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41 分崩離析

 

第二章  革命陣營分化

 

   國民政府成立後，國民黨內部發生了重大的分化，形成了反抗廣州政府領導的西山會議派。中共中央為了減輕國民黨內部分裂對國民革命所造成的危機，主張爭取國民黨中派， 以孤立右派；擴大國民政府的基礎。這種政策又與鮑羅庭的所謂“革命專政”發生抵觸。

   我由廣州回到上海後，曾將在廣東所知道的情形及我與鮑羅庭商談的經過報告中共中央。 我也說到在我離開廣州以前，鮑羅庭曾表示中共中央一時既不能遷來廣州，我又馬上要回上海去，那就隻有信托他會同廣東區委會相機處理一切。當時中共中央正在全力應付五卅運動， 對我的報告未詳加討論，就擱置下來了。 但深知國民黨內情的陳獨秀先生表示憂慮。他認為胡漢民是中派的代表人物，是國民黨 的正統，在黨內的勢力頗具根基；汪精衛不免軟弱，雖有清譽，究無實力；如果硬將胡漢民 從代帥的地位拉下來，是會出亂子的。他的看法雖然如此，不過當時鮑羅庭尚未明白表示， 他的議論也沒有進一步說下去。

   一九二五年六月初，許崇智所率的粵軍和蔣介石所率的黃埔黨軍回師廣州，於六月十三 日解決了楊希閔、劉震寰這個心腹之患。據說這次戰爭進行很順利，沒有多少傷亡，也沒有 甚麽重大的破壞，甚至有人說是由於俄顧問親手向楊劉總部發射了幾炮，敵軍就潰散了。

   六月十九日香港和廣州沙麵工人為響應上海五卅事件開始罷工，六月二十三日發生著名 的沙基慘案。這使廣州的革命氣氛更為左傾，震動了全國，中共中央更在那裏亟（jí急切）謀發動全國 的反帝力量，以支援廣東。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在反帝浪潮彌蔓全國時悄悄的宣告成立了。中共中央僅 於報紙上獲知這個重要消息。國民政府委員會（國民政府采委員製，以汪精衛、胡漢民、孫科、許崇智、伍朝樞、徐謙、張繼、譚延闓、戴季陶、林森、張靜江、程潛、廖仲愷、古應芬、朱培德、於右任十六人為委員；由汪精衛任主席；國府委員會之下設外交、軍事、財政三部，由胡漢民、許崇智、廖仲愷分任部長）是由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組成的；汪精衛任主席，胡漢民由代帥降為無事可做的外交部長。

   我們—中共中央首腦們—中曾有人認為現在的國民政府隻能算是臨時性質的，正式的國民政府應由國民會議產生；這似是無可奈何的說法，借以減輕這件事在心理上的壓力。

   上海的國民黨人對於國民政府的改組，很快就表現出他們不讚同的態度。最初他們都表 示不盡明白廣東的內情。不久，國民政府委員的人選徑在政治會議自行決定，而未提交中央執行委員會批準，同時鄒魯、鄧澤如等人又持反對態度，於是，消息一傳到了上海，他們就 議論紛紜了。如戴季陶就認為貶撤胡漢民是一件應該避免的事。 當時，國民黨的對外宣傳缺乏效率。廣東所發生的事情，大多沒有適當的報道。加之省 港罷工後，廣州與香港間的交通受到阻隔，直接來往廣州上海間的船隻極少；因此，廣州的 消息多是非正式的經由外國通訊社傳發出來，其內容自多對廣州當局不利。中共中央這時也 以不能獲得廣東的正確消息為苦。

   我們獲知廣東方麵第一個不利消息，是加侖將軍被調離廣東。加侖將軍是廣東軍事的支 柱；而且是有赫赫之功的。中共中央根據我的報告，認為這是鮑羅庭和加侖間發生歧見所 致。後來據張太雷告訴我，果然是由於加侖主張支持許崇智為軍事首腦，建立軍事委員會製 度；而鮑羅庭則主張支持蔣介石；結果由莫斯科裁定，否定了加侖的意見。

   接著孫文主義學會在黃埔軍校成立。據廣東區委會的報告，孫文主義學會是專為對抗中 共黨員領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而設立的；其組成分子多係右傾學生，如一期生曾擴情、賀衷寒等。教官中則有甘乃光等為之策劃；事先並得到汪精衛、廖仲愷等的同意。 這件事使我們大為不滿；認為廣東工作發生了不可忽視的毛病。在中共中央會議上，有 人指出汪精衛、廖仲愷都是著名的左派，為何竟會同意組織與中共相對抗的孫文主義學會； 很可能是青年軍人聯合會為中共黨員所包辦，遇事又大出風頭，引起了國民黨人的妒忌，因 而親共的汪精衛、廖仲愷等人，也不得不準許他們攪這個新組織。

    八月二十日，廖仲愷被刺事件震動了整個革命陣營。中共中央認為這是廣州局麵的危機， 顯係右派顛覆國民政府的陰謀；主張嚴厲鎮壓。稍加分析，中共中央即認為廖是國民黨左派 的真正重心，能團結汪蔣等人，不管在黨員中、軍人中和民眾團體以及一般人民心目中都有 很好的信譽，因此右派選中他來謀害，是要去掉眼中釘，取消聯俄容共，進而根本破壞國共 合作和國民政府。但我們也覺得鎮壓隻能製止右派繼續破壞，根本之圖，還是要注重團結國 民黨內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孤立右派，使之不能為害，才能穩定革命的陣地。

   廖案發生後，國民政府根據鮑羅庭的提議，組織了一個特別委員會，由汪精衛、許崇智、 蔣介石任委員，負責處理廖案。從此，廣東政府的最高實權，也就由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 轉移到這個特別委員會手上了。而且胡漢民的弟弟胡毅生及其親信林直勉、朱卓文等均有刺殺廖的嫌疑，林直勉並因此被捕，胡漢民亦被軟禁在黃埔，不久（十月二日）即被派赴俄考察，實際等於放逐。

   該年九月間，許崇智屬下的鄭潤琦、莫雄等部隊，涉嫌勾結陳炯明軍，企圖叛變，於同月二十日為蔣派軍隊包圍繳械。許本人旋於二十三日辭職離粵；於是三人特別委員會再變為汪蔣合作的局麵。

   廣東方麵這些重要的變化，中共中央初因廣東區委會缺少報告，並不詳細知道其中內幕。 而上海不少國民黨人又紛紛謠傳：這是中共分化和破壞國民黨的行動；還有省港罷工委員會 已成為第二政府；廣州即將實行共產統治等等謠言。中共中央由於不明內情，苦於不能拿出 反麵事實加以辟謠。

   直到九月間，胡漢民被派赴俄已成定局，中共中央才接到鮑羅庭方麵的簡單通知，說明 為了穩定廣東的政局，胡漢民必須離開廣州，已決定用國民黨代表名義，派往莫斯科出席共 產國際的會議。他希望共產國際能留住胡漢民，不讓其歸國。我們看了這個通知，首先覺得 鮑羅庭的用意，顯然是要求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表示支持他的主張。 這件事曾使威金斯基大傷腦筋，他曾在中共中央會議席上表示，如果胡漢民真是刺廖的 主謀者，就應在廣州依法懲辦；至少也要將他的陰謀公布出來，以揭穿他的真麵目，否則就 不應軟禁他。現在鮑羅庭居然同意派他到莫斯科去，將使共產國際難於處理。 同時廣東區委會來的報告中，描述廣東的情況，也和鮑羅庭一樣，稱汪蔣合作之局為“革 命的專政”。這個報告也說到右派的力量仍是很大的。

   戴季陶那本題名為《中國革命與中國國 民黨》的小冊子，在黃埔與一般國民黨人士中，流行甚廣，影響亦大，勢將釀成新右派。廣 東省委否定國民黨內有廣大中派存在之說，要求中共隻與國民黨左派團結，共同推進革命向 左發展。 鮑羅庭和廣東區委會的這些觀點，首先引起了陳獨秀先生的強烈反應。他認為在廣東的 同誌們忽視了整個反共陣線的力量；他們偏處廣州一隅，企圖以一部分革命軍人、省港十幾 萬罷工工人、和二十幾萬有組織的農民來對抗整個帝國主義、北方軍閥和一般反共勢力，顯 然是犯了低估敵人實力的錯誤。

   廣東問題在中共中央展開了討論。有人譏諷所謂“革命的專政”是離開階級觀點的自我 欺騙；有的說連胡漢民也無法處理。不得不求助於共產國際，還談甚麽“革命的專政”；有的 說如果在這個“革命的專政”的名詞之下，將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套作風和中國的帝王 思想以及軍人驕橫的惡習混為一體，那就糟糕了。 中共中央討論的結果，認為無論廣東發生了甚麽事情，國民革命在基本上仍應建築在廣 泛的民族戰線上，因而不能忽視民族統一戰線和聯絡中派的策略；絕不能因為五卅運動和廣 州的種種事變而改變初衷。

   事實上在國民革命運動中，如果強調革命專政，無異與統一戰線的策略背道而馳。同時，就中共中央立場說，廣東的左派領導能否站穩，亦端視乎能否實施 統一戰線的策略而定。 這樣，中共中央與廣東同誌之間，就有了重大的歧見。十月間，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擴 大會議（我個人因事留滬未參加），鑒於黨員人數當時已發展到一萬人，大家都強調應脫離國 民黨獨立發展。陳獨秀先生為了避免國共之間的磨擦更形尖銳，和保持中共一向的政治麵目， 建議應等待適當時機才退出國民黨，但為當時多數出席者所反對。

   一葉知秋，國共合作的前 途，荊棘叢生，勢在必然。會中還批評了中共廣東區委會忽視自身獨立發展，甚至不自覺的 自視為國民黨左派，應予糾正過來。 國民黨內部的分裂也更表麵化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張繼、謝持、林森、居正、鄒魯等國 民黨第一屆中央執監委員在北京西山舉行會議，形成“西山會議派”。他們以多數中央執監委 員的名義，通過七個重要議案：一、取消共產黨的國民黨黨籍；二、鮑羅庭顧問解聘；三、 開除汪兆銘黨籍；四、決定國民黨此後對蘇俄的態度；五、開除中央執行委員之共產派李大 釗等；六、取消政治會議；七、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上海。

   在西山會議舉行以前，廣州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已通告全國，定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在 廣州舉行中國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西山會議之舉行似是有意與廣州唱對台戲。而且他們 散布“聯蔣倒汪”的說法，上海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也是尊蔣抑汪的； 這對於汪蔣合作之局，可能引起分化的作用。 中共中央鑒於事態的嚴重，急起商討挽救方策。我們根據所知道的情況，認為西山會議 派的活動，將造成國民黨的全麵分裂；廣州現在的局麵可能因而垮台。西山會議派中也有一 些中派人物，他們不願廣州革命局麵的摧毀。因而我們決定采取具體步驟，爭取他們，來分化西山會議派。

   由於陳獨秀先生的主動，並獲得威金斯基的協助，我們約好孫科、葉楚傖、邵元衝在外 白渡橋蘇俄領事館內，商談國共關係問題。這三位先生或多或少與西山會議有關係，我們視 為當時國民黨中派的代表人物。中共中央方麵則由陳獨秀、蔡和森和我三人為代表。 那天上午九時，我們六個人都如約到達，圍坐在領事館樓下的大客廳裏。領事館職員沒 有出麵招待，更沒有人參加會議。我們見麵時，仍和平常一樣，互相寒暄，氣氛卻有些嚴肅。 沒有人談到廣東、上海、西山等地最近發生的事情，大致都很謹慎，避免說惹起是非的話。

   會談開始，先由陳獨秀先生發言，他表示中共並沒有包辦國民黨事務的企圖，而且反對這種企圖。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黨部，多推選國民黨人士出席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中共 亦不希望在大會的中央委員改選中，增加中共方麵的國民黨中央委員人數。中共主張國民黨的事應由國民黨員來負責。至於廣東方麵的情形，事實上並不如外間所謠傳，要排斥某些人 士參加；廣東負責當局希望各位先生能步調一致，擔負起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各項責任。 陳表示了上述態度之後，進而征詢他們的意見。

   孫科、葉楚傖、邵元衝相繼發表簡單的聲明。主旨是他們愛護廣東的一切，隻要情況許可，他們都願去廣東參加大會。 於是，雙方在懇談解釋之下，達成了七點協議。內容大致是：號召團結，在孫先生的三 民主義和國民黨改組以來的既定政策之下，大家都應支持廣州國民黨中央及其所領導的國民 政府。中共以國民革命為中心任務，繼續與國民黨共同努力，但不包辦國民黨事務，不排斥 國民黨忠實黨員等。這七條協議經雙方一致同意簽字；至於若幹具體問題，雙方都認為應由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解決，不願詳加計議，以免節外生枝。

   此次會議有良好的效果，雖然有一部分西山會議派的頑固分子斥之為“對中共的妥協”， 但多數國民黨人確因而改變態度，不再強調廣州政府實行共產統治，為中共所包辦等等論調 了。大家要求團結一致，共維廣州的革命局麵。西山會議派的分裂企圖，似因此而給阻滯了。

   中共中央是認真執行協議的。曾將協議方針再三向黨員訓示，並決定派我到廣州去，代 表中央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中指導中共黨團的活動；極力糾正已往過左的偏差。此一亟 謀中共獨立發展不多幹涉國民黨內部事務的新政策，始終獲得威金斯基的支持。他聲言在中 共仍留在國民黨內的不變政策之下，為了避免國民黨的分裂，共產國際是讚成聯絡中派，分化右派這些措施的。

   國共關係間題一直困擾著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會議上，總是反複議論，常感進退兩難。 根本問題是中共黨員仍留在國民黨內，抑或趁早退出，改采黨外合作的政策。在這根本問題 上，中共中央內部意見又不完全一致。我們中的多數確認中共黨員仍留在國民黨內已弊多於 利，但也不能提出一致的改弦更張的具體辦法，瞿秋白和別人一樣對國共合作前途不表樂觀， 但常為共產國際及鮑羅庭辯護，更不讚成立即退出國民黨。 當我受命派赴廣州傳達中共中央的意旨時，我曾在中共中央會議上慎重提出要決定最後 是否退出國民黨。當時威金斯基根據共產國際的意旨，堅持中共仍應留在國民黨，團結一切 可能團結的力量。我們因不願與共產國際發生爭執，而且時機迫促，也不容許我們作根本的改弦更張，隻好接受了威金斯基的意見。因此中共中央的政策，較之鮑羅庭所執行的，也不 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結果，在國共關係問題上，我們處於進退兩難之境，處處被動，隻有聽任國民黨的實力派，用強製手段來擺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