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02 洪江會造反

               
            第一篇 生長於革命動亂之中

              第一章 洪江會造反

   一九○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冬天的一個下午，原是很安靜的上栗市（江西省萍鄉縣北鄉），突然驚慌起來。一個可怕的消息傳播了開來。從四鄉來趕集的農民們忙著收拾了買賣，急步離開這個熱鬧的市場。住在鎮上的婦女和小孩們特別慌亂，紛紛向外逃避。店鋪的人們陸續關上店門，收藏起貨物。約摸下午五時，各街道入口處的木柵門（可以說是輕便的城門）都關上了，市鎮和四鄉的交通就這樣斷絕了。更夫忙著通告各商店住戶謹防火災。

   我那時才九歲，在這市內一所私塾裏讀書，自然對這鄉村社會裏層所發生的事故是茫無所知的。這間私塾是我父親的朋友廖石溪先生所主辦，共有十幾名學生，包括廖先生自己的兒子和他的一些親朋的子弟，其中年齡最大的也不過十七歲，都寄住在這私塾裏。那天恐慌到來的時候，恰恰廖先生因事下鄉去了；我們正在依照他的吩咐，自行溫習功課。在這當兒，幾個年長的同學好奇的跑到外麵去看熱鬧；多數同學先後由他們的親屬趕來領走了。隻有我和幾個家居較遠的同學仍滯留在塾裏，不知如何是好。

   鎮上木柵門關閉以後，我那年輕的四叔，他是這私塾裏一個年齡較大的學生，匆匆從街上跑回塾裏；引著我和兩個姓文的小學生，沿街走到一個豆腐店裏；把我們從豆腐店後麵窗口吊下去，指點我們越過小河，循著隔河的大路走向文家。他並且叮囑我們說：“快走吧！千萬莫在路上耽擱，天快黑了！”他瞧著我們涉水渡過這條寬而淺的小河後，他的影子也就消失在那窗戶的後麵了。

   我們三個小孩子一路走去，並未遇著阻攔，沿途也有些來往的行人，空著手和挑著東西的都有，靜悄悄的匆忙走過。我們走到約五裏路的地方，到了文家所開設的一間小雜貨鋪，這裏離文家尚有一裏多路，那店鋪裏的管店先生認為風聲很緊，不可走夜路，而他又因店鋪無人看守，無法抽身護送我們；因此留我們在店裏吃飯過夜，我們也就答應了。
大約是半夜的時候，突然來了一些身背馬刀喝醉了酒的大漢，把我們從床上抱起來放在店鋪的櫃台上。我們從夢中驚醒，看見他們抽出刀來，嚇唬我們。有的說：“殺掉這三個小孩祭旗吧！”有的說：“試試刀也好呀！”那位管店先生卻急於為我們解脫，請求他們讓小孩們好好去睡覺；並邀請他們喝酒吃東西，原來那管店先生和那些大漢竟是同黨，他的話因而發生了效力。那些大漢鬧了一陣，後來也就離此他往了。我們三個小孩沒有受到任何損害，回到臥室去，驚慌減少下來，重入睡鄉。

   次日清晨我們醒來，看見店門大開，管店先生已不見了，店內的布匹、食物、草鞋等貨物都沒有了。我們三人再走出店外一看，大隊農民隊伍，穿著形形色色的短衫褲，正由大路上成單行的稀稀疏疏的走過。他們手上拿著長槍、鳥槍、鋤頭、大刀、馬刀、木棍、鍋蓋等等武器，卻看不見旗幟，也沒有什麽叫喊。在這種肅靜氣氛中，並沒有顯現出造反的熱情。我們三個小孩站在路旁觀看，也沒有人理睬我們，不一會我們看厭了，才循著一條去文家的岔路繼續我們的行程。

   我們到達文家大屋，發覺屋內已空無一人。我們到處搜尋，直到我們跑到屋後的山邊，高聲叫喊，才看見一個人從山上樹林裏踱了過來，把我們帶往山林深處，我們就在那裏與文家的大人們會見。文家父兄都急於問我們怎麽這個時候跑回家來，市鎮上和大路上發生了甚麽事情。我們把經過情形都一一告訴他們。他們則說由於得到消息太遲，來不及去接小學生回家，又說了一些他們忙於逃避的情形。文家和我家雖是世交，但我還是惦念著家裏。他們對我備加安慰，說到我家遠在二十裏外，不能回去，就近在這裏安身，那就像回到自己家裏一樣。

   我在文家住了約十天光景，頭幾天曾有小股“會匪”光臨過他家，雖沒有發生嚴重的搶劫，但是文家的人已如驚弓之鳥；帶著我一齊躲避在山上，蝸居在山窩裏臨時支起的帳蓬裏麵。後來風聲緩和下來，我和文家的老少婦女們又悄悄的回到他們的家裏住了三四晚。在這段期間，文家大人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當前這件造反的事情上，也有一些鄉鄰戚族們來回報告有關的消息。他們所談論的無非是那些人參加了“會匪”造反隊伍如何集結行進以及怎樣遭受失敗等類故事。

   文家的大人們獲得消息，確知他們曾經信托過的那位管店先生竟是洪江會的一個百總，更顯得惶惶然，這大概是怕牽連到他家的原故。他們曾有過這樣的猜測：“管店先生也許是為了避免地方上歹徒們的羅唆，才加入幫會，以期獲得庇蔭。”當他們聽見鄰近的鄉人們有些隨著造反隊伍出發，往往會提出某一個名字說為什麽這個安份守己的人也造起反來了。文家這個鄉紳人家，不用說對於造反是持反對態度的；但竟有這許多鄉人都卷了進去，實在使他們大惑不解。

   經過了這場風暴，我的小心靈中開始印上了許多新奇的情景；知道了這就是所謂“洪江會造反”，而且也模模糊糊的了解了造反是怎麽一回事。

   在文家躲藏了十天以後，亂事似乎是平靜了，交通恢複了，我家派了人來接我回家去。我安然回到梽（zhì 地名，在湖南邵陽）木山家裏，曾為我耽心的母親和家裏的大人們自然是非常欣慰的。他們對於造反的事，心有餘悸。談到下列的一些要點：我家大人們在陰曆十月十九日（即公曆一九○六年十二月六日）傍晚已聽到風聲了，忙著把家裏貴重的什物搬到山上去，人也躲藏在山林裏。當晚，有一個洪江會的千總就在我家門前的廣場上集合了從各村來的黨徒上千人，殺豬造飯，吃飽後再行進。屋前屋後都是火把，他們在廣場上升旗，叫喊，叫做“誓師前進”。

   廣布在湘贛一帶的洪江會原係洪門圈子裏一個後起的較小支派。洪門起於明末清初，為明朝遺老所參與的一個秘密結社，在太平天國時起過重大作用的天地會、哥老會、三點會、三合會等等均係洪門內著名的組織或支派。在清代的各種秘密結社中，洪門是較為進步而又是最有勢力的團體。它一直標榜“反清複明”，但為了避免鎮壓，這一政治目的是埋藏得很嚴密的，隻在必要時，拿出來一用（如洪江會造反時），平時卻顯得是一個神話和迷信交織而成的江湖義氣團體，這樣經過二百多年的演變，這團體的政治性被衝淡了，而且逐漸包容了不少為非作歹的分子，常做些包庇營私的勾當。人們統稱之為“洪幫”，官廳稱之為“幫匪”或“會匪”。

   我的家鄉成為洪江會的一個重要據點，也不是偶然的。上栗市是江西省萍鄉縣北鄉的中心市鎮，離萍鄉縣城八十裏，離湖南省的瀏陽、醴陵兩縣的邊境都不過二十裏左右，水路能通長沙漢口，那一帶正是橫亙湘贛交界羅霄山脈的中段，山巒起伏，竹木茂盛。造紙、爆竹和麻布等手工業相當發達。商賈負販往來湘贛鄂等省的也素稱頻繁。沿著羅霄山脈更有許多土式的小煤礦。各小煤礦之間和礦工之間常有械鬥事件發生。小股土匪也常出沒於這一帶的山林間。這種兩省交界、當局統治力薄弱、而又土產豐富、商業發達、械鬥成風、地方不靖的地區，正是江湖團體滋生的溫床。

   幾年以前，洪江會的黨徒們即在湘贛邊境上開設了一些賭場，這種賭博的性質類似上海的花會，當地名之為“開標”。開標辦法是分三十六門下注，如果押中了，賭場就一錢賠三十錢。每天開標一次，上午賭場派人到各鄉村去找下注的人，下午四五時開標。洪江會的頭目們就利用賭場的“交通”人吸收各地鄉民入會。如果湖南的官廳加以取締，他們就往江西跑；江西官廳取締，他們就往湖南跑；而湘贛兩省的官廳又難於一致行動，所以他們能自由發展。三五年下去，賭場的勢力愈形膨脹，加入洪江會的鄉民也就多起來了。

   洪江會專在下層社會中發展組織，入會的最大多數是農民、手工業者、礦工和負販挑夫之類，自然也包括不少地痞流氓。地主紳士和知識分子幾乎沒有。這個秘密幫會以江湖義氣相號召，加入者覺得可以得著一種保障，無論做甚麽事都不會受人欺侮。何況加入的人既未受到甚麽嚴格的約束，那時這幫會也沒有昭彰的惡名；因此，下層社會多樂於參加。

   成為洪江會指揮中心的那一帶的賭場，組織算是不壞的。它們很能賺錢而又頗有信用，從沒聽見賭場有明目張膽欺負鄉下人的事發生；所以鄉村富戶參加這種賭博的也不少。而且賭場和洪江會的活動展開以後，這一帶就成為它們的勢力範圍，小股外路土匪就不敢在這裏出沒，搶劫的事倒反稀少了。因此，一般人最初預料不到洪江會會有甚麽驚人的舉動，也不覺得它們的活動對地方上是十分有害的。

   一九○六年洪江會起事的前幾個月，首腦們開始表現出他們的政治企圖，四鄉的風聲便漸漸緊起來。最初是一些反滿的故事和神話在傳播著，接著又在暗中傳出這樣的話：如果有一天洪江會要起事，每家都應在大門上張貼一張用黃紙寫上的大“明”字（即明朝的明字），以為標記。那家大門上沒有“明”字標記，就是敗類。後來洪江會更標榜出兩個主要目標：“反清複明”和“鏟富濟貧”。“反清複明”是洪門的老口號，那時已無“明”可複，其主要含意還是發泄排滿的民族意識。“鏟富濟貧”這口號比“反清複明”的口號淵源還要早些，中國曆史上的叛亂都有這種類似的口號。

   可是這句話的含義，也並不明確。一般說來，隻是將富戶的錢糧沒收過來，發散給那些傲傲待哺的貧民罷了。

   洪江會起事逼近了，紀律也宣揚出來了。所謂“三刀六眼氣”，是洪江會圈子裏一種早已訂下的嚴重處罰，那是說，誰要背叛了洪江會，或者違犯了它的重要會規和紀律，就要被刺上三刀，並且要現出六個眼來；即每一刀要有一個進的眼和一個出的眼。這種幫會的製裁辦法雖然從未聽見真正實行過，但其殘酷性足以嚇唬鄉下人，也能藉之維係其本身團結，作用是很大的。

   洪江會更將它的黨徒按照部隊的形式編組起來，鄉村地域的區劃，每十個壯丁編成一個最小的單位；由洪江會的大頭目就十人中指定一人做什長來統率。十個什長之上指派一個百總；十個百總之上指派一個千總；千總之上還有統領等名稱。起事前這個區域裏洪江會的大頭目覺得黨徒眾多，一切似以準備就緒，又因秘密泄露，乃決定突然發難。發難的日期是非常秘密的，一般人事先毫無所知，官廳方麵當然更不知道。那天上栗市驚慌到來的時候，即是洪江會的頭目們正在下達集合的命令。這個命令的要點，大致是指示各什長、百總和千總召集部屬，配帶各人已有的武器，按時向指定地點集合，並向指定地點行進等等。第二天清晨我們三個小孩在文家店鋪、門口所看見的農民隊伍，也就是依據命令集合起來的一支。

   這支造反的隊伍究竟用的是甚麽名稱，其領導人物又用的是甚麽頭銜，這是一件傳說紛歧的事。隻知龔春台確是這次起事的首腦，鄉間稱之為洪江會大頭目或大統領，據說他曾出過一些布告，但這一點我已找不出可靠的根據來。

   龔春台不過是洪江會萍瀏區域的大頭目，並不是整個洪江會的最高首領。洪江會的大首領是哥老會的馬福益。龔春台的造反計劃是將各處集合起來的會眾，一起集結在瀏陽南部的某個地點，由他統率著浩浩蕩蕩的殺到瀏陽縣城去。他心目中大概以為占領瀏陽縣城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他設想隻要占領了瀏陽縣城，將造反的旗幟高高樹立起來，散布在各地的洪江會就會聞風響應。

   一九○六年夏秋之間，湘贛交界一帶地區發生旱災，十月間這一帶的人民已感覺米珠薪桂（米貴得象珍珠，柴貴得象桂木。形容物價昂貴，人民生活極其困難），人心頗有浮動。龔春台就利用這種饑荒情況，號召黨徒，說打下瀏陽縣城，沒收富戶的錢糧，大家才有飯吃。據說他的隊伍中還有一些挑著籮筐的窮苦人民一同行進，準備打下瀏陽縣城可以分得糧食，這一點也是他能夠號召大家起事的一個主要因素。

   龔春台和其他洪江會頭目們發展黨徒和辦理賭場，表現得很能幹；但對於作戰一事，卻缺乏應有的準備。據說龔春台確曾集結了一支兩萬多人的隊伍，聲勢不為不大。可是他並沒有組織起一個有效率的指揮機構，那些大小頭目們又都是臨時集結起來的新手，顯得有些盲人瞎馬。因此，這支龐大的隊伍在兩天的行動中，不能按時合理進餐，有些分不到房屋休息，居住行動又無規律，受盡饑餓、寒冷、疲憊等折磨。而且這支莫名究竟的農民隊伍，在造反心理上是沒有得著充分鼓舞的。這群人遇到困難就容易發生逃亡回家的想頭，也不曾充分警覺到造反失敗後的嚴重後果。

   陰曆十月二十一日（即公曆十二月八日），這支造反隊伍進到離瀏陽縣城很近的地方，就遭遇到少數洋槍隊的抵抗。原來城內官方得到消息後，在十分恐慌之中從事戒備，緊閉城門；並派出幾十個人的隊伍，攜帶僅有二十六支步槍，出城作無可奈何的堵截。可是這支造反隊伍卻在洋槍隊隔河稀稀疏疏的射擊之下，密集在大路兩旁亂作一團而動搖起來了，隻支持了不久的時間，隊伍就因失去了控製開始大批逃亡。據說當時這種逃亡情景有如堤防潰塌、大水奔流一樣。頭目們在隊伍潰退下來之後，曾采取過整飭部隊、分股活動等步驟，但大部分黨徒已經逃亡了，無法再行集合，剩下來的各小股也覺得形單勢孤，士氣低落。在官軍進剿的風聲日益緊急的威脅之下，繼續活動了幾天，頭目們認為大勢已去，終於采取了解散隊伍、分途躲藏的步驟。事後官方曾大事宣揚說：“十萬洪江會被二十六支洋槍打垮了。”

   洪江會進攻瀏陽之役是這幕造反劇中最主要的表演。龔春台所統率的那一支隊伍是其中的主力軍。鄰近萍北瀏南一帶的其他地區的洪江會，雖曾有過一些響應和零星的行動；但他們聽見瀏陽縣並沒有被打下，主力軍業已潰散的消息，也就看風轉舵，消聲匿跡，不敢再有所活動了。廣布在各地的洪江會不能同時發難，顯然是這個組織一向缺乏統一領導的原故。這樣，一九○六年洪江會的造反，就和曆史上若幹次未成熟的“會匪”、“教匪”的起事經曆相似，宣告流產了。

   洪江會造反的風暴算是過去了，官軍的進剿卻接踵而來。

   當時我的家庭認為亂事雖已過去，但禍害仍將繼續，進剿的官軍來了又不知會做出一些甚麽事情來。家裏的大人們吩咐下來：不要亂說話，不可再談造反的故事，也不要到外麵去走動，以免遭受牽連。果然，在我回家後的幾天，進剿的官軍的一個支隊到達了我們的山口村裏。這是一支滿清的綠營軍，俗名叫“綠勇”，每一個大兵身上都穿一件綠色的號褂，背上有一個大“勇”字。那天上午來到我一家裏的是一個哨（即一排），大約二十餘人，每人都背著一口馬刀，還攜帶了幾枝步槍。他們進門之後，聲勢洶洶。有一個大兵抽出馬刀，斫（zhuó大鋤；引申為用刀、斧等砍）去陳設在木廳裏一張古老台桌的一角。哨長立即裝腔作勢的宣布：“你們這個地方是造反的區域，你們為何不預先報告？現在朝廷有上諭，造反者就地正法，隱瞞不報者同罪。再有甚麽叛亂就殺光這裏的首姓，燒光這裏的房屋。”

   我家裏的大人們也和鄉村中其他一般人一樣，對於軍隊是一向不懷好感的。他們心目中的官兵是剿匪不足、擾民有餘、蠻不講理的可怕人物。他們對於“綠勇”到來，顯得驚慌失措，趕緊穿好補服，長袍馬褂出來迎接，低聲下氣的周旋，對於綠勇們的橫暴行動卻不敢有所抗議；這真是“秀才遇著兵，有理講不清”的情景。所以穿起補服，固然表示自己是滿清的臣民；更重要的是，補服多少有些辟邪的作用。按律，官廳和軍隊對於有“功名”的人，是不能任意侮辱的。

   我家可說是詩書之家，曆代相傳直到我祖父和父親一輩，大多是讀書人。大屋裏住著祖父一輩六房人家，每家都有收五百擔到一千擔租穀的土地；因此，也可以說是地主鄉紳之家。我祖父這一輩六兄弟中，有四個是可以戴頂子穿補服的。其中兩個是由正途秀才出身，另兩個則是捐班出身。到我父親一輩，因科舉開始廢除，多數人逐漸轉入新式學校。我父親是在滿清最末一屆的省試中取錄的拔貢（他那時不在家，到浙江法政學校去學法律去了）。因此，我父親這一輩隻有兩三個人是有所謂“功名”的。我家這些讀書人，平時不過問地方上的事情，也不出入當地衙門，他們實在不習於應付綠勇們的騷擾。

   隨著綠勇之後，當地的保正、閭（lǘ 古代二十五家為一閭）正等也跟著來到了，他們不僅有責任來從事招待，而且也是應付官兵們的內行。綠勇經過他們的接待和疏通，心理上起了若幹變化，我家大約花了不少的錢來滿足他們的欲望，而且殺豬宰羊，將那些官兵如上賓一般款待，綠勇在酒醉飯飽之餘，初來時的氣焰也就消失下去了。

   綠勇在我家騷擾了一陣之後，就分途去捉拿“會匪”。他們在路上，在田野中，甚至挨家挨戶看見壯丁就抓，捉了許多農民、手工業者以及挑夫等，拘禁在離我家五裏的一座廟裏。哨長責令地方紳士和保正閭正等前往指認誰是造反的“會匪”，以便就地正法。

   這件事對我家大人又是一個大難題。他們知道自身決不能去指認，如果說被捉的人都不是“會匪”可能會犯隱瞞不報之罪；反之，如果真的指認出來，這無異是親自置人於死地，還可能牽連甚多，實在是一件不願做和不忍做的事。大概又是“錢能通神”，事情又如此這般安排好了。哨長默認不必由紳士保正們出麵指認，可以派一些小孩去代為辦理。這種通融辦法似乎是再不能推脫了。於是我家大人隻有提心吊膽的挑選幾個伶俐的小孩去幹這冒險的勾當；我也是被挑選的一個。

   我們這些小孩事先經過父母的密囑，隨著保正及綠勇走到那廟裏，看見滿廟都關的是誠惶誠恐的待決之囚。綠勇逐一指著被抓來的人發問：“這是不是造反的會匪？快說。”小孩們都搖搖頭說：“不是。”這樣串演了一陣之後，總算把他們敷衍過去了。他們在這幾天，從各大戶和被捉拿來的壯丁手中，所攫取來的果實，大概已塞滿了行囊，可以回營去交差。這樣，被捉來的人都交由地方上看管而獲得保釋。但在我家鄰近別處村裏，所經曆的情形並不完全相同。有的地方指認出來了幾個“會匪”，當場就被正法！殺了之後，人頭還掛在樹杆上示眾。滿清政府派兵在我鄉間進行搜剿、鎮壓、逮捕、正法等等的緊張驚險的一幕，就這樣結束了。

   事後，鄉裏人都讚許我家對這次事件的處理，是十分得體而又非常厚道的。他們陸續來到我家，表示謝意。我這個為他們開脫過的小孩子還多次被他們熱烈擁抱起來。其實，這不過是滿清末年鄉村紳士對於當時的變亂采取一種“息事寧人”的態度的一例罷了。

   這次亂事發生以後的一段很長的時間裏，萍鄉瀏陽一帶的鄉間都不能算是安靖的。衙門差役和軍隊兵勇常到鄉間來，明查暗訪，捉拿隱藏的“會匪”。鄉村中一些土豪劣紳和為非作歹的人也借此敲詐鄉民；這些事都弄得鄉村中雞犬不寧。滿清末年官廳除了鎮壓的手段以外，實在也沒有其他安撫農村的妥善設施了。

   這次洪江會造反在滿清末年的革命運動中，具有較廣大的群眾基礎，而其影響也是比較廣泛的。這件事成為以後幾年間那裏人們的談話資料，我也曾多次被好奇的人們詢問過，而我的經曆也被他們視為富於傳奇性。即使是保皇守舊的人們，目擊洪江會在頃刻之間竟能鬧出一個大亂子，和官廳應付此事的頗預無能，也不免興起滿清天數將盡的歎惜！
至於那些不滿現狀的新人物，如我以後在萍鄉縣小學中所接觸的大部分教員和青年的知識分子們，卻另有一種急進的想法。他們認為洪江會亂事之所以釀成，主要是由於滿清的腐敗。單就地方上的情形來說，官廳隻知借田賦厘金等稅收名目以及其他陋規搜括民財；縱容衙門爪牙在民間騷擾生事，既不能除暴安良，也不問民間疾苦，這無異是官逼民反。

   新派人物同樣認為洪江會的失敗是領導得不好的原故。他們指出：洪江會中沒有知識豐富的能幹人才；也沒有發布一個動人的檄文；“反清複明”這句口號尤其不對，明朝亡了二百六十多年，從何“複”起呢？起事的準備也是不夠的，事先沒有設法購買軍火，單靠幾枝鳥槍刀矛，又何能成事？作戰策略沒有采取偷襲瀏陽縣城、拆毀鐵路、阻止清軍的增援，都是失算的事……。這種說法可以證明新派人物並不反對洪江會造反，而是惋惜他們的失敗。盡管滿清政府認為造反是罪大惡極，常以誅九族等嚴刑作威脅；但在民間，對於滿清統治的悲觀失望，輕視敵視的心理是在繼續增長中。直到滿清滅亡為止，排滿心理可說是愈演愈烈。

   三年以後，我在萍鄉縣小學念書時，遇到了這學校裏一個七十多歲的老更夫，他的種種表示，也可以象征出當時的情況。那老更夫少年時曾參加太平天國運動，後來隱姓埋名，從不將他的已往經曆泄漏出來，以避免滿清的追捕。當反滿情緒高漲的那時，那位身材魁偉、強健有力的老軍人的精神居然複蘇起來了；他竟毫不畏懼的向他認為可靠的學生們談論他過去造反的故事，他描述他少年時如何參加太平天國造反，如何打仗，說得眉飛色舞。他也批評洪江會造反的領導不當，沒有好章程好辦法，氣派也不如當年的“長毛”。我和其他小學生們對於那位身經百戰的“長毛”軍人異常敬重，稱許他是一位老英雄，常在學校大門口那個小小的更夫室裏，請他飲酒吃東西，聽他敘述英勇往事。

   這次洪江會造反在國民黨革命各種史料的記載中，稱之為“丙午萍瀏之役”是同盟會成立以後所發動的八次革命運動中的第一次；同時是孫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以前所發動的十次革命運動中的第三次。孫中山先生自己曾指出，同盟會對於萍瀏之役的影響是很微弱的。同盟會第三號首領黃興，在一九○四年時曾與洪江會大龍頭馬福益聯絡，圖謀起事。龔春台就是馬福益的門徒，龔所領導的洪江會也是馬福益的部屬。很可能那時的著重點，還沒有放在革命須近代化這一點上。因此洪江會造反的一切作法，還大部承襲著洪門的傳統，並沒有表現出革命的近代作風。當時革命的宣傳還遠沒有深入到民間，所以孫中山、黃興、同盟會等等名詞，在那時的萍瀏一帶是聽不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