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44 中山艦事後

 

第二章 “三.二零”事變以後

 

   中共中央認為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變，是資產階級圖謀奪取國民革命領導權的公開表演。這一認定的內容大致是：這一事變包含著反抗蘇俄控製的民族觀念，要對中共加以壓抑的反共意識，以及拿破侖主義等等重要內在因素所造成。領導這一事變的蔣介石所采取的手段，卻是一種推翻原有領導的軍事異動。再經過了五月十五日國民黨第二屆中央第二次全體會議，才確立了蔣介石的領導。中共也由擁護國民黨領導逐漸走到反抗的方向去。

   我於這一事變約十六天後到達廣州。經過一次風暴掃蕩的廣州，在表麵上看，似已恢複了寧靜；事實上，由這次事變所引起的眾多問題，都懸而未決。原任主席的汪精衛避不見客， 我也見不著他；蔣介石則留守於黃埔和虎門，對外似不願公開問事；國民政府主席的職 務，那時尚由第二軍軍長譚延闓暫行看守，整個局勢以及國共關係將如何發展，使人如墜五 裏霧中。

   據我所知，三月二十日事變發生的經過，大致是這樣的： 最初是任海軍局長兼中山艦長的李之龍在寓所被蔣介石逮捕了。李之龍係中共黨員， 黃埔第一期生，中山艦艦長，直接受蔣介石的指揮。他被逮捕的理由是將中山艦擅自開往黃埔，似有異動。但李之龍辯稱，中山艦的調動，是奉海軍學校副教育長歐陽格轉來黃埔校長室的電話命令；他奉命行事，並無過失。

   中共在廣州的同誌們認為這是孫文主義學會所設的陷阱，李之龍不過因疏忽而誤墜奸計罷了。不少的國民黨人士也認為，誣李之龍的異動嫌疑，不過是這一事變發動的借口而已。

   接著，在二十日淩晨三時左右，蔣氏所統率駐防廣州市內的第一軍第二師宣布戒嚴，出動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糾察隊遵令繳出槍械，故未發生衝突。 東山一帶俄顧問各住宅的衛隊也同時被繳了械。在黃埔軍校和第一軍中工作的中共黨員都奉 命離開職守，集中黃埔軍校，聽候處置。

   中共廣東區委負責人指出執行戒嚴任務的都是孫文主義學會會員，尤以完全為其控製的第六團，表現得最為積極。這件事顯係蔣氏的主動；但不少人有意無意的說成僅是孫文主義學會的非法異動。

   據說汪精衛事前確毫無所知，事變發生後才由電話中得到報告，他曾憤而將電話掛斷， 一言不發，並從此再不露麵。據熟知內情的人說，三月二十日後，汪蔣曾幾次商談，都未獲得怎樣處理這件事的結果。汪曾表示這種舉動是要不得的；為黨國威信計，他不能再幹下去 了。蔣雖形式上自請處分（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蔣介石曾提出自請處分的呈文，全文見《革命文獻》第九輯第八十六頁至 第八十七頁—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四年版），但認為一切均由汪的領導錯誤所致，汪應首先表示悔改。

   至於這一事變發生的具體原因，似有下列各點： 第一是蘇俄在廣州的軍事顧問季山嘉等在軍事工作上所采取的方針與態度是使蔣氏發生 反感的重要因素。他們主管軍事委員會、參謀通訊、後勤航空、海軍等業務，無論在見解、 態度和生活習慣上，都易引起一個自負不凡的中國軍人的不快。尤其是蘇俄的政策是很重視 馮玉祥的實力的。一九二六年二月間，馮玉祥與張作霖、吳佩孚作戰的時候，季山嘉等曾冒 昧的向蔣氏建議將他所統率的軍隊，由海道運往天津，支援馮玉祥，甚至要求蔣氏到北方去 為馮玉祥訓練幹部（蔣介石在汪精衛將離粵時，曾致函汪精衛提及此事（原函見《中國五大偉人手劄》第二四六頁至第二 五三頁—上海大方書局民國二十八年再版）；後來，我記得陳獨秀先生也向我這樣說過。）。這些主張顯係不了解中國軍人的觀念；蔣氏這樣一個要獨創局麵的人物，那會願意屈居馮玉祥之下；他之會有蘇俄不重視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和有意貶抑他個人地位的反感，是不言而喻的。

   蘇俄是否真有抑蔣的意圖則是一個疑問。季山嘉等與我從未謀麵；但據我所知，已往 他們都是依照鮑羅庭的指示行事，對外並不作政治性的接觸。中共廣東區委負責同誌並告訴 我，鮑羅庭和蘇俄軍事顧問們對蔣氏的尊重，是有過於汪的；決不會有貶抑蔣的意向。不過 蘇俄人過於重視馮玉祥的“首都革命”，亟謀改變北京政府的現狀；以期中國革命能迅速發展， 對蘇俄的外交形勢有利；因而竟天真的要求蔣介石到北方去發揮不平凡的作用。蘇俄這些土包子軍人在鮑羅庭走後，一下要擔起折衷的重任，政治手腕過於笨拙，以致引起了蔣氏的反 感。

    第二是汪蔣間權力的衝突。據在廣州的中共同誌們的觀察，汪蔣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因 曆史籍貫以及人事關係等等因素影響，顯然是各成一格的。汪自接替廖仲愷任黃埔黨代表後， 有時要與聞黃埔的事務，這就觸犯了蔣氏獨攬軍權的大忌；加之鮑羅庭走後，在對俄顧問的 立場方麵、對國共關係、和處理軍事財政事務方麵，他們間的歧見漸深。這些事在旁觀者看 來，固然各有是非；但其主因，仍在軍政兩雄之不能並立所致。

   第三是國共關係的惡化。上麵我已說過，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在黃埔內彼此 對抗，雙方磨擦有增無已，據中共廣東區委會的檢討，認為孫文主義學會的幼稚和偏見，固 毋待論；但青年軍人聯合會工作上也發生了不少的左傾蠻幹的偏差。不過蔣氏心目中並不相 信一向支持他的中共和青年軍人聯合會對他會有什麽異動，可是他對中共軍隊在各地國民黨 部和在工農群眾中的勢力日漸膨脹一點，不免側目。而且中共自成一組織，在軍中的黨員並 不絕對聽從蔣氏的支配，尤使他大為不安。中共同誌們覺得蔣氏這次行動所要反對的主要對 象即使並非中共；事實上中共卻成了代罪羔羊。

   三月二十日事變由於上述的原因，如此這般的發生了；使廣州的政局大為震動，汪係的 人物認為蔣氏的行動是違反孫先生的既定政策，破壞國民政府紀綱的；因而要求抑蔣以便使汪能艱巨繼任。當時國民革命軍的六個軍，除第一軍以外，對蔣似有或多或少的不滿。客籍 的第二第三第六軍有些將領，覺得如果失去了汪的領導，他們更不能獲得與第一軍平等的待 遇。實力較雄厚的第四軍原係粵軍係統一脈相傳下來的，更有“浙江人外江佬排擠廣東人” 的反感。一般說來，受到打擊的汪氏是獲得較廣泛的同情；但因汪已不露麵，群龍無首，支 持汪的人多意存觀望，僅僅發發牢騷而已。

   在廣州的中共同誌們，對這一事變更是憤慨良多。不少人要求聯絡各方勢力，予蔣氏以 反擊。也有人責備廣東區委專支持蔣介石，視黃埔為軍事建設的中心，忽略了各軍的平均發 展，以致釀成今日的局麵；當時在廣州的毛澤東就有這種看法。惲代英等更認為這一事變證 明中共在國民黨內合作的政策，已宣告破產；亟應改弦更張。但一談到目前應如何做的時候， 同誌中則多覺得現在並無足以領導反蔣的人，也沒有可以挺身而出的實力者。如果要中共采 取主動來抑製蔣，則不特力有未逮，對國民革命的前途也並不是合算的。 而且在廣州的蘇俄軍事顧問們事實上已對蔣采取了讓步政策；為蔣氏所不滿的季山嘉已 離開廣州。據熟悉內情的周恩來和張太雷告訴我，俄顧問們是要等鮑羅庭回廣州來設法亡羊 補牢；當時俄共派來廣州考察的依文洛夫斯基等十餘人也於三月二十四日離粵回國，他們行 前曾向蔣氏表示繼續合作的意向。留駐廣州的俄顧問們對蔣更表示恭順，似是順水推舟，促 成蔣氏成為中國的拿破侖。

   在這動蕩不定的局麵中，我隻有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法，提出一個簡明的方針來應付。在 中共廣東區委會緊急會議上，我曾報告中共中央根據全國政治形勢，決定采取妥協的政策； 要求同誌們一致遵行。對蔣應表示讓步，同誌們對外的言論和行動不可再有參差。我的這種 建議獲得了他們一致的支持。 接著，我由周恩來陪同去看蔣介石（時間約在我抵廣州後的第三天），與他直接談判。

   黃埔是我多次到過的地方，也在那裏向學生們講演過。這次舊地重遊，有點今非昔比之感。 蔣氏很客氣的接待我；我們一麵談話，一麵共進午餐。 我首先告訴蔣氏，我是代表中共中央特來看望他的。說明中共始終支持他，希望彼此仍 能精誠無間的合作；使廣東局麵更加穩定，進而達成統一全國的革命願望。蔣氏也表示了類 似的意向。我進而提出兩個問題：一是外間都希望他能與汪繼續合作，不知他對此有何意見； 二是黃埔同學中的中共黨員一向是愛戴和服從他的，他們犯有錯誤，不知道他將如何教導他 們。蔣氏對第一個問題，沒有具體的表示；對於第二個問題則說：“黃埔學生中的中共黨員都是我的好學生，我素來愛護他們，一定要重用他們的。”我們的談話在輕鬆氣氛中結束。 我向蔣氏所提出的兩個問題，原係廣東區委會上所共同決定的。蔣氏素不願意多說話， 總是保持著一種好像身負重任的嚴肅態度。他那次談話，至少明白表示了並無徹底排斥中共 的意向。至於他對汪精衛的態度，原係國民黨內部事務，我們覺得對汪有一種道義上的責任， 要向蔣公開提出來；但也預料他不會有具體的答複。

   我對蔣氏這次親善訪問，使彼此間的關係趨於和緩。在那次談話後，他下令在黃埔內組 織一個高級訓練班，收容前此被調離職守的五十多個在軍中任職的中共黨員，並委周恩來為 班主任。當時周恩來的地位是很尷尬的，他被免除了黃埔政治部主任的職務，聲望大受損失； 但仍要在黃埔工作，日與蔣氏周旋；而且他的中共同誌們對他也多所責難；認為三月二十日 事變的造成，他要負相當責任。但這種處境，使他第一次曆練了他的忍耐力，也表現了他的 處事手腕。對於已往的一切，他從不加解釋和答辯；他根據我們的決定，若無其事的在黃埔 實施訓練，並處處表現尊重蔣氏的意見。

   當時廣東的領導陷入真空狀態，一切隱隱然似都得看蔣氏的顏色行事。但蔣氏究竟要做 些什麽，做到什麽地步，似是任何人所不能確切了解的。在這種情況之下，任國民政府代主 席的譚延闓氏充當溝通各方意見的角色。他似不受國民政府日常事務的拘束，大部分時間都 在與各政要人物周旋。他的這種活動確曾對時局產生了穩定作用。

   譚延闓氏與我經常保持接觸。我們假鮑羅庭的辦公處為會麵地點，張太雷代任主人。譚 的政治手腕老練圓滑，他常滔滔不絕的安坐漫談，除斤斤以大局為重外，不大接觸實際政治 問題，但就在他這種談笑風生的談話中，產生了調協作用。

   那時譚延闓與蔣氏過往甚密，他常花幾個鍾頭水程，到虎門去看蔣。有一次他一清早就 去了，直到晚間才如約趕回來和我晤麵。他顯得很疲勞，向我說他在蔣氏住所待了大半天， 竟沒有看見什麽人去找蔣。如果不是他去聊天，告訴蔣一些各方實際情況，將不知道蔣又要 胡思亂想到什麽地步。

   這些話出自深沉老練的譚延闓之口，其中自然包含了耐人尋味的內幕。 我和譚氏多次的接觸，談論的問題牽涉很廣。我們曾談到聯俄這一基本政策。譚曾指出 廣東如得不到蘇俄軍火的援助，國民革命將成空談。蔣氏之不會放棄聯俄政策，我們似也不 難從譚的這句話中獲知梗概。譚氏還進而說到鮑羅庭是善於處理這一問題的，各方都在等候 鮑的到來。譚氏對於聯俄政策所具多方麵的意義，有淋漓盡致的發揮，我也曾向他表示，相 信鮑羅庭對蔣的友誼是不會改變的。我們這種相互的闡明，似澄清了當時人們在這個問題上 的一些猜測。

   我們談到國共關係問題時，我曾向譚表示不希望孫先生所定的聯共政策會走樣子。譚氏 似乎要安慰我，說蔣氏在這個問題上，已在回心轉意。他又坦率的說到也許中共和國民黨左 派不免要吃一點虧；例如中共黨員甚至左派人物不好再在第一軍中工作，但仍舊可在其他各 軍中工作。各軍均缺乏精幹人員，一定會歡迎原在第一軍的工作者來參加。他並向我保證， 他所統率的第二軍就能這樣辦。其他如黨部工作，他認為如果蔣氏要換幾個新人進來，也是 沒有關係的。因為中共和左派所領導的民眾運動沒有人能夠代替。 譚氏在這個問題上，似也不願多負責任。他用輕描淡寫的口吻說：“張靜江是唯一能為蔣 氏出主意的人，不妨找他談談。”但我為了尊重譚氏，並未照他的話去做。

   我們相約要求一般 同誌少發牢騷，以顧全大局。我向譚氏申述廣州市內一切掀風作浪的事，都與中共無涉；中 共黨員是能遵守紀律的。譚氏在這些問題上向蔣氏及其他有關方麵所作的解釋，對於當時誤 會的消除，不無相當作用。 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的領導問題，也是我們談論的另一主題。他曾指出汪蔣再合作是有困難的；汪既不願再幹下去，旁人也不好強人所難。我也向他說明我們在道義上是支持汪的， 但並無擁汪抑蔣的意向，而且這是國民黨內部的事，我們也不願卷入漩渦。

   譚氏對此問題十分關切。他坦率的說，廣東這出戲，不能是軍事獨腳戲，總少不了一麵 政治招牌；現在有六個軍，如果沒有一麵政治招牌，更是難於統率的；而且廣東這個地方， 也不好完全由外省人來掌握一切。他更進而具體說明：汪既不願再幹，有些人知道胡漢民快 要回來了，有意要抬胡出來。提出這種主張的人想到胡是從莫斯科回來，對聯俄容共的政策， 自會有深一層的了解。 這是關於國民政府領導人的問題，我不便表示態度，以免惹是生非。我隻問譚氏，他個 人對於這些設想的意向如何？他曾指出這要看胡回來後所持的態度來決定。他預料胡係人物 要抬胡再度出山，也是困難重重的。他引證蔣氏最近曾將孫先生生前所給他的信件，公開給 人看，其中有“今之革命委員會……此固非漢民精衛之所宜也……”（這是孫中山先生在民國十三年（未注明月日）自廣州大本營致蔣介石的一封信裏說的話，全文見《中 山全書》，曆年書劄集第四十二頁—上海光華圖書公司版。）一段；這就暗示出蔣 也不滿胡。譚氏所說的這些話，也許不過是傳達胡派的意見，來試探我。我既不置一詞，譚 也就表示：他是局外人，不過談談而已。

   敏感的譚延闓氏漸漸覺得蔣氏可能自覺羽毛已豐，要一不做二不休大權獨攬。他曾以閑 談方式說到中國的拿破侖，究竟會做出一些什麽來，對國民革命會有一些什麽影響，神態中 頗表憂慮之態。任主人的張太雷也從旁說到，一九二三年他陪同蔣氏訪俄，參觀拿破侖攻俄 的史跡時，蔣無意中曾流露出以拿破侖自況（比方）。蔣介石與拿破侖，一時就成了我們間的有趣話 題。譚延闓氏對於當時這種形勢的發展，自然多少感到不快，但我想他決不會有逆水行舟的 勇氣。

   今非昔比的蔣氏要扶搖直上的意向，最初似也未為張靜江所覺察。張靜江這個半身不遂 的中年人，精於計謀，是蔣介石結拜金蘭的大哥。三月二十日事變後，為蔣氏特別邀請 來到廣州，住在蔣氏東山住宅的對麵。他雖從未對外露麵，卻是人所共知的幕後人物。我在 譚延闓氏要我與他接觸之前，曾登門作過一次禮貌上的訪問。他曾向我說到第二次代表大會 時，他來到廣州。廣州朋友向他所說的話，都是一派樂觀的看法，使他這個從外省來的人摸 不著頭腦。他那時頗有疑慮，不料竟發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件。他進而指出，這就證明廣州 的領導並沒有把事情辦好，現在隻有讓我們從外省來的人，以客觀公平的態度，來加以調整； 從根本上來解決一切糾紛。

   從這些話表現出他頗有自命不凡的氣慨，也許他還沒有完全體會 到蔣氏所企望於他的真意。 我照例對他表示推崇；並請教他所謂從根本上解決糾紛的方針將從何著手。他避而不答， 像天機不可泄露似的，也許有些事他還沒有與蔣氏商妥，不能隨便表示；他以身體不好，作 為他閃避答複的藉口。

   他究竟不是政治上的正式負責者，我也不便多找他。有時隻托譚延闓 向他轉達我的意向；不用說，大多是毫無下文的。譚氏曾告訴我張靜江並不完全明了廣東 情形，而且城府很深。他的這些評語，似多少道出當時外間所傳張氏乃屬老朽之流，並曾受 西山會議派的影響的真確性。 一般說來，幾頻破裂的國共關係終於漸漸緩和下來了。這固然由於反共時機尚未成熟， 也由於我這個中共發言人堅守調協政策的立場，和其他中共同誌們對外態度的一致，表現出 一種不可輕侮的潛在勢力，以及國民黨內也有一部分人如譚延闓等因為不願改變既定政策， 從中疏解之故。

   三月二十日所造成的險惡局勢，因之又現出柳暗花明的跡象。 當時蔣介石在黃埔所發表的演說（蔣為這件事在黃埔的講演全文，見《革命文獻》第九輯第八十七頁至第九十四頁），除指斥任黃埔主任政治教官的高語罕曾影射他 為新軍閥之不當，以為他所采取過的行動辯護外；又說明整個事件與中共政策無涉；中山艦 事件與中共無關。他也曾表示反對西山會議派，以示他的行動並未受右派的影響。此外，青 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的同時被撤銷，也似乎顯示他並無偏袒任何一方的意思。

    接著四月十四日，被視為事變主角的李之龍釋放了；而在三月二十日曾積極行動並任海 軍臨時總指揮的歐陽格，卻被通緝；更似是洗刷了中共方麵的責任。這一切的一切，最少證 明蔣氏不願再為已甚。 在廣州的中共同誌們，並未因退讓措施而氣餒；相反的，他們仍積極的展開活動。原定 該年五月一日在廣州舉行的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和第二次廣東全省農民代表大會均在積極籌 備之中。省港罷工委員會及其所屬的糾察隊（其被繳之武裝不久即已發還），仍照常執行封鎖 港口的任務。接替廖仲愷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也認為罷工工人活動對政府的財政收入仍有積 極貢獻。各縣的農民協會會員人數續有增加，與地主間的武裝衝突，在中共約製之下，亦顯 得減少下來了。

   在這種形勢之下，國民黨內領導權的爭奪似成為時局發展的焦點。而胡漢民突於四月下 旬由莫斯科回到廣州；他恰於此時到達，謠言紛起。胡派人物紛傳胡將再度出山，要造成胡 蔣合作的局麵；並揚言將大舉反共。 可是蔣胡之間有過的裂痕似不易彌補。據說胡漢民曾在黃埔與蔣氏晤談，其內容究屬如 何，不為外間所知；但胡迄未公開露麵。這就使當時一般反共英雄，大失所望。

   四月二十九日鮑羅庭回到廣州（大約稍後於胡漢民的到達）。他在黃埔下船，首先與蔣氏 晤談。我知道了這個消息，就在他的辦事處候駕。我和他又重新聚首。他以不安的神情，歎 息著他離開此地不過三月，局麵竟變得這樣糟糕，真非他始料所及。 他告訴我，剛才蔣介石將軍曾向他轉述胡漢民的話，要蔣不再信任鮑羅庭，並將鮑扣留 起來。他說完這些話，向我搖搖頭聳聳肩。接著表示他固然不相信他真會被扣留，但他卻覺 得他的好朋友蔣介石居然藉胡的話，向他來一次下馬威，這使他不無今非昔比之感。

   鮑羅庭又向我指出，廣州局麵能否恢複舊觀，他實在沒有把握；隻有做到那裏算那裏。 不過這次莫斯科倒很尊重他的意見，賦予了他更大的權力，簡直就是要他全權相機處理一切。 他還根據莫斯科的意旨，要求我轉知中共中央和一般同誌們，要像莫斯科一樣的充分信 任他。特別在這個時期，步驟是一點也亂不得的。我自然也將我所知道的情況，扼要的告訴 了他。

   鮑羅庭來到以後，迅即成為政治接觸的樞紐；我的工作情況也為之一變。我擺脫了大部 分的對外政治活動，轉而注意指導廣東區委的經常工作以及即將舉行的工農兩大會議的進行。

   一九二六年五一勞動節，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和廣東全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同時揭幕。 前者的到會代表有五百零二人，分別代表全國各地約一百二十四萬工會會員。會議的主要作 用是進一步鞏固全國總工會的基礎。後者到會的代表有二百餘人，除廣東六十個縣農民協會 的代表（會員約一百六十二萬人）外；尚有桂、閩、湘、鄂、浙、蘇、豫、魯、晉、黔等省 農民組織的少數代表參加。聲勢浩大，為後來武漢時期農民運動如火如荼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兩個大會我都參加並發表演說。中共中央也曾分別致函兩個大會，號召工農大團結。 這兩個大會顯示了中共在工農群眾中一的實力之雄厚；也助長了時局向左發展的聲勢。

   廣州市工人和近郊農民曾舉行盛大的示威遊行，向國民政府請願，進行北伐；並要求維護工 農利益。黃埔學生並無代表參加，蔣介石將軍在黃埔設宴招待兩大會的全體代表。他在會上 發表言論，仍是他一貫的革命口吻，但三月二十日的陰影猶新，與會人員的情緒，並不如何 熱烈。

   當時一切重要政治問題，都由蔣介石、張靜江和鮑羅庭三巨頭秘密商談進行；即一向居 間的譚延闓似也沒有參預其事。鮑公館門前的盛況，已大不如昔。從前各要人都來他這裏求教，現在他卻要移樽（zūn酒器）到半身不遂的張靜江的行館，向蔣介石、張靜江請示。

   大約是五月二日，鮑羅庭約我再度會談。他稱許我過去一段期間的言論和行動，認為是 恰當的，同時收到了挽回時局的實效。他表示將遵循我的路線前進，並希望我多方麵配合。

   鮑羅庭口頭雖然這樣表示，但事實上他與我的想法並不相同。他的首要著眼點，是要彌 補蘇俄與蔣介石關係所曾造成的缺陷；至於國共關係和汪精衛的去留似都成為次要的了。他 將三月二十日事變的責任，推在中共中央身上；以挽救他和莫斯科搖搖欲墜的威信。他的這 種方針，支配了他此段時期的一切行動。

   在我們那次會談中，鮑羅庭曾分析三月二十日事變發生的原因。他表示蔣介石將軍不過 是一個中派，孫中山先生本人也隻是一個中派；都同樣具有強烈的反共意識。即使孫先生健 在，也要采取某種步驟來限製中共的活動。他這種說法我覺得是有疑問的。我問他是否認為 三月二十日事變，是絕對無可避免的？又是否認為中共在國民黨內合作這一政策，必然要碰 壁？他似乎無法自圓其說，因而改口說：“孫中山先生在世，如果要限製中共的活動，大概不 會采取三月二十日那種方式。” 鮑羅庭轉而向我直接表示：現在的中心問題是俄國人會不會被逼離開廣州，他引證香港 方麵的宣傳，如“廣州當局要驅逐當地所有俄國人”、“實行分共”等等傳聞。胡漢民也確正 式提議過要將他扣留起來。凡此種種，都足以證明帝國主義者和右派人物，正處心積慮要將 中、蘇和國共之間的關係加以破壞。

   鮑羅庭根據當時情況，認為如果我們的處境，並不象帝國主義者和右派分子所希望的那 樣惡劣，就應該設法彌補，即使是權宜之計，也算是我們的勝利。他坦白表示，莫斯科在理 論上和實際上都支持中國國民革命，並已與國民黨建立了友好關係；如果因三月二十日的事 變而有所損害，莫斯科對內對外，都將無法交代。因此，莫斯科一直是在設法衝淡這一事變 的嚴重性，期望我們能設法挽救。 鮑羅庭這些話道破了當時他自己和莫斯科處境的尷尬；他除了又一次大耍手腕之外，似 乎再沒有甚麽真工夫了。

   我以同情的態度問他有甚麽高明的辦法，他想了一想回答說：“現在 說空話是無補時艱的；惟一可以指望的東西，是我口袋裏還有一些草。”我笑著問他：“請問 鮑顧問口袋內這次帶了多少草來？你這樣措詞，不怕引起人家的反感嗎？”他對我笑笑，並 不置答。

   在我們那次談話之後，鮑羅庭展開行動了。他首先采取打擊中共中央來重建他個人威信 的手法。他約集中共廣東區委會全體委員舉行會議，在會議上他發表了演說，指摘中共中央 前此所采取的退讓政策之不當。他說明一九二五年底中共中央在上海與國民黨孫、葉、邵等 會談所達成的協議產生了不良影響。這些行動給反共的國民黨人士作了一種暗示，使他們覺 得，即使他們對中共采取反對和壓抑的措施，中共也會逆來順受的。這間接鼓勵了三月二十 日事變的發生。

   鮑羅庭這種分析，意圖將釀成三月二十日事變的責任，歸咎於中共中央的“退讓政策”。 至於現在他所要采取的退讓步驟，則辯稱是不得已和暫時性的。他還聲明這隻限於過去經驗 的檢討，並非根本反對中共中央的領導；並特別要求廣東區委和我密切合作，以期一致應付 當前的局勢。 鮑羅庭的言論，獲得廣東區委多數同誌的支持。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我曾當場重申中 共中央聯絡中派孤立右派的一貫政策，並指出此一政策並非為導致三月二十日事變的真正原 因。但廣東的負責同誌多以不宜廣泛討論為理由，將我所提出的問題擱置下來。會後，張太雷向我解釋，道出了鮑羅庭在這一件公案上所運用的苦心。他說三月二十日事變的發生，不能說是絕對不能避免的，但我們自己（指共產派全體）至少也有部分責任。如果歸咎於莫斯 科的政策或者俄顧問的作為，在國際上將有極惡劣的影響。如果說是由於鮑羅庭的錯誤，他 亦將無法繼續工作。隻有說成是由於中共中央某一短暫時期的措施有所偏差，才是牽動不大的交代。

   鮑羅庭的手法，確收效於一時。原陷於動搖中的鮑羅庭的地位和廣東區委的領導因而得 以暫時穩定。 當時在黃埔任重要職務的周恩來是難於推卸責任的；他在會議上禁若寒蟬；現在有了鮑 羅庭這種金蟬脫殼的解釋，似是滿身輕鬆了。毛澤東素不滿意鮑羅庭和廣東區委的做法；他 在三月二十日事變後，擺脫了在國民黨中央所任的宣傳職務，專辦農民運動講習所；也沒有 參加那次會議。他在獲悉內情之後，曾向我說鮑羅庭這個洋鬼子居然玩弄這樣的政治手腕。 對於我和其他同誌的任勞任怨，頗表同情。但他自己則始終不願卷入漩渦，隻是袖手旁觀， 似也從中吸取了不少經驗。

   我當時覺得鮑羅庭指摘中共中央的理由，不能成立；而且有乖（不順）道義。但我體念當前的艱 巨，決定暫時容忍。不久中共中央知道了事情的經過，也采取了同樣的態度。這種不計是非 遷就權勢的做法，竟是遺患無窮。後來斯大林在武漢政府所招致的失敗，居然又一古腦兒推 到中共中央身上，真是所謂是“一以貫之”的“夫子之道”了。如果我們這些中共中央的負 責人當時能有遠見的話，不計成敗，據理力爭，也許以後的發展會為之改觀。

   除此之外，鮑羅庭當時對我所說的話，也是耐人尋味的。 我們談到國民黨領導問題，鮑羅庭表示汪的性格他已向我道破，現在汪既不露麵，別人 也無可如何（據說汪亟謀與鮑羅庭一談，但他們是否會麵，及其所談內容如何，鮑羅庭迄未 向我透露）；至於胡漢民的企圖，他認為決計不會成功。從他這種口吻，不特可以看出國民黨 領導權的轉移，似已確定了，而且轉移誰屬，也不難想像了。但他對領導權轉移後的國民黨 的前途，則不願作任何的推測。

   果然，在五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央會議舉行的前夕（據說是五月九日），汪精衛與胡漢民都 悄悄的離開了廣州。最巧合的是他們兩人竟不約而同的在一艘輪船上碰了頭（據汪精衛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複林柏生的一封信說：“鮑羅庭……胡漢民……於四月底始回到廣 州，那時我已離國了。”（全文見《中國五大偉人手劄》第三零八頁至三二二頁）這也許是他的記憶失實。汪 與胡同船離粵的事，是曾經到船上送行的一位朋友告訴我的。《東方雜誌》（第二十三卷第十二號）也記載汪 胡同在五月九日秘密離粵），這件事一時 成為廣東要人們的話題。有的就說：“冤家路窄，竟然同舟，不知他們在船上晤麵，有何感想？” 有的說：“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兩位大人物爭著做主席，現在同時被人放逐，後起之秀， 卻能逐個擊破，走上領導的寶座，真是活報應！” 鮑羅庭描述在廣州的俄國人地位之時，也頗有洋洋自得之態。他直率的說：“中國是一個 無人地帶。”並說曆來外國人到中國活動，雖受到折磨，但憑他們的冒險精神和應付能力，收 獲頗為可觀，為甚麽俄國人不會有同樣的機會呢？這些話觸犯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曾斥責鮑 羅庭離開了革命的立場，瞧不起中國人，頗有殖民主義者的氣味。他隻是笑笑，不加答辯， 言外之意似乎是他為了保全俄國的利益，顧不得中國國民革命的前途了。

   蘇俄一艘載運軍火的輪船駛抵黃埔，立即轟動一時，蘇俄的軍火到了，蔣又將聯共來壓 製反共派了，種種議論在各處流傳著；甚至還有人說，五月十五日國民黨的中央會議，將公 布實行共產。此外，還有加侖將軍再度來粵，重任蔣介石的軍事總顧問的消息，真是謠言滿 天飛。鮑羅庭當時之躊躇滿誌是不用說了，他口袋內的“草支票”似乎已經兌現了。 我深深覺得鮑羅庭當時的政策，將會陷中共於不利之境；因而我問他：“國共關係會有怎 樣的變化？”他答道：“坦白說來，中共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做中國革命的苦力。”我又問他： “是不是你願充當管理這些苦力的工頭？”他回答：“有人確實如此希望，但我是一個老布爾 什維克，不會擔任這種不名譽職位。”鮑羅庭的“中共是中國革命中的苦力”這一句話，從此成為人所共知的“名言”。

   與當時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員一樣，我不甘心隻充當中國革命中的苦力，我向鮑羅庭鄭重 提議，蘇俄政府既可以將大量軍火供應不可靠的蔣介石，為何不直接供應一些給中國工農？ 如果蘇俄政府願意這樣做的話，中共可以經過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隊所控製的港口，協助 解決運輸上的困難。我還進而鼓動鮑羅庭，說以他目前的退讓措施，既自詡其本質與中共中 央的退讓政策有別，是暫時性的，同時也是進攻性的，是注重土地革命的；但如果不給農民 以武裝，則所謂暫時的、進攻的、土地革命的原則，都成了廢話。

   鮑羅庭考慮了一陣，拒絕 了我的提議；認為目前決不可能，等時機成熟，再作計議。 一般說來，共產黨人不作無目的的退卻。即使事實上在執行退卻政策，也要堅稱以退為 進的借口；因為赤裸裸的退卻，會被認為是機會主義者。鮑羅庭當時所做的，正是如此。這 還不算，他竟將“不肯進攻”、“不注重土地革命”等大帽子，反扣到中共中央的頭上。後來 斯大林之批評陳獨秀先生的機會主義，就是受鮑羅庭的影響。鮑羅庭在緊要關頭，拒絕了我 的武裝農民這一建議，也足以證明斯大林的批評無論如何是過分了。

   在此時期內（即國民黨中央全體會議以前的五月上旬），一切重要問題都在蔣、張、鮑三 巨頭秘密商談之中。鮑羅庭遵守三巨頭之約，不向我吐露實情；他向我說的話，大多是閃鑠 其詞的。我為此深感不滿，曾表示要先行返回上海，以示不與鮑共同負責之意。鮑羅庭總是 要求我信任他，申言決不會把事情弄糟。

   到了五月十四日下午五時左右，鮑羅庭找著我和譚平山，要我們立即去訪問蔣介石和張 靜江。他說明這是絕對必要的；因為明天就要開國民黨中央全體會議，外間謠言甚多，主要 是傳說中共要發動示威遊行，反對國民黨中央的決議。蔣介石對這些傳說甚表關切。鮑羅庭 希望我們向蔣、張表示，對次日的會議內容並不知情，所以也說不上讚成或反對；並表陳中 共始終維護國共合作，亦決不會作公開反對之舉，如果翌日廣州市內發現有反對該次會議的 傳單標語或其他行動，完全與中共無關。

   鮑羅庭此一建議，使我和譚平山都感尷尬。譚平山是任國民黨組織部長的中共黨員，一 向是親汪精衛等左派人物的。在三月二十日以後，並未與蔣有所接觸，一直保持緘默。他聽 了鮑羅庭的話，苦笑不語。我則表示廣州市確有破壞國共關係的謠傳，人們早已知道與中共 無關。現在我們隻知道有個黨務整理方案將提出討論，但詳細內容並未與聞，而反要我們先 去向人表示決不反對，以示忠誠，未免太過抹煞中共的地位了。

   後來，經過鮑羅庭的再三勸 說，我們終於應允了。 當時八時左右，我和譚平山驅車前往東山，訪問蔣介石，我們依照鮑羅庭的要求， 向蔣表示中共對國民黨這次會議所采的態度。蔣氏色然而喜，頻頻表示欣慰，當即陪同我們 去看張靜江。我們又把來意重述一遍，張靜江也顯得非常高興，認為這樣好極了，大家能夠 相忍為國，革命成功當指日可待。

   那次晤談，在和諧氣氛中結束。但譚平山的心情頗為沉重，在歸途中一言不發，他似已 預感到他將在翌日討論黨務整理方案會議被整肅掉；而這個麵臨被整肅的命運的人，竟要先 去拜會他的政敵，笑臉相向，這滋味究竟不是好受的。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國民黨第二屆第二次中央全會在戒備森嚴中揭幕。會議所要達 成的任務，是在準備北伐的名義下，通過黨務整理方案，調整國共關係；確立國民黨的領導 權。蔣介石從此步上了權力的極峰，軍權高於黨權的作法也由是開始。

   黨務整理方案（黨務整理案共成立了四個決議案，目前坊間書籍，很少錄載全文，即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 所編輯的《革命文獻》，也隻載了一部分，比較錄載多一點的，要算《張溥泉先生全集》，劄記欄第四二零頁 至第四二二頁—民國四十年台北文物供應社版。）的主要內容規定：國民黨內的中共黨員對三民主義不得懷疑和批評；跨 黨黨員不得任黨中央部長，任高級黨部執行委員亦不得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一；設立國共兩黨聯席會議；共產國際所給中共之指示和中共中央對在國民黨內之中共黨員所發的一切訓令， 均須交由聯席會議通過；在國民黨內共產黨員的名單應提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存 以及國民黨員不得加入共產黨等等。在中共看來，國民黨所采取的這些辦法，絕非如人們所 說的由“容共”到“聯共”（由於黨務整理案中有國共兩黨聯席會議，當時有些國民黨人士就認為這是“容共”變為“聯共”的政 策；其實這隻是表麵的浮泛之談），其用意無寧是限製中共的發展，打擊中共之獨立存在。

   會議上撤銷了汪精衛的領導權，名義上是由張靜江代替，實權則落在蔣氏的掌握中。在 蔣介石的提議之下，原任監察委員的張靜江獲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譚延闓接替汪 精衛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兼國民政府主席，蔣氏本人則接替譚平山任中央組織部長。

   這些改革都是蔣氏一手促成的，也許形式上經過蔣、張、鮑三巨頭的密商。 中共黨員之出席會議者，如譚平山、林祖涵等采取了保留的容忍態度。他們聲稱自己不 能作主，須待中共中央處理。 可是國民黨內部的糾紛也在那次會議上暴露了出來。五月十九日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主 席的時候，第四軍軍長李濟琛發問：“沒有到會的人也可以當選嗎？”任會議主席的張靜江隻 好答複：“當然可以。”於是李濟琛便在選票上寫了蘋果一樣大的“胡漢民”三個大字，就退 席了。這件事引起了廣州要人們的各種議論，有的人說：“李濟琛不滿蔣介石的跋扈，原想選 汪精衛，但恐引起衝突，因改選胡漢民，以示不屈服。”有人說：“第四軍廣東係統的人物不 滿浙江係（蔣介石張靜江均為浙江籍。）的橫蠻，市上所發現的反對浙江係的標語都是他主使的；李濟琛之選胡漢民，可 予證實。”李濟琛與蔣介石之間的芥蒂，大概也由此次事件開始表麵化了。 黨務整理方案公布以後，廣州的中共同誌無不萬分激憤。有的說：“鮑羅庭被綁票了，張 國燾、譚平山做了投降代表。”有的說：“為何不主動提出改變國共合作方式，由黨內合作改 為黨外合作？為何不退出國民黨？為何要被動的受處罰、被整理？” 鮑羅庭當時也不愉快；但他故作鎮靜，作種種有利於自己的解釋。他說：“我們沒有被驅 逐出廣東，那就顯示我們仍有勝利的機會。隻此一點，就可證明我們的處理方針並不算是完 全錯誤的。” 他還透露五月十五日會議那一天，居然有罷市的傳言；中央銀行曾發生擠兌事件；“實行 共產”和“殺共產黨”等類謠言，不脛而走。他認為這種情形反映出反革命派之蠢蠢欲動的 跡象，軍事當局（指蔣介石）似乎箭在弦上，說不定又會發生第二個“三二零”事變了。幸 而我們有先見之明，一直靜觀其變。事先又與蔣、張獲得諒解，在會議中也未發表反對言論， 是以我們並沒有墜入敵人的陷阱裏雲雲。

   他又指出右派並沒有占到便宜，他自己沒有被扣留，而主張扣留他的胡漢民倒再被放逐 了，陰謀搗亂的吳鐵城也被拘禁了；和香港勾結的伍朝樞更自動離粵了；西山會議派的人物 也不能插足於廣東。這一切都證明受到重大打擊的不是我們。他又透露，據他所知右派人物 都對那次會議表示失望。又稱，會議宣言中既明白規定要團結一切革命勢力，與反動派奮鬥， 我們大可據此發揮一番，鼓動國民黨繼續往革命方向推進。

   當時不僅國民黨右派感到失望，國民黨左派也是憤憤不平。但左派的觀點與中共同誌的 看法究有若幹距離；他們有人認為如果汪精衛能貫徹國共合作的精神，搶先提出完善的黨務 整理方案，也許不會鬧到今天這個樣子。他們多數人所注意的是黨權問題，有的人說：“汪精 衛被攆走了，黨權也破產了，現在是軍人天下。”鮑羅庭這個魯仲連（史稱長於謀略而不謀官職）對於這些憤恨難平的左派， 也是撫慰有加。

   鮑羅庭不讚成多數中共同誌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因有違共產國際之意旨。中共既然加入 了國民黨，現在決不能一無所得的撤退出來。他肯定地說：“國共是要分家的，不過分得愈遲 愈好；北伐打到北京的時候，可能便要實行分家；現在應繼續容忍合作。”

   鮑羅庭認為中央不必重視此一黨務整理方案，除了其中規定中共黨員任國民黨高級黨部 委員者，不得超過全數的三分之一，以及不得任中央部長等是中共所受的實際損失外；其他 如交出名單和審查中共對黨員的訓令等，隻是國民黨的片麵決定，中共中央可以在將來的聯 席會議中，提出異議。 鮑羅庭知道我快要回上海去，要我將他的建議轉達中共中央。

   他主張用拖延手段來對付 國民黨所要求的聯席會議，如果不能拖延，中共中央應派代表來廣州參加。他還說：“廣州的 政情你多身曆其境，不用說你將會是代表之一；如果是的話，不妨先來一步，先試探行情。 如果國民黨真要舉行聯席會議，其他的中共代表再行趕來不遲。” 譚平山當時憤慨的向我表示，他是老同盟會會員，蔣介石如此專橫，中共又如此忍讓， 他不要幹共產黨了；他要用老同盟會會員的資格，聯絡實力派李濟琛以及廣東的老國民黨員， 公開與蔣介石和浙江係對抗。

   在譚平山的要求之下，我陪同他與鮑羅庭密商。鮑羅庭在談話 中，又無意中流露出他的另一意向。 鮑羅庭對於譚平山的意見，不特沒有表示出任何反對，他問譚平山：“你有甚麽辦法聯絡 李濟琛？”譚平山進而表示如果我們不反對他的主張，他可試探。鮑羅庭至此再也不掩飾他 對蔣介石、張靜江的反感；他指出國民黨內部糾紛很多，尤其是頑固的張靜江，的確使人厭 惡；如果有人反對他，也是理所當然。 這表示鮑羅庭對於蔣、張，表麵雖極盡忍讓之能事，實際是企圖利用國民黨的內部矛盾； 從反對張靜江下手，來改變既成局麵。從他此後一切行動來看，亦是如此。

   至於譚平山聯絡 李濟琛的工作，似未收到顯著成效，也許是李濟琛反蔣而不親共之故。譚平山不久就離開廣 東，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舉行的第七次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斯大林 倒很重視他，似有讓他代替陳獨秀領導之意，也許就是他這種“聯甲倒乙”的主張為斯大林 所欣賞的原故。

    三月二十日到五月十五日這段期間廣州的一切發展，是國民黨削弱蘇俄控製，打擊中共 氣焰，強化資產階級的領導的一種過程；中共似應改弦更張，另謀出路。 我向鮑羅庭表示，他的“中共命定要做國民革命的苦力”、“不能空手退出國民黨代“團 結一切革命勢力”和“利用國民黨內部的矛盾”等等想法，不免吃力不討好。我建議中共黨 員應逐漸退出國民黨，轉而注重工農群眾工作的獨立發展，不介入國民黨內部糾紛。鮑羅庭 譏笑我這些想法為“退卻步驟”，他認為如果在五月十五日以後，即行退出國民黨，是經不起 打擊的示弱表示。 我沒有堅持我的意見，根本原因是我當時自信不夠。我心目中仍相信鮑羅庭是比我見多 識廣的老手，有神通廣大的共產國際做後盾，不好將他與馬林等量齊觀；隻有回到上海中共 中央去，再作詳細的研究。同時廣州一般的中共同誌們也催促我從速返回上海，商討今後發 展的全盤政策；因而我於五月下旬又匆匆的告別了這個是非之地的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