紹禹、沈澤民等在大會中的舉動，也不利於米夫。這些中大學生，被認為是米夫派， 在大會裏任翻譯等工作；他們是後進同誌，大多自命不凡。聽了一些代表互相指摘的言論， 不免對於原有領導人物，意存輕視。他們聽了瞿秋白那種“半罐水”的馬列理論，往往在那 裏暗中竊笑；覺得自己比他們的前輩懂得更多。對於有些代表，若幹不能自圓其說的發言， 他們又認為過於缺乏理論。他們表示既反對瞿秋白的盲動主義，也反對張國燾的機會主義； 似乎今後黨的重任要由他們來負擔了。這一切的一切，都被認為米夫是在那裏培養幹部，來 打擊我們這些原有的領導人物。

   向忠發在大會上的活動，也是令人側目，這位在武漢時期任湖北全省總工會委員長的向忠發，於一九二七年武漢分裂後，來到莫斯科，任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他被共產國際視為中國無產階級的象征，他也一切聽從米夫的擺布。因此，他的身價與時俱增，也學會了一 些馬列主義的口頭禪。在這次大會中，米夫與陳紹禹等，便將他當作一張王牌，來批評我們的錯誤。他也當仁不讓的以陳獨秀的繼任者自居，擺出一副比陳獨秀還要嚴厲的家長麵孔， 往往在大會中高聲責罵這個或那個同誌，三句話便不離“這是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其實， 他並不是一個受人尊重的人，有點江湖氣，與他共過事的李立三項英等，都知道他的底細， 不免暗笑他的那種扮演。我們多數人總覺得他不能負起領導的重任，也討厭他的“米夫味”， 但因中共缺乏領導重心，而又沒有其他適當的人來充當，隻好暫時容忍。

   這次大會雖有許多不協調的因素，但畢竟在共產國際強力領導下進行，不能沒有冠冕堂 皇的交代。因此決議倒是洋洋大觀，也曾被人據以宣稱是一次最有成效的大會。但細按那些 決議的內容，有些地方混淆不清，首尾不能相顧，甚至埋下了一些暗礁。 這次大會首先確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和任務。在國共合作破裂以後，中共的基本 方針究竟應如何，實在是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

   大會根據布哈林的報告，規定“中國革命現 在的階段，乃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這一革命，具有兩大任務：“第一，驅逐帝國主義 者，完成中國的真正統一；第二，徹底的平民式推翻地主階級私有土地製度，實行土地革命（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決議（全文載胡華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第 二二四頁至二四六頁）。大會認為：“以上兩項任務，雖然沒有走出資產階級生產方法的範圍之外，但須由無產階 級領導廣大工農兩大革命動力，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用武裝暴動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國主義 的統治和地主軍閥和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建立蘇維埃工農民主專政，開辟中國革命向非 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前途進展（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決議）”這個公式，後來就成為毛澤東的所謂“新民主主 義”的藍本。

   這次大會批判了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並指出“中國現在並沒有甚麽革命高潮。因而黨 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決議）”大會認為：在城市中，主要應進行工人群眾的組織工作，和領 導反帝運動，在農村中應利用尚保存著的蘇維埃根據地和少數工農紅軍，依據革命情形的發 展，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因而製定了《關於蘇維埃政權的決議》和沒收地主階級土地， 分配給窮苦農民的《農民土地決議》等等。

   中國蘇維埃—即工農民主獨裁—這個概念，或者說這個公式，在這次大會的決議文中， 最是含糊不清。例如，政治決議案中說：“廣州暴動開始了中國革命的第三時期—蘇維埃時期。” 同時又說廣州暴動是“退兵時的一戰”，這顯然互相矛盾。布哈林在他向大會的演說中著重指 出：日本在濟南出兵，采用暴力侵略，中國有被瓜分或爆發太平洋帝國主義大戰的危險。在 將來劇烈的反帝國主義鬥爭中，中共有與譚平山這類小資產階級平分政權的可能。這個與“工 農民權獨裁”，顯然不同的“聯合政府”的概念，既未列入決議，但也沒有人批駁過。這個重 要的論斷被忽略了，是這次大會最大的失敗，也是斯大林反布哈林右派的一個惡果。

   決議文 中還進而武斷地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走到帝國主義豪紳地主的反革命營壘，他以前是削弱並動搖軍閥製度的動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現在卻變成鞏固並團結帝國主義 與軍閥製度的一種動力。”這種說法非常荒謬，後來的抗日戰爭這個事實就把它完全否定了。 至於當時托洛斯基主張中共不應搞蘇維埃，應當要求召集國民會議，力爭民主之說，更沒有 討論過。因此大會決議並沒有證明中共此後非走蘇維埃道路不可，也沒有詳細說明它的發展 前途。 蘇維埃這個公式似是既成事實，南昌暴動失敗，結束了國民黨左派政權這個政治鬥爭目 標，秋收暴動和廣州暴動，又樹起了蘇維埃這麵旗幟。而且，沒有人願意出麵抹煞這個既成 事實，發動重新檢討的討論，因此，討論的重心就轉到了“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發展前途。 即是說，這次大會所最注意的是已有的農村蘇維埃如何生存下去，能否和如何向前發展。

   斯大林在回答中國農村蘇維埃存在的意義時，曾說過一些有趣的話。在這次代表大會前， 據說斯大林曾指出：在白色恐怖異常嚴重的情勢下，許多中共黨員跑到偏僻的農村去，組織 農村蘇維埃和從事農民武裝是有好處的，即是較易於保存一部份幹部和一部份實力。不久斯 大林又補充說，中國不統一，而交通又極不發達，蘇維埃和紅軍可以在偏僻的地方生存下去； 四川的劉存厚，帝製餘孽，守舊的軍閥，弄到形單勢孤，還能憑藉少數兵力在四川綏定地區 盤據了十幾年直到現在，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從斯大林這些話看來，可以看出他對中國蘇 維埃運動之缺乏信心，簡直是近於悲觀程度了。

   他不敢提到孫中山曾據廣東一隅反抗北京，甚至沒有提到其他許多割據稱雄的事例，卻舉劉存厚處在極偏僻地區的最反動割據以為例， 實在耐人尋味。 “一省數省首先勝利”這句口號似是萬應靈藥。因為這個新名詞第，可以擋住“割地自 雄”、“反動割據”和“分裂國土”這一類的指責，再則它可以隨意解釋，便於盲動主義者和 斯大林的徒子徒孫們—米夫派—乘機走私，以圖近功。這句口號，在這次大會中討論得極多， 瞿秋白曾利用這句口號，多方掩飾他的盲動主義，似乎不管革命形勢是否高漲，隻須利用國 民黨內部的混亂和軍閥戰爭，就可在鄉村大搞蘇維埃，並把這些散處各鄉村蘇維埃集合起來 包圍大城市，不就是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端麽？

   米夫和他的門徒們表麵雖不多說，心目中 總以為中國土地革命涵藏著了不起的神秘力量，可以憑此找出中國革命的捷徑。因此，後來 特別強調鞏固蘇維埃區域，和積極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組成，也就是他們這種想法的具體 表現。我對上述觀念批評最多，一直堅持土地革命須與反帝相配合，如果沒有全國革命形勢 的高漲和城市工人的再起，就不能實現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 這次大會的決議文雖將當時的蘇維埃政權根據地和少數工農革命軍，看作是農民鬥爭， 也並不將他看作革命政權，還警告不可對它估價過高，因為它的力量還很小。但在另一方麵， 這決議文卻判定：“反動的統治在各區域鞏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總的新高潮之下，是 革命先在一省或幾個重要省區之內勝利。”根據這個假定又進而說到：“一切政權歸工農兵代 表會議的宣傳口號，將要如何變成直接行動的口號。”這些論斷便是後來整個蘇維埃運動的理 論根據。

   由於米夫瞿秋白等在草擬決議文時上下其手，這次大會沒有扭轉忽視反帝的傾向， 特別漠視日本侵略的危險；更抹殺了國民黨反日本侵略和作為民族派的積極效能；又誇大了 土地改革的作用，錯誤地移植了蘇維埃這個政權公式，因而先後釀成了中共內部許多糾紛。 例如立三盲動路線，米夫、王明的蘇維埃路線，毛澤東的遊擊主義和我自己對中共中央的反 抗等等。 除以上說到的政策的漏洞外，大會另一個重要表演，是促進了黨的團結雲雲。但這隻是 表麵的文章。

   我們一致通過了新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單；除陳獨秀因未到會落選外，中央委 員包括向忠發、瞿秋白、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蔡和森、項英、顧順章、鄧中夏、羅章 龍、毛澤東、任弼時、盧福坦、陳潭秋、彭湃、蔡暢、王仲一等，尚有候補委員李維漢、羅 登賢、王若飛、鄧穎超、餘飛等。 大會閉幕後，新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新的政治局。布哈林、米夫等人， 認為這是一件大事，都親身出席參加。

   當組織新政治局議案提出時，有一位委員首先表示： “應淘汰原有的政治局委員，另行選舉新人參加。”他的理由是：“舊有委員都犯有嚴重錯誤， 而且彼此不和洽。”布哈林起而回答說：犯有嚴重錯誤的同誌，仍是黨內最好的同誌；除沒有 參加大會的人（按即指陳獨秀），隻好置之不論外，其餘的都有資格參加政治局。他並且極誠 懇的表示：如果沒有原有政治局委員參加，或者沒有反對過去中央的人參加，都不能組成一 個有力的政治局。米夫跟著不加說明的就提出了一張七人的名單，即：向忠發、瞿秋白、張 國燾、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項英等七人。這個名單就在各個委員不願引起新的辯論的 情形下，無異議的通過了。 米夫接著表示：這個新政治局的委員提名，是共產國際經過慎重考慮而決定的。現在既 已通過，共產國際表示非常欣慰，按照中共的成規，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的提名，應由上 屆中央政治局提供出來。這次由共產國際直接提出，當然含有否定瞿秋白中央的意義在內。 米夫看見進行的情形頗為順利，因而進一步提議說，共產國際認為最好由向忠發同誌任書記， 瞿秋白張國燾兩同誌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李立三同誌任組織，蔡和森同 誌任宣傳，周恩來同誌任軍事，項英同誌任工運。米夫這個提議，也迅即獲得一致通過。

   這次大會閉幕以後，跟著就要舉行共產國際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了。中共代表約有半數的 人，仍留在莫斯科為出席共產國際六次大會的中共代表。向忠發、李立三、蔡和森等人則率 領其餘的代表，先行陸續返國，從事新中央的工作。中共黨內的紛爭，經過這次大會，總算 是解決了。我這個被認為中共右傾反對派領袖的人物，從此，改稱為少數派的領袖。

   共產國 際這樣做，是因為中共黨內的爭端已經是公開的事實，似隻有籠籠統統的來一個少數派和多 數派，卻並不說明這兩個名稱有甚麽內涵。 這次大會又為俄共黨的斯大林派與布哈林派的紛爭陰魂所籠罩。斯大林與布哈林中間的 爭執，那時還沒有公開出來，我們原不知道底細。首先是陳紹禹等私下說到布哈林右傾，並 不能代表斯大林、俄共和共產國際的意見。瞿秋白就利用這個消息，認為布哈林支持張國燾， 是右派支持右派；並指斥布哈林過份批評八七會議以後的中央，是他個人的私見，斯大林並 不與他一同見解。 這種消息在大會中傳播著，形成有利於瞿秋白的形勢。有些代表覺得布哈林既被俄共指 為右傾，他的報告又有與小資產階級平分政權的主張，將來斯大林不讚成，中共不免要連帶 發生震動。米夫在這種空氣中，不僅不否認這種傳說，而且表示他是站在斯大林一麵的；並 有意無意的否定布哈林平分政權和聯絡富農之說。這種氣氛，減輕了布哈林發言的作用，也 無異使瞿秋白獲得意外的解脫。

   李立三在這點上，更沉不著氣，他曾向我表示：我們不要站在布哈林的一麵，要站在斯 大林的一麵。他覺得共產國際現在主要是反對右傾，布哈林又是右傾的主要人物，因此，他 的報告不能完全算數，今後中共的方針，與其右，不如左。他的一貫作風又是好大喜功，也 愛遇事強迫命令一番，他感覺到斯大林的作風與他不謀而合，因而更有自信的幹起來。這樣， 六次大會就不能完全克服盲動主義，後來竟釀成了著名的“立三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