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08 五四運動

           

第七章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就在這樣的情勢下爆發了。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下午七時，“國民雜誌社”循例舉行社務會議；參加者是原有的十多個社員，議程也隻是討論雜誌的出版事務。可是到會者不約而同的談到中國在凡爾賽和會受屈辱的情形，以及曹汝霖等靦顏（miǎn 厚顏）媚日和山東及其他各地人民團體奮起救國等消息，氣氛異常激昂。我首先提議：由“國民雜誌社”發起，約集北京各校同學舉行一次示威遊行。我並且說明：這次示威運動決不可再蹈去年請願行動的覆轍；必定要做得有聲有色，獲得圓滿的結果，時間愈快愈好。這次示威行動的意義是向日本使館表示中國人民的抗議；喚醒民眾，一致奮起，迫使在外交上準備屈服的政府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作為收回山東權益和取消二十一條的範本；並打擊親日賣國首領曹汝霖等人，以伸張民族正義。我這提議立即得到全體到會者的熱烈讚成，大家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有的說北京學生尚無學生會的組織，發動一次共同行動甚為不易，應當乘勢組織各校學生會；有的認為向曹汝霖問罪，應該是這一行動的主要—目標，因為這樣才能具體的表示國民的公憤。

   為了實現這些意見，這次會議以愛國責無旁貸的精神立即決定：由“國民雜誌社”通告北大全體同學，於次日晚上七時在北大第三院大禮堂舉行學生大會：邀請高師、工專、農專、法專等學校派代表或熱心分子參加；討論目前救國應采的步驟。推定易克嶷同學任大會主席；其他“國民雜誌社”的同人在大會中發表演說。我們商定了具體進行辦法，決定向各學校同學展開溝通意見的活動。根據這個決定，措詞激昂慷慨的布告於第二天清晨在北大各公告牌上出現了；同學們群起響應，愛國的熱情沸騰起來了。

   五月三日下午七時，第三院大禮堂中擠滿了人群。北大同學一千多人幾乎是全體出席，其他各校熱心同學趕來參加的也有幾十人。在易克嶷主席宣告開會，說明宗旨之後，我即登台發言，提出我上述的主張。這是我第一次在重要的群眾大會中發表演說，情緒不免有些緊張。我的萍鄉土音又很重，例如“群眾運動”這個重要名詞的發音，就與普通話有很大的區別，不容易為人所聽懂；但還是博得了同學們熱烈的鼓掌。後來一些同學由於這次演說，常親切的笑我“群眾運動”這四個字的發音，“群眾運動”四字，幾乎成為我的渾名。繼我上台演說的是有名的“大炮”許德珩，他的講話具有甚大的鼓動力量。還有同學謝紹敏的當場齧（niè 咬）破中指，在一塊白手巾上血書“還我青島”四個大字，更激起全場的憤慨。大會於是一致決定聯絡各校同學，於次日正午在天安門集合，舉行示威遊行；各校到會的同學們也當場表示熱烈讚成。

   五月四日上午十一時左右，當北大同學在馬神廟第一院集合，準備向天安門出發時，蔡元培校長出來勸止。他沉痛的向我們說，示威遊行並不能扭轉時局。北大因提倡學術自由，頗為守舊人物和政府所厭惡，被視為鼓吹異端邪說的洪水猛獸。現在向學們再出校遊行，如果鬧出事來，予人以口實，這個慘淡經營，植根未固的北大，將要首先受到摧殘了。那位文謅謅的易克嶷同學當場向蔡校長痛陳學生們忍無可忍的內心積憤，懇求校長不要阻止。其他多數同學則頗感不耐，發出“噓”“轟”吵嚷和怒罵的聲音。看看時間已到正午，我即擠向前去，高聲向校長說：“示威遊行勢在必行，校長事先本不知道，現在不必再管，請校長回辦公室去罷。”我和其他幾位同學連請帶推的將蔡校長擁走，遊行隊伍在一片歡呼聲中，蜂踴的向天安門出發了。

   北大的學生隊伍是最後達到天安門的。北京各專科以上學校學生隊伍都如約先行到達了；總共有三千多人。經過簡單宣布遊行的主旨以後，隊伍即浩浩蕩蕩的向東交民巷進發，準備先向日本使館示威。橫幅旗幟是形形色色的，其中主要的是“還我青島”、“廢除二十條”、“懲辦賣國賊”、“拒絕簽字和約”、“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等等。那時東交民巷口軍警密布，我們的示威隊伍無法通過，隻得派代表向若幹外國使館說明示威的意圖。按預定計劃轉赴趙家樓曹汝霖的寓所。

   學生隊伍到達曹宅時，北大同學鍾巍所預先約集好的十幾個同學，率先翻越窗戶進入曹宅，打開大門。大隊同學即一踴而入，到處尋找曹汝霖不獲；適另一親日巨頭、駐日公使章宗祥正在那裏，走避不及，被同學們痛毆了一頓。曹宅的什物也成了同學們泄憤的目標，大肆搗毀，少數同學並乘勢將堆積在宅院中已經搗毀了的什物，放火焚燒。我和其他幾位擔任指揮的同學認為目的已達，於是分頭通知亂作一團的同學們，迅速整隊回校。我們剛啟程離開，大隊軍警趕到，將火勢迅即撲滅了，並並始捕人；未能趕上隊伍的三十二個向學被陸續逮捕。這就是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的一幕。

   這日北大同學們遊行歸來已近黃昏，雖已饑疲交加，但精神仍極抖擻，紛紛議論此後的對策。我們對趙家樓一幕的表演引以為快，但對於三十二個同學的被捕和即將到來的壓迫，深感危懼；幾乎都一致認為大事臨頭，隻有一不做二不休，再無退縮的餘地。我們決定五日上午十時再舉行學生大會，進行組織大學生會及北京學生聯合會，並將這一運動擴展到全國去。

   五日清晨，京畿警備總司令段芝貴（這個老軍閥是段祺瑞的親信，是嚴厲鎮壓學生的實際執行者）為了探聽學生的虛實，派遣他的軍法處長虞維鐸來到北大。虞是一個舊官僚，雖然頭腦頑固，但也不願事態擴大。他來到北大，開始聲勢洶洶，指責學生闖了大禍，聲稱如再不懸崖勒馬，將明令解散學校，鬧事者將被處嚴刑。同學段錫朋挺身與之抗辯，表示學生不怕恐嚇和壓迫，決再接再厲幹下去；如政府不接納學生要求，改弦更張，全國將大亂不已。這個官僚竟為學生們理直氣壯的聲勢所屈，改以較溫和的口吻說了些希望學生不再出街鬧事，安心上課，聽候政府解決等語，就離校而去。

   五日上午十時左右，北大學生大會在十分熱烈的情緒中決定：立即成立北大學生幹事會，並發起組織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的共同組織，要求各校一致參加；推舉段錫朋、方豪為北大學生會參加這個共同組織的代表；並推舉狄君武、羅家倫、康白情、周炳琳、陳劍修、魯士毅、鍾巍和我等分別擔任北大學生幹事會的文書、總務、講演等各部門的工作。

   當天下午又在北大舉行各校學生第一次代表會議，約有二十個學校的代表參加，通過決議：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簡稱北京學生聯合會）。後來清華學校和其他教會學校以及女高師等女子學校也紛紛組織學生會，並先後加入學生聯合會。這樣，這個共同組織就名符其實的包括了北京全部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會。

   這次會議還決定：學生聯合會以“內除國賊，外爭國權”為主旨，提出“收回青島”“懲辦賣國賊”等具體要求；並發表宣言，號召全國各界一致響應。這個代表會議後來根據學生聯合會章程改名為評議會，負責決定政策方針。評議會由每校推派兩位代表組成，其議事程序的符合民主旨趣，以及處事的敏捷果斷，確表現出它是指導愛國運動的重心；所以當時輿論譽之為中國曆史上空前最優良的“雛型國會”。

   這次會議為了迅赴事機又決定：以北大學生幹事會代行學生聯合會執行部的職權；因此，北大就成了這次運動的總樞紐。我這個素來重視平民教育提倡講演的人，也就成為學生聯合會第一任的講演部長；所有學生聯合會的講演團，提倡國貨、抵製日貨、組織民眾團體、發行傳單報刊等實際工作，都由我所領導的這個單位來執行，事實上此後學生會許多轟轟烈烈的活動也以這一單位為骨幹。

   五月四日北京所發生的這件大事，像風暴似的震動著全國；聲勢愈來愈烈，範圍愈來愈大。各大城市的學生們紛紛起來組織學生會，發通電宣言，遊行講演，與北京學生采取一致行動。全國大多數的報紙都連篇累牘的用大字標題刊載這類新聞，並發表評論；認為：這是純潔的愛國運動，是全國人民公意的表現。工商界、各種民眾團體、國內外知名人士，以及海外留學生等都先後響應，支持學生主張，要求政府罷免親日派官員，反對壓迫學生的愛國運動。

   五月七日，被捕的三十二個同學終於釋放了。當時段祺瑞這親日巨頭並未直接執政，雖不願輕輕放過這些學生，但究不能為所欲為。全國輿論都站在學生方麵，親日派顯得孤立了，曹、陸、章三人成為眾矢之的。北京政治圈子裏多數官僚政客，一時為愛國心所支配，也或多或少的同情學生。這一切使總統徐世昌和國務總理錢能訓無法完全聽從段祺瑞的擺布。這樣，安福係、新交通係摧殘學校的計劃不能順利實現，當局不得不釋放被捕的學生，以平民憤。

   然而擁有實力和日本支援的親日派是不肯幹休的。他們痛恨北大，集中目標攻擊蔡元培校長，非迫令去職不可。蔡氏事先雖曾勸阻學生的示威行動，但事後卻完全站在學生方麵，抗拒各種摧殘學生的壓力，對於釋放學生一事，奔走尤力。但他為緩和親日派的憤怒，不願因個人的去留使事態再行擴大；終於五月九日留下告別信，悄然辭職出京①。

   蔡氏被逼出京一事，又進一步激起同學們的憤慨。一般同學認為蔡氏的出走是政府摧殘教育的明證；如果學生不據理力爭，將使親日派氣焰更加囂張，各學校以至整個愛國運動勢必受到摧殘。北京學生聯合會經過多方的奔走呼籲仍無結果之後，不得已乃決定於五月十九日實行罷課，力促政府接納學生的愛國要求，挽留蔡校長，並懲辦曹、陸、章等親日分子。北京各校這一罷課舉動，又獲得了全國各地學生的響應。

   五四運動也影響了那時在上海舉行的南北和平會議。五月十三日，南方首席代表唐紹儀在和平會議上提出了有名的八條件，其要點是：中國不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取消中日間的密約；懲辦負責簽約的親日派；取消參戰軍等。這八條與當時學生愛國運動的主張是一致的，博得了國人廣泛的讚同。

   我所主持的講演部，是各校積極分子薈集的場所，人數極多，單是北大就有八百名左右同學參加，因此對於學生聯合會的決策影響很大。這些參加者分別組成講演團和講演小隊，分布在北京城內外街道、火車站以及鎮集，進行露天講演，宣傳抵製日貨，散發及張貼印製品，並進行組織民眾團體。這些講演團是當時學生活動最重要的一種表現。我們向市民、軍隊、警察宣講愛國反日的道理，毫無顧忌的攻擊北京政府和親日派，造成了人心憤慨、滿城風雨的形勢。

   我們的講演方法也日有改進。有一次我帶著一個講演團在一個街口高舉旗子，發表演說。圍著聽講者約一百多人。夏天的烈日並沒有減低他們聽講的熱情。他們送茶水給我們；鼓掌聲和發問聲此起彼伏；我和同伴們都滿頭大汗，聲音雖已嘶啞，但仍是在大聲疾呼。這種愛國情緒感動了一位在場的老牧師。他等我們講演告一段落後，約我們到他的住所去研討講演的技術。他指出我們的講詞不夠通俗，沒有從人民切身問題說起，也沒有將人民受痛苦的根源和愛國運動聯在一起，因此，我們雖賣了很大的氣力，老百姓卻還不能完全領悟。他具有很大的熱忱，似乎要將他一生傳教的演說經驗一口氣傳授給我們。這使我們大為感動，盡力接受他的指教，來改進我們的工作。

   五四運動也和曆次的反日運動一樣，以抵製日貨為一個重要的節目；這也是能夠在經濟上打擊日本的實際行動。這次在北京發動的抵製日貨運動，學生聯合會與北京商會協議一致行動。我們的講演團對於這件工作非常積極；到處發動“救國十人團”②的組織。這個新興的組織對抵製日貨發生了可觀的作用。團員們相約不買賣日貨，並勸告商店不賣日貨，市民不買日貨，也發生了搗毀日貨的事件。抵製日貨是當局最傷腦筋的一件事。北京政府受不住日本外交上的壓力，更害怕因此引起民眾與日本人的衝突。

   於是當局積極禁止學生講演和抵製日貨等活動。學生方麵因尚希望政府能夠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不願過分與之決裂。當軍警禁止學生講演時，我們講演團的工作就停頓幾天，還將抵製日貨的口號改為提倡國貨。我們出去活動時大多背著一個上書“提倡國貨”四字的布袋，以挨家挨戶推銷國貨的姿態，來執行講演團原來的任務。但這種較溫和的活動也遭到軍警的橫蠻幹涉。六月一日，徐世昌又頒布兩個命令，一為曹、陸、章三人辯護，一為重申禁止學生罷課滋事。學生看到政府是要根本摧毀這一愛國運動，乃激起更大的悲憤。

   六月二日，我所主持的講演部職員會議通過決議：不服從禁令，恢複大張旗鼓的講演活動。這決議立即得到評議會的認可。講演部立即執行這個決議，發揮以身作則的精神，首先由我和十幾位本部的重要職員出發，經東安市場、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門這一帶中心區域、高舉旗幟恢複講演。我們不顧警察的製止，向聽眾大聲疾呼，終於與警察發生衝突。我和其他六位同學於當日下午六時左右被警察逮捕，拘禁在警局的監房裏。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嚐到鐵窗風味。

   我們被捕的消息，像電流似的激起了各學校學生的公憤。使大規模恢複露天講演的決議，執行得更為熱烈。六月三日晨，各校學生分隊出動，布滿北京城內外；講演團的旗幟到處飄揚。“犧牲自由和身體來救國的時間到了”的聲音在人群中傳播著。六月四日，講演人數更為增加。事先已有布置的軍警在這兩天內大捕講演者，結果抓去了近千名的學生。因監獄不敷收容，又臨時以北大第三院做禁閉學生的拘留所。這種壓迫學生的手段引起了北京市民的驚慌和不滿，一部分商店並關閉店門，停止營業，以表示對學生的同情。各女學校的女學生也都跑到街頭遊行講演起來了，城外兵營裏一部分士兵也有響應學生的風聲。軍警當局不得不關閉城門，防止更大混亂。

   北京政府“六三”大捕講演學生之舉，震動了全國。上海、天津等重要城市的學生、商人、工人首先響應，紛紛罷課、罷市、罷工。其他各地也隨著有同樣的表示。輿情鼎沸，舉國騷然。

   顢頇（mān hān 糊塗而馬虎）的當局到此時才認識到事態的嚴重；不得不於六月五日下令釋放學生，並接納學生要求，於六月十日明令將曹汝霖、陸宗輿、章宗樣三人免職。北京政府被逼讓步的事實，更鼓勵了同學們不願輕易幹休的心情。北京學生聯合會通電號召舉國繼續奮鬥，非做到拒絕派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不止。巴黎的中國留學生也同樣熱烈，強力阻止中國代表陸微祥等出席和會。中國代表動在民眾的壓力之下，終於在六月二十八日正式向和會表示拒絕簽字。至此，這具有曆史意義的五四運動是勝利的告一段落了。

   如果我們更廣泛的理解到中國多年受屈辱的經曆和當時的處境，那末我們將更能認識五四運動的重要性。五四運動為歐戰和日本侵略所誘發，直接受著新文化運動的滋潤；在內政上表示了人民的力量，在外交上表示了中國的意誌，使舉世開始認識中國的民意不可輕侮。這一青年運動能夠擺脫過去中國政治惡習的束縛，以嶄新的姿態、近代的思想、通俗易懂的語言文字、有效的組織方法，發揮了它的巨大作用。這是時代的進步，也是中國覺醒的標誌。

   ① 蔡元培於五月九日留書北大教職員學生，其文日：“我倦矣！‘殺君馬者路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十一日北大學生又接其自途中函雲：“仆深信諸君本月四日之舉純出於愛國之熱誠。仆亦國民之一，豈有不滿意於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為國立大學校長者，當然引咎辭職。仆所以不於五日即提出辭職者，以有少數學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於校長之地位以為之盡力也。今幸承教育總長、警察總監之主持，及他校校長之援助，被拘諸生均經保釋，仆所能盡之責，止於此矣。如不辭職，更待何時？至一麵提出辭呈，一麵出京，且不以行蹤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虛套，而促繼任者之早於發表，無他意也。北京大學之教授會已有成效，教務處亦已組成，校長一人之留去決無妨於校務，惟恐諸君或不見諒，以為仆之去職為有不滿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書此以求諒於諸君。”

   ② “救國十人團”的組織是北大事務主任李辛白先生在五四時所首先提倡的。他與蔡元培、李石曾、李大釗等友善，有革命實行家之稱。他獨自出資刊印十人團章程，出版《新生活周刊》，號召人民按十為單位組織起來，由十而百而千而萬，迫使政府不得不尊重人民愛國要求，並致力平民生活狀況的改善。這方案為學生會所接受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