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52 南昌暴動

 

第十三篇 從機會主義到盲動主義

第一章 南昌暴動

 

   至此，我們已經斷定國共合作完全破產，中共也瀕於支離破碎的邊緣；但問題是中共今後何去何從？值得大書特書的是中共經由南昌暴動，竟轉入到蘇維埃運動時期。更不幸的是整個蘇維埃運動的思想和實際都不適合於中國革命的需要，中共也從此墮入了左傾的歧途。

   總結國共合作時期的曆史教訓，許我這樣說，國民革命確是中國革命的迫切需要，也是 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國共合作也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國民黨整體是代表了中國人民的自強 獨立的普遍情緒和要求，中共確是這種革命勢力中的左翼，它偏於體現工農利益。可是國共 合作的實際政策是錯了，中共廢棄其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定，不安於少數派的地位，一心想 投機取巧，混進國民黨內去，企圖混水摸魚。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政策，根本就是機會主義。

   國共雖然分裂了，但國民革命的任務並沒有完結。一九二七年夏季，武漢政府即將結束的時候，國民革命還隻是在初步發展時期。當時，北伐尚未完成，軍閥和反動勢力還以各種 形式到處猖獗，中國統一的任務，還差得很遠，不平等條約並未廢除，列強在中國不僅保有 上海等地的租界，破壞中國領土主權，控製著中國的經濟命脈，而且它們還可以運用其駐在 中國境內的軍隊和炮艦，幹涉中國內政，反對中國革命；愈到中國北部，日本的侵略勢力， 更是不肯輕易退讓。

   蔣介石汪精衛等雖然是相繼清共分共，但還在與奉係軍閥作戰，並未有 與日本等列強勢力勾結起來。中共最主要的錯誤，就是沒有看清楚這一點，即是國共鬧翻了， 大批共產黨人受到了殺害，但國民革命還未成功。如果中共當時仍能向國人號召國民革命， 一致繼續努力，反對主要敵人帝國主義和軍閥，也反對那些清共分共的反動行為。循此前進， 大可以開辟中國曆史的新途徑。 可是共產國際的死公式，危害了中共，也損傷了中國革命。

   這種死公式就是：國共合作 完蛋了，繼之而來的便應當走蘇維埃之路；民族解放運動解體了，繼之而來的應當是進行土 地革命；蔣介石反動了，似乎也就是資產階級革命完結了，繼之而來的隻有由無產階級領導。 由這些思想出發，於是自欺欺人的飄飄然起來，運用所謂辯證法，強調土地革命與蘇維埃， 強調反對蔣介石政權，認為這就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最主要工作。誰知這個革命目標的轉移（由對外轉到對內），竟幫助了日本的侵略勢力，也幾乎完全斷送了中共。直到不可收拾之時才放 棄蘇維埃，要求蔣介石容許它“一致抗日”。所謂國共第二次合作抗日，也就是蘇維埃運動破 產的明證，這些事我在下文要詳細說到。

   現在讓我從南昌暴動說起。“八一”南昌暴動，是中共對國民黨分共的武力反抗；名義上 雖仍以傳統的國共合作相號召，實際則純由中共前敵委員會領導。這一暴動，由中共政策轉 變的角度來說，可以說是一個過渡階段，因為暴動失敗之後，中共也就走上了蘇維埃運動的 新時期。中共暴動政策，也是由這一次開始，而且一開始就充滿了冒險色彩。由此發展下去 的秋收暴動，廣州暴動等等，更走到了可怕的盲動路線上去。這在中共的記載中，是由右傾 機會主義這個極端，走到了左傾盲動主義的另一極端。但我要修正一下這句話，中共加入國 民黨這一實際政策，根本是右傾機會主義，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不承認這一點，隻枝枝節節 的批評過這一政策實行方麵的一些錯誤罷了；蘇維埃整個政策，根本就是盲動主義，共產國 際和中共中央也不承認這一點，同樣隻是枝枝節節的批評過某一些明顯的盲動錯誤。

    上麵這些批判之詞，並非自詡我有先見之明，而是在痛苦的經曆中體驗出來的，而且相 信這是公平而合理的。當我於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晚踏上長江下行船，由漢口往九江時， 我的心情很沮喪。我痛恨大批共產黨人的被殺害，覺得非奮起反抗不可，但又認為南昌暴 動並無成功的希望，不免有進退兩難之感。我本來不滿共產國際的領導，但又無法脫離共產 國際。我深刻體會中共混在國民黨內的政策是大錯特錯，但現在改弦更張，對未來的局勢發 展如何，實在有點茫然。共產國際，對南昌暴動采取置身事外和阻止的態度，羅明那滋的左 傾蠻幹，瞿秋白的取巧作風，無一不增加我心情的不安。總括的說，憤慨、反抗和苦悶、思 想模糊不清，以及對暴動失敗後可能引致的嚴重後果的顧慮，各種複雜心情交織在一塊。在 無可奈何之中，隻有加侖將軍的那種苦心孤詣的建議，給我一些解脫。我總在設想，中共的 軍事勢力與張發奎所率領的第四方麵軍，全部共同回師廣東，是比較可行的，應當爭取其實 現。

   二十七日早晨我到達九江，當時九江碼頭很為擁擠，大批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物都 由武漢來到這裏，大部分候車轉赴南昌，也有些正設法潛往長江下流上海等地。他們大都在 那兒對時局發展交換意見，中共的要人們也乘機拉攏國民黨左派人物，企圖為南昌暴動增加 聲勢。這裏也是一個軍事轉運站，第四軍正由武漢經九江轉赴南昌。我很快在九江找著了賀 昌（少共中央委員）、高語罕（武漢軍校的政治教官）、惲代英（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廖乾 五（第四軍政治部主任）和關向應（少共中央委員）等同誌舉行會議。簡略告訴他們二十六 日中央常委會議的經過和決定，他們都表示南昌暴動勢在必行，已無討論的餘地，尤其是惲 代英表現得最為激昂。 當我追問惲代英為甚麽不能重新討論時，他表示沒有必要等候我的來到再行討論，因為 事情已經決定了；並進而怒斥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他曾說到：“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害死了 中國革命，葬送了成千上萬的同誌；它們的領導完全破產了。現在南昌暴動一切準備好了， 忽然又來了甚麽國際指示，阻止我們的行動，我是誓死反對的。”他強調不理會共產國際和中 共中央，按照已經決定了的計劃往前直幹。他也曾威脅過我說，如果我再動搖人心，就要打 倒我。

   惲代英這種憤怒的發言，曾使我為之變色。他平時是一個正直而有禮貌的人，對我一直 很友善，對人沒有私怨，沒有與人競爭的野心，在共產黨人中素有“甘地”之稱。我聽了他 這些話，當時百感交集。他堅持暴動，顯然積壓已久的憤慨到此時才坦白發泄出來。我也佩 服他這種堅毅精神，自愧沒有能夠用他的蠻勁去對付羅明那滋。我也感覺到，中共中央和我 自己的領導威信，已經喪失了。我當時在難過的心情中，不願作任何解釋，隻說這件事等到 達南昌後再行討論。

   我為了等候火車，在九江停留了兩天，直到二十九日才和惲代英結伴前往南昌。當時落 後的南得鐵路顯得破爛不堪，而且軍運繁忙。少得可憐的車輛都被軍隊占用去了，沒有客貨 車經常開行；又沒有其他交通工具可資利用，隻有耐著性子，等候火車。在這兩天內，我和 惲代英緊張的工作，例如遣散一些同誌秘密前往上海等地，策劃反對汪精衛分共的宣傳和行 動，布置當地的地下工作等等。這一切，都是按照南昌暴動將如期舉行為前提而處理的。

   三十日早晨，我到達南昌後，立即與周恩來、李立三、彭湃、惲代英、譚平山、葉挺、 周逸群等舉行會議。會議一開始，我詳細的報告了二十六日中央的會議情形，並要求了解南 昌的情況。我說話的要點，大致是共產國際和它在漢口的代理人對南昌暴動的看法，都著重 能否成功這一點上；我們不能期待有蘇俄軍事顧問的幫助和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持；共產國際 的電令顯然是要阻止這一暴動，加侖將軍主張與張發奎將軍一同回師廣州的建議是值得重視 的；我奉命來考查這裏的實況，並和大家重新討論這一問題。

   當時情勢緊迫，一部分到會者要趕著去與賀龍等舉行另一特別委員會會議，另一部分人 又有要事急待處理，大家都心情緊張急躁，根本不願談到“成功希望”和“改變計劃”等等 說法，誰說一句鬆勁的話，怒火就會向他噴來。 我的話剛說完，李立三即站起來急劇而簡短的說，一切都準備好了，哈哈！為甚麽我們 現在還需要重新討論？葉挺是唯一表示不同看法的，他大致認為南昌暴動不易獲得成功，如 果能和張發奎一同回師廣東較為合算；中共同誌們隱藏在第四軍中，也不會遭到暗算；他與 賀龍相處總是有些格格不相入。因而他繼李立三發言後，就平靜的說：將分裂行動推遲一些 時間，也許是好的。握有兵權的葉挺搶先說出這樣的話，這使譚平山大為焦急，因而他用威 脅的口吻說：如果我們在軍隊中的同誌，此時不能行動起來，那末，以前的所有軍事工作都 很難認為是我們黨的軍事工作。周恩來目擊此種情況，也就急劇的說：我們最好行動起來。

   在這種不平常的討論氣氛中，我重新提到我還不知道這裏的情況，也再次說起共產國際 那種有無成功希望的說法和加侖將軍企圖推遲這一行動的設想。這使周恩來聽了大為著急， 他似不願意陷於冗長的討論，因而憤怒的說：這個意思與中央派我來時的想法不相吻合，如 果我們此時不行動，我隻有辭職，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別委員會會議。 周恩來憤而辭職的表示，使這個極度緊張的會議達到了沸騰點。所有參加會議的人，除 葉挺和我外，都不願對已有的決定作任何的改變，這是極為明顯的。他們都好像騎上了虎背， 抱有義無反顧的氣概。我當時隻是要求重新討論，並沒有堅決阻止和一定要改變計劃的決意， 自不願鬧到不易收拾的境地，除批評了幾句周恩來那種要挾式的辭職表示外，也就到此止步。

   會議旋即轉而討論一些緊急事項，我則改與個別同誌談話，了解情況。 最先與我長談的是李立三，他最堅強的論點是一切都準備好了，時間上已來不及作任何 改變。李立三認為不能停止暴動，要點有二：第一不能違反與賀龍所訂定的密約；第二如果 改變計劃，我們原來發動暴動的意圖已無法保持秘密。李立三和其他的中共要角一樣，都根 本不願涉及是否成功的問題，好像這是阻攔他們行動的魔鬼似的。因而他的語峰總是環繞著 “來不及阻止了，來不及有任何改變了”，其他同誌與李立三也大致抱同一態度。

   中共與賀龍的關係，最先是李立三對我詳細說明了一番。他曾指出，賀龍這個土匪出身 的軍人，以往與中共的關係不算很密切，現在決心追隨中共一塊兒幹，我們不能令他失望； 我們與賀龍已經信誓旦旦，在形勢上說彼此都已騎上虎背，在決心上說彼此都已表示破釜沉 舟；任何改變都易引起嚴重的誤解。李立三更進而警告說，賀龍不得誌，疑忌甚多；他不滿 張發奎，也自覺他這個土匪出身的人，在國民革命軍中無出頭之日，遲早要被繳械的，現在 如果我們改變計劃，聯絡張發奎，那他可能認為是被出賣了；也可能采取先發製人的手段向張發奎告密，洗脫自己，反過頭咬我們一口。在這一點上當天周恩來也曾有重要的補充， 他指出，賀龍決心參加暴動，並且秘密征得他部下各師長的一致同意，他們都認為這樣做才 有出頭之日；整個暴動計劃和發動時間，他們都已經知道了；因此不好再改變了。最先運動 賀龍參加暴動的譚平山，也曾向我說明，賀龍內心有恐嗓也有野心，企圖取張發奎的地位而 代之，我們正要利用他的這種野心，捧他做總指揮，而且任何聯絡張發奎的做法都易引起他 的疑忌。 李立三也曾對我詳細的說明，深恐暴動計劃的秘密泄露，知道這機密的人已經很多；在 人員的調動上，宣傳的語氣上，和若幹人表示出的態度上在在都易使人覺察。他曾警告說， 即使張發奎真誠願意與我們合作，一同回師廣東，決心在那裏重建國民革命根據地，依現在 的情勢看也是沒有指望了；因為張發奎到達南昌後知道了我們曾策劃暴動反對他，那有不反 臉對付我們的道理。後來周恩來參加討論，我們具體檢查這一秘密可能泄漏的情形，獲知暴 動機密的人，已經超過一百人，除中共的重要幹部外，還有張曙時等十多位國民黨左派人物和賀龍部的重要將領。在通信聯絡方麵也相當廣泛，除南昌、九江、漢口之間每天都有函電 和人員的來往外，而且還與駐在撫州的第三軍教導團團長朱德和在湖南平江的工農武裝領導 人餘灑度等通訊，約他們按時舉事。因此檢查結果，我們一致認為這個秘密已無法保持或掩 蓋，甚至有些行動都來不及停止了。 根據上麵所說過的實際情況，我曾宣告暴動計劃不能改變，表示支持前敵委員會的原有 決定，至於不能根據國際指示辦事和如何向中共中央複命，完全由我負責。葉挺也曾表示過 根據實況隻有不顧一切的幹下去。

   我素來是責任感很濃厚的，我覺得我要嚴格的執行中共中 央給予我的使命，更重要的是我應當替南昌暴動找尋一些成功的希望；因而我倒不很重視我 在九江和南昌所遇到的同誌的反抗。我雖然一直表明並不根本反對暴動，現在又明白表示支 持，但我的同誌們仍然不完全諒解我。

   三十一日上午，中共前敵委員會的緊急會議，再也沒有討論改變計劃的事，決定照原計 劃執行。到會者知道了張發奎偕同汪精衛孫科等已經到達廬山舉行會議，而且頗有針對著南 昌的跡象，大家都在研討對策。南昌暴動原決定在三十一日清晨舉行，由於我的要求而改期， 現在又重新確定，在八月一號清晨舉行。而且根據這個決定，到會者部分擔著緊急工作，分 頭活動去了。

   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暴動終於成為中共鬥爭史上一次重大事件。 要了解南昌暴動的發展，首先需要探討一下中共的領導能力如何，而中共領導的無能與 混亂，似乎是預定了南昌暴動失敗的命運。在這一點上，我要先說說譚平山；他在沒有得到 中共中央同意之下，即在南昌九江一帶展開活動。他曾標榜要在南昌開創一個新的局麵，這 句話的意思，具體的說，大致是由他策劃出一個南昌暴動，並由他自己名符其實的領導起來， 不再理會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直到有了相當成就之後再說。

   譚平山的野心與他的才能相較，似乎是不甚配合的。他從國共合作，國民黨改組的時候 起，一直擔任重要的職位，在中共內他始終是個要角，在國民黨內他又是中委兼組織部長。 就由於這種地位使他有點飄飄然，常誇耀他是老同盟會，與國民黨左派有廣泛的聯絡，在中 共又是最先參加者之一，而且是中共中央少數重要領導人之一，並為斯大林所賞識，這樣他 似乎是左派革命勢力最好的代表人物。可是國民黨左派或共產黨人，似乎對他都不敢寄予甚 大的期望，這一點，也許他自己並未完全覺察到。

   在武漢末期，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對於譚平山向國民政府提出辭去農政部長的辭呈， 認為太過軟弱，表示不滿，也有過指責。這件事，也許就促發了他單獨行動的決心。南昌暴 動的前夕，他的言詞和態度都不將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放在眼內，他把我視為中共中央的正 統，一股怨氣曾向我發泄過。他所提出的暴動宣言有許多不妥之處，須我代他修改，他曾橫 加阻止，並很不客氣的指責我企圖包辦。可是他這種露骨的表示，不僅沒有得到一般同誌的 支持，反而引起過不少的反感。

   南昌暴動發動後，譚平山被推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委員長，而且賀龍是他提攜起來 的，中共的前敵委員會似乎也可由他領導，通過前敵委員會更可指揮葉挺等重要軍人，一切 似都如願以償，是以他曾擺過領袖的架子。可是他所得到的，是人們對他的不夠熱忱，更沒 有人高興去捧他。當他想到處境甚危，不易獲致成功，不應露骨反對中共中央的時候，也曾 主動企圖和我及其他同誌改善關係，對外也曾擺出“禮賢下士”的姿態，但這都收效甚微。 根本原因，是一般重要幹部都不相信他能夠成為對內對外的重心。

   當時葉賀這一支暴動軍隊，不待說，是極需一麵政治旗幟的，對內需要團結和鼓勵軍心， 對外需要有響亮的發言和號召。這點我也曾向我的戰友們提起過，但他想不出解決的辦法。 南昌暴動沒有得力的發言人，這就使中共的領導為之黯然失色。

   擔任前敵委員會書記的周恩來是可以負起政治領導責任的，但他並沒有這樣做。他不多 談政治問題，甚至很少召集前敵委員會會議，即使舉行會議，也沒有討論過重要的政策。兼 任革命委員會屬下參謀團主任的周恩來，一心注意軍事問題，大概他是以獲致軍事勝利，使 這支暴動軍能在廣東東江地區立下腳根為第一要義。也許他以為一切要等到軍事勝利後再說， 如果過早奢談政治領導，不是空論，便是自討麻煩。

   多數的中共重要人物如李立三等，與周 恩來都有相似的心境，而且大致都強調暴動是天經地義，誰要是懷疑或提出異議，誰就是動 搖和不夠堅決。這種不計成敗的唯心觀點，也就是盲動主義的根源。 我當時的處境相當尷尬，也有些無能為力之感。我是應當返回漢口中央去複命的，隻因 交通阻隔，無法成行，惟有隨軍前進。我不僅遭受過譚平山的反對，而且李立三、周恩來、 惲代英等同誌無形中認為我對暴動不夠堅決，對張發奎存有幻想。我自覺我的領導信用是受 到打擊了，除了照常參加前敵委員會會議，做些我所能做的事外，也無法挽救中共領導的淩 亂局麵。

   暴動前夕，參加暴動的軍隊，都急速向南昌集中，中共的人員，也由九江一帶向南昌湧 進。中共將有暴動，似為張發奎所覺察。三十一日，張發奎從九江乘南得車趕往南昌，但他 到達馬回嶺站附近，即被阻隔。據在當地指揮暴動的負責人聶榮臻向我描述當時的情形說， 張發奎趕到馬回嶺時因為交通已斷，即下車向正在移動的部隊警言：“你們向何處開動？奉了 何人命令？”並宣稱：“我是張總指揮，我命令你們停止前進！”這時聶榮臻深恐軍心動搖， 便指揮架起機關槍，向張來的方向作示威式的掃射。張見情形不對，便被逼不再指揮 他的部隊了。因而聶等也就指揮軍隊破壞鐵路，將馬回嶺以次的沿線部隊，都依計劃移向牛 行車站及南昌附近，並布置警戒。

   南昌暴動，決於八月一日上午三時發動。第一步的目的是先行解除城內不參加這次暴動 的軍隊的武裝。三十一日葉挺賀龍等部隊，都已按計劃集中到南昌城內及四郊各軍事要地。 這一軍事行動的指揮，是由葉挺負責的。那時，我也在葉挺的師部。還不到三時，槍聲便響 了。沒有經過激烈的戰鬥，留駐在南昌城內的朱培德部隊約三千人，一下子就全部被繳械了。 當行動開始時，葉挺曾接到好幾次電話，都是他的部屬向他報告：被包圍的部隊表示願意投 降一同參加行動。葉挺卻一一以堅決的語氣回答：先繳械再說，天亮前，南昌城內的各機關， 都已被全部占領。

   八月一日清晨，占領南昌的軍事行動結束以後，建立政府和今後應采取的軍事策略是急 待解決的問題。 關於建立政權這一問題，我和譚平山等所考慮的是成立正式的國民政府或成立臨時性質 的政權機構，我們沒有提到要建立蘇維埃政權。當時一般的看法，以為一個正式政權的建立， 須有穩定的地盤；而又必需有繼續的軍事勝利，才能獲致。同時，共產國際一向的政策，又 是主張建立一個有力的國民政府，並反對托洛斯基建立蘇維埃的主張。所以討論的結果，便 決定了組織一個臨時政府，名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要任務是：一、號召國人擁護孫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和三 大政策；二、在適當時機，召集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改組國民黨，成立國民政府，討伐南 京武漢一帶的叛逆。當時，我們在南昌所發表的宣言文告，大體就是根據這兩點作成的。 革命委員會由二十五人所組成，包括譚平山、宋慶齡、吳玉章、鄧演達、何香凝、惲代 英、張曙時、郭沫若、周恩來、張國燾、李立三、張發奎、賀龍、彭湃、林祖涵、朱德等。 這個名單由中共前敵委員會決定後，即由譚平山在一次包括國民黨左派人物的會議上，提出 予以通過。委員們立即宣誓就職，旋又推舉譚平山為委員長，吳玉章為秘書長。這名單中的 國民黨左派人物，除張曙時以外，其餘如宋慶齡、何香凝、鄧演達等，並未到場。他們的名字被列進去，這是利用國民黨招牌所必需的。至於張發奎那時已與南昌暴動處於對立的地位， 中共仍將他的名字列入，一麵表示拉攏，一麵想借此維係第四軍軍心。

   參加南昌暴動的國民 黨左派人物，隻有張曙時、薑濟寰、蕭炳章，和一些國民黨中下級幹部。因此，這個革命委 員會，用的是國民黨的招牌，事實上是完全由中共所操縱。 軍事行動策略更是緊逼的問題，當時張發奎所率領的第二方麵軍一部分，正由九江向南 昌逼近，聲言討伐叛逆。朱培德也正在吉安樟樹等地調集他的部隊，作反攻南昌的部署，武 漢南京兩方，都可迅速集結其他部隊入贛增援，對付我軍。

   根據這種種情況，我們認為南昌 處在四麵受敵之中，顯然不易立足。當時主要有兩種意見。一是主張南下占領廣東東江一帶 地區（南下廣東的路線曾有兩種主張：甲、由鞍東撫州瑞金線入東江，即暴動軍所采用的路線。乙、由樟樹 吉州贛州線，即係沿翰江的大路，周逸群曾有此主張。見一九六四年英文中國季刊第二期 C．Martin Wilbur 所作《The Ashes of Defeat》文中之周逸群報告），以潮汕為據點，再行統一廣東，出師北伐；一是主張西向進攻湖南（郭亮陳蔭林等兩湖農運工作人員曾有此主張，當時他們的聲音顯得不夠響亮，故也沒有見於文件的記 錄中）配合湖南的農 軍，占領一部分地區，以為根據，再圖大舉。

   賀龍對於第二種主張很感興趣，因為湘西一帶， 原是他的老巢。但討論的結果，大多數讚成南下的主張。理由是東江一帶防務空虛，易於占 領，且不至四麵受敵，東江的農民運動，早有基礎，力量易於擴張，又因占領汕頭海口，可 望獲得蘇聯的接濟。當時大多數人不願往湖南，對於蘇維埃，打遊擊，土地革命等等，還是 疑慮多端。毛澤東自願到湖南去，也是挺而走險，當初也曾企圖帶著農民武裝趕來南昌，參 加暴動，隻因時間上來不及而作罷。

   如何擴充軍事實力，也是煞費腦筋的問題。賀龍的第二十軍戰鬥力不算充足。他的第一 師師長賀敬齋，第二師師長秦光遠，每師雖有三個團，但人數並不足額，槍支更陳舊不堪。 周逸群所率的第三師，那時還隻有一個團人。所以第二十軍急須加以充實。葉挺的第二十四 師和周士第所帶的七十三團（原係獨立團）是這次暴動中的主力。中共當時決定再成立一團， 與獨立團合並，編為第二十五師，再加上蔡廷鍇的第十師，合並成為十一軍，由葉挺、蔡廷 鍇任正副軍長。當時駐在南昌附近的第十師師長蔡廷鍇（他接替陳銘樞的職位），對於南昌暴 動，原采取中立態度，經中共極力拉攏，他才表示附和。

   朱德原任楊森軍的黨代表，在楊森 背叛武漢時，離開楊部來到江西，他的老朋友朱培德便任他為教導團團長。後來朱培德遣送 共產黨員出境，朱德仍以與朱培德等同係雲南部隊出身的老關係留任原職，並未被認為共產 黨員而遭遣送。這時中共特別抬出朱德來，給他以一個第九軍軍長的名義，希望他能影響並 轉變朱培德的部隊，形成一個新的軍事力量。

   根據這種種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部署，革命委員會的具體組織也就形成了。任委員長的譚 平山，算是對內對外的領袖，吳玉章以秘書長的資格，組織了一個秘書處，為革命委員會的 辦事機關。革命委員會下成立一參謀團，等於國民政府下的軍事委員會，由周恩來任主任， 劉伯誠任參謀長，賀龍任前敵總指揮，葉挺任副總指揮，郭沫若任總政治部主任。此外，設 有農工委員會，由我任主任，李立三、郭亮、彭湃、陳蔭林等任委員，負責領導工農運動和 建立各地方政權等任務。

   另黨務委員會，主任張曙時，負責領導國民黨的組織工作；宣傳委 員會，主任惲代英；財政委員會，主任林祖涵，後來又增設一個政治保衛局，由李立三任局 長。這些組織的性質，是黨政軍一元化的。既雜有一點國民政府的成規，也滲有中共的特殊 作風。 革命委員會的政綱，大體還保存著北伐初期的色彩。其中最特殊之點，是規定沒收二百 畝以上的地主土地，分配給貧苦農民耕種。這種規定，雖然還是在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 田”的口號之下提出的，然而，已是中共公開宣布沒收土地的第一聲。再則，規定經過選舉 的方式，成立鄉村政權，在這種選舉中，工農團體自然是其中的骨幹。此外，關於反對帝國 主義和軍閥，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等項，都和過去國民黨的政綱沒有多大出入。

   革命委員會略具規模，還沒有來得及大事宣傳，就不得不根據軍事情況的需要，離開南 昌。軍隊之向南移動，對內對外，都引起一種不安的情緒，許多人感覺到，中共的軍隊是在向南逃難。武漢的中共中央又已通告各地區組織與工農團體，停止響應南昌暴動，前敵委員 會對兩湖各地工農的配合行動，已失去了指望。即對在平江暴動的餘灑度部，也認為時間上 來不及命令他們趕到南昌與大隊會合，隻有通知他們就地行動，後來這一部分軍力就成為毛 澤東所組織的湖南工農紅軍的基幹部隊。

   八月五日，這一支暴動軍，護衛著革命委員會的龐大組織，經由贛東的撫州、瑞金等地， 向廣東的潮汕進發。這支軍隊，除了打著革命委員會的招牌以外，可以說與其他的國民革命 軍沒有顯著的分別。一般士氣反不如北伐初期那末旺盛。溽（rù濕潤悶熱）暑行軍，行李又非常笨重，需要 大批民伕，而民伕又征不到，於是沿途拉夫和兵夫逃跑的事，不斷發生。中共的幹部們，是 在那裏第一次學習軍事行動。

   第一天的行軍情況，特別顯得七零八落，當天走了九十華裏，到李家渡宿營時，許多幹 部，腳板上都起了水泡。要人們要坐轎子，轎伕又不易找到，走路似乎比任何事都辛苦。 一般幹部，在出發前，總想多帶點日用的東西，可是上路後，這些所攜帶的東西都成了極重 的負擔，似乎幾兩重的心愛的物件，這時都成了千斤墜。因此，在多數幹部要求之下，決定 把這些包袱扔掉。在李家渡河邊的沙灘上，各種漂亮的衣物，堆積得象一座五顏六色的小山 一樣，引火焚毀，以示決心。這可算是中共“無產階級化”的一次表現。可是，有些人對著 那一堆餘燼殘灰，也不免歎息著說：我們為甚麽這麽傻呢？為甚麽不將這些衣物分贈給當地 的老百姓呢？然而，當時的中共，隻是想到那裏便做到那裏，我們老是在“上當中學乖”。這 件小事，也許就是我們的一個實地寫照。

   從李家渡到撫州的途中，周恩來等候在路旁，與我會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懊喪的說： 據一位逃出來的同誌報告，行進到進賢的第十師蔡廷鍇，業（已經）已叛變，拖著隊伍向東跑了。蔡 廷鍇在進賢借集合幹部訓話為名，將三十團團長範孟聲及其他中共同誌三十餘人，一律扣留殺害，其餘同誌數十人，也下落不明（據《蔡廷鍇自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香港自由旬刊社出版，上冊第二二〇頁）敘述此一事件時，僅 謂將範孟聲等共產黨員，給資遣散。但範孟聲從此即告失蹤，亦屬事實，究竟那一說法確實，作者也無從證 明）。現在隻逃回來一個同誌。似此，我們在第十師中的 基礎，已完全被毀了。…… 周恩來接著以引咎的語調向我說：這件事是我的大意，我應完全負責。

   他如此表 示是有原因的。當張發奎的第二方麵軍向南昌集中的時候，葉挺師擔任前鋒，蔡廷鍇師跟進。 南昌暴動之夜，蔡師全部駐在南昌附近，蔡本人正由九江趕來南昌，蔡於八月一日才趕到南 昌，是由我與周恩來葉挺三人和他在葉挺師部接談的。蔡初到葉挺師部時，大概因沒有參預 這次暴動的密謀，神色顯得有點慌張，我因與蔡不熟，一直沒有多發言。隻由恩來對他說了 一篇南昌暴動的大道理，葉挺也以老戰友的資格，從旁向他說：高佬！就這麽幹吧！蔡低頭 躊躇一下之後，即表示一切願聽指揮。這一幕過後，革命委員會和參謀團的多數委員，都對 蔡有些不放心，主張應派得力的人員去控製第十師。獨周恩來認為不應對蔡表示不信任。因 此委蔡為參謀團的委員，第十一軍副軍長，兼左翼總指揮，並且命令他單獨循進賢一路南下， 即對範孟聲等同誌，周隻囑咐他們聽從蔡廷鍇的指揮，並沒有要他們提高警覺。如今，蔡竟 叛變了，而且範孟聲等同誌又因而被害，周對於自己事先的疏於防範，當然有內疚之感。

   聽了周恩來的檢討之後，我心中難過，躊躇了一陣才對他說：現在事已至此，是 無法挽救的了。看來，蔡廷鍇拖著隊伍往東走，還沒有與我們敵對的意思，他既懷異心，即 使和我們一同到了東江，在緊要關頭再來一個拆台，豈不更糟。我們對於這一件事情的處理， 顯然是太大意了。應當視為一個嚴重的教訓。這件事如果公布出來，將會動搖軍心，還不如 不公布的好。在此緊急時期，你也不要灰心，不要提出引咎辭職這一類的話，還是咬緊牙根 的幹下去吧！周恩來聽了我的話，似乎有多種感觸而不得不表示繼續勉為其難。

   不過，我們 也就失去了最有戰鬥力的一師了。 我軍失去蔡廷鍇師之後，連革命委員會的機構在內，人數不過二萬五千人左右，槍支不過一萬三千支。我們行軍所經過的贛東地區，中共的地方工作還很薄弱，軍隊又缺少現金來 購辦糧食和必需品。原有的地方政府，都已預先奉到朱培德的命令逃避一空，沿途的人民， 多數藏躲起來，避免兵災。因此，地方民眾工作和建立地方政權工作，都無法進行。而且， 不得不沿途向大戶征發糧食，這樣，軍紀自然也就隨著墮落下去，軍隊中落伍的，患瘧疾的， 逐日的增加，這種種困難，都非一時所能克服。

   朱德所統率的所謂第九軍，是一支特別的隊伍。朱德在暴動後曾擔任南昌公安局長，從 南昌出發的時候，他的第九軍共有一千多人，其中包括第三軍教導團的一部（大都已逃亡）， 南昌市的一部分警察，和他從南昌各機關臨時所收集的武裝與非武裝的人員，此外還有一些 運輸伕。因為朱德對江西情形較熟悉，同行的各機構各部隊，都向他要運輸伕，因此第九軍 老是被派去擔任打前站與征發糧食民伕等雜務工作。他的部隊，逃亡的最多，到達撫州的時 候，所剩餘的員兵，已不過三四百人，到達瑞金時，隻剩下一百多人了。不幾天，這一百多 人就被改編到其他部隊中去，所謂第九軍這一番號，從此便不存在了。我是經常與朱德保持接觸的，他那時對於他的所謂第九軍，老是愁眉不展，認為毫無辦法。

   八月二十日左右，我軍在會昌與敵軍錢大鈞師發生激戰，結果，錢部敗退筠（Ｊūｎ）門嶺。當我 們行進到瑞金的壬田市時，即與錢部先行部隊遭遇接觸，我軍迅即攻擊前進占領瑞金城，積 極備戰。據當時所知的敵情，除錢大鈞師集結在瑞金以南九十華裏之會昌外，敵軍黃紹雄部， 還在尋鄔（wū）一帶地區，距會昌尚遠。他們都負有阻擊我軍南移的任務。因決定以各個擊破的策 略，先行打擊錢大鈞部。

   這一戰役，是有“劉伯溫”之稱的參謀長劉伯誠第一次表現他的軍事天才。他的作戰計 劃是由賀龍的二十軍任正麵，葉挺的第十一軍，由右翼施行側麵包抄。但他卻曾發生一個時間上不準確的失算。瑞金距會昌沿正麵的大路行進，隻九十華裏，沿右翼的小路抄近，預計 為一百一十裏。因為小路的裏程計算不精確，實際超過一百五十裏，因此，當賀龍部的周逸 群師正麵與敵軍惡戰而敗退下來，任總預備隊的賀部第一第二兩師，不得不增援卷入戰鬥的 時候，右翼的包抄部隊，竟還沒有趕到戰鬥陣地。敵軍因為在抑製了賀龍部之後，抽調正麵 部隊以加強左翼力量，經過葉挺部竟日的惡戰，才在會昌城附近將錢部擊潰並占領會昌城， 錢部乃狼狽敗退會昌南麵九十華裏的筠門嶺。我方也因傷亡慘重，不得不停止追擊。

   參加這次戰役的陳賡，曾向我描述這一戰役的經過。陳賡那時任參謀團的參謀，他曾向 我指出，葉挺的第十一軍和錢大鈞部的戰鬥，是他所遇到的第一個惡戰，比他兩次參加東江 戰役的戰況還要激烈。尤其是在會昌城下進行肉搏戰的時候，雙方作戰的中下級幹部，多是 黃埔同學，他們不僅彼此認識，而且有許多是兒童時的好朋友；他們在黃埔時，或者是同隊 同班，在軍隊時或者是同營同連。但在肉搏戰中，竟彼此叫著小名或渾名對罵。那邊罵這邊： “中共為甚麽要造反？”這邊罵那邊：“你們為甚麽要做反革命的走狗？”雙方都有些人，一 麵像瘋狗一樣的混殺，一麵又忍不住在那裏暗掉眼淚。他在前線目擊這種情形，也為之心酸。 隻有硬著心腸喊殺，督促同誌們往前衝鋒。

   敘述了經過之後，陳賡發感慨說：看來，政治鬥爭是很殘酷的，竟使許多老戰友對殺起來。錢部那些黃埔同學，在戰場上作戰的那種堅決精神，是中了反革命的毒太深 了，加上國共之間無法破除的成見，我們如果要獲得勝利，專憑硬打還是不夠的。他的這種描述和感慨，可以說是國共第一次戰爭的真實寫照。

   賀龍在會昌戰役後，便正式加入中共為黨員了。他本人與中共合作，沒有發生過甚麽破 綻。但他的生活習慣，完全不像一個共產黨員。他的軍部組織是相當龐大的。他有四人抬的 轎子，經常養著十幾個人的轎伕班，還有中西廚房，每天到了宿營地時，都要像宴會似的大吃大喝一頓，他自己與革命委員會的要人們和葉挺等，沒有深厚的交誼，他的第一師長賀敬齋是他的兄弟，第二師長秦光遠是他的親戚，這些人，都是他幹土匪時的老部屬。賀龍的部 隊，紀律不好，有點土匪的作風，與葉挺的第十一軍相處得不算融洽。第十一軍的官兵們， 暗中常要罵他們一兩句“土匪”。 因此，中共的要人們，一麵對賀龍的合作表示敬佩，一麵又深恐因合作的不夠圓滿而發 生甚麽事故。甚至有人這麽說：要注意啊！如果情勢不好，賀龍是可以拖著他的部隊幹他原 有生涯的嗬！因而為了與賀龍發生更密切的聯係，中共的要人們，常到他的總部去，吃他一 頓那時不易享受到的好東西，並且與他閑談一陣，用意是設法影響他。

   我也是常到他總部中 去的一個，常常在他那裏吃飯談天。 有一次，賀龍和他的座上客人們，談到他做土匪的故事時，曾有過一段精彩的描述，他 得意洋洋的說到，做土匪麽！是要工於心計的，主要是機警。他做土匪的時候，手槍從不離 身，睡覺也要擺在枕頭邊，因此養成習慣，即使在睡夢中，偶一聽到響動，也不自覺的便會 拔出槍來。他帶著部隊行軍的時候，老是防人暗算，經常采取神出鬼沒的行動，使人不知究 竟。他與其他部隊合作的時候，也無非是利害關係的結合，謹防上別人的當。他在川黔湘鄂 邊一帶多年，那一個有實力，他就與那一個合作。一聲不對，拔腳一跑了事，或者踩人家的 尾子，抄人家的後路。這種事，他都做過不知多少次。這一席話，曾使在座者聽來為之毛骨悚然。

   賀龍那時也欽佩中共，認為中共的作法，比他過去做土匪的作風要高明些。他認為做土 匪的時候，隻有一些鏟富濟貧，和為窮人打抱不平的簡單想法。中共有主義、有政綱，又會 組織工農民眾，顯然有一套完整的辦法。賀龍的種種觀念是當時頗為流行的一種土匪軍閥哲 學，也是中國曆史上農民暴動中頗為流行的流寇主義。當過大兵的毛澤東也當深得其中三昧。 而且他的遊擊主義就是以流寇主義為起點的。

   會昌戰役以後，周恩來、周逸群兩人，便提出了賀龍入黨的問題。他們的理由是：賀龍 自南昌暴動到會昌戰役，都表現了真誠合作的精神，而且，他本人業已提出這種要求，如果 置之不理，將引起他的不安。前敵委員會因而一致同意他們的提議。但在當時一般同誌的心 目中，賀龍顯得是一個特殊黨員，為了軍事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準其入黨。 我軍在會昌戰役勝利後，集結瑞金附近一帶休息的時候，賀龍的入黨儀式，便在瑞金舉 行了。這次的儀式，是由我主持的。我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義，訓以應信仰共產主義，執行 決議，服從紀律等等。賀則誓言願一一遵守，努力作一個忠實黨員。接著由譚平山、周恩來、 李立三、惲代英等先後向他表示祝賀與歡迎的意思。儀式舉行時，賀龍的情緒頗為緊張，似 乎他還不明白他要接受一些甚麽約束。儀式結束後我們相互懇談，他曾表示，加入共產黨的 手續並不嚴格，還不如加入土匪隊伍和哥老會的紀律那麽森嚴。我曾向他指出：土匪、哥老 會，是專靠森嚴的紀律來維持他們的團結的，加入中共為黨員，則須心甘情願的信仰主義和 執行決議，以信仰為主，以紀律為輔，紀律雖不繁瑣，但均須嚴格遵守，不能視同具文。…… 後來南昌暴動完全失敗以後，賀龍這位新黨員，流亡到上海，中共曾給以優異的待遇，並指 派同誌，每日向他實施共產主義的教育，賀龍經曆了這些薰陶，也就漸漸的布爾什維克化起 來了。這就是一個著名的“山大王”轉變為共產黨員的簡單過程。

   軍事行動路線的決定，是根據多種因素的。往往一些並不十分重要的因素，也會影響決 定。會昌勝利以後，關於軍事行動，曾有過三個方案：第一，乘勢向筠門嶺的錢大鈞殘部進 攻，經潯鄔占領梅縣一帶地區；第二，即以瑞金，長汀一帶為根據地，分兵略取潮汕一帶東 江地區；第三，經長汀、上杭、大埔直趨潮汕。惟會昌戰役中，曾有四百多個傷兵，要用擔 架抬走，我們不願將他們棄置於當地。據在長汀方麵活動的部隊報告，福建境內與江西境內 的情況，顯然不同。江西方麵因人民逃亡，運輸伕不易獲得，福建方麵則正相反。長汀方麵的報告：認為運輸伕的征集不成問題，而且可以將傷病兵用木船裝載順韓江轉往潮汕，並已 征集了千餘大腳婦女，擔任擔架運輸工作。當這些婦女運輸隊源源到達瑞金時，使我們大為 興奮。因此，就決定采取了第三個軍事行動方案，我軍在瑞金停留了約兩個星期，全部越過 了贛閩邊界，向長汀地區進發。

   中共初期的軍事行動，相當幼稚。軍事的情報工作，也做得不夠，對於敵軍的分布和動 向，非常模糊。本身部隊內部的組織和聯係，也不健全，政治工作，相當空洞。軍事首腦們， 頗以革命委員會機構的拖累，影響行軍速度為苦。因此，自瑞金經長汀、上杭，向潮汕進發 時，便決定分三批行進。首批是集中最大的兵力，乘潮汕一帶空虛，兼程急進，律迅速予以 占領，次則是革命委員會各機關，賡續（繼續）前進，再次是由政治保衛局局長李立三負責搬運傷病 兵，並由周士第率領一營人為後衛掩護隊。這樣，整個部隊，拉成一條很長的行進線，先鋒 已到了潮汕，而後衛卻還在長汀上杭一帶。

   我們沿途所發生的花花絮絮，不勝枚舉，我簡略的舉幾件事例，便可以說明當時的現象。 當時行軍的速度，不算很快，然而已使部隊疲乏不堪，特別是一般文質彬彬的知識分子，顯 得垂頭喪氣。振作士氣的政治宣傳工作，無法進行，負這一方麵責任的惲代英常埋怨說：一 般幹部，走路累得要死，還有甚麽氣力“賣膏藥”？沿途占住民房、拉伕、證糧，弄得老百 姓雞飛狗走，宣傳又有甚麽效力呢？政治工作人員，本身就不振作，怎麽還能振作士氣呢 了……因此，他決定以身作則，光著頭，赤著腳，在酷烈的太陽下前進。他的換洗衣服已丟 掉了，身上穿的一套粗布軍衣，弄得汙穢破爛不堪，肩上搭著一條供各種用途的長布手巾， 滿身曬脫了皮，又黑又瘦，任何人看到他，都要叫他一聲“甘地”，他這種作風，當然也有不 少的追隨者。這使一般士兵們大受感動，往往有人驚歎：“那些大委員們，比我們更能吃苦 些……”這就是當時最顯著的政治工作。

   我所率領的工農委員會，是一個約四十人的組織，行軍中每天忙著安排住所，自行警戒 和了解情況諸事，一直沒有時間和精神來舉行會議，草擬辦法，實施組織工農與建立地方政 權等等工作。當我們大隊行進到寧都附近一個宿營的村莊時，我的工農委員會駐紮在一所單 獨的大地主莊院中。

   彭湃在莊院內發現了一個可疑的青年人，而和他攀談，用反間的辦法去套取他的實情。那位知識青年，竟中了彭湃的計；帶彭到一個山崗上的樹林深處，與他四個 同黨會麵，其中較老練的一個，宣稱他是 AB 團“（所謂 AB 團是那時國民黨在江西一個反共產主義的秘密小組織，由蔣介石所委派的整理江西省黨務特 派員殷錫朋所領導，據曾參加此秘密組織的人說，那時為了團結在江西的反共人士，殷錫朋發起組織所謂 A 團和 B 團，凡是資望地位高的編入 A 團，一般人則編入 B 團，其 A B 二字母並無特殊之意義。不過這個團體 以反共產主義為宗旨，所以後來人們就把 AB 二字母，解釋為 Anti-Bolsheviks 的縮寫。至於彭述之在《向 導》周刊第一百九十期上所發表的《目前革命右傾的危險》一文中所說殷錫朋“在江西國民黨內已經組織了 一個小小的秘密團體，有黨綱有章程，名字叫 SM 呀！”是否即 AB 團的別稱，抑在 AB 團之外尚有所謂 SM 團， 則不得而知了），並對彭湃加以盤問。結果，彭湃出其 不意的拔出手槍來，將這五個人製服了，並收繳了他們身上所藏的短槍。他們原擬約集二三 十人來夜襲我們住所的計謀，因此也被打破了。這件事，可以表現國共初期的鬥爭情形，“AB 團”這個名詞，從此也就深深印入了我們的腦海中。

   當我們乘船由長汀向上杭出發的時候，我們沒有征集當地船伕，也未問明河流和當地的 情況；有幾位委員，有過駕船的經驗，便租了兩隻船，自行駕駛，順流而下。誰知駛行不遠， 河流非常險急，河中到處橫亙著無數的大石，這兩隻船掙紮前進，槳篙工具，陸續損毀，駕 駛的人紛紛落水，幸水淺而不致喪生。最後我的船上一位撐竿能手，也被拋落水，險狀百出。 這樣走了約六十華裏，到了實在無法再行的時候，隻好棄舟登陸，步行前進。可是，登岸後， 又走到了一片荒涼毫無人煙的區域。 我們這一支又累又餓的農工委員會隊伍，循著山洞小路前進，走到天已深黑了，還找不 到一個有人的地方。十時左右，才在路上遇到幾個行人。他們用很難聽得懂的福建話告訴我 們，前麵是武平縣附近的一個市鎮，武平縣和這個市鎮，都被土匪占領了，他們是逃難走出 來的。幸虧我們隊伍裏，有人懂得閩南話，擔任傳譯，我們才明白了他們的語意。才知道我 們竟走到土匪窩裏來了。他們曾警告我們，這一股土匪很凶惡，我們這一大群人，到了這裏， 便已無法逃出土匪的掌握了。他們又告訴我們，這個市鎮上，住了有三四百名土匪，正在演戲取樂，市上商人，又是與土匪互通聲氣的。 我們聽了這些話，也不知是真是假，隻得壓抑自己的驚慌，故作鎮靜的對他們說：土匪 麽？沒有關係，我們正是來找土匪的，我們的大軍在後麵就快要到了。待這幾個行人走過以 後，我們商決隻有用單刀赴會的精神，大搖大擺的走到這個市鎮上去再說。於是，我們將自 己的隊伍編製成為一支打前站的部隊，由我任指揮官，其餘委員都裝成士兵模樣。我們循著 一條小路，進入了市鎮，並在街頭上的一間豆腐店，宿營下來。扮演衛士的小小個子的郭亮， 演得最逼真，他在那裏大叫口令，聲勢顯得特別響亮。他告訴店老板，要他去通知土匪司令， 說：我們司令有令，要他們繼續演戲，我們的前站部隊，就駐在街頭上，不到市內去，以免 引起誤會。這位店老板和土匪通消息後，演戲是停止了，土匪雖向我們警戒，但未引起任何 衝突。 我們在這間豆腐店內，不管外間的情況，在那兒大吃大喝一陣，以飽饑腸，吃飽以後， 由我這位高座上首的“司令”，找著店老板和他臨時邀來幫忙的兩個夥計—這兩個夥計似是由 土匪派來探聽虛實的……向他們問話，我說：“你們知不知道我們的大軍在會昌打垮了錢大鈞 部的消息？”他們說：“聽說過。”於是我向他們宣稱：我軍是要攻取大城市和打天下的，與 這裏的山大王，沒有甚麽利害衝突，你們可以設法通知他們的司令，來這裏和我見見麵，我 軍可以加委他一個名義。其中有一人回答的大意是：他們的大司令不在此地，這裏隻有一個 支隊小司令。他可以將我們的意思傳達給他們。但那位大司令能不能趕到這裏來和我們會麵， 那就說不定了。我們這樣交涉完，也就睡覺了。

   第二天清晨，當我們整裝待發的時候，土匪方麵，居然派來一個向導，領我們翻山越嶺， 走到一條河邊的小鎮。這條河，原來就是我們前一天遭遇重重險象的汀江。那位向導在途中 曾向我們表示：他的司令是很講義氣的，決不會和我們大軍為難，我們沿途如有掉隊人員， 他的司令都已吩咐一律加以優待，將來說不定他的司令，還要找賀總指揮。這樣，我們就走 出了這個土匪窩，在那小鎮上雇到兩條船，向上杭進發了。

   河流還是一樣的險惡，但我們的 船因為有當地的船伕駕駛，顯得履險如夷。我們看見河流中有不少被打毀的船隻；也有許多 傷兵和革命委員會的人員，滯留在兩岸待救。 負責航運的李立三，先我們到達了上杭。我向他談及我們遇險的經過。彼此不禁哈哈大 笑，他向我說：“我也做了一件傻事。”他從長汀出發的時候，封了一百多條船，找了四百多 個船伕，以便將他所率領的全部人員，都運到上杭來。他並未問明這條河的情況，也沒有讓 那些船佚駕駛他們原來駕駛的船，便來一個統一分配。他心想年壯力強的船伕，總比年老船 伕更為得力，因此就將那些壯年船伕駕駛的船，分載負責幹部和傷病幹部。老弱船伕駕駛的 船，裝載次要人員和病傷兵，誰知這個作法完全錯了，老船伕都是一些有經驗的舵手，他們 所駕駛的船都安然到了上杭，而那些壯年船伕所駕駛的船，大多出了事，損毀了。不少幹部， 都曾落水遇險，停留在兩岸待救。現在，他急須設法找船去接應他們到上杭來，還要賠償船 老板的損失。 這類不顧實況，任意采取行動的故事，當時是我們間意味深長的笑談資料，也曾認為要 引以為戒。可是人們包括我自己和李立三在內，並不容易從自己的過失中吸取寶貴的教訓。

   我們在上杭休息了兩天，便繼續向廣東的大埔步行前進。譚平山等已輕裝隨先頭部隊出 發了，率領革命委員會各機構的責任，隻得由我肩負，革命委員會的行列，真是七零八落， 尤其是秘書處和財政委員會的先生們，沒有轎子是走不動的。任主任秘書的薑濟寰那位大胖 子，便要八個轎伕輪流的抬他。因此，和我一同走的工作人員，雖隻三百多人，但連伕役算 在內，就將近千人了。此外，李立三的政治保衛局是一個最龐大的機構，包括一連兵在內， 共有四百多人。並照料著五百名左右的傷病官兵，加上伕役，總共兩千多人，李立三等因須料理未了事件，須遲一兩日才能跟進，周士第所帶的一營後衛部隊，那時還在由長汀循陸路 來上杭的途中。

   我率領著革命委員會各機關，由上杭到大埔，沿著閩粵交界處的汀江，一路欣賞山峽急 流，水勢有如萬馬奔騰的美景。我們到達大埔以後，曾在西山會議派要人鄒魯的鄉居，留宿 一宵，行時還留下一封信向他家道謝，表示我們對政敵也是很有禮貌的氣概。我們由大埔改 乘較大的民船，沿汀江順水直放三河壩。

   三河壩本是我軍行進途中的樞紐，但先行部隊並未 設防，因此我們到達這裏，竟陷於四麵受敵的境地，駐在梅縣的敵軍黃紹雄部有一團兵已到 達離三河壩三十華裏的淞口，可以在三小時之內攻擊我們。三河壩的周圍，又有一些民團， 向我們警戒。三河壩鎮內，也有一支五十支槍的民團潛伏著準備作黃部的內應。 我麵臨著這種危險情況，立即約集那時已不任第九軍軍長而跟隨革命委員會行進的朱德 和號稱“東江農民王”的彭湃等商議對策。

   我們在革命委員會各機關內，聚集了二十餘人的長槍兵，由朱德以九軍軍長兼革命委員會警衛司令名義，向淞口方麵警戒並封鎖消息。彭湃 則集中了十幾人的短槍隊，負責去解決這個鎮上的民團。我則在一所大房子裏麵，招待鎮上的紳商，故作閑逸之狀。革命委員會的其他人員，多留住在船上休息。我們的主力軍，那時 已經在三百華裏以外的潮汕，李立三周士第所帶的隊伍，還在上杭一帶，尚須兩三天才能到 來，我們孤懸在這裏，急切得不到援救，隻有盡量表示鎮靜，擺設這個空城計。

   我們安然渡過了難關，似乎出乎意料。首先是彭湃大顯身手，他熟悉本地情形，很順利的將鎮上的民團繳了械，他還搜獲了隱藏在鎮內的十多個攜帶短槍的人，其中自然包括黃紹雄的密探在內。兩三小時之內，我們已控製了三河壩整個市鎮，我們的槍支也增加了。三河 壩的那些紳商們，愈來愈多的到我這裏來客氣一番。朱德所帶的那一排人，在離三河壩八華 裏的地方，即與黃紹雄的先頭部隊接觸。黃部似尚不知我們的虛實，向淞口方麵退卻，朱德 乘勢派出八個兵，對敵作虛張聲勢的追擊。朱德本人，則奔走於三河壩與前線之間，擺出軍 長的架子，嚇唬那些鄉下人。 這樣維持了兩天，李立三和周士第兩部陸續到達。

   我和李立三彭湃等，率領著革命委員 會各機構，由保衛局的一連人護衛，順韓江，分水陸兩路，向潮汕前進，朱德和周士第，則 率領著後衛營留駐三河壩，監視梅縣方麵的敵軍。並照料留在那裏的傷病兵。後來我主力軍 在湯坑被擊潰向流沙普寧海陸豐一帶流竄時，朱德和周士第便被敵軍隔離在三河壩。他們因 孤立無援，不得不率領所部和一部分輕傷病兵，共千餘人，向粵贛邊區開始遊擊活動。朱德 部曆盡艱險，終與毛澤東部匯合，在井岡山下寨，成為工農紅軍的主力。

   汕頭是我們預定的臨時首都，我們準備在那裏大展鴻圖。先我們到達那裏的周恩來，在 一九二五年曾一度出任汕頭的東江行政主任，情況比較熟悉，我們隻有唯他的馬首是瞻。根 據他的提議，李立三被任命為汕頭公安局長，致力於秩序的安定。這裏的中共地下組織原是 渺小沒有力量的。當地人民對我們多持冷漠和觀望的態度，敵探的活動更是防不勝防，敵人 的便衣隊便襲擊過汕頭的公安局。 敵軍徐景唐、黃紹雄、任庭颺等部占住了潮汕西麵湯坑一帶險要陣地，企圖居高臨下， 俯擊我軍。我軍正向湯坑前線集結，準備決戰。我們覺得這是一場決定命運的戰役，大家忙 著供應前線。革命委員會的工作，須俟這一戰役的勝敗而定。

  不兩天，張太雷奉著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潛來汕頭。他的到來，最初被視為是海外來的救星，令人興奮，但我們知道了他的使命，又大感失望。他要我們根據中央的新政策， 將革命委員會改為蘇維埃，丟掉“中國國民黨”這塊招牌；放棄潮汕，將軍隊調駐海陸豐。 會合那裏的農民，改組為工農紅軍。這是一件影響我們今後行動的大事。我們現在掛的招牌 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有一套合乎這個名稱的政綱，我們的軍隊正與敵軍對峙，就要發生激戰。在此緊急關頭，如何更改招牌和政綱，如何讓軍隊脫離火線等具體步驟，才能切 合時宜，都是要煞費考慮的，而代表中央的張太雷也無法解決這些難題。

   張太雷也曾隱隱約約的說到中共中央八七會議及其以後的情況。他告訴我們，中共中央早遷回上海，由瞿秋白負責，他自己也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廣東區委書記。此次中央 又賦予他全權來指導我們工作。而我們這些主持南昌暴動的首腦們，則都喪失了原有的領導 地位，譚平山李立三都不再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周恩來和我降為中央政治局的候補委員。 他雖沒有明說我們被判為機會主義，但我們既受如是的處分，也不難推知瞿秋白中央對我們 的看法的梗概了。 於是我們一致推張太雷負起這裏的領導責任，但他卻不肯接受，他不肯擔任前敵委員會 書記的名義，也不肯經行領導，因為他就要趕去廣州，執行區委書記職務。他吩咐潮汕中共 地方組織的負責人，要仍然保持秘密，以免我軍離開時，遭受敵人的打擊。他還傳達中央的 命令說：“張國燾李立三應即回上海去，與中央商定今後政策，這裏的事由周恩來負責處理； 譚平山在取消了革命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之後，也應離開這裏。”我曾質問他：“這不是丟掉 軍隊散夥嗎？”但他說：“八七會議後的中央命令是要嚴格執行的。”這一切使我們覺得中共 中央對南昌暴動己不存任何指望，所謂蘇俄援助，更是落空了。 周恩來鑒於這件事難於處理，因以前線緊急為理由，趕往指揮作戰去了。他行前曾向張 太雷說明，這些事是要從長計議的。我軍如果要移到海陸豐去，也要先擊潰湯坑的敵軍，一 切變更都要在這次戰役之後，才能實施。張太雷看見事勢如此，也隻好同意了。

   我曾與張太 雷懇談，向他委婉說到南昌暴動的前夕，隻注重反機會主義的羅明那滋，要我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停止這一暴動的舉行，但為在南昌的全體同誌所反對，可為殷鑒。這次他的態度仍沒有著重現實的領導，大概又是以反機會主義為主題在做文章。如果，我們不對準敵人，隻 是澆些反機會主義的冷水而將這股本錢丟了，那確是一個重大的損失。不如依據現有的局麵， 逐漸改變，譬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改為蘇維埃，就須考慮周詳的，而且在戰事緊急中， 如果采取激烈的改變步驟，無異是拆自己的台。

   瞿秋白從中央透過張太雷的手，對我們所澆的這瓢冷水，對當時的人心士氣以及這一戰役的失敗，究竟有過多大的影響，固然不能精確估計。但至少我們這些負責人確是因此大傷 腦筋，以致未能全心全力的去為戰鬥努力，則是事實。我對此一直引以為憾。我覺得當時中 央應以全力協助我們爭取南昌暴動的勝利，不應當這樣胡鬧。不僅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 名義不能任意取消，就拿譚平山個人來說，他既成為這次暴動的旗幟，也不是可以任意撤換 的。

   前線的軍事失敗，解決了我們內部的爭執，敵軍占領湯坑的高山險地，構築工事，以逸 待勞；我軍仰攻傷亡極大，終至不能支持而敗退下來。十月三日湯坑的失敗，便決定了這次暴動的最後命運。

   在汕頭一帶的革命委員會各機關，接到前線的敗訊，便不分晝夜，向普寧方麵，落荒而 走。那時秩序已亂，人心惶惶，頗有草木皆兵的情形。我在行進途中，曾遇到由前線來的聶榮臻，他懊喪的向我敘述：“這次失敗，完全是指揮失當。參謀團不慎密研究敵情與地形，隻 知將部隊開上陣地去打硬仗。葉挺同誌那位猛將，也隻知硬攻，在前線象發了瘋一樣的拚命。 等到氣力用盡，連退卻也弄不好了。我們經過這次慘痛的失敗，以後如果要再舉，非大大記 取這一次的經驗不可。……” 張太雷在汕頭和我們朝夕相聚了一星期，在退出汕頭的時候，又和我同行了一段路程， 他才化裝轉回汕頭，取道回廣州。他和我分手時曾說：果不出中央所料，暴動終於失敗了。 現在隻有照著中央的指示執行。我回答說：一切我須與前線的同誌們會麵商決，如情況不十第二冊 分惡劣，我也許一時不能回上海去。

   十月四日午後我們和由湯坑敗退下來的隊伍，在流沙地方相會合。在大道旁一所相當雅致的小廟中，我停留下來。我的工農委員會的人員，那時一部分派到沿途去維持秩序，一部 分則失去了聯係，與我同行的，不過幾個人。我在那裏與李立三等會集，他的保衛局的隊伍， 那時也分散得七零八落，失去掌握：張曙時、郭沫若、林祖涵、薑濟寰等，都陸續來到這裏， 譚平山、惲代英等已經走到我們前麵去了。從湯坑敗下來的隊伍，似乎比汕頭來的後方人員， 還要驚慌些，那些士兵，一麵急行，一麵喊著：“快走！敵人追來了！……” 集聚在流沙小廟中的革命委員會的要人們，準備等前線周恩來、賀龍、葉挺等到達後， 舉行一次緊急會議，以決定行動方針。不久，周恩來躺在一個擔架上，被抬來了。（賀龍葉挺 已走到前麵去了，周算是殿後的）他麵帶病容，更顯得特別懊喪。他下了擔架，走進這所官 兵擁擠的小廟中，提高著嗓子向在場者宣稱：“你們這些先生們還不走呀！現在我們奉中央命 令，我們共產黨，不再用中國國民黨這麵旗幟了，將在蘇維埃旗幟之下，單獨的幹下去。現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事實上已不存在了。你們各位先生，願脫離隊伍的，就在這裏分 手。”張曙時立即回答說：“那也好！就這麽辦吧！”周恩來這一懊喪而氣憤的宣布，顯然是因為軍事已失敗了，他根據張太雷前所轉達的中央命令，倉促間來不及與我們商談，乃以他那 前敵委員會書記的身份，作此決定。這一決定，居然成為曆史上中共與國民黨左派最終的分 離，中共扯出蘇維埃這麵旗幟的開始，也是中共所領導的革命運動更陷入歧途的標誌。

   正當人們紛紛準備逃離時，周恩來轉而和我與李立三作緊急的商談。他說：你們趕緊離 開部隊潛返上海。我將隨部隊行動，沿途由我相機處理，除應留下的人員外，一律遣送到香港上海一帶去。我問他：你的病怎樣？你病了應先離開部隊，讓我留下來代替你的工作。前線情況到底如何？……他急遽的回答說：我的病不要緊，能支撐得住。我不能脫離部隊，準備到海陸豐去，扯起蘇維埃的旗幟來！你們快走吧！不能再討論了，遲了就來不及了。前線 糟得很，還能剩下多少隊伍，現在一點把握都沒有……。這樣，我們就不得不離開這小廟， 各奔前程了。

   我和李立三，在小廟的大路旁邊處理了一些遣散同誌們的必要事務，並告訴一般同誌， 分別找向導向海口方麵逃出這個危險戰區。然後我才和李立三賀昌（少共中央常委，奉命回 上海工作）還有一位是中級軍官×××（姓名已忘記），跟著一位向導脫離隊伍，循著田間的 小路單獨行動。 當時我的同行者作何感想，不得而知，我自己則頻頻回首，望著那七零八落的隊伍，百 感交集。

   我們走了約一華裏，從流沙大路那麵傳來零零落落的槍聲，愈來愈密，大路上的隊伍，亂作一團。從遠處看，一部分人是在抵抗；另一部分則無目的的亂逃。我們目擊這種情 況，很想奔返鼓勵士氣，堅決抵抗，以挽頹勢。那位向導—中共普寧縣委派來的一位農民同誌，能幹而熟悉當地情形—卻反對我們這樣作，領著我們從速脫離火線。

   不久，天已黃昏，我們走到了一所有碉樓的村莊，流沙那麵的槍聲，也停止了。那位向 導安慰我們說：我早就知道天快黑了，敵人追擊部隊的射擊，是不能加害於我軍的，你們放 心吧！他悄悄的引我們進了他家裏的後門。隨即出去了一會，抱來了一包便服，我們脫下 身上的軍服換上合身的便裝。他並為我們準備了可口的晚餐，我們這些饑餓的人，圍桌大吃 一頓。

   這個村莊，有一兩戶地主人家是反對農民協會的。其餘的農戶大都加入過農協。這位向導是農協的活動分子，看來家境相當富裕，我們為著避免地主的注意，躲藏在那裏不敢聲張。 飯後，我們將所攜帶的短槍，交給那位向導，請他妥善的收藏起來，以為將來農民起事之用。 他非常高興地謹慎的將槍埋藏好了；即領我們走出他家的後門，偷偷循著山澗小路，向海濱進發。

   我們四人追隨著向導，在無人煙的山嶺中行走了一夜，沿途還是和平常旅行似的悠然自得，向那位向導問東問西。他那時真像一位大軍統帥一樣，總是笑而不答。他不告訴我們要 走多少路；到甚麽目的地；幾時可以走到，我們除在兩三處喝了一點泉水，吃了少許餅幹外， 他不顧我們的疲勞和饑渴，不讓我們休息，一個人走在前麵，催著我們急走。

   第二天近午， 我們望見前麵的海麵，他才休息下來，向我們說，前麵是“甲子港”，再上前去，我們將要分 開走，要表現得我們五個人毫無關係。但各人互相照顧，不要失去聯絡。到了市鎮上，我將 要走進一家熟識的店鋪，你們也陸續進去，不要出聲，一切由我交涉，自然有人出來招待。 昨晚到現在，我們走了一百多裏小路，幸好都平安渡過，現在到市鎮上去，一切更要注意！ 我們都笑著說：一切聽你指揮。

   我們放慢了腳步，裝著普通旅客模樣，先後進入了甲子港，這個海濱市鎮，完全是個漁港，市鎮上盡是魚產品。海港中停泊著大小的漁船，海灘上則曬著各式的漁網。不僅各戶門 楣，以魚蝦蛤貝等作裝飾，多數婦女們，從頭至腳，也以魚蝦蛤貝等作裝飾品。這個鎮上， 沒有民團，也沒有警察，除了有些大魚販操縱市場外，似是一個無人管理的世外桃源。我們 四個奇異的客人，依照向導的話，走進了一間海邊的店鋪，看著正在那兒和店老板談話的向 導的眼色，坐在一條長凳上，像普通的顧客一般。隨即由那位向導引我們到店鋪後進的樓上， 他向我們說：你們就在這裏休息吧！這位店老板很怕事，不願留你們在此過夜。他即將送茶飯來，你們不要下樓。我去找船，船找好後，你們就上船去。

   我們四人並未完全遵從向導的囑咐守在樓上，飯後，我們單獨的去市鎮上溜達，曾看見 那位向導正和漁船上的人在飲茶談天，一會又蹲在沙灘上和另一些漁人交頭接耳，近黃昏的 時候，向導回來了，他說：船是找好了一條，船資一百大洋，午夜開船，直駛香港。他表示， 他對於漁船的情形，並不清楚，還要去繼續打聽。我們這些急於要逃走的人，不管許多，就 將一百元船資派人隨同向導去交給那位船主，並催他趕速準備啟程。

   天黑時，我們四人更是毫無顧慮的在海灘上蕩來蕩去。那位向導很著急的跑來對我們說： 我找錯了船，那是一隻海盜船，船老板已偵知你們是大軍官，一定帶有金銀財寶，可能在海 上謀害你們，決不能坐！我現在才弄明白，他一麵指著海上的船輕聲說：你們看！這麵的都 是漁船，那麵的少數幾隻，便是海盜船。 我們立即決定請他另雇一隻漁船。不一會船雇好了，但向導堅要去向那海盜船的老板， 討回所付的一百元定洋。可是我們不願他這麽做，我們要他催促新雇的漁船，準備一切，盡 早開行。並要他故意去和海盜船老板攀談，說我們今晚因事不走了，改在明晚走。使海盜不 知道我們的實情。我們還囑咐向導為他的安全計，最好他明早離開這裏，那一百元丟了就算 了。這樣安排之後，我們便在十時左右，踏上了那隻新雇的漁船，船伕解纜，駛向香港。

   其他同誌們所采取的逃難途徑，多少是和我們相似的。不少逃難的同誌，也是經甲子港 逃往香港，再轉各地。我軍因被敵人沿途截擊，並銜尾追逐；賀龍部全被繳械，葉挺部的少 數殘部逃到海陸豐，與農民隊伍合流了。周恩來、譚平山、賀龍、葉挺、劉伯誠、郭沫若、 惲代英、林祖涵等也在這一兩天內先後離開部隊，從海上逃向香港上海。至此，轟轟烈烈的 南昌暴動，就這樣悲慘的結束了，它所剩下的，即是我前麵所說過的，被隔離在三河壩的朱德部，還在那裏繼續掙紮，這也是南昌暴動遺留的火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