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八一（崇新嶽 百思峰 ）

評解之十一   從大曆史的角度看文革

　　（1）

 

　　對於一個曆史事件，可以從兩個角度去看：一個是從小曆史的角度去看，旨在搞清曆史事件的細節和經過；另一種是從大曆史的角度去看，旨在研究曆史事件的發生背景以及產生的影響。

　　從大曆史的角度去看文革，可以從“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麵來進行探討。所謂“縱向”，就是沿著中國曆史發展的脈絡，來看文革所發生的背景和所產生的影響；所謂“橫向”，就是站在世界曆史格局中，來看文革所發生的背景和所產生的影響。因為從世界曆史來看，文革是作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的一個事件，它不僅對中國，也對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先從“縱向”來看文革發生的曆史背景。中華文明已經有五千年曆史，但具有強烈中國特征的中國式“國體”，則是在兩千多年前的秦漢年間建立的。中華傳統國體的“特征”，表現在硬件和軟件兩個方麵：硬件是秦始皇建立起來的高度中央集權的獨裁體製，軟件則是漢武帝建立起來的“獨尊儒術”的政治思想，後來這種儒家思想也被稱之為“中華思想”。

　　秦始皇能建立高度中央集權獨裁的體製，並不稀奇，因為外國曆史上也有很多中央集權的獨裁國家。如果沒有儒家思想相輔佐，高度中央集權的獨裁體製是難於維持長久的。“秦朝二世而亡”這件事本身也證明，高度中央集權體製如果沒有一種恰當的政治思想來輔佐，是難於維持長久的。

　　孔子生於東周春秋末期。當時中國的國體，並不是高度中央集權體製，而是公元前11世紀左右西周初年著名政治家周公建立起來的分封製。周朝的周王是天下之主，把國土分為百餘個大大小小的諸侯國，這些諸侯國具有獨立的行政、司法權力，也有獨立的軍隊。但諸侯國要服從周王的號令，向周王繳納一定的貢品，還有擔負保衛周王的軍事責任。

　　公元前770年周幽王被殺，周平王遷都後，各諸侯國開始不聽周王的號令。雖說周王還保存著天下共主的虛名，但各個諸侯國之間相互征戰爭霸，天下大亂的時代到來了。從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的242年間，這段時間稱為“春秋時期”，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天下大亂時期。據史書記載，在春秋242年間，發生大小戰事480多起，平均每年發生2起戰爭，可謂戰火紛飛，連綿不斷。

　　孔子就是誕生在這種戰爭連年不斷的天下大亂時代。因此孔子和當時的人們一樣，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停止戰爭，渴望和平。怎樣才能停止戰爭呢？孔子首先思考為什麽會發生戰爭的原因。孔子認為，天下大亂是因為人們“有野心”、“不安分”，做臣子的不安分，想篡奪國君之位，下級有野心，想要奪上級之權。這就是造成天下大亂、戰爭不斷的“人性”方麵的原因。

　　（2）

　　孔子的想法是有根據的，在他生活的春秋時期，有43名諸侯國的國君被臣下殺死，被下級官員殺死的上級官員，那就不計其數了。這些似乎都證明，孔子提出的“人性引發戰爭”學說，是有道理。為此，孔子也提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相應理論，就是所謂的“三綱五常”和“克己複禮”。

　　所謂“三綱”是“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這是一種社會規範。臣子要無條件地服從君主，妻子要無條件地服從丈夫，兒子要無條件地服從父親。孔子認為，如果人們都按照“三綱”的社會規範做事，那麽天下就會太平，戰爭就會結束了。

　　有人疑問說：“難道君主犯了錯誤，臣子也要無條件服從嗎？”孔子的回答是肯定的。孔子認為，假如臣子把君主“犯錯”作為理由，把他殺掉或者罷黜，那麽你今天殺君篡位之後，明天就會有別人把你殺掉，奪掉你的位置，因為沒有人能保證自己永遠不犯錯誤。這樣一來，今天你篡位，明天他篡位，天下就永無寧日。所以臣子無條件地服從君主，從整體上來看，是有利於促進天下和平的。

　　但人們總會有野心，有貪欲，要想讓臣子放棄篡位的野心，就必須對人進行“思想改造”。孔子提出的思想改造方法就是“克己複禮”，也就是克製自己，一切符合“禮”的規範。所謂“禮”，就是“三綱五常”等社會規範。當然，這種思想改造並不容易，因此朱熹提出“存天理，滅人欲”，要克製自己的野心和貪欲，去符合“禮”的天理。

　　孔子這一套儒家學說，確實對穩定社會有較大的作用。但孔子的學說也有較大的副作用，就是一旦人們放棄野心，失去貪欲，那麽也就失去了奮鬥的動力。人們失去了奮鬥的動力，一切知足，不思發展，那麽社會的發展也就停滯了。西方近代的大發展，就是建立在個人主義、個人奮鬥的思想基礎上，鼓勵人們為了金錢、地位而奮鬥拚搏。

　　由於孔子學說有這個巨大的副作用，所以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戰國時代，孔子的學說是不受歡迎的。因為當時各個諸侯國所麵臨的首要問題是“發展”，也就是“富國強兵”，否則就要被別的國家吞並掉。春秋戰國時代“法家”學說流行，是因為法家學說是一種有利於富國強兵的學說，所以得到當時各國統治者的青睞。而儒家學說相反是阻礙富國強兵的學說，所以沒有一個國家采納孔子的儒家學說。

　　然而到了西漢，社會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天下已經統一，不再有被別國吞並的危險了。這時候對於統治集團來說，他們麵臨的首要問題變成了穩定權力，而不是富國強兵了。因此，具有強大穩定社會作用的儒家學說，開始被統治集團青睞，把儒家學說捧為獨一無二的思想。

　　正因為采用了儒家學說，中國的封建王朝維持了兩千年。但到了近代，在西洋列強的衝擊下，儒家學說阻礙富國強兵的副作用開始明顯暴露出來，中國在西方列強麵前一敗再敗，割地賠款，受盡屈辱。此時中國人開始重新思考，孔子的儒家學說，是不是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呢？

　　（3）

　　此後，一股反孔的浪潮開始在中國興起。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人們公然打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魯迅等文人更是把儒家斥為“吃人”的學說。在這個大環境下，毛澤東也成為激進的反孔派。1919年7月，剛從學校畢業不久的毛澤東，在他發表的《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一文中指出：二十年來，湖南省雖然在政治上排滿，但在思想上仍以“孔子為中心”、對於孔老爹，仍不敢說出半個“非”字，而今則到了一改舊觀的時候了。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鬱鬱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

　　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更是把“批孔”作為文革的主要目標之一。早在1966年12月，毛澤東對一位外賓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麵的影響。孔夫子在大學文科的影響，如哲學、曆史、美術等方麵存在著。他們灌輸帝王將相思想，資產階級思想，這些都同孔夫子影響聯係著，要在教育方麵進行革命。

　　毛澤東後來發起的“批林批孔”運動，更掀起了批判孔子的高潮。從中國曆史來看，在秦朝之後的曆代王朝，基本上都是尊孔的。凡是反孔的王朝，一般都是短命的。比如秦始皇是完全否定孔子的，是徹底的法家，但秦始皇創建的秦王朝，在他死後就很快滅亡了。

　　在至今未止的中國曆史上，毛澤東是秦始皇之後，兩千年來第一位持“反孔”態度的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在文革後建立的新政府，也是秦始皇的秦朝之後，第一個明確提倡“反孔”的國家政府。這是從大曆史的角度來看，文革的一個顯著特點。

　　盡管“反孔”不是毛澤東首先提出來的，但過去“反孔”的都是魯迅等不掌權的文人。掌權的政治家，如袁世凱、蔣介石等，都是“尊孔”的。比如1934年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發起以儒家道德規範為基礎的“新生活運動”，但遭到不少人的批評和質疑。張申府發表質問南京政府的文章《尊孔救得了中國嗎？》，他在文中指出：“以國家祀孔的方式恢複民族自信也未嚐不可，但從現在尊孔的動因來看，是倒退的多，而前進的少。這種情形之下的尊孔，對於救濟中國的危亡，如何會有多大益處？”

　　魯迅更是犀利地批判說：“誠然，每一個縣固然都有聖廟即文廟，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樣子，一般的庶民，是決不去參拜的。他們要去，則是去佛寺，或者是神廟。若向老百姓們問孔夫子是什麽人？他們自然回答是“聖人”，然而這不過是權勢者的留聲機。”

　　毛澤東建立一個“反孔”精神的政府，這在中國曆史上是十分特異的。如果追溯毛澤東“反孔”的動機，可以看出毛澤東對中國曆史的理解和對中國未來的設計。

　　（4）

　　前麵提到，中國傳統的政治體製，也就是傳統的“中華國體”，是由兩個要素構成：硬件的“中央集權製”和軟件的“孔子儒家思想”。用一句話簡要地概括中華國體，就是“由一群用孔子思想武裝起來人，來運行中央集權製。”

　　兩千年來的曆史經驗已經證明，“中華國體”有兩個重大缺陷：第一個缺陷是經不起外族侵略。中國自從宋朝以來，對外戰爭是屢戰屢敗，對於漢族來說，更是經曆過元朝和清朝的兩次“亡國”。近代在西洋列強的侵略下，中國再次差點亡國，淪為半殖民地。

　　“中華國體”的第二個缺陷是“曆史周期率”。所謂“周期率”，是舊王朝從清廉走向腐敗，新王朝推翻舊王朝，新王朝再從清廉走向腐敗，如此往複。中國兩千來采用“中華國體”的王朝，都無法逃脫“曆史周期率”的厄運。

　　既然“中華國體”有這樣重大的缺陷，當然很多人呼籲要對“中華國體”進行改革，而改革方案無非有三種。第一種方案是：改變硬件，不動軟件，即用西方式的“三權分立”分權製來代替中央集權製，保持孔子儒家思想。簡單地說，就是“由一群用孔子思想武裝起來人，來運行‘三權分立’的分權製”。

　　第二種方案是：改變軟件，不動硬件，即用新的政治思想來代替孔子儒家思想，保持中央集權製。簡單地說，就是“由一群用新的政治思想武裝起來人，來運行中央集權製”。

　　第三種方案是：硬件、軟件都改變。這種方案顯然難度最大。

　　中國第一次改變中華國體的嚐試，是1912年的辛亥革命。當時人們在西洋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機麵前，感到過去的“中華國體”不能再繼續下去了，革命後的中國不能再走老路，必須拋棄中華國體“走新路”。當時人們選擇的是第一種方案：改變硬件，不動軟件，也就是“由一群用孔子思想武裝起來人，來運行西方式‘三權分立’的分權製”。

　　辛亥革命後的北洋政府，采用西洋式的“三權分立”分權體製。權力不再集中到中央政府，政府不像過去那樣“一切說了算”，而是受到議會和最高法院的製約。國家領導人總統也不能“一手遮天”，權力要在議會和憲法的限製之下。

　　（5）

　　北洋政府的“三權分立”政體，的確是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的政體，突破了“中央政府集權”的模式，可是北洋政府的政治體製改革卻是完全失敗的。人們普遍感到，新政府還不如過去的大清王朝，誰說了也不算，什麽事情也決定不下來。而且“三權分立”造成中央政府的弱體化，進一步引發群雄割據，內戰不斷。因此，北洋政府的這場政治體製改革嚐試，可以說是完全失敗的。

　　政治體製改革失敗了怎麽辦？最簡單的辦法就是退回到老路上，複辟過去的那一套。1927年國民黨北伐成功，推翻北洋政府，建立新的國民政府。從曆史的角度來看，國民黨政府是一種複辟。因為國民黨政府退回到過去的“中央政府集權”模式，由國民黨一黨獨裁。不僅如此，國民黨政府還繼續用“孔子思想”來治國，退回和複辟到“由一群用孔子思想武裝起來人，來運行中央集權製”的中華國體。

　　麵對國民黨政府複辟中華國體，國民黨內部出現過一個以陳公博等人為代表的“改組派”，反對蔣介石搞複辟，提出要重新革命。後來蔣介石把這個“改組派”鎮壓下去了。

　　既然國民黨政府退回到傳統的中華國體，那麽也就無法避免中華國體的兩個缺陷：“經不起外族侵略”和“周期率”。在日本侵略麵前，國民黨一退再退，再現中國曆史上對外戰爭的“屢戰屢敗”。

　　同時，“周期率”在國民黨政府裏發展極快。短短的20多年時間裏，國民黨就從孫中山創建的清廉革命黨，蛻變為腐敗橫行的執政黨。如果國民黨不是那麽腐敗，也不至於那麽快亡國。因此，國民黨的這次“複辟”中華國體，也是失敗的。

　　1949年新中國建國時，毛澤東眼前有兩個失敗的曆史經驗：北洋政府“改革”的失敗，國民黨政府“複辟”的失敗。那麽毛澤東和他領導的中共怎麽設計新中國呢？

　　鑒於北洋政府的失敗，第一種“改變硬件，不動軟件”方案，大家都感到風險太大。因為北洋政府正是學西方搞“三權分立”的分權製，犯了大錯誤，栽了大跟頭。所以學西方搞“三權分立”的風險極大，誰能保證毛澤東他們當時搞“三權分立”的分權製，就會比北洋政府搞得更好呢？

　　現在有人批評說：毛澤東在建國時，應該學西方搞議會製。但這些人忘了，北洋政府就是學西方搞議會製，而犯了大錯誤，栽了大跟頭。對於政治家來說，這樣慘痛的經驗教訓，難道還不夠嗎？

　　（6）

　　劉少奇為代表的不少高官認為，新中國還是應該學國民黨搞“複辟”，繼續走中華國體的老路，這樣風險最小，最為穩妥。這是因為1949年時的國際環境，與1927年時有了極大的變化。在新中國建立之時，西洋列強的武力侵略危險基本消失，各個殖民地紛紛獨立，中國麵臨外族入侵的危險性不大。

　　至於“曆史周期率”問題，劉少奇等人認為，隻要控製得好，就不會出大問題。即使出問題，那也是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後，眼下這幾十年還是可以保證穩定的，他們可以安安穩穩地做幾十年大官，坐享出生入死打下來的江山。

　　而毛澤東卻不願意這麽安安穩穩地坐江山，他要冒險為中國開創一條新路，試圖讓中國跳出“曆史周期率”，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這就是毛澤東所謂的“繼續革命”。

　　在這方麵，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人分歧很大。劉少奇主張走老路，也就是繼續由一群用孔子思想武裝起來人，來運行中央集權製。劉少奇的代表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其核心思想基本上是孔子的思想。劉少奇認為這樣最為穩妥，而且大家都可以太太平平地坐享江山，何樂而不為呢？劉少奇等人“走老路”的主張，被毛澤東批評為“複辟倒退”，毛澤東堅持要“走新路”，要“繼續革命”，這就導致文革的爆發。

　　毛澤東搞文革的根本著眼點，是試圖跳出“中華國體”的老框框，走一條新路。既然北洋政府搞“改變硬件，不動軟件”的第一種方案失敗，毛澤東就選擇了“改變軟件，不動硬件”的第二種方案，也就是“由一群用新的政治思想武裝起來人，來運行中央集權製”。

　　毛澤東認為，“中華國體”總是跳不出“曆史周期率”，是因為運行中央集權體製的人，一直是一批用孔子思想武裝起來人。毛澤東看來，隻要改變人們的政治思想，用“共產主義思想”代替“孔子思想”，由一批用共產主義思想武裝起來人，來運行中央集權體製，就不會出現貪汙腐敗，就可以跳出“曆史周期率”。

　　因此，毛澤東搞文革就著眼於“思想革命”，不僅要樹立人們的共產主義世界觀，還要徹底批判和拋棄孔子的思想。毛澤東旨在培養一批與孔子思想徹底“決裂”的共產主義新人，由他們來運行中央集權體製，就能使中國告別“曆史周期率”，跨入新的時代。

　　（7）

　　有人評價文革，說文革給很多人造成傷害，死了不少人，因此作結論說“文革是十年浩劫不應該搞”。這是典型地從小曆史的角度看問題，而從大曆史的角度看不是這樣的。

　　比如秦始皇武力統一中國這件事，秦始皇發動這場統一戰爭，殺人如麻，血流成河。如果從“對人造成傷害”的角度去評判，那麽秦始皇發動統一戰爭肯定是不對的，不應該的，中國還是保持分裂狀態好。所以，這種從“對人造成傷害”的小曆史角度，去評判秦始皇統一中國這件大事，其“局限性”和“片麵性”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今天不會這樣評判秦始皇統一中國，是因為它已經是久遠的曆史，所以能夠跳出小曆史的局限性，從大曆史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一千年後人們評論文革，肯定也會像我們今天評判秦始皇一樣，可以跳出小曆史的局限性。所以，我們今天可以應該跳出小曆史的局限性，從大曆史的角度去看待和評判文革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

　　文革發生的曆史背景，從“縱向”看是起因於中國傳統的政治體製“中華國體”，無法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從“橫向”看是起因於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路線和體製，遭到人們的質疑。這裏先從“縱向”看。

　　從中國曆史來看，“中華國體”的黃金時代是唐朝，到了宋朝，“中華國體”的問題逐步暴露出來，中國也因此走向衰落。有人因此提出：如果中國從宋朝就改革“中華國體”，中國的發展就可能不會落後於歐洲。其實，有人已經在北宋時就提出要變法改革了，他就是著名的政治家王安石。

　　1068年，王安石在宋神宗趙頊（xù 原為古帝顓頊的省稱）支持下，麵對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問題，發起一場旨在“富國強兵”的變法改革運動。必然地，王安石的變法遭到大部分高官們的強烈反對，因為這場變法觸動了他們的利益。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向皇帝告狀王安石，罪名是“侵官、生事、致怨”，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指責王安石“瞎折騰”，要求廢棄王安石的新法，恢複舊製。結果宋神宗支持王安石，於是司馬光向皇帝辭職，回老家撰寫《資治通鑒》去了。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不怕得罪人，繼續堅持搞變法改革。

　　可是1086年宋神宗逝世後，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回朝執政，全部廢除王安石的新法，一切回歸過去的舊法。一切回到過去，不再“瞎折騰”了，高官們大為滿意，但這樣並不能挽救大宋王朝的命運。1126年，也就王安石變法失敗後40年，北宋王朝滅亡。

　　（8）

　　所謂“變法”，是指由國家領導者主動發起的、至上而下的政治體製改革，它與自下而上的“革命”完全不同。中國曆史上有三次著名的變法：先秦的商鞅變法、北宋的王安石變法、清末的戊戌變法。如果從大曆史的角度來看，1966年這次文革，可是算是中國曆史上的第四次“變法”。

　　先秦的商鞅變法和清末的戊戌變法，是國家麵臨存亡的關鍵時刻，迫不得已而為之。而北宋王安石變法，則是在國家處於和平環境下，主動發起的一場政治體製改革，因此王安石被一些人斥為“瞎折騰”。但在近代，人們開始高度評價王安石變法。梁啟超說：王安石的青苗法和市易法實為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雛型，免役法堪稱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王安石變法是在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

　　現代史學家黃仁宇也認為：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所謂的“新法”，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這也是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我們也可以說中國在公元11世紀北宋時已經在某些方麵感受需要“現代化”的壓力。西歐各國和日本的現代化，也都經過如此的階段。

　　涉獵於大曆史，我們也覺得王安石的故事深有耐人尋味之處：試想900年之前，中國即企圖作現代性的改革，而當時的歐洲，尚停滯於中世紀的黑洞內。這和本世紀兩方的懸殊相比，前後相差何遠！那麽王安石豈不是獨具慧眼，可以把中國曆史一口氣提前1000年？要是王安石真能把中國曆史提前900年到1000年的話，則我們這樣一個大曆史的觀念都不能存在了。

　　文革時期，王安石變法被高度讚揚，這也是因為王安石變法與文革有相當類似之處。他們不是等到國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機時刻，才開始搞變法，找出路，而是在國家尚處於比較良好的情況時，居安思危，提前搞改革。這種未雨綢繆的大手筆，在當時是不容易被人理解的，往往是過了幾十年、幾百年之後，人們才開始認識到改革者的高瞻遠矚。在北宋的時候，人們對王安石變法的評價不過是“瞎折騰”胡鬧，而今天人們卻對王安石變法予以高度的評價。或許人們對毛澤東和文革的評價，也會有同樣的命運。

　　（9）

　　中華國體能延續兩千年，肯定是有很多優點，否則不可能延續這麽長時間。然而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動挨打，喪權辱國，人們不得不認為曾經輝煌過的“中華國體”，已經過時了，已經不能適應現代化的要求，人們不得不開始找新的出路。

　　民國初年北洋政府嚐試照搬西方議會體製失敗後，蔣介石政府打著“三民主義”的旗號，再次回到中國傳統的舊體製。毛澤東率領中共推翻蔣介石政權，成立新中國。不過從1949年到1966年這17年間，雖然中國的經濟體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私有製改成公有製，但新中國的政治體製，本質上與舊中國依然差不多。1974年毛澤東對外賓說：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製度，工資製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製變更了。

　　新中國建國後，毛澤東對新中國有一個很大的擔心，擔心它走上“曆史周期率”的老路上，他多次說過：“我們不當李自成。”毛澤東用來防止中國回頭“走老路”的措施，就是對人民進行廣泛普及的共產主義思想教育。毛澤東認為，隻要用共產主義思想代替孔子思想，培養一批用共產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新人，鏟除人們心目中孔子思想的影響，這樣就可以鏟除中國“走老路”的思想根源。

　　因此毛澤東在建國後，大張旗鼓地大搞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可是教育的結果卻是差強人意的。建國17年來，雖然孔子不再被當作“聖人先師”被人們頂禮膜拜，但孔子思想還是主導著中國人的思想，共產主義教育的效果不大。這是為什麽呢？

　　毛澤東認為，這是由於劉少奇把持的文化教育界，不重視宣傳馬克思、列寧思想，而是繼續宣傳“封、資、修”的黑貨，所以稱之為“17年教育黑線”。毛澤東認為，新中國17年來共產主義思想教育效果不大，就是因為劉少奇“教育黑線”的幹擾。所以毛澤東要發動文化大革命，鏟除劉少奇的“教育黑線”，改革教育體製，重新培養社會主義新人。

　　有人認為毛澤東在建國時，應該學習西方搞民主議會體製。但這種說法，忽略了當時的時代局限性。第一個局限性是中共受到蘇聯老大哥的影響，不得不學蘇聯經驗；第二個局限性是過去北洋政府搞民主體製失敗的經驗，不得不讓人謹慎。

　　（10）

　　其實蔣介石也一直反對搞民主體製，就是敗退台灣之後，蔣介石也一直堅持獨裁體製，這點也應該是來自過去北洋政府失敗的經驗教訓。

　　現在人們批評北洋政府“軟弱”，導致地方割據，軍閥混戰。其實北洋政府的“軟弱”，正是民主體製下中央政府的特征。西方民主體製的特征是“三權分立、地方自治”，中央政府都是比較軟弱的，因為這樣稱之為民主政府。如果中央政府十分強悍，那就是獨裁政府了。

　　西方國家搞“三權分立、地方自治”的民主體製，為什麽沒有導致地方割據，軍閥混戰呢？這是因為這些搞民主體製的國家，都有一個共同點，都信仰基督教，這些國家是靠基督教來凝聚人心。發達的西方國家，都是基督教國家。非基督教國家隻有日本比較成功，而日本有神道教，有天皇來凝聚人心，所以他們搞地方自治也不至於出現國家分裂。

　　中國人沒有宗教來凝聚人心，就像孫中山說的那樣“一盤散沙”，過去中國都是靠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來凝聚人心的。一旦中央政府軟弱，很快就會出現地方割據，進一步發展下去就是分裂。因此，中國學西方搞民主體製，建立一個軟弱的中央政府，那麽結果很可能是悲劇性的。北洋政府搞民主體製試驗失敗，也用事實證明中國照搬西方民主體製的危險性。蔣介石、毛澤東這些人，正是看到中國的國情與西方不同，所以沒有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體製。

　　毛澤東不搞民主體製的第三個局限性，是來自中共本身。民主選舉是一種“文鬥”，政治家靠“三寸不爛之舌”的口才來競選，這對於“能說會道”的知識分子當然比較有利，而文化程度低的大老粗工農兵，在競選中基本上沒什麽在當選的指望。

　　毛澤東領導的中共，本身是一個大老粗的工農兵集團，他們長於搞“武鬥”，而不善於搞“文鬥”，事實上中共也是靠“武鬥”上台掌權。如果當時中國搞選舉製，毛澤東等少數文化水平較高的高官能當選，而中共大部分的工農兵幹部，大老粗幹部，口才都非常差。彭德懷這樣的粗人，說不過就要罵娘；許世友這樣的粗人，說不過就要動槍。讓他們去跟知識分子競選，肯定輸得一敗塗地。

　　因此，毛澤東如果在當時的新中國搞民選製，就等於是讓工農兵大老粗組成的中共集團，把他們浴血奮戰打下來的江山，拱手讓給知識分子們。這些大老粗們能答應嗎？

　　出於上述三個局限性，在新中國建國之初，毛澤東不搞民選製，不僅是有道理的，也是曆史不允許的。

　　（11）

　　再從國際形勢來看產生文革的背景。從18世紀開始，歐洲出現殖民主義，各列強國仗著“船堅炮利”優勢，武力侵略海外的弱小國家，搶占殖民地。到20世紀初，世界已經基本被歐美列強瓜分完畢，唯一剩下一塊“大肥肉”就是中國。看看1921年的世界地圖，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那一年，世界上土地麵積最大的亞洲，那時隻有兩個獨立國家：中國和日本，其他國家全部淪為歐美列強的殖民地。印度是英國的殖民地，印尼是荷蘭的殖民地，菲律賓是美國的殖民地，越南是法國的殖民地，朝鮮是日本的殖民地……。

　　在這樣險惡的國際形勢下，當時中國麵臨最大的危機就是“亡國滅種”，已經到了被歐美列強瓜分的亡國邊緣。所以那時中國人最緊迫的任務就是“救中國”，提出一句響亮的口號“救亡”。孫中山1924年在廣州的演講說：諸君：我們大家是中國的人。我們知道中國幾千年來，是世界上頭一等的強國。我們的文明進步，在各國之先。當中國頂強盛的時代，正所謂千邦進貢，萬國來朝。那個時候，中國的文明在世界上是第一的，中國是世界上頭一等強國。到了現在怎麽樣呢？

　　現在的時代，我們的中國，是世界上頂弱頂貧的國家。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能看得起中國人的。所以現在世界上的列強，對於中國都有瓜分中國的念頭，也就是近來各國有共管中國的意思。為什麽我們從前頂強的國家，現在變成這個地步呢？

　　這就是中國我們近幾百年來文明退步，政治墮落，變成現在不得了的局麵。我們中國人，要趕快想想法子，怎樣來挽救，那麽我們中國還可以有的救。不然，中國就要成為一個亡國滅種的地位。

　　在西方列強的槍炮麵前，“救中國”的唯一辦法隻有盡快自強，實現“富國強兵”，所以當時的有識之士們都在談論“富國強兵”之道。第一種富國強兵之道，是清廷洋務派提出的“中體西用”道路。所謂“中體西用”，就是保留中華國體，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開辦兵工廠，購置新式武器，新式軍艦。洋務派從1860年左右開始推行以“中體西用”為主導思想的洋務運動，但1895年甲午戰爭中，作為洋務運動最大成果的北洋水師，居然在剛剛興起的日本海軍麵前全軍覆沒。

　　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大敗，不得不割地賠款的屈辱事實，使人們意識到“中體西用”的道路不能“救中國”，也意識到傳統的中華國體是中國實現富國強兵的巨大障礙，必須變法，改革中華國體。洋務運動的核心人物李鴻章在甲午戰爭失敗後，無奈地說：我辦了一輩子的洋務，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淨室。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12）

　　“中體西用”的道路走不通，康有為等人提出大膽改革中國政治體製的“變法維新”道路。1898年，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康有為等“新黨”開始推行效仿日本明治維新的“新政”，試圖對“中華國體”進行全麵的改革。然而這樣的改革，觸犯到大量高官的利益，遭到了以慈禧太後為首“舊黨”的強烈反對，戊戌變法隻搞了一百天就失敗了。

　　戊戌變法失敗兩年後的1900年，義和團事件發生，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清廷再次大敗，不僅賠償巨額的戰爭賠款，還承認外國軍隊在首都北京有駐軍權。這次大敗，清廷再也沒有理由不改革了，於是在1902年重新開始搞“新政”，並聲稱在不久的將來實施“君主立憲”體製。可是清廷的實權還是掌握在保守派手中，他們對改革沒有誠意，一拖再拖，終於引發辛亥革命，清廷垮台。

　　辛亥革命後建立的中國民國政府，采用了西方式的議會共和國體，有總統，有議會，都是選舉產生。即使按照今天的標準，1912年中華民國所采用的國體也是很“先進”的。當時人們以為中國采用這種“先進”的國體，一定會很快富強起來。但事實卻與人們的期待相反，中國民國不僅沒有富強起來，反而陷入地方割據，全國內戰的內亂，甚至比清王朝時代還要貧弱。

　　這時人們對中國采用的議會共和製，及所謂的“民主體製”，開始失望了，人們又開始探索新的政治思想和體製來“救中國”，於是各種西方政治思想湧入中國：無政府主義，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等，人們熱烈討論這些“主義”，包括馬克思主義。不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並不是一開始就受到歡迎，當時中國人思想的主流還是傾向於西方的“民主體製”。但1919年的“五四”運動，改變了這種情況。

　　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北洋政府代表中國對德、奧宣戰，並向歐洲派出10萬勞工，做戰地後勤支援。德國投降後，作為戰勝國的中國，本應接受德國在中國占據的膠東半島。可是在巴黎和會上，西方列強不顧中國是戰勝國的事實，無理地把膠東半島轉交給日本，這是對中國露骨的欺辱，引發中國人民的義憤，爆發“五四”運動，各地人民抗議示威，要求北洋政府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

　　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的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說：1918年11月11日歐戰結束，中國似乎也是一個對德宣戰的戰勝國。當時各戰勝國大事宣傳說這是“公理戰勝強權”。北京也在慶祝戰爭勝利，並將克林德碑拆毀，移置中央公園，改為“公理戰勝碑”。我們曾參加這一慶祝大會和奠基典禮，也曾為之興奮。“公理戰勝強權”，中國將因此有轉弱為強的機會。

　　（13）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開幕，可是消息傳來，巴黎和會的情形是一天一天的不利於中國。中國以參戰國的資格提出了取消列強在華特權的七個條件，巴黎和會根本不加考慮。4月中旬由《和平條約》規定，將德國在山東的掠奪物，完全轉讓於日本。這些事使北京的學生們為之大嘩，我們充滿了失望與憤慨的情緒，美夢方覺，一致認為：“世界上哪裏有什麽公理？”

　　巴黎和會使中國人對西方的“民主體製”大大失望了，很多人開始轉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提出向蘇聯學習，“走蘇俄的道路”。因此，中國走上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某種程度上也是被西方列強“逼”出來的。其實當時中國人是相當迷信西方的，如果沒有他們在巴黎和會上露骨地欺壓中國，中國未必會走上蘇俄的道路。

　　不過很多中國人對“走蘇俄的路”，是抱著一種實用主義的觀點，不論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不論什麽“主義”，隻要能夠“救中國”就是好主義。所以當時很多人擁護共產黨，並不一定真的信仰馬克思主義，而是認為走社會主義道路可以“救中國”，可以讓中國人“站起來”。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毛澤東的這個宣告，意味著“救中國”的任務已經完成，中國已經完全擺脫“亡國滅種”危機，進入一個新時代。

　　這時候，抱著“救中國”的實用思想加入中共的黨員，就與毛澤東這樣虔誠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共黨員，發生分歧了。他們認為既然“救中國”的任務已經完成，中國就不一定非要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路線走下去，可以根據現實情況，靈活地修改和修正中國的路線，這就是所謂的“修正主義”。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遠因，就是因為中共有一批黨員，不是堅定信奉馬克思主義，而是出於實用的“救中國”目的跟隨。因此，他們不是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一旦走社會主義道路遇到什麽挫折曲折，就想到修正，就想到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去走別的道路。

　　如果毛澤東也是持靈活應變的修正主義態度，事情就簡單了。可是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原則上，偏偏非常固執，非常較真，一點也靈活不得。這樣一來，毛澤東就與以劉少奇為首的“修正主義”矛盾激化，終於導致文革的爆發。

　　（14）

　　毛澤東對“救中國”的看法，又有更深入的一層。中國麵臨“亡國”的危險，第一種可能是被外國強行瓜分而導致亡國，第二種可能則是因為“曆史周期率”，因為自己內部的貪汙腐敗而導致亡國。毛澤東領導中共建立起一個軍事上強大的新中國，使中國不再有被外國入侵而導致亡國的危險，在對外方麵完成了“救中國”的任務。

　　但毛澤東認為“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隻是戰勝了外部的敵人。而戰勝了外部的敵人，並不等於戰勝內部的敵人，今後中國麵臨的主要危險是來自內部的敵人，來自貪汙腐敗的蛻化變質分子。這個更深一層的“救中國”任務，就是使中國擺脫“曆史周期率”。

　　為什麽兩千年來，中國總是走不出“曆史周期率”呢？毛澤東認為孔子的思想和學說，是造成中國“曆史周期率”的思想根源，隻有“反孔”，才能使中國走出曆史周期率。毛澤東敢於提出“反孔”，是要有相當膽魄的。因為在過去的中國曆史上，凡是“反孔”的人都被認為是曆史的罪人。比如秦始皇“焚書坑儒”，就被文人們罵為“暴君”，成為曆史罪人的典型。

　　其實孔子的學說，在他活著的時候並不走紅，被認為是迂腐無用的東西。直到500年後，孔子的思想才開始被人們理解，孔子也被捧得越來越高，成為中國上獨一無二的“聖人”。過去中國各地都建有大大小小奉祀孔子的孔廟，每年舉行奉祀奠禮，由當地的行政長官親自主祭。在首都北京也建有孔廟，規模僅次於孔子故鄉山東曲阜的孔廟。清朝時每年舉行一次皇帝親自參加的祭孔大典，尊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

　　1912年辛亥革命以後，北洋政府也照舊每年舉行祭孔大典；1927年國民黨北伐勝利，中國首都從北京遷到南京，國民黨在南京繼續舉行祭孔大典；蔣介石敗退台灣之後，也依舊在台灣每年舉行祭孔大典，並且將孔子的生日9月28日，製定台灣的“教師節”。

　　孔子自從西漢後的兩千年來，在中國享盡人間煙火，可是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孔子突然被冷落了，祭孔活動被取消，孔廟也被廢置或改為其他用途，到文革時，更出現史無前例的砸孔廟。1966年11月，紅衛兵成立“徹底搗毀孔家店革命造反聯絡站”，在曲阜召開了“徹底搗毀孔家店大會”，然後就開始砸孔廟。孔子像被搗爛，一些古畫古書被當場燒毀，還砸毀了不少石碑等各種文物，甚至還把孔林內許多孔氏後代的墳墓刨平。

　　（15）

　　孔子和他的儒家學說，在遭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之後，事隔兩千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遇厄運。對此毛澤東說：我準備在曆史上擔罵名。文人杜撰一個孟薑女，秦始皇就被罵了兩千年。無非罵我是秦始皇，秦始皇算什麽？秦始皇不過坑了72個儒，我們比秦始皇厲害一百倍！

　　文人郭沫若曾經撰文《十批判書》大罵秦始皇，於是毛澤東寫給郭沫若一首七律詩《讀<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毛澤東搞“批孔反孔”這件事，對還是不對，應由後人來評判，我們現在評判為時過早。但不管怎麽說，孔子留給我們的這份遺產，是繼承還是拋棄？是將來政治家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我們今後麵臨的任務有兩個：一是建設“物質文明”，即實現富國強兵；二是建設“精神文明”，即治理貪汙腐敗。孔子的“仁”、“禮”那一套政治思想，對建設“物質文明”，即實現富國強兵一點兒作用也沒有，這是誰都承認的。那麽孔子思想對建設“精神文明”，對治理貪汙腐敗起作用嗎？

　　誰都知道，中國的貪汙腐敗並不是什麽新鮮事，而是老傳統、老毛病了。兩千年來曆朝曆代都尊奉孔子的政治思想和學說，但曆朝曆代都解決不了貪汙腐敗的問題。令人尋味的是：“反孔”的毛澤東時代，貪汙腐敗的問題卻很少。當然我們不能說，“反孔”有助於解決貪汙腐敗問題，但可以結論說：孔子的政治思想和學說，對於治理貪汙腐敗是沒有作用的。

　　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孔子和他的儒家思想？第一種觀點認為：應該徹底否定孔子思想，因為它對我們未來的任務一點作用也不起。毛澤東說：秦始皇比孔夫子偉大得多，孔夫子是講空話的。

　　第二種觀點認為：孔子的一部分思想和學說還是有價值的，但需要對儒家思想進行“現代化”改造，使其適應新時代的要求。早在民國年間，熊十力、梁漱溟等人就提出“新儒家”，主張重新建立一種經過改良的儒家思想。現在“新儒家”有相當的市場和支持者，他們用現代的觀點和思想來詮釋孔子思想，形成一股風潮。

　　中國今後是尊孔還是批孔，既是一個政治問題，又是一個文化問題，也是未來的中國人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16）

　　中華文明在北宋時到達頂點，中國的“四大發明”都是在北宋以前完成的，北宋以後就再無發明。現在不少學者說在北宋時中國已出現資本主義的萌芽，可惜北宋王朝信奉“獨尊儒術”，不允許其他新思想的出現，遏製了中國的發展。

　　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曾出現過各種各樣的思想思潮，被稱為“百家爭鳴”時代。可惜西漢“獨尊儒術”之後，不允許儒學以外的新思想出現，以至於兩千多年來，偌大的中華大地，隻有儒家一種思想、一種學說，這是十分不正常的，必然成為中國向前發展的思想障礙。

　　歐洲14世紀開始文藝複興運動，各種思想學說源源不斷地產生，推動歐洲進入一個新時代。英國人托馬斯寫了《烏托邦》一書，被作為社會主義思想的起源。此後社會主義思潮出現各種不同的流派，馬克思主義隻是其中的流派。

　　社會主義思想的誕生，是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分不開的。16世紀以後，西歐國家的新生資產階級通過暴力或非暴力的資產階級革命，逐步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以美國、法國為代表的采用民主體製的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革命打倒了舊社會的王公貴族，建立了萬民“身份平等”的資本主義民主議會製度。

　　資本主義製度雖然解決了人民的社會身份和政治地位的平等問題，但仍未能解決人類社會的“經濟不平等”。在19世紀以前資本主義初始階段中，社會的貧富不均現象十分嚴重。有些人辛勤勞動，所得報酬卻非常少，過著饑寒交迫的貧寒生活；而另一些人卻不勞而獲、靠欺詐和投機過著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

　　1844年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寫道：我們再拿倫敦時裝商店的例子來做證明。這些商店雇用了很多年輕的女孩子，這些女孩子大部分來自農村，她們食宿都在老板那裏，因而成了老板十足的奴隸。大多數商店的工作時間是沒有任何限製的，女孩子們即使不是通宵工作，一晝夜也得工作19小時到22小時，一直到疲憊得實在連針都拿不住的時候，她們的漫長的工作才算到了盡頭。還有這樣的事情：這些可憐的人一連9天都沒有脫過衣服，隻是抽空在墊子上躺一下；給她們的食物都切成小塊，好讓她們盡快地吞下去。

　　（17）

　　社會主義思潮就是在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的背景下產生的。不管什麽社會主義流派，它們都批判資本主義製度，認為民主資本主義國家中，在名義上每個人的社會地位是平等的，但懸殊的貧富差距又導致了新的社會不平等，造成人類社會各種不平等的最大根源，就在於財產私有製。因此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是認為“私有製”是萬惡之源，提出要限製和消滅私有製。

　　19世紀中期，西方學者中展開了一場“為人類尋找一種公平、完美、道德的理想社會體製”的大討論，這時馬克思的學說脫穎而出，也就是後來所謂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主要有兩大特征：一

、暴力革命論；二、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的嶄新思想很快就橫掃全球，19世紀末期成立了全世界各國無產者的“共產國際”組織，並規定5月1日為全世界勞動者的節日，《國際歌》為全世界勞動者的聖歌。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共產主義是一種究極公正和人道的最高理想社會，世界各地都產生了各種共產主義組織和共產主義運動，試圖使“共產主義”這個人類最高的理想社會變為現實。

　　蘇聯建立了第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國家。二次大戰之後，世界上出現共產主義運動高潮。當時除了蘇聯和東歐各國之外，亞洲有中國、朝鮮、越南、柬埔寨等國，美洲有古巴，在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土地上，建立起社會主義國家。

　　但這個好景並不長，1991年蘇聯的解體，宣告社會主義陣營的失敗，也宣告這場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如果探討這場共產主義運動的原因，不能不說毛澤東有先見之明。1960年代中蘇兩國發生關於“社會主義理論問題”的爭執，中方發表了《九評》，批評蘇聯領導集體搞修正主義，也就是修正了馬克思主義。

　　1956年蘇共召開“二十大”，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針對當時的國際形勢，提出了“三和”路線，即與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赫魯曉夫針提出的“和平共處、和平競賽”，顯然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暴力革命論。

　　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無產階級隻有通過武裝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才能擺脫被剝削和壓迫的地位，才能獲得解放。”列寧遵循馬克思主義，通過暴力革命奪權，建立起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領導中共武裝奪權，也是遵循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論。

　　（18）

　　赫魯曉夫對此解釋說：列寧關於隻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的觀點，在那個時期是正確的，而現在的社會主義陣營已經具備了防止侵略的物質基礎，因此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在目前的形勢下，隻有兩條路：要麽和平共處，要麽發動曆史上最具毀滅性的戰爭，第三條路是不存在的。

　　赫魯曉夫提出“三和”路線，是認為在出現原子彈的情況下，發動戰爭就意味著雙方都毀滅，所以不能打仗了，要與美國和平共處，和平競賽。1957年蘇聯舉行紀念十月革命40周年大會，毛澤東親率中共代表團參加。在會上，毛澤東公開提出反對赫魯曉夫的“三和”路線，堅持馬克思列寧的暴力革命論。

　　據赫魯曉夫回憶說：八十多個黨的使者前來莫斯科，我們討論了國際局勢，以及防止世界大戰的可能性。核戰爭是這種會議的主題，一旦爆發世界大戰，我不知道交戰各方能否堅持使用常規武器，是否將演變為一場導彈核戰爭。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就戰爭問題發言，他的講話內容大致是這樣：“不要怕戰爭。既不要怕原子彈，也不要怕武器。無論這場戰爭是什麽戰爭，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都一定會取勝。”

　　具體談到中國時，毛澤東聲稱：“如果帝國主義把戰爭強加給我們，而我們現在6億人，即使我們損失其中的3億又怎麽樣？戰爭嘛，若幹年之後，我們培育出新人，就會使人口得到恢複。”

　　他發言之後，會場上是一片墳墓般沉默。對於如此對待世界戰爭的態度，任何人都沒有思想準備。正相反，大家都在思考尋求什麽樣的辦法防止世界大戰，反對世界戰爭、爭取和平共處是首要主題。可是毛澤東突然提出了“不怕戰爭”的口號，說戰爭會給我們帶來勝利，即使有損失又何妨！

　　有一次在遊泳池旁，毛澤東又挑起這個話題，說：“赫魯曉夫同誌，我們來算算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比吧。我搞了個計算，算出的結果是：中國擁有將近7億人口，所以它可以組建多少個陸軍師。蘇聯擁有2億人口，它能夠組建多少個師。”

　　是的，軍隊有兵員定額，毛澤東的計算大致是正確的。他用常規的方法估算了一下所有社會主義國家能夠讓多少人去當兵，然後又計算美、英、法等北大西洋公約國家能夠組建多少個師。他說：“瞧，力量對比就是這樣。所以我們還怕什麽？”

　　（19）

　　這番議論很符合毛澤東1957年在兄弟黨國際會議上發表的那個觀點，毛澤東不是把“和平共處”問題放在首要位置，而是把“準備戰爭”的問題放在首要位置。準備戰爭的目的，就是利用戰爭打敗敵人，而無論戰爭會造成多麽大的損失。

　　我對他說：“毛澤東同誌，您計算出的數據，人們都知道。但是還必須考慮到，隻有當我們生活在另一個時代，當人們用肉搏方式或者用諸如標槍和刺刀等冷兵器作戰時，算術學統計結果才是合理的。從前就是這樣，誰的棍棒多，誰就占上風。我們現在生活的時代不同了，戰勝者不再是擁有更多人口的一方，而是擁有良好軍事工業和能夠充分供給自己新式武器的一方。一枚導彈可殲滅幾個師，可見師的數量多寡。現在不再是實力的標誌。說句粗話，那不過是一堆炮灰。”

　　毛澤東說：“不，我還是認為您錯了。在力量對比上起決定作用的，仍然是人口的數量。”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用任何手段都未能取得一致意見。他發表了他的觀點，我發表了我的觀點。

　　毛澤東還談及另一個問題。當時國際形勢要求我們發表保衛社會主義國家的聲明，聲明的主旨是：“警告帝國主義陣營，如果他們侵犯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不會保持中立，而是將動用我國軍隊所擁有的一切可能手段，給侵略者以還擊。”

　　毛澤東指著這個聲明說：“這個聲明是錯誤的。”

　　我問他：“為什麽？”

　　毛澤東說：“不對，這不對頭。”於是毛澤東開始展開地談他的觀點，其觀點可歸納如下：“如果有人侵犯中國，你們不要卷入戰爭。我們將自己打，打10年，打20年也行。我們人口眾多，國土遼闊。如果敵人硬要跟我們打，他們絕沒有好下場。我們自己應付得了，我們一定打敗他們，沒有一個國家能戰勝我們。日本人跟中國打了好多年仗，他們的侵略下場如何呢？敵人會破壞我們的經濟，讓他們破壞好了，最重要的是要保住蘇聯。隻要蘇聯還在，還將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向前發展，以後一切都會恢複正常。中國打敗了敵人，將在你們的援助下恢複自己的經濟。因此，根本不要讓蘇聯去冒與資本主義陣營打仗的危險。”

　　（20）

　　瞧他就是這樣偷梁換柱的：倒好像中國為了確保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生存，而甘願犧牲自己。我說：“如果我們這樣對待自己的國際主義義務，隻讓每個國家自力更生，那麽敵人就會把我們各個擊敗。這種立場是鼓勵侵略，而不是遏製侵略。因此我們在自己的政策上恪守這個聲明。”

　　後來，我曾反複琢磨，毛澤東的那些觀點有什麽依據呢？我不知道該如何給這種觀點和議論下評語，我很奇怪毛澤東怎麽可能這樣思考，我無法給自己找出答案。如果他自己認為他那些關於軍事策略的論斷是合理的，那麽就很難想象一個聰明人竟然會如此思考，對我來說直到現在這依然是一個不解之謎。

　　我一直不清楚：“這到底是思維力缺欠還是挑釁？”然而這樣一場談話的確是進行了，而且我完全保證我準確地轉述了毛澤東的講話和我的回答，既不誇大其詞也不斷章取義。

　　不但赫魯曉夫不理解，就是當時的很多人也不理解。可是時間過去50多年之後，在蘇聯這個國家解體之後，毛澤東上述令人不解的話，就開始變得可以理解了。如果站在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立場上，這也是毛澤東的立場，那麽今天的事實證明，赫魯曉夫的“三和”路線完全失敗了。

　　第一、赫魯曉夫提倡的“和平共處”，並沒有實現。美蘇始終處於冷戰狀態，就是今天的俄羅斯，與美國之間也是半冷戰的關係，談不上“和平共處”，隻能說雙方沒有發生直接的戰爭而已。

　　按照馬克思的暴力革命論，社會主義隻有通過戰爭和暴力勝資本主義。像毛澤東說的那樣，社會主義國家拚著死幾億人，與資本主義國家來一場核大戰，用這樣的暴力來戰勝資本主義。當然不少人可能會批評毛澤東的觀點“殘酷”，不過毛澤東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就是主張暴力革命論，既然是暴力革命，那肯定免不了死人。至於可以死多少人，馬克思並沒有說，所以毛澤東提出打“核大戰”消滅資本主義的想法，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

　　另外，赫魯曉夫發表聲明：聲稱蘇聯將履行“國際主義義務”，一旦別的社會主義國家遭到侵略時，蘇聯將參戰，而不會中立。毛澤東批評赫魯曉夫這個聲明是“錯誤”的，後來的事實證明了毛澤東的觀點。幾年之後美國入侵越南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時，蘇聯並沒有履行“國際主義義務”，蘇軍並沒有出兵越南參戰。

　　（21）

　　毛澤東看出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的膽怯，他們提出“和平共處”，本身就是不敢打仗，又怎麽敢履行“國際主義義務”呢？赫魯曉夫的“聲明”隻是用來嚇唬人的，真的打起來，蘇聯是不敢出兵的。

　　越南戰爭中蘇聯的表現，正像毛澤東說的那樣：美國侵犯越南時，蘇聯沒有卷入戰爭，而是讓越南自己打，打10年，打20年也行。敵人會破壞越南的經濟，讓他們破壞好了，最重要的是保住蘇聯。隻要蘇聯還在，以後一切都會恢複正常。因此，蘇聯不必去冒險與美國打仗。

　　第二、赫魯曉夫提出“和平競賽”，而蘇聯在“和平競賽”中的徹底失敗。其實在“和平競賽”中蘇聯將輸給美國，是可以預見的。因為社會主義製度和資本主義製度，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資本主義製度注重“效率”，不注重“公平”；而社會主義製度注重“公平”，而不注重“效率”。

　　發展經濟的核心就是提高生產效率，因為社會主義在“效率”方麵的先天缺陷，必然在發展經濟的“和平競賽”上，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是不可能賽贏資本主義的。所以赫魯曉夫提出的“和平競賽”，蘇聯是必然失敗的。

　　但社會主義製度有另外一個優點，就是在發展軍事方麵。因為搞軍事是不講經濟效益的，資本主義國家在這方麵沒有優勢，而社會主義國家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很快在軍事上取得大發展，在軍事上勝過資本主義。事實上，蘇聯、中國、朝鮮、越南這些社會主義國家，都很快把自己建成軍事強國。而且蘇聯最大的優勢也是在軍事方麵，軍事力量發展到與美國並駕齊驅的水平，而在民用生產方麵，蘇聯與美國的差距就很大。

　　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經濟的經濟競爭中，沒有一個勝過資本主義國家；可是在戰爭這種軍事競爭中，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都是社會主義一方獲勝。因此，如果蘇聯與美國搞經濟競賽，比必輸無疑；但如果來一個軍事競賽，倒不一定誰贏誰輸了。毛澤東始終主張與資本主義陣營進行軍事競賽，也就是“準備打仗”，這就是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的分歧。

　　第三、赫魯曉夫針提出“和平過渡”，也就是不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了，這又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和平過渡”，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這是毛澤東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主要動機，也是發動文革的主要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