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隊
一介教書匠，酷愛自家鄉；寓居多倫多，桑梓永難忘。
第二章 萍鄉小學校
一九○八年春，我前往到距家一百裏的萍鄉縣縣立小學堂讀書，開始了我童年生活的另一頁。
萍鄉小學堂是在廢科舉興學校之後才成立的，學校主持人是本縣的一些著名的宿儒，他們往重讀經，管理學生也很嚴格；尤其不讓那些“異端邪說”侵入到學生們的腦中；他們希望每一個學生都成為循規蹈矩的“方正之士”。可是學校中擔任科學常識一類課程的先生們，多是一些青年新進人物，他們的想法與那些主持人的觀念不盡相同，很注重讓學生們了解一些新事物。因此，在學生的腦海中，不僅有孔夫子，也有拿破侖、華盛頓、牛頓、瓦特和盧騷等等。學生們確信地球不是平麵的，而是球型的；聖人不僅出在東方，也出在西方，而且他們之間的學說也並不是一致的。中西文化的激蕩情景，在我們小學堂裏就是這樣開始的。
滿清政府為了鎮壓這區域中可能再度發生叛亂，在本縣增設了一個兵備道衙門，派來了一個新道台，建築了新道台衙門和新的兵營，並加派了一隊新式的洋槍部隊，駐紮在城內及其附近各要隘。這批新官新兵的到來，橫行霸道，人民負擔增加，地方紛擾百出。這兵備道還經常出些鎮壓造反的告示，也有過殺革命黨的行動，這類事曾被一些同學們認為是滿清王朝的垂死掙紮，表示痛恨。
離萍鄉縣城十六裏的安源煤礦，是從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起由德商創辦的。隨之，萍鄉安源間的鐵路於一九○五年延長到湖南的株州，不久延長到長沙。交通和礦業的發展引起了社會上許多變化，其中最顯著的是洋貨店成為縣城裏的最大商鋪，洋布、洋油、洋釘等貨物逐漸向四鄉推銷，使一般手工業受到重大的威脅。
在落後區域中新式企業和舶來品的侵入，往往要引起舊勢力普遍的反抗，這在萍鄉也是如此。當時形形色色的謠言在縣城內和鄉間傳播著，不是說鐵路破壞了風水，弄到祖宗墳墓不安，就是說每天要用小孩子拋入火車頭的煙囪中去祭祀，火車才能行走，煤礦礦井的煙囪每天也一樣要用小孩子的肉體去祭……。這些謠言顯示出當時一般人對於火車煤礦這類新事物的痛恨心情。
至於洋布、洋油、洋釘等也同樣視為可惡的時髦。當我從縣城裏穿著洋布時裝回家時，我祖父見著怒不可遏；我父親從上海帶回來的洋燈和其他洋貨，也同樣是老人們看不順眼的。他們根本就討厭洋貨，也不喜歡他們的子弟那種趨時棄舊的舉動。他們仍是讚賞蘇杭出產的大花綢緞那樣的珍品，對於呈現在他們麵前的這些變化，歎惜“人心不古，世風日下”！
可是我學堂裏一位聰明的地理教員黃先生卻有不同的見解。據他看來，火車固然奪去了許多跑腳力的、抬轎子的、劃般的人的飯碗；機器煤礦固然打擊了許多土式小煤礦，洋貨固然排除了土產，但是厭惡咒罵又有什麽用呢？中國再不能閉關自守，中國要自強起來，並不是鐵路礦場洋貨不好，而是要中國人自己能製造機器管理企業就好了。我們學生目擊火車、礦場、洋貨等新事物的優點，再也不會附和舊的觀念，而對於像黃先生這樣的議論更是日益傾倒。
反對舊的、腐敗的和不合理的東西，中國必須富強起來，以及中國人不再做東亞病夫等觀念，大為新進者所向往。小腳、鴉片、迷信、官廳，是當時最受攻擊的四大對象。婦女纏足是中國由來已久的惡習，當學生們看見他們自己和別人家裏強逼女孩子包腳時往往會跑去大吵大鬧一番。聲言這是虐待女子，其禍足以弱種亡國。吸食鴉片煙的人在萍鄉雖不算多，但學生們偷著去毀壞親友們吸鴉片用具的舉動，也是發生過的。打廟宇、毀神像、反對向泥菩薩求藥方、問吉凶等類的事，更是轟轟烈烈的排演著。學生們常常因此與一般善男信女發生齟齬。衙門官吏差役的那種作威作福，魚肉鄉民的凶狠樣子，是青年人看不順眼的，常借故去嘲弄官吏，故意損害衙門的威信。這一切的一切，可說是一種初期的社會改革運動。不過還沒形成廣泛的有組織的行動，往往隻是一哄而起的鬧上一陣而已。
反對蓄辮子，是反對滿清政府的富有民族意識的重要象征，也是青年們特別起勁的事。一九○八年十一月間，光緒慈禧相繼去世，我在辮子上戴著一條白布的孝帶，從家裏回到學堂，曾大受同學們的嘲笑，因此我不得不把孝帶立刻除下來。那時同學們不僅反對為帝王戴孝，而且根本討厭辮子。他們起初說辮子會弄髒衣服，不好看又不方便，後來就簡直咒罵為豬尾巴，甚至暗中指它是滿清奴仆人的標記。
一九○九年的一個晚上，我們學校裏有幾個同學準備了幾把利剪，首先剪去他們自己的辮子，預備把全體同學的辮子一齊剪掉，如果有可能的話，還預備乘學監（即校長）和所有教職員睡覺的時候，也偷偷的把他們的辮子剪掉。在他們有趣的想像中，大概是想看看全校四百餘拖著辮子的師生忽然沒有“尾巴”了的奇景。結果他們隻剪了二十九個同學的辮子（連他們自己在內），就被發覺禁止了。當時學監舍監們對於這件事憂傷得如喪考妣，認為這是反叛的行動。他們更覺得自己是犯了教導無方，形同叛逆的重罪，恐懼著他們的腦袋有些靠不住了。
我們學堂是屬於萍鄉教育會管轄的，所以教育會的會長對這件剪辮子的事要負最高的責任。這個會長名叫喻兆藩，翰林出身，曾做過浙江布政使，是一位著名的官員，那時丁憂在家，致力本縣教育事業。這位老先生聽到這個壞消息，連忙從鄉間趕到學堂裏來，非常沉痛而嚴厲的向學生們訓話：“剪辮子就是造反，決不許可。”這位會長與我家有親戚關係，還特別向我和其他幾個也是他親友的子弟們嚴加告誡，表示他深切關懷的意思。好在這位滿清官僚和官廳來往很密切，神通不小，經過他的多方疏通，這宗禍事才算彌縫過去了。剪了辮子的二十九個學生各記大小過各二次，隻差一個小過就要開除學籍，而且限製他們在學堂內蓄起頭發，恢複辮子後才準出外。從此以後，學堂的管理是更加嚴格了，學堂當局想盡種種方法，不讓“異端邪說”再行侵入，不許學生談論時事，隻是專心致誌於經典的攻讀。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少數教員和一些親友中，得到一點有關變法維新和革命排滿的消息。一般說來，外間的新書刊是不容易進到這個區域和我們學堂來的，但同學中也有人偶然得到一些從上海、長沙來的片斷的違禁書刊。偶然得著了，那我們就如獲至寶，暗中傳閱，交頭接耳的傳說開去。
一般青年的思想是在從一點一滴的社會革新，走向更急進的政治改革方向去。日本明治維新、甲午一戰，中國屈膝，繼之乙巳又敗強俄，這種維新強國的例子，確給予了當時積弱的中國的青年們以莫大刺激。他們痛恨滿清政府的頑固守舊，腐敗不堪，將釀成亡國滅種之禍。如此痛心國事的感觸，已為一般青年所共有。
可是天下事，在同一時代背景，同一設想之下，卻往往會產生不同的結論，當時維新論者認為效法日本的維新立憲，就可以自強；而革命排滿反足引起長期混亂，招致瓜分亡國之禍。革命論者則認為保皇變法，無異癡人說夢；非根本推翻滿清政府，中國無法得救。這種孫中山先生的革命觀念和康梁的維新主張在青年們中傳播著，並且引起爭論。
因變法維新而被幽禁的光緒帝竟死在慈禧的前一天，幾乎無人不相信這是後黨的惡毒陰謀。這一宮廷可恥悲劇的演出，使維新派失去了保皇的依據。溥儀以三歲稚齡登基。載灃攝政，親貴權勢反更增加。所謂預備立憲，顯然是虛偽的粉飾。清庭以鐵路作抵押大借外債。乃公布鐵路國有政策。這不特使已繳鐵路股款的人民權利為之喪失，且有路亡國亡之痛，終於激起了川湘鄂粵等省的保路風潮。這些演變，表示出滿清統治已到了窮途末路。我們學堂裏的青年們也就在這種演變中，日益傾向於革命論者的想法。
當時的革命運動是一種以新式知識分子為骨幹的青年運動。留學生和國內的新學堂成為革命的溫床。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派並進而鼓勵革命青年參加滿清政府所創立的新軍，以便接受軍事訓練，並掌握軍隊。於是革命活動的範圍由聯絡會黨而擴大到了運動軍隊。
一九一○—一年間，許許多多同學居然打破了“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傳統觀念，進而抱著，“男兒當以馬革裹屍還”的誌趣，以參加新軍為榮。他們瞞著家長和學堂當局，秘密填寫誌願書、履曆表（有的還偽造保證人的簽證）紛紛前往投考新軍。甚至有些年齡不合格的幼年同學也偷偷跑去，有些去投考的同學還興高彩烈的宣稱：“參加新軍，拿起槍來，才能實行革命。”
學堂當局目擊許多思想激烈的同學忽然失蹤了，既恐慌又驚奇，他們為了避免將來鬧出事來有所牽連，進行嚴查密訪，設法阻止。我當時不過十三四歲，在同學中年齡較小，沒有資格去投考新軍，而且也被學堂當局視為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好學生。其實我對於那些投考新軍的同學卻同樣興高彩烈的在暗中予以讚助，對於為他們湊旅費、填寫報名單等事，是特別熱心的。填寫證件往往要在全校熄燈就寢之後，在床上把帳被嚴密遮著，點上一枝小蠟燭，秘密進行。寢室內外還要有些同學擔任傳遞暗號的工作，以防舍監們的查究。
事態這樣演變下去，震動全國的武昌雙十起義終於爆發了。
武昌起義以後，萍鄉也大為震動。我父親特地到縣城來把我接回家去。十月二十二日湖南長沙宣告獨立，江西九江（十月二十三日）和南昌（十月三十一日）也相繼獨立了。各地都在紛紛響應革命，萍鄉的起義也於十一月三日發生，兵備道楊會康、標統齊寶善逃走了。革命派推五十四標二營管帶胡標為都督，成立了一個都督府，大出告示，籌餉募兵，雖不免有些混亂，但革命作為也算是有聲有色。
我家庭對革命是采取觀望態度的，家裏的大人們不讓青年子弟出外，並且要我們留著辮子，等到大局確定之後，再定方針。他們一麵覺得大清帝國有點靠不住了，另一方麵根據傳說，認為孫文不過是一個草藥郎中—即江湖醫生—能否主宰中國還是有問題的。
可是我家的年青叔父們和兄弟們常常集在大廳裏高談時事，傾向革命，對於家長們的措施深為不滿。結果我家裏二十幾個青年就在大廳裏公然全體將辮子剪掉了，我也是其中之一，這對於家長是一個重大的示威。家長們對這一幕大為尷尬而又無可奈何。他們心中也許想著子弟們的動作是對的，不過做得早一點罷了。我們這群青年覺得占著了上風，有的進而要去參加革命軍，有的要為革命宣揚和奔走。這種對滿清滅亡的稱快和對中華民國誕生的興奮，充分的流露出來，而再也無法加以抑製了。
革命的浪潮“就如我們前麵說的那樣”撞擊著我那古老的家庭，我的母親在許多年以後所說的一段話，最足以形容出這些年代中這個家庭所經曆的種種變故。
一九三八年冬季的一個月夜裏，在桂林的六塘鎮上，也正是日本飛機轟炸桂林的時候，我的老母緬懷家園，向我敘起家常來了。她說：“兒呀，你還記得你的外祖母家麽？那是你八歲時去過的地方。”我回答說：“媽，還記得一些。”母親接著說：你還記得外祖母的花園麽？那裏麵有半月形的池塘，茂密的花木，也稱得起雅致的，門前有很高的旗杆，廳堂裏有幾塊橫匾。那是瀏陽縣文家市一個善良的念書的人家。家裏的人口並不算少，忠厚持家，不愁衣食，經過這三十年的變亂，眼看著這個劉家完全敗了，現在隻剩下一個你的年青老表，在外麵做工營生。
母親又接著說：我家比起外祖母家來，光景也好不了多少。明末清初的時候，我們的祖宗也不知為了什麽原故搬到這兩省交界的山區裏居住，雖然是客籍，倒也相安無事的住了下來。中經長毛等變亂，聽老人們說，我家倒沒有遭受到很大的騷擾。這個超過一百人的六房人家，勤儉耕讀，從沒有人抽鴉片、賭錢，也不過問地方上的是非，倒在本鄉做了不少的善事，鄉鄰戚族，熙來攘往，互相敬愛，安居樂土，一切倒也順遂。
她接著說，那年洪江會造反，兵勇會眾都鬧到我們家裏來了。從此以後，就沒有安寧的日子了。接著革命排滿、軍閥戰爭、北伐、鬧農民協會、鬧共產，一次比一次激烈，我家所受的磨折也就一言難盡了。到了國共對拚的時候，家鄉一帶更常成為雙方爭奪的戰場。今天什麽紅軍遊擊隊來了，我們家裏老是駐紮著什麽司令部，還有什麽政治保衛局，關犯人、殺反動。明天剿匪軍來了，也駐紮在我們家裏，同樣的在那裏關呀！殺呀！這樣來來往往，不知有過多少次，我們的老家簡直變成了一所凶宅！家裏的古老家訊和文物等等已是蕩然無存。他們為了搜尋我家窖藏的金銀錢財，有的住房的地下被挖穿過三尺，周圍的山林都荒蕪了，茶油樹等等都被他們砍下當柴燒了。
老母親還說到我那活到八十九歲的老祖父，如何被農民協會公審，以及他晚年逃難時傷感的情景，他特別為他的第二個女兒被遊擊隊綁票勒索的事，大為憤慨。她也說到我那在八年前去世的父親為我受了許多磨折，晚年鬱鬱不樂，但仍疼愛我這個做共產黨的兒子，不加責備，也無怨言。她說到我這個著名的共產黨人的家庭，由於我的牽連，曾受到國民黨地方官吏的多次蹂躪。她提到她自己的六個兒女中，有兩男一女在這些變亂中夭折了，和她自己在逃避戰火中幾乎喪失了生命等等遭遇。
老母親說到這些往事時，已是大為傷感，但仍強自鎮定，又絮絮綿綿的說道：這一大家人就在這些動亂中逃亡在外，有的還搬到別的地方去居住，再也不回老家了。隻有他自己雖然也常在外麵逃難，總是依依不舍，守著這個老家。現在尚在人間的子弟們有抽鴉片的、賭錢的、幹幫會的、幹國民黨的、幹共產黨的，其中有些境況不壞，也有破落不堪的，可以說是遠走四方，各奔前程去了。隻有每年她在家過生日的時候、還有二十個上下的子弟們從各處來給她拜壽，還看得出一點舊時風光，但情景究竟今非昔比了。
我當時極力安慰我那七十二歲高齡的老母親。傷感的事真是太多了，我自己的遭遇和經曆也是其中之一，我說：“如果我能返回童年的話，我願重新經曆這半生，也許遺憾要少得多。”母親聽了我的話，反而向我勸解，說她平素極不願提起那些令人傷感的事情，隻因我二十六年沒有回過老家，已往又音訊不通，家鄉種種我不會完全知道，因此，她略略告訴我一些。她常聽人說，這是由於中國處境太壞，時代變遷得太快，和新舊鬥爭得太激烈的緣故。生在這個時代，苦難驚險是難免的。果真抗日戰爭勝利了，也許日子將要過得好一些。老母親於傷感歎惜之餘，就這樣希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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