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12 中共誕生

             

第二篇 中國共產黨誕生

第一章 陳獨秀的始策劃
   

   陳獨秀是人所共知的中國共產黨始創人，這不但由於他的聲望在當時起了號召的作用，而且實際上他的確是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最先發動者和設計者。他具有決心和信心，擬定發展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初步藍圖，並從事實際活動。由於他多方推動和組織，各地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零星活動終於演進到中國共產黨的正式組成。

   一九二○年七月十三日下午，正是直皖戰爭的前夕，我由北京乘火車赴天津，旅客異常擠擁，車行的速度也不正常，近黃昏時才抵達中途的廊房站。火車進站後即停止前進，站外隱約傳來稀稀落落的槍聲，旅客們驚惶不安，但都不敢離開車廂。憑窗遠眺，隻見高與人齊的高粱叢裏有少數全副武裝的士兵蠕蠕移動。旅客中的一位軍官向我們高聲解釋，說看來這還隻是雙方前哨部隊的接觸，假若前麵的鐵路沒有截斷，我們今晚還有到達天津的希望。果然，不久火車繼續開行，但沿途時駛時停，抵達目的地已是深夜了。

   翌日（七月十四日）直皖戰爭大規模展開了。皖係的段祺瑞自稱是國軍總司令，以由日本裝備起來的邊防軍為骨幹，自北京附近向保定、天津進迫。直係的曹錕和吳佩孚組織討逆軍，得到關外的張作霖和桂係的岑春煊等的聲援，以保定為指揮中樞，向皖係軍隊展開攻勢。戰爭進行約五日，即以直係的勝利而告結束。這是曆史上自袁世凱小站練兵形成北洋軍閥之後，第一次爆發的內部大規模火拚，也就是北洋軍閥走向分崩離析的一個顯明標誌。

   我在天津住了一夜，次日搭津浦車南下，十五日到達龍蟠虎踞的六朝故都—南京。那時署假已經開始，又受戰爭影響，南京各學校的朋友們多數均已離去；加之那時南京城內商業蕭條，民氣低沉；這些都不免使我有寂寞淒涼之感。不過當時一般青年多有遍覽名山大川的氣概，我也深染這種遊曆癖，常在旅途中偷閑遊山玩水，所以這次在南京不理會甚麽戒嚴禁令，仍獨自遍遊風景名勝，如雨花台、清涼寺、莫愁湖、玄武湖、天王府等地，無處不使人憶及太平天國的如煙往事。

   不久我到達上海，報上已刊出皖係失敗的消息。我立即去訪問那時遷住法租界霞飛路漁陽裏二號的陳獨秀先生。他為皖係軍閥的失敗而稱快、大談時局的各種可能發展。他問我此次南來，是否負有學生代表的任務。我加以否認，並告訴他在離北京前與李大釗先生談話的經過。他大為高興，表示正要找我商談關於共產主義運動的事。他熱誠地要我搬到他家裏住，以便從長計議。他說樓上有三間屋子，他和他的家人用了兩間，另一間住著一位急進的女青年王會吾。樓下三間，一間是客廳，一間由青年作家李達住，還有一間空房正好給我住。

   我雖抱有從事共產主義運動的意向和熱情，但還隻是一種空洞的想法，是偏於興趣方麵的，還沒有以這一運動為終身事業的堅決打算。因此我住在陳家的最初幾天，主要仍是在外麵奔忙，辭去了中華全國工業聯合協會總幹事的職務，並與黃介民等舊友酬酙（zhēn同斟）頻繁。這使陳先生等有點不耐，陳太太甚至譏諷我交遊太廣，也許是為了找女朋友。這些自然是不盡合乎事實的笑談。

   大約快到七月底，我才與陳先生慎重其事的談起李大釗先生的意向。他開門見山的說：“研究馬克思主義現在已經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現在需要立即組織一個中國共產黨。”陳先生這種堅決的主張，我還是第一次聽見。他滔滔不絕地說明這種主張的各項理由。我聚精會神的傾聽著他的高論，有時互相附和，有時互相質難。這個主張從此就成為我們多次談話的題目。

   陳先生曾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此時充當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確實具有多方麵的特長。他是中國當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學深思，精力過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間是他閱讀和寫作的時候，下午則常與朋友們暢談高論。他非常健談，我住在他家裏的這一段時間內，每當午飯後，如果沒有別的客人打擾，他的話匣子便向我打開，往往要談好幾個鍾頭。他的談吐不是學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勝。他往往先提出一個假定，然後層出不窮的發問，不厭其煩地去求得他認為最恰當的答案。談得起勁的時候，雙目發光，朗聲大笑。他堅持自己的主張，不肯輕易讓步，即不大顯著的差異也不願稍涉含混，必須說得清清楚楚才肯罷休。但遇到他沒有考慮周到的地方，經人指出，他會立即坦率認錯。他詞鋒犀利，態度嚴峻，像一股烈火，這和李大釗先生溫和的性格比較起來，是一個極強烈的對照。

   他雖然受西方文化甚大的影響，但基本上還是對於中國文化植根甚深的學者。他極富懷疑與批評的精神。他曾多年從事文化工作，文筆生動鋒利。他嚴厲批評孔子的綱常名教思想和康有為等人的尊孔主張，以及一切舊思想和舊傳統。他提倡文學革命，發揚科學與民主的精義。凡此一切雖大都導源於西方文化，但他能融會貫通，用以暴露中國固有傳統的腐朽麵，因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

   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較遲，直到一九一九年初才發表同情俄國革命的文章①。到這年底，他被迫離開北京以後，才認定馬克思主義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他的信仰馬克思主義，最初也許是受李大釗、戴季陶等朋輩的影響。但進而組織中國共產黨，則確是由於他自發自覺的挺身向前。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接受似乎也不是毫無保留的。他常強調要以馬克思主義為藍本，恰當地適應中國的實際環境。

   他雖以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提倡新文化運動的新青年月刊而著名於世。但他早就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活動分子。辛亥革命時，他曾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任秘書②。他似未加入同盟會，但一直與當時的革命黨人及左傾文人交遊，也曾因革命失敗流亡日本。他不是一個特出的政治家，卻無疑是一個難得的政論家。他的信仰寫克思主義和組織中國共產黨，主要是由實際政治觀點出發。換句話說，中國半殖民地的處境和內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個人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個急進的民主主義者走上國際共產主義的道路。

   關於為甚麽要組織中國共產黨這一點，我們談論得很多，涉及的問題也很廣泛。就我記憶所及，主要是下列各點：第一、社會革命的內涵是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窮苦人民的自求解放。以中國實際狀況而論，就非走馬克思主義所說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道路不可，證之俄國革命的經曆也是如此；第二、我們覺得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他所領導的革命運動不夠徹底。而無政府主義又過於空想，沒有實行的方法。其他各派社會主義的議會政策又不能實現於中國，因中國在可見到的將來不會有良好的議會製度；第三、未來的中國共產黨仍應從事新文化運動、反軍閥運動、反日愛國運動等；隻要是站在共產黨的立場去適易的進行，就沒有說不通的道理；第四、不應顧慮共產主義的曲高和寡。站在革命立場上，應當有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終目標，長期努力來促其實現。不論溫和或激進的革命，都會被視為洪水猛獸，都會遭到慘酷的鎮壓，現在我們進而組織共產黨，在舊勢力的心目中也不過是在十大罪狀中加上一條“共產公妻”的罪狀罷了；第五，中國工業不發達，工人數量甚少，文化落後，因此一般工人還談不上階級覺悟，還不能成為共產運動的骨幹。但五四以來，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知識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來，就是推進這一運動的先驅。未來的中國共產黨雖然一時無奪取政權的希望，但現在就必須認真的發動起來。

   我們曾談論到中國共產黨的黨綱和政綱，我們心目中的黨綱內容是規定共產主義的基本信念和講求實現的基本手段，這點有書本可資參閱，容易解決。而政綱的主要內容，卻是要規定重要政策和進行步驟，我們稱之為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的政綱。陳獨秀先生曾這樣指出：如果中國共產黨人不參加類似辛亥革命的革命運動和反日愛國運動，則就根本不必成其為共產黨。我們雖否定李大釗先生所謂暫不過問實際政治的說法，但經多方推敲，仍然難於確定一個最小限度的政綱，其內容主要是對於現實政治各方麵的應有態度。隻因我們對於馬克思所說的“工人無祖國”尚不能坦然接受，也還弄不清楚無產階級革命與民族獨立革命、民主革命之間的微妙關係。在無可奈何之下，陳獨秀先生這樣表示：我們不必傲中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一開始就發表一個《共產黨宣言》；我們隻是要做邊學邊幹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現在可以先將中國共產黨組織起來，黨綱和政綱留待正式成立以後再去決定；我們並非不過問現實政治，而是不在實際上從政，如黨員擔任政府官吏等等。因此，黨綱與政綱並沒有詳細擬定而暫時擱置下來了。

   我們又談到黨章和實際組織的問題，陳獨秀先生主張：中國共產黨不采黨魁製，如孫中山先生之任國民黨的總理那樣。他舉出許多事例，證明中國過去各政黨因采黨魁製而發生了種種流弊。他主張中共采用較民主的委員製，從委員中推舉一個書記出來負聯絡之責；其他委員分擔宣傳、組織等各方麵的工作。他認為這種組織方式已由俄國共產黨證明其妥善，也適合中國的實際情形。他強調減低書記的職權，遇事公決，這不僅可以確立黨內民主的作風，也可以杜絕黨魁製的個人獨裁及官僚式的流弊。

   對於甚麽樣的人才可以參加共產黨這一點，我們的想法大體是主張寧缺毋濫。我們認為參加共產黨的人不僅要同情和信仰馬克思主義，而且要為共產主義實際工作。我們都讚成在工人和青年知識分子中征求參加者。我們都不願意政治背景複雜或人格有缺陷的人參加進來；但也主張不管過去信仰哪一派的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隻要現在能信仰馬克思主義並參加實際工作，就可以接受入黨。一般說來，我們認為共產黨是聖潔的，要求每一個參加者也必是純潔的人物。

   陳先生最注重如何展開各項實際工作。他素來不尚空談，說幹就幹，認為首先應在各重要地點組成若幹中國共產黨的小組，並立即開始宣傳、組織的工作。我們雖是邊做邊學，但不願見中國共產黨竟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因而第一項工作是急起直追地研究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際，進一步則翻譯介紹。其次，共產黨是工人的政黨，不能沒有工人，工會是共產黨的基本組織，也不能沒有。原有的工會不是組織落後，就根本不是工人的工會；因此我們須從頭做起，組織工會，在工人中宣傳共產主義，並吸收一些先進工人做黨員。再者我們很重視青年，不僅需要其中少數急進人物參加，而且需要用各種形式來組織更廣泛的青年，使他們參加多方麵的工作。此外我們覺得可由已覺悟的知識婦女帶頭發動，廣大婦女群眾也很快可以組織起來。我們沒有談到農民，這大概是認為現在還談不上，再則農民和共產主義實在距離得太遠。

   陳先生向我表示，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意向，已和在上海的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統等人談過，他們都一致表示讚成。他特別提到戴季陶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甚篤，而且有過相當的研究，但戴與孫中山先生關係極深，是否會參加中共，就不得而知。邵力子也因早具國民黨籍的關係，參加與否，正在考慮之中。其餘諸人參加上海小組似已無問題。他還預計沈雁冰、俞秀鬆等人也會很快參加。

   在陳先生看來，上海小組應立即進行下列各項工作：出版一種理論性的刊物，定名為《共產黨月刊》③，由一位德國留學生以研究馬克思主義著稱的李季為主編。學者型的李季或不會參加中共組織，但會竭力替這一重要刊物工作；又準備出版一個通俗的工人刊物，並物色一些青年到工人中去活動；再主張組織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中共的後備軍，或可說是共產主義的預備學校，這個團的上海小組預計最先約有三十多人參加，他說這在蘇俄叫作少年共產黨，在中國則可命名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加入的條件不可太嚴，以期能吸收較多的青年；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也應同時組織，但比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還要鬆懈一些，即是說每個會員隻要有興趣研究馬克思學說就行了，不須參加黨的實際工作。為了加深研究和學習，他和上海的發起者們還預備派些青年學生到莫斯科去學習，並與在德、法、日等國的留學生通信，請他們分頭研究和介紹馬克思學說。

   在各地發動中共小組的事，陳先生也在加緊籌劃和策動。他曾表示：上海小組將擔負蘇、皖、浙等省的組織和發展，曾任浙江省參議會議長的大地主沈定一，現正自動大減佃戶應繳的租額，加上主辦急進周刊《浙江潮》的施存統和俞秀鬆，他們三人將負責發起浙江杭州一帶的組織。他自己則擔任在南京、安慶、蕪湖等地物色一些青年發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他的老友著名學者高語罕那時正在安徽教書，是最先響應的人。陳先生又希望李大釗先生和我從速在北方發動，先組織北京小組，再向山東、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發展，如有可能，東北、蒙古和西北等廣大地區的組織發展也應注意。陳先生與在湖南長沙主辦《湘江評論》的毛澤東等早有通信聯絡，他很賞識毛澤東的才幹，準備去信說明原委，請他發動湖南的中共小組。李漢俊這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原籍湖北，正在上海任教，擔任聯絡武漢的急進人物，大致可找到在武昌教書的老國民黨員董必武，和以能文善演說著稱的後起青年惲代英等為發起人。海外則以留法的勤工儉學生最有希望，陳先生將與著名的馬克思青年學者蔡和森通信④，請他在德、法等國留學生中發起共產主義的組織。他說施存統快要到東京去，和日本社會主義者聯絡及在留日學生中發展中共組織的事，可由他負責。

   我住在陳家的這一段時間內，並未見到陳先生及他所提到的中共上海小組的發起者們在他家裏有任何集議。而且我和這些人先後會麵晤談時，發現他們都沒有像陳先生那樣專心致力的熱誠和集中注意力在組黨這件事上，因而也沒有在我的記憶中留下印象。即與我同住的李達，那時對組黨一事也不算起勁。他是一位手不釋卷的社會學學者，每天都忙於寫作，沒有經常參加我們和陳先生的談話，雖然他總是被邀請的。

   我對戴季陶卻留下了印象。他和他的太太那時住在新漁陽裏六號前樓，和陳先生是近鄰，室內陳設簡陋，除書籍外隻有一些粗糙的家具。他曾向我盛讚陳炯明，稱之為社會主義的將軍，陳炯明那時任粵軍總司令，駐在閩南的漳州、長汀一帶。這位將軍仰慕新文化，愛談社會主義，因與在上海的戴季陶、陳獨秀等人經常通信研討。戴季陶曾強調指出，陳將軍的駐防地區可以實驗社會主義，如社會主義教育、新生活方式以及各種社會改良都可試辦。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大學和理論刊物如《共產黨月刊》等都可在那裏創辦。他並且邀我抽出時間到閩南去參觀一下，借此機會與陳將軍交個朋友。但陳獨秀先生似沒有特別重視陳炯明，也許他和戴季陶的看法不同，也許認為那是孫中山先生的勢力範圍。我也以急欲回去北京，漳洲之遊隻好俟（sì 等待）諸將來，婉謝了戴季陶的盛意。

   我與陳先生的談話繼續了兩個多星期，獲得了全部同意，卻沒有寫下任何文件。我們談話有時大發議論，扯得很遠，但大體頭緒井然，彼此意見接近，沒有隔閡，使我們都有痛快淋漓之感。所以沒有形成文件協定，一方麵是自覺這還是一些粗枝大葉的設想，說不上精確和周到；另一方麵也覺得沒有事先與更多的人詳談，就擬定一些黨綱、政綱、章程、要點、工作計劃之類，總有點不夠民主。我真誠地支持陳先生的見解和設計，並答應立即回北京發動一切，這是陳先生最高興的事。我也曾向陳先生強調，在中共未正式舉行成立大會以前，各地中共小組概由上海小組負通信聯絡之責；並向陳先生提出，我們雖不采取黨魁製，也沒有類似黨魁的名義，但眼前少不了一個居中策劃的人，望他暫時負起此責。他也當仁不讓地欣然答允了。

   正當我們的談話大致可告一結束的時候，約在八月二十日左右的一個晚上，我從外麵回到陳家，聽見陳先生在樓上書房裏和一位外國客人及一位帶山東口音的中國人談話。他們大概在我入睡後才離去，後來才知道就是威金斯基和楊明齋，這是我在陳先生家裏發現他們唯一的一次聚談。

   第二天，陳先生很高興的告訴我，共產國際有一位代表來了，已經和他接了頭，未來的中國共產黨將來會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陳先生並未告訴我他們談話的詳情，也沒有說明他們之間曾接過幾次頭，這大概是由於他們相約保守秘密的原故。可能他和威金斯基最初幾次接觸還隻是涉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一般問題。威金斯基自然會表示希望中國共產黨的早日成立，陳先生也許受了這種影響，才定下立即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決心，並積極展開活動。他和我談話的這段時間，可以說是積極籌備的時候，，等到他認為在上海、北京和其他各地大致都可以發動組織中共小組的時候，才正式通知威金斯基，他有把握可以發動組織中國共產黨，而威金斯基也就向他表示共產國際將予支持。這也許就是那天晚上他們談話的主要內容。

   陳先生向我說到我們與共產國際的關係的重要性。他慨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基礎薄弱，至今連馬克思的資本論都沒有中文譯本。他認為我們要做的工作十分繁重，如果能與共產國際建立關係，無論在馬克思的理論上和這一運動的實際經驗上都可以得著莫大的幫助。他又提到，如果共產國際能派一位得力代表做我們的顧問，我們也將獲益不少。

   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和成立上海小組的初步商談，是在我到達上海以前就已開始進行；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小組（上海小組）的正式組成是在我離開上海以後的事，約在八月下旬。一切都如陳先生所說，中共最初的發起人，也就是上海小組的組成人員陳獨秀、李達、李漢俊、陳望道、沈定一、邵力子、施存統等七人。戴季陶因國民黨籍的關係，沒有正式加入組織⑤。楊明齋由俄共黨籍轉入中共為黨員，是和沈雁冰、俞秀鬆等人的參加一樣，都是在第一次正式會議以後的事。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經過，也即是中共上海小組由一九二○年五六月間開始集會商談，經過籌備，直到當年八月下旬正式組成的大體情形。

   正當我下定決心的時候，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來到了上海。我即往西藏路一品香旅社造訪，坦率地告訴他，我住在陳先生家裏，準備追隨陳先生從事共產主義運動，並請教他的意見。一向信仰無政府主義的蔡先生表示：看來中國隻有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無政府主義者始終沒有組織，這是一個弱點。馬克思主義者要有作為，就應趕快組織起來。蔡先生平素是很客氣的，不願對人澆冷水，但對自己的學生們則很直率，他這次讚同我所采取的途徑，顯然不是敷衍式的客套話。

   這一切確是曆史上一個重要的開端，誰也沒有想到後來的發展會怎樣。那位充當中共產婦的陳獨秀先生當時絕沒有想到，後來會被他的莫斯科同誌們和他的一些門徒們把他當作共產主義的罪人，甚至斥之為“托匪”、“漢奸”和“日本間諜”。那位老成持重表示讚成我從事共產主義運動的蔡元培先生也絕沒料到，他自己竟會在一九二七年轉到反共的立場上去。而我這個熱衷於共產主義理想，作為中共發起人之一，又曾披荊斬棘地賣了十八年苦力的人，當時也決沒有想到竟會被迫舍棄這個後來變了質的中國共產黨。

   為甚麽有這些離奇的發展，請讀者耐性地讀下去，便會有一個分曉。總括的說，少數人所發動的武裝暴動、暴力革命、建立這種那種的革命政權、實行專政的統治，必然會拋棄初期的理想主義、人道精神和道義，代之以權力觀念、計謀、恐怖和殘忍等等。共產主義運動與無產階級專政骨肉相聯，因之，獨裁的醜惡現實必然會湮沒了共產主義的美麗理想。
   

   ① 他到一九一九年四月才以簡短有力的文字，發表了一些同情俄國革命的隨感錄，如《二十世紀俄羅斯新革命》（見《獨秀文存》卷二第二十九頁—上海亞東圖書館民國十五年六月七日版）、《克倫斯基與列寧》（見前書，卷二第三十六頁）及《過激派與世界和平》（見前書卷二第六十六頁）。當年五月他所主編的《新青年》還發刊了馬克思專號（六卷五號）。
   ② 據郭湛波說：“陳生於一八八○年（清光緒六年），初留學於日本，時中山正組織同盟會，但他首先反對興漢滅清的狹隘民族主義，未參加。中途歸國，在滬與章秋桐居壽昌裏，與張溥泉、謝曉石創辦國民日報，主張實行徹底的德謨克拉西革命，反對專製。後參柏文蔚之幕，適辛亥革命，隨柏氏任安徽教育司長。民國二年，因反袁失敗，亡命日本……。”見郭著：《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一○○頁—北平人文書店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再版。據我記憶所及，他初時確是柏文費的主任秘書，後來是否兼任或改任安徽省的教育司長，則未可知。
   ③《共產黨月刊》在一九二○年十一月七導創刊，一共出了六期。
   ④ 蔡和森與陳獨秀先生間的通信，似乎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間才開始。可能陳先生已先和其他留法勤工儉學生有所聯係，他的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那時都在法國。我手邊現在所有的材料，隻有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一日蔡和森在法國所發給陳先生的信，以及陳先生同年八月一日的複信（見《獨秀文存》卷下第二九○頁—第三○一頁）。
   ⑤ 後來陳獨秀曾和我談到中共第一個小組在上海成立的情形，在這個小組正式成立的會上，每個參加者都曾正式表示加入的意思，戴季陶則表示他與孫中山先生的深切關係，不能成為一個黨員，並因此哭了一場，因為他內心很相信共產主義，很想加入，但又不能如願以償。至於邵力子倒沒有說這類的話就正式加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