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06 新文化運動

    第五章 新文化運動 

   一九一六年十月間，我經上海第一次到達北京。

   作為首都的北京，規模宏偉，氣象萬千。天安門、紫禁城、中南海、天壇，和許多巍巍的宮殿大廟、王公府邸、紅牆綠瓦、雕龍繪鳳，不愧為舊式建築藝術的結晶，卻也標誌出帝王時代的景象。每月初一、十五，許多坐著轎車、戴著大紅頂子的過氣王公大臣，依舊待漏（百官清晨入朝，等待朝拜天子）神武門，向遜（放棄，退讓）清皇帝溥儀朝拜。旗人男女們相見時打千（清代男子通行的請安禮。行禮時右手下垂，左膝前屈，右膝後彎，上體略前傾）問安，洋車夫滿街叫喊著“老爺、太太”。大商店對顧客恭敬迎送，氣派十足；這一切都是封建積習的殘存。

   東交民巷儼然是北京城內的一個特別區；其中使館、銀行、洋行等等大廈林立，四周築有兵營，由各國軍隊分區把守，象征著列強勢力在中國的地位．尤其是克林德碑矗立在哈德門大街，不免使人觸目驚心，回憶起庚子義和團事變的慘痛往事。掛著中華民國招牌的總統府、國務院、國會等機關，散設各處，保留著過去的衙門習氣，並沒有甚麽新氣象的表現。北京確是五光十色，古今中外，漢滿蒙回藏的特色，各有陳列。如果說他是中國的縮影，卻也不十分恰當；在我這個南方人看來，它究竟更富有北方的風趣和保守的色彩。

   北京大學（ 京師大學堂係北京大學的前身，創設於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由孫家鼐首任管學大臣，學生都是“進士”、“舉人”出身的各京曹，所以充滿了衙門的氣味。宣統元年（一九○九年）十一月籌辦分科，設經、法、文、格致、農、工、商七科。民國成立，改稱為北京大學，由嚴複、胡仁源先後任校長，至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胡仁源赴美，始由蔡元培繼任校長。這是中國一間最早由官辦的正式大學。）靠近皇城，其旁還駐紮著粗獷（ guǎng ）武夫張勳的少數辮子軍。北大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成立雖早，但設備仍極簡陋。教授多是一些老八股、洋進士之類。其中著名的有拖著長辮子的辜鴻銘，和以國學見重於時而為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劉師培等人。同學們還多少有一點以“舉人”“進士”自況，其中也有一些所謂風流名士的人物。學術在他們心目中不是裝飾品，就是獵官工具。當時各地學校乃至北京城裏的其他一些學校，多少已流露出一些近代的新風氣，而北大卻有點古色古香，特別守舊。

   一九一六年秋，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長，北大的風氣才為之一變。他注重提倡學術，不聲不響的下工夫，一心一意想將古老的北大變成現代的最高學術機構。他加聘了許多新教授，如提倡新文化的陳獨秀、胡適，文學家錢玄同、魯迅、沈尹默、沈兼士，社會主義者李大釗，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李石曾，國民黨要人高君武、王寵惠等著名人物，先後薈聚一堂，講授他們的獨到之見。北大就在蔡校長這種兼容並包、學術自由的政策下，做學問求知識的氣氛日漸濃厚起來。

   同時北大的新學生也在大幅增加。那時北大采取“預科三年、本科三年製”。我被編入理工預科一年級第三班上課。我住在北河沿第三宿舍。宿舍裏每間房子都住了好幾位同學，大半是新舊同學挾雜著住在一塊。我首先接觸的，是同學中新舊觀念和生活習慣相互抵觸的現象。我房間裏的八位同學中，有兩位是即將畢業的老學生。他們辦小報、做詩文、捧女戲子，往往深夜喝醉了酒回來瞎鬧一陣；表現出高年級生的自傲心情，並不理會低年級學生的抗議。結果，多數新來同學一致奮起，強迫那些自傲者遵守宿舍的規章。

   北大在我初去的時候，還顯得很有點亂七八糟。教授與學生之間沒有甚麽聯係，除上課之外，彼此不相聞問。學生各行其好，極端自由。在這個時候，新風氣開始抬頭了。低年級的學生譏諷老學生的老爺派頭、名士作風和守舊習氣；我們要求注重公德、努力學習；反對獵取功名的做官觀念；提出學以求知、學以致用、學以救國等見解。這是北大一個極重要的轉變，與蔡校長的改革政策是互為因果的。

   一九一七年春，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他所主編的《新青年》月刊也在我們學校中和書攤上買得到了。這刊物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創刊。但北大同學知道這刊物的非常少。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適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上發表了一篇《文學改良芻議》，接著陳獨秀在次一期上又發表了一篇《文學革命論》，才引起同學們廣泛的注意。白話文易於以淺顯通用的語句，自由而確切的表達作者所見，又便於多數人閱讀，比之文言文的多所拘束，好像是文字上的一次放足運動。當時胡適謂為“活文學出現”，陳獨秀更高舉文學革命的大旗。這樣就展開了新舊文學的大論戰。

   我在北大同學中是最先擁護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我這個一年級生，最初是埋頭於功課，成績還算優良。我和當時的許多青年一樣，以不甘落伍、力求上進的新時代青年自命，除了功課而外，還經常愛讀《東方雜誌》、《大中華》等刊物，希望從此探究出一些救國治學的新門徑。一九一七年春我看到了《新青年》，一眼就覺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內容，覺得的確適合當時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時喜出望外，熱烈擁護，並常與反對者展開爭論。當時同學中尊重孔子學說、反對白話文的還占多數。無條件讚成新思潮、徹底擁護白話文者雖占少數，但他們具有蓬蓬勃勃的熱烈精神。新舊之爭，就在課堂中、宿舍裏到處展開著。在爭辯之中，守舊論者的論據漸漸動搖起來了，不少的同學陸續轉變到讚成新文化運動方麵來。新文化運動在北大就這樣一步一步的站穩了它的陣地。

   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日漸擴大，所提倡的科學與民主，風靡一時，是繼康有為（康有為的《大同書》在一九一三年陸續刊登於《不忍雜誌》，主要主張為破除國界、毀滅家族、取消私有財產，以進人類於大同的世界，這在當時不能不說是最急進了。中華書局有單印本。）的大同學說（康有為把人類曆史發展視為一個在總體上不斷上升的過程，把對大同理想的追求從歌頌過去轉向了放眼未來，並在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的弊端、借鑒空想社會主義學說的合理內核的基礎上，誕生了中國人探索人類社會發展走勢的第一部社會主義著作——《大同書》）、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之後，又一高舉起來的革新旗幟。《新青年》的發行數量也增多了，每期出版後，在北大即銷售一空。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陳獨秀又主辦了另一政治性的新型刊物——《每周評論》；一九一九年一月，北大同學傅斯年、羅家倫等出版響應新文化運動的《新潮》月刊。這在當時被視為《新青年》的兩個衛星。此外，上海、北京等地有些著名報刊也在響應這一運動，而各地新生的小型文藝刊物和文學團體也開始滋長起來了。

   社會主義運動也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而活躍起來。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產生較早，其活動亦較為顯著。一九○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李石曾、吳推暉、張靜江等就在巴黎創辦了中文的《新世紀》周刊向國內宣傳無政府主義，後來蔡元培也成為其中的要角。到了一九一七—一九年間，在北京、廣州等地，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增加起來了，其所發行的小型刊物頗為流行。他們保有無政府主義者的各種特色，也積極支持新文化運動。此外，一九○六年同盟會的《民報》曾發表過朱執信節譯的《共產黨宣言》；同時，宣揚社會主義的文章，也往往見之於其他小型刊物。辛亥革命時江亢虎曾組織“中國社會黨”從事政治活動，後來因遭受壓迫，漸漸默默無聞。經過一段消沉時期，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歐戰告終，俄國革命的影響進入了中國，社會主義的思想才重新抬頭。當時《每周評論》、《新青年》和上海的《星期評論》等刊物常登載一些介紹馬克思學說和同情俄國革命的文章。

   新思潮像一股洪流到處泛濫，也侵入到我的家庭。我到北京以後，每星期都將我閱讀過的報刊和少數新書郵寄給我的父親。後來我所寄去的書刊就多是《新青年》這類的東西，其中甚至有無政府主義者的刊物。我還常寫信向我父親鼓吹新思潮。父親保持了約一年的沉默，來信中絕不表示關於這方麵的意見。後來他終於開腔了，信中長篇大論的反對新思潮，尤其譏諷白話文，並主張保存國粹。這樣就引起了我們父子間各執己見的辯論。

   新舊衝突不僅限於思想方麵，還演化到具體的事實上來。一九一七年春，我家庭代我訂了婚。這是我祖父的主張，父母隻是讚成而已。他們依照習俗，代我找了一個門當戶對的未婚妻，事先並沒有征求我的同意。我曾去信表示反對，大意是：那個成為我未婚妻的女子也許是很合適的，但我根本不認識她。後來，在我與父親通信辯論新思潮問題的時候，又提出這一問題，並堅決主張解除婚約，這使父親大感困難，這僵局後來由我親戚從中調解，婚約終於解除了。

   我父親於一九一九年春來到北京。我每星期都去看他，照常送給他一些書刊。彼此敘起家常來一樣是很親熱的。父親知道我已是一個活動的急進分子，常在慈愛的神色中表示不以為然的神情，但不再提起解除婚約和新思潮的問題。父親在北京住了一個短時期即離京南下。我送他到車站，並誠懇表示：父親素來是謹言慎行的，兒子卻願與舊社會宣戰。父親為了立身處世的方便，對兒子的所作所為不妨采取不負聯帶責任的態度。

   父親聽了這些話後，表現得有點難過，保持沉默。我們父子就這樣告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