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13 成立北京組

    第二章 成立北京小組

   一九二○年八月底，我回到北京，即以興奮的心情將和陳獨秀先生談話的經過告訴李大釗先生。李先生略經考慮，即無保留的表示讚成。他指出目前的問題主要在於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時機是否已經成熟，但陳獨秀先生對南方的情況比我們知道得更清楚，判斷自也較為正確，現在他既已實際展開活動，那末我們就應該一致進行。李先生相信我們現在起來組織中國共產黨，無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的條件都較為具備，決不會再蹈辛亥革命時江亢虎等組織中國社會黨那樣虎頭蛇尾的覆轍①。他認為陳獨秀先生和我在上海所擬議的要點都是切實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著發動起來。我聽了李先生這種肯定的反應後十分高興，就說：“那末，請根據你的意思回陳先生一封信罷！”

   第二天李大釗先生表示讚成的信寫好了，情詞懇切而確定，我們共同簽上了名字後寄出，這就是我們組黨工作中第一件重要文獻。此後我們與陳獨秀先生許多次的通信，都是我與李先生共同簽名的，內容多半是具體進行方法的商討。
我們沒有耽擱時間，立即開始活動。首先我們請北大一位講師張申府同為發起人。他是研究羅素哲學的，對馬克思學說也曾公開表示讚成。他在一兩個星期內就要啟程到英國去留學，我們這三個發起人在李先生的辦公室裏曾有過兩次商談，首先計劃由張申府乘便在西歐留學生中展開活動。可是學者氣味很重的張申府並不是勇於實行的人，他到達英國即放棄了他那發起人的責任，後來連黨員名義也因此消失了。
李大釗先生和我在北京征集參加者時，標準不免過嚴。我的同學羅章龍和劉仁靜兩位時馬克思主義較有研究，由我接洽，他們欣然答應參加。李大釗先生和無政府主義者接洽，黃淩霜、陳德榮、張伯根等五人也應允加入。

   黃淩霜等五人都是北大學生，也是當時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當時北大同學中信仰無政府主義的人比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還要多些，也很活躍，辦了定期刊物《民聲周刊》，和發行了一些小冊子。那些無政府主義者當時似乎還不大知道俄國共產黨壓迫無政府主義者的情形，故對俄國革命一直表示同情，也常發表與馬克思主義者合作組成中國共產黨的論調。當李大釗先生邀約他們的時候，他們表示無政府主義者對無產階級專政一點，雖抱有不同的見解，但對無產階級革命則是讚成的，因而他們也願意參加進來。在李大釗先生和我看來，中國革命運動離無產階級專政還遠得很，此時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是可以不計較這一分歧，共同在一個組織裏麵攜手並進的。

   九月中旬，中國共產黨北京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就在李大釗先生的辦公室裏舉行。到會的共九人，除李大釗和我外，有羅章龍、劉仁靜、黃淩霜、陳德榮、張伯根等。我們宣布這一小組的正式成立。因為無政府主義者不願有任何組織形式，這次會議沒有主席，也沒有記錄，首由李大釗說明發起的意義，再由我簡略的報告在上海與陳獨秀先生商談的經過。與會者一致表示讚成組黨，並自願為黨員。那時上海小組所創辦的《勞動者周刊》已經出版，我們在會場上將創刊號發給大家看，這也是使會議生色的一件事。

   我們討論到工作如何進行及分配。黃淩霜等根據無政府主義的觀點，主張各項職務不必用甚麽確定的名義，小組決定應做的工作，由各人自由分擔。結果決定由李大釗先生擔任聯絡的任務，我擔任職工運動的發動工作，由黃淩霜、陳德榮創辦一個《勞動者周刊》，分擔編輯和發行的責任，羅章龍、劉仁靜和我負責發起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李大釗擔任發起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至於經費問題，李大釗當眾宣布，他每月捐出個人薪俸八十元為各項工作之用。

   接著社會主義青年團也組織起來了。它的第一次會議在九月底假北大學生會辦公所舉行，我曾在會上致開幕詞，到會的約四十人。我現在記得的名字是：高尚德、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何孟雄、繆（miào）伯英、李實、羅漢、朱務善、黃紹穀、黃日葵、李駿、楊人祀、範鴻劼（jié 勤勉謹慎）、王有德、高崇煥、吳汝明、周達文、劉維漢等。他們都是北京各學校的學生，以北大同學為最多，其中並無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也沒有一個不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那次會議公推高尚德為書記，他當時是北大學生會的主要負責人。青年團的初期工作主要還是學生會方麵的聯絡活動和在學生會中吸收同誌。後來這些初期參加者大多成為共產黨黨員，也是北方初期職工運動的骨幹人物。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第一次會議在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以後幾天舉行。到會者在五十人以上。由李大釗先生致開幕詞。我也在那次會議上發言。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大多數人都出了席。此外信仰各派社會主義的著名人物也到了不少。會議決定搜集各種社會主義的書籍，從事研究，並由研究有心得者發表研究報告。可惜這個組織在舉行過幾次會議後，會務就無形地停頓了。

   十月間，正當我們熱烈地展開工作的時候，中國成立最早的社會黨黨魁江亢虎來到了北京。我們這個共產黨小組就在李大釗的辦公室裏開會歡迎他。他發表了一篇講演，內容空洞，隻表示他要到蘇俄和歐洲各國去考察一番，再定實際活動的方針。我們也提出一些有關社會主義者團結一致和急於進行職工運動等問題，但他似乎並不感覺興趣。他對社會主義的發展仍寄望於議會活動，這使我們覺得不易實行。因此會議並無結果。我們也根本放棄了和他聯合的原有想法。在他離開歡迎會以後，我們都譏笑那位老社會主義者所懂得的社會主義並不多，思想和看法都不免落伍了。李大釗先生當場表示，我們總希望中國的一切社會主義者都能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團結起來，現在像江亢虎這樣的人既不感興趣，那末，隻有我們這些後起者勇往直前的幹下去。

   十一月間，又發生了無政府主義者退出組織的事件，這是對李大釗先生的“社會主義者一致聯合”主張的一個打擊。無政府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當時有兩個主要分歧點：一是組織問題，無政府主義者根據他們自由聯合的觀點，不讚成所謂全國性的和地方性的領導，以及職務銜名和紀律等等，這點在實際工作上引起許多的不方便，連溫和的李大釗先生也為之頭痛；二是無政府主義者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在一次解決爭端的小組會議上，劉仁靜特別強調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的精義，如果不承認這一點，現在就無法一致進行宣傳工作。我們經過一番討論，無法獲得協調，結果那五位無政府主義者就和和氣氣的退出了我們這個小組，他們所主編的《勞動者周刊》也交由羅章龍接辦。此後我們與無政府主義者雖仍保持友誼關係，但在工作上從此分道揚鑣了。

   我們這個小組的工作雖在積極展開中，但小組本身隻剩下四個人，究竟有點形單勢孤，因而一致決定邀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的重要分子補進來。鄧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繆伯英、吳汝明等九人及國會議員李韶九、河北省議員江浩等兩人亦先後參加。於是我們這個小組便擴大為十五人，氣勢為之一振。

   大約十一月底，我們的小組正式會議決定命名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先生被推舉為書記，我任組織工作，主要是指導職工運動，羅章龍任宣傳工作，主要是編輯《勞動者周刊》，其他的同誌們都分擔了一定的職務。我們的工作從此才步入正軌。

   上海方麵的工作進行得似乎更為積極。陳望道所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共產黨月刊》的創刊號，還有一些其他的小冊子都陸續寄到了北京。我們和陳獨秀先生間的通信，雖為了保密而未能暢所欲言，但我們進行的一切，他都表示讚成。我們也曾去函，主張各地的共產黨小組在沒有開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以前，都暫定名為某地區的支部，以便擴展，並正式請求以上海支部負聯絡全國各支部的責任。這種主張得到了各地小組的讚成，中共組織的規模因而略具雛型。

   ① 江亢虎江西人，是提倡社會主義之較早者，清末為發表《女學和社會主義的關係》一文受到清理“交地方官看管”的處分。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七月十日他在上海組織一個社會主義宣傳會，並發行《社會主義明星報》。同年十一月五日他把這個宣傳會正式改組為社會黨，在上海舉行社會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發布黨綱政綱，其要點為土地公有，資產公有，設立共和政體，廢止海陸軍等，積極從事議會活動，號稱有黨員四五十萬人。可是不久（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三日）該黨被袁世凱解散，就此銷聲匿跡，再無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