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45 北伐前奏

 

第三章 北伐的前奏

 

   北伐原是孫中山先生的傳統政策，以廣東為革命根據地，向北進軍，削平軍閥以統一中 國。蔣介石繼承總理遺誌，以實行北伐相號召，雖一方麵振奮了國民黨的革命精神；但 另一方麵，因為沒有像孫先生那樣的人望，使人覺得他隻是在乘勢建立個人的軍事獨裁統治； 這也就是後來革命陣營分裂的根源。

   我於一九二六年五月底返滬以後，即獲悉中共中央已接到共產國際指示，明確訓令不可退出國民黨（關於共產國際不讚成退出國民黨政策的指示，陳獨秀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發表的告全黨同誌書中曾加說明。他說：“我在三月二十日事變後，對國際報告中陳述我個人的意見。主張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否則，其勢不能執行自己的獨立政策；獲得群眾的信任。國際見了我的報告，一麵在《真理報》 上發表布哈林的論文，最嚴厲的批評中共有退出國民黨的意見，說‘主張退出黃色工會與退出英俄工委員會， 已經是兩個錯誤，現在又發生第三個錯誤—中共主張退出中國國民黨；一麵派遠東部長吳廷康到中國來， 矯正中共退出國民黨之傾向；那時，我又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證明鮑羅庭的建議已獲得斯大林的支持；那時的威金斯基隻是奉令行事的人， 不敢有任何異議。

   陳獨秀先生和我雖曾在中共中央會議上痛陳必須退出國民黨的利害得失， 但討論結果，我們大多數人仍不得不主張遵從共產國際的指示。 我們再三計議，決定了應付國民黨的方針，即團結左派，抑製蔣介石和打擊右派。

   我們 認為經過三月二十日事變，國民黨左派固然暴露出它的脆弱性，但仍擁有可觀的潛勢力。我 們同情左派希望汪精衛能東山再起的願望，而且事實上沒有了汪精衛也無法團結左派。我們 這種尊汪抑蔣的想法，也不過是在於使軍權不致過份提高，避免右派利用軍人作怪，當時還 沒有根本反蔣的意思。

   我們對國民黨要求組設兩黨聯席會議的事，接受鮑羅庭的建議，不予重視。如果國民黨 提出正式的邀請，我們決派代表前往廣州出席，但主張會議必須有建設性，不必斤斤計較兩 黨的利害得失，而應以兩黨今後如何密切合作為主題。

   中共中央並推選瞿秋白、譚平山和我 三人為將來出席聯席會議的代表。 跟著我們接到中共廣東區委會的信，報告張靜江已口頭通知邀請中共代表前往出席聯席 會議。因而中共中央派我先到廣州去，與國民黨中央商談聯席會議舉行的程序問題。

   我在上 海僅僅停留了約一個星期，又匆匆的在廣州市出現了。 小別後的廣州，有了顯著的變化。北伐的聲浪在各處洋溢著，兩黨的聯席會議似並不為人所關心。據陳延年告訴我，除張靜江曾口頭提過以外，此後並未再接到國民黨中央的書麵 邀請。鮑羅庭也說，沒有人向他提過聯席會議。我訪問譚延闓，他表示：“現在人們所注意的 是北伐，聯席會議的事沒有人再提了；這個會議如果舉行，會從兩黨積極合作方麵去著 手，必然又是為一些糾紛問題爭吵一陣。”他並建議我不必為此事去找張靜江。兩黨聯席會議 就這樣胎死腹中了。我也樂得不再聞問，暫時住在東山那幢花木扶疏的住宅裏，享享清閑旅 客的清福了。

   一般人對北伐寄予莫大希望。國民黨人士尤為樂觀，似乎革命成功指日可待；中下級軍 人更在那裏磨拳擦掌，要在揮軍北進中一顯身手；工農群眾也寄望藉此解脫多年來北洋軍閥的壓迫；商人和市民也為北伐而高興，因為廣東的軍隊北上了，他們的負擔將可減輕。

   少數軍事首腦對北伐卻懷有不同的打算。也許廣東人的排外心理是較濃厚的，使外籍的 “英雄”總覺得廣東並非用武之地，如果能回到長江下遊的本土，或可建立霸業之基。有些 廣東籍將領則不免想到如果這些外省“英雄”，到省外去打江山，他們就可成為廣東的真正主 人了。大多數客籍將領都覺得到外省去打天下，可解除現在苦悶而獲得發展機會。因此，“北 伐”的代名詞，是“向外發展”，向外發展此一政策，既可減輕內部矛盾，當時北方政局混亂 ，也使人覺得北伐時機不可錯過。

   廣東統一之時，蔣介石即不同意季山嘉派兵到北方去支援馮玉祥的主張，而提出了 從速準備北伐的要求。是故國民黨的領袖們一早就開始了準備工作。一九二五年冬，由於汪 精衛與廣西軍事領袖李宗仁的聯係，李宗仁於一九二六年二月間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 從此不僅兩廣統一，也增加了北伐的資本。

   前此孫中山先生北伐，趙恒惕所統治的湖南往往擋住他的去路。現在情形變了，湖南有 一部分軍事實力自願為北伐開辟道路打先鋒。駐紮在湖南的唐生智師（係趙恒惕部第四師師 長），早與廣西軍人互相聯絡。一九二六年二月，唐生智進兵長沙，逐走了親吳佩孚的趙恒惕， 並繼之為湖南省長。後因統一全省軍事問題，原隸趙恒惕部第三師師長葉開鑫不願就範，並 勾結吳佩孚派兵入湘增援，戰鬥結果是唐部不支；於四月二十四日退守衡陽。唐向兩廣告急， 希望派兵援助。五月間李濟琛的第四軍和李宗仁的第七軍各一部先後入湘應援，唐生智本人 也於六月二日接受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的職位。

   這樣，北伐在事實上已經是開始了。 與此同時，北方軍閥的內部紛爭，也使他們陷於強弩之末之境。馮玉祥的國民軍雖被逼 向張家口包頭退卻，北京的段祺瑞執政政府卻於四月九日被國民軍所推倒了（段在國民軍將失勢時，曾暗中勾結京畿駐軍唐之道部，作奉軍的內應，以圖取得奉張的支持，不料為 國民黨所窺破，乃有四月九日馮部鹿鍾麟收繳執政政府衛隊槍械之變。段逃匿東交民巷，通電報告政變；而 執政政府也就此消滅了）；盤據關外的 張作霖和以京漢線為根據地的吳佩孚以及握有東南五省地盤的孫傳芳正互相角逐。吳佩孚大 部分的兵力北移，湖北防務頓顯空虛；他本人駐在北京附近的長辛店；在政治上與張作霖爭 奪北京政府的操縱權；在軍事上則以對付馮玉祥為第一目標；他當時似低估了兩廣的北伐力 量，以為在贛閩有孫傳芳的實力，在湖南有他所支援的葉開鑫，就足夠應付了。

   隨著北伐準備工作的進展，蔣介石的權力也隨之膨脹。六月五日，國民黨中央通過 了出師北伐案，並任令蔣氏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總司令的權力是高於一切的，甚至國民政 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事實上都成為總司令部的附屬品。接著在七月五日，他被任為國民黨軍 人部長，擁有代表國民黨中央任免各級軍事機關黨代表的全權。六日，國民黨中央全體會議 推選蔣為中央常委會主席，在出師北伐期間，由張靜江譚延闓分別代理中常會黨務政治兩會 的主席（見張其駒著《黨史概要》第二冊第五一九頁—台北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年初版）；七日又頒布總司令部組織大綱，規定國民政府所屬軍民財政各部機關，均須受總 司令之指揮（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大綱第八條的全文是：“出征動員令下後，即為戰事狀態，為圖軍事便利起 見，凡國民政府所屬軍民財政各部機關，均須受總司令之指揮，秉承其意旨辦理各事）。這樣，他就成為名符其實的最高首腦。

   蔣介石將軍雖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但他究竟是個軍人，他以指揮軍隊的方法來指揮一 切；似未注意到政治經濟外交司法以及社會等等問題，不是以命令方式所能完全解決的。軍 隊的需求，還可以倚賴印刷機，多印製些軍用票之類的紙幣。其他政治、經濟、外交等等則 不如是簡單。他似不重視北伐政綱的詳細規劃，以為一切聽令行事就夠了。這些事當時曾引 起鮑羅庭的不快，認為是破壞了他前此所建立的一些成規；這也許就是蔣氏此後成敗的一個 主要因素。

   蔣氏自三月二十日以來所倡導的風氣，也使國民黨開始變質。一般青年國民黨員所抱的 革命理想和信仰，似已開始低落；代之而起的是名利權的觀念。上麵的領導者強調服從；而 服從個人的標準是無條件的，隻要有人事關係或者經得起恩威並用的磨折，不管他對革命有 無貢獻和能否貢獻，就都可以提升的。風行草偃（偃，倒下。即風一吹草就倒下，喻道德文教的感化），個人前途的重要性就漸漸超過一切了。

    蔣氏在準備北伐始，就與共產主義者發生了矛盾。重返廣州任軍事顧問的加侖將軍， 主張北伐有較長的準備時間。他根據敵我軍事力量的對比，認為立即北伐，打到武漢或可操 勝算；但要一氣打到北京，似乎力有未逮（dài到及）。因此應有一準備時間，從各方麵來充實自己的力 量，在戰略上是合算的。加侖將軍的客觀分析任何人也無法加以反駁。但蔣氏所注重的是北 伐時機不可失，堅持從速揮師北上。

   鮑羅庭對於蔣氏在此階段中的所作所為，也有許多不滿。他那時已不再是甚麽“導師”， 而隻是“顧問”了。他比較清閑，也有點苦悶。他曾向我說到，他除同意加侖的軍事見解外， 認為在政略上蔣氏也多欠考慮。他主張北伐應循粵漢京漢線北進，將當時被困潼關以內馮玉 祥的力量接應出來，掩有西北和西南廣大的領土，以便再與沿海一帶帝國主義的勢力相周旋。他不讚成蔣氏向長江下遊東南各省發展的想法，認為會過早的與帝國主義發生直接衝突。

   鮑 羅庭的這種觀念，是他後來在武漢時期所提出的“西北主義”的張本（依據）。這似是利用了土耳其 革命改都安格拉的經驗，也含有為蘇俄利益著想的成份。

   北伐應循粵漢京漢線北進，抑或向沿海東南各省同時發展，是鮑羅庭與蔣氏間的主要衝 突。當時蔣氏似已秘密委托他在廣州和上海的朋友們，設法與英、日等列強接觸，鮑羅庭對 此已微有所聞，但蔣氏諱莫如深（極力隱瞞）。蔣氏不重視鮑羅庭所謂避免過早與帝國主義直接衝突的意 見，似也露出了他的外交政策將有轉向的跡象。這在鮑羅庭看來，如果修改了或取銷了反對 帝國主義的政策，那簡直就不是國民革命了。

   中共在廣州的同誌，認為北伐不僅是軍事行動， 還應該是革命政綱的實現。他們認為鞏固廣東根據地和實行北伐應同時並重；僅株守廣東， 固非所宜；但因北伐而損及廣東的鞏固，也屬不智。中共這些見解，國民黨部分左派人士也 有同感。 一般說來，廣州的中共同誌對北伐是積極支持的。

   五月初，中共黨員葉挺所統率的第四軍獨立團出發入湘的時候，我曾極力予以鼓勵。葉挺原係粵軍係統的中級軍官，是當時中共黨員唯一握有軍隊者，而其中共黨籍又未為人所覺察。在三月二十日以後，中共曾秘密調了 四十多名軍人黨員，去充任該團的中下級幹部，因該獨立團是中共可幕後控製的，故也是後來中共軍事的資本。

   我曾召集該團的中共黨員舉行會議，鼓舞他們英勇作戰；籌了一筆可觀的 經費，為他們作補充彈藥軍需之用；我還指導他們如何與各地中共黨的組織聯絡，俾（bǐ使）能幫助他們解決沿途兵源缺乏以及補給等問題。

   六月間，廣州的中共同誌都在為爭取北伐勝利而積極配合。由於他們一向領導工農民眾 團體，又握有軍中政治工作的實權；因而他們的活動就偏於軍民聯歡、動員民眾以人力物力 去援助軍隊等方麵的工作。當時北伐軍標榜“不拉夫”、“不擾民”、“公平交易”等口號；但 在廣東境內，正在調動中的軍隊，仍發生過一些軍人橫蠻強拉民夫的個別事件。所以中共廣 東區委會覺得這次軍事行動，已不如前此統一廣東的戰爭那樣受到人民的擁戴。他們強調北 伐軍應首先愛護人民，才能完成反對帝國主義和削平軍閥的任務。

   我曾為此事訪晤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將軍，他擔負實際籌劃北伐工作之責。我向他提出， 如要北方民眾“簞食壺漿（簞dān盛飯壺盛湯，喻熱烈歡迎），以迎王師”，北伐軍務須根據國民黨中央的既定政綱，製定各項實 施細則，並通令嚴格遵守。但他所關切的卻是鐵路工人，破壞敵軍後方交通等與軍事行動有 關的實際工作。

   上述這些對北伐的不同見解，是蔣氏與共產派的分歧點。俄國顧問與中共同誌之間，當 時則沒有意見上的參差。我們譏笑初出茅廬的蔣氏所做的一切，不免是粗枝大葉的“急就章”； 而且這位自行加冕的拿破侖，似乎是向著反共的目標邁進了。在蔣氏眼中，共方的議論，隻 是不切實際的高調，甚至有“別具用心”的疑慮。事實上，蔣氏當時搶盡了鏡頭，共產派已降格為無足輕重的啦啦隊。但共產派是不甘示弱的。他們在北伐工作中，沉著堅定，頗 有不屈不撓的氣概。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北伐動員令頒布以後（也許是七月九日舉行盛大的北伐誓師典禮 的前夕），我在廣州已經居留了近四個星期，又匆匆返回上海。那時北伐已成定局了，國共兩 黨的聯席會議也確定暫行擱置了。我須返回上海，參加中共中央所舉行的擴大會議；商討對 北伐的全盤政策。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第二次擴大會議在上海舉行。會議聽取了我“廣州之 行”的匯報；陳獨秀彭述之等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對北伐的估計未免過低。他們認為北伐軍 能否打到武漢，大有疑問。這種看法較之老成的軍事家加侖將軍的估計，顯然還要保守些。

   他們似是太重視了北伐工作中同床異夢的種種跡象，而忽視了傳統的革命精神所能引起的作 用。也許是受上海報紙言論的影響，因當時上海多數報紙對北伐很少作有利的報導。此外， 主觀上他們也許想到，北伐的進展無異是蔣介石反共氣焰的高漲，無意中就有些抹煞事實， 作接近主觀要求的想法。

   會議所通過的政治議案，曾指出“國民政府之出兵，亦尚隻是防禦 反赤軍攻入湘粵的防禦戰；而不是真正革命勢力充實的北伐”（見《蘇聯陰謀文件匯編》第二冊中國共產黨類第六十三頁）。這種看法，事實上使中共 對北伐采取了消極的態度。 當時中共黨員已增至三萬人左右；湖南農民協會已擁有約二十萬會員。中央這種消極性 決議，與當時顯然大有可為的形勢是不相配合的。會議雖然也通過了團結左派、打擊蔣介石 派、強調民族聯合戰線、發動農民進行減租減息、奪取地方政權和漸次發展工農武裝等等決 議（這次擴大會議決議案全文見《蘇聯陰謀文件匯編》第二冊中國共產黨類第六十頁至第一二一頁。），但不免流於紙上談兵。中共中央並未抓緊時機，在北伐中增強自己的勢力。 這曾引起譚平山、瞿秋白和我的公開表示不滿。我們認為反對蔣介石和對北伐采取積極 態度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我們認為北伐是進攻的，是可以奪取武漢的；而不是防禦的。我們 指斥彭述之等的書生之見籠罩了中央機構，隻會做空洞文章，忽略了當前實際任務。我們要 求對北伐采取積極行動；因為在北伐競爭中如果落後一步，後果將很壞。但我們這些主張， 被視為“聯合反對派的公開表現”。

   同時，廣東區委也對中共中央表示了不同意向。他們強調中央對於農民問題的決議案是 不夠徹底的；主張在北伐進展中要提出“分配土地給農民”的土地革命口號，以期動員廣大 農民完成北伐。這些爭執，就是後來中共中央領導陷於分崩的伏線。

   不久，事實證明中共中央多數的估計是錯誤了。北伐軍於七月十一日攻克長沙之後，八 月二十二日攻克嶽州，以各別擊破的策略，直指武漢。中共中央這才在這些劇變中，逐漸改 變對北伐的觀點；采用較積極的政策，但已經是落後一步了。

   在此時期，我是中共中央動員中共黨員參加北伐戰爭的唯一負責人。前此，我往來滬粵 之間，擔負著緊急任務，自然沒有時間去處理中共中央的經常工作。八月初，我才交卸了中 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主委的職責，由李立三接替，我自己則專任中共中央軍事部的工作。 並確認它具有動員中共組織及工農民眾團體參加戰爭的職能。

   可是，那時軍事部等於一個空 職，隻有兩個年輕同誌，在那裏做些從報紙上搜集軍事情報的屑碎工作。 當時，中共中央還遠不能說是一個戰鬥的指揮部。我們在工農群眾運動的工作，雖積累 相當的經驗；但對指導戰爭，則仍是門外漢。在這一點上，我們當時萬萬比不上國民黨。我 們沒有電訊等通訊設備，也沒有可資運用的情報資料，一切隻好從頭做起。從領導民眾運動 的機構，轉變為領導戰爭的組織，是需要較長時間的準備的。我所領導的軍事部在北伐狂潮 裏，隻開始調用少數有軍事知識的同誌，派他們到北伐所需要的地方去，作些動員工農群眾 的初步規劃。

   我記得我的軍事部當時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是組織了一個派到武昌去的暴動隊。全隊隻有八個人，由黃埔第一期生餘灑度同誌領導。他們的任務是會同湖北方麵的同誌們，擾亂 敵軍的後方，發動兵變和暴動，奪取敵軍的武器來武裝我們自己。至於其他次要的地點，就 隻能派一兩位同誌去。當時中共的地方組織也是長於民眾運動工作，我要求他們依據廣東的 經驗，動員工農民眾，配合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行動。

   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及七日，北伐軍占領了漢陽和漢口，正圍攻武昌；我率領中共中央 軍事部的班底，趕到漢口直接應付戰爭去了。不久周恩來從廣東來，接替我任中央軍事部長 的職務；他帶來了一批軍事工作同誌，才重整並擴大了這項工作。因此，可以說在北伐過程 中，中共中央的機構在開始逐漸使自己適應於戰爭的狀況；也是它後來能夠發動多次暴動和 從事遊擊戰爭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