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七三（崇新嶽 百思峰 ）

 

（85）

 

　　據《毛澤東傳》記述，毛澤東看過這封信後，指著桌子對秘書說：“先放著。”然而劉冰等人不見毛澤東的回音，於10月13日再次寫信給毛澤東。第一封信隻狀告遲群一人，而第二封信又曾加了謝靜宜，同時告狀他們兩人。劉冰等人的第二封信摘要如下：

　　鄧副主席並呈毛主席：

　　關於遲群同誌的問題，我們曾於8月13日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做了報告，我們希望他改正錯誤，好好工作。可是兩個月來，他表現更為不好，搞了許多違背黨的原則的活動。盡管我們努力落實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項指示，想把學校工作搞好，但他的這些活動，使我們在工作中遇到困難。這使我們不得不再次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報告他的情況。

　　8月24日，他違背黨委一元化集體領導的原則，背著大部分黨委書記和黨委常委會，私自決定召開工宣隊員大會。並說“今天要開純宣傳隊員大會，學校的人包括劉冰在內一個都不準參加”。

　　在會上他煽動說：“有人同我們保持距離，我們要提高警惕，我們要準備迎接一場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我們有辦法有能力解決。我遲群還要做黨委書記，有人盼著我走辦不到。”

　　這些煽動性的講話，在同誌們思想上引起了混亂。

　　9月14日至19日，他不向校黨委打招呼，離校五、六天不上班工作，不知道他哪裏去了。從9月初到10月1日前，他基本上不抓工作，整天呆在房子裏不開會，不見群眾，不找幹部談話，不知道他在幹什麽。遲群同誌的這些行為，給黨的事業已經帶來損失，發展下去將會使黨的事業受到更大的損失。

　　為了遲群同誌能夠改正錯誤，為了黨的事業，我們希望謝靜宜同誌也能站在黨的立場上同他的錯誤作鬥爭。謝靜宜同誌曾對遲群同誌的錯誤做過批評，我們在上次報告中曾經提到過，我們也曾向她反映過對遲群有意見，每次她都勸說我們。

　　最近，我們向她反映對遲群的意見後，她越來越明顯地袒護遲群的錯誤。在一次書記會上，因為一個幹部的批準手續問題，她借題發揮，用威脅的口氣說：“豈有此理，你們告去吧！”

　　聯想起“十大”以後遲群發泄不滿情緒時，謝靜宜跪在遲群麵前握著遲群的手，講些不合原則的話，當時我們就實在看不下去。我們希望謝靜宜同誌在黨內是非問題上堅持黨性原則，起到積極作用。

　　（86）

　　我們盼望中央解決我們班子的問題，以便我們更好地朝氣蓬勃地帶領全校師生員工，更加深入貫徹落實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項指示，把學校的工作搞好。

　　以上報告如有錯誤請中央指教和批評。

　　敬祝毛主席老人家健康、長壽！

　　中共清華大學委員會

　　副書記 劉冰

　　副書記 惠憲鈞

　　副書記 柳一安

　　1975年10月13日

　　劉冰等人的第二封信，終於引起毛澤東的關注。據《毛澤東傳》記述，毛澤東看了劉冰等人的第二封信，要秘書把第一封信找出來，又看了一遍。這件事引起毛澤東很大不滿，他認為，劉冰等的意見代表了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甚至要算賬的一批人的態度。

　　1975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後留下李先念、汪東興談話，卻沒有叫鄧小平。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說：現在有一股風，說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覺悟。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麽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你們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

　　毛澤東又說：遲群是反革命嗎？有錯誤，批評是要批評的。一批評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小平偏袒劉冰，你們六人(小平、先念、東興、吳德、小謝、遲群)先開會研究處理。這兩封信印發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誌。清華大學可以辯論，出大字報。

　　這裏毛澤東指示“清華大學可以辯論，出大字報”，這是自從1969年“九大”以後，毛澤東第一次發出“出大字報”的指示。毛澤東的指示之後，清華大學再次出現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每天有很多人湧到清華大學去看大字報，大有文革初期的勢頭。

　　1975年11月18日，在遲群主持下召開了清華大學全校師生員工萬人大會，大會名為“大辯論”，實際上是對劉冰等人進行批判和批鬥，這也是再現文革初期的批鬥大會。劉冰後來回憶說：在各係輪流批鬥我們的同時，遲、謝等人組織人對我進行所謂提審。批鬥加提審，和蒯大富的辦法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遲、謝們不打人，這比蒯大富要高明一些。

　　以劉冰等人的信為契機，掀起的這場大批判，就是後來稱之為“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這次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來反擊“右傾翻案風”，肯定要破壞毛澤東這些年來一直提倡的“安定團結”。那麽毛澤東的用意何在呢？這個問題後麵分析。

　　（87）

　　毛澤東認為劉冰等人寫信告狀的“動機不純”，並非沒有道理。毛澤東敏銳地指出：“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麽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

　　劉冰等人第一封信的抬頭是：小平同誌轉呈主席，第二封信的抬頭是；鄧副主席並呈毛主席，也就是說，劉冰等人的信是寫給兩個人的，第一讀者是鄧小平，第二讀者才是毛澤東。如果按照劉冰等人在信中寫的那樣“我們本著對黨的事業負責的態度，向您老人家如實報告”，那麽這封信直接寫給毛澤東即可，為什麽要經由鄧小平這個中間人先看呢？況且毛澤東當時就在北京，這封信完全可以直接送到毛澤東那裏。

　　退一步說，假如劉冰隻是想請鄧小平順便把這封信轉交給毛澤東，也完全沒有必要在信的抬頭，明確寫上“小平同誌轉呈主席”或“鄧副主席並呈毛主席”。如果按照正常手續，這兩封信應該先送到清華大學黨委的上級領導北京市委，再由北京市委轉交主管文教的副總理張春橋，再由張春橋轉交毛澤東。劉冰等人作為清華大學的黨委領導，肯定知道在幾個副總理當中，張春橋是分管文化教育的，而鄧小平當時並不分管文教。既然劉冰等人向鄧小平匯報，為什麽不向張春橋匯報呢？

　　當然鄧小平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而張春橋隻是政治局常委，但在名義上，王洪文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隻向鄧副主席匯報而不向王副主席匯報，在手續上是不正常的。盡管王洪文已經坐冷板凳了，中央文件的傳閱還是要給他的。如果劉冰等人的信，寫“春橋同誌，小平同誌轉呈主席”，或者寫“鄧副主席、王副主席並呈毛主席”，這都是比較正常的；而隻寫鄧小平，漏掉張春橋或王洪文，就是不正常了。

　　粉碎“四人幫”後，這兩封信的執筆者之一劉冰寫了一本回憶錄，另一個執筆者惠憲鈞也寫了回憶文章。惠憲鈞回憶中，沒有提到他們的信寫“鄧副主席並呈毛主席”的理由。惠憲鈞回憶說：我寫信的思想初衷，有好多方麵的原因，第一個就是說遲群、謝靜宜緊跟“四人幫”；第二個呢，就是遲群這個人野心勃勃，沒有當選上中央委員，狠狠鬧了一通。

　　平時，遲群和謝靜宜關係比較好，謝靜宜當選上了中央委員，他沒選上，好嘛，這個鬧，一鬧差不多就是胡作非為了，前前後後，連哭帶鬧，大概有半個月，就在那兒折騰。他不是一般的鬧，有的時候就是喝酒亂鬧，有的時候就是和謝靜宜吵罵。我有一次，簡直看不下去了，也是夜間，遲群為了找謝靜宜鬧事，竟在謝的門口撒尿。這像什麽話呀！

　　（88）

　　遲群當時認為，謝靜宜沒有在主席麵前給他說好話，所以他沒有當上中央委員。他鬧了相當長的時間，好多材料裏都有揭發。一次抽煙，把被子燒掉了，還有一次撞門把頭撞壞了，這些都暴露了他的野心。遲群當時是國務院科教組組長，他原想當教育部部長的，下一步呢，他是想當副總理的。他當不上中央委員，副總理也當不上了，教育部部長也沒份了。

　　最後，幹脆吧，咱們向毛主席反映吧。這在當時是柳一安建議向毛主席反映的，他說咱們直接向主席反映，我們討論後認為可以，作為一個黨員向黨的主席反映情況是正常現象，我當時也同意了。

　　一個多月以後，在北京，有些人告訴我們說主席收到信了，還沒有表態。這第一封信還引起了李先念、紀登奎等副總理以及吳德等在有關會議上的議論，說：“清華有幾個副書記寫信告遲群。”我們還感到，這些人挺支持我們的。

　　惠憲鈞的回憶中，隻是說“咱們直接向主席反映”，這應該理解為直接給毛澤東寫信，可是為什麽後來成為給鄧小平和毛澤東兩個人寫信呢？惠憲鈞沒有解釋這個問題。劉冰在回憶錄中，倒是對這個問題作了說明，但劉冰的“說明”顯得十分牽強附會。劉冰說：

　　鑒於過去寄給毛主席和中央領導的信件常常被扣壓的教訓，我們認為信不能直寄主席，因為那樣容易落入謝靜宜、毛遠新、江青等之手，最好是通過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副主席轉呈主席。

　　隻要小平同誌能在信上批寫“送主席”幾個字，即使謝靜宜、毛遠新、江青們看見，也不敢扣留。如果扣留，他們就是扣壓了黨中央副主席報送毛主席的批件。同時憑著我們對小平同誌的信賴，一致認為隻要小平同誌能看見我們的信，定會轉送主席的。

　　劉冰的這個解釋有點“荒誕”，完全是編故事的感覺。首先，劉冰作為一個小小的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他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他怎麽可能知道“過去寄給毛主席和中央領導的信件常常被扣壓”？更有甚者，劉冰還指出，扣押毛澤東信的人是謝靜宜、毛遠新、江青等人，這就更離奇了。

　　當時給毛澤東寫信的人很多，但不是每封信都能轉到毛澤東手中，隻有經過篩選的少數信件能送到毛澤東手裏。這樣做並不是“扣押”，而是毛澤東不可能有那麽多時間精力去看大量的“群眾來信”，必須經過篩選。

　　（89）

　　寫給毛澤東的所謂“群眾來信”，第一步先送到中央辦公廳，在那裏進行第一次篩選。汪東興是中央辦公廳主任，他有可能看到這封信，並扣押下來。而謝靜宜、毛遠新、江青都與中央辦公廳無關，他們根本不可能看到群眾來信的“原件”。

　　經過中央辦公廳篩選的“群眾來信”，第二步送到毛澤東辦公室，由毛澤東的秘書再次篩選，把他們認為重要的信給毛澤東看。毛澤東身邊的秘書張玉鳳等人，可能看到這封信並扣押下來。謝靜宜已經早就不是毛澤東的機要員了，江青也早就不是毛澤東的秘書了，毛遠新隻是聯絡員，他們都不可能看，也沒有資格看報送給毛澤東的文件。所以，謝靜宜、毛遠新、江青怎麽可能扣押這封來信呢？

　　再者，如果這封信先在政治局委員中間傳閱，最後送到毛澤東那裏。傳閱的文件都必須交回的，絕不可能傳到江青那裏，就被她扣留下了。劉冰說：“隻要小平同誌能在信上批寫‘送主席’幾個字，即使謝靜宜、毛遠新、江青們看見，也不敢扣留。如果扣留，他們就是扣壓了黨中央副主席報送毛主席的批件。”這種故事編得如同地攤文學的描寫。

　　還有，熟悉黨史的人都知道，毛遠新是1975年9月以後才成為毛澤東的聯絡員的。劉冰等人的信是1975年8月發出的，劉冰怎麽可能提前預知毛遠新將成為毛澤東的聯絡員？《毛澤東傳》記述：1975年9月28日，毛遠新因為他父親犧牲在新疆的緣故，隨中央代表團從北京前往新疆，參加祝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二十周年的活動。10月10日回來路過北京時留下了，成為病勢越來越重的毛澤東同中央政治局之間的非正式“聯絡員”。

　　因此，劉冰所說的他們同時寫信給鄧小平和毛澤東的理由，未免欲蓋彌彰，越描越黑，更加凸顯了他們的“動機不純”。劉冰等人的動機，其實也很簡單，就是看到毛澤東這條船快沉了，趕緊往鄧小平的船上跳。關於劉冰與鄧小平的關係，劉冰在回憶錄中寫道：“四屆人大”之後，周總理的病情加重，聽說鄧小平同誌受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委托，主持中央和國務院工作。對於小平同誌，我直接接觸隻有一兩次，但從戰爭年代到建設時期，幾十年來我曾多次玲聽過他的報告、講話，我感到他是一位有著很高馬克思主義水平，具有非凡才能和魄力，能夠扭轉乾坤的領導人。由他來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我衷心地讚成和擁護。

　　（90）

　　可見，劉冰過去與鄧小平並無關係，現在看到鄧小平快要上台了，馬上就設法與鄧小平拉關係。怎樣才能與鄧小平拉上關係呢？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投名狀”，告狀一個反對鄧小平的人，或者鄧小平不喜歡的人，這樣就能贏得鄧小平的好感，建立與鄧小平的關係。現在正好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是反鄧小平的，於是他們幾個人就想到告狀遲群，一方麵贏得鄧小平好感，另一方麵也是撇清他們與遲群的關係。

　　自從清華大學建立革委會之後，劉冰等人就在遲群的領導下，過去幾年也相安無事。劉冰他們在告狀信中也說：“遲群同誌作為學校的主要負責人，我們就同他相處共事，前幾年他的工作是努力的，群眾反映是好的，對於他所傳達的中央和上級精神，我們一直是認真領會、堅決執行的。”

　　劉冰在信中也承認，過去幾年他們與遲群關係良好，同盟是認真服從遲群的領導的。

　　遲群當時大權在握，遲群把被批鬥的劉冰“解放”出來，並讓劉冰當黨委副書記，也算是對劉冰不錯。據劉冰回憶說：我坐在車上，一路上在想。我正在考慮的時候，司機同誌突然發問：“劉冰，你這幾天想過沒有？你的錯誤嚴重不嚴重？”

　　我說：“想過，是有錯誤。”

　　司機說：“隻是有錯誤嗎？遲主任、小謝對你那樣好，解放了你，你卻誣告他們，你應該嗎？人總得有點良心，我看你應好好想想。”

　　這位司機同誌平時給我的印象是老實巴交，不大愛說話，有時說話甚至臉都發紅，今天居然說出這樣的話，真出我意料。我想不能怨他，因為他不了解真實情況，一個普通工人，怎麽會知道遲群這種偽君子的真麵目呢？所以，我對他的好心表示了真誠的感謝。

　　司機這樣的“工人階級”，思想都是比較單純的。司機看到過去遲群、謝靜宜對劉冰不錯，現在劉冰反過來告他們的狀，所以對此打抱不平。

　　其實對於劉冰他們來說，這封信毛澤東看到沒有，並不重要。隻要鄧小平看到了信，他們的目的就達到了。但劉冰他們與鄧小平素無交情，怎樣才能把信送給鄧小平呢？對此劉冰回憶說：

　　寫好信後，接著又研究如何能把信送到小平同誌手裏，我想到了胡耀邦同誌。我1953年到1956年曾在團中央負責辦公廳的工作，那時耀邦同誌是團中央第一書記，我經常同他接觸，深知他為人耿直，樂於幫助同誌，也知道他敬佩小平同誌，與小平同誌來往較多。

　　（91）

　　我想隻有找耀邦，請他把信轉給小平同誌比較可靠。說了我的想法，他們三位完全讚成。我們還認為，按組織關係，北京市委是我們的直接領導，遲、謝的問題也應該報告市委第一書記吳德。我們決定在給主席的信發出一周後，估計主席已經看到時，再報告市委，這樣既保了密又不失組織原則。

　　一切準備妥當之後，我就給耀邦家裏打電話。他不在家，夫人李昭同誌說他到科學院上班去了。我說我們有急事要找耀邦麵談，看什麽時候合適。李昭和耀邦一樣是個爽快人，她說：“明天是星期天，你下午四點鍾到家裏來好了。”

　　第二天，我準時去了。耀邦說：“你有什麽事？”

　　我說：“有關遲群、謝靜宜的問題。”然後我概略講了一下這兩個人的問題，說明我們寫給主席的信，想請他幫助送給小平同誌轉呈主席。

　　耀邦問：“你寫給主席的信，帶來了沒有？”

　　我一邊回答“帶來了”，一邊從口袋裏拿出信稿說：“你看看行不行。”把信交給了他。

　　耀邦戴上老花眼鏡，把信仔細看了一遍後說：“你們的信要實事求是，要注意用事實說話。”

　　我說：“耀邦同誌，您說得對，我們特別注意了用事實說話。”

　　耀邦說：“你們信中的‘裝瘋賣傻’、‘亂蹦亂跳’，這些就是形容詞，是空話嘛！”

　　我解釋說：“這不是形容詞，他當時的具體情形就是這樣，隻能用這樣的詞，才能描述他的真實情況。”

　　耀邦說：“隻要符合實際就行，切記不要說空話。”他接著說：“我支持你，能幫助就幫助你。我現在是科學院的負責人，你是清華大學的，不屬於一個組織係統。從這一點上說，我幫你轉信不合適。我告訴你小平同誌家的地址，你可以自己直接送去，這樣更好。”

　　我說：“小平同誌不認識我，那怎麽行呢？”

　　耀邦說：“你與南翔在清華，名字他會知道的。”

　　我說：“事先沒有聯係，猛然到門口，讓哨兵給捉起來，那才不好呢！”

　　耀邦笑了。接著問我：“你從郵局給他寄去，行嗎？”

　　我說：“那樣不牢靠，怕弄丟了。”

　　耀邦想了想說：“這樣吧，你給小平同誌的秘書打個電話，問問他信怎麽送。”

　　耀邦告訴了我電話號碼，我當即撥通了電話。正好是王秘書接的，我向他說明了我的單位、職務、姓名及送信的事。可以聽出，王秘書很客氣，他說：“你的信可以送國務院。”

　　我說：“我沒有中南海的通行證，送不到國務院。”

　　王秘書說：“你從郵局寄也行。”

　　我說：“我怕信件遺失。”

　　王秘書說：“那不會的，你寄好了。”

　　在電話上我不好意思再和王秘書講下去了，我對他表示感謝，把電話掛了。打電話時，耀邦親切地站在電話機旁邊，這時他問：“王秘書最後怎麽說？”

　　我說：“他還是要我從郵局寄。”

　　耀邦說：“那你就寄嘛！”

　　我說：“不能寄，我不放心。”

　　耀邦說：“我看你還是直接送他家裏，這最保險。我告訴你他住在X X街X X號，門前麵是個小胡同。你大膽些，怕什麽！”

　　（92）

　　耀邦同誌該做的都做了。對於他的真誠相助，我打心眼裏感激。已是六點多鍾了，我不好意思再打擾他，便說：“耀邦同誌，我就按您說的去辦吧！謝謝您。”和他握手告辭了。

　　出了大門，坐到車上，我改變了主意，覺得貿然到小平同誌家裏還是太冒失了，先回學校再說。

　　路上，忽然想到通過警衛部隊是個辦法。但是，負責警衛小平同誌住宅的是什麽部隊？八三四一部隊？還是衛戍部隊？不管是哪個部隊，要有熟人才行啊。我反複思索著，經司機提醒，我才知道到家了。

　　我進門就給惠憲鈞打電話，要他們三人晚八點在他辦公室等我。見麵後，我先說了見到耀邦和給王秘書打電話的情況，然後講了我在車上考慮的送信辦法。他們三人對耀邦同誌的支持感到鼓舞，並一致讚成通過警衛部隊送信的辦法。惠憲鈞說：“我先打電話問問那裏是不是我們師負責警衛，如果是就好辦子。”(惠憲鈞是八三十一部隊派到清華大學去的支左軍隊幹部)

　　惠憲鈞著就給馬清沅副參謀長撥了電話。當馬清沅得知是送信的事，立即熱情地告訴老惠，正是他們師負責警衛，可以把信直接送去。隨後，他就讓值班室把惠憲鈞去送信的事通知那裏的警衛部隊。為了更落實，他又親自給那裏警衛部隊的負責人打了電話。一切安排妥當後，馬清沅就讓惠憲鈞次日上午九時準時趕到那裏，還提醒他：“要穿軍服，軍風紀要嚴整。要告訴警衛人員，你是師部的，在清華支左，來這裏送信，他們會接待你的。”

　　第二天，老惠衣帽整齊，格外精神，驅車準時趕到鄧副主席住宅門前。下車後，警衛人員禮貌地問了他姓名，引他到接待室。一位排長熱情地接待了他，並說副參謀長昨晚打過電話。老惠表示感謝，把信交給了他，他旋即送進院裏去了。

　　過了不久，他滿麵笑容地回到接待室，對老惠說;“因王秘書正在忙，讓我轉告清華大學的同誌，現在鄧副主席在中央開會，中午回來就把信交給他。”

　　老惠說：“這時真是一塊石頭落了地，想到小平同誌今天就能看到我們的信，真是高興得沒法說了。”我們聽後，自然也都跟他一樣，高興得沒法說了。

　　信送出之後的第九天，我和惠憲鈞到市委向科教組負責人作了口頭匯報，然後請他們轉交我們寫給吳德的信。

　　此後我們就天天盼望著毛主席老人家那裏的信息，盼望著吳德的接見。我們的心情真如盼星星、盼月亮一樣，焦急地等啊，盼啊，但一直沒有消息。

　　（93）

　　從劉冰的回憶來看，他們對把這封信送到鄧小平手中，是很花了一番心思的。可是送到鄧小平手裏，不等於送到毛澤東手裏，他們對這封信是否送到毛澤東手裏，就不那麽費心思了。劉冰解釋說：“同時憑著我們對小平同誌的信賴，一致認為隻要小平同誌能看見我們的信，一定會轉送主席的。”

　　劉冰他們與鄧小平素不相識，素無來往，他們怎麽能如此肯定“隻要小平同誌能看見我們的信，一定會轉送主席的”？劉冰說他們當時做出這樣的判斷，顯然是不真實的。

　　對這件事，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回憶說：1975年8月，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人給毛主席寫信，揭發遲群、謝靜宜的問題。遲群當時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謝靜宜任副書記。劉冰等人寫的信，分別送給了鄧小平同誌和我，內容是一樣的。送給鄧小平同誌的信，鄧小平同誌轉送毛主席了。給我的那一封信，我壓住了。因為清華大學黨組織關係在北京市委，我就找遲群和謝靜宜談話。

　　我對遲群、謝靜宜說：“劉冰同誌對你們有意見，你們幾個書記先談談，人家有意見嘛。談不攏再開個常委會，看一看能否統一起來？”

　　我還說：“人都是有錯誤的，要考慮各方麵的意見，批評不對的要解釋清楚，批評正確的要接受。要搞好團結。”

　　遲群表態說：“回去後就征求劉冰的意見，不會有大問題。”

　　我與遲群、謝靜宜談話後的一天，在國務院遇見了紀登奎同誌。紀登奎說劉冰同誌提出要找他談一談，問我：“劉冰要談什麽問題？”

　　我說：“劉冰對遲群、謝靜宜有些意見，寫了一封信。”

　　紀登奎同誌提出可否看一看劉冰的信，信正好放在我皮包裏，就給他看了。

　　紀登奎同誌的一個女兒在清華大學上學，她回家說：遲群與謝靜宜在1974年“批林批孔”大會上的講話和中央的8號文件不同，哪個對？

　　紀登奎同誌說：遲群、謝靜宜的講話是錯誤的。他告訴女兒，江青等人搞“三箭齊發”，毛主席批評了。當時政治局開會要求將毛主席的批示下發，但江青、張春橋提出為了保護青年幹部，文件不要下發，可以在別的文件中點一下這個事情。

　　8號文件就是這個文件。紀登奎同誌的女兒把這個意見告訴了劉冰同誌。劉冰對遲群、謝靜宜的意見就更大了，在遲群、謝靜宜與他談話時，雙方談崩了。

　　（94）

　　毛澤東對劉冰等人的信批示說：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毛澤東說的話有沒有道理呢？我們先看寫告狀信的動機。一般來說，寫信向上級告狀，是本人受到迫害或不公正的待遇，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才寫信告狀的。前麵提到的李慶霖的告狀信，張鐵生的告狀信。黃帥的告狀信，以及後來《創業》編劇張天民的告狀，都是這種情況，告狀者本人是受害者。

　　遲群是劉冰的頂頭上司，是直接管劉冰的人。大家都知道一個最簡單的道理：縣官不如現管。得罪自己的頂頭上司，那麽自己的日子絕對不好過的。隻有上司沒有迫害自己，沒有侵害自己的權益，他再幹什麽荒唐的事情，隻要與自己無關，自己也不會去告狀上司。因為告狀上司，必然會得罪上司，那可是“吃不了兜著走”的苦果。所以一般人不到被迫害無奈，被逼上梁山的情況，是不會告狀頂頭上司的。

　　遲群雖然幹了不少荒唐事，但遲群並沒有迫害劉冰，這點劉冰在告狀信中也是承認的。而且劉冰的司機也指責他說：遲群對劉冰不錯，劉冰不該狀告遲群。

　　按照常理，遲群再幹荒唐事，隻要沒有迫害劉冰，劉冰是沒有必要告狀遲群的，畢竟這樣風險太大。如果劉冰真的是出於“覺悟高”、出於對“毛主席的忠誠”，那麽直接寫信給毛澤東就行了，根本沒有必要寫上鄧小平的名字。寫上“鄧副主席並呈毛主席”，就是意味著他們忠誠於鄧小平和毛澤東兩個人。這在毛澤東看來，當然是別有用心。

　　退一步說，假設劉冰真的是赤膽忠心之人，那麽他做事不會那麽“圓滑”。據劉冰自己說：我們還認為，按組織關係，北京市委是我們的直接領導，遲、謝的問題也應該報告市委第一書記吳德。我們決定在給主席的信發出一周後，估計主席已經看到時，再報告市委，這樣既保了密又不失組織原則。劉冰所謂“既保了密又不失組織原則”的做法，顯然是一種“圓滑”的政客風格，而不是赤膽忠心之人的所作所為。

　　再退一步說，假設劉冰真的是赤膽忠心之人，他以自己一個人的名義寫信給毛澤東，也還說得過去，問題是劉冰等四個黨委副書記和黨委常委聯名給毛澤東寫信。難道說劉冰等四個副書記同時都有那麽高的思想覺悟嗎？這是不太可能的，想用這個來騙毛澤東，是騙不了的。

　　（95）

　　一般來說，寫告狀信都是一個人的個人行為，劉冰他們以為四個人聯名寫告狀信，人多力量大，沒想到這樣反而露出他們“動機不純”的馬腳。

　　下級告狀自己的頂頭上司，除了被迫害，被逼無奈之外，還有第二種情況，就是看到上司的地位不穩了，快倒台了，這時趁機告狀，把上司扳倒，自己取而代之。劉冰等人的告狀動機，應該是這第二種情況，看到毛澤東對江青等人多次批評，所以趁機狀告江青的親信遲群和謝靜宜，一舉打倒這兩個人。

　　另一方麵，毛澤東也看到，劉冰等人要打倒的不僅僅是一個遲群，而是像遲群那樣，在文革中上台的一大批造反派幹部，他們要把造反派幹部全部打倒。所以毛澤東說：“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至於劉冰等人的第二封信，劉冰回憶說：9月30日晚舉行國慶招待會，北京市委電話通知：清華大學要有一位領導人參加，請學校將名單報上去。我請來惠憲鈞、柳一安商量，他們主張我去參加。我覺得不妥，因遲群是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所以我說：“還是把遲群報上去，在這些問題上要謹慎為好。”

　　他們堅持認為：“遲群是政治野心家，我們已經向毛主席、黨中央及市委揭發了他的問題，不能又推舉他參加這樣重要的政治活動，他已經不能代表清華了。在原則問題上要當仁不讓，這是代表廣大教職工去的，不是個人問題。”

　　但我思想上還有點猶豫，說：“從組織原則上我們要站得住才行。”

　　他們說：“這怎麽會站不住呢？我們已向市委匯報過遲群的問題，市委也沒有指定要他去，隻是指定去一位領導人，把你的名字報上去有何不可？現在就是要長一長我們的誌氣，打一打遲群的威風！這也是鬥爭嘛！”

　　我最終同意了他們的意見，第二天就把我自己的名字報給市委了。9月30日下午6時，北京市參加國慶招待會的同誌在市委會議室集合，遲群也來了。我吃了一驚，但繼而一想，準是謝靜宜把他弄來的，也就不奇怪了。

　　過了國慶節，我們告狀遲、謝的信仍沒有回音，真急人啊！我們商定：再寫第二封信，繼續揭發，要把遲群這兩個月來的醜惡表演一件件都寫上，還要把謝靜宜也掛上，適度地揭發她支持遲群，包庇遲群，使主席和中央知道她也有問題。

　　這封信是我起草的，10月13日完稿並複寫完畢。我們仍采取上次的辦法，由惠憲鈞將信送到鄧副主席住處，請警衛排長送交王秘書。但沒想到，那位排長轉達王秘書的話說：“這裏不收信了，信可送國務院。”

　　老惠回來說了這個情況之後，我們的心情都沉重起來，認為可能是第一封信出了問題。

　　（96）

　　為了能把第二封信送到小平同誌手裏，我們一起冥思苦想，最後我想到了教育部副部長李琦同誌。他曾擔任過總理辦公室副主任，接觸中央領導人較多。抗戰時期在太行山我們就熟悉，他為人正直，是一位可以信賴的老同誌，估計會有辦法幫助我們。

　　於是，在10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我來到李琦同誌的家，向他說明了情況，請求他支持我們。他聽完之後，非常高興地說：“沒想到清華內部幾位領導同誌起來揭發遲群、謝靜宜了。”

　　我插話說：“這叫後院起火嘛。”

　　李琦笑了，我也笑了。他接著說：“這件事太好了，你們做了件好事啊！我完全支持你們。小平同誌的秘書王瑞林我很熟悉，我在總理辦公室工作時他也在那裏，是一位很好的同誌。我把你們的信交給他不就行了嘛？”

　　我說：“上次的信就是王秘書收的，可這次不知什麽原因，他那裏不收信了。”

　　李琦說：“可能是送到家裏不方便吧。我到國務院見到他時，交給他也行。你放心，信一定能送到。”

　　我說：“那太好了，謝謝你呀。還有一件事，請你把我們揭發遲群、謝靜宜的事，向周榮鑫同誌報告一下，因為他是教育部長、黨組書記，這樣的事應當向他報告，這才符合組織原則。但是別的人你就別說了，請給我們保密。”

　　李琦說：“這沒問題，給你們保密，一定向榮鑫同誌報告。”

　　後來我得知，李琦同誌把信交給了當時擔任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的胡喬木同誌，是喬木同誌把信送給小平同誌的。但在那時，連向喬木同誌說聲感謝的話都不可能。直到粉碎“四人幫”後，喬木同誌到甘肅視察工作，我才有機會向他表示了感謝。

　　我無論如何沒有想到，給毛主席的這兩封信給我們招來了橫禍。

　　劉冰說“我無論如何沒有想到，給毛主席的這兩封信給我們招來了橫禍”，這話是實話。劉冰看錯形勢，以為揭發遲群可以立大功，所以他才積極寫了兩封信。如果劉冰知道揭發遲群要闖大禍，他是不會揭發的。從後來劉冰的各種表現來看，劉冰不是那種“不怕打倒”的人。

　　據吳德回憶說：不久，李先念同誌陪同外賓去見毛主席，外賓走後，毛主席留李先念、汪東興同誌談話。毛主席說：“劉冰的信矛頭是對著我的(指趕工宣隊、軍宣隊)。我就在北京，寫信為什麽要經過小平轉？小平偏袒他。”

　　毛主席還指出：小平、先念、東興、吳德、遲群、謝靜宜六個人開會，由李先念和汪東興同誌傳達他的意見，要這六個人提出如何解決的方案。

　　（97）

　　為了貫徹執行毛主席的指示，鄧小平同誌叫我起草一個方案。我提出的方案是，由參加六人會議的遲群主持召開清華大學的會議，讓遲群傳達，先開小會辯論，視情況發展再召開擴大會議。這個方案送李先念同誌看後，我吸收了李先念同誌的意見。鄧小平同誌對方案稍加修改，這個方案由我們四人簽名，報送了毛主席。很快批回來，毛主席畫了三個圈，表示同意這個方案。

　　這些情況向政治局匯報後，我就去清華大學黨委常委擴大會上進行了傳達。當時，毛主席的指示的第一句話是批評江青的，說她沒有自知之明。我在傳達時沒有傳達這句話，毛主席批評鄧小平同誌的意見也沒有傳達。我隻說劉冰同誌對遲群、謝靜宜同誌有些意見，寫了封信給毛主席，毛主席收到劉冰的信後，指示要開會辯論。

　　“四人幫”這回可抓住我了，張春橋質問我：“為什麽不傳達矛頭是對著毛主席的那句話？”

　　我說：“是辯論會嘛，如果先講了毛主席說這封信的矛頭是對著毛主席的，誰還敢講話？”

　　後來，清華大學開全校大會，“四人幫”逼著我去清華大學全校大會上傳達。無奈，我隻好去清華，但我隻講了五六句話，借口有事要先走，就交由遲群主持會議。這個事情後來被“四人幫”、毛遠新插手，鬧大了，開始“反擊右傾翻案風”，矛頭進而轉向鄧小平同誌。

　　毛遠新曾對倪誌福同誌說：“劉冰敢於給毛主席寫信反映遲群、謝靜宜的問題，因為背後有人支持。支持劉冰的有兩條線：一條線是鄧小平、周榮鑫、胡喬木、胡耀邦，另一條線是紀登奎、吳德。”

　　後來，“四人幫”策劃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清華黨委要向政治局匯報，周榮鑫、胡喬木、胡耀邦參加。鄧小平同誌事先向這些同誌打了招呼，讓他們準備在會上作檢討。

　　會議開始後，先是劉冰同誌起來“揭發”我們。劉冰說他的一封信是經胡喬木、周榮鑫等同誌送鄧小平後轉送毛主席的，另一封信是送給吳德，吳德又交給紀登奎的。胡喬木、周榮鑫、胡耀邦承認信是經過他們轉送的，並且做了檢討。我們“這條線”的紀登奎也檢查了幾句，我沒有吭聲。

　　這次會議的後一段是遲群、謝靜宜及清華大學的人站出來發言，揭發鄧小平同誌，語言比較惡毒，圍攻了一兩個小時。這些活動是“四人幫”和毛遠新策劃布置好了的，目的就是反對鄧小平同誌，打擊老同誌。

　　粉碎“四人幫”後，有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說我是“四人幫”的人，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是我在清華點的火。小平同誌出來說：“這件事我知道，他不是四人幫的人。”李先念同誌也作證，表示整個事情的過程他都知道。

　　據吳德回憶說：劉冰在政治局會議上“揭發”他們。吳德雖然用“揭發”這個詞加了引號，但性質並沒有變。估計劉冰看到形勢不妙，又反過來揭發吳德等人。

　　（98）

　　劉冰等人的兩封告狀信，是引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導火線。在1975年8月開始的“評《水滸》批宋江”運動，明顯是針對周恩來的，鄧小平還可以置身度外的。如果是一般人，為了自保，會趕緊與周恩來劃清界限，或者疏遠周恩來，但鄧小平並沒有因此而疏遠周恩來。1975年8月14日中央印發了毛澤東關於“評《水滸》”的指示之後，在8月15日和16日連續兩天，鄧小平前往三零五醫院同周恩來談話，以後仍以相當頻繁的頻度去周恩來那裏談話。

　　不久，鄧小平又表示了他對“評《水滸》”的看法。據《鄧小平年譜》記載：8月21日下午，出席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會議。會上胡喬木問：前不久毛澤東評《水滸》的指示，是針對什麽的？是不是特別有所指？鄧小平說:“就是文藝評論，沒有別的意思。是主席用三個月的時間聽讀《水滸》後的看法，要人整理出來的意見，絕不是指著當前黨內鬥爭的實際。”

　　9月7日，周恩來抱病最後一次會見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外賓。在會見時周恩來坦誠地說：“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麽，這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自然法則。”

　　然後周恩來轉過話題，稱讚鄧小平說;“我現在病中，已經不能再工作了。鄧小平同誌將接替我主持國務院工作。鄧小平同誌很有才能，你們可以完全相信，鄧小平同誌將會繼續執行我黨的內外方針。”

　　當時鄧小平將作為周恩來的接班人，隻是黨內高層知道，並沒有向黨外公布。周恩來這次主動把“鄧小平同誌將接替我主持國務院工作”的消息，透露給媒體，這也就是挑明鄧小平將接任國務院總理，為鄧小平造聲勢。

　　周恩來進一步說鄧小平很有才能，“你們可以完全相信……”，這句話與其說給外賓聽，更是說給國內的人聽的。所謂“你們可以完全相信”，就是讓國內的人民群眾相信鄧小平。

　　9月20日，周恩來施行大手術，鄧小平等人在醫院守候。周恩來在手術前，又特別向眾人大聲表揚了鄧小平。據《周恩來年譜》記述：9月20日下午施行大手術治療。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汪東興和鄧穎超等在醫院守候。進入手術室前，周恩來要工作人員找來自己於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所作《關於國民黨造謠汙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報告》的錄音記錄稿，用顫抖的手簽上名字，並注明簽字的環境和時間：“於進入手術室(前)，1975年9月20日”。

　　之後，周恩來躺在手術車上詢問：“小平同誌來了沒有？”

　　（99）

　　鄧小平即上前俯身問候。周恩來握住鄧小平的手，用力大聲說道：“你這一年幹得很好，比我強得多！”

　　進入手術室時，周恩來大聲說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在場的鄧穎超要汪東興將此情況報告毛澤東。手術過程中，醫生發現癌細胞已擴散至全身，無法醫治了。鄧小平當即指示醫療組盡一切努力，減少痛苦，延長生命。

　　據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記述：16年之後，1991年的9月29日，在觀看電影《周恩來》時，鄧小平仍然十分感觸。當年的情景仍然曆曆在目，他清楚地回憶著當時他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們在醫院守候的情況，清楚地記得周恩來在進手術室時對他大聲說的話語。他說：“總理講的是心裏話，也是講給‘四人幫’聽的。”

　　在1975年9 月時候，盡管毛澤東對鄧小平已相當多的不滿，但還是試圖把鄧小平放在接班人的地位上予以“考驗”。據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記述：直到1975年的9 月，毛澤東心目中，還是把鄧小平作為周恩來的接班人及他本人身後主政的人選之一。

　　9 月24日，毛澤東在會見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時，對客人說：“現在天下最窮的不是你們，而是我們。我們有8 億人口。我們現在有領導危機，總理身體不好，一年開過四次刀，危險；康生身體不好，葉劍英身體也不好。我82歲了，我也有病。”

　　毛澤東用手指著陪同會見的鄧小平說：“隻有他算一個壯丁。”

　　毛澤東稱鄧小平為“壯丁”，表明直到此時，他還是對鄧小平寄予了相當大的希望。在全麵整頓的過程中，鄧小平的所作所為雖然並不完全符合毛澤東的想法，但毛澤東選擇了顧全大局。因為他對黨和國家當時麵臨的狀況和問題是有所了解的，也認識到總得有人來進行一些整頓，隻要這個整頓不是太“出格”，他都可以容忍。

　　毛澤東讓毛遠新做聯絡員，令“四人幫”興奮不已。毛澤東晚年的時候，絕大多數中央領導人已不容易見到他。就連他的妻子江青，也很難見得到他。“四人幫”想要向毛澤東“告禦狀”進讒言，也是相當困難的。而現在，他們的人毛遠新終於可以跟隨在毛澤東的身邊，終於變成可以向毛澤東耳旁吹風的重要人物。對於“四人幫”來說，這真是一件連做夢都想不到的大好事兒。

　　機會終於來了，他們在歡欣興奮的同時，立即策劃於密室。這一次，他們要讓周恩來和鄧小平死無葬身之地。毛遠新真是“不辱使命”，新來乍到，便開始發揮作用了。11月2 日上午，毛遠新向毛澤東匯報。

　　（100）

　　據粉碎“四人幫”後審查“兩案”時，公布的罪證材料《毛遠新的筆記》記述：1975年11月2日上午，毛遠新向毛主席匯報了對形勢的看法。

　　我向主席說：今年以來，在省裏工作感覺到一股風，主要是對文化大革命。

　　1、文化大革命怎麽看？三七開？還是倒三七開？肯定？還是否定？

　　2、批林批孔運動怎麽看？似乎遲群、小謝講了‘走後門’的錯話，就不講批林批孔的成績了。口頭上也說兩句，但陰暗麵講得一大堆。

　　3、劉少奇、林彪的路線還需不需要繼續批？劉少奇的路線似乎也不大提了。

　　講到這裏，主席講：“對。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

　　主席：“你找鄧小平、汪東興、陳錫聯談一下，說是我讓你找他們，還有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到我這裏來。你當麵講，不要吞吞吐吐，開門見山，把意見全講出來。我已找小平談了兩次，昨天晚上又講了。”

　　後來主席考慮了一下說：“先找小平、錫聯、東興同誌開個會，你把這些意見全講出來，談完了再來。”

　　1975年11月2日晚，在上述四人會議上，毛遠新根據毛澤東的建議，開門見山地在會上講了自己的意見。毛遠新發言後，鄧小平也講了自己的看法。

　　小平同誌：“這個問題還可以再想一下。你的描述，中央整個是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而且是在所有領域都沒有執行主席的路線，說毛主席為首的中央搞了個修正主義路線，這個話不好說。”

　　小平同誌：“我是從今年3月九號文件開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算我的賬要從九號文件開始算起。從九號文件以後，全國的形勢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這可以想想嘛。對九號文件以後的評價，遠新同誌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壞實踐可以證明。”

　　1975年11月4日晚，毛澤東同毛遠新進行了談話。

　　主席：“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麵，看法不見得一致。”

　　我向主席說：“這次會議，爭取在對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上，能初步統一認識，對團結有利。目的是通過討論，團結起來，搞好工作，是這樣吧？

　　主席說：“對。”

　　主席：“這個不要告訴江青，什麽也不講。”

　　（101）

　　再據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記述：毛澤東也真是一番苦心安排，他是想讓毛遠新找這些人談談，特別是要找鄧小平談談，要毛遠新把意見提出來，當麵和鄧小平等人講清楚。為了便於鄧小平等人能夠接受毛遠新的意見，他特意沒有讓“四人幫”那幾個人參加。他知道鄧小平與“四人幫”之間矛盾太深，他怕“四人幫”一來攪擾，事情將會不可收拾。

　　毛澤東如此細心地進行安排，是希望鄧小平和其他的人，能夠聽進毛遠新的意見，能夠接受毛遠新的意見。如若這個安排成功了，那便是阿彌陀佛，謝天謝地，萬事大吉了。但這隻是毛澤東一廂情願的願望，事態向著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了。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1975年11月2 日晚，毛遠新以“聯絡員”的身份，將鄧小平、陳錫聯、汪東興等政治局委員找來開會。在會議上，毛遠新有恃無恐地按照毛澤東的意思，開門見山地把“意見”說了出來。

　　11月4 日，毛遠新向毛澤東匯報了11月2 日晚在會上與鄧小平爭論的情況。鄧小平不但完全沒有接受毛遠新的意見，而且態度如此之強硬，這令毛澤東大失所望了。聽完匯報後，毛澤東不高興地指示毛遠新：“繼續開會，範圍擴大一點，讓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張春橋也參加，八個人先行討論。”

　　毛澤東有些動火了，他要堅持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立場，他說：“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

　　毛澤東是在給評價文革“定調子”，他要求開八人會議時，要抓住當前兩條路線鬥爭，集中討論文化大革命問題，指示要以他的這個“結論”為基礎，對文革作個“決議”。

　　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召開了有鄧小平、陳錫聯、汪東興、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張春橋和毛遠新八人參加的會議，“四人幫”之一張春橋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氣氛如何，可想而知。會後，毛遠新即向毛澤東匯報了此次八人會議的情況。毛澤東還特別對毛遠新交待，說：“這個不要告訴江青，什麽也不講。”他是怕江青從中生事。

　　可見到了這個時候，毛澤東還是想通過統一思想，息事寧人，維持他安排的這個“安定團結”的結構和局麵，不想讓江青他們把事情鬧大了。

　　不知道是毛澤東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還是他根本沒有認識到毛遠新早已上了江青“四人幫”的賊船，他竟然會讓毛遠新不要把事情告訴江青。

　　（102）

　　試想，張春橋參加的會，江青怎麽能不知道？也可能，毛澤東是用這樣的方式，告誡毛遠新不要與江青走得太近。

　　毛澤東雖然開始對鄧小平不滿意了，但對“四人幫”的不悅，也並沒有因此而改變。鄧小平是否還能主持中央的工作？如果不能了，就要換人。要換人，換誰呢？毛澤東還在觀察，還在考慮，還沒有想好。毛澤東此時的心態，應該說是複雜的。不久，形勢急轉直下。

　　1975年11月20日，政治局召開會議，也就是前麵提到的八人會議，專門討論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毛澤東希望通過這個會議，在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這一問題上，統一思想認識。會前，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主持，中央作出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按照毛澤東的說法，這個《決議》的基調應該是：對於文革，總的評價是七分成績，三分缺點。

　　毛澤東讓鄧小平主持作這個決議，一是讓鄧小平這樣對文革有看法的人來作這個決議，可以堵住對文革持異議人的嘴，讓人不敢再唱反調；二是，毛澤東再給鄧小平一個機會，讓鄧小平改變觀點。毛澤東對鄧小平，真應該說是“仁至義盡”了。

　　分析毛澤東的內心，他既真心地賞識鄧小平的才幹和品格，又惱恨鄧小平對文革的態度。他對鄧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鄧小平能夠就此妥協，順從了他這一個最後的心願。

　　毛澤東實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這一番“安定團結”的政治格局，是他經過很長時間的考慮所進行的選擇，不到萬不得已，他是不想再變動了。但是令毛澤東悲哀的恰恰卻是，鄧小平具有和毛澤東一樣的性格，也是一個在原則問題上絕不會讓步的人。

　　在毛澤東這樣殷切的期望下，鄧小平沒有接受毛澤東的建議。鄧小平明確地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鄧小平的意思說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為一個脫離運動的“世外”之人，對於文革，他既沒有參與也不了解，因此“不適宜”由他來寫關於文革的《決議》。其實，最根本的，他不願違心地主持寫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

　　鄧小平這種完全不讓步的態度，使得毛澤東下決心進行“批鄧”。在毛澤東政治生命的最後關頭，他要堅定不移地捍衛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許任何人對此存有非議，更不容許任何人翻文革的案，這是他所堅持的最後原則。

　　（103）

　　劉冰等人給毛澤東上書狀告遲群，遲群當然也不是省油的燈。1975年10月25日，他鼓動清華大學人事處負責人林鈞萬上書毛澤東，告狀教育部長周榮鑫。因為劉冰等人的職務太低，不值得對他們告狀，要告狀就告一個“大的”。

　　林鈞萬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周榮鑫同誌組織上任人唯親，搞宗派，想把遲群同誌從政治上搞臭，組織上搞倒，把他從教育部門領導班子中趕出去。遲群同誌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實際行動為教育革命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在教育戰線上是有影響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毛澤東在該信上批示：“先做調查，然後討論一次。”這樣一來，遲群等人就在清華大學公開向周榮鑫叫板了。1975年12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清華大學批判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該文寫道：【最近，教育界有一種奇談怪論。這無非是說，教育革命搞過頭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複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舊教育製度。

　　堅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須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然而教育界的怪論卻偏在這個問題上唱反調，強調“要挑中學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學”，這不是明明要脫離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另搞一套嗎？要恢複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學生“直接上大學”的招生製度，實際上就是否認了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對教育革命的普遍意義。

　　照此下去，毛主席關於教育革命的一係列指示，就會一步一步地被篡改，被屏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就會被攻擊，被否定。這樣做，就是要“扭”回到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上去，搞什麽“拔尖子”的資產階級教育，引誘學生去爬那個“小寶塔”，即通向資產階級精神貴族的階梯。

　　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26號文件，轉發《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報告》。該文件說：今年七、八、九三個月，社會上政治謠言四起，攻擊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帳。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在教育界，尤其突出。

　　教育部周榮鑫同誌到處講話，製造和散布種種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談怪論，反對毛主席的教育路線，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並且直接插手劉冰等人的誣告信。因此，清華大學這場鬥爭，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

　　中共中央要求將《報告》下發到大、中、小學校的黨支部。《報告》下發後，一場全國範圍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就轟轟烈烈地正式開始了。

　　（104）

　　不過毛澤東也不是一下子就展開這場運動的，他事前要“打招呼”。這個理由也很簡單，因為毛澤東從1974年開始，多次在公開場合表揚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強”等，並且親自提名鄧小平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親自讓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現在毛澤東要來個180度大轉彎，又要批評鄧小平搞“右傾翻案風”，這不免讓很多人思想轉不過彎來。所以，毛澤東需要在這次運動之前，向高官們“打招呼”交底，統一思想。

　　1975年11月13日，毛澤東就“打招呼”問題作了一個批示：要向一些同誌打個招呼，以免這些同誌犯新的錯誤。過去(文革初期)隻有河南跟80%的縣委書記打了招呼，所以他們沒有受衝擊。一些老同誌打個招呼，如周榮鑫、胡耀邦、胡喬木，劉冰、李井泉等幾十人也要打招呼。

　　11月14日下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鄧小平和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在國務院召集胡喬木、周榮鑫、胡耀邦、李昌開會，在小範圍內先“打招呼”。11月17日，“打招呼”擴大到17人，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等人都參加了會議，劉冰等人也列席了會議。

　　11月24日，“打招呼會”正式召開，參加者為全體在京政治局委員，各大軍區司令員、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書記等。會上由鄧小平宣讀毛澤東審批的《打招呼會要點》，會後分組進行座談討論，但許多老幹部的思想並沒有因此而被“打通”。關於這次“打招呼會”，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寫道：

　　1975年11月24日下午，中央召開“打招呼會”，會議由仍然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主持。鄧小平先講話。他說：“今天開的是打招呼的會議。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員都到了，還請了一百多人。我先念一念毛主席批準的政治局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

　　簡短的開場白後，鄧小平宣讀了毛澤東親自審閱批準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要點》內容如下：

　　一、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人，於1975年8月和10月兩次寫信給毛主席，他們用造謠誣蔑、顛倒黑白的手段，誣告於1968年7月帶領工人宣傳隊進駐清華、現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副書記謝靜宜兩同誌，他們的矛頭實際上是對著毛主席的；

　　二、毛主席指出：“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指毛主席)的。”

　　中央認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盡管黨的“九大“、”十大“對文化大革命已經作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

　　根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辯論，弄清思想，團結同誌，是完全必要的。

　　（105）

　　三、清華大學的這場大辯論必然影響全國。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誌打個招呼，以免這些同誌犯新的錯誤。中央希望大家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同廣大幹部、廣大群眾團結在一起，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各項工作做好。

　　鄧小平傳達的《要點》，實際上是“奉命”把毛澤東對他的批評向老同誌們做個通報。而毛澤東指示召開這次會議，則有兩個目的，一是要讓鄧小平在傳達的時候當眾作個檢查；二是要通過這次傳達，切切實實地給老同誌們“打個招呼”，要大家都知道毛澤東的態度，讓老同誌們回頭轉彎，不要再“犯錯誤”了。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擴大傳達到黨政軍各大單位負責人。在召開“打招呼會”和下發中央通知後，開始了一場新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這個運動迅速擴大到全國範圍。

　　對於鄧小平來說，發起這場運動對他進行批判，是預料之中的事情。鄧小平既然下定決心進行全麵整頓，既然下定決心堅持不妥協的態度，就早已做好了被再次批判和打倒的精神準備。在全麵整頓的過程中，他就多次講過，要做一個“不怕被打倒的人”，他曾說過：“老幹部要橫下一條心，拚老命，‘敢’字當頭，不怕，無非是第二次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緊，也是個貢獻。”

　　“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開始了，周恩來十分憤慨，也十分擔憂。12月8 日，鄧小平到醫院看望周恩來。同日，汪東興、王洪文、李先念、陳永貴及王海容、唐聞生等也看望了周恩來。周恩來在與王洪文的談話中，提醒王洪文要記住毛澤東1974年底在長沙談話時關於“江青有野心”的告誡。周恩來身在病中，這是他能為鄧小平所能做的唯一事情。

　　周恩來看到批判的烈火越燒越旺，為他的老戰友擔心。周恩來擔心鄧小平是否能夠頂住這一次批判狂潮，特地把鄧小平找來，關切而鄭重地問鄧小平：“態度會不會變？”

　　鄧小平明確答複周恩來：“永遠不會！”

　　周恩來聽了以後，從內心感到高興，說：“那我就放心了！”

　　這一次的交談，是這兩位心靈相通的老戰友的一次心神交流，是他們置一切個人榮辱乃至生命於不顧的一次政治盟誓。這一次談話，實在太重要了。十多年後，鄧小平對此依然念念不能忘懷，他曾多次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多次給我們講述那一壯烈的瞬間。

　　《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繼續說：1975年的12月份，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批判鄧小平。會上氣氛十分激烈，“四人幫”一夥氣焰囂張，大肆批判鄧小平和他所領導的全麵整頓。真是怪哉，批判鄧小平的會議，竟然仍由鄧小平自己主持。不過，這種所謂的主持，已經完全流於形式了。

　　父親後來形容這些會議時說：“我主持會，也就是開始時說聲‘開會’，結束時說一句‘散會’。”其他的時候，他隻是沉默地坐在會場裏，一言不發。

　　（106）

　　12月20日，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作“檢討”。在政治局會上作“檢討”，他竟然連個正式的文字稿子都沒有寫，可見他對這次“檢討”的態度。鄧小平這次的“檢討”，隻留下了一個會議記錄。在檢討的開場白中，鄧小平說：“首先感謝主席的教導，感謝同誌們的幫助，特別是青年同誌的幫助。我自己對這些錯誤的認識也是逐步的。”

　　接著他說：“先談談我的思想狀態。在九號文件以前一段時間，看到相當部分工業生產上不去，事故比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較嚴重，確實很著急。在這次會議之前，我還自認為這些方法是對頭的，所以，當有同誌對這些方針和方法提出批評的時候，我還覺得有些突然，有些抵觸情緒。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認識問題。”

　　鄧小平“檢討”中說的是坦誠的心裏話，他坦率地承認，他“犯錯誤”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八年被打倒沒有工作，而是因為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這是鄧小平的“檢討”，更是他對自己整個思想和認識的一個不回避的申訴。

　　這次會後，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信，並隨信附上了他這次“檢討”的記錄。在信中，鄧小平寫道：“主席：在今晚的會議上，我對自己的錯誤作了一個檢討性的發言，現將這個發言送呈主席審閱。當然，這是一個初步的檢討。我希望能夠取得主席的當麵教誨，當然應該在主席認為必要的時候。”

　　鄧小平現在已經見不到毛澤東了，他通過呈送他的“檢討”，表達想麵見毛澤東的意思。對鄧小平的信和“檢討”，毛澤東當時沒有作任何批示。但是，對鄧小平進行批判和“幫助”的會，還要繼續開。

　　1976年1 月3 日，鄧小平被迫在政治局會議上作第二次“檢討”。大概因為第一次“檢討”太不正式了吧，所以這一次，鄧小平作的是書麵“檢討”。這次“檢討”的內容與上次大同小異，隻是根據別人提的意見，加上了一條：“提出要以‘三項指示為綱’這樣重大問題，沒請示主席，沒提到政治局討論。”

　　作完這次“檢討”後，鄧小平再次給毛澤東寫信。信中寫道：“上次在政治局會上作過初步檢查之後，又聽到遠新同誌傳達主席的一些重要指示。先是六位同誌，隨後又是兩次大的會議上，同誌們對我的錯誤進行了嚴肅的分析批判和幫助，使我認識到上次檢查不足。對我批判的會議，還要繼續開。我除了繼續聽批判外，還希望能夠向主席當麵陳述對於自己錯誤的認識，聽取主席的教誨。當然，要在主席認為可以的時候。”

　　鄧小平向毛澤東再一次提出“麵陳”的要求，毛澤東沒見鄧小平。在鄧小平第二次“檢討”後，1976年1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兩次“檢討”作出批示：“印發政治局討論。”

　　這個批示的意思已很明顯，毛澤東對於鄧小平的“檢討”仍不滿意，讓大家繼續進行“討論”。不言而喻，繼續“討論”就是繼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