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七八（崇新嶽 百思峰 ）

 

（19）

 

　　華國鋒同意，他說：“首都不能亂，首都一亂，全國就有可能發生大問題。穩定首都的問題，由你負全責。”

　　10月2日，我還分別向倪誌福、丁國鈺同誌打了招呼，明確告訴他們，中央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對他們隔離審查。

　　10月3日，江青要去二七車輛廠與工人開座談會，我陪著去了。在座談會上，她沒完沒了地亂說了一通，又拉著工人一塊合影。江青開完座談會後，假惺惺地提出要到工人家裏吃頓飯。我隻好臨時安排食堂把飯做好後，端到職工家裏讓她吃。從二七機車車輛廠回來後，我就到華國鋒那裏作了匯報。

　　10月4日，《光明日報》發表《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的文章，不點名地稱華國鋒是修正主義的頭子，更表明了“四人幫”已決意將華國鋒等人打倒，是他們開始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行動的信號。被“四人幫”控製的北大、清華都有活動，姚文元、遲群等人還動員很多人向江青表忠心、寫勸進信。

　　當時還傳出風聲，說有些地方在準備慶祝，會有大喜事等。我們感到了緊張的氣氛。華國鋒同誌的處境很困難，工作不下去了。種種跡象使他認識到“四人幫”篡黨奪權的行動已經是箭在弦上了，隻有及時采取措施加以製止，才能挽救危局。

　　10月4日，我到華國鋒處商量事情時華國鋒提出：葉帥告訴他，北京軍區在昌平有個坦克六師，張春橋的弟弟張秋橋常去那裏活動，葉帥對這個師的情況不放心。華國鋒問我：“如果這個部隊違抗中央的決定，支持‘四人幫’，把部隊開進北京市區來，北京市有沒有力量把它攔住？”

　　我對華國鋒說：“有無把握，我得問一問北京衛戍區。”

　　華國鋒問：“北京衛戍區靠得住靠不住？”

　　我說：“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對“四人幫”很反感。我是衛戍區的政委，了解吳忠的思想情況，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上，我相信吳忠是會聽從黨中央的指揮，和我們一致行動的。”

　　我向華國鋒請示：“如果吳忠不知道中央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有些工作不好開展。當時有的警衛工作是交叉進行的，如果雙方不知道情況，可能會發生誤會。”

　　華國鋒考慮後同意了我的建議。我和華國鋒談完話，就去找了吳忠，向他談了中央解決“四人幫”的考慮和決心。

　　吳忠告訴我，在坦克六師旁邊，北京衛戍區駐有一個坦克團，如有情況，可以起作用。吳忠還告訴我說，海軍政委蘇振華曾約他到懷柔水庫“打招呼”。蘇振華對他說：“不解決‘四人幫’問題，華國鋒同誌就工作不下去了。”但如何解決“四人幫”問題，蘇振華沒有談。

　　最後吳忠向我保證說：“北京的衛戍部隊有能力保衛首都安全，請中央放心。”

　　（20）

　　與吳忠談話後，我立即將情況向華國鋒作了匯報。華國鋒說：“新華社、人民廣播電台、人民日報社、飛機場、郵電局等單位要由衛戍區控製起來。”

　　華國鋒說衛戍區的部隊要交由我負責，讓我去找陳錫聯（當時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並任北京軍區司令員），解決北京衛戍區部隊調動的問題。華國鋒說：“陳錫聯是比較好的同誌，他支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

　　後來華國鋒告訴我，他曾4次與陳錫聯在一起談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他也與蘇振華談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我馬上就找到陳錫聯，我到陳錫聯那裏時，他正在與楊成武談事情。楊成武走後，我向他說明華國鋒讓我找他的經過。陳錫聯說：情況他已知道。

　　陳錫聯隨即打電話，向吳忠交代：衛戍區部隊一切聽從吳德的指揮，並要吳忠立即到我的住處具體商量。我踏進家門，見吳忠已在我家中等候。我與吳忠商量了具體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內緊外鬆的戒嚴工作。葉劍英當時擔心的事情，一件是前麵說的坦克六師的問題（後來實際表明，這個師毫無問題），另一件是要防備學生、造反派從清華、北大等學校衝出來，造成混亂。為此，我們在清華、北大附近都部署了相當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衝，無論如何要把他們堵回去。

　　我把與陳錫聯、吳忠商談的情況和部署報告了華國鋒。華國鋒又親自與吳忠談過一次話。我們一方麵緊張地加緊準備工作，另一方麵還要穩住“四人幫”。華國鋒的意見是：在準備工作未做好之前，毫不驚動他們，以免打草驚蛇。

　　10月4日下午，我又被華國鋒找到他的住處。我們再一次全麵地檢查、研究了準備工作是否就緒、解決問題的環節是否完善等問題。大概在下午5點多鍾，我回家了。我剛到家，華國鋒又來了電話，要我馬上到他那裏。我急忙趕去，汪東興也在華國鋒家裏。我們聽了汪東興匯報的具體行動方案，共同議定了中南海內外相互配合行動的措施，這是粉碎“四人幫”前的最後一次匯報了。

　　我們商定：

   一、按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已議定的方案，抓“四人幫”由汪東興負責；

　　二、對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人的隔離審查，由我和北京衛戍區吳忠同誌負責解決；

　　三、中南海內如果出現了意料不到的問題，由我組織衛戍區的部隊支援；

　　四、由北京衛戍區把人民日報社、新華社、廣播電台、中央機關以及由遲群、謝靜宜控製的清華、北大等單位，用內緊外鬆的方式戒備起來，要再檢查一遍落實的情況。

　　華國鋒要求我守在電話機旁隨時與他保持聯係。我認為，汪東興同誌在粉碎“四人幫”問題上所起的作用，不在李先念同誌之下，他組織了中央辦公廳和中央警衛團的50多個人，這些同誌作了貢獻。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葉劍英還接見過這些同誌，照了相，吃了飯。

　　（21）

　　關於粉碎“四人幫”的過程，原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也回憶說：不少同誌問我抓“四人幫”的問題，說法不一。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時抓的，華國鋒不抓，就不會有人抓“四人幫”？不見得，也還是會有人抓“四人幫”。除華國鋒以外再不會有人抓“四人幫”？我不這樣認為。

　　毛主席逝世後，“四人幫”活動很不正常，比較頻繁，很不正常，很有懷疑，究竟在搞什麽？中央也在密切觀察注意“四人幫”，中央考慮過解決此問題，辦法就是把“四人幫”抓起來。

　　1976年10月1日國慶節，中央沒搞大的活動，隻在天安門城樓上搞了個小型活動。華國鋒講了話，他講完話站起來就走，會就散了。江青有點莫名其妙的樣子，看樣子她想說點什麽沒說成，也隻好散了。我看這是對“四人幫”做出的反應，不大理她，也沒有安排她講話。

　　此前倪誌福同誌告訴我，蘇振華同誌約我去密雲水庫玩，我簡單做了一些準備，準備陪蘇政委去密雲水庫，以為真的是去玩。去後蘇政委說：“中央現在的鬥爭情況，你是了解的。他們要奪權，他們要掌了權不得了。”

　　蘇振華沒有明說，我知道是指“四人幫”。蘇振華接著問：“衛戍區的部隊你能掌握得了嗎？”

　　我回答：“沒問題，掌握得了，其他的人插不上手。他們別說調動衛戍區部隊，連一個班、一個兵都調動不了。”

　　蘇振華說：“中央政治局、華國鋒同誌、陳錫聯同誌，吳德同誌不用說，包括葉帥，對你絕對信任。”

　　我認為這不是虛話。我明白，倪誌福同誌說要去玩，實際上不是要玩，就是要告訴我這些話。

　　回家後我想，蘇振華同誌講的，不可能是他個人的考慮，判斷可能是中央小範圍考慮與“四人幫”鬥爭問題，要和衛戍區領導透個氣、打個招呼，交個底。蘇政委是我的老領導，所以讓蘇振華和我打招呼“串聯”，這是我的判斷。

　　再一個，要把“四人幫”抓起來，但什麽時候動手，哪一天，我看沒有定下來。10月5日，華國鋒和陳錫聯同誌到唐山去視察，了解地震後安排的情況，從唐山回來後看到10月4日《光明日報》“按既定方針辦”的文章，曲解毛主席的意思。

　　陳錫聯說：“看來他們要下手了，我們要不動手，他們就要動手。”促進了華國鋒對此問題的考慮。

　　我認為陳錫聯的這個話，與10月6日抓“四人幫”關係比較大。中央有準備，抓是必然的，但哪一天抓還沒有定。10月4日《光明日報》的文章起了決定作用，再不動手，可能他們就要下手了。

　　（22）

　　原吉林省省長張根生在回憶文章中，披露了華國鋒本人談粉碎“四人幫”之事。張根生說：1982年5月，我因患胸壁結核到北京醫院住院開刀治療。華國鋒因患高血壓、糖尿病也在北京醫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時較多見麵，我倆也曾進行過一些簡要的交談，但並未深談。近幾年見麵談的比較多，經過了10多年的形勢發展，我對黨內的鬥爭情形有了一些了解。1999年3月9日上午，我親自詢問了華國鋒當年粉碎“四人幫”的過程，他詳細向我介紹了當時的經過情況。

　　華國鋒說：“1976年是我們黨和國家最困難的一年。1月8日周總理去世了，在“四人幫”的策劃下，發生了鎮壓廣大人民群眾悼念總理的“四五”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了，7月7日朱德元帥也因病逝世了。葉劍英元帥被借口身體不好暫停工作，李先念、餘秋裏等幾位副總理都無法工作，隻有穀牧副總理主持國務院的工作，“四人幫”又讓李素文、吳桂賢、孫健、姚連蔚等直接管理幾個方麵的工作，以便於他們操縱指揮。在新聞傳媒意識形態方麵，更是由姚文元完全控製，一手遮天。

　　“四人幫”以為我是他們奪權的主要障礙，他們沒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確：不能讓他們一夥奪取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但要把握好時機。

　　政治局常委隻剩4人了，王洪文、張春橋占2人，葉帥和我也是2人。而且1976年2月7日，毛澤東又決定讓葉帥養病休息，由陳錫聯代替負責軍委工作。當時誰也不理解毛主席為什麽在任命我為“代國務院總理”的通知中，加了“葉帥休息”這麽一句。我估計這與“四人幫”和毛遠新造謠汙蔑葉帥反對文化大革命有直接關係。

　　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四人幫”認為時機到了，因此更加變本加厲地進行篡黨奪權活動，大造反革命輿論，並企圖建立由他們控製的武裝力量。在黨和國家危在旦夕之際，我於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來家中密談，指出“四人幫”正在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

　　在這緊急關頭，我早已下決心要搞掉“四人幫”一夥，因此派李先念去找葉帥聯係。我和葉帥比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號令時，把葉帥分散到長沙住了較長時間，我與他接觸比較多。葉帥是我們黨德高望重的老帥，在部隊有極重要影響，所以我對他非常信任。

　　（23）

　　為提防“四人幫”察覺，李先念於9月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園的名義，然後突然轉向前往西山。當時葉、李兩人由於有一段時間沒交談了，互不摸底。相見時先是寒暄問好，又到院中走走，經過一段交談之後，才轉入正題，正式交換了對當前時局和對“四人幫”的看法，並轉達了我的意見和派他去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態度，但並未深談。

　　此前聶帥、徐帥和王震、楊成武等將軍、老同誌都向葉帥反映“四人幫”是一夥反革命分子，他們要篡黨奪權，一定要高度警惕和采取措施粉碎他們的陰謀活動。

　　為了穩妥執行這一事關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決策，我還親自和葉帥直接取得聯係，交換看法，作準備工作。我們兩人一致認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決，並找了汪東興談話，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還商量了各項詳細的準備工作，要挑選可靠人員。我還親自找了北京市委吳德、吳忠談話，指示他們要堅決防止北大、清華等學校的學生因不明真相，受到謝靜宜、遲群的煽動鬧事，要堅決杜絕一切意外發生。

　　當一切準備就緒後，10月6日晚，我和葉帥在懷仁堂親自坐鎮指揮，由汪東興具體實施行動。當時是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的名義，通知王洪文、張春橋參加會議，順利地逮捕了他們。由於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審定《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稿，請他參加會議，這樣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裏被捕的，與他們同時被抓的還有毛遠新、謝靜宜、遲群等。

　　在完成對“四人幫”一夥的逮捕任務之後，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員到玉泉山開會。我請葉帥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講，我宣布了“四人幫”已被隔離審查，並著重講了“四人幫”陰謀反黨奪權，因此必須采取堅決的措施，粉碎他們的陰謀。葉帥介紹了對“四人幫”逮捕的經過，而且著重講了全黨全軍都堅決反對他們一夥的反黨罪行。

　　在那時特殊情況下，對他們采取非常手段是必要的，因為輿論部門都被他們控製了。還有上海一夥反黨分子已經發了大批槍炮，為了避免流血傷亡，穩定全國局勢，被迫采取這種特殊手段。這是正常情況下不可采取的辦法，經過討論政治局一致表示擁護。

　　我先提議請葉帥擔任黨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兩次挽救了黨。葉帥則提議要我擔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葉帥起來說：‘這是毛主席指定你當接班人的。我已經79歲了，你年紀比我小20多歲，你有實際工作經驗，為人實在、講民主、尊重老同誌，你應該擔起這個重任。’

　　經過大家認真討論後，一致通過葉帥的提議，由我擔任黨中央主席、軍委主席，這也是臨危受命吧。”

　　華國鋒在後來一次談話中還說：“政治局會議後，各主要部門都在一定範圍內進行了傳達，大家都堅決擁護。但是紀登奎卻沒有在國務院立即傳達。對此，我還批評了他：‘為什麽在政治上那麽不敏感？’”

　　（24）

　　華國鋒的說法，與吳德和李先念秘書程振聲的說法，略有不同。華國鋒說：他第一次與李先念談話的時間，是毛澤東逝世後的第二天9月10日下午，地點是在華國鋒本人的家裏，是華國鋒主動請李先念到自己家裏來密談；而吳德和程振聲說：華國鋒主動第一次與李先念談話的時間，是毛澤東逝世後的第三天9月11日，地點是在李先念的家裏，是華國鋒主動到李先念家上門拜訪。

　　這樣重大的事情，華國鋒把時間和地點都記憶錯了，有點不可思議，而吳德和程振聲的說法似乎也有根有據，細節還有待於進一步核實。但不管怎麽說，是華國鋒主動去找李先念，是華國鋒主動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這點是一致的。

　　華國鋒說“我早已下決心要搞掉四人幫一夥”，但沒有說具體什麽時候下的決心。從華國鋒在毛澤東逝世後第二天就去找李先念密談，推測他應該早在毛澤東逝世之前，就已經下了這個決心，隻等著毛澤東去世後就動手。

　　至於華國鋒粉碎“四人幫”的動機，華國鋒說“他們沒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這個說法還是比較中肯的。華國鋒本人並沒有粉碎“四人幫”的實力，他必須依靠周、鄧集團的力量，也就是靠到周、鄧集團的這一邊，這樣一來，“三足鼎立”的局麵就破壞了。華國鋒畢竟政治水平低一個層次，他隻想著江青集團向他奪權的眼前危險，沒有好好思考一下，粉碎“四人幫”之後，將會出現什麽樣的局勢。

　　據華國鋒說，粉碎“四人幫”後，他請葉劍英當黨中央主席，請李先念當國務院總理，但葉劍英和李先念都拒絕了。葉劍英和李先念都明白，主席和總理的位子，不是那麽好坐的，弄不好就會“爬得高摔得重”。沒有十分的把握，輕易不要去坐主席和總理的位子。果然華國鋒坐上主席和總理的位子，沒有幾年政治生命就結束了。

　　雖說華國鋒提出要解決“四人幫”，但最初並沒有決定是“動文”還是“動武”。據吳德回憶說：他本人是傾向於“文”，即像毛澤東打倒劉少奇那樣，召開中央會議，在會上把“四人幫”罷免和打倒。但李先念等人反對，認為“文”風險很大，而“武”的風險小，最後眾人討論的結論是用“動武”。從後來的曆史發展來看，選擇“武”是高明的。因為搞“武”相對容易，搞“文”就難度大得多，不是毛澤東那樣的高手，最好還是不要冒險去搞“文”。華國鋒要想用“文”來解決“四人幫”，似乎他還沒有那個水平。

　　（25）

　　參與粉碎“四人幫”的原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武建華回憶說：毛主席逝世以後，9月10日晚，將毛主席遺體送到人民大會堂，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隆重吊唁儀式期間，汪東興日夜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值班。我作為吊唁期間主管人民大會堂警衛工作的人員，也同他一起在人民大會堂值班。

　　1976年9月12日和9月14日深夜，李鑫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看望汪東興，他們一起談到“四人幫”近幾天的活動。（李鑫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康生的秘書，汪東興是中央辦公廳主任。當時康生已死，但還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以康生的秘書李鑫依舊受到重用）。

　　李鑫說：“我在釣魚台工作過一段時間(任康生秘書)，對‘四人幫’的活動情況知道一些。這夥人在釣魚台經常聚會碰頭，每次政治局開會前，他們都先開小會，討論對策。現在主席不在了，他們肯定會造反奪權。我們要下決心除掉他們，免得被動。”

　　汪東興說：“我們對‘四人幫’的分析，很多想法都是一樣的。你同我談的情況很重要，你找個時間去華國鋒同誌那裏，把我們兩個人的想法和意見同他談談。主席遺體在，我不好離開人民大會堂。我們讓他對‘四人幫’的這些情況有個了解，對‘四人幫’的處置意見，請他來下決心。”

　　李鑫於9月14日晚去了東交民巷華國鋒家，跟華國鋒談了“四人幫”頻繁活動的情況和最近的動向，並代表汪東興提出除掉“四人幫”的意見。李鑫在華國鋒家裏吃了晚飯，邊吃邊談。當天夜裏，李鑫又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汪東興那裏，他說：“我把我們兩個人對‘四人幫’的看法和處置意見，都對華國鋒講了，他聽進去了。雖然他沒有明確表態，但也沒有表示反對的意見。”

　　從9月12日到10月2日，葉劍英與汪東興進行了三次密談。第一次密談是1976年9月12日，即毛主席吊唁儀式的第二天，黨和國家領導人繼續參加吊唁和守靈。上午中間休息的時候，葉劍英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他一見到汪東興就說：“一方麵我來看看你，一方麵來聽聽你對形勢的看法。”

　　汪東興說：“事情的確很多，瞻仰毛主席遺容還在進行，追悼大會正在抓緊準備。遺體保護問題專家們正在研究，預計遺體保護的問題可以解決，請葉帥放心。”

　　葉帥說：“毛主席逝世是一件很不幸的大事，我們都很悲痛，可是還有人不顧大局多方幹擾。江青在討論毛主席喪事的會議上，鬧著要開除鄧小平同誌的黨籍。姚文元跟著起哄，不必去說他了。而政治局中竟有人毫無根據地說主席臉色發紫，懷疑是醫生害死的，弄得醫生們很緊張。好在王洪文、張春橋都參加值班，不然又要顛倒是非了。”

　　（26）

　　汪東興說：“葉帥，你知道，他們早就想把我搞掉。1967年1月，江青一夥就一直在幕後策劃，在中南海內掀起‘火燒’汪東興的活動，在國務院小禮堂幾次召開大會批評我。主席知道後說話了：‘燒燒炸炸都可以，但不要燒焦了！’這才把他們的氣焰壓下去。後來江青一夥又給我戴上‘特務頭子’的帽子，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調離我在毛主席身邊的工作，撤掉我辦公廳主任的職務等等，所有這些都被毛主席識破了，製止了。”

　　葉帥說：“你在主席身邊工作多年，經曆了不少難辦的事情，這也是不可多得的一種鍛煉。我雖然老了，但銳氣還是有的。看來，我們與他們的這一仗，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汪東興說：“對這夥人，多年來我是看透了。他們搞分裂黨的活動，是絕不會罷休的。我們這些人，隻要不倒不死，將永遠是他們的對手。”

　　葉帥問：“現在江青他們還在中南海活動嗎？”

　　汪東興說：“江青這兩天在中南海跑到毛主席住地，要看毛主席那裏的文件，被拒後大為不滿，她又鬧事了。主席逝世後，他們的活動更加頻繁，更加明目張膽了。”

　　葉帥說：“對於這一點，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現在雙方都在搞火力偵察，選擇突破口尋找時機。好，我們隔天再談。”

　　第二次密談是1976年9月15日，在京的外國同誌和朋友以及外國專家，同首都群眾一起瞻仰毛主席遺容。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在毛主席遺體旁守靈，並在吊唁大廳分別接見前來吊唁的各國朋友，會見外賓。葉劍英和汪東興由吊唁的北大廳來到東大廳南側的一間辦公室裏，又開始了交談。

　　汪東興把近日江青要華國鋒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毛主席處文件處理的問題，並且提出她、姚文元、毛遠新和汪東興都要參加常委會的事情，向葉帥做了匯報。

　　葉帥聽後說：“他們氣勢逼人，向華國鋒出難題，逼他表態。”

　　汪東興說：“那天因為夜已深，沒有打擾你。國鋒同誌同我商量後決定改為，中央常委會聽取江青、姚文元和汪東興對毛主席處文件處理意見的匯報。”

　　葉帥插話說：“好主意，我們不能上當。他們正在挖空心思向華國鋒施加壓力，向中央常委會要權力，想擠進中央常委會內，眼下我們不得不防啊！”

　　第三次密談是1976年10月2日下午3時許，葉劍英來到汪東興在中南海南樓的辦公室，葉帥是第一次到這裏來。進門時，他把身邊隨員留在大門外，自己一個人上了樓。

　　汪東興給葉帥衝了一杯龍井茶，對葉帥說：“請坐下來談吧。”

　　葉帥坐下來說：“最近形勢很緊張，這也是我們意料之中的。我看‘四人幫’不除，我們的黨和國家是沒有出路的。”

　　（27）

　　汪東興說：“為了繼承毛主席的遺誌挽救黨的事業，我們有責任粉碎‘四人幫’這個反革命集團。”

　　葉帥探著身子、壓低聲音問汪東興：“你考慮好了嗎？”

　　汪東興用肯定的語氣說：“我認為形勢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決心的時候了！”

　　葉帥堅定地說：“對！他們的氣勢發展到如此地步，該攤牌了！不能失掉時機，兵貴神速，乘人之不及！” 葉帥停頓了一會兒又說：“至於鬥爭的結局是喜劇還是悲劇，待見分曉。”

　　葉帥接著說：“9月29日的政治局會議，我同先念、向前請假先退席了。江青竟然擅自宣布散會，留下‘四人幫’圍逼華國鋒，你留下來陪同華國鋒一起對付他們，做得對！”

　　汪東興說：“當時我覺得他們這樣做很反常，他們簡直就是在質問華國鋒同誌。是可忍，孰不可忍！”

　　葉帥異常激動地說：“看來他們已經開始下手了，他們是在逼華國鋒交權！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由來已久，想把他們的幫派利益淩駕於黨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妄想！我們要立即找華國鋒同誌談，要加速采取果斷措施。”

　　10月2日晚9時，汪東興去了華國鋒在東交民巷的住地。在華國鋒辦公室，汪東興對他說：“今天下午葉帥到我的辦公室來，我們談了一個下午，主要討論如何解決‘四人幫’的問題。”

　　華國鋒回話說：“葉帥剛才來過。你們談的意見原則上和我想的一致，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具體化。剛才我和葉帥商議過，由你先提出一個執行辦法來，我們再來議定，你看這樣好嗎？”

　　汪東興說：“我回去考慮一下，拿出一個方案，明天我再來匯報。”

　　實際上在此之前，汪東興送走葉帥後，在辦公室來回走動，盤算了一會兒，讓值班的高成堂秘書通知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以及我等人到中南海南樓汪東興辦公室開會。到場之後，汪東興就直截了當地對我們說：“中央已經下了決心，對‘四人幫’要采取行動。”

　　汪東興一麵說，一麵用手劃了一個圈，五指並攏攥緊了拳頭，示意要把“四人幫”一網打盡。他說：“你們先琢磨出一個行動方案，我要到華國鋒那裏去，等我回來後，咱們詳細討論行動方案。”他特別強調：“要嚴守機密，不能有絲毫疏忽。”

　　在討論行動方案時，我們考慮到以下一些重要因素：

　　一、把握“四人幫”的心理狀態。在這段時間裏，張春橋處心積慮想把出版《毛選》的權抓到手。利用張春橋對出版《毛選五卷》工作的關注，如果把常委會議的內容確定為“研究《毛選五卷》出版問題”，應該對張春橋是有極大吸引力的；

　　（28）

　　二、按慣例行事。中央研究《毛選》的出版問題，特別是涉及稿子問題時，曆來都是在懷仁堂正廳開會。因為中央曾有過規定：凡屬毛選稿件，不得帶出中南海以外的地方研究。對這些規定，張春橋、王洪文都是知道的；

　　三、抓住研究涉及毛主席的重要問題，如研究建造毛主席紀念堂選址問題，作為常委是必須參加的，這樣使張春橋、王洪文不能托詞不到或因故請假；

　　四、在懷仁堂這裏采取行動，較為方便有利。

　　根據以上考慮，我們提出在中南海懷仁堂正廳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內容為：一、《毛選五卷》出版問題；二、建造毛主席紀念堂選址問題。

　　在這個方案中確定，解決“四人幫”的順序是：在懷仁堂解決王洪文和張春橋兩個人的問題之後，再依次分別處置江青和姚文元。毛遠新與“四人幫”區別對待，對他采取的處理方法是就地監護審查。

　　在這個行動方案中，還對行動時間、保密措施、戰備預案以及同北京衛戍區的分工和配合問題，都提出了具體明確的實施細則。我們對行動方案的研究一直到10月3日淩晨4時許才結束。

　　10月3日晚9時，按約定的時間，汪東興和華國鋒在華的辦公室又見麵了，汪東興向他詳細地匯報了具體行動部署和實施方案。

　　華國鋒聽完匯報後說：“聽了你們製訂的行動方案，我認為辦法是可行的。我考慮時間是否再縮短一些，爭取提前解決。”

　　汪東興說：“我看這個主意好，免得夜長夢多。時間越長，保密越困難。還要提防他們鋌而走險先動手的可能。”

　　華國鋒沉吟了一會兒說：“這樣吧，你再約葉帥談談，看他還有什麽新的意見。如果葉帥先來我這裏，我和他談；如葉帥先去你那裏，你就同他談。”

　　汪東興說：“那好，我再向葉副主席去匯報。”

　　10月4日下午，葉帥如約來到中南海南樓汪東興辦公室。葉帥坐在沙發上，一邊喝茶，一邊聽汪東興匯報。汪東興把行動部署和實施方案，一一做了詳細匯報，葉帥聽得很仔細。聽完之後，葉帥沉思片刻說：“我看這個計劃比較成熟，安排也相當周全了。照這個實施方案執行，必會成功。”

　　葉帥接著又說：“當然，還要特別注意保密啊！因泄密導致失敗的曆史事件太多了。同時警戒要嚴密，無關人員不得進入現場，一定要把緊這一關。”

　　汪東興很讚成葉帥的意見，他強調說：“我們將要求所有行動人員務必切實做到。”汪東興停頓了一會兒又說：“按照部署，到時還請葉帥和國鋒同誌到場坐鎮。”

　　葉帥幽默地說：“用兵之要，先擇於將臣。中央已經決定由你指揮，國鋒和我聽你調遣，遵命行事嘛！”

　　汪東興急忙說：“葉帥戲言了，我才是奉命行事呀！”

　　葉帥說：“基本上準備好了，應抓緊睡個好覺，保持精力充沛，士氣旺盛，保證打好這一仗！”

　　（29）

　　10月5日淩晨2時，汪東興再次來到華國鋒的住地，向他匯報行動前的準備工作落實情況。

　　1976年10月6日，星期一，整個上午都很平靜。下午3點30分，我通知4個行動小組的全體同誌，集中在南樓汪東興辦公室外麵的幾間屋子裏，等待接受任務。

　　汪東興向大家宣布：“第一、要絕對保守機密。萬一失密，敗壞了黨的大業，那就非同小可，要給以最最嚴厲的製裁。從現在起，以行動小組為單位活動，組長負責，隨時做好戰鬥準備；

　　第、要堅決服從命令，聽從指揮。任何人不得擅自開槍。我們要爭取不響槍、不流血解決問題，這是上策；

　　今晚具體集結時間，集結地點，車輛配備，以及如何相互協同的問題，由武健華同誌分別向你們布置交代。”

　　下午5時，我又在中南海東八所小會議室，緊急召開今晚參加行動的其他一些同誌的會議。

　　晚6時半，汪東興乘車到達懷仁堂門前。行動小組準時集中於指定位置。為了不暴露意圖，懷仁堂大門前，公開可見處的警戒部署一律照常。形式上內緊外鬆。

　　停車場內，將工作用車及機動應急車輛，大部隱蔽在西門裏北側空場。懷仁堂大門口上停放與會者的幾輛車子，做到寧靜如常，整齊有序。執行拘押王洪文、張春橋的兩個小組，此間正在懷仁堂大禮堂舞台帷幕後，進行臨戰前的演練準備。他們有的在進一步檢查和擦拭隨身攜帶的手槍和械具，以及放在車上應急使用的速射武器；有的在作類似運動員入場前的伸腰扭胯，活動腿腳，熟悉著擒拿解脫的動作。

　　最後汪東興鼓勵臨戰的突擊隊員們：“這是你死我活的戰鬥，隻能取勝，不能失誤。黨中央的決心要靠你們去實現，千鈞重擔落在你們的肩上。”

　　大家立時收斂了笑容，意識到自己肩負的重任，個個斬釘截鐵地回答：“決不辜負黨和人民的重托。”

　　汪東興在檢查了警戒部署、行動小組之後，又回到今晚的“主陣地”——懷仁堂正廳。

　　晚7時20分，葉劍英元帥到了；晚7時40分，華國鋒走進懷仁堂正廳。他見葉帥、汪東興都在，沒有寒暄，直截了當地問：“東興同誌，一切都就緒了吧？”

　　汪東興痛快地回答：“可以說是萬事俱備。”

　　華、葉、汪三人站成一個品字形，時而挪動幾步，時而佇立相視，傾心攀談。此前，他們三個人從未同場商討，此刻卻個個鎮靜自若，隻待一決雌雄。

　　決定國家命運的時刻從晚7時55分開始，到晚上8點30分順利落幕，全部過程，僅僅用了35分鍾。

　　晚9點15分，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離開坐鎮指揮的懷仁堂，急赴玉泉山。

　　（30）

　　關於抓捕“四人幫”的具體過程，原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武建華有比較詳細的回憶：10月6日下午3點30分，我通知四個行動小組的全體同誌，集中在南樓汪東興辦公室外麵的幾間屋子裏，等待任務。

　　第一個行動小組負責解決王洪文的問題；

　　第二個行動小組負責解決張春橋的問題；

　　第三個行動小組負責解決江青的問題；

　　第四個行動小組負責解決姚文元的問題。

　　晚上6時30分，汪東興乘車到達懷仁堂門前。下車後，他指示司機把車開到西樓大廳北側，在灰色院牆之間的夾道隱蔽。同汪東興一起來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按照計劃，留在車上。李鑫雙手抱住皮包放在膝蓋上，皮包內是他奉命起草的稍後將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的三個重要文件。

　　汪東興從懷仁堂正廳、禮堂，到東西大院，直到門前車場，對所有警戒哨、潛伏哨、機動分隊及警衛值班室，一一親自檢查，再一次明確他們的任務，重述處置措施。為了不暴露意圖，懷仁堂大門前，公開可見處的警戒部署一律照常，形式上內緊外鬆。

　　汪東興在檢查了以上各項警戒部署和各個行動小組之後，又回到當晚的主陣地——懷仁堂正廳。懷仁堂正廳是一個多功能的大廳，今天這裏的布置卻與往常不同。正廳的北側原來就矗立著一扇白色紗綢的大屏風，為了便於隱蔽，利於行動，又在正廳的中門以東，由南而北，再增加幾扇中小型輕便的屏風，沙發一律撤掉。場內坐北麵南擺了一張不大的長條會議桌，桌子後麵為華國鋒、葉劍英準備了兩把扶手椅，桌子上原有的茶盤、茶杯、煙灰缸、文具等等全部撤掉，以防萬一。

　　晚上7點20分，葉帥到了。汪東興見葉帥進來，緊走幾步，同葉帥一邊握手一邊說：“葉帥，請放心！我又檢查了一遍，一切都落實到位，一定會順利完成計劃。”

　　葉帥環顧著四周，沉默片刻，若有所思地說：“這是背水一戰呐！”

　　汪東興微微點頭，充滿信心地答話：“打好這一仗，我們是有把握的！”

　　晚上7點40分，華國鋒副主席從中南海北門進來，他見葉帥、汪東興都在，沒有寒暄，直截了當地問：“東興同誌，一切就緒了吧？”

　　汪東興痛快地說：“可以說是萬事俱備。”接著他又把剛才檢查的情況簡述了一遍。

　　汪東興看看手表，對華、葉兩位副主席說：“現在是7點45分了，請你們在‘主席’就座吧！”

　　他們三人一起進入正廳，華、葉分別坐定後，汪東興又指指正廳的東南小門，加重語氣地說：“王洪文、張春橋他們就從這裏進來。”

　　（31）

　　接著，汪東興又轉身麵西：“我的位置就在這排屏風後麵。武健華在正廳現場，他可以裏應外合。”

　　晚上7點55分，隱隱聽到從懷仁堂入口處傳來說話聲和腳步聲。我順著東休息室的長廊向南瞧去，隻見王洪文剛轉彎向北走來，我飛速地分別通知華、葉、汪，突擊隊員設伏於門內兩側，進入臨戰前的緊急狀態。

　　王洪文仍是往常的著裝習慣，上身穿一件製式軍上衣便裝，下身著一條筆挺的藏青色西裝褲，皮鞋鋥亮，左手提著一個文件包，挺胸直背，趾高氣昂地走向大廳。王洪文毫無戒備地走進了小門，向華國鋒、葉劍英望了望，還沒來得及吭聲，便被突擊隊員霍際隆和吳興祿從左右兩側，餓虎下山般地撲過去，兩雙強勁有力的手緊緊地鉗住王洪文的兩臂，一手壓下他的肩胛，一手抓起他的手腕高高提舉，形成了低頭哈腰的“噴氣式”。

　　這迅雷不及掩耳的突擊，使王洪文一時昏了頭腦，他脖頸脹紅，急促地喊了兩句：“你們幹什麽？你們幹什麽？”

　　王洪文拚命地扭動著雙臂，蹦躂著兩腳，竭力掙脫。霍際隆和吳興祿在兩側加大力度，李廣銀、王誌民從背後狠狠抓住他的腰帶，使王洪文的兩腳踏空，無力可施，牢牢地被禁錮在離華國鋒、葉劍英5米左右的正麵。

　　華國鋒麵對王洪文宣布：“王洪文，你不顧中央的一再警告，繼續拉幫結派，進行非法活動，陰謀篡黨奪權，對黨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中共中央決定，對你實行隔離審查，立即執行。”

　　話音剛落，王洪文就被行動小組扭離現場，一副明晃晃的銬子，哢嚓一聲，反背卡緊了他的雙手。就在上銬的那一刹那間，王洪文如夢初醒，無可奈何地道出了一句實在話：“想不到你們這樣快！”由此也反證了中央提前處置“四人幫”的正確決斷。

　　晚上7點58分，正當在場外隱蔽處為王洪文上銬子的時候，張春橋已跨入懷仁堂大門。張春橋像往常一樣，穿了一套半新不舊，看上去還合身的灰色中山裝，腳踩普通的黑色皮鞋，左腋下夾著一隻鼓鼓囊囊的文件包。張春橋沒有環顧左右，大模大樣地邁進了正廳，他迎麵看到正襟落座的華國鋒、葉劍英，立即感受到襲人的寒氣，這隻詭譎的狐狸，緊鎖著眉尖，全身一怔，躑躅不前。

　　預伏在小門兩側的突擊隊員張臂曲腿，快速夾擊，三下五除二就使不堪一擊的張春橋泥塑木雕般呆立在華國鋒、葉劍英麵前。華國鋒向張春橋宣布了中共中央的決定，張春橋自始至終一言不發，任憑行動小組擺布。然後張春橋像王洪文一樣，戴上銬子被押解上車，送到地下隔離室。

　　（32）

　　汪東興風趣地麵向華、葉兩位副主席說：“這兩個人跟我們合作得不錯啊！準時來，按時走，很聽指揮嘛！”

　　華國鋒麵帶笑容地說：“老人家不是說過嘛‘宜將剩勇追窮寇’，我們要打一個完全徹底的殲滅戰！”

　　我急促地對汪東興說：“我和張耀祠同誌現在就到春藕齋去抓江青！”

　　汪東興說：“去吧！有什麽問題隨時同我聯係。看國鋒同誌、葉帥還有什麽交待。”華、葉表示沒有意見。

　　我一路小跑地離開懷仁堂，就在豐澤園後門警衛值班室停下。室內空無一人，我意識到毛遠新的問題還沒有處理完。隻見毛遠新兩眼直視地坐在正廳一把椅子上，張耀祠在宣布中央對其監護的決定後，下掉了毛遠新隨身攜帶的手槍，正在訓示他必須老實服從管理規定。

　　我和張耀祠直奔春藕齋，直接進入春藕齋前廳，這裏是秘書、警衛、醫護、司機聚會和休息的地方。看到我們來此，雖然不明原委，但都是幾乎天天見麵的熟人，既不生疏，也不緊張，他們都咧嘴微笑。張耀祠問工作人員說：“在吧？（指江青）”大家都會意地點點頭。

　　與此同時，我把為江青開車的老申叫到一邊：“請你把停在門前的車，馬上開回交通科！”接著，我對在江青處工作的警衛參謀周金銘說：“小周，你前麵帶路。”

　　我確知，在晚飯前汪東興已經給周金銘透了一點“風”，小周心裏有數。我又對站在我們身後的女護士馬曉先說：“你也來！”

　　室外應該準備的事情安排就緒後，張耀祠和我及行動小組不動聲色地推門進入春藕齋的正廳。一進門就見江青麵東背西坐在沙發上，身前擺著一張長方形石頭的辦公桌，桌上鋪墊著白色的桌布，擺放著台燈、茶盤、茶杯、各類辦公文具，還有幾份文件。

　　江青膝蓋部位蓋著一條小方毛巾被，腳底蹬著一塊專門製作的墊腳板，地板上鋪滿厚厚的墨綠色羊毛地毯，房間周圍擺放著幾個書櫥和鐵皮文件櫃，天花板上正中吊著一盞形似花瓣曲伸的大型玻璃頂燈，放射著金黃色的燈光。

　　行動小組的成員進屋後，迅速從左右兩側和沙發背後，把江青圍攏在一個半圓形的中間。江青仍然坐在那裏，臉上顯現忐忑不安的驚懼，瞬時又故作鎮靜，木然地抬起右手，扶了一下眼鏡，側著頭麵向張耀祠和我，聲音帶有一點顫抖地問：“你們要幹什麽？”

　　（33）

　　張耀祠站在江青的左前方，他以習慣的軍人姿態，威嚴地說：“江青，你不聽中央的警告，繼續拉幫結派，進行分裂黨的活動，陰謀篡黨奪權。中共中央決定，對你實行隔離審查，立即執行。”

　　張耀祠又責令江青：“你到另外一個地方，要遵守紀律，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

　　江青伸長了脖子，瞪著眼睛問：“中共中央是什麽人決定的？”

　　我不耐煩地斥責她：“中共中央是什麽人你難道會不明白？”

　　江青改口說：“我是說是什麽人指使你們來的？”

　　張耀祠立即明確正告她：“我們是奉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副主席的命令，來實施中央決定的。”

　　江青說：“那我這裏的文件呢？”

　　張耀祠說：“我們會有人來接管的，你把鑰匙交出來！”

　　江青說：“那不行，這裏許多都是中央的機密，我要對黨負責。鑰匙，我隻能交給華國鋒。”

　　張耀祠說：“那好，你把它裝在信封裏由我們轉交。”

　　江青依然坐在原來的位置上，上身前傾，用鉛筆在一張印有紅杠的宣紙信箋上，由上而下地給華國鋒寫了一封短信。信中說：“國鋒同誌：來人稱，他們奉你之命，宣布對我隔離審查，不知是否為中央決定？隨信將我這裏文件櫃上的鑰匙轉交於你。江青，10月6日。”

　　接著，江青又在一個印有紅框的牛皮紙大信封上，寫上“華國鋒同誌親啟”幾個字，下腳還注明“江青托”。她把鑰匙用一張信紙包好，同信箋一起放進信封裏，然後在信封兩端，黏貼了“密封簽”，並用手在“密封簽”上用力地按壓了幾下，然後把信封交給了張耀祠。

　　我急得火燒火燎的，再次督促：“走！快走！”

　　江青拿掉了膝蓋上的小毛巾被，整理了一下衣服，兩手按著沙發扶手慢慢地站起來，走出沙發的位子。臨出門之前，她又要上衛生間。江青尿頻尿急的毛病由來已久，不足為怪。為防不測，我叫女護士馬曉先同她一起進去。本來她過去到衛生間，有時也要護士陪同。

　　離開春藕齋正門，穿過十幾米的暗廊到達前廳，這裏靠牆佇立著一個多功能的衣架，江青取下一件深灰色披風，馬曉先幫她戴上帽子，係好帶子，走向停車處。

　　江青固然是個奸潑刁滑、殘忍刻薄、心狠手辣的野心家，但在今天凜然站立、魁偉彪悍的軍人麵前，她又拿出了巧使順風船的本領，虛偽地夾起了尾巴。既然她肯於俯首順從，照指示行動，且無力反抗，也就沒有加銬於她。

　　（34）

　　行動小組人員打開車門，江青坐在後排中間，黃介元、馬盼秋分坐兩側，護士馬曉先坐在二排副座麵對著江青，組長高雲江就座於司機旁。前後各有一輛警備車，我坐在後車的指揮位置上，我們都身帶短槍，前後車上的警備人員備有速射武器和充足的彈藥，三輛車迅速駛離春藉齋。

　　當車經過懷仁堂門前，我見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一字排開站在懷仁堂大門台階上，關切地張望。我匆匆把頭探往車外，示意眼下這裏一切順利。

　　北京主要街道的交通警察，個個目光犀利，他們知道這輛大紅旗轎車的“身份”，中央隻有幾位核心領導人才得乘坐。但他們哪裏曉得，今天卻是令局外人意想不到的例外。大紅旗轎車一路綠燈放行，隻用了不到5分鍾，就到達預定的地下隔離點。

　　解決了江青之後，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又從容地坐下，交談處置“四人幫”中最後的一個姚文元。姚文元並非政治局常委，當天根本沒有通知他參加晚上8點的政治局常委會。預案議定：在解決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之後，單獨通知他到懷仁堂來開會，如果他應聲而到，那就是甕中之鱉。如果他借故拖延，行動小組就迅速往他的住處擒拿。但姚文元的住地警衛由北京衛戍區某部擔任的，為避免行動時發生誤會，請北京衛戍區吳忠司令員一起待機而動。

　　鑒於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已被順利帶到隔離地點，汪東興決斷地說：“馬上給姚文元打電話。”但電話由誰打，事先並未商定。汪東興接著說：“國鋒同誌，電話還是請你來打吧，免得他多心。”

　　華國鋒稍加思索：“那就我來吧！”

　　華國鋒的秘書曹萬貴很快接通姚文元的電話，華國鋒從容地說：“文元同誌，我正在和洪文、春橋同誌在懷仁堂商量出版《毛選五卷》的事，有些問題還想聽聽你的意見。是不是請你現在就來，一道研究一下？”

　　姚文元沒有猶豫，說：“好的，我馬上就到。”講完就掛上了電話。

　　我快步走到東飲水處，通知等候在交通科值班室的行動小組，按第一方案行動。全組人員立即乘紅旗轎車，開到懷仁堂東院。

　　待我剛把安排的情況匯報完畢，華國鋒向葉劍英、汪東興說：“還要我們出麵嗎？”

　　葉帥說：“免了吧！”

　　華、葉、汪當即決定由我去對姚文元宣布中央的決定。我說：“要有‘尚方寶劍’才行。”

　　汪東興：“那好辦，請國鋒同誌寫個手令吧。”

　　華國鋒不假思索地很快寫好了命令，我接過華國鋒寫的手令，商定在大禮堂的東休息室行動。為了簡便行事，東休息室沒有改變原來的布置，周圍一大圈沙發，沙發之間是長方形的小茶幾，我坐在東邊靠窗戶的大沙發上。

　　（35）

　　晚上8點25分，姚文元剛一進門，就被張雲生和高風利從左右兩側拽住兩臂，下壓雙肩，動彈不得，低頭向我站著。姚文元不住地喊：“誰讓你們幹的？誰讓你們這樣做的？”

　　我最初坐在沙發上，但自覺缺少那股浩然正氣，立時威武地站立起來，麵對姚文元高聲宣布：“中共中央決定，對姚文元實行隔離審查，立即執行。華國鋒。”

　　我宣布完了以後，又有力地喊了一句：“帶走！”行動小組架著姚文元向休息室北門走去。

　　至此，姚文元還邊走邊喊：“我有話要說！我有話要說！”又喊他的隨身警衛：“小×，快來呀！”哢擦一聲，行動小組給姚文元戴上明晃鋥亮的銬子，押上紅旗轎車。

　　姚文元在行車途中，還在高聲嚷嚷：“你們是哪個部隊的？誰指使你們幹的?？行動小組迫不得已，用事先準備好的毛巾，塞住他的嘴巴，姚文元這才平靜下來，汽車把送往極為嚴密的地下隔離室。

　　另據參加抓捕江青的警衛科副科長黃介元回憶，在抓捕江青的過程中，江青曾說：“主席屍骨未寒，你們就對我這樣。”

　　原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也回憶了粉碎“四人幫”之事，他說：10月6日下午4點鍾左右，汪東興給我打電話，要我5點半到中南海他的家裏，有事找我。

　　我把汪東興“有事找我”一事，打電話告訴吳德，吳德說：“到時候你去吧。”

　　我又給陳錫聯打電話，我告訴他汪東興“有事找我”，陳錫聯說：“你去吧，電話裏不便講，汪東興同誌會告訴你。”

　　我給陳錫聯打電話匯報是必要的，他當時主持軍委工作；告訴吳德也是對的，讓他知道。5點半我準時到汪東興家中，汪東興同誌傳達了中央的決定，我聽了很高興！

　　江青住在中南海，用不著通知她來開會，汪東興就可以執行；張春橋、王洪文住釣魚台，姚文元住外麵，如果他們有覺察不來，屬中央警衛團警衛的，由中央警衛團抓，屬衛戍區警衛的，由衛戍區抓。

　　到8點鍾，三人全來了，到懷仁堂，來一個抓一個。吳德說：“還剩遲群、謝靜宜、金祖敏。”

　　汪東興說：“晚上11點抓，不驚動別人。”

　　布置好後我到吳德同誌辦公室，遲群接到通知很快來了，我叫他坐下，宣布：“遲群幹了很多壞事，上級決定對你隔離審查，要很好向組織交代。”

　　謝靜宜住在醫院，用車接到市委，我告訴警衛三師政委陳先達：“謝靜宜一到，不用上樓，讓她上你的車，換車帶走即可。”

　　（36）

　　謝靜宜換車後被帶到警衛三師，她在車上就罵開了，說：“毛主席逝世沒幾天你們就搞政變，你們受鄧小平欺騙。”陳先達製止了她。

　　幾天後，中央政治局請抓“四人幫”有功人員吃飯，華國鋒、葉帥、陳錫聯、紀登奎、李先念等人參加，我和張成去了。八三四一部隊的同誌發言，擁護中央決定；李鑫也發了言，後來要我發言，我沒講，要耿飆講，他也沒講。我不願意講，是對汪東興印象不好，他爭功，太計較。我不願意發言，就是不願意恭維八三四一部隊，你汪東興有功勞。

　　對華國鋒的個人崇拜也是這位老同誌搞起來的，當然華國鋒也願意讓人崇拜。中山公園音樂堂唱《交城的山來交城的水》，華國鋒聽了高興得不得了，我看了就不大舒服。華國鋒喜歡到處題字，但畢竟“英明領袖”不是他自己封的。

　　吳忠跟華國鋒和汪東興一樣，都是毛澤東一手提拔上來的“單幹戶”。從吳忠的話來看，他對華國鋒和汪東興都有不滿，這也看出由“單幹戶”組成的華國鋒集團，內部相互不服氣，相互不滿意，擰不成一股繩，所以很快就垮了。後來吳忠接受了長達8年的審查，1987年北京軍區黨委對吳忠做出最後結論：“經審查，吳忠同誌1971年3月至1977年9月，在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期間，沒有參與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

　　粉碎“四人幫”之事，最初並沒有通知“四人幫”的老巢上海。據原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在1980年最高法院特別法庭上作證說：1976年9月28日中午，張春橋派蕭木到上海向市委常委直接傳話，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張春橋說：“階級鬥爭形勢要經常分析，一方麵要提高警惕，一方麵要提高信心。當然要看到還有曲折，看到資產階級還著力量，問題是誰掛帥。我不是憂天派，但是有點憂，多難興邦。老實說，上海沒有經受過嚴重的考驗，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都沒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話，有大考驗，要打仗。”

　　在這裏，張春橋向我們發出了“要打仗”的動員令。在場聽傳達的有馬天水、我、王秀珍、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六個市委常委。

　　到了10月7日，當中央通知馬天水和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周純麟到北京開會，我們都感到很突然。馬天水走了以後，我和王秀珍就開始到處打聽有些什麽動向。10月7日晚上，我給當時的文化部部長於會泳打了電話，接著我給衛生部部長劉湘屏打了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