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48 寧漢對立

 

 第三章  清黨與寧漢對立

 

   武漢南昌間建都之爭迅即轉化為軍權與黨權之爭；接著又激蕩成為蔣氏所領導的反共陣 線，與武漢所領導的反蔣陣線的對壘。這個劇烈的鬥爭形勢演變的結果，是蔣氏逐漸占了上風，武漢則相形見絀。因為蔣氏不僅握了兵權，而且獲得舊社會保守勢力的支持；南昌克服之後，顯然又得著外力的支援。而武漢的反蔣陣線卻具有先天的不穩定性，意誌又不統一， 因而易為蔣氏的反共旗幟所擊敗。

   武漢方麵因建都問題展開反蔣攻勢時，聲勢原是頗為浩大的。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武漢三鎮國民黨組織舉行代表大會，董必武任大會主席，致開幕詞。聯席會議主席徐謙往會 發表演說，強調維護黨員，軍事領袖必須服從黨的領導等等言論。會議通過下列決議：一、 加強中央權力；二、統一黨的領導機構；三、立即召集中央全會解決黨的問題；四、歡迎汪 精衛複職；五、昏庸老朽之輩站開；六、擁護國府外交政策，反對黨內反動分子與帝國主義 妥協的企圖。會場並高呼“打倒張靜江！”“反對軍事獨裁！”“反對反動派！”等口號。這一動人的舉措，不用說，自然是國民黨左派和中共協同進行的傑作。

   武漢南昌雙方，都曾主張召集國民黨第二屆中央第三次全體會議，以解決黨內糾紛；但對會議的地點，則各堅持要在本身勢力範圍內舉行。換句話說，蔣氏主張在南昌，聯席會議則主張在武漢。此外，雙方又都標榜著以“救黨”為己任，互責對方違反黨紀。蔣氏曾指徐謙竊據黨權，漠視他的國民黨中常會主席的職權。 對於會議地點的爭執，勝利屬於武漢。因為當時大多數國民黨中央委員都薈集在武漢， 而且一致主張在武漢舉行；使蔣氏覺得如果堅持己見，無異自招獨裁之譏；同時，他正銳意 經營東南，已有實力第一的想法，根本就瞧不起甚麽會議的決定；而且南昌的國府主席譚延闓從中百般疏解，力勸蔣氏不必走向極端。因此，這一次爭執乃告解決。譚延闓終於在三月七日偕陳果夫等到達武漢，蔣與張靜江則留駐南昌，未出席這次大會。

   從莫斯科回來的譚平山於二月底到達武漢（譚平山是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自俄返抵廣州，再轉道來武漢的。），他積極支持鮑羅庭的反蔣政策，並成為中 共參加國民黨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他對中共與國民黨左派的合作，抱樂觀態度。他曾描述斯 大林對於中共中央那種脫離國民黨自謀獨立發展的傾向，是不讚成的；而對於他與國民黨左 派的友好合作關係，則極為重視。他擁護共產國際關於中共黨員參加國民政府工作的主張。 因此，在這一階段中，他與鮑羅庭是誌同道合的。

   三月十日到十七日舉行的國民黨三中全會（國民黨第二屆中央第二次全體會議，開幕的那一天到了三十三人，由譚延闓任主席），很明顯是左派勝利了。會議中曾首先根據 徐謙的報告，批準聯席會議的工作；追認該會議一切決議的效力。這無異是對蔣氏否認聯席 會議的一個直接答複。

   會議又通過了《統一黨的領導案》和《中執委會下的軍事組織大綱》 等重要決議。根據這些決議，選舉汪精衛、譚延闓、蔣介石、顧孟餘、孫科、譚平山（中共 黨員）、陳公博、徐謙、吳玉章（中共黨員）等，九人組織中央常務委員會；汪情衛、顧孟餘、 鄧演達、陳公博、陳其瑗（三月十一日當選為商民部長，繼於三月十七日（即三中全會閉幕之日）被會議罷職，改選王法勤繼任。）、何香凝、彭澤民分任國民黨中央組織之宣傳、農民、工人、商 民、婦女、海外各部部長；這樣一來，蔣介石、張靜江、陳果夫等人在國民黨中央的原任職 務就被取消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增加了宋子文、陳友仁、鄧演達、林祖涵（中共 黨員）、王法勤、宋慶齡等六個左派人物；並選汪精衛、譚延闓、孫科、顧孟餘、徐謙、宋子 文、譚平山七人為政治會議的主席團。軍事委員會委員定為十五人，蔣介石等當選為委員， 蔣介石與鄧演達等為該會主席團主席。國民政府委員定為二十八人，汪精衛等當選為委員； 汪精衛、譚延闓、

   孫科、宋子文、徐謙五人當選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 這些決議顯然是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國民黨二中全會決議的翻案文章。主要是打破了 蔣氏所培植起來的個人軍事獨裁的局麵。除上麵所說到的這些人事更易之外，還製定了一項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組織條例，其中規定總司令應對國民黨中央負責，這是將軍權置於黨權之下的重要表示。蔣氏雖仍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和軍事委員會主席 團之一，但與過去他所建立起來的權力相較，是大為削減了。

   國共關係的調整，也是這次會議主題之一。這次會議所通過的《統一革命勢力案》，其決 議內容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組織開聯席會議，討論合作辦法；並應第三國際的邀請， 派代表三人，參加共產國際會議，商冾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這個決議原文見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之《東方雜誌》第二十四卷第九號第九十一頁）。這與過去蔣氏一味限製中共 黨員活動的辦法，有了顯著的不同；不過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部長職務，仍是沒有中共黨員參 加，多少還是不能擺脫國民黨二中全會黨務整理方案的羈絆。

   國共關係由國民黨黨內的合作，進展到了在國民政府中的合作；這似是鮑羅庭首先提出 來的。他在到達武漢之初，即曾向我提到；後來共產國際便有中共黨員應參加國民政府工作 的指示，用意是要加強中共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國民黨的左派同意這種主張，徐謙在 二月二十四日的演說中，即曾提到這一點。

   會議又決定國民政府增設勞工、農政、教育、實 業、衛生五部，中共黨員蘇兆微和譚平山因而被任為勞工農政兩部部長。此外，會議也決定 容納中共黨員參加各省政府工作，並批準湖南民眾團體所提召開省民會議的提案。 這都顯然是國共關係的重要演變。在國民黨左派要人們看來，為了鞏固反蔣陣線，這些 措施都是必要的。在中共中央方麵看來，這是國共合作的進展。

   中共中央的一些文件中，有 時說到“團結”左派，有時又說到“領導”左派；實際上仍將中共黨員參加國民政府工作幹事，看作是實際支持左派的行動。中共的作法是要捧著左派去反蔣，並沒有逐漸代替左派的意向。也可以說，這些辦法是使中共在國民黨內的合作，演化為兩黨在政權中的合作；同時， 中共曆來為國共關係傷透腦筋，似乎也可以借此得到一個解決辦法。

   毫無疑問，導演這一幕的人是鮑羅庭。他的目的是要將國民黨左派和各軍首領以及中共的工農勢力，組合成一個反蔣陣線。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是煞費苦心的。如中共黨員參加國民政府工作這一點，他曾向國民黨領袖們反複解釋，強調中共黨員擔任勞工農政兩部，可以將工農勢力納入國民黨領導的正軌之內，也可以達到糾正工農運動的過激發展。但當他向 中共的負責人方麵解釋時，卻著重說明中共黨員參加國民政府工作，可以逐漸增加中共在政 權中的份量，以影響國民政府左傾，並且是無產階級獲得領導權的一個途徑；從此，中共可以不再做革命的苦力了。

   國民黨三中全會是武漢反蔣運動最情彩的一幕。可是，事情也並不可能僅憑會議解決， 還須有實力作後盾。做漂亮文章似乎是武漢的特長，會議的決議案固然是多彩多姿，宣傳工作也是做得有聲有色，但不免空言多於實際。實力的不夠充足和意誌的紛歧，都不是一時所能彌補的。因此，在三中全會以後，武漢方麵就表現出力不從心的跡象了。

  被蔣百裏（蔣百裏為中國近代傑出的軍事學家，曾任保定軍校及陸軍大學校長。其生平事跡可參閱陶菊隱著《蔣 百裏先生傳》—上海中華書局，民國三十七年初版）譽為“有決心的軍人”的蔣介石，卻是最重視實幹的；他的獨裁意誌甚為堅強；對於如何達到這種目的的手段，也是胸有成竹。在他行動的時機未成熟以前，他多少還能忍耐；譬如，他曾否認反對汪精衛；也根本不反對聯俄容共政策；更否認他有聯奉（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間南北各大報及通訊社均盛傳蔣與奉張妥協的事，奔走其間的主要人物，蔣方為李石曾，奉方為楊宇霆。當時，彭述之曾搜集南北各大報所載這類消息，匯集起來寫了一篇為《南北妥協問題》 的文章，登載《向導》第一九一期。此外，梁士貽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曾與英駐華公使 Sir Miles Wedderburn Lampson 談話，也曾說到這件事—見《梁燕孫年譜》下冊，第五〇二頁至第五〇六頁）聯 日（一九一二七年初吳鐵城由南昌赴日本，向日本幣原外相有所活動，又戴季陶也於二月間奉蔣命赴日， 而日本的清浦佐分利等則仆仆風塵於南昌廣州之間，並公開對記者發表談話，聲言日本與中國南方穩健分子 已有相當的諒解）等等意圖。他還是以秉承孫中山先生遺誌的國民黨正統自居，並表示他所反對的隻是武漢的異端。這些姿態，顯然是為了維係他當時在革命陣營中的威望。

   到了國民黨三中全會舉行的時候，蔣氏便開始他的行動了。他再也不掩飾他的反共決心； 而且一起始就用非常手段來對付中共和鮑羅庭。“反共”這一麵旗幟，確是他在這次鬥爭中， 獲得勝利的重要關鍵。他不僅借此團聚了國民黨內外的保守勢力，也對武漢陣營起著重要的 分化作用，更能由此而爭取到列強的援助。反之，武漢的“黨權”旗幟，卻是黯然失色的。 在一般人看來，這隻是國民黨黨內之爭，與他們並無切身利害關係。在一般國民黨員看來， 武漢的反蔣救黨運動，無論是否正確，總是受著共方勢力的影響。

   蔣氏的反共行動由江西開始。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讚賢被槍決 了；這是中共黨員在反蔣運動中被棲牲的第一個人。三月十六日，蔣氏命令解散擁護武漢的 國民黨南昌市黨部，另行由他指派親信重新組織黨部。三月十九日，蔣氏又以武力解散左傾 的國民黨九江市黨部和九江總工會。此外，福州安慶等地蔣氏勢力所及的地方，都先後發生 過殺害中共黨員的事件。蔣氏反武漢赤化的旗幟，就這樣由他以命令和鐵血公開舉起來了。

   革命陣營內部起了激劇的分化。不讚成反蔣的人們紛紛離開武漢，左傾的人們也因長江 下遊難於立足，開始向武漢集中。譬如，第十師師長陳銘樞就因不讚成反蔣，在三中全會舉 行的時候，辭職走了。他後來在上海一帶活動，對於拉攏蔣介石、李濟琛、李宗仁等實力派 共同清共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鄧演達屬下在長江下遊的政治工作人員和一些被驅逐的 黨部工作人員，又紛紛逃來武漢，在那裏訴說他們本身被蹂躪的經曆。 雙方對壘的形勢已成，再也沒有轉圓的餘地了。和蔣氏一起工作的加侖將軍那時也帶著 他的助手離開了蔣氏的總司令部，來到武漢，繼續任國民黨政府軍事顧問的職務。

   中共方麵 在蔣氏身邊工作的蔣先雲同誌也於辭職後，由南昌返回武漢。原隨譚延闓來漢參加會議的陳 果夫等則於會議結束後，返回南昌向蔣氏複命去了。這樣，武漢南昌間的各種聯係宣告斷絕。

   蔣先雲這位青年軍人值得在這裏特別提一下。他的苦悶心情，似乎是當時一般青年所共 有的。他是黃埔第一期的高材生；在他就讀黃埔以前，在湖南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 成為中共的正式黨員，領導過湖南水口山礦工罷工運動。他為當時我們一般同誌所敬愛，也 與我有很深的友誼。他又是蔣氏所喜歡的學生，被任為總司令部秘書，在蔣氏身邊工作。蔣 氏與中共間的聯係，往往都是經由他辦理的。

   蔣先雲同誌是一個真誠的共產黨員，愛護中共的一切；同時，是一個有抱負的青年軍人， 敬佩他的蔣校長，並愛護黃埔的一切。他一直有一種天真的想法，認為中共與黃埔都是革命的精華，如果彼此間能夠消除誤會，合作下去，中國革命前途是燦爛的，否則將不堪設想。 他那時曾多次奔走南昌與武漢之間，企圖挽救雙方的破裂。他不僅曾多次向我說明與蔣氏合 作的重要性，也曾多次向蔣氏進言，要求他繼續聯俄容共。但他究竟太天真了，沒有深切了 解蔣氏的意向所在，同時，畢竟是人微言輕，敵不過張靜江等人將蔣的包圍。 劇烈鬥爭的火花使蔣先雲同誌陷於苦惱的境地，他由南昌回到武漢以後，總是表現得有 些悵惘若失。他要求實地作戰，決心以鮮血來貢獻於革命。不久，他被任為第四軍的團長。 後來在河南與奉軍的激烈戰鬥中，奮勇衝殺，對那次戰役的勝利，有過不可磨滅的貢獻。可 是，他自己就在那次火線上，懷著悵惘的心情陣亡了。

   蔣氏的反共行動立即引起了武漢方麵的反擊。三月十五日，湖北全省總工會為了抗議陳 讚賢的被殺害，發表宣言，指摘蔣氏的行為為反革命。三月十六日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發表支 持三中全會的決議的通電，強調黨權不容為蔣氏所篡竊。三月二十五日，國民黨機關報武漢 《民國日報》，發表題為《民眾聯合起來，推翻蔣介石》的社論，宣告蔣氏再不是總理的忠實 信徒，而是反革命；並列舉他的種種罪狀，要求罷免其職務，並予以懲處。

   武漢南昌間的破裂，與當時的軍事發展是密切關聯著的。在南昌克複以後，蔣氏在浙江 各省的軍事行動獲得了可觀的成績，這也是他堅決反共的一個有力憑借。蔣氏一直不理會鮑 羅庭加侖等人的反對意見，全力向東南各省進軍。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浙江省長夏超宣 布浙江獨立，保境安民。這是蔣氏分化孫傳芳勢力所收到的初步效果。第一軍軍長何應欽所 統率的東路軍於十二月十八日攻克福州，繼續向浙江進兵；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又占領 了杭州。該年一月間，第二、六、七等軍沿長江東進，直指南京。孫傳芳所轄安徽督辦陳調 元宣布投靠革命，這又減輕了北伐軍東進的阻力。

   國民黨三中全會舉行的時候，北伐軍正由浙江和安徽兩路向上海南京挺進，這是依照蔣 氏軍事上計劃的行動。當北伐軍進攻到上海附近的龍華時，上海工人於三月二十一日發動了 總罷工，與駐在上海的直魯聯軍進行巷戰。二十二日直魯聯軍狼狽退出上海。北伐軍因於三 月二十三日順利的占領了上海。同日，程潛所統率的二六兩軍攻占了南京城外的雨花台等高 地；城內的敵軍向長江以北的蒲口退卻。二十四日清晨，革命軍進占了南京。革命內部鬥爭 的中心也就隨著轉到上海南京去了。

   武漢當局深信蔣氏以南京上海為據點，展開反武漢的行動，因而決定不讓蔣氏有完全支 配上海南京的機會。具體辦法是派宋子文為中共財政特派員，趕往上海，直接掌握上海這個 經濟中心的財權；並命令程潛所部鞏衛南京，阻止蔣氏在那裏建立反武漢的中心。

   三中全會結束後的一兩天，林祖涵告訴我，國民政府已有一個侯機逮捕蔣介石的秘密命 令，交給程潛執行。他向我說明連日少數要人集議的結果，決定責成二六兩軍控製南京地區， 不使蔣氏在南京另建中心的陰謀得逞。如蔣氏違抗，江右軍總指揮程潛便可根據國民政府的 密令，將蔣氏逮捕起來。 林祖涵還說到這個重要措施，似是鮑羅庭所授意，為各主要人物所一致同意的。他因為 是程潛軍的黨代表，才知道了這個機密。他認為程潛即將出發前線，對反蔣頗具誠意，表麵 上雖然滿口答應要完成這個重大任務，但暗中也流露出身當其衝、躊躇為難的神情；所以將 來能否執行這個密令，還是有問題的。我雖事先未與聞其事，但對於即將偕同程潛馳赴軍旅、 肩負重責的林祖涵同誌，仍予以鼓勵。並立即用機密方法，通知上海中共中央，請就近予程 潛以協助。

   程潛這個江右軍總指揮，指揮他本人的第六軍和魯滌平的第二軍（軍長係譚延闓，因任 國府主席留駐武漢，由副軍長魯滌平代理），配合江左軍李宗仁部和蘇杭右翼蔣氏第一軍的一部份，向南京挺進。結果，攻占南京的任務是達到了，控赴南京的任務卻失敗了。

   三月二十四日淩晨，直魯聯軍褚玉璞部向長江以北退卻，北伐軍前鋒開進南京城內的關 頭，敵軍的一些殘部，乘機搶劫，城內秩序大亂，並發生了襲擊外國領事館及外人住宅的情 事。英領事等一些外人受傷，泊在南京江麵的英日兵艦乃開炮轟擊南京城，死傷多人。

   程潛 部大隊進城後，忙著重建秩序，鎮壓搶犯，並護送外國領事及外僑出城，安全登上兵艦。 外艦炮轟南京事件的發生，使程潛陷於不利的地位。當時列強的政策，正利用蔣介石以 反對武漢的赤化，日本在這一政策中，起著主導的作用。

   三月二十六日，蔣氏乘艦由安慶抵 達上海後，立即得到在上海的國民黨一部份中央執監委員的支持，江浙財閥經濟上的援助（據董顯光著《蔣總統傳》（上冊，第九十頁，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四十一年初版）說， 蔣抵上海後，商人與銀行家多願支持清共，一個三百萬元的借款旋即成立，以供蔣的迫切需要） 和外人方麵的助力；同時他與李宗仁李濟琛等實力派的反共聯合陣線也在醞釀成熟之中。他 利用了這些優勢和一七兩軍的實力，壓迫程潛部退出南京。四月上旬，程潛部不得不向南京 上遊撤退。從此，南京便在蔣氏控製之下，武漢的反蔣計劃也就受了第一次的大打擊。

   這些演變，彭述之有一段曾親曆其境，他向我作過清楚的敘述。在程潛向南京進軍時， 他就奉著上海中共中央的使命，於三月二十四日趕到南京，協同林祖涵李富春（當時任第二 軍政治部主任）等同誌，主持那方麵的工作，以期實現控製南京的目的，後因程潛部撤出南 京，他便於四月上旬來到武漢。

   他向我追述他在南京的經曆時，首先說到南京發生的侵犯外 人住宅和領事館的行為，是尚未退卻的敵軍殘部，在搶劫混亂中所幹的。 他描述南京慘案發生後，立即引起反帝的怒火。北伐軍和南京民眾，原受著曆次反帝運 動的洗禮和漢口收回英租界的鼓舞，現在複目擊外艦轟擊的暴行，反帝情緒自然有如波濤洶 湧，隨時都可能招致外人幹涉。他一心忙著鼓勵反帝運動，同時又要防止侵犯外人生命財產 的行動之繼續發生。其他的同誌們和二六兩軍的首腦們的注意力，亦大都側重在這一方麵。

   他又說到，幾天以後，他發覺南京周圍的軍事要地，都已為蔣介石的親信部隊所占領及 設防了。二六軍的大部卻散處在南京城內執行著維持秩序的任務，顯然，在對蔣的軍事上已 處於不利的地位。後來蔣氏又續調部隊向南京周圍集結，加以壓迫，程潛部就不得不退出南 京。他也因南京的大勢已去，隻好來到武漢，再作計較。

   彭述之敘述這些經曆的時候，曾麵帶愧色的自承對於處理軍事鬥爭缺乏經驗。我也曾怒 斥他的無能，指出一著之差，影響了全局；為何反帝的偶發事件，放鬆了控製南京地區的軍 事布署。其實，我當時對他的責備，不免是過分了，因為處理的權力完全握在程潛的手上。 程潛之所以失去南京，躊躇不決是一個重要因素。他究竟不是中共黨員，不能和中共黨 員一樣的堅決反蔣；而且二六兩軍的軍人們多係湖南籍，他們的家屬受到湖南農運的威脅， 也有不滿武漢左傾作法的情緒；再說他們與唐生智是不和的，對蔣又並無深仇大怨，那裏肯 替人火中取栗，守著南京與蔣硬拚起來呢？鮑羅庭沒有充分估計到這些情況，以致鑄成大錯。 林祖涵也就因程潛反蔣的不夠堅決，從此離開了第六軍。據說他們這兩位老朋友，還曾因此 拍桌子對罵了一陣才分手的。

   當時在武漢方麵看來，失去了對南京的控製，是十分喪氣的事，這是反蔣計劃第一回合 的失敗。鮑羅庭對這一點尤為傷透腦筋。其實，形勢比人強，雙方的勝負，也並不是決之於 南京的得失。 三月二十六日到達上海的蔣介石氏，展開了反共的激烈行動。他開始以恐怖手段來摧毀 中共。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由上海發動了國民黨清黨運動，大規模屠殺中共黨員，並迅 即普及蔣氏勢力所及的區域。同時他掃除武漢政府在長江下遊的勢力據點：如四月初，二六 兩軍之被逼撤離南京；四月二十日，宋子文的財政部上海辦事處，被蔣氏下令撤銷等。他更 進而在南京另建一個對抗武漢國民政府的中心。四月九日蔣氏由上海移駐南京，召集國民黨中央會議，四月十八日正式在南京成立另一個國民政府。革命陣營內深刻的分裂，乃以寧漢 的對立著稱於世。

   從中共的角度來看這些演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確是太缺乏經驗和應有的警惕了。它 天真的執行著國共合作的政策，對民族統一戰線懷有過高的幻想。其實，軍人們的獨裁氣質、 封建保守勢力的頑固性、資產階級的反動性，和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都是中國社會結構的 特征，在反帝的立場上，這些成份也可能表現出民族革命的意識，但在社會改革問題上，卻 是革命的阻力。而且中共不免從有利於革命方麵來看問題，陷於自我陶醉的境界；既看不清 甚麽是國民革命所能容納的限度，也沒有深刻覺察蔣氏勢力的本質。

   在上海克複以前，中共曾領導上海工人舉行過三次暴動。第一次是為了響應夏超在浙江 的獨立，發生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旋因夏超的失敗而中止。第二次又為了響應北伐 軍的占領杭州，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舉行暴動，惟以北伐軍未能即時向上海挺進，再告 失敗。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北伐軍占領上海的前夕，中共才成功的組織了第三次由工 人暫時占領上海的大暴動（關於上海工人三次暴動的詳情，可參看瞿景白作《上海工人第一次起義》及施英作《上海工人第二次 起義》、《上海工人第三次起義》三文，載北京，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 動》，一九五四年第一版。）。

   上海工人的這些暴動都是國共合作政策的產品。暴動的時間是由蔣氏的代表鈕永建根據 軍事進展情況所決定的，實際組織暴動則完全由中共負責。當時，國共雙方在上海所組織的 聯席會議的參加人，國民黨方麵是鈕永建、吳稚暉等，中共方麵是羅覺、汪壽華等。他們合 作得很圓滿，因為國民黨需要得著上海工人的助力，極力對中共和上海工人表示好感。中共 則以為上海工人多賣一分氣力，將來就可多獲一分權力，中共所企求的是克複上海後，能由 上海市民大會，選舉出一個市政府；而工人在市政府中能獲得適當的地位。在這個問題上， 鈕水建、吳稚暉等欣然同意，並曾予以保證。

   上海被占領後，市民大會是召開了，市政府的委員也選舉出來了，可是國民黨的態度也 改變了。首先是國民黨方麵的主要負責人鈕永建稱病不與中共代表見麵，拒絕任何協商。接 著上海工商界選舉出來參加市政府的代表，也托詞不參加市政府的會議。中共則仍根據聯合 戰線的想法，在敦促那些不出席的代表們，積極參加市政的工作。誰知蔣氏到達上海以後， 不問國共雙方聯席會議的協議，聲言市政府並未經過他的委派和批準，是不合法的，並禁止 市民會議的集會。 這些事並未使中共發生足夠的警惕。

   武漢方麵反蔣的作法是中共中央所已知道的；同時 共產國際也曾電令上海中共中央將工人的武裝埋藏起來，當然是料定蔣氏將有壓迫上海工人 的舉動，而工人是無法抵抗正規軍的壓迫的。可是，中共似是認為事情還不致惡化到這樣的 地步，因而不僅沒有遵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也沒有足夠的戒備。 恰恰相反，蔣氏的反共行動迅速而堅決。四月二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在上海集會， 由吳稚暉提出檢舉中共案，要求各地軍事領袖，采取非常緊急處置辦法，將中共黨員分別看 押監視。同時，蔣介石、李濟琛、李宗仁、黃紹雄等在上海總司令部舉行軍事會議，商討具 體辦法，以實現吳稚暉所提出的清共方案。三日，福州便有擁黨大會的舉行，通電主張肅清 跨黨分子等十六條。五日，蔣氏下令封閉總政治部的上海辦事處，並逮捕其中工作人員多名。 八日，蔣氏所任命的國民黨上海政治委員會正式成立，掌握了上海市的統治權。九日，國民 黨中央監察委員蔡元培等發表救國救黨通電，公開反對武漢。同日，國民黨南京市黨部被搗 毀；市黨部委員侯紹裘等同誌被捕。在在（處處到處）都證明，蔣的反共攻勢是劍及履及（堅決迅速）的全麵展開了。

  當時，汪精衛與陳獨秀聯合發表的宣言，對中共中央還發揮了一些催眠作用。原在法國養病的汪精衛經由莫斯科回國，恰於四月一日抵達上海。他曾與蔣氏及其老友吳稚暉、李石 曾、蔡元培等協商；蔣堅持立即驅逐鮑羅庭和清共。汪則主張在南京召開國民黨四中全會， 解決一切糾紛（汪精衛抵港後與蔣、吳、李、蔡等協商情形，汪精衛在廣州中山大學所作《武漢分共的經過》的講演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中有相當詳細的敘述，可供參考，原講詞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出版的《貢獻 旬刊》第一期第三頁至第十三頁）。

   汪的此一主張，曾被吳稚暉等斥為拘泥於黨的法統，不能認清反共應采非常手段的立場。汪乃與陳獨秀晤談，企圖獲取中共方麵的支持，以增厚他的政治資本。因而 由他們兩人發布了一個聯合宣言。 四月五日，汪精衛與陳獨秀以國共兩黨領袖的身份，發表聯合告兩黨同誌書。其中內容 闡明：中共一直坦誠而忠實的承認國民黨及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國民革命的基礎，號召 兩黨同誌，繼續密切合作，須鑒於敵人之武力壓迫及流言離間，拋棄彼此間的疑忌，事事開 誠布公的協商進行，政見即不盡同，亦無須強求一致。

   但此一宣言並未能緩和蔣氏的反共決 心，吳稚暉還斥之為“汪的謬論”。 可是，此一文件卻引起了中共的錯覺，陳獨秀等似在回味著過去與鈕永建、吳稚暉等合 作的好日子。蔣氏初到上海也曾嘉獎上海工人協助克複上海的功績，並贈送上海總工會一麵 “共同奮鬥”的錦旗。這使中共中央覺得蔣不會有什麽壓迫上海工人的異動。而且駐在上海 的第一軍第一師師長薛嶽（上海清黨時蔣突令其親信劉峙繼薛嶽任第一師師長。）等人對上海工人種種同情的表示，也使中共中央抱有幻想；現在 又有了汪陳聯合宣言，中共中央更認為緊張的時局必將因之而緩和下來。

   其實，汪的回國和汪陳宣言，不僅沒有緩和局勢，反而加速了蔣氏的行動。蔣氏到上海 之初，表麵上雖對上海工會表示友好，暗中卻在積極準備消滅這個眼中釘。他一開始就聯絡 上海幫會領袖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組織中華共進會，將幫會人物編成藍色製服的隊 伍，準備采取破壞工會的行動。

   四月十二日淩晨，當中華共進會的藍衣隊向上海總工會進攻 時，駐在工會裏的工人糾察隊尚在睡夢之中，倉卒起而應戰。總工會的委員長汪壽華卻在幾 個鍾頭以前，被騙在中華共進會主要負責人杜月笙家中，進行友誼協商，而墮入了陷阱。同 時，上海警備司令白崇禧受蔣氏密令，以平息工人內哄，解除雙方武裝為藉口，派出大批軍 隊，將正在應戰的工人糾察隊全部繳械並逮捕多人。頃刻之間，上海號稱八十萬工人的組織 和五千工人的糾察隊就被摧毀了。這也就是有名的“四·一二”國民黨清黨的開始（“四·一二”收繳工人武裝及翌日屠殺工人的經過，上海總工會將經過實情，匯編了《四·一二大屠 殺紀實》一文（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第四九一頁至第五三三頁），可以參閱）。

   事態發展到這樣嚴重的地步，中共中央似仍未完全覺醒過來。當時在上海任工人糾察隊 副總隊長的周恩來還奉命憑藉他在黃埔的舊有關係，奔走於軍事當局之門，企圖保釋那些被 捕的工人們；他也因此一度被軟禁，幾乎喪失了生命。四月十三日中共領導上海工人在閘北 舉行群眾大會，準備向上海警備司令部請願，釋放被捕工人。當這個隊伍行至鴻興路口時， 軍警即以機關槍向他們掃射，不少的徒手工人，頓時縱橫倒斃於街頭。這樣，那些曾以熱血 貢獻於北伐的上海工人們，轉眼之間，竟又作了北伐軍射擊的對象。 至此，中共中央才認識到整個世界確實變了，可是已經太遲了。

   “四·一二”這一幕後果 的嚴重性，是無法精確估計的。即以蔣氏而論，他在這一幕中，固已獲得勝利；但從遠處來 看，究竟是獲利抑或負債，尚有待於曆史的判斷；至少，這次事件激起了共方對他們的刻骨 銘心的仇視。再以共方而論，共產國際的中共留在國民黨內的國共合作政策，亦為血的教訓 所否定。而中共中央陳獨秀先生的領導，威望從此失墜，造成了他後來的垮台。 上海南京一帶所發生的突變，立刻引起了我們—武漢的共產同誌和一些國民黨左派—的 各種不同程度的憤慨，紛紛研究對策。鮑羅庭顯得十分焦急，他主張中共應更加約束工農運 動的過激行動，以期減輕武漢內部的矛盾，同時強調用武力實行討伐蔣介石。可是，鮑羅庭 究竟力不從心，事實上無法貫徹他的主張。

   四月十日，汪精衛由上海到達武漢（正是“四·一 二”清黨的前兩天），他在盛大的歡呼聲中，和過去一樣發表激昂動人的演說。他曾向我表示： 過去一年來緊張的革命時期，他竟出國養病去了，這次回來當負起責任，為黨國效勞，不使 總理遺訓遭到破壞。他並未將上海方麵的嚴重形勢盡情告訴我，但顯得有點神色不安，已不 如從前那樣的容光煥發了。 汪精衛的回國似是太遲了，消彌衝突的機會業已失去，也不能掌握當時局勢的發展，無 力挽狂瀾於既倒。

   在他沒有回國以前，人們都對他寄予莫大的希望，到達武漢的最初兩天，也曾發生過振奮人心的作用。可是幾天以後，他也和其他的人一樣，陷於一籌莫展的苦惱境 地了。總括的說，他的作用是降低了，並不能發揮團結左派的力量，甚至使武漢的陣營更加 動搖。其症結所在，很顯然，在刀光劍影之下，空言畢竟是無補於實際的。

   上海南京的惡劣消息傳到武漢以後，“討伐蔣介石”和“革命的站到左邊來”等等呼聲， 從汪精衛的口中，四向傳播，響徹雲霄。四月十七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開除 蔣介石的黨籍，罷免蔣氏總司令的軍職。同時，反蔣的群眾大會和示威遊行等等行動盛極一 時，但涉及到真正的行動如東征討蔣之議，則仍是議論紛紜，莫衷一是。 武漢的國民黨人士和一般社會知名人物對蔣氏行動的觀感極不一致。有的認為蔣的行動 根本破壞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確是一個叛徒。有的認為蔣氏不擇手段，殺害戰友，並波及 自己的同誌，無異摧毀革命的基礎。有的側重於反對蔣氏的另建中心，認為這是分裂國民黨 的行為。有的認為蔣氏與中共的衝突，是各有是非的。甚至還有些人在暗中讚許蔣氏反共的 果決。可見在當時反蔣陣營內，人心也不一致。

   蔣氏的反共行動在上海發動以後，迅即普及於其勢力所及的區域。四月十五日，廣東李 濟琛的清共手段，較之蔣氏尤為殘酷。當天他在廣州，調遣軍警，宣布戒嚴，逮捕了約兩千 名的中共黨員及其同情者，封閉了二百多個工會等團體；黃埔政治教官熊雄等著名中共黨員 就是在那次鎮壓中被殺的。其他浙江福建等地的清黨工作，手段的殘酷也表演得淋漓盡致。 而且受害的不隻是中共黨員，也有不少是所謂國民黨左派（陳立夫在抗日戰爭時期，曾在一次會議上追述清黨的一幕。他說到清黨時最大的困難，是分不清誰是 共產黨，誰又不是共產黨，他的辦法是在各地召集國民黨大會，要左傾的站在左邊，其餘的站在右邊，然後 要他們相互打起來，這樣站左邊的受到了應得的懲罰……陳立夫的這些話當係事實。但當時站在左邊的不一 定是中共黨員，站在右邊的也不一定沒有左傾分子。還有不少徘徊於左右之間，紅帽子便被戴上了）。

   武漢方麵唯一差強人意的事，是江西當局采取了支持武漢的態度。蔣氏的反共行動，首 先原是江西開始的，但不久他離開了江西，由第三軍軍長朱培德以江西省政府主席名義，掌 握了統治江西的實權。那時，朱培德是比較接近於汪精衛而不滿蔣氏的跋扈的。因而他在蔣 氏離開江西以後，改采支持武漢左派，打擊蔣派的政策。但朱培德將軍這種態度，也隻是暫 時性的；敵不過當時彌漫於湘、鄂、贛三省“反工農運動”過火的聲勢。

   蔣氏的反共行動似乎“得道多助”。三月一日俄輪“巴來亞列寧那”號，從上海開赴武漢， 道經浦口時，被張宗昌部所搜查，乘客鮑羅庭太太及其他幾位俄籍旅客，均被拘押，蘇俄與 武漢間的交通由是被截斷了。四月六日，張作霖得到北京外國使團的允許，派軍警進入東交 民巷，搜查俄大使館及蘇俄的遠東銀行和中東鐵路辦事處，逮捕藏匿在俄大使館內的李大釗 等六十餘人。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釗、路友予等二十個北方國共領袖，被處絞刑。這件事對 武漢有重大影響。在俄顧問方麵說來，是喪失了聯係他們的總機構；在國共兩黨說來，是毀 滅了它們在北方活動的首腦部；也予人心以沉重的打擊。

   不用說，武漢方麵的不利情勢，使 蔣如虎添翼。 武漢方麵在財政經濟上也有困難。武漢一直因軍事的供應浩繁，稅捐的加重，經濟不景 和工農運動的興起等等，早已發生了資金外逃，物價高漲等現象。四月十七日，武漢政府不 得已頒布《現金集中條例》，走上了靠發行紙幣來維持開支的道路。武漢不僅不能從上海獲得 經濟上的支援，北京上海銀行界並於四月二十一日共同宣布與漢口各銀行斷絕來往。蔣氏所 盤據的長江下遊，對武漢又實施經濟封鎖。五月三日，南京當局明令禁止武漢中央紙幣的流 通。這一連串的手段，使武漢物價高漲，紙幣貶值，經濟財政陷於極度混亂，無法作有效的 挽救。

   上述情況，使武漢處於極度艱難的地位。在武漢方麵看來，這都是帝國主義的毒手所 直接間接造成的。武漢的一些要人們認為蔣介石、張作霖乃至北京外交使團，在那裏互相配 合，一致行動。蔣介石、李濟琛、李宗仁等實力派之能夠聯合反共，不僅有帝國主義者在後 麵撮合，而且予以實力支援。至於武漢內部的動搖和經濟困難等等，也都是帝國主義者在那 裏作怪。

   四麵楚歌中的武漢，函圖予蔣氏以實力打擊以求取出路。鮑羅庭在那幾天的態度似近於瘋狂，他曾向我表示，曆史上任何一個革命，都要先肅清內部，現在我們內部已產生了第二 個陳炯明，怎樣談到北伐？目前，應乘蔣介石立足未穩，迅速東征，除去這個心腹之患，武 漢才能立足得住。鮑羅庭這種議論，至少在表麵上得著了武漢要人們的熱烈支持；這些支持 似也鼓勵了鮑羅庭的勇氣。

   加侖將軍在這個問題上卻抱有不同的見解。四月下旬有一天，他曾約我在他的寓所晤談。 他對著地圖向我指出，現在中國有三個力量：一是北京的張作霖；二是南京的蔣介石；三是 武漢。在外人眼中看來，張的勢力最強，蔣次之，武漢最弱，奉張正在河南增兵準備南下， 如果我們能首先消滅張作霖，武漢的實力地位就要跑到第一了。加侖這些話是表示他主張暫 時放下東征討蔣的計劃，實行繼續北伐。

   我根據所知道的情況，不得不讚成加侖的看法。我曾向他說：“先東征討伐革命內部的叛 逆，在原則上是對的；但現在的問題，不是應當與否，而是能否做得到的問題。現在武漢的 要人表麵上雖讚成先東征，但是否表裏一致，頗成問題，最主要的是誰去打硬仗。二六兩軍 退出南京，已表現出反蔣的不夠堅決，第三軍守在江西，力量有限，他們會去打先鋒嗎？聽 說第四軍一些將領們，認為主要的敵人究竟是張作霖，已表示不願先行東征。唐生智口頭雖 硬，也不見得會與蔣硬拚起來。因此，東征難免在事實上流產，甚或會引起內部的瓦解，反 給張作霖進襲武漢的機會……” 加侖聽了我這些話，緊緊的握著我的手說：“大家都在激動的時候，你還能保持冷靜，真 是了不得！”他進而告訴我，昨天他會見四軍的將領們，大家果然是主張先北伐，打倒張作霖 再說。他們甚至說到先東征討伐蔣介石，在一般中下級的軍官看來，是自家人打自家人，士 氣是不易振作的。加侖繼而表示他雖痛恨蔣介石，但認為東征是冒險的行動，北伐則可操勝 算，且能將潛伏在潼關內的馮玉祥的勢力接應出來。他要求我去說服鮑羅庭等人。 我走出加侖的寓所，便去訪問鮑羅庭。他仍是堅持先行東征。我以輕鬆的口吻向他說： “先東征嗎？這要看事實上能否做到，恐怕還要仔細考慮一下各軍的實際情況才好。否則， 二六兩軍退出南京的事難免不再重演。”鮑羅庭聽了我這話，若有所失的不再說什麽了。似是 他要重新考慮一番。 幾天之後，鮑羅庭的主意顯然已經轉向。他在一次中共中央（當時中央委員多數已來武 漢）的會議上曾表示，現在奉張的軍隊正沿京漢路向信陽南下，如果此時東征，武漢有受奉 張侵襲的危險。因此，武漢的軍隊應先配合馮玉祥部，消滅河南方麵的奉軍，再定第二步辦 法。

   東征之議因而暫被擱置了。武漢各報也立即大肆宣傳奉張南下的威脅和繼續北伐的重要。 接著唐生智、張發奎等便沿京漢路向信陽集中，進行北伐。 四月底，南京武漢兩方麵同時受到張作霖的軍事壓迫。孫傳芳及張宗昌部經由徐州向浦 口挺進，張學良部則由京漢路南下威脅武漢；似是乘革命內部分裂之危，企圖予以分別擊破。 南京方麵討伐武漢的論調雖不算得激烈，但在實際對付武漢的行動上則相當積極。四月二十 五日，南京派的李宗仁軍與駐在九江的朱培德軍相互設防；原在津浦路南段的二六兩軍表示 服從武漢，移師向安慶方麵轉進。在南京附近的程潛部第二十九師且被蔣氏繳械。這些事就 給予孫傳芳張宗昌部進至浦口楊州一帶的有利機會。南京近在咫尺，自然受到威脅；因而蔣 氏不得不高唱繼續北伐。五月十四日，李宗仁在湖口與朱培德會晤，商決互不侵犯，分路北 伐。至此，南京武漢間軍事對壘的形勢，才告緩和下來。 武漢方麵先行東征之議，一時成為泡影。

   這是鮑羅庭的反蔣計劃的第二次重要的失敗； 也表現出武漢對蔣的反共攻勢，無力還手。鮑羅庭正處逆境，外表雖仍強自支持，但論調已 不如前此的樂觀了。他似乎已料想到，此次既不能先行去掉蔣氏這個心腹之患，將必貽害無 窮，何況對奉張的作戰，勝敗又還是一個未知之數。 五月初，鮑羅庭重新提到他的西北計劃，但顯然已有退卻的意味。他說到帝國主義在中 國的勢力太大了，西北卻是帝國主義勢力所不及的地方。那裏不會有像武漢這樣的尖銳的社 會階級矛盾，又接近蘇俄和外蒙，便於獲得援助，因而西北是最好的革命根據地。他當時所 提出的西北計劃，其著眼點顯係移到了陝甘一帶，與在廣東時所說到的沿京漢路北進，掩有 西北西南的大西北主義是有分別的。這自然也有寄希望於馮玉祥之意。誰知天下事真是不可 逆料，後來馮玉祥除了供給他個人假道返回蘇俄的便利而外，竟做了摧毀武漢的幫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