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八十（崇新嶽 百思峰 ）

 

（55）

 

　　在討論《16號文件》時，好像是紀登奎同誌說：“毛主席曾講過對文化大革命作‘三七開’的評價，《16號文件》是否應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所在？”

　　這個問題的提出，實際上就涉及到了對毛主席的評價問題。剛剛粉碎了“四人幫”，全國的形勢尚未穩定，就立刻涉及到毛主席的問題，單從戰術上講也是不策略的。所以，葉劍英同誌說：“這個文件不可能解決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葉劍英做了個手勢，豎起大拇指，說：“毛主席還是這個。”

　　葉劍英在以後數次的政治局會議上，都講要更高地舉起毛主席的旗幟，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不能損害毛主席的形象。我認為，在粉碎“四人幫”時的曆史條件下，葉帥堅持這樣的指導思想是完全正確的。

　　接著，又提出要召開人大常委會，議程主要是：一、調換外交部長；二、通過毛主席生前批準的鄧穎超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人事安排；三、作關於粉碎“四人幫”的匯報。

　　當時，我是人大常委會常務副委員長，葉帥指定我作粉碎“四人幫”的匯報。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時，我提出了“批鄧”是否還要提的問題。華國鋒說：“《16號文件》剛剛發表，這個報告口徑以與《16號文件》一致為好。”大家同意他的意見，政治局通過了我的匯報稿。

　　1976年11月向人大常委匯報時，我講：“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們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現在把‘四人幫’的破壞和幹擾除掉了，我們應該做得更好，也一定能夠做得更好。”為此，胡耀邦同誌後來批評說：“第一個提‘凡是’的是吳德。”

　　當時我講“一個凡是”的意思，我在思想上沒有要阻止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的念頭，也沒有意識到這樣講話會引出問題。關於鄧小平同誌的問題，我記得常委們議論過。

　　10月份，華國鋒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宣布了三條：第一條是請鄧小平出來工作；第二條是要在中央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出來；第三條是要為鄧小平出來工作做好群眾工作。至於常委們是怎樣為此事進行工作的，我就不清楚了。

　　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之後，具體的時間記不準確了，在李先念的提議下，李先念、陳錫聯還有我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鄧小平同誌，表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願望。鄧小平見到我們非常高興，他對我們說：“很好啊！我可以過一個安寧的晚年了。這種方式好（指粉碎四人幫），幹淨利索！”

　　李先念講：“我們還要請你出來工作呢！”

　　鄧小平同誌風趣地說：“出來幹什麽？”

　　李先念說：“起碼官複原職。”

　　在粉碎“四人幫”後的一段較長時間裏，中央領導同誌在玉泉山集體辦公，大概陸陸續續地開了半年的會。我和倪誌福同誌住在朱德同誌住過的4號樓，開會是在7號樓。粉碎“四人幫”後，猶如在黨的肌體上切除了一個大毒瘤，今天有這樣一個興旺的局麵，我應當為此高興。

　　（56）

　　粉碎“四人幫”之所以能夠兵不血刃地實現，最主要是因為“四人幫”隻掌握“筆杆子”，不掌握“槍杆子”，所以他們不怕“文鬥”怕“武鬥”；另外也是因為華國鋒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華國鋒本身的作用並不大，主要是他的身份起了重大作用。

　　華國鋒說“粉碎四人幫，葉帥起了最為重要的作用”，這句話不錯。整個行動是在葉劍英統籌指揮安排下進行的，華國鋒基本上是仰仗和依靠葉劍英的指揮。從這點來說，葉劍英的作用是最重要的。但葉劍英卻不同意，他說“不能這樣講。這件大事，如果你（華國鋒）不下決心，你不拍板，做起來就難啊！正是因為你下了決心，你拍了板，做起來就相對容易了。”

　　葉劍英的話也很有道理。從實力上來講，葉劍英不要華國鋒，照樣可以粉碎“四人幫”，但這麽一來，葉劍英會背上一個“搞政變”的汙名。所謂“政變”，指的是下級把上級打倒，而上級把下級打倒，就不叫“政變”，而是“處分”。比如毛澤東打倒自己的下級劉少奇或林彪，都不叫“政變”；相反，如果下級的劉少奇或林彪打倒自己的上級毛澤東，那就是名副其實的“政變”了。

　　當時黨中央的排名，葉劍英排在王洪文之後，如果以葉劍英的名義抓捕王洪文，是下級搞掉上級，就會被認為是搞政變；而毛澤東死後，華國鋒的排名黨內第一，以華國鋒的名義抓捕王洪文等人，是上級搞掉下級，這就是名正言順的“處分”，葉劍英也不會背一個“搞政變”的曆史汙名。對於葉劍英這樣已經到達頂層的政治家來說，他們的遺產是自己的名聲和名譽，所以政治家們都很重視自己的名聲。

　　另外，“四人幫”都是順境中坐直升飛機上來的，沒有經過逆境的鍛煉和考驗。在以往的政治鬥爭中，他們仗著毛澤東的庇護，輕易戰勝對手，也使他們產生輕敵的思想，以往對手容易對付，沒有做最壞的打算。相比之下，林彪就高明得多。林彪麵臨的情況比“四人幫”困難得多，他在那麽困難的情況下，還製定出一個南下廣州另立中央的計劃。要不是林彪自己的女兒告密，林彪的計劃幾乎就成功了。

　　如果“四人幫”也學林彪，突然乘一架飛機直飛上海，擺脫八三四一部隊的“監護”，在上海另立中央。出現這種情況的話，要想粉碎“四人幫”，就不是那麽容易的了。在曆史的關頭，政治家水平的高低就顯現出來了。

　　（57）

　　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國高層的政治格局大變。前麵提到，張春橋專門提起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叫《敵戒》，該文說：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方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迤迤（yǐ 延伸）乃亡。敵存而懼，敵去而舞。敵存滅禍，敵去招過。

　　《敵戒》的今譯為：人們都知道仇恨敵人，卻不知道敵人對我們其實很有好處。人們都知道敵人能危害我們，卻不知道敵人的存在對我們其實也是大為有利的。秦國因有其它六國和它對抗，所以兢兢業業，從而導致國富兵強；一旦六國滅了之後，秦國便驕傲自滿起來以致滅亡。因為敵人的存在，我們小心謹慎，一旦敵人不存在了，我們就得意忘形起來。敵人存在可以免除災禍，敵人不存在了反而會招來過失。

　　在中共奪取天下以前，內部的團結非常好，一致對付公敵蔣介石。一旦打倒了蔣介石，內部的團結也就出現問題了。周恩來、鄧小平集團在粉碎“四人幫”之前，能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是因為大家有共同的敵人；一旦“四人幫”粉碎了，共同的敵人沒有了，周、鄧集團的團結一致，也就隨之“四人幫”的粉碎而出現意見不一致，最終這個集團也解體了，形成新的政治格局。不過這些是後話了。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央副主席隻剩華國鋒和葉劍英兩人，政治局常委也隻剩華國鋒和葉劍英兩人，因此在短暫的一段時間內，中國政治就是他們兩人說了算。華國鋒對葉劍英畢恭畢敬，言聽計從，葉劍英比較滿意；葉劍英也對華國鋒支持吹捧，華國鋒也比較滿意。兩人的合作雖說算是比較好的，但也有不少不一致的地方。

　　華國鋒和葉劍英都看出，他們兩人說了算的局勢不會維持太久，因此華國鋒和葉劍英都在思考以後的政治布局和出路。他們兩人都知道，他們麵臨著一個強大的潛在對手鄧小平。怎樣處理鄧小平，是擺在他們麵前的第一個大問題。

　　華國鋒的想法是幹脆不讓鄧小平複出，打著毛澤東遺誌的旗號，繼續批鄧。華國鋒以為隻要有毛澤東留下的尚方寶劍，就可以解決了鄧小平，所以華國鋒提出一個“兩個凡是”的口號。

　　早在1976年10月26日，華國鋒剛擔任黨政軍最高領導不久，他在聽取中宣部的匯報時說：“目前要集中批‘四人幫’，連帶也要‘批鄧’。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要堅決執行。”

　　（58）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的聯合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主要旨在壓鄧小平。因為是毛澤東作出“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策，如果堅持“兩個凡是”，那麽鄧小平就不可能複出，因此“兩個凡是”成為華國鋒與鄧小平兩人攻防戰的第一戰。

　　葉劍英的想法與華國鋒不同，他看到鄧小平的實力和威望，知道很難壓住鄧小平複出的呼聲，必須讓鄧小平複出。既然要讓鄧小平複出，就不能堅持“兩個凡是”，所以葉劍英對華國鋒、汪東興等人搞“兩個凡是”，並不是很支持。

　　葉劍英支持鄧小平複出，但在葉劍英看來，關鍵是鄧小平複出之後，鄧小平扮演的角色是什麽。

　　第一種形式是按照當初毛澤東的安排，讓鄧小平複出當國務院總理，華國鋒當黨中央主席，葉劍英自己當中央軍委主席，或者華國鋒當中央軍委主席，葉劍英實際掌握軍隊。這樣形成黨、政、軍三權分立的局麵，華國鋒主黨，鄧小平主政，葉劍英主軍，這是葉劍英最理想的權力布局。

　　鄧小平複出的另一種形式，就是擔任國家最高領導人，但這似乎不是葉劍英的理想。1976年10月20日，華國鋒和葉劍英一起去李先念住處談話，這次談話紀要如下：

　　華主席：“李老，根據主席生前的安排，叫我當主席，現在兼著總理，又兼著公安部部長，湖南省委第一書記，這八億人口的大國家，我是力莫能及呀！我想是你當總理吧！”

　　李：“我是解放以來一直任副總理，但一直是搞經濟方麵的工作，對於經濟方麵工作，我還是可幹幾下，對於國際鬥爭、國防、內務可以說是門外漢，是不能勝任的，這一切葉帥是了解的。”

　　華：“那如何解決此問題呢？”

　　李：“總理有現成德才兼備的，還是把鄧老搬出來吧。這個人我和葉帥是了解的，心直口快，沒有野心，忠心有餘，完全可以勝任的。‘四人幫’整得他夠嗆，明明是人民內部矛盾，他們偏說是大野心家，陰謀家，什麽最大的走資派，直到現在他恐怕還有氣，總理死後，差點氣死他呢！”

　　葉：“他和我，先念差不多，氣可大呢？”

　　華：“鄧是很能幹的老同誌，差不多都對我講此事。鄧穎超同誌有次對我說：‘還準備批鄧嗎？我看這個人靠得住，可以用。’”

　　（59）

　　從上述談話紀要可見，葉劍英和李先念都推薦鄧小平當總理，可是華國鋒卻相反請李先念當總理，可見華國鋒不想讓鄧小平複出。另據前麵吳德的回憶來看，李先念等人並沒有請鄧小平出來當中國最高領導人，隻是請他“官複原職”，也就是讓鄧小平當總理的意思，並沒有讓鄧小平當主席的意思。

　　這樣一來，在鄧小平問題上，葉劍英、李先念與華國鋒出現了意見分歧。當時華國鋒和汪東興、紀登奎、陳錫聯、吳德等人“抱成一團”，持“兩個凡是”態度。粉碎“四人幫”後，汪東興接管了“四人幫”主管的宣傳機構，在報刊上大肆吹捧華國鋒，宣揚“兩個凡是”的觀點。

　　1976年11月18日，汪東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說：華主席對我們宣傳工作很重視，宣傳工作是黨的喉舌，輿論工具。宣傳工作大權過去被四人幫把持，他們死死把住，中央其他同誌針插不進，現在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把這個權奪回來了。

　　總理逝世後，主席發現鄧小平不行了。鄧小平這個人有錯誤，錯誤嚴重，不聽毛主席的，還是搞他過去那一套。當時主席說：“不行了，另找一個。”主席就看中了華國鋒同誌。

　　毛主席看得準。選了一個好人來接班，接我們黨事業的班。在天安門事件後，我去看主席，我說：“主席呀，你選了一個好人。”

　　主席說：“你是不是指的國鋒同誌？”

　　我說：“是。”

　　主席講：“他不僅有縣、地、省的經驗，還有在中央工作幾年的經驗，這個人忠厚老實，這個人不蠢。”

　　主席問：“你看怎麽樣？”

　　我說：“對選國鋒同誌當第一副主席、總理，我舉雙手。”我也確實是舉的雙手。

　　華主席這麽英明果斷，采取斷然措施，這個問題沒有遠見、沒有高度政治敏感，沒有深刻領會主席思想的人是不能解決的。我們黨有了好的接班人，又有了自己的領袖，華國鋒同誌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我們黨，我們國家大有希望。

　　（60）

　　我們認為華國鋒同誌的立場是堅定的，把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高，所以我們擁護他；他的膽量是大的，所以我們支持他，他的確是我們黨當之無愧的領袖，是我們可靠的接班人，符合接班人的五條，特別是對毛主席遺囑執行是堅決的。

　　有人提出“批鄧”怎麽辦？主席指示，批鄧是對的，鄧是錯誤的。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能三個正確對待。小道消息傳說鄧小平從四川回來啦，恢複了副總理職務，我們怎麽不知道啊？鄧小平那兩下子比華主席差得遠，試了一下，不行嘛！

　　由汪東興的講話可見，他與葉劍英和李先念的調子相反，對鄧小平持完全否定態度。1977年3月，汪東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又說：現在，有人提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搞錯了，要把鄧小平請出來，還要讓他當總理，說他如何如何能幹。鄧小平這個人我是熟悉的，講能力他是有一點，但錯誤更多。

　　1975年，毛主席是想讓他當總理，可試了試，不行，他那兩下子比我們華主席差遠了。所以，最後毛主席才選定華國鋒同誌作接班人。

　　兩年多後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印發了汪東興的《我的初步檢討》。汪東興在檢討中說：我在1976年11月間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曾說過貶低小平同誌的話，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響，這是錯誤的，在此謹向小平同誌表示歉意，有關同誌在這個問題上對我的批評是正確的。

　　這裏，我要特別提到的是，在去年2月7日《學好文化抓住綱》的那篇社論，是在我的直接領導下寫成的，其中兩個“凡是”的提法，我是讚同的。這不僅完全反映了我當時的思想實際，而且，在以後處理某些問題上自己的思想還束縛在這個框框裏，解放不出來。

　　誠懇歡迎同誌們繼續對我進行批評幫助。會後，我當進一步清理自己的思想，檢查自己的錯誤，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向中央寫出報告。

　　1980年2月，陳雲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說：當前思想僵化，林彪、“四人幫”的極左傾向依然在我們一些同誌的思想中作怪，反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甚至背後串通，兩麵三刀，製造混亂。比如汪東興、紀登奎、陳錫聯、吳德四位同誌，就是這樣的人。黨內外群眾和幹部檢舉、控訴他們問題的信件，雪片似地寄到中紀委。

　　這四位同誌繼續留在中央政治局，對黨的形象極為不利。我們還是建議政治局會議能夠免去汪東興黨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軍委常委職務；免去紀登奎、陳錫聯、吳德的政治局委員職務；同時遵照《憲法》規定的程序，提請全國人大免除紀登奎、陳錫聯擔任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吳德擔任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職務。

　　（61）

　　1976年2月任命華國鋒為代總理、主持中央工作之後，毛澤東還是把鄧小平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保留了鄧小平的一切政治待遇，隻是讓鄧小平坐冷板凳，專管外事。毛澤東說：“鄧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麵去，如劉少奇、林彪那樣。鄧與劉、林還是有一些區別，鄧願作自我批評，而劉、林則根本不願。要幫助他，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

　　但到1976年4月清明節的天安門事件時，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說：“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事，性質變了。”毛澤東這裏說“性質變了”，意思是說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從“人民內部矛盾”變為“敵我矛盾”了，因此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不少人不太理解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處理，提出疑問：既然鄧小平的性質已經變為“敵我矛盾”，那為什麽還要“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呢？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一旦鄧小平的性質變為“敵我矛盾”，開除出黨是理所當然，為什麽還要保留黨籍呢？

　　要理解這個問題，首先要談到毛澤東對“犯了錯誤的人”的處理理念。1971年毛澤東說：我們黨快五十年的曆史了，但對待犯錯誤的問題，還沒有很好解決。在我們的隊伍內，作為犯錯誤的來源，無非是兩個問題。一個是貪生怕死，貪汙公款等，為個人利益犯錯誤；另一個是思想問題，為革命犯錯誤。除了為個人打算的錯誤以外，所有犯錯誤的人，都是為革命而犯錯誤的。

　　毛澤東認為“犯錯誤”有兩種動機：第一種是“為利益犯錯”，也就是犯錯誤的動機是為了個人的私利。貪汙腐化，以權謀私等，都屬於這種動機。現在一般把這種情況稱之為“經濟犯”；

　　第二種是“為革命犯錯”，也就是犯錯誤的動機是因為持有不同的思想或理念。現在一般把這種情況稱之為“政治犯”。毛澤東說“除了為個人打算的錯誤以外，所有犯錯誤的人，都是為革命而犯錯誤的。”這也就是說，就是劉少奇、林彪這些人，也是“為革命犯錯誤”，屬於“政治犯”，而不是“經濟犯”。

　　另外，中共奪取政權時，俘虜了一批國民黨高官，這些高官也屬於“政治犯”被關在監獄裏。按照毛澤東的標準，這些被俘的國民黨高官也是“為革命犯錯誤”，隻是他們的革命理念與共產黨不同而已。

　　蔣介石對“政治犯”非常嚴格，持“基本都殺”的態度。被國民黨抓捕的共產黨高官，基本上都被殺了，像瞿秋白、方誌敏等在戰場上被俘的將官，也都殺了。而蔣介石對“經濟犯”卻非常寬容，持“基本不殺”的態度。蔣介石認為貪點錢不是大問題，隻要不是“思想罪”就不殺，國民黨高官沒有一個因為貪汙腐敗被殺的。

　　（62）

　　與此相反，毛澤東對“經濟犯”非常嚴格，持“基本都殺”的態度。在建國初年，兩名中共高官劉青山、張子善，因為貪汙公款被揭發出來。劉青山貪汙1萬8千元，張子善貪汙1萬9千元，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了。劉青山和張子善分別是1931年1933年入黨的老幹部，為中共奪取政權立過不少功勞。因此不少人提議，考慮到劉青山和張子善過去的功勞，對他們兩人從輕處理。

　　可是毛澤東卻堅持判這兩個人死刑，毛澤東說：正因為他們兩人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我們殺了幾個有功之臣也是萬般無奈，我建議重讀一下《資治通鑒》，治國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汙無度，胡作非為，國家還沒有辦法治他們，那麽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誰要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搞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

　　毛澤東對“政治犯”要寬大得多，持“基本不殺”的態度。不僅被俘的國民黨高官都沒有殺，就是犯了“路線錯誤”中共高官，毛澤東也沒有批示槍斃的。建國後毛澤東親自批示槍斃的高官，隻有劉青山、張子善兩個“經濟犯”，而沒有一個“政治犯”。在建國後的曆次路線鬥爭中，除了高崗自殺，林彪外逃而死之外，劉少奇、彭德懷等人都沒有槍斃。

　　進一步，毛澤東又把“為革命犯錯誤”，也就是把“政治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人民內部矛盾”，第二類是“敵我矛盾”。毛澤東認為前者是“可以調和”的矛盾，可以通過批評教育等手段解決，當事人不必打倒；後者則是“不可調和”的矛盾，雙方的對立和衝突已經達到不可調和的程度，當事人必須打倒。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屬於“敵我矛盾”的“政治犯”，毛澤東也是主張“不殺”的。被俘的國民黨高官是典型的“敵我矛盾”，但毛澤東都沒有殺。

　　毛澤東認為鄧小平前期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所以沒有打倒鄧小平；而在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認為鄧小平的問題變成了“敵我矛盾”，那麽當然就要打倒鄧小平了。但毛澤東對打倒的高官，也並非都開除黨籍，比如彭德懷就沒有開除黨籍，但劉少奇就開除了黨籍。

　　毛澤東不開除鄧小平的黨籍，一方麵是出自“為革命犯錯誤”的慣例，另一方麵也是從長遠的視野來考慮。毛澤東特點是所謂“站得高看得遠”，善於從長遠的視野看問題。從長遠的視野來看，在毛澤東死後，鄧小平無非是兩種結局：第一種是毛澤東死後，鄧小平沒有本事翻身，政治生命就此結束；第二種是毛澤東死後，鄧小平有本事翻身，重新回到政治中心，甚至成為中國的下一代領導人。

　　（63）

　　如果鄧小平是第一種結局，那麽開除黨籍，與不開除黨籍的結果是一樣的，開除黨籍並無特別的好處。如果鄧小平是第二種結局，那麽開除黨籍與不開除黨籍，結果就大不一樣。首先，如果開除了黨籍，鄧小平要回到政治中心，也隻有兩種選擇：

　　一、重新回到中國共產黨；

　　二、自己組建新黨。如果是後者，那要危及到中共，而中共是毛澤東自己締造的黨，毛澤東應該不願意冒這個風險。如果是前者，鄧小平在被開除了黨籍的情況下，要想回到中共，就不得不全麵否定毛澤東，進而否定毛澤東思想，這也是毛澤東不願意看到的。

　　如果毛澤東不開除鄧小平的黨籍，就給鄧小平留下一條殺回政治中心的“後路”，使鄧小平有可能在不全麵否定毛澤東的前提下，可以在不否定毛澤東思想的情況下回到政治中心，更不至於危及中共。這樣一來，至少毛澤東思想還可以保持下去，流傳下去，這應該說是毛澤東最低的底線吧。毛澤東很清楚，即使他開除了鄧小平的黨籍，也不一定擋得住鄧小平殺回了。既然如此，還不如保留鄧小平的黨籍，“以觀後效”。

　　1976年4月8日，鄧小平被撤銷一切職務的第二天，鄧小平請汪東興把他的一封信轉交毛澤東。鄧小平在信中說：“我完全擁護中央關於華國鋒同誌擔任黨的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的決定。我對於主席和中央能夠允許我留在黨內，表示衷心的感激。”

　　此後，鄧小平基本上被“軟禁”在家中，後來鄧小平和夫人卓琳又被單獨軟禁在東交民巷一所房子中。在此期間，卓琳因眼病住院，鄧小平給中央寫信說：我到這裏來住，兩個月零幾天了。近一個月，卓琳眼病嚴重，住了醫院。她在醫院終日住在一個小房間內，除醫護人員外，不敢同任何人接觸，也沒有親人去看她。這種狀況如能改變，對療效極有好處。所以，我們急切地提出同孩子們同住，或者首先允許他們來看望我們的要求。

　　汪東興將鄧小平的信轉給毛澤東，毛澤東口頭指示“可以同意鄧小平來信請求”，於是鄧小平和卓琳於6月30日，又搬回到他過去住的寬街住宅，和孩子們生活在一起。

　　7月6日朱德逝世，鄧小平不允許參加任何治喪活動；9月9日毛澤東逝世，鄧小平仍被排斥在所有治喪活動之外，據說鄧小平帶領全家在家中設立的毛澤東靈堂遺像致哀。10月7日，也就是粉碎“四人幫”的第二天，鄧小平從家屬那裏得知粉碎“四人幫”的消息。

　　（64）

　　10月10日，鄧小平致信汪東興，並請汪東興把他的信轉給華國鋒。鄧小平的信寫道：東興同誌轉呈國鋒同誌並中央：

　　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於由華國鋒同誌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誌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這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說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歡欣鼓舞呢！

　　最近這場反對野心家、陰謀家篡黨奪權的鬥爭，是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後這樣一個關鍵時刻緊接著發生的，以國鋒同誌為首的黨中央戰勝了這批壞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這是社會主義道路戰勝資本主義道路的勝利，這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勝利，這是鞏固黨的偉大事業的勝利，這是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革命路線的勝利。

　　我同全國人民一樣，對這個偉大鬥爭的勝利，由衷地感到萬分的喜悅，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我用這封短訊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

　　鄧小平。1976年10月10日

　　華國鋒對鄧小平的信沒有表態。10月26日，華國鋒在聽取中央宣傳口負責人的匯報時說：“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天安門事件要避開不說；要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但葉劍英、李先念等老幹部卻在不同的場合，提出讓鄧小平回來工作的意見。

　　12月7日，鄧小平因患前列腺炎，發生嚴重的尿瀦留，於12月10日入住解放軍總醫院，醫生建議手術治療。12月14日，中央決定恢複鄧小平看中央文件的權利。12月16日，華國鋒批準同意鄧小平進行手術治療。12月24日，鄧小平接受前列腺部分摘除手術，手術很成功。手術後，徐向前、聶榮臻、宋任窮、餘秋裏等人到醫院看望。

　　1977年2月3日，鄧小平康複出院。在葉劍英安排下，鄧小平與全家人一起住進了北京西山中央軍委二十五號樓。在此期間，鄧小平與葉劍英等人進行過多次長談。但華國鋒並未看望過鄧小平，也未與鄧小平談過話。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經華國鋒批準的社論，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鄧小平看到“兩個凡是”社論後，向來訪的王震對“兩個凡是”提出異議，說：“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

　　（65）

　　1977年3月10日至20日，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陳雲在書麵發言中提出：“鄧小平同誌與天安門事件無關。讓鄧小平同誌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必要的。”王震等人在會上也提議讓鄧小平複出，但遭到華國鋒、汪東興等人的反對。

　　3月14日，華國鋒在全體會議上講話說：“群眾到天安門悼念周總理，是合乎情理的。但確有極少數反革命分子，製造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

　　華國鋒又說：“經過調查，鄧小平同誌根本沒有插手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同誌的問題應當解決，但是要有步驟，要有一個過程，隻能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

　　汪東興更是說：“現在有人提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搞錯了，要把鄧小平請出來，還要讓他當總理，說他如何如何能幹。鄧小平這個人我是熟悉的，講能力他是有一點，但錯誤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讓他當總理，可試了試，不行，他那兩下子比我們華主席差遠了。所以，最後毛主席才選定華國鋒同誌作接班人。”

　　4月10日，鄧小平致信華國鋒和中共中央，鄧小平寫道:我完全擁護華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我在1975年的工作雖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確有缺點和錯誤，我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對我的批評和教導再一次表示誠懇的接受。

　　我感謝黨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幫”沒有關係這件事，我特別高興在華主席的講話中肯定了廣大人民群眾去年清明節在天安門的活動是合乎情理的。至於我個人的工作問題，做什麽，什麽時候開始工作為宜，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安排。

　　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的時候，我曾向中央用書麵表達我內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在黨中央決定由華國鋒同誌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會主席的時候，我知道了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確的方式戰勝四人幫的偉大勝利的時候，我在1976年10月10日曾向國鋒同誌和中央用書麵表達我的真誠擁護和歡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認為恰當，我建議把我這封信連同去年10月10日的信印發黨內，究竟應如何處理，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決定。

　　華國鋒批準了鄧小平的請求，中共中央以1977年《15號文件》的形式，向全黨轉發了鄧小平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寫給華國鋒和中央的兩封信。華國鋒為什麽要向全黨發轉鄧小平的這兩封信呢？他的想法與毛澤東當年向全黨轉發鄧小平的信，應該是差不多的。

　　（66）

　　華國鋒上台後，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正因古話“高出不勝寒”。早在華國鋒成為接班人的時候，就有很多人對華國鋒不服氣，但那時有毛澤東給他撐腰當後台，華國鋒可以抬出毛澤東來壓下那些對他不服氣的人。現在毛澤東走了，華國鋒不得不靠自己的智慧來處置那些對他不服氣的“挑戰者”。

　　第一夥對華國鋒不服氣的挑戰者是“四人幫”，華國鋒靠勇氣和智慧，武力解決了“四人幫”，粉碎了第一個挑戰者。不過現在看來，華國鋒當時沒有看清政治形勢的全局，他以為粉碎了“四人幫”，他就可以坐穩主席的寶座了，這顯然是隻看到眼前利益的“近視”策略。

　　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國的大權一時間掌握在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這4個人手裏，他們的分工是：葉劍英管軍隊“槍杆子”，李先念管政府“錢袋子”，汪東興管輿論宣傳“筆杆子”。因為粉碎“四人幫”後，由汪東興接管了過去“四人幫”掌管的宣傳媒體。華國鋒則是總管全局。

　　華國鋒對這個班子是比較滿意的，因為班子裏沒有對他不服氣的挑戰者，他的位置比較穩。其中實權最大的葉劍英，並不是野心很強的、想要爭當領導人的人。特別是葉劍英已是近80歲高齡的垂暮之人，更沒有太多的爭權之心，所以華國鋒感到葉劍英不會對他構成威脅。

　　李先念也不是野心很強的人，也能與華國鋒和平相處。雖然葉劍英和李先念對華國鋒不能說“服氣”，但因為華國鋒對葉劍英和李先念都非常尊敬，從不幹涉兩人的職權，所以兩人對華國鋒也算滿意。汪東興過去的地位和華國鋒差不多，水平也和華國鋒差不多，他對華國鋒還算是“服氣”的，所以華國鋒感到汪東興也不會對他構成威脅。

　　如果這4個人的班子能夠維持下去，華國鋒的地位也就保住了。但這4個人的班子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就是沒有打開新局麵的開創性人物。這4位高官都沒有什麽遠見，過去他們一直是“守業者”，上麵有什麽指示，就緊跟執行上麵的指示，他們都沒有自己的個人想法，更沒有自己的路線。這是典型的“維持班子”，而不是“開創班子”。

　　（67）

　　“維持班子”在中國曆史上很多見。老皇帝死後，新皇帝完全按照老皇帝過去製定的一套方針政策辦，這就是“維持班子”。如果新皇帝隻想坐穩他的皇位，最好就是過去的一切都不變，保持穩定的局麵。而搞任何改革創新，都要冒失敗的風險，因為誰也不能保證改革就一定會成功。因此，為了坐穩皇位，就要避免犯錯誤，避免出現不穩定因素。最好辦法，就是什麽改革都不搞，一切照舊，一切按過去的老規矩辦。

　　這樣的“維持班子”，在國家處於太平盛世的時候，還可以維持下去。可是國家一旦出現各種危機，一切還是按過去的老規矩辦，“維持班子”就維持不下去了，因為不搞改革就沒有出路。清末的慈禧太後班子，以及慈禧太後之後的攝政王載灃班子，都是典型的“維持班子”。他們一切按過去的老規矩辦，穩定壓倒一切，不願搞改革創新，結果斷送了大清王朝。

　　華國鋒為首的這個“維持班子”，不幸的是正好趕上中國的曆史轉折時期。他們沒有看到曆史發展的大趨勢，以為隻要靠著毛澤東的餘威，一切按過去毛澤東的老規矩辦，就可以把江山坐下去。華國鋒班子從1976年10月上台以來，基本上都是按照過去毛澤東的老規矩辦，全無改革創新的意欲。

　　領導人要想維持自己的地位，一種策略是被動避戰，一切不變，維持穩定；另一種策略是主動出戰，大搞改革創新，創建一套新體製，樹立一種新風尚，這樣領導人就建立起自己的威信，當然地位也就穩了。毛澤東是這樣樹立起自己的威信和地位，鄧小平也是這樣樹立起自己的威信和地位。

　　在太平盛世時的領導班子，因為人們沒有太多的不滿，對班子也沒有特別的期待，所以比較好幹；而遇到危機時代的領導班子，因為人們有很大的不滿，所以對領導班子的期待也很大。這時領導班子首先要做的事，一方麵是安撫人們的不滿，另一方麵是推出給人們帶來希望的政策。

　　當初人們對華國鋒班子還是抱有很大期待的，真誠地希望華國鋒能帶領中國走入一個新時代。可是華國鋒班子上台以後，基本按照毛澤東的老規矩辦，一切還是過去的老樣子，這時人們對華國鋒這個班子就失望了。

　　（68）

　　當時人們的最大不滿意之一，是中央把1976年4月悼念周恩來為主題的天安門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要求對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呼聲很高。可是華國鋒依然堅持：這是毛澤東作出的決定，所以不能平反。在這種情況下，1977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一周年之際，天安門前、金水橋畔以及正在施工的毛澤東紀念堂工地周圍，又擺滿了花圈和周總理遺像，貼出許多詩詞，祭文，更有醒目的大字報和大標語，比如“四五精神萬歲！”、“人民萬歲！”等。

　　更讓人震驚的是，居然有人在長安街的牆上寫出大字標語：“堅決要求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堅決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警察很快搜捕到寫標語的李冬民。李冬民原是北京二十五中的學生，在文革中敢於造反，成名北京紅衛兵代表大會的核心組組長，一度還成為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後來李冬民參軍，複員後到北京重型機器廠當工人。

　　華國鋒當即指示：“對此反革命大字報，應該追查。”華國鋒親自批準立案“李冬民反革命案件”，逮捕了李冬民，立即關進監獄。另外還拘留6人，追查16人。1977年2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當年的《5號文件》“堅決打擊政治謠言的通知”：最近一些地方，出現了攻擊和汙蔑中央領導同誌的大標語、大字報。現在社會上還流傳不少政治謠言，政治上十分反動，惡毒攻擊一些已經去世的和現在的中央領導同誌，妄圖蠱惑人心，煽動群眾挑撥離間，分裂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攻擊毛主席、華主席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壓。

　　但華國鋒很快就擋不住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浪潮，一年後的1978年，天安門事件就被平反，李冬民也於1980年被平反出獄。這是後話了。

　　此時在華國鋒周圍形成一個小團體，這些人過去都是毛澤東手下的“單幹戶”。毛澤東死後，他們共同失去了靠山，於是就聚在華國鋒麾下，形成利益一致的小集團。這些人主要有：汪東興(中央辦公廳主任)，陳錫聯(北京軍區司令員)、紀登奎(副總理)、吳德(北京市長)、蘇振華(海軍政委)、郭玉峰(中央組織部長)。當年康生的秘書李鑫，此時投到華國鋒門下，成為華國鋒的“筆杆子”。

　　（69）

　　華國鋒集團的特點是：以軍人、實幹家為主，沒有出謀劃策的軍師。汪東興，陳錫聯、蘇振華等都是軍人，不太懂鬥智慧的政治戰；紀登奎、吳德、郭玉峰等都是努力完成上級指示的實幹家，自己並沒有什麽想法或主意；李鑫雖然跟隨康生多年，但也沒有學到康生的政治智慧，仍是頭腦簡單的書生。

　　華國鋒本人更是一個典型的實幹家，不懂全局的領導藝術。如果華國鋒身邊有一位高明的軍師，幫他出謀劃策，彌補他不懂領導藝術的缺陷，華國鋒或許還可以掌權。可惜華國鋒門下的人，偏偏就缺一位軍師，這也是華國鋒集團的缺陷。

　　1980年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華國鋒集團說：我讚成這麽一個說法，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之內，或者至少一年，國鋒同誌主要是靠汪東興同誌、紀登奎同誌、吳德同誌、蘇振華同誌，再加兩個人，一個李鑫同誌，一個郭玉峰。掌握了兩個東西：一個是輿論工具，主要是汪東興同誌和李鑫同誌，可能開始還有吳德同誌；另一個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東興同誌，紀登奎同誌和郭玉峰。這麽兩個小班子，神氣十足，盛氣淩人。用這麽幾個人做工作，他們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測，包辦一切。

　　華國鋒集團雖然從“四人幫”手中的奪到了輿論工具，他們卻不知道該怎麽用，基本上是在“亂用”。最典型的“亂用”，就是開動宣傳機器大搞華國鋒的個人崇拜。1976年10月29日，《解放軍報》發表重要社論《華國鋒同誌是我們黨當之無愧的領袖》，之後全國各報予以轉載，全國各地進行學習。

　　該《社論》寫道：東風萬裏舞紅旗，八億人民盡開顏。華國鋒主席身穿綠軍裝，站在雄偉的天安門城樓上。全國億萬軍民縱情歡呼，放聲歌唱：歡呼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又有了自己的領袖，歌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又有了自己的統帥。

　　愛不愛我們的黨，愛不愛我們的國家，愛不愛我們的軍隊，愛不愛我們的人民，集中地表現為愛不愛我們的領袖。每一個共產黨員，每一個革命戰士，都應當高度自覺地熱愛黨的領袖，擁護黨的領袖，保衛黨的領袖。

　　華國鋒同誌為我們黨的領袖，是革命的需要，是曆史的必然，是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是我們黨和國家沿著毛主席革命路線繼續前進的可靠保證。誰膽敢反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反對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我們就堅決同他鬥爭到底。

　　（70）

　　有一首《毛主席放心，我們放心》的讚美詩，更是吹捧說：

　　你辦事，我放心！毛主席親手寫金文，毛主席和華主席心貼心。

　　毛主席放心，全黨放心，全軍放心，全國人民皆放心。毛主席放心，我們放心！

　　華主席不愧為黨的接班人！華主席不愧為革命航船掌舵人！

　　放心！放心！放心！東海放聲歌，天下最強音：你辦事，我放心！

　　因為毛澤東給華國鋒寫“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字的時候，當時沒有攝影記者在場，沒有留下照片，這成為華國鋒的遺憾。於是幾位著名畫家們發揮想象力，在1977年1月創作油畫《你辦事，我放心》，填補了這一遺憾。此畫在1977年印了幾千萬張，到處張貼。當時甚至還仿照頌揚毛澤東的歌曲《東方紅》，把一首山西民歌《交城的山來交城的水》，改編成頌揚華國鋒的歌曲，與《東方紅》同時播放。當時各種大會的會場，直到中共“十一大”的會場，都是華國鋒的照片與毛澤東的照片並列懸掛。

　　當時各大媒體上，還把“英明領袖”作為華國鋒的尊稱，凡是提到華國鋒的時候，都要在華國鋒之前加上“英明領袖”四個字的尊稱，說“英明領袖華主席”。這就像毛澤東的尊稱是“偉大領袖”，在提到毛澤東的時候，要加“偉大領袖”四個字的尊稱一樣。

　　華國鋒的資曆和身份，哪有資格與毛澤東並列呢？這種“個人崇拜”的宣傳，不但不能讓人們對華國鋒肅然起敬，反而引起人們對華國鋒的反感。這種對華國鋒的大肆吹捧，不但沒有給華國鋒幫忙，而是給他幫倒忙。可是當時主管宣傳的汪東興卻不懂這個道理，他以為通過宣傳工具“大樹特樹”華國鋒，就真的能把華國鋒樹立起來。關於華國鋒搞“個人崇拜”，就是華國鋒集團的紀登奎也看不慣。

　　紀登奎的兒子紀坡民回憶說：在跟父親的閑談中，問起那首導致華國鋒交權的歌《交城的山來交城的水》，我爸說：“那不能唱啊！你那個交城出了個‘華政委’，你那個華政委是個哪一級呀？是縣大隊的政委，18個兵。你領導18個兵的時候，共產黨裏指揮千軍萬馬的將軍，已經有一大群了。不光是那些元帥，就是肖華、楊成武，陳錫聯這些人，也都是指揮千軍萬馬呀。你領導指揮18個兵的政委，你唱這個歌，那些人都活著的呀。我知道那些老總們，聽了以後心裏是啥味道。

　　後來導致華國鋒下台的兩大原因，一個是搞“兩個凡是”，另一個就是搞“個人崇拜”。搞“兩個凡是”，還算是路線問題；而搞“個人崇拜”，就算是人品問題了。領導人在路線問題上犯錯誤，以後還可能有翻身的機會，而在人品問題上犯錯誤，就永無翻身之日了。

　　鄧小平曾寫信吹捧華國鋒，那是因為不違心地吹捧華國鋒幾句，就無法複出，向自己的目的地前進，屬被迫無奈之舉，或許可以原諒。而華國鋒搞“個人崇拜”，完全沒有任何“被迫無奈”的因素，完全可以不這麽搞，所以大家不原諒華國鋒。

　　（71）

　　華國鋒搞“兩個凡是”，搞個人崇拜，另一方麵也反映出他本人政治水平的局限性。華國鋒不是開創型的領導人，過去他總是跟著毛澤東的指示轉，自己並不獨立思考，也不需要獨立思考，因此這個問題並不突出。可是當華國鋒成為第一把手，要自己獨擋一麵的時候，這個問題就凸顯出來了。

　　領導人必須要設法提高自己的個人威信，這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樣的。因此華國鋒做一些試圖提高自己個人威信的舉措，這些不僅不過分，也是合理的。問題是用什麽辦法來提高自己的個人威信。

　　在怎樣提高個人威信的問題上，華國鋒想不出新的辦法，他想到的隻有效仿毛澤東。毛澤東掛標準像，華國鋒也學著掛標準像；毛澤東穿綠軍裝上天安門接見群眾，華國鋒也學著穿綠軍裝上天安門接見群眾；毛澤東稱“偉大領袖”。華國鋒也學著稱“英明領袖”；毛澤東奏《東方紅》樂曲，華國鋒也學著奏《交城山水》……。

　　這種單純的效仿，顯然是比較笨拙的。因為毛澤東的資曆和身份，是華國鋒根本無法相比的。毛澤東可以用的東西，華國鋒不一定能用，華國鋒必須另搞一套辦法來提高自己的個人威信。可是華國鋒卻想不出新辦法，他也沒有軍師替他想辦法，於是就隻好模仿毛澤東的那一套辦法了。這個結果當然是適得其反，不但沒有提高華國鋒的個人威信，反而大大降低了他的個人威信，給後人再次留下一個“東施效顰”的教訓。

　　華國鋒搞“兩個凡是”，也是想不出自己的新政策、新路線，隻好一切按照毛澤東過去製定的老辦法、老規矩辦。然而華國鋒搞“兩個凡是”，卻無法讓人感到他忠於毛澤東的誠意。如果華國鋒真的忠於毛澤東，堅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擁護”，那麽華國鋒就不應該粉碎“四人幫”。因為王洪文任中央副主席，張春橋任政治局常委，都是毛澤東親自作出的決策。華國鋒逮捕王洪文、張春橋等人，就已經最大地違反了毛澤東的決策。既然如此，華國鋒再提什麽“兩個凡是”，又怎麽會有凝聚力呢！

　　任命王洪文、張春橋是毛澤東的決策，撤銷鄧小平職務也是毛澤東的決策，華國鋒違反了毛澤東的前一個決策，卻又試圖堅持毛澤東的後一個決策。因此胡耀邦批評華國鋒說：“在對待毛澤東同誌的問題上，華國鋒同誌采取了實用主義的態度。”

　　毫無疑問，華國鋒執政遇到的最大潛在對手，就是鄧小平。在鄧小平問題上，華國鋒周圍有兩種態度：第一種是葉劍英、李先念等人的態度，主張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當國務院總理。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葉劍英、李先念要華國鋒把第一把手的位子讓給鄧小平。另一種是汪東興等人的態度，主張華國鋒堅決不讓鄧小平複出。

　　（72）

　　在兩種意見中，華國鋒采取模棱兩可的態度，他沒有反對葉劍英等人的建議，但聲稱現在時機還不成熟，采取“拖”的辦法;另一方麵，華國鋒也沒有反對汪東興等人的建議，而且支持汪東興在報刊上進行“兩個凡是”的輿論宣傳。

　　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繼續模棱兩可地說：“經過調查，鄧小平同誌根本沒有插手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同誌的問題應當解決，但是要有步驟，要有一個過程，隻能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

　　雖然華國鋒的話說得模棱兩可，但畢竟是他首次在中央會議上，表態可以讓鄧小平在“適當的時機”出來工作。不過華國鋒在表態的同時，又拿著“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說：“現已查明，有那麽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著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的旗號，迫使中央表態，然後攻擊我們違背毛主席的遺誌，從而煽動推翻黨中央，保王洪文上台，為‘四人幫’翻案。所以如果我們急急忙忙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

　　鄧小平看出，華國鋒雖然在讓他複出的問題上有所鬆動，但內心還是想“拖”，不想讓鄧小平很快出來工作。鄧小平也明白，華國鋒這樣的心態，主要是怕鄧小平不服氣，怕他領導不了鄧小平。因此鄧小平抓住這個機會，很快給華國鋒寫信表示“效忠”，以此來打消華國鋒的顧慮。

　　鄧小平為了讓華國鋒放心，在信中特別表示對華國鋒“服氣”，表示願意接受華國鋒的領導。鄧小平在信中說：我在1976年10月10日曾向國鋒同誌和中央用書麵表達我的真誠擁護和歡欣鼓舞的感情。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於由華國鋒同誌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誌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這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說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歡欣鼓舞呢！

　　同時，鄧小平也表示了他願意出來工作，願意服從華國鋒的領導，並且還隱喻要保證華國鋒當權“15年到20年之久。鄧小平用服從的語氣說：至於我個人的工作問題，做什麽，什麽時候開始工作為宜，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安排。

　　鄧小平進一步主動提出建議，把他這封“效忠信”發至全黨，讓全黨都知道他服從華國鋒的態度，打消華國鋒的顧慮。果然，鄧小平的“效忠信”打消了華國鋒最後的疑慮，使華國鋒同意讓鄧小平複出工作。

　　（73）

　　鄧小平這樣做是智慧的。因為如果華國鋒采用堅定的態度，絕不同意鄧小平複出，除非華國鋒本人下台。假如華國鋒真的采用這樣決不讓步的態度，鄧小平是不太好辦的。因為在華國鋒堅決反對的情況下，鄧小平要想複出就必須先把華國鋒“拿掉”。不管怎麽說，華國鋒是毛澤東欽定的接班人，沒有充足的理由，要拿掉華國鋒是不容易的，弄不好還得再來一次“粉碎”，這樣事情就複雜了。

　　如果華國鋒同意鄧小平回到中央工作，鄧小平就可以在體製內與華國鋒進行鬥爭，用和平的方式奪華國鋒的權，這樣事情就簡單多了。因此，鄧小平要盡可能避免與華國鋒發生對抗性的競爭，他要能屈能伸，首先爭取回到中央工作的機會。隻要回到中央，一切就好辦，因此鄧小平向華國鋒寫了“效忠信”。

　　1977年7月17日的十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關於恢複鄧小平同誌職務的決議》。該《決議》說：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經過認真的討論，完全擁護華國鋒主席在今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的意見。今年5月3日，中央轉發的鄧小平同誌致華主席、葉副主席、黨中央的兩封信，受到全黨同誌的讚同。十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恢複鄧小平同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這樣在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完全官複原職，在黨內的排名是第三位，排在華國鋒和葉劍英之後。雖然這次鄧小平實現了官複原職，但他還沒有掌握中央的大權。鄧小平真正成為中國的掌舵人，是在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此時華國鋒的權力還是高於鄧小平一個台階。

　　當時發表的《十屆三中全會公報》說：全會一致認為，華國鋒同誌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接班人，是我們的好領袖、好統帥。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率領我們黨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消除了黨內一大禍害，使我國避免了一次大分裂、大倒退，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

　　這次大會還根據華國鋒的意見，把粉碎“四人幫”定義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全會公報寫道：決議指出，我們黨同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鬥爭，是我們黨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線鬥爭。我們黨所以能夠取得這次路線鬥爭的偉大勝利，應當歸功於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歸功於英明領袖華國鋒主席、葉劍英副主席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歸功於我們偉大的黨、偉大的軍隊和偉大的人民。

　　（74）

　　根據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要求，全會一致決議：

　　一、永遠開除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麵派、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王洪文的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二、永遠開除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麵派、國民黨特務分子張春橋的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三、永遠開除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麵派、叛徒江青的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四、永遠開除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麵派、階級異己分子姚文元的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鄧小平在十屆三中全會上發言說：作為一名老的共產黨員，還能在不多的餘年裏為黨為國家為人民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個人來說是高興的。我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

　　鄧小平複出後，主動要求主管教育部門。在此之前，鄧小平一直是主管黨務、軍務和外事部門，從未主管過教育部門。然而教育部門是所謂“文革的重災區”，越是重災區，就越容易做出重大的政績。鄧小平主管教育部門的第一個驚人舉措，是立即廢除工農兵大學生製度，恢複文革前的高考製度。

　　1977年8月8日，鄧小平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鄧小平在會上講話說：我自告奮勇管科教方麵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教育製度中的許多具體問題，比如學製、放假製度、招生製度、跳級留級製度等都要認真研究，該恢複的恢複，能實行便實行。今年就要下決心恢複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大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

　　鄧小平此話讓眾人一驚，因為在這次教育座談會召開之前，教育部已經開過全國高校招生會議，會上決定今年的招生辦法，依然沿用“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的方針。也就是說，1977年按照老辦法招工農兵大學生，已經成為定局。

　　教育部決定今年的按照老辦法招工農兵大學生，是在鄧小平複出以前作出的決定。鄧小平剛剛複出，立即大膽地廢除教育部已經作出的決定，宣布今年就廢除工農兵大學生，恢複文革前的招生辦法。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教育部又召開了第二次招生會議，會上決定當年恢複文革前的高考製度。1977年12月，舉行了1977年度的全國高考。這是改變一代人命運的重大事件，鄧小平在這件事上給全國人民留下深刻的影響，樹立起他的威信。

　　1977年8月中共提前舉行了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本來這次大會應該在1978年舉行，但根據華國鋒的要求，提前到1977年舉行。華國鋒大概是害怕夜長夢多，他要趁早召開全國黨代表大會，把自己的政治地位在黨代會上確定下來。

　　（75）

　　“十一大”於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參會代表1510人，代表全國黨員3500多萬。華國鋒作《政治報告》，葉劍英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鄧小平致《閉幕詞》。“十一大”選出中央主席華國鋒，副主席4人，政治據常委5人，政治局委員23人。

　　中央委員會主席：華國鋒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

　　中央政治局常務：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

　　中央政治局委員：華國鋒，(以下按姓氏筆劃為序)韋國清、烏蘭夫、方毅、鄧小平、葉劍英、劉伯承、許世友、紀登奎、蘇振華、李先念、李德生、吳德、餘秋裏、汪東興、張廷發、陳永貴、陳錫聯、耿飆、聶榮臻、倪誌福、徐向前、彭衝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按姓氏筆劃為序)陳慕華、趙紫陽、賽福鼎

　　當時的《大會公報》這樣寫道：8月12日下午3時30分，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當英明領袖華主席和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副主席走上主席台時，全場起立，掌聲雷動，經久不息。

　　英明領袖華國鋒主席主持了大會，華主席向大會作了《政治報告》。華主席在《報告》中指出：“五十多年中國革命的一切勝利，都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下取得的。我們一定要高高舉起和堅決捍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一定要把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當作傳家寶，世世代代傳下去，這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神聖職責。”

　　華主席在報告中準確地闡明了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華主席指出：“毛主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的思想，完整地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這個偉大理論，指明了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國家，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道路。這是毛主席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最大貢獻，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有著特別重要的地位。”

　　華主席指出：“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個偉大勝利。這樣，曆時十一年的我國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宣告勝利結束了。但這決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結束。我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導，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

　　華主席曆時4個小時的《政治報告》，激起了一陣又一陣雷鳴般的掌聲。8月13日下午3時30分，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葉劍英副主席在熱烈的掌聲中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

　　葉副主席首先指出：“華國鋒同誌是毛主席親自選定的接班人。華主席不愧為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接班人，不愧為我們黨和我國人民的英明領袖，不愧為我們軍隊的英明統帥。華主席一定能夠把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不斷地推向前進，領導我黨、我軍和我國各族人民勝利地跨進二十一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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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們在討論中，熱情歌頌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豐功偉績，讚揚英明領袖華主席領導全黨粉碎四人幫，挽救了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功績。大會於8月18日下午3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充分協商和醞釀的基礎上，代表們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當大會執行主席鄧小平同誌宣布英明領袖華國鋒同誌當選時，全場響起長時間的暴風雨般的熱烈掌聲。

　　鄧小平副主席在熱烈的掌聲中致閉幕詞，他指出：“這次大會將作為全麵地、正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恢複和發揚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優良作風，把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的大會，而載入我們黨的光榮史冊。”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雄壯的《國際歌》聲中勝利閉幕。

　　“十一大”是華國鋒人生的最高潮。這次大會突出了華國鋒的領袖地位，會場上並列懸掛毛澤東與華國鋒的巨幅畫像，大會代表們對華國鋒進行歌功頌德式的吹捧。在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排名上，也采用在華國鋒的名字之後“以下按姓氏筆劃為序”的寫法，幾乎達到與毛澤東並肩的地步。大會的選舉結果也對華國鋒比較有利，擁戴華國鋒的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蘇振華、陳永貴等人都進入了政治局，汪東興還進入了政治局常委。

　　但好景不長，一年後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華國鋒集團就基本上靠邊站了。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上，正式宣布免除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的一切職務。《十一屆五中全會公報》說：五中全會根據黨內外廣大群眾的意見，決定批準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四位同誌的辭職請求，免除或提請免除四位同誌所擔負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

　　1981年“十一屆五中全會”上，正式宣布華國鋒下台。《十一屆六中全會公報》說：全會一致同意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趙紫陽、華國鋒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由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這些是後話了，這裏轉回來說1977年的“十一大”。華國鋒在這次大會上宣布：“曆時11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勝利結束。”現在一般認為，文革以1966年5月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開始，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為結束，所以文革是曆時10年。

　　這裏華國鋒宣稱“曆時11年的文化大革命”，這是因為毛澤東於1966年發起文革之後，一直到去世，也沒有說過“結束”文革的話。而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後，華國鋒也沒有宣布過文革結束。因此，中央一直沒有對文革作出一個“結束”的正式結論。為此，華國鋒在“十一大”宣告文革結束，隻好把文革的時間計算到1977年，這樣就有了“曆時11年文化大革命”的說法。

 

 

　　隨著這場改天換地、驚心動魄的“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結束，我們這個係列文章《破解文革毛澤東》的正文也結束了。不過後麵還有幾個“評解”和後記，將繼續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