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八三（崇新嶽 百思峰 ）

   

        有人試圖抽掉毛澤東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試圖將毛澤東拉下神壇變為“凡人”。其實毛澤東從來就是人，但他不是凡人，而是偉人。

 

 

(1)

　　這篇有關毛澤東與文革的係列文章在網上連載後，不少網友提出參考文獻的問題。前文也提到過，曆史的研究有三種史料可用：一級史料；二級史料；三級史料。

　　一級史料是未經過加工處理的原始材料，比如檔案、文件、會議記錄、當事人的回憶，等等。

　　二級史料是經過作者加工、整理、裁剪的東西，比如研究論文，人物傳記，曆史著書，等等。不過作者在加工、整理、裁剪的時候，難免會混入一些個人的主觀看法。

　　三級史料是文學野史、傳聞軼事等。這些東西主要是為了娛樂，並不注重曆史真實性，但有的也夾雜一些對當事人的采訪，其史料價值要認真考辯。

　　寫曆史文章時，采用什麽樣的史料，這表現出作者的態度。認真的作者，是以一級史料為主，輔以二級史料，但這樣做工作量很大。因為一級史料都是無章無序的原材料，要把它們歸納整理出來，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因此不少作者寫曆史文章時，就以別人整理出來的二級史料為主，輔以一級史料。這樣做比較省時省力，但容易陷入別人的立場觀點，更難有新發現和新見解。至於那些不考證史料來源，甚至把野史、傳聞當作曆史來談論的文章，隻是娛樂性質的文學作品，不能算是曆史研究的範圍。

　　我們這個係列文章，采用了以一級史料為主，輔以二級史料的認真態度，所以在閱讀、分析、整理文獻方麵，前後差不多花費了10年時間。但在這個分析整理的過程中，我們也因此發現了不少新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可謂時間並沒有白費。

　　關於一級史料，我們當然不可能看到內部檔案。我們采用的一級史料，都是來自公開出版物，一種是國內的公開出版物，另一種是海外的公開出版物。

　　先說國內的出版物。國內出版的涉及文革的一級史料，可以分為五類：

　　第一類是個人文稿。比如《毛澤東選集》、《劉少奇選集》、《周恩來選集》、《鄧小平文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等等。

　　第二類是年譜。比如《周恩來年譜》、《鄧小平年譜》、《劉少奇年譜》，等等。

　　第三類是有關文革的重要報刊文章。比如審判“四人幫”的證人證詞，罪行交代材料，等等。

　　第四類是當事人的個人回憶錄。比如《聶榮臻回憶錄》、《徐向前回憶錄》、《李德生回憶錄》、《陳錫聯回憶錄》、周恩來侄女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鄧小平女兒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周恩來保健醫生張佐良《周恩來最後的日子》，等等。

(2)

　　第五類是當事人的零散回憶文章。刊登這類文章的嚴肅期刊，主要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期刊《百年潮》、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期刊《曆史研究》、等等。

　　海外出版的一級史料，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國外大學(含香港)或研究機構編纂的文革史料，第二類是國外出版社出版的當事人的個人回憶錄。

　　屬於第一類文革史料的，有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編委會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合作編撰，2002年第一版，2006年第二版)，它收集了3000萬字的文革原始資料，有當時的中央文件、領導人講話、報刊文章、大字報等等，是研究文革非常重要的原始資料，所以這裏略多介紹。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分7個部分：

　　一、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中共文件、指示、公報匯編

　　二、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指示和文章(1960年至1976年)

　　三、林彪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指示和文章(1964年至1971年)

　　四、中央首長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和指示(包括周恩來、陳毅、葉劍英、陳伯達、江青、張春橋、王力、鄧小平等文革重要人物的講話，1966年至1983年)

　　五、有關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報刊社論文章(官方報刊文章)

　　六、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群眾運動重要文獻(主要是大字報、小字報、傳單)

　　七、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重要文獻(主要是反對毛澤東和林彪的東西)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因為字數多達3000多萬，印成紙質書不方便，所以隻有光盤版。

　　美國洛杉磯“中文出版物服務中心”編纂《中共重要曆史文獻資料匯編》，這也是研究文革的重要原始資料。目前出版的《中共重要曆史文獻資料匯編》主要目錄有

　　第一輯《林彪專輯》，含43個分冊

　　第二輯《鄧小平專輯》，含32個分冊

　　第三輯《“四人幫”專輯》，含53個分冊

　　第四輯《劉少奇專輯》，含50個分冊

　　第五輯《文化大革命一般性曆史資料及評價專輯》，含100個分冊

　　第六輯《高崗、饒漱石問題專輯》，含5個分冊

　　第七輯《文革初期中共黨政軍領導機關文件匯編》，含7個分冊

　　第八輯《彭真及1966年前中共北京市領導集團問題專輯》，含26個分冊

　　第九輯《文革初期有關中國文化藝術界問題專輯》，含66個分冊

　　第十輯《陶鑄專輯》，含13個分冊

(3)

　　第十一輯《陳毅專輯》，含9個分冊

　　第十二輯《康生專輯》，含2個分冊

　　第十三輯《文革初期(1966～1967)中共政要人物言論匯編》，含11個分冊

　　第十四輯《陳伯達專輯》，含7個分冊

　　第十五輯《文革時期有關北京高校文革的批判資料專輯》，含77個分冊

　　第十六輯《文革時期有關中國地方性暨地方領導人問題的批判資料專輯》，含385個分冊

　　第十七輯《文革初期紅衛兵運動中政治異議言論批判資料專輯》，含10個分冊

　　第十八輯《文革時期有關中共軍事係統暨軍隊領導人的批判資料專輯》，含20個分冊

　　第十九輯《文革時期有關教育領域問題的批判資料專輯》，含61個分冊

　　第二十輯《文革時期有關中央黨政各係統暨領導人問題的批判資料專輯》，含143個分冊

　　第二十一輯《1949年以來中共內部黨刊資料專輯(八種)》，含120個分冊

　　第二十二輯《1950年代後期“反右派”和“反右傾”運動曆史資料專輯》，含11分冊

　　第二十三輯《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案與提案審查活動的曆史資料專輯》，含10個分冊

　　第二十四輯《建政初期之中央及地方黨政法規政策條文曆史資料專輯》，含43個分冊

　　第二十五輯《文革中期(1967～1969)中共政要人物言論匯編》，含50個分冊

　　第二十六輯《文化大革命由退潮到反思：1971年至1980年期間的相關中央文件專輯》，含7個分冊

　　第二十七輯《現當代中國軍事史料專輯》，含5個分冊

　　第二十八輯《內部政策文件性史料專輯》，含10個分冊

　　《中共重要曆史文獻資料匯編》文字數龐大，內容十分詳細，境外的一些主要圖書館有收藏，在境外的研究者可以去圖書館查閱。但由於這套資料過於詳細，如果不是研究曆史細節的專題，一般上述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就足夠了。

　　另外美國華人出版的電子雜誌《華夏文摘》有一個專欄《文革博物館通訊》，專門刊載有關文革的文章，包括一些當事人的回憶文章，也很有參考價值。

　　境外出版一級史料的第二類，是當事人的回憶錄。但境外出版的東西沒有經過審查，所以對其可信性要慎重。境外出版的這些回憶錄，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在史學界評價較好，參考價值較高的。這主要是後來成為“反麵人物”的文革人物回憶錄，主要有《吳法憲回憶錄》、《邱會作回憶錄》、《李作鵬回憶錄》、《王力反思錄》、《陳伯達的最後反思》、《徐景賢回憶：十年一夢》、《馬繼森回憶：外交部文革紀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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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種是在史學界評價不太好，質疑較大的，主要有《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師東兵：政壇秘聞錄》等等。第三種是偽造的東西，主要有《林彪日記》，等等。

　　上述一級史料，除了境外出版的《吳法憲回憶錄》等，其他史料都非常枯燥無味，除了搞專門研究的人，一般讀者是看不下去的，絕大部分讀者看的都是二級史料。

　　關於文革和毛澤東的二級史料，也就是關於文革和毛澤東的書籍文章，國內和海外都出版了不少，數量相當大。其中比較嚴肅認真的，史料價值較高的，我們認為有：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周恩來傳》、王年一《大動亂年代》等。

　　外國學者有關文革和毛澤東的著書也不少，比如英國威爾遜的《毛澤東傳》等。外國學者的觀點比較獨特，態度也比較認真，但他們在對文革和毛澤東的理解方麵，顯然不如中國學者深刻。

　　在眾多的二級史料中，我們覺得應該提起注意的，是高華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和高文謙著《晚年周恩來》。高華的書，雖說在史料方麵比較認真，但他有強烈誘導讀者思維的傾向。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給人的結論是：毛澤東是在延安整風期間，通過“整人”上台的，他的話外音是“紅太陽是通過整人升起的”。高華的這個結論是非常偏頗的，毛澤東的威信，不是靠“整人”樹立起來的，而是靠他實際的政績。

　　毛澤東1935年接手紅軍時，隻有1萬多人的隊伍；到1945年，毛澤東把這隻軍隊發展壯大到100萬人。中共的軍隊從1萬多人發展到100萬人，誰的功勞最大呢？毫無疑問是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毛澤東已經成為中共高層毫無爭議的領導人，當時黨內沒有一個人可以與毛澤東“爭”領導人的地位，周恩來、朱德、王明這些黨內佼佼者，也都不是毛澤東的競爭對手。

　　毛澤東成為中共毫無爭議的領導人，是靠他的政績，而不是靠“整人”。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給人們一種誤導，把毛澤東描寫為“靠整人起家”，這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

　　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在史料方麵就不夠認真，特別是在關鍵的細節上，經常用“據知情者說”這種含糊不清的說法。《晚年周恩來》把毛澤東描寫成“整人狂”，甚至說毛澤東故意不讓周恩來做手術，延誤了周恩來治病，使周恩來過早死去。這種說法是很有問題的。

(5)

　　康生與周恩來年齡一樣，都是1898年生。1972年4月，康生經檢查發現患了膀胱癌，屬於早期；一個月後的1972年5月，周恩來也經檢查發現患了膀胱癌，也屬於早期；1975年12月，康生去世；1個月後的1976年1月，周恩來也去世了。沒有聽說過有人說毛澤東阻礙康生治病，更沒有人說毛澤東想“害死“康生。康生和周恩來幾乎同時發現患了膀胱癌，也幾乎同時去世，足見當時中國的醫療水平不過如此。因此，周恩來在1976年初去世，不應該說是被毛澤東“耽誤了”。

　　關於文革的三級史料，那就太多了，我們一般不予采用。隻是在林彪“五七一工程”一節，因為一級史料和二級史料太少，不得已選用了《解放軍報》高級記者邵一海寫的報告文學《“聯合艦隊”的覆沒》以及《林彪出逃真相》中的一些敘述。文革史專家王年一著《大動亂年代》中，在講到林彪的“小艦隊”時，也是轉引用邵一海的《“聯合艦隊”的覆沒》等文章。

　　至於具體的參考文獻列表，因為涉及的文獻太多，這裏就不一一列出了。

　　現在有關文革和毛澤東的書籍文章，可謂多如牛毛，看也看不過來。但就像我們在《前言》中提到的那樣，這些書籍和文章有兩種傾向：一種是過於嚴肅，雖然真實，但沒有讀者；另一種是過於輕鬆，使用一些野史傳聞來吸引讀者，有欠真實。因此，我們想到寫一個既有可讀性，又真實可信的係列文章。

　　在剛開始的章節中，我們擔心太嚴肅了吸引不來讀者，所以在文中加入一些文學描寫，心理活動等。但後來發現我們的這個擔心是多餘的，認真的讀者並不喜歡文學描寫，而喜歡如實敘述。因此，在後麵的章節中，我們就很少用心理活動等文學描寫，基本上采用客觀敘述，主要讓讀者自己去思考。

　　我們的這個係列文章，最早於2012年12月在《鳳凰網》發表。後來因為《鳳凰網》審查太嚴，大部分內容發不出來，經熱情的網友介紹，我們從2013年1月改到最為寬鬆的《天涯網》來發表。在《煮酒論史》上發表了一段時間後，遇到一些問題，在《天涯博客》上一直沒有遇到大問題。

　　因此，在這裏我們特別向《天涯網》的編輯們表示衷心的感謝，感謝各位“高抬貴手”，讓我們這個有爭議的係列文章得以發表。

　　最後，在《後記》中再談一點關於寫這個係列文章的一些個人感想。

(6)

　　在這個係列文章連載過程中，不少網友提出很多寶貴意見，讓我們深受啟發。不過其中一種非常典型的看法，卻讓我們感到一種蛻變的時代的風氣：就是用“利益”來解釋一切，當然也用“利益”來解釋文革。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是著名作家巴金，他在文革後1986年寫了一篇文章《文革博物館當建立》。

　　巴金在該文中寫道：我決不是在這裏危言聳聽，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現在我的眼前。那無數難熬難忘的日子，各種各樣對同胞的傷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顛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偽難辨的大混亂，還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

　　難道我們應該把它們完全忘記，不讓人再提它們，以便二十年後又發動一次文革，拿它當作新生事物來大鬧中華？

　　有人說：“再發生？不可能吧。”

　　我想問一句：“為什麽不可能？”

　　這幾年我反複思考的就是這個問題，我希望找到一個明確的回答：可能，還是不可能？

　　經過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產生第二次文革，並不是沒有土壤，沒有氣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準備妥善，因為靠文革“獲利”的大有人在。……

　　巴金認為：之所以會發生第二次文革，是因為靠文革“獲利”的大有人在。巴金的言外之意是說：參加第一次文革的人，就是為了“獲利”，包括毛澤東。這正合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為了私利，是為了跟劉少奇爭奪權力，不惜在中國搞一場大革命。

　　看到巴金這樣的文字，讓我感到既失望，又痛心。因為以前的巴金不是這樣庸俗的人，不是這樣把什麽事情都與“獲利”聯係起來。

　　現在有一種流行，把文革中的人物都描寫成一批爭權奪利者。在這些人的筆下，毛澤東也好，劉少奇也好，周恩來也好，他們身上看不到一點兒革命精神，變成一群單純追逐權益的政客。而且，還有人把這種“爭權奪利”上升為理論，聲稱“一切為了利益”是“人性”。

　　難道“人性”真是這樣的嗎？1931年巴金發表的成名作《家》，卻講了一個相反的故事。《家》的故事發生在辛亥革命後，中國某大城市的一個官僚地主家庭。一家之主的高老太爺，拚命維護舊製度，維護封建禮教，甚至不惜扼殺年輕一代的青春、愛情與生命。高老太爺的孫子覺慧，愛上婢女鳴鳳，但高老太爺卻要把鳴鳳許配給別的財主為妾，鳴鳳堅決不從，投湖自盡。覺慧在鳴鳳死後毅然離家出走，投身革命。

(7)

　　巴金的《家》在當時轟動一時，這是因為符合當時的時代。按照現在不少人的觀點看來，鳴鳳實在是傻了去了，給大財主當二奶，好吃好喝，還能把錢財帶回娘家，還有什麽不滿意？他們實在想不通鳴鳳為什麽要自殺。同時，覺慧在高家當一個不愁吃不愁穿的闊少爺多舒服，可他偏偏要離家出走，參加革命，這不是自討苦吃，能得到什麽好處呢？

　　覺慧參加革命是為了“獲利”嗎？當然是有投機分子為了獲利而參加革命，但至少巴金筆下的覺慧參加革命，不是為了“獲利”。那麽覺慧為了什麽參加革命呢？其實巴金在書中已經給出答案。巴金在《家》的序言中寫道：我寫《家》的時候，仿佛在跟那些人一塊兒受苦，跟那些人一塊兒在魔爪下麵掙紮。一直到我寫了《家》，我對於一個不合理製度的“積憤”，才有機會吐露出來。所以我大膽地說：“我要向一個垂死的製度叫出：‘我控訴！’。”

　　巴金筆下還有一個典型人物，覺慧的哥哥覺新，他屈從於高老太爺，逆來順受，委曲求全；而覺慧不願像他哥哥那樣忍受下去，他要做自己的主人，走出家庭，勇敢地追求新的人生道路。覺慧說：“周圍是無邊的黑暗，但我並不孤獨，並不絕望，我無論在什麽地方，總能看見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動蕩，在創造它自己的道路。”

　　巴金在《家》中塑造的覺慧的形象，代表了當時的一批熱血革命青年。他們不堪忍受舊製度的束縛和壓迫，他們參加革命是為了反抗，為了抗爭，為了自由，為了解放，而不是為了“獲利”。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就是當時熱血革命青年的代表，他們揭竿而起鬧革命，也完全不是為了什麽“獲利”。要獲利的話，到外國租界在洋人手下當個買辦，既獲利又沒有風險，又何必去鬧革命呢？

　　那時挪威作家易卜生的戲劇《玩偶之家》，也在中國轟動一時。劇中的主人翁娜拉，是一個具有穩定優裕生活中產階級家庭的妻子，但娜拉不滿足自己在家裏隻扮演一個“玩偶”的角色，她要追求個人解放，毅然離家出走。娜拉臨走前對她丈夫說：“我是一個人，跟你一樣也是一個人！”娜拉的出走，是為了自由而不顧一切的反抗。娜拉在出走時，根本沒有考慮過什麽“獲利”的問題。

　　當一個人拿起刀大喊“我和你拚了!”的時候，他根本不可能去想“獲利”這個問題，他隻是無法再忍受了，他要拚命，要革命，哪怕付出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那個年代的中國人，都熟悉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一首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裴多菲的這首詩在中國廣為流傳，是因為它代表了當時的中國人，特別是熱血革命青年的一種普遍心態。

(8)

　　曾經為熱血革命青年“鼓與呼”的巴金，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全然看不到“獲利”兩個字。可是到了晚年，巴金卻口口聲聲地談起“獲利”來，甚至把文革中起來造反的造反派、紅衛兵，理解為“獲利”，這不得不讓我感到“精神的退化”。

　　當然，文革中起來造反的造反派和紅衛兵，其中肯定會有為了“獲利”而參加造反的投機分子，但這些人不應該是造反派和紅衛兵主流。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國的曆史本身就是答案。在中國曆史上，每次大革命都是革命青年衝在第一線，參加革命的熱血青年，大致是出於同樣的心態：為了反抗舊製度，為了自由解放，而不是為了“獲利”。熱血青年參加革命的目的，隻有一個：徹底打碎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

　　武昌起義打響第一槍的是一批熱血青年，井岡山上吹起革命號角的也是一批熱血青年，而到了文革的紅衛兵，他們自然也是一批熱血青年，他們起來造反，也是要“徹底打碎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這點與他們的先輩們是一致的。

　　武昌起義起來造反的熱血青年，是為了“獲利”嗎？毛澤東等熱血青年上井岡山造反，是為了“獲利”嗎？如果他們不是為了獲利，為什麽文革中湧現出了的造反派，偏偏就沒有一點革命精神，墮落成為了“獲利”的利益追逐者呢？

　　人們發起革命的目的，是為了“打碎舊世界，建立新世界”。因此，我們從“獲利”的角度去談論革命是不合適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革命，它也同樣是旨在“打碎舊世界，建立新世界”，所以我們談論文革的時候，不要忘記那個時代的革命精神，不應該單純從“獲利”去理解文革。從“獲利”的角度去談論文革，就像從“獲利”去談論巴金筆下的人物覺慧和鳴鳳，是無法說清楚的。

　　另外，毛澤東本人也是一貫反對“獲利”的。1956年的中共八屆二中上，毛澤東講話說：我是曆來主張軍隊要艱苦奮鬥，要成為模範。1949年在這個地方開會的時候，我們有一位將軍主張軍隊要增加薪水，有許多同誌讚成，我就反對。他舉的例子是資本家吃飯五個碗，解放軍吃飯是鹽水加一點酸菜。他說這不行，我說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個碗，我們吃酸菜。這個酸菜裏麵就出政治，就出模範。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就是從這裏頭出來的。

　　有人說毛澤東反對“獲利”，就是“反人性”，那麽“人性”真的是一切都為了“獲利”嗎？這對於百分之九十的平凡之人，或者是正確的；但對於另外百分之十的革命者，就不正確了。

(9)

　　巴金在《家》中塑造的革命者覺慧，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塑造的革命者娜拉，就是屬於後麵百分之十的革命者，他們都不是平凡之人。我們這個世界，也正是因為有了他們這些革命者，才變得精彩。

　　因此，我們在討論毛澤東這些革命家的行為時，不應該忘記他們的革命理想，不應該抽走他們的革命精神。有人試圖抽掉毛澤東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試圖把毛澤東從神壇上拉下來變為“凡人”。其實毛澤東從來就是人，但他不是凡人，而是偉人。

　　如果把“凡人”和“偉人”等同起來，就等於把一位在抗戰時挺身而出、為國戰死疆場的英雄，與一個在敵人鐵蹄下苟且偷生、甘當順民的平凡人等同起來。“凡人”和“偉人”的區別是：凡人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奮鬥，偉人是為了正義和理想而奮鬥，兩者永遠不能等同起來。

　　最後，還再講幾句“毛澤東熱”的問題。近年來中國各地出現一股“毛澤東熱”，許多人對此難於理解。他們認為：毛澤東時代人們的生活比現在差多了，為什麽還會有人懷念毛澤東呢？

　　兩年前，我在動筆寫這個係列文章之前，想了解一下中國各階層的人，對毛澤東和文革到底怎麽看。我帶著這個問題，走了差不多半個中國。從經濟發達的廣州、上海、江浙，到經濟落後的新疆、甘肅、內蒙，接觸了不少各種各樣的人，詢問了他們對毛澤東和文革的看法。

　　從我個人的“調查結果”來看，一般來說，人們都承認現在比毛澤東時代生活好，也有人因此而罵毛澤東，但這並不是大多數。我看到的大多數，盡管都承認毛澤東時代生活很窮，現在的生活好多了，但他們也並未因此而埋怨毛澤東。而且越是底層的人，這種傾向越明顯。這是為什麽呢？

　　在甘肅武威黃羊鎮（據說溫家寶總理當地質隊員時曾在這裏工作生活過），一位老農對我說：“現在的生活是比過去好了。”但他又一轉說：“毛主席看得起俺們農民，陳永貴都能當副總理。”

　　我認為這位老農的話，說出了“毛澤東熱”的答案：看得起！現在農民們的生活是比以前好了，但他們卻少了“看得起”的感覺，這就是他們懷念毛澤東的原因吧。

　　至此，連載文章《毛澤東與文革大起底》全文結束。說實話，我們能寫完這個一百萬多字的長篇，如果沒有朋友們的熱情支持和鼓勵，說不定會半途而退。因此在最後，我們要向這一年多來，熱情支持、理解鼓勵我們的各位網友朋友，表示發自內心的感謝之意。

　　當然，我們並不想跟各位朋友說再見，今後還希望與各位朋友繼續交流，共同提高。最後再說一句：衷心地感謝大家！【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