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七五（崇新嶽 百思峰 ）

 

（25）

 

　　管理者理想的部下，當然是既有才能，又忠誠可靠的人。但現實中往往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有才能的人不夠忠誠，忠誠的人又才能不足。因此領導人在提拔和重用部下時，不得不偏重某一方麵：要麽以“才能”為重點，或者唯“忠誠”為首選。

　　提拔重用“有才能”的部下，對領導人來說，並非是好事一件。這裏主要有三種危險：第一種是本人被有才能的部下取而代之；第二種危險是事業被有才能的部下改弦易轍。比如《水滸傳》中的宋江是很能幹的人，他掌權後就改變原領導人晁蓋的事業的方向，走上招安之路。

　　提拔重用“有才能”部下的第三種危險是領導人被蒙蔽。因為能幹的部下往往野心勃勃，他要往上爬，自然就試圖要“蒙蔽”領導，增加領導對自己的好感。一般來說，就是隻匯報對自己有利的事，不報告對自己不利的事，美化自己，醜化自己的競爭對手。這樣一來，領導就容易被這種“有才能的部下”所欺騙。

　　提拔重用“忠誠”的部下，對領導人來說，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主要的危險也有三種：第一種危險是弱化事業。讓忠誠有餘才幹不足者繼承事業，自然會導致事業的弱體化。這在平穩的和平時期，問題還不顯著，在戰爭時期等緊迫情況下，弱體化事業就意味著自我毀滅。

　　拿西漢初年劉邦為例，對於劉邦來說，韓信是“能幹的部下”，周勃是“忠誠的部下”，在劉邦與項羽爭奪天下的時候，就必須重用韓信這樣“能幹的部下”，重用周勃是奪不到天下的。

　　等到劉邦奪到天下之後，就轉而重用周勃這樣“忠誠的部下”，即所謂“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提拔重用“忠誠的部下”的第二種危險是貽誤戰機。忠誠的部下往往不敢自己做主，什麽事情都要請示匯報，這種請示匯報在一些情況下就意味著貽誤戰機，失去處理事件的最佳時機。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看，華國鋒處理1976年4月的天安門事件，顯然是貽誤了戰機。

　　早在天安門廣場上有失控於萌芽的時候，就應該及時處理。而華國鋒卻不敢做主，不停請示匯報，結果等到天安門廣場發展到上百萬人的時候才動手，失去處理事件的最佳時機。

　　提拔重用“忠誠的部下”的第三種危險是領導人被孤立，失去對大多數人的團結。

　　（26）

　　“忠誠的部下”隻知道忠於領導人本人，而不會團結其他人，更不會團結一起可以團結的力量，客觀上導致領導人被孤立和人心的背離。比如《水滸傳》中的晁蓋重用宋江，宋江就能給晁蓋拉來一大批人，大大強化梁山泊的勢力。如果晁蓋重用阮小二，他倒是忠於晁蓋，但梁山泊的事業也不會有大的發展，始終停留在幾條好漢的小團夥。

　　1976年的時候，毛澤東麵臨的絕不是“飛鳥盡，狡兔死”的天下太平局勢，而是麵臨著“飛鳥”很多的天下不穩局勢。在此情況下，本應啟用“能幹者”穩定局麵，絕不是啟用“忠誠者”的時機。對這個道理，毛澤東應該說是清楚的，所以他反複想了20天，最後才決定啟用華國鋒。這顯然是毛澤東在沒有找到“能幹的部下”情況下，不得已才啟用華國鋒這個“忠誠者”。

　　毛澤東說華國鋒是“老實人”，這點並不錯。華國鋒除了依靠毛澤東之外，他沒有試圖投靠過其他人，也沒有組建自己的團隊或者幫派，他始終是一個孤立的人，甚至沒有自己的親信。毛澤東的以前幾個接班人：劉少奇、林彪、鄧小平都有自己的幫派團隊，就是王洪文也有一個小幫派“四人幫”。

　　華國鋒沒有自己的幫派團隊，一方麵可以視為他“老實”，另一方麵也是他“不會”拉幫結夥。能拉起自己的團隊，能把一批人團結到自己周圍，需要相當的才能，不是什麽人都能學會的。華國鋒就始終沒有學會這一手，在他接班之後，有非常好的先天條件，但他也沒能建立起自己的團隊。

　　一個人要想掌權，單槍匹馬肯定不行，必須有一個團隊，把自己團隊的人安排到要職上，這才能真正地掌握實權。華國鋒沒有自己的團隊，也就意味他無法掌握實權。這點毛澤東很清楚，他選擇華國鋒，並不是指望華國鋒掌握實權，而是希望華國鋒作為一個不加入任何派係的虛位領袖，擺平各個派係的紛爭。

　　毛澤東看出，目前存在兩大派係：周恩來、鄧小平派係和江青集團派係，而且這兩大派係已經越來越勢不兩立，矛盾衝突越來越激烈。在毛澤東生前，他還能擺平這兩個派係，把他們之間的鬥爭壓製在一定的範圍內。而毛澤東死後，沒人壓得住他們，這兩大派係的衝突必然激化。

　　毛澤東最擔心的就是他死後發生粉碎“四人幫”，因為江青集團雖然掌握著宣傳工具，掌握了上海基地等一定的物質力量，但軍隊基本上在周恩來/鄧小平派係一邊，如果雙方爆發武力衝突，江青集團絕無勝算。所以毛澤東不能安排張春橋當總理，更不能安排江青出任要職，否則將等於是把他們往死路上送。

　　（27）

　　因此，毛澤東安排華國鋒這個中間派人物，作為兩大派係之間的“緩衝”。毛澤東指望華國鋒以第三者的身份，調解和緩衝兩大派係的鬥爭，使這場鬥爭不至於演化到武力對抗的地步。毛澤東啟用華國鋒的最大願望，就是想避免粉碎“四人幫”事情的發生。但毛澤東萬萬沒想到，他認為的“老實人”華國鋒，居然成為粉碎“四人幫”的帶頭人。

　　毛澤東認為華國鋒沒有野心，這在過去是對的。因為華國鋒認為自己在資曆上和才能上，都離得接班人的標準太遠，可望而不可及，根本不對接班人抱有幻想，所以也表現出“沒有野心”。可是人是會變的，當華國鋒真的當了接班人，他的“野心”就出來了。後來華國鋒要求人們喊他“華主席萬歲!”，要求把他的畫像與毛澤東的畫像並列懸掛，這些都表現出華國鋒的“野心”。

　　華國鋒的價值，其實是體現在他不加入任何一派方麵。如果華國鋒組織派係，因為他本事不大，對於本派係來說，並沒有多大的價值，人們不會重視他。後來，華國鋒加入了周恩來、鄧小平派，鏟除了江青派係，結果他自己就變成毫無價值之人，很快就被逐出政壇。這是後話了。

　　毛澤東讓華國鋒接班，給他的第一件任務，是主持召開批鄧的“打招呼會”。1976年2月25日，華國鋒主持召開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華國鋒在會上講話說：從會議的進程來看，開得是好的。我們這個會是打招呼的會，不是解決具體問題的會。所以，可以早點結束，早點回去，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開展起來。

　　回去以後怎麽辦，提出幾點意見。

　　第一，最重要的，是要認真學習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希望同誌們一定要把這個學習擺在首位，認認真真抓好。

　　第二，在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基礎上，深入揭發批判鄧小平同誌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各級領導，要站在運動的前列，特別是在右傾翻案風中，受鄧小平同誌修正主義路線影響犯有錯誤的一些同誌，要帶頭揭發、批判，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

　　第三，要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當前，就是要搞好批鄧，批鄧小平同誌的修正主義錯誤路線，在這個總目標下把廣大幹部、群眾團結起來。注意不要層層揪鄧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注意不要算曆史舊賬。對鄧小平同誌的問題，可以點名批判，但點名的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廣播、登報。

　　（28）

　　第四，對犯有錯誤的同誌，不要一棍子打死。有錯誤的同誌，要在同幹部、群眾一起參加批判鄧小平同誌修正主義路線錯誤的基礎上，提高認識，提高覺悟。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改了就好。

　　第五，整個運動要根據毛主席指示，在黨委一元化領導下進行。不搞串連，不搞戰鬥隊。通過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進一步促進安定團結，發展鞏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的偉大成果。

　　華國鋒的這個講話，立場還是比較堅定的，徹底與鄧小平劃清了界限。華國鋒說：一、給鄧小平定性“修正主義路線”；二、要求受鄧小平“影響”的高官帶頭揭發批判；三、鄧小平可以點名批判，但點名的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廣播登報；四、對跟著鄧小平犯了錯誤的人，允許改正錯誤；五、不搞群眾運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黨委的領導下進行。

　　華國鋒在“打招呼會”上聲明可以批鄧之後，江青集團就在他們控製的宣傳媒體上，開始大規模地登載批鄧的文章。因為受到“不點名”的製約，報刊上就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作為鄧小平的代名字來批判。當時批鄧的文章一時間鋪天蓋地，那麽批鄧的文章具體寫些什麽呢？這裏摘錄一篇典型的批鄧文章：1976年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梁效”的《評“三項指示為綱”》。該文寫道：

　　“三項指示為綱”是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背著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來的。它的出籠，有著深刻的政治背景。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對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極端仇視。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群眾的批判，口頭上大表“悔過”之意，實際上心懷複辟之誌。提出“三項指示為綱”，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曆來反對階級鬥爭這個綱。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此人就鼓吹“各階級間的親密合作”，宣揚階級投降主義。1957年他公然聲稱“階級已基本消滅了，就不應該強調階級鬥爭了。”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毛主席對劉少奇的多次批判和鬥爭，就包括著對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鬥爭。

　　但他的資產階級本性未改，“永不翻案”靠不住，而今又叫嚷“階級鬥爭哪能天天講？”。

　　（29）

　　他炮製的“三項指示為綱”，就是他一貫反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修正主義思想的繼續，還是過去那一套：不管馬克思主義還是修正主義，不管社會主義還是帝國主義，“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謬論的翻版。

　　“三項指示為綱”的杏黃旗一舉，右傾翻案勢力就迅速地聚集在這麵修正主義旗幟下，大搞複辟活動。他們攻擊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是什麽“今不如昔”呀，“問題相當多”呀，“積重難返”呀，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要由他們來扭轉局勢，大有“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概。

　　於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就刮了起來，越刮越凶。有些人奔走串連，彈冠相慶，或做演說，或擬提綱，或寫黑信，或造謠言，教育界、科技界以及其他方麵的種種修正主義奇談怪論，甚囂塵上，其矛頭對著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對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對毛主席關於評論《水滸》的指示，他們也百般抵製，說什麽不要“聽到風就是雨”，否認有現代的宋江，反對批判投降派。

　　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是毛主席親自為我們規劃的宏偉藍圖。但是，在要什麽樣的現代化，和如何實現現代化的問題上，始終存在著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

　　炮製“三項指示為綱”的人，大講“一切為了現代化”，隻要能搞上去，走什麽路都可以。其實，他們並不是真的認為走什麽路都可以，在他們的心目中，社會主義的一套不行了，隻有他們那一套才靈。他們不讚成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說不搞點利潤掛帥、物質刺激，怎麽能調動積極性？他們反對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認為隻有乞求外國，才能改變科學技術的落後麵貌。

　　如果按照他們修正主義那一套搞下去，路線變了，社會主義所有製的性質就會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會倒退為雇傭關係，資本主義的分配製度就會恢複起來，一句話，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就要遭到破壞。這樣，要不然是生產搞不上去，要不然是暫時搞上去還得垮下來，要不然是搞出個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現代化。

　　我們要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徹底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拋出的“三項指示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批判那條同毛主席革命路線相對抗的修正主義路線，牢牢掌握鬥爭的大方向，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

　　（30）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之後，江青又活躍起來。前麵提到，在1975年6月，江青在毛澤東的壓力下，在政治局會議上公開做了檢討，並寫了書麵檢討。在此後一段時間，江青銷聲匿跡，不再出來活動。據1976年2月6日文化部長於會泳傳達張春橋的指示說：江青同誌身體不好，以後文化部所有的事由春橋同誌管。凡請示件不要往江青同誌那裏送了，樣板戲劇團不需要報批的件，可以送。

　　於會泳傳達的這個指示中，明確江青不再管事。可是到了1976年2月下旬，中央召開“打招呼會”（2月25日至3月3日），專門批判鄧小平，這時江青又開始活躍起來。在“打招呼會議”期間，江青多次找人談話，特別是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12個省的負責人談話。江青的談話，不改過去的“老毛病”，大膽放炮。江青說：

　　鄧小平這種事，恐怕很多同誌不知道內幕，當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過，我是一個首當其衝的人物。他在去年4月底，不請示主席，擅自鬥我這個政治局委員。從4月底一直鬥我到6月，他鬥了我幾個月，我是關在籠子裏的人，現在出來了，能講話了，我要控訴他！

　　鄧小平在政治局是采取三種辦法，一種是拉，拉得很緊的；一種是欺騙蒙蔽；一種是打，首先打我，因為他知道我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在捍衛主席革命路線上，我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過了河，不回頭。在這一盤棋上，我是個卒子啊，我感到很光榮。我這個過了河的卒子，能夠吃掉他那個反革命老帥，所以他首先打我。

　　鄧小平是個謠言公司的總經理，他的謠言散布的很多。他挑撥離間，造謠誣蔑，完全是個反革命的兩麵派，他暴露的比林彪還快。鄧小平欺負主席呀，造謠誣蔑主席呀，殘忍啊！法西斯啊！去年主席害感冒，他傳那些東西，有一份東西實在不成話，我不能在這兒擴散，那個東西是應該鎖起來的。

　　為了這個，我去求過他，他不見，最後第三次我說，你一定要抽出一些時間來見我。我說：屬於我的事，我承認錯誤，改正錯誤。我說：你不要去幹擾主席，要保護主席的健康啊。在座的同誌能夠答應鄧小平這樣欺負咱們的主席嗎？在座的同誌，包括我在內，都受主席保護啊！鄧小平這樣欺負主席，這樣殘忍，我不能說了。（抽泣，哽咽）

　　我今天說的不僅是這個，他是個大漢奸，現在已經走得很遠了。他要是上台，像我這樣的人，那是千百萬人頭落地。我公開在政治局講，我已經有精神準備，殺頭，坐牢。我不過隻有一個頭吧，從入黨的時候起，就作了精神準備。不過我這次也要保護自己一點，不能隨便叫他們殺頭，搞死。

　　（31）

　　據我知道的，在很早主席就跟我講過，不要喊打倒劉鄧路線了，要有區別，要把鄧小平跟劉少奇區別開。我聽招呼了，就不跟著喊了。鄧小平保護得好好的，養的那麽健健康康的。我是確實對鄧小平滿腔希望，因為我看到主席一番苦心，怎麽樣保護他，然後怎麽調他回來，用什麽方法來恢複他的名譽，來提高他的威信，這我都知道，都看在眼裏。

　　他回來，開始對我很好，兩麵派啊！我覺得鄧小平是個通情達理的人，能夠談心的人，覺得他可以。我應該告訴同誌們，1974年噢，我還挺迷信他，他一直對我都比較講理的，通情達理的。我說他能團結人，他是騙了我。我甚至覺得他是一個團結安定的因素。

　　同誌們，當時主席傳話回來了，說是鄧小平當第一副總理，不僅這個，連總參謀長，黨的副主席都是主席提的。我覺得鄧小平這個人連舊社會的那種所謂起碼的做人道德都沒有，更何況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員。主席這樣對待他呀，從頭到尾保護他，又給他恢複名譽，提高威信，他覺得天下是他的了。

　　不過我對他一直有警惕，有這麽一個問號。這個人出來以後，從來不說一句文化大革命有什麽偉大的成果，沒說，對新生事物憎恨得很。據這次揭發，他家裏的常客是什麽人呢？李井泉、胡喬木、胡耀邦，還有王海蓉、唐聞生，還有什麽人，我搞不清了，那都是無話不說，交待任務的，別人不能去。

　　混到黨內的這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大當權派鄧小平，為了“風慶輪”，前年我就跟他鬥了一場。為了“風慶輪”，他罵我，政治局會不歡而散，一個多月開不起會來。後來事情鬧大了，鄧小平大發雷霆，大罵我。那時他急了，暴跳起來罵，臉上的肉都直哆嗦。

　　我們的主席是總結了蘇聯的經驗。現在的資產階級不在於榮毅仁，而在於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大官，在於咱們。像我這樣的人，不用自己去要，人家就送上門來了，這裏頭有不少同誌有我這種情況。我不需要走後門，別人就替我安排了。禮物給我送上門來，拒絕了。我到哪兒去，吃飯都是別人陪著吃。我後來想了個辦法，每人出一份，會餐，革命化。

　　鄧小平這個“三項指示為綱”，我9月初才聽到。我說：怎麽弄這麽個玩意啊，搞不清楚。主席曾給我打過招呼，叫我不要亂說話。我覺得有問題，這時候遠新回來了，他也嘀咕說：是什麽東西？我說是怪。我是政治局委員，我都沒聽傳達呀，也沒有看到主席的批件。

　　我今天來，一個是告訴同誌們一點內幕，說的也不完整，也可能說錯話。我是經常說錯話，做錯事的，因為在前進的道路上是難免的，問題是改不改。我是隻要認識到了，就改了。我今天說錯了的，同誌們都可以批判，批評，幫助我，我歡迎。

　　（32）

　　毛澤東看到江青的講話後，批示說：不應該印發，此事是不妥的。江青幹涉太多了，單獨召集十二省講話。

　　顯然，在批鄧的問題上，毛澤東並不希望江青跳出來，這也算是保護江青。但江青卻是一個天生的“戰士”，戰事一起就按耐不住自己，參戰心切，非跳出來不可。

　　毛澤東親自發起這場“反擊右傾翻案風”，但此時的毛澤東畢竟年事已高，精力有限，在具體布置上力不從心。因此這場“批鄧”的大批判，主要是由掌握宣傳媒體的江青集團來操作。江青集團在批鄧問題上操作得走了題，批判對象擴大到已死去的周恩來。因為他們把周恩來看作是鄧小平的後台，所以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也不放過批周，試圖以此來清除周恩來影響。這種“批鄧又批周”的做法，很快就引發起人們的憤怒。

　　1976年2月6日《學習與批判》以介紹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政變曆史情況為由，含沙射影地攻擊周恩來。2月13日《光明日報》頭版刊登小評論《孔丘之憂》，其中有一句：“讓舊製度的‘哭喪婦’，抱著孔丘的骷髏去憂心如焚，呼天號地吧。”這是在暗諷悼念周恩來的人。

　　3月5日，《文匯報》在轉發3月4日新華社《沈陽部隊指戰員堅持向雷鋒同誌學習》一稿時，將眾所周知的周恩來關於學習雷鋒的四句題詞刪掉了。此後《文匯報》收到幾百件抗議信和電話，責問他們為什麽刪去周恩來的題詞。3月21日，南京大學政治係、中文係和曆史係的部分學生，就3月5日《文匯報》刪去周恩來題詞一事，聯名寫信給報社，責問他們居心何在。

　　同時，社會上流傳著大量政治傳聞和謠言，這些謠傳的基本主題都是“祭周擁鄧”，反對“四人幫”。當時人們還沒有把王洪文聯係到“四人幫”裏，主要是反江、張、姚三人。比如當時的一首打油詩：黃埔江上有座橋，江橋腐朽已動搖。江橋搖，眼看要垮掉，請指示，是拆還是燒？這裏的“江橋搖”，指的是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

　　在各種政治謠傳中，最著名的是偽造的《總理遺言》。偽造的《總理遺言》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寫給鄧穎超的，全文如下：

   小超同誌：

　　你我都是共產黨員，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經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學習，要教育孩子當好普通一兵。戰友周恩來。1975年12月28日

　　第二部分是寫給中央的，全文如下：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術以來，病情曾有短期穩定。從下半年開始，癌症已經廣泛擴散，雖然自覺尚好，但見馬克思的日子確實不太遠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匯報一下近來的一些想法。

　　（33）

　　患病期間，主席對我親切關懷使我十分感動，主席年紀大了，要注意身體。有主席為我們黨和國家掌舵，是全國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這些日子，主席在遵義會議時和我的談話曆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為主席分擔一些工作，我十分難過。為了我們祖國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誌幾年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解決問題上，提高都很快，對此我極為高興，我們黨後繼有人。洪文同誌今後要多抓全麵性的問題，處理還要果斷，為黨多做工作。

　　朱德和葉劍英同誌年事已高，要鍛煉身體，當好主席的參謀，具體分工可以擺脫些，但你們所處的地位仍然是舉足輕重的。我們老一輩人，跟主席那麽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戰鬥精神，保持革命晚節。

　　小平同誌一年來幾方麵工作都很好，特別是貫徹主席的三項指示抓得比較堅決，這充分證明了主席判斷的正確。要保持那麽一股勁，要多請示主席，多關心同誌，多承擔責任。今後小平同誌的壓力更大，但隻要路線正確，什麽困難都會克服。

　　春橋同誌能力強，國務院的工作，小平、春橋要多商量。

　　同誌們，長期以來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顧自己所走過的路程。在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遠不能忘懷那些在我們前麵倒下的先烈，我們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惲代英同誌分別時，他說：“當中國人民都過上幸福生活的時候，我們能活著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誌的墓前，去告慰他們，死者會聽到我們的聲音的。”

　　多少年來，我總想著，用什麽來向他們匯報呢？在此彌留之際，回憶先烈的遺言，對照我國人民的生活條件，我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內疚。展望本世紀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壯麗前景，我充滿了必勝的信心。

　　死對於共產黨員來說算不了什麽，因為我們把生命交給了人民的事業，而人民的事業是永存的。唯一遺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誌們一起前進，加倍工作，為人民服務了。同誌們一定要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關於我的後事，我向中央請求：將我的病情發展告訴全國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測。

　　追悼會主席不要參加，會應力求簡單，請洪文同誌主持，小平同誌致悼詞。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別了，同誌們!周恩來。1975年12月29日

　　（34）

　　《總理遺言》的偽造者是當年23歲的杭州汽輪機廠工人李君旭。1976年5月，李君旭被捕。1977年粉碎“四人幫”後，李君旭被平反出獄，一段時間曾作為反“四人幫”的英雄。

　　《總理遺言》模仿得頗像周恩來的口氣，一時間以假亂真，人們都以為周恩來真的寫過這麽一份遺言，也都相信這份周恩來的遺言。《總理遺言》中有周恩來對鄧小平的一段稱讚，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環境下，流傳這麽一份周恩來大力稱讚鄧小平的話，顯然起到對鄧小平的支持作用。

　　另外，《總理遺言》進一步突出了周恩來的“好人”形象，人們更感到周恩來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民間自發的悼念周恩來活動悄悄開展起來。3月19日，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出現第一個紀念周恩來的花圈，這是由北京市朝陽區牛坊小學敬獻的。此後，前往天安門廣場獻花圈和悼念的群眾越來越多。

　　1976年3月25日《文匯報》刊登題為《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鬥》的文章中，出現了“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的詞句。當時人們都知道，“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是專指鄧小平的，那麽“黨內那個走資派”就明顯地是指周恩來了。這篇文章等於是火上澆油，把悼念周恩來的活動進一步激化起來。

　　恰在此時，南京傳出今後禁止去梅園新村(國共內戰期間周恩來在南京的住所)，禁止去雨花台舉行悼念活動的禁令。南京大學數學係青年教師李西寧貼出通知，號召全校學生搶在禁令傳達之前去梅園新村悼念。3月28日，李西寧和其它幾名學生幹部帶領約4百名師生，髙舉周恩來的巨幅遺象，抬著寫有“光輝永照後來人”的花圈，沿鬧市大街前往梅園新村，這是國內第一起大規模悼念周恩來的群眾活動。

　　3月29日，南京大學的學生把3月25日的《文匯報》貼在校園裏，並把“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這句話勾出來，上麵寫著“看一看，想一想”六大字。同時南京大學校園裏貼出大標語：“警惕個人野心家、陰謀家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

　　3月29日，南京大學的數百名學生，分成二十多個小組，在南京市街頭張貼“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文匯報》325文章膽敢反周總理罪該萬死！”等大標語。同時一部分學生前往火車站，在火車上刷寫“《文匯報》把矛頭指向周總理，罪該萬死！”等大標語，這些大標語隨著火車帶到外地，擴大了南京的影響。

　　3月31日，南京又出現“保周總理無罪！批《文匯報》有理！”、“打倒《文匯報》黑後台張春橋！”、“深切懷念楊開慧烈士！”等大標語。數千名大學生上街遊行，更多的群眾則去雨花台向周恩來送花圏和悼念。據後來統計，3月底至4月初，南京市共有1600多個單位，60多萬人到雨花台悼念周恩來，送花圈6千餘個。

　　（35）

　　對於南京出現的大規模群眾事件，1976年4月1日中央政治局開會，緊急研究對策。會後毛遠新把會議情況書麵報告毛澤東。毛遠新的報告寫道：主席：4月1日晚，政治局討論了幾件事：

　　一、當前全國各地流傳所謂《總理遺囑》、《總理給主席的詩詞》欺騙了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幹擾破壞當前“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南京已有人借故鬧事，還要利用清明節搞什麽掃墓活動，並要以紀念楊開慧烈士名義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類似東西，這個動向值得注意；

　　二、今年五一節的活動。討論結果，五一節的活動今後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國慶節）即可，但今年改變不利。當前國內外敵人都說我們亂了套，要鑽空子。今年不搞影響太大，還是按去年的辦法不變。建議鄧小平同誌不出席，其他政治局同誌盡量都出席；

　　三、3月初《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暫時傳達到縣團級，是否可以考慮下一步再擴大傳達到支部書記和各級機關的黨員幹部。

　　上述意見當否，請主席指示。

　　毛澤東對毛遠新的報告圈閱同意。4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南京大字報問題的電話通知》，該《通知》寫道：毛主席已圈閱。

　　一、據了解，最近幾天，南京出現了矛頭指向中央領導同誌的大字報、大標語，這是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轉移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們必須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蓋這類大字報、大標語。對有關群眾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別有用心的人借機擴大事態，進行搗亂，破壞；

　　二、對這次政治事件的幕後策劃人，要徹底追查；

　　三、所謂《總理遺言》，完全是反革命謠言，必須辟謠，並追查謠言製造者；

　　四、任何人不準衝擊鐵路。

　　但很快北京的形勢發展，就超過了南京。自從1976年3月19日，北京朝陽區牛坊小學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向周恩來獻了第一個花圈之後，送花圈的人越來越多。3月30日，笫二炮兵後勤部的24人聯名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了第一個來自軍人的花圈。3月31日，天安門廣場上的花圏已達百餘個，詩詞、悼文也迅速增加。

　　4月2日，北京市各團體、機關、街道先後傳達了中央文件《關於南京事件的電話通知》，北京市委也作出緊急通知：“南京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天安門也有反革命搗亂。清明節送花圈是舊習慣，應當破四舊。大家不要去天安門廣場，不要送花圈。”

　　北京市委的《通知》不但沒有起到滅火作用，反而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4月2日以後，去天安門廣場的人數驟增，活動也更加激烈了。

　　（36）

　　關於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原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的回憶，透露了一些當時高層的情況。吳忠回憶說：天安門事件的誘因是周總理逝世後悼念的規格。總理逝世的當天早晨，我趕到北京醫院，籌備總理追悼會的工作。

　　遺體告別在北京醫院太平間，我感到不夠規格。我問過總理的秘書周家鼎同誌：“過去國家領導人遺體告別在哪裏？”

　　他說：“在太和殿、勞動人民文化宮。”

　　我想：應該在比較寬敞些的地方，勞動人民文化宮、太和殿啊，或者人民大會堂啊，為什麽不可以呢？

　　後來在追悼總理的問題上，全國各地的大小單位，都想在自己單位設靈堂悼念總理，是群眾自發的。但從中央來了一個精神，不讓各單位搞，勸阻群眾不要在單位設靈堂悼念總理，我們心裏不舒服。

　　不曉得是來自中央什麽人的指示，很不理解。中央怎麽考慮的？為什麽在總理逝世的規格上有這個講究？當時不理解，現在也不理解。

　　毛主席是說了話？還是沒說話？說了什麽話？根本不知道。對毛主席，我當時有這樣一個不理解的地方：總理病重時，我沒有聽說毛主席去探望總理。但毛主席把他家的沙發送到總理那兒，這個沙發大，讓總理坐得舒服些。但沒聽說毛主席去看望總理，要是有我怎麽不知道呢？

　　總理的遺體告別毛主席沒去，追悼會毛主席也沒去，我感到很不理解，毛主席應該去。陳毅同誌去世，在八寶山開追悼會毛主席去了，影響很好。總理病重，也沒聽說主席去看望過。

　　當時我就很有想法，這是為什麽？是毛主席病重嗎？說病重，可是總理逝世以後，毛主席還不斷接見外賓，是多次接見外賓。既然可以接見外賓，為什麽不能參加追悼會？不能參加遺體告別？

　　總理追悼的規格受到限製，是從哪裏來的？反正是從中央來的。群眾很不滿意，不光是北京市的群眾不滿意，全國人民都不滿意這件事。人民群眾這個不滿一直受到壓抑，一直積壓著，醞釀著，等著到清明節。清明節一到，群眾是一定要搞大規模的悼念總理活動的。

　　清明節就要到的時候，北京各大單位都在做準備工作，準備花圈啊，街上白紙都不好買，脫銷了。各單位群眾都在做花圈，花很多錢，群眾自己出錢。群眾準備在清明節到天安門廣場、紀念碑這個地方，舉行大規模悼念活動，懷念周總理。各個單位，各個工廠，各級領導與群眾的情緒是完全一致的；部隊的幹部、戰士、機關，也是這個情緒；我個人情緒也是這樣，感到清明節群眾掃墓、悼念總理有什麽不好呢？

　　（37）

　　群眾從4月1日就開始陸陸續續送花圈，天天不斷，越來越多。這時吳德（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倪誌福（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從政治局開會回來，傳達中央精神，要勸阻這件事。

　　吳德召集我們幾個書記，傳達上麵的精神，他也沒有說中央是哪個講的，隻說中央的精神是勸阻，勸阻群眾，不要把規模搞那麽大。

　　吳德要我布置值勤的警衛戰士、公安人員，如果花圈送到天安門附近，要勸阻一下，勸群眾拿回去，不要放到紀念碑那裏。

　　我一聽更不對了：群眾既然已經把花圈送到天安門的附近了，值勤的戰士、公安人員動員他們扛回去，他們能扛回去嗎？這是不可能的。群眾氣大得很，戰士、警衛人員勸阻，他非要送，這不就衝突起來了嗎？

　　我說：“你讓警衛戰士勸阻，那還不如讓各單位黨組織勸阻，要各級黨組織動員群眾不要送花圈。他不送，不到天安門附近來，那我就不存在讓戰士勸阻的問題了嘛！隻要送到天安門附近，就不能勸阻，隻能協助群眾把花圈安放好，保護群眾安全。”

　　當時吳德同誌沒再說什麽，也沒勉強我，看樣子他理解了我的話。

　　吳忠說：壓低追悼周恩來的規格，這是誘發天安門事件的誘因。不過實際的誘因並不是那麽簡單，絕大多群眾是自發地去天安門悼念周恩來，但其中也有推動運動發展的所謂“推手”。

　　群眾不滿意上麵壓低追悼周恩來的規格，這是毫無疑問的。問題是群眾怎麽知道是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三個人主導壓低追悼周恩來的規格呢？根據吳忠的回憶說“不曉得是來自中央什麽人的指示”，也就是吳忠不知道具體是誰發出的這個指示。

　　連吳忠這樣級別的人，都不知道這是來自什麽人的指示，一般民眾怎麽可能知道這些事是江、張、姚“搞鬼”呢？顯然是有人泄露高層的情況，把江、張、姚“推出來”，使民眾把憤怒發泄到他們身上。

　　1976年3月31日，北京市總工會的20餘人送來貼有悼詞的花圈，這是天安門廣場上出現的第一篇悼詞，題目是《悼念敬愛的周總理，誓與資產階級血戰到底！》。

　　4月1日，崇文區化纖廠80餘人送來一篇悼詞，上麵寫道：“我們要發揚敢於鬥爭的大無畏精神，同赫魯曉夫、林彪式的人物血戰到底！”

　　（38）

　　4月2日，中科院一零九廠的工人用鋼條焊製高約兩米的四塊巨大詩牌，掛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路人遠遠都能看到，十分醒目。詩牌寫道：“紅心已結勝利果，碧血再開革命花。倘若魔怪噴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還有人在紀念碑北側的一排旗杆上懸掛了幾十米長的黑布橫幅，上麵用白字寫著：“誓死繼承總理誌，深學馬列識方向。若有妖魔興風浪，人民憤起打豺狼。”

　　除了大幅標語之外，更多的是小字報和詩抄。當時最著名詩抄是一首：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撒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

　　上述這些標語、悼詞、小字報、詩抄等，已經超出了悼念周恩來的範圍，提出“血戰到底”等口號，這意味著悼念活動已經變成了抗議活動。

　　據一位當時在場者回憶說：4月2日晚上，我來到廣場。當時的壯烈場麵讓我震驚：天安門廣場鋪滿了悼念總理的花圈，廣場周圍的鬆樹上掛滿了白花，紀念碑被層層疊放的花圈所圍繞，整個廣場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花圈上、樹幹上、紀念碑圍欄上貼滿了各種詩抄和小字報，人們以此宣泄長期壓抑的不滿情緒。

　　當時，我擠到紀念碑漢白玉圍欄邊，看到一份《翻案不得人心》的小字報。這樣的標題反映了人們的政治技巧，“翻案不得人心”本是毛澤東語錄，旨在批判鄧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小字報內容實際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者，他們要翻中國革命的案，翻總理的案，這樣翻案不得人心！”這篇小字報的落款是“首都人民悼念總理委員會”。

　　看完小字報，正打算擠出去，這時聽到後麵有人喊：“前邊的女同胞給大家念一念！”

　　隨即有人遞過來一個手電筒。我看了看周圍，隻有我一個“女同胞”，知道是在喊我。也許是因為小字報的內容與自己當時的看法一致，也就沒多考慮，在手電筒的映照下高聲念了一遍。剛剛念完，不知是誰領頭唱起了國際歌。接著又有人鼓動我念第二遍，又是國際歌。就這樣，念了五六遍。

　　其實，大家心裏都清楚，在人山人海的廣場上，有大批便衣警察混跡其中。為了安全起見，我終於不再念了，擠出了人群，在夜晚的北京城裏繞了很多圈子，直到淩晨才迂回到學校宿舍。

　　（39）

　　4月4日，天安門廣場的悼念活動達到高潮，廣場上升起兩束氣球，掛著“懷念總理”和“革命到底”的巨幅挽聯。花圈擺滿了廣場，據稱這一天到廣場的人數達200萬人次。

　　一些人開始公開演講，高呼口號，場麵十分熱烈。有一位青年工人王海力在紀念碑前旗杆上展示了用自己鮮血寫的血書：敬愛的周總理：我們用鮮血和生命誓死保衛您！中國無產階級的紅後代。頓時，廣場上人聲鼎沸，王海力被大家高高地抬起。

　　據吳忠回憶說：4月1日送花圈的還不多，4月3日、4日、5日多。一方麵是送花圈的多，看群眾送花圈的人也是川流不息，看花圈上寫的字、詩詞，有的發表演說。詩詞也很複雜，絕大多數是悼念總理的，歌頌總理、懷念總理的詩詞；也有一小部分，不是很多，罵四人幫；也有極個別的，影射、攻擊毛主席。

　　花圈最多的時候是4日，清明節。4日白天秩序井然，到晚上確實有兩個人，在紀念碑西南角，離我們小紅樓一百多公尺，我看得很清楚，在那裏演講，公開罵江青。周圍的人越來越多，圍得水泄不通，那人罵江青嗓子都啞了。我們沒有向上麵反映情況，也沒有派人去抓。

　　老實說，罵江青的人我還真不願意去抓他，江青仗勢欺人。1968年以前，江青在一次會上公開講，譚震林是大叛徒！我很反感，譚震林同誌是不是叛徒，你有什麽資格講？中央做出決定，中央來傳達。你不就是毛主席的老婆嗎？有什麽了不起？劉振華是四十軍政委，他就說：“毛主席呀，你把老婆弄出來幹什麽？起什麽好作用？破壞毛主席的威信。”江青這個人，我討厭，所以沒派人去抓罵江青的人。

　　後來《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寫了一個條子送到在大會堂開會的政治局，說天安門廣場有兩個人罵江青，周圍很多人，水泄不通，嗓子罵啞了都沒人管。江青在政治局會上暴跳如雷，指著陳錫聯說“你是北京軍區司令”，指著紀登奎說“你是北京軍區政委”，“還有北京的那個二吳(指吳德、吳忠)，我們中央的安全究竟有保障沒有？”

　　中央會後，吳德給我打電話說：“天安門廣場有兩個人罵江青，嗓子都罵啞了沒人管，要立即抓起來，要放跑了拿你吳忠是問！”

　　我們相處這麽多年，吳德從來沒用這樣的語氣和我說過話。我想這是政治局的意思，不是吳德個人的意思。

　　（40）

　　我聽了有點反感，但要執行啊！接電話後，我就派公安局副局長去執行這個任務，讓他帶幾個公安人員，衛戍區值勤的戴上袖標，維持秩序，掩護一下，把那兩個人抓起來。然後吳德打電話到大會堂向政治局匯報，這件事情就算了。

　　江青這一大發雷霆之後，張春橋一看手表，說;“現在已經淩晨12點了，清明節已經過了，可以收花圈了！”這樣就把政治局已經定下來的4月6日收花圈的決定推翻了，提前到4月4日晚上就收花圈。

　　據倪誌福同誌講，那天晚上政治局本來有個收花圈的議題，已經討論過了，4月6日收花圈。如果4月6日收花圈，天安門事件肯定不至於發生，群眾也是要求花圈放到4月6日，花圈總是要收，不能老放在那兒。議題已經討論過，通過了，一致意見是放到4月6日。

　　把政治局原來已經確定的4月6日收花圈提前兩天，這是造成天安門事件的直接原因。華國鋒是主持會議的，他也不說。已經決定了的問題嘛，為什麽不說這個話？

　　將近淩晨1時，吳德開會回來，布置收花圈的事。我一聽就說：“不能這樣搞，群眾第二天一看沒花圈，矛盾就大了。”

　　吳德說：“啊呀，政治局已經決定了，是執行問題。”

　　我說：“北京市這樣搞，非搞成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

　　吳德說：“中央已經決定了，現在是執行問題，派車吧。”

　　我也管不了，收就收去吧！我和吳德回來，路過天安門廣場，天已麻麻亮，花圈還沒有收完。我回家睡覺，還沒有睡著，警衛處打來電話，說王洪文到了小紅樓。我聽了沒說馬上去，繼續睡覺。要是換個人還要分析，比如陳錫聯到了小紅樓，我保證去；要是華國鋒到了小紅樓，我還要考慮；王洪文到那兒，我還真不去。

　　4月4日晚上我也沒怎麽睡，迷糊了一會兒。4月5日早上八點鍾，我估計情況嚴重了，得出去看一看。這時公安局的宣傳車、廣播車已經被群眾推翻。接著群眾湧到大會堂東門，人很多，要討還花圈，把警衛團的一個參謀也打傷了。我留下來處理，電話很多，汪東興也打電話，說群眾衝大會堂東門。一會兒，張耀祠打電話，說：“吳司令啊，大會堂情況很緊張，你要保護大會堂的安全。”

　　張耀祠的電話引起我很大注意。他在毛主席身邊，是他自發給我打電話？還是毛主席知道了情況，要他打的電話？但他沒說是毛主席讓打的。我想：恐怕毛主席知道了。

　　（41）

　　於是我就派人去動員民兵維持秩序，讓群眾不要把衝突擴大。民兵出去，一點反應都沒有，民兵的情緒和衝大會堂東門的群眾的情緒是一樣的，民兵也不賣力氣去勸說，一點效果也沒有。人越來越多，廣場越來越亂。

　　當時一師、二師的機動力量都用上去了。事態繼續發展，警衛一師、二師維持秩序已經沒有能力了。他們站崗、放哨的部隊已經展開，衛戍區站崗放哨的部隊11個團，本來機動力量就很少很少，維持不了這個秩序。這時吳德來了，主持我們幾個在場的副司令、副政委開會研究，是否調三師、四師進城，不進城維持不了秩序。

　　吳德同誌要我給主持軍委工作的陳錫聯打電話，我直接給陳錫聯同誌打電話，說：“警衛一、二師機動力量都用上去了，但事態一直在發展，衝東門的情況還沒解圍。我們研究調三師、四師的部分部隊進城，維持秩序，都是徒手。”

　　陳錫聯同誌同意，說：“可以調三師、四師部隊進城，調多少，你們和吳德同誌研究。”

　　做好計劃後，分三批調進五六千人。但衝東門的問題還沒解決，幾千民兵維持秩序，也沒法製止。這一天群眾不是送花圈了，是要討還花圈，問花圈搞哪兒去了？

　　後來情況發展越來越厲害了，確實有一夥小流氓，砸汽車。中午給公安民警送包子饅頭的車被搞翻了，包子饅頭灑得滿地都是，還有人叫好。這夥人越鬧勁越大，接著燒汽車，一下子燒了四輛汽車，是民兵指揮部的、公安局的，在小紅樓指揮部停著的。

　　以討還花圈的名義，翻汽車、燒汽車。當時群眾就有議論，燒汽車這不對呀！接著又往指揮所小紅樓扔磚頭，砸玻璃。樓下是一家老百姓，他們把老百姓家的煤氣罐搬到門口，打開煤氣罐點火，把小紅樓的門燒著了。

　　這個小紅樓是警衛一師十三團第三營的營部，第九連駐在這兒，一個連的部隊，擔任天安門廣場警衛任務。煤氣罐一燒，小紅樓的門燒著了，樓就也燒著了。小紅樓二樓是洋灰地，燒著不容易，但煙子嗆得夠嗆。樓口上煙霧很大，雖說底下著火，樓上的人很沉著，沒有亂動，玻璃都砸光了也沒有亂動，繼續在樓上堅持。

　　如果火燒上去，樓梯一燒，樓上的人下不來，會把指揮部的人燒死。我直接打電話請示華國鋒，說指揮部樓已燒著，要撤出來繼續工作，華國鋒批準撤出。

　　（42）

　　另據一位當時在場的目擊者回憶說：此時廣場上的人越來越多，許多人聚集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我仔細閱讀著挽聯及小字報，還有一些人高聲朗讀悼念總理的文章，一些人進行慷慨激昂的演說。

　　正當大家處於極度悲痛之時，忽然看見一群人奮力追打著一名男子，該男子衝過馬路向人民大會堂沒命地跑去。經打聽，才知道該男子自稱是“清華大學”的，由於此人剛才在廣場上高呼“周恩來是最大的走資派”，因此激起了公憤，致使受到成百上千人的追打。

　　令人不解的是，這樣一位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卻沒有受到人民大會堂前站崗哨兵的阻攔。我看見他逃入了人民大會堂之中，而追打他的群眾反而被哨兵擋在了大門之外。

　　此時大會堂門前聚集的人越來越多，大家強烈要求交出攻擊總理之人，但是毫無結果。這時大會堂門前的馬路上開來一輛宣傳車，這是一輛警用轎車，車頂安有幾隻高音喇叭，宣傳車在大會堂前的馬路上來回不停地開，並反複播放著下麵一段話：“革命的同誌們，請你們不要在此處停留，以免被一小撮階級敵人所利用！”

　　人民大會堂前交涉未果的人們，此時正不知向何處發泄，當聽到宣傳車作如此宣傳時，大夥真是氣不打一處來。憤怒的人們立即火速從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上衝了下來，將宣傳車圍個水泄不通。人們紛紛質問“一小撮階級敵人”指的是誰？

　　車內坐著三名身著警服之人。司機是個明白人，他回答說：“我是奉命開車的，要我開我就開。”

　　於是大家便一齊指責那兩位播音員。其中一位回答說：“我是奉命廣播的，要我播啥我就播啥。”

　　另一位卻閉口不願表態，於是立即被憤怒的人們從汽車中拖了出來，有人還將他的警帽搶過來拋到半空之中。而那輛汽車頃刻之間，也被憤怒的人們掀翻在地，像一隻被翻過來的大王八，四輪朝天地躺在那裏。

　　此時許多警察正排成一排，向南驅趕著人群，被警察驅趕的人們卻毫無離開之意，於是包圍圈向南麵壓縮，似乎讓人退無退路。突然，意外的事情發生了，被包圍的群眾奮起反擊了。不知他們從哪裏搞來許多石塊，也許是在鬆樹林中撿的，大大小小的石塊如流星雨般向警察們擲去，而剛才還雄赳赳、氣昂昂的警察們一下子反而變成了喪家之犬，立即作鳥獸散，套用一句古典小說裏的話叫做“隻恨爺娘少生了兩條腿”。有跑得慢的，額頭上開出了鮮豔紅色花朵，隻好用手帕捂著頭沒命地逃去。一眨眼工夫廣場上穿警察製服的人好像人間蒸發，蹤影全無。

　　（43）

　　忽然有人叫喊起來：“著火了！著火了！”

　　順著那人手指的方向看過去，隻見廣場東南角一輛轎車被人點著，衝天大火冒著濃煙騰空而起。由於廣場上戒嚴的警察全都逃之夭夭，此時戒嚴令已經無人執行。

　　事後了解到，當時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的三層小灰樓內，設有“首都民兵、警察、衛戍部隊的聯合指揮部”。當時有群眾包圍了“聯合指揮部”，派出4名代表向指揮部交涉，提出歸還花圈、釋放被捕群眾、保障群眾悼念總理的權利等三項要求，由於指揮部毫無誠意，談判無結果。

　　中午12時58分，憤怒的群眾燒了指揮部頭頭乘坐的上海牌轎車一輛；下午3時許，又燒了指揮部的麵包車一輛、吉普車兩輛。聯合指揮部先後調集衛戍部隊一個營，警察80人、民兵200人，加強小灰樓的警戒，部分群眾衝入樓裏。下午5時4分，小灰樓被群眾點燃起火。5時15分，指揮部全體人員隻好灰溜溜地從南麵窗戶爬出，撤離了指揮部。

　　與我們同時到達現場的，還有兩輛從廣場東邊公安部大院裏呼嘯而出的救火車。而憤怒的人們不允許救火車靠近救火，有人開始打砸救火車。救火車上的人一邊用手護著頭，一邊高喊：“同誌們，這是國家的財產！這是國家的財產！”

　　於是有人又開始打車上的消防官兵，此時有人說：“打他們幹嘛，他們隻不過是執行命令的！”

　　下午6時左右，此時廣場沒有戒嚴了，可以任人自由出入。廣場上的高音喇叭裏不停地播放著市長吳德的講話，先放一遍吳德的講話錄音，再放一遍播音員的錄音。

　　講話的大意是：“同誌們，近幾天來，正當我們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擊右傾翻案風，抓革命、促生產之際，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妄圖扭轉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我們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戳穿他們的陰謀詭計，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當。

　　全市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立即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首都，堅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發展大好形勢。讓我們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爭取更大的勝利。

　　今天，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

　　記得講話的最後警告說：“所有人必須在晚上10點之前離開廣場，否則……”

　　聽到廣播之後，我沒有再次進入廣場。

　　（44）

　　1976年4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工農兵通訊員”的通訊《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報道了清明節前後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況。該《通訊》寫道：4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門廣場，一小撮階級敵人打著清明節悼念周總理的幌子，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反革命政治事件。

　　4月5日，這種反革命活動達到了高潮。8點左右，一輛市公安局的廣播宣傳車被砸，車子被推翻在地，車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9點以後，人民大會堂門口圍了一萬多人。

　　廣場上人最多時，估計近十萬人。這當中除極少數製造事端的壞人外，絕大多數是過路圍觀的群眾。

　　有十來個青年被鬧事的壞人圍打，他們頭上都被打起了幾個大血包，臉浮腫，流著血。鬧事的暴徒叫著：“打死他！打死他！”一個警衛戰士出來勸阻幾句，立刻被鬧事的壞人把領章、帽徽全扯撕掉，衣服被撕開，打得滿臉是血。

　　這些壞人還猖狂說：“這個場麵誰鎮得了，中央沒一個人治得住。他要是來今天也就回不去了！”

　　11時5分，許多人又湧向天安門廣場東邊的曆史博物館。博物館前一個女同誌出來勸阻，馬上被拉去打了一頓。

　　這時，有一幫壞人圍著廣場東南角、鍾樓旁邊的一座解放軍營房，砸了門，占了房子。幾個理著平頭的家夥，拿著半導體話筒，輪著用嘶啞了的聲音煽動。

　　將近中午12點，有的鬧事的人還宣布成立什麽“首都人民悼念總理委員會”。一個戴眼鏡的壞人揚言限公安局十分鍾答複，不答應條件就砸爛公安部門。繼後，一輛上海牌小轎車被他們推翻在地，點火燒毀。被派去的消防人員、警衛戰士都被阻，一輛消防車被破壞。

　　這些壞家夥說滅火就是“鎮壓群眾運動”，好幾個消防隊員被打出血。好幾個人民警察的帽子被鬧事的人摘下拋向空中。

　　當日下午，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更加猖狂。他們燒毀了給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飯的汽車，一共四輛。4點左右，這夥壞人又衝進那座營房，帶走和毆打了門口的警衛戰士，砸開底樓的窗門，把屋裏的東西洗劫一空。

　　營房的玻璃幾乎全被砸碎，接著他們就放火燒著了這座營房。

　　廣大革命群眾對這場反革命政治事件極為仇恨，但這一小撮壞人竟得意洋洋地說：“這就是群眾的力量。”還狂妄地說：“現在誰也管不了，來一個團一個軍也不頂用”等等，反動氣焰極為囂張。

　　（45）

　　請看，這夥反革命分子是怎樣以極其腐朽沒落的反動語言，含沙射影地、惡毒地攻擊誣蔑偉大領袖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同誌的：

　　“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灑血祭雄傑，揚眉劍出鞘。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我們信仰馬列主義，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見鬼去吧！我們要的是真正的馬列主義。為了真正的馬列主義，我們不怕拋頭灑血，四個現代化日，我們一定設酒重祭。”

　　這夥反革命分子所謂反對“秦皇”，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變計劃《五七一紀要》中的語言一樣，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煽動。這夥反革命分子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吹捧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更加暴露了他們要在中國搞修正主義、複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

　　在這幾天裏，這幫家夥不僅寫反動詩詞，而且貼出反動傳單。他們為鄧小平歌功頌德，妄圖推出鄧小平當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頭子納吉。

　　他們胡說什麽：“由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鬥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全國人民大快人心”。還惡毒地攻擊誣蔑說：“最近所謂的反右傾鬥爭，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動。”

　　但是，反革命分子猖獗之時，也就是他們滅亡之日。他們非常孤立，不得人心。晚上6時半，吳德同誌的講話廣播後，廣場上過路圍觀和受蒙騙的群眾絕大部分都很快離開。但還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繼續頑抗，他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周圍又貼出了一些反動詩詞。

　　9時半，數萬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命令後，在人民警察和警衛戰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斷措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英雄的首都民兵士氣大振，雄赳赳、氣昂昂地排著隊伍，開進天安門廣場，進行有力的反擊。

　　這一小撮張牙舞爪的壞人，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麵前，不堪一擊，一個個如喪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動詩詞的本本交出來。廣大革命群眾拍手稱快，全市人民熱烈擁護，一致讚揚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衛戰士的革命行動。

　　事隔10年，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書中，對這一事件的描述是：4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天安門廣場的情況，華國鋒說：“一批壞人跳出來了，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毛主席，很多攻黨中央，很惡毒的。”

　　（46）

　　北京市市長吳德說：“看來這次是一個有計劃的行動。鄧小平從1974年到1975年作了大量的輿論準備，今年出現這件事，是鄧小平花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形成的。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

　　江青氣急敗壞地點著北京市委、北京軍區負責人的名字說：“中央的安全還有沒有保障？為什麽攻擊中央的人不抓？抓不著要拿你們是問！”

　　政冶局會議在幾乎是一邊倒的議論聲中結束了，會議情況由毛遠新向毛澤東匯報。報告中說：“政治局分析了當時北京的情況，認為多數人是悼念總理，少部分有影射攻擊中央的，個別是非常惡毒的。政治局認定，這次是反革命性質的反撲。看來存在一個地下的‘裴多菲俱樂部’，在有計劃地組織活動。”

　　因而，會議決定從當晚4月4日開始清理花圈標語，抓反革命。這個報告得到了毛澤東的批準。

　　“四人幫”一夥清理花圈標語、抓反革命的行動是在4月4日晚11時以後開始的。身著藍大衣的一隊隊民兵開到紀念碑東西兩側待命，接著近百名腰係皮帶的士兵，突然從天安門廣場衝向紀念碑東南角，與民兵、警察配合，包抄了在那裏讀著詩詞的無辜群眾，將57人押往中山公園“審查”，並逮捕了其中認為可疑的人，其餘上千名群眾則被強行轟出天安門廣場。

　　4月5日零點剛過，公安局的便衣人員便冒著小雨進入天安門廣場，在手電筒的光亮下搜索獵物。他們小心地揭下各種詩詞、悼文，記下送花圏的單位和個人，作為以後偵破的依據。接著，廣場上的燈全部打開，早已等候在廣場上的大批士兵、民兵和警察一起行動，他們把花圏連同上麵的總理遺像推倒、踩扁，扔上卡車。淩晨4點多鍾，花圈基本收完了，大部分被運到八寶山，小部分被運進中山公園和“三聯指揮部”。

　　4月5日清晨，天安門廣場上就開始逐漸積聚人群，他們紛紛對發生在昨晚的廣場洗劫表示憤慨。6點多鍾，北京市第一七二中學30多名學生抬著寫有“獻給敬愛的周總理”直徑約一米的花圈，成四路縱隊走向紀念碑，吸引了廣場上幾乎所有的群眾。

　　紀念碑四周的軍人和民兵以紀念碑“要修理”為由，企圖阻止學生的行動，激起了群眾的憤慨。群眾異口同聲地質問道：“為什麽早不修，晚不修，偏偏今天修？為什麽不讓獻花圈？你們把花圈弄到哪裏去了？”

　　接著，在一片“衝進去！”的喊聲中，由青年群眾手挽手開路，群眾夾道隨送，將花圈送上了紀念碑北側浮雕下。然後又在群眾的倡議和幫助下，將花圈高高地固定在紀念碑基座上方，並舉行了包括群眾在內共上千人的哀悼宣誓儀式，呼喊出：“誓死捍衛周總理！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等激動人心的口號。

　　（47）

　　一個軍人模祥的中年人擠到紀念碑高處向群眾喊話：“大家不要這樣搞了，中央已作出決定，不要再送花圈了。你們這樣悼念周總理的做法是不對的，大家趕快回去！”

　　他得到的反應是群眾的厲聲斥責，人們揪住那個人不放，一定要他說出昨晚花圈的去向。恰在此時，一群民兵擠到那個軍人模樣的人麵前，以“讓我們來處理他”為借口，幫助那人逃離人群，鑽入曆史博物館。激憤的人群高唱起《國際歌》，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小型遊行活動後又回到紀念碑旁。

　　這時，一隊全副武裝軍隊開上紀念碑，一麵驅趕著群眾離開，一麵喊著：“奉中央的命令，今天修理紀念碑。清明節已過，不能再送花圈了。”

　　被趕下紀念碑台階的憤怒群眾質問軍人：“你們執行的到底是什麽人的命令？為什麽偏在這時修理紀念碑？”

　　一個青年從書包裏拿出一個用塑料袋包好的小花圈，在激憤的人群簇擁下，衝上了紀念碑，把花圈放在浮雕上。忽然，人群中跳出一個人來責備送花圈的青年，並盤問其所在單位，這激起了群眾的更大憤慨。

　　那人不顧群眾的熾烈情緒，高聲喊叫：“你們簡直是胡鬧！你們想要幹什麽？你們不要上壞人的當，上走資派的當！你們別為走資派賣命了，報紙上都快把走資派點名了！”

　　群眾立即把那人團團圍住，反過來質問他，還要讓他嚐嚐人民的鐵拳。這時，有兩個人前來解圍，當群眾認出他們是便衣警察時，喊“打這兩個便衣!”。這不僅成了群眾的語言，也成了群眾的行動。

　　一個便衣見狀，像落馬逃荒似地跑下紀念碑西台階，向人民大會堂飛奔，紀念碑上的群眾緊追不舍。一下子，人民大會堂東大門門前，集中了幾乎所有前來參加活動的數十萬名群眾。

　　誰知，隱藏在群眾之中的便衣卻以“要衝人民大會堂”為由，向“三聯指揮部”作了匯報。“三聯指揮部”立即向人民大會堂東門口增調民兵、警察和軍隊，並於8時30分左右調來兩輛交通廣播車，在大會堂東門口前的馬路上來回行駛，反複宣讀：“清明節已過，悼念活動已經結束。請革命同誌離開廣場，要警惕一小撮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

　　把群眾自發地悼念周恩來的大規模群眾活動，說成是“一小撮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這種語言引起了在場群眾極其強烈的憤恨。人們截住了廣播車，要廣播人員對他們的宣傳進行解釋，並改變廣播內容。

　　（48）

　　一輛廣播車在群眾正義力量的感召下，喊了“周總理萬歲”後，被群眾放行；另一輛廣播車卻仍然不停地播放著“要警惕階級敵人的破壞……”激怒的群眾爬上車頂，砸壞了高音喇叭，踩蹋了車頂，將廣播車翻了個底兒朝天。廣播車裏的工作人員在接受了群眾的教育後，也被放走了。

　　聚集在人民大會堂前和紀念碑周圍的數十萬人群，痛心地議論著眼前發生過的一切。一個工人裝束的人忽然冒出一句話：“用這種悼念形式不好，人已經死了，送花圈有什麽用？中央都快表態了，周總理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派。”

　　這一下子激怒了周圍的群眾。在一片咄咄逼人的目光和言詞威脅下，那人轉身要逃，卻被群眾一把揪住，問道：“你別走，把話講清楚，你為什麽攻擊周總理？”

　　接著，群眾雷聲一般的質問和雨點一般的拳頭，那人抱頭鼠竄，直奔人民大會堂。當群眾把那人從人民大會堂北邊的地下通道，揪到大會堂北邊平台時，群眾的情緒更加激昂。為了弄清那人的身份，人們從他身上搜出了一張貼有照片的清華大學聽課證。

　　看見“清華大學”幾個字，群眾的義憤上升到無法抑製的程度，言行也就更加犀利極端，那人卻仍然咬住要“按照上麵……”。

　　群眾讓那人喊“人民萬歲”的口號，他卻回答：“人民萬歲這個口號沒有階級性。人民是劃分為階級的，有無產階級，也有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在這種情況下，那人多挨點揍也隻能是活該了。後來，群眾一致要那人到紀念碑前向周總理下跪認罪。

　　“三聯指揮部”了解到發生在人民大會堂前的情況，發出命令：“現在廣場上的人很多，要派民兵和民警，由部隊配合，把廣場南北兩麵封鎖起來。”

　　大隊民兵開向人民大會堂前，帶隊的民兵喝斥道：“你們想造反嗎？你們敢衝大會堂？”同時又把群眾往台階下推。

　　這時，已經聚集了對立情緒的群眾，把憤怒移向了民兵。群眾一麵規勸他們與最廣大的中國人民站在一起，不要充當鎮壓人民的凶手，一麵動手拉下他們手臂的袖章，拋向天空。許多民兵在群眾的感召下，主動摘下袖標，灰溜溜地走下大會堂的台階。

　　“誓死保衛周總理！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聲和《國際歌》的歌聲，又重新占領了人民大會堂周圍的空間。在一個民兵的指點下，大家得知“三聯指揮部”就是連日來鎮壓群眾運動的現場總指揮。在一位戴眼鏡身穿藍製服的青年指揮下，人民大會堂前的人群排著十路縱隊，手挽手，高唱著《國際歌》，穿越天安門廣場，走向“三聯指揮部”所在的小灰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