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七四（崇新嶽百思峰）

　　“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是毛澤東一生中最後發起的一場群眾運動，也是他最後的戰鬥。新中國建國後，毛澤東發起的群眾運動，大大小小有幾十次。根據其性質不同，可以分為：一、經濟體製改革運動；二、政治體製改革運動；三、清理“壞分子”運動；四、思想教育運動；五、批判某種思想傾向的運動。

　　一、經濟體製改革運動主要有：土地改革運動(1950年)；愛國增產節約運動(1951年)；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1953年)；改造私營企業運動(1954年)；公私合營運動(1955年)；大躍進運動(1957年)；人民公社運動(1958年)。

　　二、政治體製改革運動主要有：“雙百”運動(1956年)；幹部參加勞動運動(1957年)；農村整社運動(1959年)；“四清”運動(1964年)；文化大革命運動(1966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1968年)。

　　三、清理“壞分子”運動主要有：鎮壓反革命運動(1950年)；“三反五反”運動(1952年)；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肅反，1956年)；反右派運動(1957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1968年)；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1970年)。

　　四、思想教育運動主要有：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1951年)；文藝界整風學習運動(1952年)；愛國衛生運動(除“四害”，1955年)；學雷鋒運動(1963年)；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學習運動(1975年)。

　　五、批判某種思想傾向的運動主要有：電影《武訓傳》批判運動(1951年)；批判胡風文藝思想(1955年)；反對右傾思想運動(彭德懷，1959年)；京劇《海瑞罷官》批判運動(1965年)；徹底批判劉少奇運動(1967年)；批陳(陳伯達)整風運動(1970年)；批林批孔運動(1972年)；評《水滸》批宋江運動(1975年)。

　　毛澤東在1975年底發起的最後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卻不屬於上述五種類型。以前毛澤東發起的運動，都是冠以“反”、“反對”、“批判”等“主動詞”，意味著這些運動是毛澤東主動發起的，不是“被動”的應戰。而“反擊右傾翻案風”用了“反擊”一詞，說明這次運動毛澤東被動的應戰，而不是主動發起的。

　　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中說：在全麵整頓的過程中，鄧小平的所作所為雖然並不完全符合毛澤東的想法，但毛澤東選擇了顧全大局。隻要這個整頓不是太“出格”，他都可以容忍。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還是保持了一份冷靜。誰反對文革，當然一定就要批判誰。但是，他實在是年事已高，實在是不願意把他精心安排的“平衡”的政治格局再次打破。說句大實話，他已經沒有精力，也沒有心力，再進行一場大規模的政治格局的重組了。

　　毛澤東再給鄧小平一個機會，讓鄧小平改變觀點。他對鄧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鄧小平能夠就此妥協，順從了他這一個最後的心願。毛澤東實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這一番“安定團結”的政治格局，是他經過很長時間的考慮所進行的選擇，不到萬不得已，他是不想再變動了。

　　但令毛澤東悲哀的恰恰卻是，鄧小平具有和毛澤東一樣的性格，也是一個在原則問題上絕對不會讓步的人。在毛澤東這樣殷切的期望下，鄧小平沒有接受毛澤東的這個建議。鄧小平這種完全不讓步的態度，使得毛澤東下決心進行“批鄧”。在毛澤東政治生命的最後關頭，他要堅定不移地捍衛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許任何人對此存有非議，更不容許任何人翻文革的案，這是他所堅持的最後原則。

　　鄧榕的說法，代表了現在的一種典型說法。毛澤東到1975年底，年事已高，太老了，精力和心力都難於再進行一場大規模的政治格局重組。因此毛澤東再三給鄧小平“機會”，而鄧小平卻“絕不讓步”，觸動了毛澤東的底線，以至於打倒鄧小平。那麽毛澤東的底線是什麽呢？按照鄧榕的說法是“他不容許任何人對文革存有非議”。

　　前麵我們提到過，毛澤東本人對文革的看法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毛澤東的觀點既然是“三七開”，也就應該允許別人對文革有非議，因為畢竟有三分的錯誤。在毛澤東看來，對文革的非議，無非是兩種動機：第一種是認為文革“繼續革命”的初衷十分正確，允許非議文革，無非是為了吸取和改正文革中所犯的錯誤；第二種是認為文革的“繼續革命”大原則就錯了，必須走回頭路。

　　毛澤東最初認為鄧小平搞“全麵整頓”的目的，是意在糾正文革中所犯的各種錯誤，這不僅是毛澤東所容忍的，也是毛澤東所支持的。可是到了後來，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搞“全麵整頓”，是想走回頭路，想對文革翻案，所以他不顧自己已經風燭殘年的身體，發起“反擊右傾翻案風”，重新組建高層政治格局。

　　另外，認為鄧小平能妥協，順從毛澤東的“最後的心願”，毛澤東就會放過他，這樣也是不符合毛澤東“在原則問題上絕對不讓步”性格的。

　　1976年1月1日元旦當天，全國各大報刊都在頭版刊載了毛澤東於1965年寫的兩首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

念奴嬌·鳥兒問答

鯤鵬展翅，九萬裏，翻動扶搖羊角。
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
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間雀。

這是毛澤東在發動文革之前寫下的表示自己雄心壯誌的詩詞。這次公開發表，表達了自己要把文革進行到底的決心和信念。

　　同時各大報刊還發表了經毛澤東審閱的“兩報一刊”《元旦社論》。該社論寫道：毛主席這兩首詞的公開發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現實意義，對全國人民是一個巨大的鼓舞。

　　怎樣看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當前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集中反映。肯定還是否定這場大革命，實質上是繼續革命，還是複辟倒退的鬥爭，這種鬥爭將會長期進行下去。

　　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有一個正確對待新生事物的問題。要看到新生事物有一個成長的過程，會有某些不足之處，應該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基礎上，采取積極的態度和措施，使之更加完善。切不可像資產階級貴族老爺那樣，橫加責難，大潑冷水。更不能跟著一小撮心懷敵意、別有用心的人扼殺新生事物。

　　最近教育戰線那種刮“右傾翻案風”的奇談怪論，就是代表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的突出表現。這再一次說明：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鬥爭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是很激烈的。

　　“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開始後，毛澤東並沒有想動用江青這員“闖將”。這個理由前麵已經多次說過，毛澤東想在他身後保留江青這顆“火種”，不願意讓江青繼續得罪人了。但江青始終不理解毛澤東的這份心思，她還是一有機會，就要跳出來表演“鬥誌”。

　　1975年9月12日江青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期間大講“評《水滸》”，毛澤東得知後生氣地說：“放屁！文不對題。那是學農業，她搞批《水滸》。”據毛澤東紀要秘書張玉鳳回憶說：“主席對我說了多遍：‘江青這個人不懂事，盡辦些蠢事。’”

　　10月27日，江青給毛澤東寫信，說自己希望下去“蹲點”，並說：“盼望在主席認為方便的時候，讓我去看看你。”

　　毛澤東當天給江青回信說：不要蹲點，軍隊、地方都不要蹲點，特別在北京。我在北京沒有去過任何一個地方。改一改，說話不要衝口而出，要顧大局。不要打電話，不要來看我，有事寫信。

　　12月10日，毛澤東又對毛遠新說：“江青當了政治局委員，什麽也不懂，還板著麵孔訓人，架子那麽大，要人家當奴隸。”

　　這場“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毛澤東還是依靠他的另一個寫作班子“梁效”，江青集團的人都沒有寫過“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批判文章，這些都是“梁效”寫的。

　　就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剛發起不久，正要向全國展開時，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對於毛澤東來說，周恩來在這個時候去世，是一個很不理想的時間。因為毛澤東當時正在全力展開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周恩來的逝世使人們的關注目光，都聚集到周恩來身上，一下子衝淡 “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周恩來的逝世，在客觀上給鄧小平減輕了不少壓力，反過來卻給毛澤東增加了不少壓力。

　　周恩來走在毛澤東之前，毛澤東就必須給周恩來處理後事。處理後事的方式無非是兩種：高調處理和低調處理。如果采用高調處理，一方麵要開動宣傳機器大力宣揚周恩來生前的功績，另一方要把追悼會辦得隆重，毛澤東本人親自出席。

　　毛澤東很清楚，周恩來有相當的威望，相當得人心。如果他高調為周恩來處理後事，可以把周恩來的那部分威望拿到自己的一邊，這對鞏固毛澤東個人的現實政治威信或威望，都是十分有利的。

　　但從毛澤東自己的政治理念出發，他又難於高調處理周恩來的後事。在毛澤東看來，周恩來是“右傾翻案風”的總後台，是這次“反擊右傾翻案風”要批判的主要對象之一。如果毛澤東高調處理周恩來的後事，不僅是對周恩來個人的肯定，更是對周恩來思想和路線的肯定。如果肯定了周恩來的路線，那就等於自我否定了“反擊右傾翻案風”，使這場運動變得毫無意義。再者，毛澤東早在1975年8月就發起了“批宋江投降派”的運動。如果這時毛澤東高調處理周恩來的後事，似乎就意味著他向他所說的“投降派”投降了。

　　因此，毛澤東在辦周恩來的後事問題上，陷入兩難的境地。是優先考慮自己的現實政治威信，高調處理周恩來的後事？還是優先考慮自己的政治理念，低調處理周恩來的後事？

　　毛澤東剛剛展開他的最後反擊不久，就遇到了一場硬仗：怎樣處理周恩來的後事。這件事是否處理好，是關係到毛澤東最後的反擊是否成功的非常重要的戰役。在分析這件事之前，有必要澄清一些謠傳。

　　因為毛澤東沒有參加周恩來追悼會的原因，是一個研究毛澤東繞不過去的核心問題，有各種不同的說法。第一種情況是謠傳。比如網上廣為流傳的《鄧穎超日記》寫道：2004年3月，對《鄧穎超日記》作了啟封，有限範圍作黨史研究用。《鄧穎超日記》記錄了周恩來病危期間與鄧穎超的談話，真實地表現了晚年周恩來的形象。他對自己的一生進行了反思，反思自己在革命戰爭年代和建國後曆次政治事件中，作出了違心的抉擇。

　　今年1月8日，是周恩來逝世三十周年。中央黨校、中央理論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曾召開“周恩來思想研討會”，開了四個下午。會上首次公開了《鄧穎超日記檔案》、《周恩來病危期間與鄧小平、葉劍英的談話檔案》。

　　會上，對周恩來一生予以較高評價，但對周恩來在多次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關鍵時刻，背棄原則作出遷就，造成曆史性災難，感到沉痛。這一切，可以從鄧穎超日記中得到印證。

　　關於鄧穎超日記，1978年10月，鄧穎超就自己的日記，向中央政治局請示：“如何處理有關資料檔案？”

　　葉劍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告知鄧穎超：“現在工作繁多，也很複雜，還是你保管好。”

　　1981年7月2日，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後，鄧穎超又提出有關資料問題。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鄧穎超說：“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員都看過，還是由你保存比較合適，考慮到多個方麵：黨內團結、黨的形象、毛主席功過七三開評價、人民對總理熱愛等方麵。”

　　直至鄧穎超逝世後，她的日記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屬下的機要局保管。2004年3月，中共對《鄧穎超日記》作了啟封，有限範圍作黨史研討，不作政治結論。

　　1975年1月24日，周恩來病情惡化住院，直至1976年1月8日逝世。在這一年中，中央醫療小組先後在5月7日、7月11日、9月25日、11月12日、1976年1月5日發出五次病危通知。

　　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葉劍英、陳錫聯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醫院探望一下周恩來？”

　　1975年9月28日，在第三次發出周恩來病危通知後，葉劍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許世友、陳錫聯、韋國清等聯署上書毛澤東：“盼毛主席能到醫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戰友。”

　　毛澤東委托毛遠新傳話：“我從不勉強別人，也不希望別人來勉強自己。”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1月12日，中央政治局請示毛澤東的意見：“主席是否出席追悼會，是否由鄧小平致悼詞？”

　　毛澤東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強。鄧致悼詞恰當。”

　　這個《鄧穎超日記》說的活靈活現，但是偽造的。周恩來侄女、警衛、秘書都對此進行過辟謠，周恩來的衛士高振普說：鄧穎超同誌和周恩來總理都沒有記日記的習慣，而且他們過去長期在國統區地下工作，不允許他們把事情都記下來。建國以後他們也延續了這樣的習慣，不記日記。鄧穎超同誌不僅不記日記，也不記大事記。

　　1992年鄧穎超同誌去世以後，我們這些身邊人員整理遺物時，都沒有發現鄧穎超同誌的日記。根據鄧穎超的遺囑，我們把她所有的東西都交給國家了。網上流傳的《鄧穎超日記》內容是造假的，都是編造的。不論造假者的目的如何，請大家不要輕信謠言。

　　第二種情況是沒有確實出處的材料。比如《晚年周恩來》一書中，這樣寫道：關於毛澤東不去參加周恩來追悼會的真實原因，大陸官方專門把張玉鳳請出來寫文章進行解釋，把它說成是當時中央考慮到毛病重，便沒有安排的緣故，而毛澤東的腿當時確實已經“走不動了”。

　　事實上，當時政治局開會討論這件事時，決定聽取醫療專家的意見，由毛澤東本人作最後決定。而醫療專家的意見是參加追悼會不會影響毛澤東的健康，隻是建議時間最好要控製在一個半小時之內。

　　為此，治喪委員會完全做好了毛澤東來參加追悼會的準備，不僅準備好了輪椅，而且連行走的路線都已事先安排妥當，一直等到最後一刻，追悼大會不得下推遲舉行。但是，毛澤東始終沒有露麵，隻是送了一個官式的花圈，此外沒有任何表示。

　　毛澤東不去參加周恩來追悼會的真正原因並不是因為身體的緣故，而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毛澤東本來就對周恩來在臨死之前極力挺鄧小平一直耿耿於懷，現在又見周恩來的陰魂不散，悼周恩來活動已經成為黨內外翻案勢力抵製批鄧小平的幌子。如果要深入批鄧的話，就一定要聯係批周，這正是毛澤東拒絕參加周恩來追悼會的真實原因。

　　當時，政治局的多數人都是希望毛澤東能夠參加周恩來追悼會的，哪怕隻是露一下麵也好，因為這樣有利做黨內外的工作，消除社會上的流言蜚語。但是，毛澤東為了對黨內外的反對勢力還以顏色，同時為以後在政治上批周恩來預留伏筆，執意拒絕到會，聲稱他有“不參加的自由”。

　　據知情人說，毛澤東當時曾說了這樣一段話：“總理是反對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還是老的，都聽周的。擁護我，高呼我萬歲，是無奈的。我明白，這點我和總理的鴻溝是沒法彌補的。”

　　這一點，從幾年前披露出來的汪東興私藏毛澤東在這期間的談話記錄中，也可以得到印證。這裏僅照錄一則。毛澤東在1976年1月12日說：“為什麽要我參加總理的追悼會？我還有不參加的權力嘛。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誰送給總理的？我和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總理，就鬥爭過不少於十次，不要勉強。建議其他政治局同誌都參加。”

　　毛澤東的這種態度，使得他身邊許多原本想去向周恩來遺體告別的工作人員也都被上麵禁止前往，甚至不許戴黑紗。當然，這還隻是冰山的一角，毛澤東對周恩來的全部看法，還有待更多的檔案材料大白於天下。

　　《晚年》作者這樣寫，態度是很不負責的。首先，毛澤東這麽重要的話，怎麽能用“據知情人說”的說法，來略去其出處。而且，《晚年》作者用來印證這個“知情人”說法的證據，是“幾年前披露出來的汪東興私藏毛澤東談話記錄”。這個所謂《汪東興私藏毛澤東談話記錄》，是來自香港小刊物的報道，早已被證明是偽造的。用一個偽造材料來印證“據知情人說”的說法，更顯示出作者的態度問題。

　　第三種情況是材料有確實的出處，但難以讓人完全信服。比如中央文獻出版社的《毛澤東傳》寫道：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在半個多世紀不同尋常的傳奇般關係，自然地使人們十分希望毛澤東能夠親自出席周恩來的追悼大會。但人們期望的事實最終沒有發生。這是為什麽？

　　張玉鳳回憶當時的情況：“毛主席的身體狀況也是令人擔心。他講話困難，隻能從喉嚨內發出一些含混不清的聲音字句。由於長時間在他身邊工作，我還能聽懂主席的話。每當主席同其他領導同誌談話時，我就得在場，學說一遍。但到了他講話、發音極不清楚時，我隻能從他的口形和表情來揣摸，獲得他點頭認可。當主席的語言障礙到了最嚴重的地步時，他老人家隻好用筆寫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後來，主席的行動已經很困難，兩條腿不能走路。

　　中央擬好了有關周總理追悼會的規格、參加追悼會的政治局及黨、政、軍負責人的人數和悼詞，一並送主席審閱。中央考慮到主席病重，便沒有安排毛主席參加有關周總理逝世後的一切活動。毛主席審閱這個報告時，我一直守候在側。不知道為什麽，在我這個普通人的心裏，一直存有一線希望：‘或許會有四年前參加陳毅同誌追悼會那樣的突然決定，主席也能去參加周總理的追悼會。’

　　一句憋在心裏許久的話，不由自主地脫口而出，冒昧地問主席：‘去參加總理的追悼會嗎？’

　　一直處於傷感中的主席，這時，一隻手舉著還沒來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隻手拍拍略微翹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對我說：‘我也走不動了。’

　　聽到這裏，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萬狀的毛主席，我無法抑製自己的淚水。我後悔真不該這樣問已經無力行動的毛主席。”

　　上述說法之所以無法打消人們的疑慮，是人們懷疑毛澤東的身體不好，是不是真的到了不能參加追悼會的地步。因為人們從報紙上看到，在周恩來逝世前後，毛澤東曾多次會見外國客人。從當時報刊上登載的會見照片來看，毛澤東的狀態尚好。當然這些照片都經過攝影師的“美化”，毛澤東的實際情況可能遠不像照片上那麽好，但當時的老百姓並不知道這些，因為中央從未向民眾公開過毛澤東的健康狀況。

　　老百姓看到毛澤東既然能會見外賓，為什麽不能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呢？而且，當時中央也沒有作出說明，毛澤東是因為健康原因而不能參加追悼會，因此人們很自然地認為毛澤東是“故意”不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

　　這裏回顧一下在周恩來去世前後毛澤東會見外賓的情況。

　　1975年12月31日，也就是周恩來逝世前八天，毛澤東會見了美國前總統尼克鬆的女兒和女婿，談話約一小時。從照片上看，毛澤東的精神尚好。

　　1976年2月23日，毛澤東會見了美國前總統尼克鬆，進行了約兩個小時的談話。從照片上看，毛澤東的精神也還可以。這次是成為新接班人的華國鋒，第一次陪毛澤東見外國客人。此後毛澤東曆次會見外國客人，都由華國鋒陪見。

　　1976年3月18日，毛澤東會見了老撾人民革命黨總書記凱山豐威漢，但毛澤東的神色已明顯不如上次。

　　1976年4月20日，毛澤東會見了埃及副總統穆巴拉克，據說這是毛澤東最後一次站立與客人握手的照片。

　　1976年4月30日，毛澤東會見了新西蘭總理羅伯特。這次隻有毛澤東坐在沙發上與客人交談的照片，沒有了毛澤東站立與客人握手的照片。在這一次會見後，毛澤東為陪同會見的華國鋒寫下“不要招急，慢慢來。你辦事，我放心”的字條。

　　1976年5月12日，毛澤東會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與前幾次的照片相比，毛澤東目光無神，已經不能正常地抬頭，隻能把頭仰靠在沙發上。

　　1976年5月27日，毛澤東會見巴基斯坦總理阿裏布托。這是毛澤東最後一次會見外賓，此後中央發出通知：毛澤東因年事已高不再會見外賓，來訪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改由朱德委員長作為國家元首會見。

　　毛澤東建國後極少參加國家領導人的追悼活動，隻有屈指可數的幾次。第一次是1950年任弼時逝世，毛澤東親往任弼時住處吊唁，親自執紼（fú 古代出殯時拉棺材用的大繩，執紼即送殯。），親筆為任弼時墓碑題寫：“任弼時同誌之墓”。

　　1955年民盟中央主席張瀾(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逝世，毛澤東前往親視含殮（liàn裝入棺材）。　

　1959年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逝世，毛澤東親往靈堂吊唁。

　　1963年羅榮桓元帥逝世，毛澤東親往醫院向羅榮桓遺體告別，並做詩一首《七律·吊羅榮桓同誌》。

　　1972年陳毅元帥逝世，毛澤東親往出席追悼大會，這是毛澤東最後一次出席悼念活動。與親往含殮、吊唁、遺體告別不同，這次毛澤東是完整地參加了陳毅的追悼會，在新中國建國後隻有這一例。

　　雖說毛澤東很少出席國家領導人的追悼會，但周恩來的地位和威望，是上述幾位死者無法相比的。如果毛澤東的身體不允許他出席長時間的追悼會，他也可以坐著輪椅去向周恩來遺體告別一下，事實上有不少人就是坐著輪椅去向周恩來的遺體告別和參加追悼會的。

　　退一步說，如果毛澤東的身體已不能出門了，他也可以把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招到自己的住處，親自對她表示慰問；也給周恩來寫幾句悼念的話，說幾句讚揚周恩來的評語，但這些毛澤東都沒有。因此，單從身體原因來解釋毛澤東不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是難於說服人的。

　　當然，說毛澤東故意不參加追悼會，甚至說毛澤東放鞭炮“慶祝”，也是毫無道理的。毛澤東不參加周的追悼會，有他特別的苦衷。

　　要理解毛澤東不參加周恩來追悼會的原因，應該從兩個方麵來分析：一個是毛澤東的人格；另一是毛澤東的事業。

　　在毛澤東的人格方麵，我們首先要基於這樣一個概念：毛澤東是“追求信仰”的人。說到這裏，肯定會有一些人不相信，或者不願意相信。他們認為毛澤東是最自私的人，毛澤東一切的所作所為都是圍繞他個人的私利展開的。正因為存在眾多反對或懷疑的人，所以這裏我們用較多的筆墨來證明毛澤東是一個“追求信仰”的人，而不是一個“追求利益”的人。

　　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把人分為兩類：君子和小人。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後來演變成一句儒家哲理名言“君子重義，小人重利”。當然，按照現在的西方人權觀點來看，把人分為“君子”和“小人”兩類，是有悖於人權思想的。但也不能說儒學的說法全無道理，因為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確實可以看到人的行動有兩種傾向：一種追求利益，另一種是追求信仰。這裏的信仰，應該就是孔子所謂的“義”。

　　在信宗教的人群中，追求信仰的傾向表現出來較多；而不信宗教的人，因為沒有信仰，所以追求利益的傾向表現出來較多。追求利益的行為很容易理解，而追求信仰的行為，對於那些隻知道追求利益的人來說，是難於理解，甚至是無法理解的。

　　比如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民不吃豬肉，這樣的行為對自己沒有任何利益可言，完全是為了信仰。筆者就曾聽過有人“好心”地勸一位回民：“你就想開點，別那麽傻了。吃幾口吧，好吃得很。”持這種心態的人為數不少，他們不是佩服堅持信仰的人，反而嘲笑堅持信仰的人是“想不開，傻”。在這些人的觀念中，“為了利益什麽事都幹”的人，才是聰明人。

　　一般來說，一個人身上同時具有“追求利益”和“追求信仰”的兩種傾向，隻是有的人“追求利益”的傾向較多，這種人可以稱之為“追求利益”類型的人；有的人“追求信仰”的傾向較多，這種人可以稱之為“追求信仰”類型的人。完全追求利益，一點信仰也沒有的人很少；相反完全追求信仰，一點利益也不要的人也很少。我們說毛澤東是“追求信仰”類型的人，並不是把毛澤東視為一點利益也不要的極端分子，隻是在毛澤東身上，追求信仰的傾向表現得比較明顯。

　　怎樣區別“追求信仰的人”和“追求利益的人”呢？對於一般的人來說，還比較難區分，但對於某個集團的領導人來說，倒是比較容易區分的。采用“利益驅動”原則來治理集團，這個領導人毫無疑問是“追求利益”類型的人，因為他相信金錢萬能；采用“信仰驅動”原則來治理集團，這個領導人毫無疑問是“追求信仰”類型的人，因為他相信信仰的力量。

　　企業的資本家或老板是典型的利益驅動型，他的員工都是用金錢雇來的，不給錢沒人給他白幹活；宗教集團的教主是典型的信仰驅動型，他的教徒都是靠信仰召集來的，他們不向教主討要任何物質上的利益，他們給教主服務不是為了掙錢，而是為了信仰。

　　國家領導人也可以分為資本家型和教主型。蔣介石明顯是資本家型的領導人，蔣介石搞的一套體製都是沿著“利益”這個主軸轉動。蔣介石治理軍隊，用“殺一個共匪發多少獎金”的物質刺激辦法，用金錢來驅動士兵去打仗。而毛澤東明顯是教主型的領導人，毛澤東搞的一套體製都是以“信仰”這個主軸轉動的。毛澤東治理軍隊，不是用物質刺激，而是用政治思想教育的辦法，用信仰的力量激發士兵去打仗。1938年，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寫道：“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於軍隊之中，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官長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戰熱忱。”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在治理國家，治理企業等問題上，也一直反對物質刺激的辦法，而是提出“政治掛帥”，也就是用信仰刺激的辦法。1955年，毛澤東給《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寫按語說：“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製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

　　1959年，毛澤東在關於《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指出：“提高勞動生產率，一靠物質技術，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後兩者都是精神作用。”

　　毛澤東特別強調要培養和教育人們樹立信仰，一個沒有信仰的人，是很危險的。對於追求利益的人來說，一切都是為了利益，“信仰”也被當作是一種“利益”來看待。什麽對他有利，他就信什麽。1970年毛澤東同斯諾談話時說：“中國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幾億人口裏麵隻有八、九十萬基督教徒，二、三百萬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萬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龍王，有病就信，無病就不信，沒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1957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間，最近一個時期，思想政治工作減弱了，出現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麽政治、什麽祖國的前途、人類的理想，都沒有關心的必要。好像馬克思主義時興了一陣，現在就不那麽時興了。針對著這種情況，現在需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除了學習專業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進步，政治上也要有所進步，這就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時事政治。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

　　毛澤東這種“政治掛帥”的思想，遭到以劉少奇為主的一些人的反對和抵製。劉少奇認為，我國現在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經濟，要把全部精力放到經濟建設中。他們認為人民群眾的覺悟低，對老百姓做思想政治工作，等於是對牛彈琴，毫無意義。因此他們強調發展經濟的主要手段就是用獎勵、獎金，工分等物質刺激的辦法，來調動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

　　毛澤東非常反對劉少奇主張的物質刺激辦法，這是毛澤東與劉少奇的主要矛盾之一。1966年2月25日，毛澤東看到王任重的一個發言稿中，談到了“政治掛帥”問題。該發言稿說：“現在農村有許多地方是工分掛帥，不是政治掛帥；許多工廠、商業單位則是獎金掛帥，其實質是物質刺激。”王任重提出說：“主要靠政治掛帥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搞政治掛帥，要有一係列的措施跟上去。”

　　毛澤東在王任重的發言稿上批示說：“任重同誌的發言，是講政治掛帥的，他的意見提得很好。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現在實行的一些獎金製度等，是不符合政治掛帥精神的。我們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不是靠工資、工分以外的物質獎勵，而是靠思想教育，靠政治掛帥，靠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總之是靠人們的政治覺悟的不斷提高。”

　　毛澤東特別把王任重的發言稿轉給劉少奇，批注說：“此件請你看看，是講政治掛帥的。”

　　毛澤東認為，領導幹部不能一心隻為自己，還必須要關心群眾。比如一個廠長隻關心抓生產，不關心工人生活疾苦。生產抓好了，生產搞上去了，廠長有了升官的政績，對他個人是有直接利益的。但生產搞上去了，不等於工人的生活疾苦也解決了。而解決工人的生活疾苦，與廠長的政績並無直接關係。如果廠長隻顧抓生產，結果可能是生產上去了，但幹部和群眾的關係卻疏遠了。工人並不是被當作主人翁，而是被當作生產的機器。這樣長期下去，必然引發幹部與群眾的矛盾激化，引起嚴重的社會問題。

　　1969年，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上講話中說：“看來，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裏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裏。過去領導工廠的，不是沒有好人，有好人。但他是跟著過去劉少奇那種路線走，無非是搞什麽物質刺激，利潤掛帥，不提倡無產階級政治，搞什麽獎金，等等。”

　　綜上所述，既然毛澤東強調“政治掛帥”，強調“信仰驅動”而不是“利益驅動”，說明毛澤東並不認為金錢萬能，而是相信“信仰”的力量。既然毛澤東相信“信仰”的力量，那麽理所當然毛澤東就是一個“追求信仰”類型的人。如果毛澤東是一心隻想著“私利”的“追求利益”類型的人，那麽毛澤東搞的體製，也應該是圍繞著“利益”這個主軸轉動的，不可能搞出一套圍繞“信仰”主軸轉的體製。

　　毛澤東作為中國領導人，即使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從毛澤東個人的利益來說，也並無任何損失，甚至還可能獲利更多。毛澤東堅決按照共產主義的理想來改造中國，堅持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一切都不是出於毛澤東的個人私利，而是出於他對信仰的追求。

　　既然毛澤東是一個追求信仰的人，是一個“重義”的人，我們就應該從“信仰”的角度，從“義”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毛澤東的所作所為，而不應該從“利益”的角度，從“重利”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毛澤東的所作所為。

　　然而一些人卻偏偏要從“利”來理解毛澤東，認為毛澤東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個人利益。在一些無法用“現實利益”來說明的問題，就用“心理快感”和“身後名譽”來解釋。

　　對於打倒劉少奇，從“信仰”的角度解釋，毛澤東是為了避免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從“利益”的角度解釋，就是另外一種味道了。剝奪劉少奇的權力，還可以用“現實利益”來解釋；那麽批鬥劉少奇，毛澤東並得不到什麽具體的利益，於是就被說成毛澤東是天生喜歡整人，看到劉少奇被批鬥，毛澤東就得到一種“心理快感”。好像他們是毛澤東肚子裏的蛔蟲，連毛澤東的“快感”他們都知道。

　　對於毛澤東擔心中國出現赫魯曉夫，從“信仰”的角度解釋，毛澤東是擔心“中國的赫魯曉夫”會使中國“變修”；而從“利益”的角度解釋，就變成毛澤東是擔心“中國的赫魯曉夫”會做否定他的身後名譽的政治報告。

　　毛澤東原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更不會害怕“身後名譽”。毛澤東敢把林彪大罵他的《五七一工程》公布出來，可見毛澤東連現實的名譽都不怕，又怕什麽“身後名譽”呢。

　　毛澤東衛士李銀橋回憶說：到了60年代初，有一次毛澤東去湖南，專列開動後，我們許多工作人員與毛澤東一起聊天。李敏說了一個情況，說掃墓時還聽到有人罵毛澤東。恰好列車服務員姚淑賢走了進來，毛澤東坦然地笑著說：“小姚，我女兒回去掃墓，說還有人罵我呢。”

　　毛澤東仍然在笑，搖搖頭說：“不對，不能說得這麽絕對。有人罵是正常的，沒人罵是不正常的。罵我的人有壞人，也有好人。好人有時也會罵人的，因為我也不是一貫正確麽。”

　　停了片刻，毛澤東帶著思索的表情繼續說下去，語氣變得深沉緩慢：“蔣介石挖過我的祖墳，共產黨也曾把我開除一邊，革命不是容易事，革命就要舍得出。人總是要死的，我也是要死的。我死後，我搞的這些東西也會有人罵，有些也會被實踐證明不對。我是人，是人就有錯誤。但我有信念，我還是要革命；別人罵我什麽，我也還是要革命。”

　　這裏毛澤東說“我有信念”，所以不管別人罵我什麽，我還是要革命，也就是要為了信念而奮鬥。毛澤東的一生中，並沒有做過什麽為了維護自己“名聲”的沽名釣譽之事。在毛澤東看來，所謂“名聲”也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毛澤東不要什麽“名聲”，他要的是信念，是革命。

　　對於追求信仰的人來說，在利益方麵是可以讓步的，但在信仰方麵決不能讓步。對於毛澤東來說，是否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因為毛澤東不希望人們把他和周恩來並列在一起，把他們兩人並稱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毛澤東看來，周恩來盡管不像劉少奇那樣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但他走社會主義道路也不夠堅定，特別是周恩來反對毛澤東的繼續革命，抵製毛澤東的文革，這些都說明，周恩來不是毛澤東的同路人。

　　但出於種種原因，毛澤東不可能用語言直接說出這樣的話，他隻能用間接的辦法來表示。毛澤東不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不發表讚美周恩來的言論，就是要表示一件事：周恩來不是毛澤東的同路人。

　　前麵提到，毛澤東很清楚周恩來在老幹部和人民群眾當中的威望，如果他高調處理周恩來的後事，會贏得人們的好感和擁護，會得到一個“好名聲”。但這個“好名聲”，必須以犧牲毛澤東的信仰為代價。對於毛澤東這樣追求信仰的人來說，他是不會為了買這個“好名聲”而賣掉自己的政治信念。

　　從“人格”方麵分析了毛澤東之後，再從“事業”方麵分析一下毛澤東不參加周恩來追悼會的原因。

　　毛澤東已經看出，他與周恩來的路線鬥爭，絕不會因為周恩來的死而結束，這與林彪不一樣。毛澤東與林彪的鬥爭，隨著林彪的死亡就結束了。這是因為林彪隻是一個現實領袖，而周恩來則升華為精神領袖。

　　領導人可以分為兩種類型：現實領袖和精神領袖。所謂現實領袖就是：掌權的時候很威風，一旦失去權力，人走茶涼，就是什麽也不是了。而精神領袖則升華到另一個高度，突破了時間的限製，不管這個人掌權不掌權，甚至不管這個人的肉體是否存在，他都是人們心目中的領袖。

　　中國老一輩領導人當中，隻有孫中山、毛澤東和周恩來升華到精神領袖的高度，所以他們即使死了，也不會“人走茶涼”，影響力依然存在。蔣介石、劉少奇、林彪等人，都沒有升華到這個高度。

　　周恩來升華到“精神領袖”，所以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鬥爭，已經不局限在他們生前，而在他們死後，這場鬥爭也不會很快結束，後來的曆史事實也證實了這一點。因此毛澤東要考慮到他和周恩來都死去之後，他的路線與周恩來的路線也還將繼續鬥爭下去的情況。

　　毛澤東最後的事業是“反擊右傾翻案風”，再次拿下鄧小平，冒險讓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無名人物華國鋒接班。毛澤東這次是在絕對逆境的情況下發起“右傾翻案風”，盡管如此，毛澤東也要想方設法讓這場鬥爭取得勝利，也就是保證華國鋒接班之後，按照自己的路線走下去。

　　周恩來死後，黨的第二把手自動消失，毛澤東可以保證讓華國鋒接班。但華國鋒接班後，能不能按照自己的路線走，這點毛澤東就比較難保證了。從接班人的角度來看，華國鋒不如王洪文。因為王洪文畢竟是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的，對文革有感情。否定了文革，也就等於否定了王洪文本人，所以王洪文對文革的立場是不須懷疑的。

　　而華國鋒並不是靠文革上來的，盡管華國鋒是文革的得益者，但華國鋒在文革中表現並不特別積極，得罪人也不多。否定了文革，並不等於否定華國鋒，所以華國鋒對文革的立場不是那麽可靠。毛澤東對王洪文的立場放心，對華國鋒的立場不是那麽不放心。

　　從曆史上看，華國鋒與周恩來和鄧小平都沒有什麽淵源，但華國鋒進入高官階層的時間較早，比較懂得在官場裏“左右逢源”的那一套，是一個各方麵都比較容易接受的中間派人物。但毛澤東就是對華國鋒這種左右逢源中間派的“立場”不放心，他擔心華國鋒在自己死後，很快偏離自己的路線，滑到周恩來、鄧小平的路線上去。

　　這樣一來，毛澤東就要在自己生前，“替”華國鋒與周恩來和鄧小平劃清界限。所以毛澤東安排華國鋒主持“批鄧”，這就逼著華國鋒不得不“得罪”鄧小平，讓華國鋒不得不與鄧小平劃清界限。雖說周恩來已死，但周恩來的路線還在，毛澤東還要讓華國鋒與周恩來的路線劃清界限。

　　毛澤東最擔心華國鋒這種中間派人物會左右逢源，把毛澤東路線與周恩來路線模糊起來“和稀泥”。所以毛澤東要自己先與周恩來的路線劃清界限，這就使華國鋒將來難於把他們兩人的路線模糊起來，以至於進一步滑到周恩來的路線上。

　　為了表示自己與周恩來的路線劃清界限，毛澤東就不能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不能發表讚美周恩來的言論。否則就會給人們一種錯覺，認為毛澤東是支持周恩來路線的，這就讓華國鋒很容易滑到周恩來路線上去。

　　因此，從“事業”的角度來看，毛澤東不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是旨在“堵死”他的接班人試圖把他的路線與周恩來的路線模糊起來，阻止他的接班人滑到周恩來的路線上去。

　　毛澤東決定低調處理周恩來的喪事，不組織大批悼念周恩來的文章，不邀請外國代表團，他本人也不參加追悼會，不談周恩來的話題。毛澤東本人也沒想到他的這個決定，起了相反的作用，不但沒有淡化周恩來的喪事，反而促使人們更加關注周恩來的喪事了。

　　據《鄧小平年譜》記載：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恩來在北京逝世。下午3時，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周恩來喪事問題。下午6時30分，致信毛澤東:“政治局專門討論了恩來同誌的喪事問題，擬定了:一、請示報告；二、訃告；三、治喪委員會名單。二、三兩件均須於今晚廣播，現送請審批。”9日淩晨1時，毛澤東批示:“同意。”

　　1月9日下午4時，鄧小平致信毛澤東:“總理逝世消息發表後，不少國家要求派代表團或代表來京參加喪禮。其中有阿爾巴尼亞的謝胡和阿利雅，明晨動身；日本的三木武夫，明晨動身；斯裏蘭卡的班達拉奈克夫人，今晚動身。政治局對此作了緊急討論，決定仍按主席批準方案（一律不請）執行。擬由治喪委員會發一正式公告，現送上，請主席批示，以便發表。”

　　經毛澤東批準，周恩來治喪委員會於本日發表公告，決定不邀請外國政府、兄弟黨和友好人士來華參加周恩來的吊唁活動，對已經提出這方麵要求的國家、政黨和人士表示感謝。

　　1月9日下午，鄧小平會見阿爾巴尼亞駐中國大使，就阿爾巴尼亞決定派以謝胡為團長的黨政代表團參加周恩來葬禮一事表示感謝，並說明：“根據我們的慣例和禮賓改革，我們希望你們不要派代表團來。大使在北京可以參加吊唁活動，你們領導人可以參加我們駐阿爾巴尼亞大使館的吊唁活動，但不必派代表團來京。”

　　1月9日，中央宣布成立由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朱德等107七人組成的周恩來治喪委員會。1月9日，天安門、新華門、勞動人民文化宮、外交部等地，下半旗誌哀。1月10日和11日，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各界代表一萬多人到北京醫院向周恩來的遺體告別。

　　有一個廣為流傳的傳聞，說江青在向周恩來遺體告別時，沒有脫帽。該傳聞說：人民注意到唯有江青的臉上沒有表現出絲毫悲哀，更沒有淚痕，她竟然連帽子都沒有脫！她有意當眾怠慢周恩來的無禮行為暴露在全國百姓麵前，坐在電視機前看到這一幕的群眾禁不住憤怒地大聲吼叫起來：“把帽子脫下來！脫帽！脫帽！”

　　江青向周恩來的遺體告別沒有脫帽，被電視鏡頭捕捉後引起了震動。沈陽的一位軍人憤怒地抓起一把椅子向電視機砸去；在廣州的北京路，聚集在鄰居家看電視的一群人大聲喊著:“打死她。”

　　關於這個傳聞，筆者專門看了1976年拍的《周恩來逝世紀錄片》。但這個片子是粉碎“四人幫”之後公布出來的，其中江青等“四人幫”的鏡頭均被刪去。但對於“脫帽”這個細節，當時有不少參加遺體告別的人，都沒有脫帽。從紀錄片的畫麵看，朱德沒有脫帽，蔡暢(女)也沒有脫帽。

　　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用於遺體告別的房子很小，而且也不是套間，一進門就是遺體，就立即向遺體告別。當時正值北京最寒冷的季節，遺體告別的房間房門大開，屋內十分寒冷，對於那些年歲已高的老幹部來說，在這麽冷的環境裏脫帽，似乎有感冒的危險。

　　因此，上述傳聞聲稱：電視觀眾向江青大喊“把帽子脫下來！”，這並不符合實情。因為朱德等人都沒有脫帽，為什麽人們偏偏對著江青一個人喊“脫帽”？至於對江青喊“打死她”，更應該是事後諸葛亮的編故事了。在毛澤東生前，有人喊打死毛澤東的夫人江青，那是典型的“現行反革命”，似乎沒人敢這麽做。

　　在周恩來逝世後，最讓人震撼的場麵，發生在1月11日。當天運送周恩來遺體的靈車將經過天安門廣場駛往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北京居民得知這一消息後，自發地來到長安街，為周恩來的遺體送行。當天的天氣十分寒冷，但仍有100多萬居民站立的長安街兩旁，向周恩來告別。這是新中國建國以來，第一次沒有經過政府的動員，而完全由群眾自發地參與的政治活動。這一方麵顯示出周恩來在民眾中的巨大威望，另一方麵也是文革的成果。經過造反精神洗禮的民眾，不再那麽聽從政府的號令了。

　　周恩來的遺體火化後，安放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在那裏設立了靈堂，從1月12日到14日舉辦了三天的悼念活動。有數萬各界人士和外國友人前往靈堂悼念周恩來，給周恩來送花圈。沒有資格去靈堂吊唁的人，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獻放花圈，以示悼念。全國各大城市也都舉行了規模不等的悼念活動，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擺滿了花圈，連紀念碑四周的小柏樹上也紮滿了小白花。

　　《鄧小平年譜》記述：1月12日下午2時，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周恩來悼詞和追悼大會的有關事項。鄧小平在會議開始後說:“這篇悼詞我仔細看過多遍，我認為寫得是不錯的。對總理一生的評價，對總理的革命簡曆，對以總理為榜樣，號召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向總理學習的幾段話，都符合總理的實際。我同意這篇悼詞，認為可以用。”

　　會後，根據文稿起草人的意見，在“他衷心愛戴和崇敬偉大領袖毛主席”這句話後，加寫“堅決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之後，將悼詞稿送毛澤東審閱，並致信說:“悼詞是由政治局會議審定的。現送上，請審閱批示。”毛澤東批示:“同意。”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當張春橋提出由葉劍英在周恩來追悼會上致悼詞時，遭到葉劍英反對。葉劍英提議由鄧小平給周恩來致悼詞，得到與會絕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同意。

　　1976年1月15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周恩來的追悼大會。當時的報紙是這樣報道的：新華社1976年1月15日訊。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界群眾代表五千多人，今天下午隆重舉行追悼大會，沉痛悼念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人民久經考驗的卓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周恩來同誌。

　　周恩來同誌逝世以後，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沉痛哀悼。今天，全國下半旗誌哀，停止一切娛樂活動。

　　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會場莊嚴肅穆，會場入口的橫幅上麵寫著：“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周恩來同誌永垂不朽！”會場正中懸掛著周恩來同誌的遺像，安放著周恩來同誌的骨灰盒，上麵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周圍擺滿冬青和鮮花。會場四周掛著黑紗。

　　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送的花圈放在周恩來同誌遺像兩側。中共中央委員、周恩來同誌的老戰友、夫人鄧穎超同誌獻的花圈，放在骨灰盒前麵（鄧穎超的花圈上寫著：“哀悼恩來戰友。小超哀獻。”）

　　會場裏還放著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送的花圈。送花圈的領導人是朱德、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宋慶齡、劉伯承、江青……

　　參加追悼會的有：黨和國家領導人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宋慶齡、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汪東興、吳德、陳永貴……、徐向前、聶榮臻、陳雲、譚震林……，以及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和各方麵代表。

　　下午3時，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同誌宣布追悼大會開始。參加追悼大會的全體同誌在哀樂聲中肅立默哀。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同誌致悼詞。

　　出席這次追悼會的領導人名單，又是一次顯示各高官地位的排名表。根據這個排名表，王洪文在黨內排名第二位，葉劍英第三位，鄧小平第四位，張春橋第五位，江青第六位（宋慶齡非黨員），姚文元第七位。

　　“四人幫”在這次意外地排名十分靠前，連李先念、紀登奎這些“老副總理”也排名在姚文元之後，而不久後成為毛澤東接班人的華國鋒，此時黨內排名隻是第12位。

　　張春橋曾提議由葉劍英致悼詞，當時葉劍英排名在鄧小平之前，當然也說得過去。不過葉劍英還是把致悼詞的榮譽交給了鄧小平，由鄧小平在追悼大會上致悼詞。這是鄧小平在1977年春複出之前的最後一次公開露麵。

　　《悼詞》不長，不到三千字。《悼詞》先回顧了周恩來的履曆，這裏有很多敏感的問題，因為周恩來在黨內的職務一度曾高於毛澤東，但《悼詞》還是比較如實地講了周恩來的履曆。

　　《悼詞》說：周恩來同誌從青年時代起就獻身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1919年，他積極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到1924年，他先後到法國和德國勤工儉學，在旅歐的中國學生和工人群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1922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書記。

　　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從1924年到1926年，他先後擔任中共兩廣區委員會委員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1926年冬，他到上海黨中央工作，接著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他是1927年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主要領導人。

　　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以後，為了挽救革命，周恩來同誌和其他同誌一起，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在起義中他擔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還在上海堅持黨的地下革命工作，擔任過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等職務。

　　1931年12月他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後，擔任中央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政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務。遵義會議以後，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他繼續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參與中國工農紅軍勝利完成二萬五千裏長征的組織領導工作。

　　《悼詞》說“遵義會議以後，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他繼續擔任……”，這就暗示在遵義會議之前，周恩來並不在毛澤東的領導下。

　　《悼詞》在介紹了周恩來的履曆後，繼續說：周恩來同誌忠於黨，忠於人民，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爭取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英勇鬥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

　　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周恩來同誌對建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對建設和發展戰無不勝的人民軍隊，對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創建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對爭取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勝利，爭取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的勝利，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建立了不朽的功績。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衷心地愛戴他，尊敬他。

　　周恩來同誌在國際事務中，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對加強我國人民同各國人民特別是第三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聯合國際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鬥爭，同樣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卓越的貢獻，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周恩來同誌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事業光輝戰鬥的一生，是堅持繼續革命的一生。他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

　　在悼念周恩來同誌的時候，我們要學習他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限忠誠。他衷心愛戴和崇敬偉大領袖毛主席，堅決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反修防修，終生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而奮鬥。

　　我們要學習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尚品質。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周恩來同誌擔負著處理黨和國家日常事務的繁重任務。他總是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謀利益。

　　我們要學習他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他光明磊落，顧全大局，遵守黨的紀律，嚴於解剖自己，善於團結廣大幹部，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他廣泛地密切聯係群眾，對同誌對人民極端熱忱，滿腔熱情地支持在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

　　我們要學習他謙虛謹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則，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學習他堅持無產階級的生活作風，反對資產階級的生活作風。

　　中國人民偉大的革命戰士周恩來同誌和我們永別了。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團結一致，以階級鬥爭為綱，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和政策，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而奮鬥。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悼詞》對周恩來的評價，基本上是比較客觀的。但從感情上而言，還是顯得用詞不夠熱情，顯得冷淡。周恩來追悼大會開完之後，根據周恩來的遺願，他的骨灰被撒在祖國的江河大地。八寶山革命公墓裏，沒有周恩來的骨灰。

　　在周恩來治喪期間，江青集團控製的新聞媒體，想方設法淡化周恩來的喪事，引起人們的不滿和憤怒，這成為引發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導火索。

　　周恩來的喪事之後，另一個棘手的問題擺在毛澤東麵前，這就是誰來接周恩來的班。本來毛澤東是安排好鄧小平接班的，讓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也就明擺著是周恩來的接班人。可是當毛澤東在1975年底發起“反擊右傾翻案風”之後，鄧小平接班是不可能了，必須換人。

　　按照當時黨內的排序，鄧小平是第一副總理，張春橋是第二副總理，現在鄧小平不行了，那麽換張春橋上，似乎是水到渠成之事。即使張春橋不行，那麽當時的第三副總理李先念、第四副總理紀登奎，讓這兩個人其中的一個人上，也不會太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

　　可是讓人驚訝的事情發生，周恩來的接班人居然是華國鋒。前麵提到，在出席周恩來追悼大會的排名上，華國鋒在黨內的排名隻是第12位。現在華國鋒連跳10級，一下子跳到黨的第2位，接周恩來的班，這是誰都沒有想到的事情。很多人大惑不解：毛澤東到底為什麽選華國鋒呢？

　　據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記述：這種情況下，迫切需要確定一位國務院主要負責人。對這個關係全局的問題，重病中的毛澤東保持著清醒的頭腦。

　　張玉鳳回憶：“這些天，主席醒來，也不光聽文件了，總是在扳手指頭，考慮問題，還問我政治局同誌的名字，我就一個一個地報出當時政治局委員的名字。

　　1976年1月中旬，毛遠新來見主席，毛遠新問主席對總理的人選有什麽考慮。主席考慮了一下說：‘要告訴王洪文，張春橋讓一下。’

　　然後主席扳著手指數政治局同誌的名字，最後說：‘還是華國鋒比較好些。’

　　就這樣，主席提議華國鋒任代總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毛主席還說：“就請華國鋒帶個頭，他自認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專管外事。”

　　由華國鋒出任國務院代總理，是許多人沒有想到的。由於毛澤東病重、周恩來逝世，這個決定實際上表明華國鋒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毛澤東於1976年1月28日正式決定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據《毛澤東傳》的記述，毛澤東不是一下子就選定華國鋒的。從周恩來1月8日逝世，到1月28日正式決定華國鋒，毛澤東整整想了20天，才最後做出這個決定，可見毛澤東對華國鋒並不是特別滿意，是實在想不出其他合適人選的情況下，不得已才選了華國鋒接班。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1號文件《關於華國鋒，陳錫聯同誌任職的通知》。該文件寫道：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同誌任國務院代總理。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在葉劍英同誌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誌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

　　1976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宣布經毛澤東批準的中央決定，在李先念副總理養病期間，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素文負責主管財貿各部委和外經部的工作。

　　毛澤東要讓華國鋒接班，隻給他一個職位還不夠，還要為他鋪路，這就是處理兩個比較有威信的人：葉劍英和李先念。當時他們兩人是在軍隊和政府中，威信僅次於鄧小平的人物。讓鄧小平接班，他可以壓得住葉劍英和李先念，用不著毛澤東為他鋪路；而讓華國鋒接班，他就壓不住這兩個人，所以毛澤東要把這兩個人“搬開”，為華國鋒鋪路。

　　處理這兩個人，過去的“打倒”或者“靠邊站”的方式，已經不適用了。所以毛澤東就想出一個新辦法，讓這兩個人“因病停職”。其實葉劍英和李先念並沒有病，中央文件中說“在葉劍英同誌生病期間”和“在李先念副總理養病期間”，隻是給他們一個麵子，說他們是“因病”而停職，並不是因為“犯了錯誤”而停職。

　　前麵提到，毛澤東早就把華國鋒視為潛在的接班人候選人，對他進行觀察和培養。華國鋒能進入毛澤東的“法眼”，並不是因為他有過人的能力，也不是因為他有驕人的政績，僅僅是因為他“忠厚老實”，這是非常例外的。

　　在華國鋒之前，毛澤東選過四個接班人：劉少奇、林彪、王洪文、鄧小平。其中劉少奇、林彪、鄧小平，都是政績和能力都非常突出的人，稱之為“人才”也不為過。王洪文雖比上述三人差一些，但也有相當的才能和政績：王洪文在文革中能率領一支上海百萬人規模的造反工人大軍，表現出王洪文的領導才能；把上海搞成“革命”和“生產”雙豐收的文革模範基地，這是王洪文的政績。這也是毛澤東當時看好王洪文的原因。

　　華國鋒有什麽才能和政績呢？這裏回顧一下華國鋒的曆史。

　　華國鋒原名蘇鑄，1921年出生於山西省交城縣一個商人家庭。1938年，17歲的蘇鑄參加交城縣抗日遊擊隊，改名華國鋒。華國鋒的名字來自“中華抗日救國先鋒隊”中的“華”、“國”、“鋒”三個字。華國鋒1938年入黨，任中共交城縣委書記兼縣武裝大隊政委。1945年華國鋒任中共陽曲縣委書記、縣武裝大隊政委。1949年，隨著解放軍占領江南，南方的新解放區急需大批幹部，華國鋒隨軍南下至湖南。1949年8月，28歲的華國鋒任中共湘陰縣委書記兼縣武裝大隊政委，1952年華國鋒任中共湘潭縣委書記。

　　華國鋒在1938年就擔任了中共交城縣委書記，而到1952年任中共湘潭縣委書記，14年還是停留在縣委書記的級別上。這反映出兩個問題：一是華國鋒沒有做出重大的政績，所以沒有升官的資本；二是華國鋒不善於吹拍，沒有攀上一個大官做靠山後台。

　　對於華國鋒這種既沒有政績，也沒有後台的人，如果當時他在其他的縣擔任縣委書記的話，很可能他這一輩子就在縣委書記的級別上退休了。但華國鋒居然運氣特別好，無意中到了毛澤東的家鄉湘潭縣擔任縣委書記，這就讓華國鋒有機會進入毛澤東的法眼。

　　解放後毛澤東多次回家鄉，都由華國鋒陪同。這位衣著樸素，麵相忠厚的大高個北方人，給毛澤東留下很好的印象，毛澤東對華國鋒說：“你是我的父母官哪！”。

　　一般的領導，不會喜歡華國鋒這種“忠厚老實”型的幹部，因為“忠厚老實”的同義詞就是“不能幹”和“不會幹”。而毛澤東偏偏喜歡華國鋒這個既“不能幹”又“不會幹”的忠厚老實幹部，真是華國鋒天上掉下來的福分。

　　1955年10月，毛澤東破例請華國鋒列席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並讓華國鋒在會上作了經驗介紹。1959年毛澤東由華國鋒陪同回到家鄉韶山，之後毛澤東提名華國鋒為湖南省委常委、書記處書記。華國鋒當時隻有38歲，在全國省級領導中也算很年輕的，這是托毛澤東一句話的平步青雲。

　　1964年，華國鋒出任湖南副省長。當時的湖南省長程潛（民主人士）、副省長唐生智（民主人士）都是不管事的，所以華國鋒成為湖南省的實際省長。1966年文革開始後，華國鋒與湖南省第一書記張平化一起被批鬥，周恩來三次親自打電話，要把華國鋒送到北京，這才把華國鋒解救出來。其實周恩來並不認識華國鋒，建國後華國鋒一直在湖南工作，而周恩來很少去湖南。周恩來三次打電話救華國鋒，完全是奉毛澤東之命。

　　1968年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華國鋒擔任副主任。1969年，華國鋒在中共“九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並擔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在林彪事件之前，毛澤東雖說把華國鋒提拔為省委書記，但還沒有把華國鋒當作接班人考慮。林彪事件之後，華國鋒和王洪文一起調進北京，毛澤東開始對華國鋒進行觀察和培養，把他作為潛在的接班人。

　　1973年8月，華國鋒在中共“十大”上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員，1973年10月擔任公安部部長，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把非常重要的要職交給華國鋒。1975年四屆人大上，華國鋒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任公安部長，但這時華國鋒在黨內的排名仍沒有進入前十名。因此毛澤東提議華國鋒任代總理時，引起人們的震驚。

　　最為震驚的人之一是張春橋。在張春橋看來，毛澤東對他很重視，一直讓他擔任要職，重要的文件也讓他起草，似乎接班人應該讓他當。可是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三次選接班人：王洪文、鄧小平、華國鋒，都沒有張春橋的份。毛澤東還傳話給張春橋，要他“讓”一下。其實張春橋已經“讓”了三次，第一次是讓王洪文，第二次是讓鄧小平，第三次又讓華國鋒。

　　因此，張春橋心中非常不滿，於1976年2月3日親筆寫下《1976年2月3日有感》。這份《有感》是粉碎“四人幫”後從張春橋的住處搜查出來的。1976年底，《有感》作為張春橋的“反黨罪證”被公布出來。當時中央文件的按語說：1976年2月3日，中央發出1976年《1號文件》，公布了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提議華國鋒同誌任國務院代總理。在中央發出《1號文件》的同一天，張春橋寫了《1976年2月3日有感》，惡毒攻擊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這是“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的鐵證。

　　又是一個《1號文件》。(1976年《1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代總理)

　　去年發了一個《1號文件》。(1975年《1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

　　錯誤路線總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於一時，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開始一個什麽新“時代”了。他們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決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在人民群眾一邊，站在先進分子一邊，就是勝利。反之，必然失敗。

　　張春橋的《有感》，明顯表示了對毛澤東的不滿，因為這兩個《1號文件》都是毛澤東提議的。張春橋說“來得快，來得凶”，是因為他在文革中出了很大的力，立了很大的功，好不容易才爬到現在的位置。而鄧小平對文革一點貢獻也沒有，就下山來摘桃子；華國鋒更是連貢獻也談不上的人，居然也來摘桃子，張春橋心中的不滿是明顯的。其實張春橋沒有理解毛澤東的苦心，毛澤東不讓張春橋上，也是為了保護張春橋。

　　華國鋒從當縣委書記開始，直到當國務院副總理，從來沒有做出令人矚目的政績，也沒有幹一番大事業的“野心”，可謂平平之人。要說能幹，“四人幫”中的每一個人都比華國鋒能幹，更不要說其他的老幹部。

　　可是這位沒有像樣政績的平平之人，卻偏偏扶搖直上，一直攀升到接班人，後來還真的接了班，成為中國的領導人。這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中，也是極為罕見的。這除了華國鋒的運氣極佳之外，還有本人的性格因素。這將在後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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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節最後的反擊

念奴嬌·鳥兒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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