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50 中共內亂

 

第五章 中共內部的混亂

 

   武漢時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參加者，意見紛歧，陷於極度混亂的狀態。我一直主張中共 中央迅速遷來武漢，集中到一個主要地點來，也許較易於求得內部意見的一致，借此可以強 化中共的領導。不料後來事實證明絕非如此，從莫斯科以及從上海來的那些共產要人們，竟 是各有一套想法，這就走到“梢公多了會翻船”的境地了。我在前麵已經說過一些關於鮑羅 庭與威金斯基之間的爭執，以及鮑羅庭與加侖意見的不同等等情形，但還不隻如此，要人們 集中到武漢後，意見之紛紜更是愈來愈尖銳了。

   從實際政治角度去看這些紛歧，大別之可分為兩類，即對共產國際所定的中共留在國民 黨內這一正統政策，分為擁護與懷疑兩種態度。但擁護論者的主張又不完全一致，有的主張 既要維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局麵和反蔣陣線，就不能談加深革命，應即糾正工農運動的過火； 有的則認為隻有加深革命，進而解決土地問題，才能鞏固國共合作，實行反蔣。至於懷疑論 者，其中有的主張不要幻想甚麽國共合作，中共應建立蘇維埃政權；有的則主張中共不必留 在國民黨內，但仍以貫徹國民革命和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國為主旨，為將來建設蘇維埃鋪平道 路。

   當時少共國際駐中國的代表達林就是支持托洛茨基主張的一個；他在中國指導共產主義 青年團的工作是從一九二二年開始的，他是一個學者型的人物，對於實際政治還有些隔閡。 他執行的雖是斯大林的政策，但在觀念上則同情托洛茨基的主張。他於一九二七年三月間由 上海來到武漢，有一天與我在漢口江邊散步閑談，曾盡情吐露他胸中的積愫。 他曾向我表示，他讚成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認為運用之於中國革命也是很恰當的。 他認定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不是甚麽工農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 他批評鮑羅庭的聯唐反蔣政策，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獨立發展工農運動，使之成為工農蘇 維埃，到適當時期取武漢的左派政權而代之；決不要做那些糾正工農運動過火這種不名譽的 勾當。

   達林知道我素不讚同中共留在國民黨內，因而向我說了上麵這些話，可是我的答複也許使他頗感失望。我曾向他指出，中國是個半殖民地，隻要看看江麵上停泊的那些外國軍艦， 就知道革命的主要對象還是帝國主義，無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現在都不能談工農蘇維埃政 權。我不讚成中共留在國民黨內，卷入國民黨的內部糾紛，也不讚成拿著國民黨的招牌去反蔣；卻主張兩黨黨外合作，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爭取民族獨立，和經由國民會議， 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在這個民主革命的發展中，增強工農勢力，才能談得到土地革命與 社會革命。

   達林聽了我這些話，似很失望的向我說：“那你還是一個革命的階段論者！”我當 時沒有否認這種說法，而且肯定表示革命是應該分清階段的；但無論如何，中共留在國民黨 內總是不合理的，這已經成了中共的桎梏。 達林這種言論，毫無疑義是將斯大林與托洛茨基在莫斯科關於中國問題的爭論，反應到中國來了。他還告訴我：“在武漢的俄國顧問中，也有人讚成托洛茨基主張。”他也說到他們俄國人中，也曾為革命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而爭辯過。後來，任中國少共書記的任弼時，常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發表一些左傾的言論，也許是受了達林的影響。 托洛茨基的主張雖為中共多數領導人所不讚同，但其暗影卻是我們間意見紛歧的一個因素。

   魯易的光臨武漢，使中共的各種會議流於冗長的理論的辯論。他是偕同譚平山約於二月 底抵達武漢的，他參加共產國際最早，是一顆久負盛譽的“亞洲明星”，他的出來指導實際政 治恐怕是以此次為最重要，最初也受著當時在武漢的中俄各要人的尊重，可是他的特長隻是在於理論的檢討，有時使人覺得他是在背誦他讀得爛熟的教條。 在我看來，魯易的見解是斯大林與托洛茨基兩種不同主張的混合體。他讚成鞏固武漢左派政權，支持中共黨員參加武漢政府，這是與斯大林的見解相符合的。他特別重視資產階級 的革命性，對象汪精衛這樣的國民黨左派人物，寄予較高的期望，似乎土地革命可以通過這些人來實現。至於唐生智這樣的軍人，則被他視為封建的軍閥，不應屬於國民黨左派之列。

   他不受革命階段論的約束，強調加深革命，主張將農民運動推向土地革命。這種觀點顯然係 出自托洛茨基的理論。他的加深革命的詳細內涵，雖未清楚的說明過，但卻沒有說到要將中 國革命推到蘇維埃的軌道上去。 魯易這些見解與鮑羅庭的作法是相衝突的，因而他們相互間一直是沒有止境的爭論著， 鮑羅庭從實際政治的觀點出發，注重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力量的對比，策劃具體措施，以爭取勝利為目標，魯易則從理論的分析出發，往往著重於原則上應否這樣做，似不多計較實際 得失。

   他們兩人並無統屬的關係，魯易是共產國際的執委，那時任駐中國的最高代表，鮑羅 庭則有斯大林和蘇俄政府的支持，所以往往弄得相持不下，不過鮑羅庭究已久任國民黨的顧 問，駕輕就熟，是易於自行其是的，但他也得花許多時間與魯易作無休止的辯難。 莫斯科領導的混亂和斯大林、托洛茨基意見的衝突，在在影響到武漢，而且也與中共內 部的意見紛歧糾纏在一起。

   失敗往往又會助長內部的分歧，在“四一二”以後，中共中央的分歧，就更形激化起來了。瞿秋白首先提出了反陳獨秀領導的主張，當時雖沒有見諸行動， 但確已引起了中共中央同誌們心理上的不安。在中共中央遷來武漢的過程中，瞿秋白和威金斯基是較早到達的。在“四一二”後的幾天（陳先生尚未到達），由於瞿秋白的主動，約集魯易、威金斯基和我四人有過一次重要的會談。談話時，瞿秋白曾以憤怒的語氣，表示中共中 央存在著嚴重的危機；武漢的同誌們積極反蔣，中央卻對蔣存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 的嚴重打擊，廣東同誌們早已主張土地革命，中央卻不讚成，這些都是喪失了中央領導威信的嚴重危機。但這種危機是被人（他指的是威金斯基）掩蓋了，莫斯科因而無法知道詳情， 也壓抑了黨內的自我批評。這些話主要是針對陳獨秀先生而言的，也聯帶的指責威金斯基。

   威金斯基那時已屢遭挫折，尤以新近上海的慘敗，似令他有點負咎良深的喪氣心情，隻輕輕答辯說，看不出中共中央存在過嚴重危險，以往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內部意見有甚麽重要分歧。 我雖在某種程度上支持瞿秋白的意見，認為不僅要討論中共中央內部的危機，更要廣泛的檢討中國革命的危機。但我當時卻勸告他應該著眼於大局的發展，分清先後緩急，目前暫不宜提出中央改組的問題。會後，我知道鮑羅庭也曾以時局嚴重為理由勸告瞿秋白，認為現 在討論內部問題絕非適宜，這件事就這樣給擱置了。但瞿秋白召集我們談話的這一著，在當時卻留下了顯著的痕跡。

   過了幾天，陳獨秀先生也到達武漢，他比任何人都麵臨著更多的困難，他從上海铩羽而來，對於上海廣州北京一帶大批同誌的遭受慘殺，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內部的種種責難，紛至遝來，蝟集（像刺蝟的硬刺般叢集）於他的一身；尤其是瞿秋白的這種不願共同負責的批評，使他更多一層苦悶。 他對同誌們的責難，如指他缺乏警覺性，預防無方，領導無能，思想右傾等等都沒有心情置 辯，他極力想找尋一個補救方案，但又力不從心，奇跡沒有從天而降。他終日在那裏苦思焦慮，勤勞工作，但苦惱之魔總是糾纏著他的。

   我鑒於時局的嚴重，也覺得一切失敗的責任不應由陳獨秀先生單獨負擔，曾企圖衝淡他心情的懊喪，暗示他應該振作應變，陳先生對於這次的打擊是不願推卸他所應負的責任的。 他表示中共各地工作受到摧毀，中央不能辭其咎，譬如，上海的“四一二”事變中，中央確是缺乏警覺，不僅身任書記的他自己是如此，其他中委如瞿秋白等也有同樣的疏忽。他指出 當時中央委員中沒有人著重提出要嚴防蔣介石的翻臉，隻是重視上海市民會議和市政府的組成。如果當時中委中有人提醒這一點，也許可以減少一些犧牲。陳先生接著表示，事態發展 到了現在，中共的前途困難多端。他指出共產國際一直要我們留在國民黨內，那就隻有維持 與左派合作的現行做法，不能談甚麽工農蘇維埃之建立。如果我們違反共產國際的意旨，積 極發展土地革命，通行組織工農蘇維埃，勢必形單勢孤，遭受巴黎公社同樣的失敗。反之， 如果要維持武漢的局麵，就應糾正工農運動之過火行動，以免加深左派的反感，而這樣做能 否收到反蔣的實效，推進國民革命，也是未可逆料的。陳先生這些話不僅道出了他個人的苦惱所在，也說明中共當時已麵臨左右為難的歧途。

   在陳獨秀等中委陸續到達武漢以後，中共中央的會議才正常的舉行，中共第五次代表大 會的籌備工作，正在積極進行中。參加中共中央會議的人員，是陳獨秀、瞿秋白、譚平山、 蔡和森、李立三、周恩來和我共七人；任弼時則以少共中央書記的身份經常參加會議。我這 時已解除湖北區委書記職務（由張太雷接任），專參預中央的決策工作，彭述之因受到多數人 的批評，不再參加中央的會議，隻專任宣傳部的一部分工作（宣傳部長已由蔡和森擔任）。此 外，魯易、鮑羅庭、威金斯基三人也經常參加中共會議，這個中央會議的組織，後來經過中 共第五次代表大會的通過，正式定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人選仍舊。

   新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陣容，固屬一時之選，但工作效能卻是不如人意的，它變成 了一個談話會，不能名副其實肩起決策的任務，擔任主席的陳獨秀先生，顯得更“民主化” 了，對於預擬決議案的事，固不願做，就是議事程序，也常不願事先確定，會議開始時，往往是由魯易大發一番議論，接著便是鮑羅庭起而反駁；於是陳獨秀、瞿秋白、威金斯基等也 就卷入了這個爭辯的漩渦，相互辯難，喋喋不休。而眾多的具體問題，反是在為理論爭辯了 幾個鍾頭之後，出席的人們也已聽得倦態畢露之時，才草草的作出決定。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開始舉行的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並未改善中共內部的混 亂狀況。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約八十人，代表黨員五萬七千九百六十七人，這是一次盛況空 前的大會，國民黨要人汪精衛、譚延闓、徐謙等都曾出席大會致祝詞，顯得國共兩黨的合作 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但這些熱鬧的場麵，也不能掩蓋我們內心的痛苦。就在大會開幕以前，我們損失了上海 廣州北京三個重要的區委組織。那些地區的首腦部多被摧毀，大批同誌被屠殺。剩下的組織 不是失去聯絡，就是在極端困難狀況之下為自己的生存而掙紮。幾乎所有出席的代表都為此 心情十分沉痛。對時局不抱樂觀又無法打開困局，無形中湮沒了進取的雄圖。 我們之中不少的人覺得要徹底檢討過去，才能開展未來的生機；但一觸及具體問題，又 覺難於下手。陳獨秀先生的地位是動搖了，但誰能在這個緊急關頭繼承其事，又大成問題， 尤其是想到繼任人選所能夠組織新中央的陣容以及他們將能夠做出一些甚麽事情，則更難逆 料。而且大敵當前，我們自身檢討又可能降低自信，反而增加困難。再說檢討過去，也會涉 及到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指導是否正確的問題。當時共產國際領導的威信是在低降之中， 我自己和其他一些同誌就覺得共產國際所堅持的中共留在國民黨內這一基本政策是錯誤的、 一切不應單獨諉過於陳獨秀先生。更多的人則不滿意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代表，譬如當時的 瞿秋白就覺得魯易的空談誤事，其為害是有過於陳獨秀先生的。不多過問中共內部事務的鮑 羅庭，則以不應動搖現有領導為理由，主張少檢討一些過去，多策劃一些未來，瞿秋白原擬 對陳獨秀先生發動檢討攻勢，在鮑羅庭這種意見影響之下，也暫時止步了。

   大會於是花了許多時間聽取各代表那些冗長的報告，枝枝節節的提出一些這樣或那樣的 檢討租主張。真正緊急的問題仍在經常假座鮑公館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裏爭論不休，大會 似反成了無關重要的裝飾品。人們多覺得這樣一些帶機密性的緊急問題是不宜在人多口雜的 大會中討論的，也有人覺得在這緊急關頭，一切應該當機立斷，才能應付非常，這時舉行大會從容討論，在時機上根本就不適宜。所以向重現實的鮑羅庭就從不參加大會，也不予以重 視。因此，在大會中，既沒有對過去作徹底的檢討，也沒有對未來提出堅定不移的主張。 大會通過了政治問題決議，接受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指示和土地問 題等決議，並發表宣言。這些是魯易、威金斯基、沃林（當時在武漢的一位蘇俄籍的土地問 題專家）、陳獨秀、瞿秋白等人花了許多時間的作品。在政治問題上，大會強調無產階級應領 導武漢這個代表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的左派政權，對抗資產階級的代表人蔣介石的叛變。但 中共事實上所做的是隨著那些國民黨左派政客（所謂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的動搖態度而搖 擺不定。在土地問題上，大會決議，沒收大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給貧苦農民。但中共事實上 所做的，卻是糾正工農運動過火。這些與大會不符的做法，卻出自鮑羅庭的意旨，而他那時 是最能影響中共中央行動的一個人。

   製造革命氣氛，似乎一直是共黨的拿手好戲。當年五月二十日，在漢口舉行的泛太平洋 勞動會（泛太平洋勞動大會之召集，係由澳洲新南威爾士工人代表大會開會時（一九二六年二月）所決定，日 期原定為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地點即在澳洲雪梨。造至七月一日，隻有澳洲、新西蘭、蘇聯、赤色職工國 際等少數工會之代表到會。乃改為預備會議，並決定將會期及會議地點，改為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在廣州舉 行。繼又因故改於同年五月二十日在漢口舉行，各國代表出席者，除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外，有日本六人，朝 鮮一人，法國一人，蘇聯五人，中國十五人，美國二人，英國一人，爪哇一人。共開會七日，五月二十六日 閉幕）和六月十九日在同地舉行的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原訂於一九二七年五一節舉行，嗣因籌備不及，改於六月十九日舉行，到會代表 四百餘人，二十八日閉幕。通過關於工會組織問題等決議案（詳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 第五四五至五五二頁），一時確也振奮了人們的革命精 神。外國的貴賓們也有不少光臨武漢的，如赤色職工國際主席羅卓夫斯基以及英美法日俄朝 鮮爪哇等工會的代表，他們受到武漢工會等團體的盛大歡迎，“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空 氣，在各處彌漫著。 但作為聯係這些活動的中心機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卻日益陷於癱瘓的狀態之中。

   魯易所主張的加深革命，鞏固武漢路線和土地革命，與鮑羅庭所主張的廣泛聯合，向西北發展路 線和糾正工農運動過火的主張，互相對立。魯易的空談是為我們所厭惡的，但他的主張有第 五次大會的決議為護符，是不易否定的。鮑羅庭在理論上雖難於自圓其說，但他抓住了現實， 往往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易於為人信服。陳獨秀、瞿秋白在這一點上倒互相接近起來， 他們往往以魯易不懂中國實情為理由，采納鮑羅庭的具體建議。我和其他多數委員則多少避 開這種爭論，隻就其所主管的業務，尋找個別的解決方案，惟有代表少共中央的任弼時，則 認為中共所做的與第五次大會決議的原則不相符合，是要不得的。這樣，理論與實際大相徑 庭，決議與行動又不符合，我們當時都說“中共中央是在十字街頭徘徊著”的，這句話確能 刻劃出當時的實況。 中共中央就在議論紛紜之中，忽視了采取各種具體步驟，以增強自身的戰鬥力量，等到 逆流的浪花從武漢內部洶湧而來的時候，中共就逐漸無法作有效的應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