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07 救國第一

                       

 第六章  救國第一

 

    歐戰期間，日本獨霸東亞侵略中國的野心，日甚一日的付諸行動。它為了實現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條要求，多方幹預中國內政、企圖在北京製造出一個親日政府，這使擾攘不安的中國政局更行混亂，也使中國人民的反日怒潮洶湧澎湃起來。新文花運動以內部革新為主要標誌，也曾引起新舊之爭，反日則是當時愛國運動的主要內涵，又使人們不計思想分歧，趨於團結。“救國第一”的呼聲喊了出來，成為五四運動的前奏。

   袁世凱雖然死了，但他所培植的北洋軍閥勢力，依然統治著北京政府。段祺瑞繼袁世凱而當權，其資望實力不如袁世凱，而專橫跋扈則殊不少遜。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段祺瑞明令對德奧宣戰。這件事他與日本早有默契。日本企圖在共同參戰的名義之下，進一步控製中國。段則企圖在這一名義之下，擴充他的軍事實力，以獲得財政上的支持。一九一七—一八年間，段氏先後向日本借款近一億五千萬元，借款條件於中國極端不利。

   當時一般青年憤恨日本的侵略，對於段祺瑞的親日賣國行為，尤為切齒。可是他們目擊現實政治的混亂腐敗，多表示鄙薄不願與聞，即對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黨，也因其內部混亂及反日麵目的不夠鮮明，不寄予甚大的希望。雖然青年們覺得反日愛國為不可放棄的天職，可是沒有組織，發動不起來，甚至有些人懼怕會因此卷入現實政治漩渦中去。一部分青年從事新文化運動，也有不多談現實政治的傾向。

   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留日學生因抗議中日東京會議所簽訂的《中日兩國防敵協約》，被日本警察逮捕多人，激起一千多個留日學生罷讀歸國的事件。其中一部分人回到北京，痛陳在東京受辱的情形，引起北京學生的廣大同情。少數熱心同學發起，在北大第三院舉行學生大會，聽取歸國留日學生代表報告，並商討響應辦法。五月廿一日，北京各大學一千多學生和少數天津學生代表結隊向總統府請願，反對這一協約的簽訂。同時以反對向日借款、取消二十一條、收回山東權益等為請願的更廣泛目標。這次請願是十分溫和的，類似康有為的公車上書，由四個代表捧著請願書，恭而且敬的求見總統。我們大隊學生則在新華門外肅靜等候；既沒有人演說，也沒有標語口號，市民也不知道學生們在做甚麽。這次請願毫無結果，四個代表並未見著徐世昌總統，僅由其秘書代見，答應將請願書轉陳。四個代表步出總統府向大隊約略報告數語，大夥兒也就跟著朝回走。當時我身曆其境、真是覺得太不夠味。幸好有一位天津學生代表郭隆貞女士在總統府門前大哭大鬧一頓，表示抗議，才顯示了一點熱烈的情緒。

   因為受了那次請願的刺激，我和少數熱心分子常向同學大聲疾呼的指出：北京的學生死氣沉沉，有類於冷血動物，愛國熱情固比不上留日學生，甚至比之天津一個中學女生郭隆貞也大有遜色。這種說法普引起大批同學的共鳴。然而當時北大同學對於救國的意見並不完全一致，大體有三種看法：第一，不少同學主張由愛國人士逐漸展開活動，獲得人民支持，將來這些愛國者能進入國會，掌握政權，形成政治上的新風氣，救國才有辦法。第二，醉心新文化運動的人物認為還應當加強新文化運動，才是救國的正當途徑。第三，一般急進的同學們，包括我自己在內，則認為應當從事徹底革命，推翻親日派的統治。同學們往往成群的聚集在寢室裏辯論這問題，而我的房間也是這風暴的一個中心。結果大致得到“救國第一”的結論。我們認為救國運動是全體同學應該參加的，救國高於一切，從最守舊的人，直到最急進的無政府主義者都應一致奮起“救國”。

   既然要救國，就要組織一個團體，發行一種刊物，作為行動的第一步。當時這種組織小團體的想法頗為流行，不少有抱負的青年人都想藉以一試身手，登高一鳴，於是我和一些同學們發起組織一個“國民雜誌社”，參加這個社的有一百多個同學，多數是北大學生，北京其他高等學校也有少數活動分子參加。我們籌備出版一個名叫《國民雜誌》的月刊。我自始即被推擔任發行工作，忙著向社員募集經費、經理出版、發行等業務。這月刊於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創刊，大約出了四期，後來因為五四運動的爆發，社員們都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無暇兼顧出版事務，因而停刊了。

   國民雜誌社的社員們都是狂熱愛國的人物，後來成為五四運動的發動者和組織者，但他們對新文化運動的意見卻有紛歧，並常因此引起爭論。大別之可分為三派：一是少數的保守派，以陳鍾凡、黃建中為代表，主張保存國粹，反對白話文；二是幾占半數的調和派，以易克嶷（ｎì 幼小聰慧）為代表，他是國民雜誌社的主要發起人，提倡一致救國，同時也是一個新舊學說並行、東西文化並重的調和論者; 三是與調和派幾乎勢均力敵的急進派，我和許德珩（héng）常是這派的發言人，我們主張革命救國，同時擁護新文化運動。

   我是國民雜誌社的一個要角，很起勁的為它服務，但因上述內部意見的紛歧，已經感覺不滿足了。我在歐戰結束的時候，與當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先生來往密切起來了。由於他的影響，使我增加了對於社會主義的興趣，同時與無政府主義者黃淩霜、區聲白等同學也來往較密。中文版的無政府主義書刊如克魯泡特金、巴枯寧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獵過。我腦海中又增加了一些改造社會，到民間去等等觀念，於愛國狂熱之外，還有點社會革命的意味。

   由於這種理想的推動，我於是又與鄧中夏、羅章龍等同學，組織了一個平民教育會。這個會標榜社會改造，主張從平民教育入手。最初參加這個會的有北大等校六十幾個同學，其中多數是沒有參加過國民雜誌社的，也有些就因不滿足於國民雜誌社的單純愛國，而偏重於社會改造一途的人們。當時這種提倡社會改造的小團體也正盛行，“工讀互助團”就是其中主要的一個，在那裏打著“試驗新生活”的旗號，尋找烏托邦式的生活方式。

   這個平民教育會雖然沒有無政府主義者參加，但它的成立，確是由於受到了無政府主義者所鼓吹“到民間去”口號的影響。後來這組織得到學校當局的讚助，改組為北大平民教育演講團，設有北大平民講演所、平民夜校等組織。北京其他各校也有同樣的組織。參加這組織的人均被派往北京城郊各區去從事街頭講演。不久我們又得到北京市學務局的讚助，供給我們廣布在北京各區的通俗講演會場，趁為我們排好每星期的講演時間。我們所采用的大半是“國民救國”、“平民疾苦”、“大眾文化”之類的新題目，頗具吸引力，聽眾也逐漸增加起來。我們每星期還分組去訪問貧民窟，查詢貧民受苦的情形，附帶也做些救濟的工作。這些新奇事也使我獲得一些接觸貧苦人民的經驗。當時北京各報刊所發布的平民實況等消息，多半就是這組織的參加者和同情者所供給的。這組織還決定，會員們每屆寒暑假回到各省各地，都要發展這樣的組織和工作。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歐戰結束，中國似乎也是一個對德宣戰的戰勝國。當時各戰勝國大事宣傳說這是公理戰勝強權。北京也在慶祝戰爭勝利，並將克林德碑拆毀，移置中央公園，改為“公理戰勝碑”。我們曾參加這一慶祝大會和奠基典禮，也曾為之興奮。“強權即公理”的現實，似乎開始有了些修正，中國將因此有轉弱為強的機會。在天安門舉行的歐戰勝利的慶祝大會上，蔡元培先生的講演題目是《勞工神聖》。李大釗先生講演的題目為《庶民的勝利》，還有一位學生代表的講題是《法國革命與俄國革命》，公開讚揚俄國的革命是二十世紀的革命，是中國一般平民所應當效法的。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凡爾賽和會開幕。美國威爾遜總統事先發表了一些演說：提倡國際聯盟和無賠償、無割地的和平理想，並於一月八日向國會演說，提出有名的十四點主張，強調民族自決。當時中國一般青年對於威爾遜總統這種主張十分景仰，一致推崇。美國又讚成中國收回山東的權益，自然更為中國人所樂聞。

   可是消息傳來，和會的情形是一天一天的不利於中國。中國以參戰國的資格提出了取消列強在華特權的七個條件，和會根本不加考慮；取消日本二十一條的要求，也未被列入議程；山東問題更因日本與英法早有秘密協定，四月中旬由和平條約一五六、一五七及一五八等三條規定，將德國在山東的掠奪物，完全轉讓於日本。威爾遜總統雖然表示過反對，但為勢所迫，拋棄了他對中國的諾言，也公開妥協了。而日本侵略中國的手段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它在巴黎和北京施展出外交上的伎倆，造成不利於中國的形勢，企圖使北京當局接受和會關於斷送山東權益的條件。這些事使北京的學生們為之大嘩。我們充滿了失望與憤慨的情緒，美夢方覺，一致認為：世界上那裏有甚麽公理？中國人除奮起救國以外，已別無他途可循。

[大洋彼岸洋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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