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隊
一介教書匠，酷愛自家鄉；寓居多倫多，桑梓永難忘。
張國燾先生的略曆
楊子烈
張國燾先生所著《我的回憶》一書，刻劃出“五四運動”時一位急進青年的發展，也描述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的真實曆史。他在中共黨內所經曆的事，不僅局外人無由知其底蘊，即他的同輩，如毛澤東、董必武、劉少奇、李立三、周恩來諸人，也因各人經曆不盡相同，所以對組黨的最初策劃和早期中共中樞的動態等等，不一定確知其來龍去脈。更難得的是張先生能客觀冷靜，所述力求其真。讀者從苦難的中國，看這位急進人物，再從這位急進的代表人物，去看中國的種種，也許能獲得若幹啟發，去領會今日中國之由來。
我覺得我是張國燾先生這一巨著的最好見證人，因為我也是中共的最初黨員。一九二一年秋，中共湖北區組織成立不久，我即加入為正式黨員。一九二二年我與國燾先生在北京相識，因常在一塊共同奮鬥，一九二四年春我們結婚，從此相依為命，曆盡艱險，直到現在。不待說他的經曆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我每次閱讀《我的回憶》，往事如昨，活生生的史實，活躍於我的腦際，常常使我感慨萬端，有時為之流淚不已。我常想到中共的老同誌們以及現在千萬數的後進們，能夠讀讀這本書，當可體會中共當年締造的艱難，或會大有益處。即海內外中國人士，不論反共親共，如能平心靜氣閱讀此書，也許對國事能有一種比較平實的看法。全世界的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以及同情和關懷中國的人們，參閱一番，也可以鑒往知來，促進世人彼此間的互相了解。
我在這裏不擬對張先生著作的內容加以評介，也許我會有機會出版我親身經曆的記載，準備對同一史實有所補充。目前僅應《明報月刊》編輯的要求，說說張先生的略曆。
張國燾先生生於一八九七年。他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自始即擔任中共中央的領導工作，達十八年之久。現在息影香江，不問世事已十餘年。他隻想留下這本自傳，題名《我的回憶》，供世人參考。
首先，張國燾先生是“五四運動”的健將。當年這位不滿二十二歲的北大學生，是人所共認的一位奮發有為的青年。由於他的愛國狂熱，曾積極參與“五四運動”的發動，成為學生運動的一位重要領導人；又由於他是傾向社會主義的激進分子，因而與當時任北大教授的陳獨秀、李大釗兩位先生來往密切，而且熱心到群眾中去，隱然成為當時左傾青年的重鎮。
一九二○年夏，陳獨秀先生、李大釗先生等與張先生策劃並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隨即展開建黨工作和職工運動。一九二一年夏，張先生參與籌備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並被推為大會主席，旋由大會選為三位中央委員之一。中共的職工運動，可以說是由張先生開創起來的。當時這一運動吸收了中共內最大部份的精英，現在在中共任要職的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陳雲等人都是當年張先生主持職工運動時的戰友。一九二一年末到一九二二年初，張先生被任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前往莫斯科參加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是唯一會見過列寧的中共代表。
一九二三年，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張先生因反對中共黨員全麵加入國民黨為黨員的政策，曾被開除中央委員，但他仍擔任重要的職工運動工作。一九二四年初，中國國民黨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張先生被選為中國國民黨北京市黨部代表前往出席，並被選為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中央委員。張先生之當選，主要是由於孫中山先生對他的賞識。
一九二五年初，中共第四次代表大會，又重選張先生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從此他參與中共的決策直至一九二七年中共的“八七會議”。當時由於中共許多活動的失敗，尤其南昌暴動的失敗，張先生被指為右派機會主義，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間再次被開除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二八年夏，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重選張先生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並被委為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曾在莫斯科停留兩年半之久。
一九三一年春，張先生回國，對挽救當時中共的嚴重危機有過很大的貢獻。那時中共的工作轉移到蘇維埃區，張先生被任為中共鄂豫皖區中央分局的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後又被任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一九三二年，由他所統率的紅四方麵軍轉移到川北地區，張先生被任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以及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全權代表，即他所到之地，中共黨政軍各地組織均歸他領導。
一九三五年，張先生所統率的第四方麵軍，與毛澤東所統率的第一方麵軍在川西懋功會合後，因政見不同，引起分裂。一九三六年，張先生又與毛澤東在陝北會合。那時張先生雖仍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但因受到排斥，意態消極。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張先生凜於共赴國難的大義，勉強擔任邊區政府代理主席的職務。但他終因形勢日非，在無可奈何之中，於一九三八年四月離開延安。
抗日戰爭期間，張先生曾任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表示與國人一致抗日之至誠。此後張先生對國內外政爭，日益置身事外。拿他自己的話來說：“我的激進思想與愛國熱忱，一如往昔，但願遠離這種或那種獨裁專政。”張國燾先生飽經滄桑，以近七旬之年，安貧樂道，昔日恩怨得失，早已無意計較。他常說：“在中國舞台上，我以往是個演員，現在僅是個觀眾，總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劇才好。”
一九六六年二月於香港
編輯者注
楊子烈(1902.12.9-1994.3.27)，女，出生在湖北棗陽縣一個書香世家。1918年夏，楊子烈進入位於武昌黃土坡（即現在的首義路）的湖北省立女子師範學校讀書，受到陳潭秋等的教育，秘密閱讀了大量革命書刊，逐步成長為自覺革命者。來自黃陂的陳碧蘭（彭述之夫人）、來自應山的莊有義（陸沉夫人）、來自漢陽的徐全直（陳潭秋夫人）、來自武漢的夏之栩（趙世炎夫人）為同班同學，並同時在1922年4月由林育南和劉昌群等介紹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一同在1922年10月由陳潭秋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民國11年(1922年)秋，徐全直、夏之栩、楊子烈、陳碧蘭、莊有義等在女師掀起了一場震撼湖北的學潮。1923年2月楊子烈進入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習，同時在北京一所藝術專門學校學習。
在北京期間與張國燾相識，1924年2月與張國燾結婚。曾兩次赴莫斯科深造，從此就成為早期中共婦女運動活躍人物。1931年春張國燾被派往鄂豫皖根據地，楊子烈被中共中央留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1934年中共在上海的組織遭國民黨破壞後，楊子烈失去了組織聯係，她先返鄉避亂，又重返上海學產科，直到國共合作實現後才經南京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帶著兒子輾轉來到延安。楊子烈歸隊後，最急切的要求就是希望中組部恢複她的黨籍，盡管楊子烈是中共老幹部，她的丈夫張國燾此時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和邊區政府代主席，但是，中組部還是要調查她與組織失去聯係後的種種表現，同時要在工作中考驗她。
楊子烈被分配到邊區政府做政治教員，她還義務在邊區的中央醫院做產科醫師。盡管楊子烈工作熱情積極，受到院長傅連璋的高度評價，但她的黨籍仍未能恢複。蔡暢當時和她丈夫李富春都在中組部工作，參加了對楊子烈脫黨後一段曆史的審查，雖然蔡暢與楊子烈是相識十多年的熟人，對楊子烈的過往曆史十分了解，但也未能解決她的黨籍問題。直到I938年6月，毛澤東批準楊子烈攜子離開延安，前往武漢投奔張國燾時，她的黨籍一直未能恢複。
據楊子烈生前回憶，她初到延安時，還看不出毛張之間有什麽嚴重的衝突，當時毛還請張夫婦吃了一頓飯。毛笑說：“國民黨有一對張楊（指張學良和楊虎城），我們共產黨也有一對張楊（指張國燾與楊子烈）”。後來張夫人離開延安時，毛意味深長地要她轉告張國燾一句話：“我們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點餘地。”
張國燾夫婦1949年轉居香港，1968年來到加拿大多倫多。
楊子烈與張國燾育有三子張海威、張湘楚、張渝川，三位皆在美國與加拿大發展事業。一篇文章透露說，經周恩來總理特批，張湘楚50年代在廣州中山醫學院學醫。1968年張國燾夫婦來到多倫多時，長子張海威在加拿大多倫多教數學，二兒子張湘楚在美國紐約當醫生，三兒子張渝川在加拿大多倫多當工程師。
1994年，在張國燾去世15年後，楊子烈以92歲高齡故去，二人合葬於多倫多鬆山墓園。楊子烈著有《往事如煙》一書，後改名為《張國燾夫人回憶錄》。
如果朋友問的是二兒子，文中有交待：在美國當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