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05 初識革命黨

  第四章 初識革命黨

   一九一六年七月間，暑假開始，我到浙江象山縣去省視父親（他原任法官多年，那時任象山縣知事）轉回上海，投考北京大學。那時袁世凱已死，北京情形有些好轉，我所仰慕的蔡元培先生於數星期前被任為北大校長，我想像北大可能有一番新氣象，因而決定去投考，父親也積極支持。由於我二叔的介紹，在上海與革命黨人葉伯衡先生同住。在這段時間裏，我每天都與革命黨人在一起生活。

   葉先生住在法租界八仙橋那雜亂擁擠的首善裏內一幢住宅的前樓。屋內陳設簡陋，除了幾件破舊的家具，棕棚床上隻有一張破席；桌上亂七八糟的堆著書籍報紙。他穿著破舊，道貌岸然。他看了我叔父給他的介紹信以後，對於我的到來，顯得在高興之中又有點為難的樣子。他親切的告訴找，他是在過著革命黨人窮苦而危險的生涯，對於我這個準備投考學校的學生是頗為不便的。他要我另找地方居住，以便安心溫習功課。我說我喜歡革命黨人，也樂於嚐試這種生活的味道。他高興得笑起來了，於是張羅來一張床，殷勤的招待我這不速之客。

   一九一三年贛寧討袁之役以後，袁世凱對革命派一直大肆壓迫；國民黨確也遭受到嚴重的摧殘。不少意誌不堅的黨人，脫離了革命陣線而消極起來了；有些甚至投靠袁世凱。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孫中山先生為了重整革命陣容，將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加入者均須按手模宣誓服從孫先生。知名人士多因此不願參加，革命陣容頗有混亂。那時雖是在雲南起義之後，但孫先生的忠實信徒們薈集在上海法租界的仍是不少。袁世凱雖死，他的黨羽還是繼續在上海壓迫革命黨人。

   那位葉先生看來也是中華革命黨的一分子。他首先告訴我，袁世凱雖然死了，但是他的爪牙在上海仍然是很猖獗的。他要我立即將英法兩租界交界的路徑弄清楚，因為陸建章（袁世凱的特務頭子）那殺人魔王派來的許多下屬都住在英租界，他們不敢在法租界鬧事，往往將黨人騙到英租界去，再用綁票的方式加以逮捕，如果被逮捕去了，那就有殺頭的危險。他特別警告我不要常和革命黨人一同在馬路上行走；尤其不要和他們一同到英租界去，以免意外。

   他向我描述他在上海生活的情形。他困處在法租界，衣物都典盡當光了；有時甚至沒有飯吃；向朋友借貸更是常有。他告訴我，亡命在法租界的革命黨人有的窮得連長褲子都沒有了，往往兩三人共有一條長褲，彼此換著穿出去。但幹起革命來，還是頂有勁的。他笑著說，他也快窮到連褲子都沒得穿了。我聽了這些話，對於革命黨人艱苦奮鬥的精神，不禁油然而起同情敬佩之心。

   到葉先生住所來聊天的革命黨人是常有的，我也常隨同他去拜訪他的革命朋友。那些人大半是江西、湖南、湖北等省人，幾乎個個都是十分窮困。其中有些後來在國民政府中位居顯要。我那時和他們晚上赤著腳在法租界馬路上納涼散步，有時買些便宜的酒食，回來享樂一番。幾杯下肚之後，他們便大發牢騷，暢談時事，他們痛恨袁世凱及其黨羽，毫不厭倦的敘述袁世凱及其家庭的一切醜史秘聞。

   對他們的議論聽得多了之後，我也曾發出一些問題。我曾問：袁世凱和他那一群軍閥既然這樣可惡，革命黨有甚麽辦法對付呢？回答往往是：我們有孫先生領導革命。我又問：如何革命呢？回答往往是：運動軍隊，聯絡會黨，用手槍炸彈對付。當我問到革命成功之後又如何？他們的回答總是不一致的。特別當我問到對於日本企圖滅亡中國的事，革命黨持何態度時，他們總是側重指責袁世凱的賣國。這一點使我覺得他們對於日本的侵略似無足夠的重視。

   我和葉先生同住了一個多月，主要是在那裏準備功課，應付考試。葉先生這個人有點崖岸自高（兀傲孤高，不知謙卑），落落寡合（不合群,和眾人合不來。落落：疏闊孤獨的樣子），對革命也不免有些不得意的牢騷。不久，他得到書法大家清道人李瑞清的讚助，到印尼椰加達一間華僑學校去教書了。從此，我再也沒有聽見他的消息。

   這時候，我一位奔走革命、擔任過革命軍團長，經年未見的表兄杜君來到了上海。他和另外七個青年同住在一間旅社的一個小房間裏，大家睡在地板上，真像沙丁魚一樣。我們異地相逢，特別親熱。表兄要我等葉先生走後，搬去和他同住。我很高興的答應了。於是那個小房間裏又多了一條沙丁魚。

   那八位和我同住的青年軍人是從武漢、長沙、萍鄉一帶來的。袁世凱死了，討袁戰爭結束；他們的軍事活動也已奉命停止。上海孫中山先生的總部派他們暫到日本去學習，待機活動。他們每領到一些旅費，就大玩一陣。他們熱情充沛，天真活潑，最愛高談自己的英勇往事，顯然有點目空一切，而追求醇酒美人也是他們特別起勁的事。我雖和他們同住，但在興趣上並不與他們同調，我喜歡逛書店、瀏覽搜購愛讀的書刊。我有時向他們打趣似的說：“你們這些英雄好漢，為甚麽不鑽鑽書本？”他們往往這樣表示：“隻要孫先生做大總統，一切就都有辦法了。”

   他們的行期並不確定，隻要船票到手，說走也就立時走了。果然那天下午我從書店歸來的時候，他們已全體上了船。我表兄留下了一封信給我，大意說因趕著上船，不能候我回來，又因袋裏業已空空，隻有借用我箱中的大洋和衣服等以渡難關，日後見麵時再行奉還。我打開箱子一看，我的一百餘元，僅剩二十元了，衣服也被拿走不少，他們還把一些不要用的東西塞在我的箱內。表兄的這種舉動，正是當時一個落魄的革命軍人不拘小節的本色。

   我已考取北大，可是要去北京，旅費已感不足，隻得再回到父親那裏去補充行囊。在這兩個月的時間內，我闖入了法租界革命黨人的小天地中，其中充滿著革命的理想主義和豪邁不羈的浪漫色彩。冒險犯難、樂觀活潑、共患難、同禍福，是這個圈子內所珍視的品德。我當時受到這種氣氛的影響，認為這種革命的精神，若再輔以學識和遠見，將無事不可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