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10 初晤孫中山

  第九章 初晤孫中山

   一九一九年的十月間，北大開學，我辭去學生會的一切職務，參加了鄧中夏同學等所組織的“曦園”。這是一個學生公寓式的新生活團體，出自於無政府主義者“新村”的思想，以互助、學習、共同生活、親身勞動（包括自己燒飯等等）為宗旨；參加者共十六人，多是湖南籍學生，其中也有不少的出色人物。如我上文提到過的易克嶷同學，是一位談吐動人的政論家，他形容和譏諷現實政治之醜態、批評當代新舊人物，無不入木三分。

   羅章龍是德文係的學生，是一位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青年學者，具有謀而後動的素養，是當時醉心於俄國革命的人；他能直接閱讀黑格爾和馬克思等人的德文原著，從德文書刊中較多知道一些俄國革命情形，常在研討時提出他的所知供同住者參考。那位帶有學究氣味、倡導新生活的鄧中夏，常向人一本正經的鼓吹社會改革的大道理，使人感覺到他具有“秀才”和“牧師”的兩種風格。其他參加者也多數在五四運動中顯露過一番身手，各具出色特性。我自己在曦園的一群中算是學生運動中最賣力的一個，他們認為我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實行家，也曾被鄧中夏戲稱為“學生要人”。

   然而我這個“學生要人”畢竟還隻是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仍不願過分卷入政治活動的漩渦裏去。我認為隻有五四運動是我必須參加的一個緊急的愛國運動，其他並不想多所過問。此時我的主要努力還是在完成我的大學學業，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礎。北京學生聯合會仍在繼續活動，對於抵製日貨和聲援十月間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各界救國聯合會的被地方當局壓迫①，以及十一月間福州學生因抵製日貨被日本浪人殺害多人②等事件，活動仍是特別起勁；但北京各學校一般同學在蔡元培所提出的“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的口號之下，大體上已經恢複了正常上課的狀態。同時我自己也一心的上課去了。杜威、羅素幾位著名學者到京講學，更引起我的興趣，我是一個熱心的聽講者。我除了每星期參加一次平民教育講演以外，雖然同學們認為我是學生運動的識途老馬，常要我參預其事，但我總是婉詞推脫。

   十二月間一個寒冷日子的正午，突有幾名警察來到曦園，奔向我的住房來逮捕我。那時我正在廚房輪值燒飯，由於同學的暗示，我知道禍事又臨頭了。我立即用炭灰搽了搽頭部，裝著若無其事的照常工作。那些警察們搜查了一陣之後，失望的退去。這顯然是被我的臨時化裝瞞過去了。到了五點鍾，同住的同學們出去詳細查察，確認暗布在曦園四周的警探們已經離去，才護送我到沙灘北大第一院，把那裏當作暫時的庇護所；因為警探們究竟不敢公然闖進學校裏去抓人。

   我見了蔣夢麟代校長和學生會一些負責人，商量應付的辦法。我們認為警察這次行動，是安福係政府受了日本的壓力，又一次對學生的報複和鎮壓行為。相信列入黑名單要拘捕的學生人數還很多。於是我們決定，為了避免學校再受打擊，所有可能被捕的學生都暫時躲避起來。其中一部分可分赴各地去活動，作為在京同學的聲援。於是我和羅家倫同學以北京學生聯合會代表的名義前往上海。第二天拂曉，我和羅家倫不敢在前門的東車站上車，繞道永定門，乘著城門剛剛打開的時候，溜出了北京城，在那裏的一個小站上搭上火車，悄然南下。

   以租界為中心的上海是比較自由的，租界當局似乎也不願多幹預中國內部的內爭。那時中國內部政局是複雜極了；大體說來，北京政府勢力範圍內直皖兩係之爭日益加劇。段祺瑞和他的安福係控製著北京的政權；總統徐世昌則與直係軍人暗中結納以示對抗；關外的張作霖因不滿段的親信徐樹錚也開始與直係攜手；在段係之下，又有國務總理靳雲鵬與西北籌邊使徐樹錚的權力之爭。在廣州的南方政府，有閑居上海的孫中山先生與七總裁③之一的岑春煊間的爭執；此外廣州還有甚麽掛係、粵係、滇係等等的明爭暗鬥。上海是南北和會會場的所在，也是一般政客、官僚、軍閥進行各式各樣政治買賣的中心。這裏又是全國輿論的樞紐，全國性的民眾團體和全國學生聯合會都設在這裏。因此，各地民眾團體的代表和學生代表也都川流不息的來到這裏。

   那時，反對北京政府並對學生運動表同情的主要有三個派係。第一是孫中山派。這一派根本不承認北京政府。第二是研究係，可以說是北京政府的在野派。第三是直係的軍人和政客。直係中後起之秀、時任師長的吳佩孚駐紮在南北要衝的衡陽，一麵與南方聯絡倒段，一麵發出許多電報同情民眾反日運動，表現得似乎是一個十足的反日愛國軍人。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間我們到達上海。我和羅家倫在全國各界聯合會代表會議席上陳述北京政府壓迫各地學生、禁止抵製日貨、有直接與日本交涉出賣山東的危機，要求全國各界一致向北京政府抗爭。這主張受到國民黨人的反對。民國日報的邵力子和其他國民黨的代表們表示：我們根本不承認北京政府，我們如果向它提出任何要求，都無異於變相的承認它了。我們指出：不承認北京政府和打擊北京政府是可以同時並進的。而且從具體事件反對北京政府，更是動員民眾徹底反對它的應有步驟。但他們堅持立場，而且懷疑我們對北京政府仍有幻想。他們所強調的是與北京政府絕交，全國民眾抗納捐稅等等。其實這種急進的意見，在北京政府的統治區域內實在甚難做到。

   在那個時期，吳佩孚成了時代的寵兒。他與民眾團體互相唱和，且有軍事實力作後盾，這對於北京政局具有甚大影響；也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對象。作為吳佩孚之友的孫洪伊因此成為上海寓公中的有名人物，一時竟有大孫（指孫中山）小孫之稱。但在我們與他多次接觸中，知道他不過是一個舊官僚型的人物；對於我們這種青年並無甚麽吸引力。但吳佩孚所標榜的召集國民大會、和平解決國事、反對直接和日本交涉山東問題、國民籌款贖回膠濟路等主張，獲得了民眾團體的廣泛支持。上海各民眾團體曾在公眾體育場舉行盛大的國民大會，公開致電吳佩孚表示支持，我們也參與了這次集會。一九二○年一月間，北京的學生聯合會被封閉，吳佩孚的主張所召開的國民大會也被解散。

   《時事新報》的總編輯張東蓀那時是研究係在上海的代言人，也與我們有經常的接觸。一九二○年春，戊戌政變的巨子、研究係的首腦梁啟超從歐洲回到了上海。張東蓀約集羅家倫、許德珩、康白情和我等在時事新報館樓上與梁晤談。他敘述了一番歐遊的觀感，語氣之間特別強調學術研究的重要性，並慨歎他二十餘年從事政治運動徒勞無功，表示今後對政治已無興趣。他提出一個五十年文化的大計劃，希望青年學者讚助。我們向他說明被趕出課堂，無法安心研究學業，不得不從事反日愛國運動等等實況，對他專力於文化工作的抱負，自然表示欽佩。

   我們辭別出來，大家議論，認為任公（梁啟超別號）的談話象征著研究係在政治上進退失據的消極性。任公本人在中國文化啟蒙運動中確有重大的貢獻；不過他的改良路線並沒有找到出路。他曾依附袁世凱，也曾做段祺瑞的幕僚，都沒有好的結果。他那種依附實力派，企圖做加富爾的幻想④，到這時大致已經幻滅了。現在再回頭從事於學術研究，成效也許較大；可是當時正是國事如麻，恐怕有點緩不濟急罷！

   我們與國民黨人的接觸較密切，而又是多方麵的。孫中山先生的幾位得力幹部胡漢民、汪精衛、朱執信、廖仲愷、戴季陶、葉楚傖（cāng）、邵力子等，與我們過從頻繁。胡漢民和汪精衛這兩位僅次於孫中山先生的革命要人深居簡出，我們隻有重要事件商談時，前往訪晤暢談一番。戴季陶、朱執信、廖仲愷與我們來往得較為親密和輕鬆，常聚在一塊高談闊論，主要話題往往是新文化運動。戴季陶愛談社會主義，有些學者味。朱執信愛談時事，顯得滿腹經綸似的。廖仲愷似是革命的苦行僧，沉默寡言，老是笑著欣賞別人的高見。葉楚傖、邵力子代表民國日報，出席各種民眾團體的會議，無異是國民黨的公開代表，與我們好像是在一塊共事似的。任民國日報總經理的邵力子，為了克服報館遭遇的各種困難，和籌措經費，老是東奔西跑，忙過不停。任總編輯的葉楚傖，經常過著夜生活，在他那間很小的編輯室裏，伏案工作，為文改稿之外，還愛飲酒做詩。當時全國各界聯合會通過全國工商界抗納捐稅的決議，即是葉邵二人的傑作，我們曾予積極支持。

   一九二○年一月的一個中午，我和許德珩、康白情及一位天津女代表劉清揚同在法租界一間飯館裏便餐，飯後，順步走向法國公園。康白情指著馬路那邊說：“莫利愛路二十九號，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住宅。”許德珩接著說：“我們一直還沒有拜訪過他，現在不妨就順道去看他。”我附和著說：“好呀！我和羅家倫本已商定要在最近幾天去看他，可惜那位大文豪今天卻不在這裏。”他們三人同聲說，那沒有關係，今天我們先去隨便談談，下次再約羅家倫一道去正式請教。於是，我們穿過馬路，走到孫先生住宅門口，向看門人說明來意。他告訴我們，晉謁大元帥須預先約好，沒有預約是不可以的。許德珩似乎有點生氣，高聲抗議：“我們並非有求於大元帥，隻是來拜候，難道沒有預約就不能通報嗎？”許德珩的高聲驚動了正在樓下的廖仲愷，他急步跑出來，將我們歡迎到客廳裏，並即上樓去通知孫先生。

   不一會，孫先生步到客廳裏來了，互相問好之後，許德珩首先少年氣盛的說：“我們素來敬佩孫先生，因為孫先生是平民領袖；誰知門禁森嚴，不肯與普通人接觸。”孫先生若無其事的不置答複，局麵就這樣僵持著。我乃說明：“現在國事糟到如此地步，所以我們今天特來拜訪求教。”孫先生反問我們說：“我願意先聽聽你們的意見。”這樣話匣子就打開了，我們四個人一個接一個的說起來了。有的陳述學生運動和一般民眾運動的情況；有的批評國民黨人對民眾運動的態度不盡洽當；有的指出南北政局都是一團糟，要問孫先生有何方針和計劃；有的甚至表示孫先生隻注重上層的政治活動，攪外交、攪軍隊、攪土匪，對於五四以來的各次民眾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似乎不夠重視等等。

   孫先生對於我們這些青年坦率的說話並不敷衍或示弱，也直率的說出他的意見。他大意說：你們學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動是很好的；你們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們無非是寫文章、開大會、遊行請願、奔走呼號。你們最大的成績也不過是集合幾萬人示威遊行，罷課、罷工、罷市幾天而已。北京政府隻要幾挺機關槍就可以把幾萬示威的學生解決掉。現在，我願意給你們五百條槍，如果你們能找到五百個真不怕死的學生托將起來，去打北京的那些敗類，才算是真正革命。

   我們四個人聽了這一番話，當然更不服氣；同聲抗議的表示：孫先生太小視今日的青年了。漫說是五百條槍，就是五千條乃至五萬條槍，同學們也會托起來的。我更進而指出：“今天的問題是為甚麽革命？如何革命？”許德珩他們三個人又接著以責難式的口吻表示：孫先生也掌握過幾萬人的部隊，何以革命還是失敗了呢？新文化運動反對舊思想、舊勢力，在那裏艱苦奮鬥？學生們赤手空拳不顧生死的與北京政府抗爭，隻因為還沒拿起槍來，就不算是革命嗎？孫先生的看法既然如此，怪不得國民黨人總是說我們對北京政府存有幻想呢！孫先生似乎不僅瞧不起學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又何嚐注意過城市裏的工人、商少、和一般鄉下老百姓的意向？看來孫先生隻注重槍杆子不注重民眾的了。我們中甚至有人這樣說：“新形勢和新勢力的出現，往往不易為人所察覺，如果一位革命領袖沒有看清新時代，不注重一般民眾的動向，恐怕是要落伍的罷！”我也說道：“孫先生是我們所敬佩的人物，請問孫先生，過去的種種挫折原因何在？今日是否應該改弦更張？難道孫先生對今日青年的期待，僅是五百條槍的問題嗎？”

   我們這樣長篇大論連續的說著，似乎使孫先生插不下嘴去。他的表情顯得有些激動，時而有些不以為然的神情，時而也點頭讚賞，在那裏若有所思的靜聽；仿佛要讓我們說個夠。這樣談了三個多鍾頭，我們中有人便說：“現在已過了五點鍾，我們應該告辭了罷！”一直站在旁邊的廖仲愷先生插嘴說：“多坐一會，正談到緊要的關頭哩！”於是孫先生以安祥的態度、緩慢的聲調回答我們所提出的許多問題，仿佛政府負責人在議會中遭受質問，從事答辯。他的那篇頗長的談話，大意是指出下列各點：一、他要學生們托起槍來，不過是希望學生們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他並不看輕學生開會、示威等等動員民眾起來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動，並相信那些行動都有重要的作用。二、他承認我們指責他沒有充分重視學生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他聲稱他很注重宣傳，素來主張宣傳與軍事並重；不過事實上宣傳的工作做得不夠。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眾了解他的主義和主張。三、他敘述他的三民主義和根本推翻北京政府的立場，要求我們信仰他的三民主義；一致合作，共策進行。

   孫先生這一篇娓娓動聽的言論，轉變了這次劍拔弩張的談話氣氛。在座者都麵露笑容。我於是輕鬆的笑著說：“我們學生說話總有點像吵架似的，其實是真誠求教。我們今天談得十分痛快親切。孫先生的意思我們十分讚成；下次再來進一步的請教罷！”孫先生也喜形於色的說：“我很歡喜這次痛快的談話。”於是我們告辭而去。

   我們在離開孫先生住宅、赴一個書商晚宴的途中，大家邊走邊談，覺得這位具有倔強性格的孫大元帥頗能傾聽我們的意見，認為這次談話可能建立今後合作的基礎。到了宴會的地點，已是賓客滿堂。許德珩和劉清揚這兩尊“鋼炮”向賓客們自詡剛才“舌戰”孫先生的經過。詩人康白情更以輕鬆的語調刻劃出當時談話的情景。這曾使在座不滿國民黨的各派人士為之眉飛色舞，洋洋得意；而同座中國民黨的人士則默默無言，似乎有點沮喪。最後我們一致說這次會談的結果極為圓滿，認為孫先生究竟是一位值得敬佩的坦誠的大政治家，那時國民黨人士才笑逐顏開，其他不滿國民黨的客人則又顧左右而言他了。

   在我們和中山先生談話後約十天光景，孫先生又約我去單獨晤談。我應約前往。談了一陣有關時局和學生運動的情況，有一位朱卓文先生來到了。他似乎是負責工人運動的，好像也是孫先生預約來的，經過孫先生的介紹，參加了我們的談話。孫先生的談鋒因而轉到另一個問題，他問我：“聽說你喜歡研究馬克思主義，是嗎？”在我給予肯定的答覆之後，他又說了一大篇話，大意是：社會主義的派別很多，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其中的一派。他在歐洲的時候，與社會主義各派領袖人物都有過接觸，各派的理論他也都研究過。他參酌了社會主義各派的理論，汲取它們的精華；並顧及中國的實際情形，才創立三民主義。他指著一個擺滿了英文書籍的書架說：“我這些書都是講社會主義的，你都可拿去看。”他似乎已知道一些我的過去和我在學生運動中的工作情形，所以向我說：“聽說你在學生運動中很注意民眾運動和工人運動，是嗎？”我告訴他，五四運動時隻是以“救國十人團”的辦法來組織民眾，到了上海之後，才注意調查研究工會的情況。他又闡述他注重工運的道理和事實，並且指著朱卓文說：“朱卓文同誌就是一位工運專家，我們大家可以談談。”

   於是朱先生說了一些他多年從事工運的經驗，並著重指出要工人信仰三民主義，尤其是民生主義，這樣工人運動才有方向。我當時也針對國民黨注意不及之處指出兩點：一是應按產業、職業、和工廠的類別，將工人組織到工會裏來；二是要注重提高工人工資和改善生活等問題。孫先生表示：這些都是要同時進行的要點。之後不久，我們的談話就告結束了。我和孫先生這兩次的晤談，似乎使他對我頗有印象，在以後幾年中，我和他又有過好幾次的會晤，他不隻一次提起這兩次晤談的往事。

   當時我和上海各工會團體都有過一些接觸，其中有一個叫作“中華全國工業聯合協會”，這會裏的職員我大都認識，其駐會理事黃介民也愛談社會主義，與我來往比較密切。該會的理事長曹亞伯是老同盟會會員，忙於政治活動，不太過問會務。他們在我和孫先生談話之後幾天，就邀我參加他們的工作。黃介民提出要我擔任這個組織的總幹事，全權整理會務，並發展組織，以期能夠名符其實成為全國的總工會。他並說明這是孫先生很注重的一件工作。我經過一番考慮之後，也就應允去試試。於是這個組織的理事會正式通過任命我為總幹事。一九二○年三月初，這工會在法租界法國教堂的廣場上舉行全體會員大會，到會的有三百多人，我就在那次的會上發表了就職的演說。

   中華全國工業聯合協會號稱有萬多會員，可是經我實地調查，所謂會員也不過是僅僅見諸名冊而已。實際上隻是這個工廠有幾個人，那個工廠有幾個人，多數的會員甚至不知道是屬於哪個工廠的；也有很多會員根本就不是工人，大概是由一些工頭們因同幫關係介紹參加進來的。至於它的主要業務又不過是用上海工界名義發表通電，表示支持國民黨的某項政治主張而已。我很熱心去了解這個組織，但愈了解得多，愈覺得整理工作無從下手，會中其他職員對此也不感興趣。因此我初期的熱心也逐漸減低下來了。我的職務名義雖仍保留在那裏，但事實上不常去辦公了。

   當年四月間，北京的同學們寫來幾封信，告訴我北京的情形已漸鬆弛，如果我願意北返，大致已沒有被捕的危險。其實，當時全國各地民眾團體和反日運動仍在繼續遭受北京政府的壓迫。四月十四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宣布一次短時間的總罷課，反抗北京政府的壓迫行動。五月六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和各界聯合會被上海法租界當局所封閉。民眾運動和北京政府的對立日趨尖銳化。但另一方麵，當年三月中旬，吳佩孚從衡陽提兵北上，直皖兩係軍閥的衝突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也許是因為直皖衝突吸引住北京政府的全部注意力，這才無暇去對付鬧事的學生。

   我檢討我這次南行的經過，北京學生聯合會給我的使命和我自己認為要做的事大致都已做了。我和羅家倫雖然覺得我們的工作成績不如理想，但我們已竭全力盡了責任。

   五四運動中的一些共事的同學們，多半已離開了學校。在上海的幾位北大學生代表都已畢業，準備出國留學。羅家倫已結束了他的代表任務，在那裏和各方要人及文化界的人士接觸，準備不久到美國去。五四運動中的另一個要角，風流詩人康白情雖無代表的任務，也同我們一道活動。他曾在上海徐家匯一個花園裏舉辦名震一時的踏青會，參加的青年男女二百多人。他為這種交際弄得有點神魂顛倒，幾乎連到美國去深造的事都置之腦後。許德珩是北京學生聯合會最老的一位代表，他雖早已解除代表職務，但仍和我們形影相隨，一塊熱心工作。那時他忙著到各地參觀考察，作赴法留學的準備。不久，我們送他搭了開往馬賽的法國郵船。此外，五四運動中的健將段錫朋、周炳琳等同學也先後赴美求學，路經上海，都曾和我朝夕相聚。隻有我，在北大還有兩年學程，照理自然應該即時北返。

   這些同學們都對我說，我如回到北京，仍會受到黑名單的幹擾無法安心念書；不如和他們一道出國留學。但我仍決定重回北大。我認為北京環境對我雖有困難，但求完成北大的學業總還可能，而且多年相交的師友多數仍在北京，我和師友們所共建的學生運動和民眾工作的基礎，也使我有不忍放棄之感。五月初，我向中華全國工業聯合協會辭職，重返母校。

   ① 關於“天津學生聯合會”及“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一九一九年十月間被地方當局摧殘的情形，鄧穎超所寫《關於五四運動的回憶》（載《五四運動三十周年專輯》第一六二—一七三頁）有較詳的敘述，可以參閱。不過她說那年雙十節天津所舉行的市民大會仍以要求罷免曹、陸、章等為目的之一，則恐係記憶失實。因曹、陸、章已於是年六月十日經北京政府明令罷免。
   ②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的福州慘案是因日本浪人反對愛國學生抵製日貨發生衝突，殺死學生多人日政府因此派軍艦到福州，登陸巡行示威。
   ③ 軍政府的七總裁是：孫中山、唐紹儀、伍庭芳、岑春煊、唐繼堯、陸榮廷和林葆懌。
   ④ 梁啟超曾作《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對於加富爾推崇備至，並說：“吾不必為砂躬怯，舜何人？予何人？有為者，亦若是也。”儼然以加富爾自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