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46 武漢政府

 

第十二篇  武漢政府時期

第一章  軍事占領下的武漢初期

 

   一九二六年七月開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軍事上節節勝利，先後擊敗吳佩孚、孫傳芳等軍閥勢力，次第占領了長江流域各省，而形成了以左傾赤化見稱於世的武漢政府時期。但由於革命陣營內各派勢力的相互傾軋衝突，結果，由遷都問題的分歧而演進到寧漢的對立， 由寧粵的清共而演進到國共關係的全麵破裂；內外交逼的武漢政府，卒亦隨之瓦解，而造成向右轉的蔣介石的勝利。

   中共在此一幕曆史劇中，由於留在國民黨內合作這一政策走到了絕路，也由於本身實力和經驗的不足，更由於莫斯科曆年來指示的錯誤，以致那時陷於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困境，而遭到慘重的失敗。這些失敗的事實，也許為中共後來之能夠卷土重來提供了寶貴經驗；但我今日追述往事，緬懷無數同仁誌士拋頭顱撒熱血的犧牲，是不無餘痛的。

   漢陽漢口相繼為北伐軍攻克的消息傳到上海以後，我曾在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提議中共中央應即準備，以便從速遷往武漢。我的理由是中共中央不能老在上海“亭子間”裏，對各地的革命與戰爭，遙遙作書麵的指導；應該移到中心地點的武漢去，抓緊時機，實地指揮。

   我指出這與中共中央和鮑羅庭的北伐應以武漢為據點，沿京漢線向北發展的戰略是相吻合的； 而且武漢一經成為政治中心，則湖北區委的職責必隨之加重；中央如仍留在上海，則前此上海廣州間意見分歧的流弊，難免不重演於滬、鄂之間。但陳獨秀先生等大多數同誌，仍以上 海是照顧全國的中樞、武漢局勢尚未穩定為理由，擱置了我的提議。僅議決派我為中共中央 全權代表趕往武漢，獨當前線指揮的重任。

   我於九月十一日到達漢口。我的使命是：指導湖北區委、發展工農勢力、團結國民黨左派、爭取北伐勝利等。當時武漢還是處於軍事占領的階段，直到該年十二月間，鮑羅庭偕一 些國府委員來到武漢，籌備建都，武漢政府時期才算真正開始。

   在此以前，中共在武漢的工作可以說都是由我直接負責的。 初被攻克的漢口，一片戰時景象。吳佩孚所統率的劉玉春部困守武昌城，與圍城的北伐 軍第四軍相對峙，戰鬥時作時歇，槍聲炮聲在漢口清晰可聞；武漢間的水上交通，自然也斷 絕了。其他較遠的地區，戰事也正在進行中。北伐軍雖有勝利的信心，但一般市民多意存觀 望。

   漢口是我工作過的地方，從一九二三年春“二·七”罷工失敗我潛行離開這裏，到這次 重來已是相隔三年零七個月了；不用說，有些地方已有人事滄桑，麵目全非的更易。中共湖 北區委會尚被困武昌城內，與外間隔絕；它設在漢口的辦事處，座落在原來的後湖區靠近唐 生智總指揮部的一個裏弄裏。那一帶在一九二二年的時候，是一片綠波的後湖，我曾和“二·七” 被殺的施洋律師，在湖上泛舟遊覽，聽那位“漢口通”的施律師滔滔不絕的敘述有關該湖的掌故。曾幾何時，不僅施律師墓木已拱（環繞），後湖的大半亦已填成陸地，並新建了一些稀稀疏疏 的西式房屋，湖北區委漢口辦事處的房子，就是其中的一幢。

   漢口，這個古老的城市，除靜悄悄的租界外，正在披上革命的新裝。吳佩孚衙門換了主人，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在各處飄揚，各軍事單位和各級政治部所張貼的五顏六色的標語， 隨處可見；其中也夾雜著高級機關的正式布告。所有動人的主張，悅耳的詞句，琳琅滿目； 革命的支票似乎可以任意簽發，不必顧及能否兌現。各種革命團體，如雨後春筍，紛紛從地 下鑽出來；大街小巷常發現這類機關新掛起的招牌。

   中共湖北區委會多數負責人被困在武昌 城內，漢口辦事處的人手極感不足，一切工作是茫無頭緒的；我這個初來者正忙於建立一個 秩序出來。當時我所最注意的是爭取軍事勝利的工作，現在我就從這一點說起。

   就北伐而言，蔣介石比孫中山的領導，力量既較雄厚，時機也較成熟。雖然北 伐軍在數量上仍居劣勢，準備不算十分充分；但它的敵對方麵—北洋軍閥，已有土崩瓦解之 勢。

   北伐之初，北洋軍閥係統中的雜牌部隊，即多轉向投靠革命。原駐湘西的賀龍部、貴州的袁祖銘部、湖北的劉佐龍部、江西的賴世橫部等，就繼唐生智之後，接受了國民革命軍的 番號。他們的轉向不僅壯大了北伐軍的聲勢，在事實上也為北伐軍開了路。後來在北方，繼 之投靠革命的更是不勝枚舉，如閻錫山的晉軍，就是個例子。

   北伐的進展，最初確如陳獨秀先生的估計，是防禦吳佩孚、葉開鑫進攻的；但等到北伐軍集中湘南，向長沙進攻之時起，就轉到了大踏步的進攻戰。進攻的策略以及後來的發展， 並不如鮑羅庭最初在廣州所策劃的一樣，即在擊敗吳佩孚之後，不僅循京漢線北上，而且分 兵入贛，再溯江而下，去解決盤據寧滬一帶的孫傳芳。

   這在當時軍事情勢上和北伐軍內部的紛爭上，似也是必要之舉。 北伐軍於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攻克長沙，蔣氏於八月十二日由廣州趕到，與前方將領 商決第二步軍事計劃。當時唐生智主張分兩路進兵，一攻武漢，一攻江西（唐生智的這一主張，且曾提出於七月二十四日在長沙舉行的第四第七第八各軍將領會議，獲得通過），唐氏這種主張， 用意似乎是著重在分別占領地盤。即是他自己要占領兩湖，作為發展的根據地，而希望蔣氏 攻占江西，為進取東南各省的橋梁。

   蔣氏雖對攻取贛、閩，早已胸有成竹，但那時卻主張集 中兵力，先攻取武漢，將吳佩孚的勢力驅逐到武勝關以北之後，再行東進。也許這是蔣氏不 願唐生智自成一個局麵之故。討論結果，蔣氏的意見雖然貫徹了，但此一軍事見解上的差異，第二冊 也是蔣、唐間後來紛爭的起點。

   北伐軍於八月二十二日攻克嶽州，乘勝向湖北進展，次第擊敗敵軍在汀泗橋、賀勝橋的 負隅頑抗之後，於八月三十一日進抵武昌城下。由於北伐軍缺乏炮兵，擔任攻城的第四軍屢攻武昌城不克。渡過了長江的第八軍唐生智部卻於九月六日占領了漢陽，七日占領了漢口， 乘勝沿京漢路追擊敗敵—吳佩孚殘部；從此武昌成為被四麵包圍的孤城。

   在我到達漢口之前，蔣介石將軍鑒於武昌城之不易迅即攻下，亟欲乘勝向江西發展，乃 折回長沙，取道萍鄉入贛。湖北境內的軍事，交由唐生智指揮；政務則由總政治部主任鄧演 達負責處理。 武昌的能否迅速攻下，成為當時各方注意的焦點。

   我到達漢口的第二天，即繞道武昌的 上遊地區，步行了整個上午，到前線去視察。葉挺的獨立團擔任圍攻武昌城的任務，他的團 部駐在武昌城南不數裏的東湖，是武昌城內炮火射程所能達到的地點。我在火線上留連了一 個下午，並在葉挺的團部裏住了一夜。

   葉團隻有一門七五口徑的山炮，葉挺告訴我，如 果他用這門炮向城內射擊，敵軍將會有更多的炮彈落在團部附近。北伐軍那架唯一的偵察機 常飛臨武昌城上空，城內卻有幾門高射炮向這架飛機射擊，在飛機的四周，出現著一朵朵的 黑煙圈。

   我曾和葉挺團部的一些中共同誌們舉行會議和分別談話。他們告訴我，獨立團從五月 間進到湘南以後，先後曾經過八次重要戰役，雖有相當重大的傷亡，但每次都獲得輝煌的戰果（獨立團的輝煌戰績，後來周士第所作《回憶葉挺同誌》一文，有較詳確的描述；周文見華應申編《中 國共產黨烈士傳》第一七五頁至第一八二頁—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該團與第四軍第十師第十二師一直在右翼作戰，擔任著主攻的任務。他們以擊敗吳佩 孚而自傲，覺得第四軍較之其他各軍出力最多，戰鬥成績亦最好。

   在攻城戰中所受損失，正 在力謀補充之中。 他們一致稱讚中共所領導的湖南工農運動。指出他們在進軍途中，沿途都有農民歡迎他 們，農民組織曾供給他們必要的運輸隊，協同他們作戰，為他們帶路和供給情報等等。

   所遭 受的傷亡，很快就得到補充；安源礦工入團參軍的就有約四百人，水口山的礦工和各縣農民 也成批的加入；因此，戰鬥兵的數量有增無減；最難補充的倒是中下級的幹部。他們還說到 第四軍的其他各團在湖南也得到工農群眾的類似協助。

   幾天後，該獨立團在武昌城下的一次肉搏戰中，續有重大的傷亡；使葉挺團長大為激動。任獨立團參謀長的周士第同誌趕來漢口，驚惶失色的告訴我，葉團長並未報告師部私自到上 海去了。他行前曾歎息著說：“獨立團傷亡如此重大，似乎無人愛惜；實在無法再幹下去了。” 我當即指出在戰爭緊張時期，私自離開部隊是違犯軍紀的；作為一個中共黨員，有這種行動， 也是違犯黨紀的。不問這種行動基於甚麽理由，都是不許可的。 中共黨員能否避免承襲一般軍隊不守紀律的惡習，這件事是第一次的考驗。我一麵囑咐 周士第暫行代理團長職務，一麵用種種方法去把葉團長追回來。

   約一個星期後，葉挺終於回 來了。我要求他在獨立團的中共黨員會議上，公開承認違反紀律的錯誤。葉挺照這樣做了。 接著我在獨立團約五十名中共黨員的會議上講話，著重指出軍紀黨紀的重要性，要求他們在 這方麵做一切軍隊的模範；愈是擔任重要職務的同誌，愈應以身作則。葉挺同誌現在趕回來 了，也承認錯誤了，一般同誌仍應照常信任他，服從他的指揮。 這個活生生的例子，對於當時具有中共黨籍的軍人的修養，自是重要的一課，而且中共對獨立團的領導也因而加強 了。

   我們對於當時北伐軍兵源的補充盡了一切力量。獨立團的損失固然迅即得到補充，對其 他各軍，兩湖的中共組織，亦不斷的動員工農群眾予以接濟。這些表現增加了中共在北伐中 的份量。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國慶那一天，武昌城終於克服了。守將劉玉春被俘，他的部隊全部 被繳械。這個久攻未下的孤城，因糧食日盡，外援已絕，而革命黨人在城內外的種種活動， 又使敵人失去堅守的信心。當日清晨，敵軍一部開城投降，因而沒有發生嚴重的戰鬥，這個 辛亥革命的名城，即被收複了。以武漢為革命中心的局麵由是形成。

   我在當天跟著部隊進到武昌城內，會見了陳潭秋等中共湖北區委同誌以及我在上海時所 派來做暴動工作的餘灑度等那一組人。戰後聚首，歡欣逾恒（超過尋常）。他們告訴我，他們被困在城 內約四十日，做了許多秘密散發傳單、粘貼標語布告、傳布北伐軍勝利等等消息，又曾策動 軍警投降。餘灑度等還投過幾次炸彈，擾亂人心。守軍為內外交逼的革命聲勢所懾，遑遑無 主；即對於城內的國共兩黨人士的破壞行動，也不敢過分鎮壓。因此，隻有少數人被捕且均 在收複的當天就安然出獄了。同誌們多以能在武昌城內為北伐盡了一臂之力而自傲。

   中共湖北區委會於武昌克複後，仍集中到武昌城內辦公。當時，武昌是由第四軍衛戍的； 漢口則由唐生智部駐守。中共與第四軍比較接近，覺得他們是老牌的革命軍，湖北區委能設 在他們所衛戍的區城之內，心理上總覺得較為放心。湖北區委辦公處設在一條被沒收了的遺 產的弄堂內，街名我已記不清楚了；隻記得弄堂中有幾所房屋，都是由獨立團支配的；區委 辦公處就占用其中最大的一幢，我分配到一所較小的，作為我和隨我同來的軍事人員辦公之 用。

   葉挺的家眷就住在我對麵的一所房子裏，區委屬下的幾個機關和共產主義青年團也都分 設在弄堂裏及其附近。 我在改任湖北區委書記以前，大部時間還是從事軍事方麵的接洽。

   原任總政治部主任的 鄧演達兼任湖北省政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又是總司令武漢行營的主任，在名義上他在武漢 代行總司令的職權。他於武昌克複後，也從漢口移到武昌辦公。湖北省政府、國民黨湖北省 黨部、總司令部的總政治部等主要機關也都設在武昌城內。鄧演達一時成了最高負責人，也 是我接觸的主要對象。 我和鄧演達相處，是相當融洽的。我雖在廣州即與他相識，但到武漢後，才與他共同處 理事務。他是農家子出身，在保定軍校第八期畢業以後，任過團長職務；並曾到德國考察軍 事。北伐前曾任黃埔軍校教育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成立時，即任總政治部主任。他是一 個自命不凡的軍人，說話時常帶武斷的口吻；但也有點心慈麵軟。他雖以做孫先生的忠實信 徒而自傲，但又頗傾向於社會主義思想；而他所統率的政治部的主要幹部，又多係中共黨員 和左傾人物。他與第四軍的關係，一向密切，但他對第八軍的唐生智則無好感。當時他似乎 要抑製唐生智，不無集武漢的軍政大權於一身的雄心。

   唐生智的實力相當雄厚，他當時的地位似高出於北伐軍其他各部隊的首腦。武昌克複以 後，他的軍隊事實上未直接卷入戰鬥，因而能有機會從事擴充。他的部隊數量大為增加，而 且在長沙自辦了一間規模頗大的軍官分校，來充實軍事幹部人才。劉佐龍等新投靠的軍隊也 都由他指揮。他控製著湖南全省和湖北的大部分；湖南省政府主席由他兼任；漢口市長是由 他的部屬劉文島擔任；此外，他還能在湖北的各縣直接間接搜集些稅收。因此，他軍隊的供 應和人力的補充都是不慮缺乏的。

   他頗有與蔣氏競爭的雄心，正在運用他的靈活手腕，在各方麵有所布置。他和他的部屬 標榜佛教，以示與廣東的三民主義有別。他團結保定係，企圖與黃埔係爭一日之短長。他與 漢口的日本領事館來往甚密，其目的似在經由日本方麵獲得有利於他的情報。同時，他對俄 顧問也優禮有加。他的部屬雖多係守舊人物，但他對中共又極力表示親善。他這種四麵八方 拉攏的政策，被人認為是以對付蔣氏為主要目標。

   他拉攏中共的手腕也是獨出心裁的。他的政治部主任劉文島改任漢口市長以後，即接納 由當時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的彭澤湘同誌去繼任這個遺缺。他無條件支持工農運動，與湖南方麵中共負責人以及漢口工會領袖，也維持著經常的接觸和友善的關係。他還鄭重其事的要 求加入中共為黨員，並請陳獨秀到武漢來指導他的工作。他對我也是很客氣的，甚至表示在 他因事到前線去的時候，他的部隊可由我全權指揮。

   中共方麵，認為唐生智的軍隊仍是以守舊軍人為其主要支柱。他這種友善姿態，都不過 是拉攏的做作之態。中共中央曾拒絕了他入黨的要求，指出這對於他暫不適宜。我也覺得他個人隻想與中共友好，並不願讓中共的影響深入隊伍中。因此，我們覺得無論在那方麵 來說，他都比不上鄧演達對革命那樣的真誠。

   在武漢，除了鄧演達、唐生智的勢力而外，就要算中共的勢力了。中共所能控製的軍事 實力，雖然微小，但對各軍的政治工作和國民黨兩湖的省黨部等，卻具有甚大的潛力。在工 農和青年群眾組織中，更居獨占的領導地位。在北伐軍各實力派互相競爭之中，中共一時是 舉足輕重的。我這個中共在湖北的發言人，當時所持的政策是為了北伐的徹底勝利，不能加 深各派的裂痕；隻能積極增加工農勢力的比重。

   鄧演達對中共與唐生智之間的友善，頗有猜忌之心。有一次他以代表革命正統者自居的姿態問我，為甚麽彭澤湘沒有將第八軍的情況報告給他？我向他解釋，彭澤湘初去第八軍工 作，一切都很生疏，因而我也沒有接到他的報告，我想他決無不尊重總政治部領導的意向。 我還進而向他說到，中共方麵是一切事都要和他商談取決的；但同時也重視唐生智的友誼， 不拒絕唐的為善的傾向；我以為這也就是我們所應共同采取的態度。

   鄧演達對我的意見，似頗以為然。而且他後來在處理財政問題上、漢陽兵工廠的人事問 題上，以及軍械的分配上，為了要應付蔣氏在江西前線的需要，本與唐生智要發生齟齬的； 也似乎因受了我這種態度的影響，大多能以折衷的方法，獲得暫時的解決。一般說來，革命 內部的矛盾，那時還不算十分尖銳。 我根據廣東的經驗，謹慎的處理這些與軍事有關的問題。

   當時，我尚是一個幕後人物， 未擔任任何公開的職務。但一些向革命找門徑的人，嗅覺特別靈敏，往往直接找到我這裏來。 我接見過駐紮武漢四周許多亟謀投靠革命的部隊的代表們，也閱讀過許多有關這類事的文件； 我都轉給鄧演達去處理；至多有時提供一些處理的意見，給他參考。那時由德歸國的朱德和由四川來的劉伯誠同誌，都是由我居間介紹，奉著鄧演達的正式使命到四川等地去，運動楊 森、鄧錫侯等部隊。這些事使鄧演達感覺這是尊重他的職權的明證。   

   蔣氏於九月二十二日即到達江西境內，南昌是於十一月七日克複的，在此時期中，他的 處境相當困難。在革命軍進抵武昌城下的時候，李宗仁的第七軍即沿江東下；對付孫傳芳進 至黃石港的先頭部隊，並向九江方麵進展。第二第三第六各軍全部和第一軍的第二師分路向 南昌逼進，第五軍的一部則由廣東進駐贛州。程潛（第六軍）於九月十九日第一次攻占南昌， 但旋即為孫傳芳的優勢兵力所壓迫，不得不撤退出來。 當時蔣氏尚在赴贛途中；任指揮責任的程潛曾指摘南昌之得而複失，是由於蔣氏親率的第一軍未能如期接應所致。

   此後，南昌九江間附近地區的戰局由蔣親自指揮，一時形成拉鋸的形勢。孫傳芳的主力 集中到了南潯線，蔣氏遇到了勁敵了。他的指揮似也表現得不很得力，各軍有些抱著觀望態 度，行動也未能一致；因而在戰鬥上受到一些挫折。第一軍軍長何應欽所率第一軍的第一第 三兩師經由福建向浙江前進，進展亦較遲緩，這使蔣氏的聲望為之減色。 武漢的革命英雄們在譏笑這位不可一世的總司令，唐生智曾以譏笑的口吻表示：總司令 親率著這許多大軍，竟會敗於南昌城下，真是怪事！第四軍有些將領們更覺得沒有他們鐵軍 出馬，就不濟事！有些人以隔岸觀火的態度，等待著看蔣氏鬧笑話。少數人則以南昌久攻未 下，為之焦急。蔣氏本人也表現得有點一籌莫展，他的顧問加侖將軍卻奔走前線各地，聯絡各軍，以期彼此行動一致。

   十月中旬，加侖將軍為江西戰事來到武漢求援。他向我痛陳江西前線的實況；指出症結所在是各軍行動不能一致。他警告萬一孫傳芳獲勝，湖南廣東都要受到威脅，整個北伐甚至 要因此垮台了。我支持他的這種看法，予以有力的協助。我覺得現在還不是由於內部矛盾與 蔣分清徑渭的時候；如果江西前線受到挫敗，是真會影響北伐大局的。當年太平天國的革命， 也因內部的勾心鬥角而致失敗，可為殷鑒（殷人滅夏，其後人應以夏亡為鑒而戒之，泛指可為借鑒的前事）。 由於素著聲望的加侖將軍在武漢的疏解，獲得了各方的誠意協助。第四軍開往南潯線的 側麵，協同原在那裏的李宗仁部進行主攻。唐生智的一部也東下應援，武漢是在動員人力物 力來支援江西的戰爭。加侖興高采烈的馳回前線，要求各軍務必要嚴格的一致行動。

   當時武 漢方麵傳說，江西戰局的實際指揮，不是甚麽總司令，而是客卿的加侖將軍。果然，十一月 二日李宗仁等部在南潯線擊潰了孫傳芳的主力，四日占領九江，七日占領南昌，孫傳芳才遭 受了第一回合的重大打擊。 由於蔣氏的受困於南昌城下，便誘發了反對他的浪潮。十月間在廣州舉行的國民黨中央 委員和各省市黨部代表的聯席會議（這個聯席會議舉行的期間是自該年的十月十五日到二十八日），顯然是左派勢力的抬頭。他們造成直接反對張靜江的昏庸老朽和迎汪回國複職的空氣，間接就是打擊蔣介石。蔣氏占領南昌九江之後，也就開始 了他的反擊。後來他堅持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暫駐南昌，也就是當時的內部矛盾之故。

   中共的工作隨著北伐軍事的勝利而急劇發展起來。中共湖北區委會一向長期處於地下活 動狀態，一切工作都惟謹惟慎，無法施展。如今一朝獲得公開活動的機會，便因積習以及人 手不足，顯得手忙腳亂。幸各地的得力黨員，陸續薈集到武漢來。如工運方麵，有李立三、 劉少奇，是中共中央繼我之後派來的人員。軍事工作方麵則多是廣州隨軍來的，如在總政治 部任重要工作的有李和林、章柏鈞、朱代傑等，實際指揮軍隊的有葉挺以下的軍人同誌們， 以及後來任武漢軍官分校主任政治教官的惲代英等。不久，毛澤東也由湖南來到武漢，籌辦另一個農民運動講習所。其他眾多的工作，則多係就地取材。總之，湖北區委會當時正忙著 充實它的組織，擴大黨員數量，訓練黨員提高工作能力等等。

   等到武昌克服以後，中共湖北區委會的陣容極一時之盛。彭澤湘雖擔任第八軍政治部的 工作，仍兼著湖北區委的書記；陳潭秋主管組織部；林育南主管宣傳部；董必武、錢介盤、 劉伯垂等任國民黨工作委員會委員；李立三、劉少奇、項英、許白昊任工運委員；陸沉、陳 蔭林、劉子穀等任農運委員；蔡暢、黃木蘭等任婦運委員；李求實、李書渠等任共產青年團 委員並負責學生運動工作；我則以中共中央代表資格，經常參加湖北區委會議並兼管軍事工 作。

   不用說，中共湖北區委會在武漢是中共一切活動的中樞。它每星期開會兩次，一次討論 政策，一次討論日常工作。出席人數往往是二十人左右，議案是十分紛繁的；尤以臨時動議 的緊急案件為最多。這就使任書記的彭澤湘有點應付不下了。他雖是一個能幹的青年，但究 竟太忙，經驗也嫌不足。書記在會議上，特別要依據各項問題的緩急輕重，臨時能調整一個 秩序出來；有些重要問題還要預擬出解決的方案，提出討論通過，才能把握時機。這些事往往非彭澤湘所能勝任愉快，常引起不必要的爭議。

   我這個中央代表有時就弄得不得不起而代 庖；甚至遇著我因事沒有參加會議時，會議就不能獲致圓滿結果。 湖北區委會領導不夠健全的現狀，曾引起一些區委委員的不滿；資深望重而又以正直著 稱的陳潭秋就曾向我提出這個問題。他不滿陳獨秀派些經驗不足的留學生來任象湖北區委書 記這樣繁重的職務，認為這是不信任老幹部的表示。他要直接要求中共中央改派我為湖北區 委書記。我雖告以我正在要求中共中央搬到武漢來，自然可以彌補這個缺陷，現在在人事上 似乎不必多此一舉。但陳潭秋仍徑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他的建議，而被中央接納了。因此，我於十一月間又兼任了湖北區委書記的職務。這項工作占了我最大部分的時間，我不僅要注意 政策問題，而且要處理繁雜的日常工作。

   當時武漢的要人們，開會忙，宴會忙，演說忙，蔚為一種風氣，中共的幹部們也不例外。 眾多的革命機構和民眾團體的主要人員，不僅各有它本身開不完的會議，而且有各種各樣的 聯席會議；有些要人們幾乎終日就隻夠忙著開會了。

   “普海春”這個座落在漢口江漢路的大酒 店，是當時要人們宴會最多的地方。一位要人每天往往要在那裏參加兩三次乃至五六次的宴 會。他們於酒醉飯飽之後，高談闊論一番；有些重要問題，也就在這種場合交換意見，自然 不免有草率的流弊。演說不僅成為風尚，而且內容是愈左愈好；連工商界的老板們演說時， 也會高呼“世界革命萬歲”！但這些會議宴會演說等，不免多係空談自誤，缺乏實際內容。

   我 參加這場合算是較少的；一般說來，中共湖北區委會的工作較之其他的革命機構，效率是要 高些。 在武漢占領後的初期，中共所領導的農民運動，隻是開始階段，還不為人所注意。至於 當時的職工運動，則極為出色。

   九月十四日，北伐軍占領漢口後的一個星期，一個工界懇親 會即假國民黨漢口市黨部舉行。到了工人代表四百餘人，代表一百多個工會。北伐軍總司令 部、總政治部、前敵總指揮部、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漢口市黨部等重要機構，都派有代表參 加。會議決定了三項重要議案：一、懲辦工賊；二、催促各工廠從速開工；三、組織湖北全 省總工會。又決定第一二兩項請總政治部負責辦理，第三項則由各工會負責進行。中共方麵 參加這次會議的有項英、許白昊等重要工會領袖，發揮著領導作用。

   上述三點決議，確也是當時職工運動的當務之急。湖北的職工運動經過吳佩孚的“二·七” 鎮壓，工會組織業已破碎，從前的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事實上也不存在了。繼之而起的隻 有中共所領導的一些工會秘密小組。有些過去的工運領袖在吳佩孚威迫利誘之下屈服了，其 中還有些為吳佩孚做破壞工會的工作，即所謂“工賊”。當時最著名的一個工賊是郭聘帛，他 有國民黨黨籍，為右派分子，也曾是湖北工團聯合會的一個重要職員，在“二·七”罷工後， 紛傳他已成為吳佩孚的鷹犬；因他的告密，使若幹工人領袖受到殺害。眾怨所積，郭聘帛終 由總政治部逮捕了。懲辦工賊是工會方麵極重視的事，當初總政治部根據蔣氏的意旨主張寬 大；可是不少工會領袖曾向總政治部力爭，郭聘帛因而卒被處死判（關於處置郭聘帛的問題，總政治部內部就曾發生過爭執，詳見郭沫若著《革命春秋》第三八三頁至第 三九二頁—上海新文藝出版社，一九五一年新一版）。

   催促各工廠迅速開工，更是不容易解決的事。當時武漢的工廠企業，有的已經停工，有 的減產，有的勉強維持；這種經濟不景氣，確也是戰時所難免的狀況。工人一方麵要各工廠 複工，才不致失業；另一方麵又要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經濟要求，使工廠企業更難經營。總 政治部除了運用政治壓力，催促各工廠開工外，也不能有其他良好的方法。當時軍需浩繁， 財政當局隻能設法增加一些收益，那裏顧得到工商業的複蘇。一般說來，隻知要錢的軍人們， 既不懂甚麽財政經濟政策，更不會有甚麽貸款幫助工商業的打算，而他們的意見又有決定性 的作用。 我曾強調國民政府應確立戰時財政經濟政策。所需收益可求之於各縣地主富人的捐獻； 對大城市工業生產的獎勵，市場的活躍，以及貸款救濟等項，都是應當認真考慮的措施。

   李 立三則主張工人參加管理生產；他認為這樣做，才能使工廠複工，也可以使工人重視勞動紀 律，認真進行生產。這些建議又為當時實際條件所限製，難於實行。因此，當時一般熱心革 命的人物，多覺得軍事上確有進展，在政治和經濟上則毫無辦法。

   組織總工會是工會內部一件複雜的工作。武漢不過是中國腹地一個商業中心，近代企業 並不發達；因此，工人中仍以手工業者和苦力占最大多數，自然，這樣的工人群眾也會富有 行會觀念和受著秘密會社的流氓觀念所影響。他們已往的處境的惡劣，是毋待費詞的，漢口 租界巡捕曾發生打死人力車夫的事件，“吃洋火腿（30年代，租界市民被外國巡捕踢了一腳，自嘲為“吃了一記洋火腿”）”更是司空見慣。在革命浪潮犯濫到武漢的時候，自然激起一般工人“報複”、“泄憤”、“翻身”等情緒；如“發洋財”這一句話，就是 很流行的。這句話的含義固然很複雜，主要卻與“鏟富濟貧”的觀念一脈相通，不過所要鏟 的是洋資本家罷了。他們雖經過“二·七”罷工的洗禮，但要組成近代的工會，按照當時的 經濟條件，來維護工人的利益，還是困難重重。

   湖北全省總工會於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正式成立。當天廣大的工人群眾首先參加盛大的 國慶紀念會；接著舉行總工會成立會；發布成立宣言；選舉向忠發為總工會委員長，李立三、 劉少奇、項英為副委員長，分任總務組織宣傳處長，許白昊為秘書長。總工會之下，還設有 工人糾察隊，其盛況不亞於廣州的省港罷工委員會。那天又適逢武昌克複，消息傳來，會場 工人群眾更是歡欣若狂。

   工會的組織在激劇擴大之中，並向武漢以外的各縣市發展。到一九二六年底，總工會會 員人數多達三十萬（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北全省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也說：“……為時不及三月，湖北工人之有 組織者，遂由十萬增至三十萬……”（見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編輯出版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 期的工人運動》第四百頁）。這裏所謂“為時不及三月”，即指一九二六年雙十節前至該年年底而言。）。中共雖能完全控製總工會，但對其屬下的各分工會，則尚不能作有力 的掌握；以致發生若幹左傾蠻幹偏差。中共職工運動的負責者，主要是在那裏加強各分工會 的組織，挑選適當幹部，分擔各分工會的領導職務；並征求中共黨員，形成各工會和各工廠 企業的中共支部；以及訓練這些新手，使他們能了解當前的責任。

   勞資爭議和罷工浪潮，隨著工會組織的發展而洶湧起來（自革命軍占領武漢到這年年底止，武漢各工廠罷工次數甚多，其中重要的罷工而有記載可考者，即達 三十六次之多（見陳達著《中國勞工問題》，第二一九頁。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八年初版））。當時總工會除認為資方應承 認工會的團體契約權外，關於勞作條件，規定一個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資每月應以十三元為標 準，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十小時，加上額外加工不得過十二小時，每星期應有二十四小時 的休息等（這是根據湖北全省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經濟鬥爭決議案》（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 期的工人運動》第四一六頁）所規定的 ）。這些要求，從國際水準來看，固是可憐的，即以當時的武漢實際情形而論，也 不算是過高。而各分工會在勞資爭議中所提出的實際要求，有時還低於這個標準。在增加工 資上，有些企業的工人要求每月增加兩元或三元，連原有工資計算，尚不足十三元的標準。 在休假問題上，有些也僅要求兩星期休息一天。這顯然顧到了當時實際條件所能做到的。 不少的勞資爭議用仲裁的方式解決。

   十一月間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湖北全省總工會、武 漢商會、湖北省政務委員會、總政治部和武漢衛戍司令部等機構，共同組織了一個勞資爭議 仲裁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處置爭議的方針，大致是要求勞資雙方服從它的仲裁權力，主張資 方應大體接受湖北全省總工會所規定的勞作條件，工人在工作時間內則應遵守勞動紀律。 但工商界的老板們總覺得工人方麵的這些要求難於實行。他們怨恨自己的處境困難，戰 爭使他們陷於經濟不景氣中，政府當局隻知問他們要錢，無異是殺雞取卵；工會又在不斷搗 亂，提出種種要求。這種上下交迫的困境，將使他們的前途為之斷送。他們不敢開罪政府當 局，政府方麵的要求，多少勉強承擔下來；但也利用當局向他們要錢的機會，將他們的怨氣， 向工會方麵發泄。

   引起工商業老板們最大反感的是工會方麵的一些直接行動。在勞資爭議中，工人方麵常 采取加強壓力的辦法，強迫資方接受他們的條件，有時也發生一些侮辱資方的事件。在資方 不遵守勞資協議或有某種破壞工會的行動時，工人方麵常予以反擊；有時會發生拘捕資方人 員，戴高帽子遊街的事。

   在資方看來，工人糾察隊的這些活動，是不可饒恕的（武漢總商會曾因此於十二月三日舉行大會，議決三案：一、工人因生活費之增高而要求加資，實出於 理所當然；但提出不正當之要求而罷工者，則實不能予以讚成。且如加資問題，勞工者與資本家可以直接交 涉，無受第三者幹涉之必要。二、最近糾察隊之橫暴已達極點，此種暴行宜從嚴禁止。三、政務委員會對於 此二事究有何辦法，若十二月六日以前尚無善後辦法，商界將罷市以自衛（見陳達著前書第二二五頁）。

   此外，更 普遍的是工人們不遵守勞動紀律，工會的負責人往往因工會的活動，妨礙了自身在工廠內應 有的工作；其他工人店員在工作時間內，工作不力和不遵從資方指示等等，都是常事。

   工人事件震動了武漢市，“實行共產”的謠言在各處廣泛流傳；“反共”的聲浪也跟著抬 頭。當時威金斯基曾根據這種情況，在《向導》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主張嚴懲反革命。事實 上這種主張是當時所不能實行的。主要是國民革命的內容太過複雜了。當權的軍人實力派， 事實上有求於工商界老板；他們甚至包庇反革命，那裏說得上甚麽懲辦。中共卻陷於一種微 妙的地位，它既要顧全大局，要爭取北伐的勝利，不能僅顧著自己的政綱；又要維護工人階 級的利益，不願使自己成為約束工人行動的工具。左右兩難，顧此失彼。如果真要嚴懲反革命，那就要如托洛斯基所說的提出“建立蘇維埃”的口號，並在事實上在國民革命陣營中， 來一個共產革命；但這又是共產國際所不允許的。 如果我們對當時國民革命的對外關係以及內部混亂的情形稍加說明，便更易於看出若幹 症結所在。

   國民革命的民族陣線是以對付帝國主義為大前題；帝國主義的勢力確構成國民革命的最 大障礙。湖北全省雖大致已為北伐軍所占領，但帝國主義的威脅依然存在。武漢江麵上，經 常停泊著成群的外國軍艦；最多的時候，達到三十六艘。兵艦的炮口，指向武漢的中心區。 兵艦上的水兵，以租界為據點，或明或暗的在戒備著。

   此外，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境內，無論 在政治、經濟，和製造輿論上，都有雄厚的實力；使我們常覺得有一隻強勁的手，在阻擋著 我們的前進。 一般革命人士以現實策略著眼，都覺得北伐戰爭是以分別解決反動軍閥為主題。他們讚 成進行各種各樣的反帝國主義的宣傳，但極圖避免與帝國主義者發生過早的衝突；因而不願 有侵犯外人生命財產等事件發生，以免外人借口幹涉。但在群情憤激之下，需要冷靜的頭腦， 耐心的解釋，才能防患於未然。不少工人對租界或個別外人有報複的行動，中共負責人員常 向工人群眾解釋。我們指出帝國主義是要反對的，但現在外國軍艦的炮口正指著我們，不難 於一個很短的時間之內，毀滅我們這個革命中心。而我方軍事勢力還不夠雄厚，工人的組織 還未健全，廣大的農民也尚未發動，因而此時決不可輕舉妄動，而自陷困境。

   至於革命內部的領導，簡直可以說是一片混亂。眾多的機構和一般要人們，除了忙於集 會演說以外，做起事來，總是同床異夢，左右掣肘。他們中有各軍之爭；有軍權黨權之爭； 有國民黨內部派係之爭；五花八門，不一而足。而且農民與地主之爭也正在方興未艾，其政 治重要性與日俱漲。

   總司令的職權超越一切，也日漸為人所不滿。一些有實力的軍事領袖們，站在他們本身 的立場，暗中實行對抗。各省當局都是以總司令的命令指派的。在南昌克複以後，我本人便 被蔣氏指派為江西省政治會議和省政府的委員（我因武漢的職務，從未去就職）。他的命令是 包羅一切的，不管怎樣細微的事，都要幹涉到，而又無製度法律可循。在武漢方麵，反映總 司令職權的鄧演達，在這一點上也有類似的作風。 軍權超越了黨權，使國民黨黨部的負責人覺得不應該，他們懷念著孫中山先生“以黨治 國”的原則。湖北國民黨省黨部和省政府的各項重要職務，由湖狀籍的要人們分擔，其中多 係國民黨左派和中共黨員，董必武就是其中要角之一。他們除強調提高黨權外，也側重維護 湖北人民的切身利益，這與一切以軍事為前提的鄧演達發生若幹爭執。

   我當時調解這些爭端，也曾為了勸告董必武暫時需要抑製一下湖北人的地方觀念一事， 而彼此爭得麵紅耳赤。在我看來，鄧演達與蔣氏不能相提並論，他可能心向著我們這方麵， 若將他逼往蔣氏那邊去，誠屬不智。

   工會方麵的活動更能體現中共方麵的政策。九月二十日，當武漢第二次工人代表大會舉 行的時候，總政治部的代表曾聲明對工會良民組織，采取讚助態度；但要求工會服從總政治 部的領導。工會領袖也聲明願促進工會與國民黨黨部的關係，接受總政治部和國民黨黨部的 領導，同時提出了召集國民會議的主張。

   在中共方麵想來，它在工會方麵的領導地位是無可爭議的；表麵上承認國民黨的領導， 並不等於犧牲中共的領導，反可以避免與象鄧演達這樣的人發生直接的爭執。我們之所以提 出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用意就是要增加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

   國民會議的問題，在孫先生逝世以後，國民黨的文件中雖間或提到過，但事實上早已煙 消雲散了。蔣氏的個人軍事中心主義，不用說，是更不願有甚麽國民會議的。中共方麵在一 九二六年七月的擴大會議中，對此問題十分強調，湖北的中共領導方麵更重視此一問題，因 而在工人代表會上，有召集國民會議主張的提出。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開幕的湖北全省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曾通過關於召開省民會議的 決議，其內容是：“為實現民主政治，穩固革命基礎起見，本代表大會特別向政府建議，迅即 召集湖北省民會議。省民會議成立以後，省政府應遵守和實行省民會議之一切決議。湖北工 人團體將來應在湖北全省總工會領導之下，參加省民會議（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第四二四頁。）。當時，我們的政策確是想利用 國民會議省民會議一套製度，作為壓抑軍權和國民黨黨權以及解決國共糾紛的一個途徑。 中共中央是支持此一政策的；鮑羅庭卻等閑視之；因而未形成一個廣泛的運動。在上海 暴動的時候，中共中央曾直接主張組織上海市民會議（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為上海總罷工告民眾書裏，就曾提出“一切權力歸市民代表大會” 的主張期（見《向導》周報第一八九期））成立市政府。湖南總工會也曾通過召 集湖南省民會議的決議（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第三六四頁）。這都是當時在此問題上的一些積極表現。

   後來，鮑羅庭到達武漢， 仍主張在提高國民黨黨權名義之下，來反對蔣的跋扈；他以為國民會議的途徑是不切實際的。 在國民政府正式遷到武漢的時候，共產國際的電令，對國民會議的問題，一字未提；隻 令中共中央采取在國民黨內參加國民政府和各省政府的政策，譚平山、蘇兆征參加國民政府， 分任農政勞工兩部長，就是由此而來。

   我至今仍覺得不管那時國民會議能否實現，中共中央 當時沒有堅持這一政策，是一件最失算的事。 在軍事占領的武漢初期，一切重要事項的處理，我們各方麵的負責人曾廣泛利用協商的 方式，尋求協調；大體做到了減輕內部矛盾，為北伐鋪設前進的基地。當時，革命方麵的最 高機構，沒有一個是在武漢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仍在廣州；總司令部設在江西境 內；中共中央在上海；而在戰爭狀況之下，贛粵滬漢間的聯係相當困難。因此，武漢的人們 曾以武漢地理位置為理由，要求國民政府從速遷來，以期作直接之領導。這一遷都問題和我 在上麵所說到的種種情況，都為“武漢時期”的後來發展，埋下了伏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