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七二（崇新嶽 百思峰 ）

 

（63）

 

　　粉碎“四人幫”之後，“王張江姚專案組”於1976年12月編印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j證(材料之一)》，其中印發了章含之於1976年4月25日寫給毛澤東親筆信的影印件，此信用鋼筆在5頁白紙上寫成：

　　去年夏季我們曾聽到一件誣告江青、春橋同誌的事件。現在想來，這是鄧小平在幕後策劃的。現將事件經過向主席報告：

　　去年(1975年)夏天，大約8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兩位同誌來找我，說有件事要了解。她們說她們去看了康生同誌，是鄧小平帶話給她們，說康老想見她們。後來康老的秘書直接打電話與她們聯係約時間。小唐說她們請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後她們才去的。

　　接著，她們說康老病很重，恐不久於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們轉報主席。康老說：江青、春橋兩同誌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過春橋同誌的檔案，是江青同誌給他看的。

　　康老要海容、小唐找兩個人去了解情況，一個叫王觀瀾、一個叫吳仲超。康老說這兩個人可以證實江青、春橋同誌是叛徒。海容、小唐說：她們想問問喬冠華同誌是否認識王、吳二人。喬說：他隻知有此二人，並不認識。

　　她們又說：聽說江青同誌的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華南的報紙上有登載，問喬當年在華南工作是否見到過這類消息和文章。

　　喬說：他隻見過生活上對江青同誌的攻擊，從未見過涉及政治叛變這一類的東西。

　　關於春橋同誌的情況喬說他完全不知道。當時我說文化大革命期間聽說上海有一派貼過大字報說春橋同誌是叛徒，後來被壓下去了。

　　當時我們都勸王、唐兩位，不要替康老傳這些活。我們說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報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書寫下來，而不應該叫兩個不了解情況的年輕同誌傳這種話。我當時說：尤其關於江青同誌這些話更不應該傳，這樣做客觀上矛頭是對著主席的。

　　小唐說：他們這些老同誌不會把江青同誌的事擴大的，不過她應當退出政治活動，將來叫她養老，去看看她還是可以的。

　　以後我們再也沒有問起此事。但是在她們談此事後不久，有一次在人大會堂宴會散會時，我見到一個行動有點困難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過，我問她此人是誰?她說：“這個人就是吳仲超。”不知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吳仲超出席宴會的。

　　以上情況特報主席參閱。含之。1976年4月25日

　　江青看了章含之的信後，在她的信上做了如下批示：此類事逐漸會揭發出來，我看他們是否高超過林彪？據說，他們的大、小艦隊活動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艦隊有過之而無不及。

　　吃的飽飽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場更大的勝仗！

　　上述《罪證材料》，對章含之的信有如下說明：喬冠華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經過一番密謀策劃，由章含之出麵，於1976年4月25日寫了一封名義上給毛主席，實際上送給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誌揭發江青、張春橋是叛徒。江青氣急敗壞，寫了一大篇話，惡狠狠地汙蔑周恩來同誌、康生同誌、其他中央領導同誌。

　　這封寫給毛澤東的“告密信”，章含之在她的《回憶錄》中均未提及。章含之為什麽要寫這封“告密信”呢？這在後麵分析。

　　（64）

　　章含之的這封信，並沒有引起毛澤東的重視，道理很簡單，因為它是“過時新聞”，不值錢了。章含之寫這封信有一個大背景：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牆倒眾人推，鄧小平被撤職後，很多人紛紛給毛澤東寫信，揭發鄧小平。章含之在1976年4月25日寫的這封信，就是在這股“推牆風”中的一封。而且，章含之的這封“告密信”並不高明，不但沒有讓毛澤東相信她的忠誠，反而讓毛澤東懷疑她的忠誠度。

　　章含之揭發的問題，是半年前1975年8月發生的事。章含之在半年前為什麽不揭發這件事呢？顯然當時她是害怕鄧小平，不願意得罪人；現在鄧小平打倒了，不用怕得罪鄧小平了，所以這時才出來揭發。從毛澤東的角度來看，章含之這封信隻是一種投機性質的東西，不值得重視。

　　但在另一方麵，公開出來的章含之這封信，反映出當時政治鬥爭的激烈程度，是難得的曆史研究史料。章含之信中提到的第一件事，是康生向毛澤東匯報，江青和張春橋曆史都是叛徒。一般認為，康生和江青等人是一夥的，而且康生與江青還是同鄉，兩人的關係一直良好，為什麽康生在突然要告發江青呢？在分析這件事之前，先看一下康生告發江青和張春橋行動。

　　據現在看到的資料，康生告發江青和張春橋，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74年12月，周恩來去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的準備情況之前。據《百年潮》(中共黨史學會期刊)2006年登載《康生為什麽突然揭發江青張春橋》一文記述：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出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毛澤東在對江青一夥多次批評的同時，重申由周恩來主持黨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

　　麵對這種形勢，康生對江青的態度發生了急劇轉變。他急忙與江青一夥拉開距離、劃清界限，轉而靠近周恩來和鄧小平，並做出一係列姿態：他拒絕江青的探望，氣得江青大哭大鬧；他一改冷漠態度，詢問和關心起周恩來的病情；他拖著病體讓人用擔架抬到周恩來那裏，揭發江青和張春橋都是叛徒。

　　1974年12月，在周恩來即將於23日赴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工作之前，病入膏肓的康生讓人用擔架把他抬到周恩來那裏，揭發江青、張春橋的問題。

　　其實，康生揭發江青和張春橋，與“四人幫”拉開距離也好，靠攏周恩來和鄧小平、表示友好也罷，並非真心實意。而康生臨死前機關算盡所玩弄的“揭發江青、張春橋”這一招，反而留下了他投機鑽營的最後佐證。

　　（65）

　　另據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記述：在周恩來到長沙之前，慣於投機的陰謀家康生，突然到醫院看望周恩來，向他談了江青、張春橋的政治曆史問題。1974年12月26日毛、周單獨會談時，周恩來向毛澤東談了張春橋的嚴重曆史問題。毛澤東說：“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講過。”

　　1975年8月，康生又把王海容、唐聞生找到釣魚台8號樓，向他們談了江青、張春橋的政治曆史問題。康生說：“張春橋是叛徒。江青曾經給我看過張春橋的檔案。”

　　接著，康生又說：“江青也是叛徒。1930年代在上海被捕過，叛變自首。”

　　康生並且一再責備自己，過去對江青使用不當，不應利用她做情報工作，不應在延安派她在黨校、魯藝學習。康生還幾次高喊：“江青是叛徒！江青是叛徒！”

　　康生與江青、張春橋在整人、亂國上本是一夥人，此時為了各自的利益已勢同水火。康生的揭發之舉，肯定是出於一己之私，屬投機行為，但由於他身居高位，長期管情報，管審幹，又與江青有淵源甚深的特殊關係，所以對江青、張春橋的曆史情況了如指掌，因此，他的揭發，應該是準確無誤的。他向兩個最重要的人物做了揭發，一是周恩來，一是毛澤東，通過王海容、唐聞生，目的顯然是為了徹底搞掉江、張二人。

　　康生第二次告發江青和張春橋，是在1975年8月，通過王海容、唐聞生向毛澤東匯報，這件事章含之的信中專門提到。康生第三次告發江青和張春橋，是在1975年底，再次向周恩來告發。康生在1975年12月16日去世，這次告發是康生死前兩、三周的事。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在回憶錄中寫道：

　　康生的病情發展較快，精神狀況越來越差，不肯接受任何治療。康生整天不服藥、不吃飯，甚至連水都不肯喝。這便造成嚴重的全身營養不良性浮腫。周恩來多次勸康生進食，但效果不大，均被拒絕。有一次，醫療組忽然電話報告周恩來：康生拒絕一切治療措施，大發脾氣。

　　周恩來隻得放下手頭的工作趕往釣魚台，同康生耐著性子講道理，說服他接受治療。這次，康生總算給周恩來麵子，吃了一次藥。可是周恩來不能每次都去陪他服藥，所以後來康生在治療中輸液與服藥，幾乎都是斷斷續續地進行，搞得醫療組的專家們擔驚受怕，苦不堪言。

　　事情的進一步發展出乎周恩來的預料，康生居然懷疑到周恩來的頭上來了。對於周恩來經常去看望他感到不安、不滿及惱怒。有一次，康生的一位保健醫生向他報告：“總理要來看望您。”

　　“總理怎麽又來了？他為什麽常要來看我啊？他想幹什麽……”康生聽後大發雷霆，提出了一大堆叫醫護人員聽了害怕的問題。康生在發火時，表現出坐臥不安的樣子。

　　康生的醫生悄悄地將此情況告訴了我，並要我向周恩來如實報告，由周總理判斷裁奪。待我隨周恩來回到西花廳，便找機會將事情的經過向他作了詳細的匯報，並建議他以後少去那裏，有事可讓紀登奎同誌先處理。周恩來聽後未作任何表示。但自此以後，周恩來去康生那裏的次數明顯地減少了。

　　（66）

　　1975年初冬的一個深夜裏，周恩來所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他正躺在床上輸液治療。醫院病房值班室的同誌突然接到康生辦公室的電話：“康老馬上要到醫院去看望總理，請你們向總理報告一下。”

　　我得知這個情況感到不可思議。大家明明知道康生久病臥床不起，且已病入膏肓，哪還有精力來看望周總理？而且，此時的周恩來也處在重病階段，身體非常虛弱，基本臥床。可是，值班同誌沒有權利猶豫，隻好立即向周恩來如實報告。

　　周恩來聞訊後，馬上吩咐醫護人員撤除身上的輸液裝置等一切管子，趕緊幫助他下床，穿好睡衣，坐到輪椅上，送他到客廳，扶他下了輪椅坐到沙發上，讓他一個人靜靜地等待康生到來。

　　數九寒天，更深夜靜，刺骨的西北風正刮得呼呼地響，室外氣溫很低，窗玻璃上的水蒸氣凝結成幾條彎彎曲曲、往下慢慢悠悠流淌的細水流。不多一會兒，醫院大門口的警衛人員報告說，康生的汽車到了。我們按事先的安排，將病房西側的車廊大門打開，讓康生的汽車開進房子裏，便於保溫，避免著涼。

　　那天夜裏，康生是乘救護車來的。當車開進車廊，工作人員即關閉大門後才打開車門。康生躺在救護車的擔架上，身上蓋著厚厚的被子，正在輸液和吸氧氣。燈光下，看見他的氣色很不好，臉色灰暗，眼睛無神地向上凝視著。大家一起將平車推到救護車旁邊，康生處的醫生、護士等工作人員和我們一起幫助把擔架抬到平車上；護士高舉著輸液瓶，有人負責照料其他管子，好幾個人細心而平穩地推著平車送康生進周恩來的客廳。

　　平車推到客廳的中心位置，康生仍然躺在擔架上，護士幫助康生將頭側向右邊，他看到了由護士攙扶著站在那裏的周恩來。康生說話的聲音非常輕微，他哆哆嗦嗦地想伸出右手來，跟周恩來打招呼，結果沒有成功。

　　周恩來在靠近康生擔架右側坐下，我們把電鈴按鈕放在總理手邊。周恩來用手示意屏退所有工作人員，我們把門關上，房間裏隻留下他們兩人單獨談話。

　　他們的談話大約進行了一個小時左右，病房值班室的電鈴響了，大家知道他們的談話結束了。醫生護士推門進去，攙扶周總理站起來同康生告辭。這是康生與周恩來的最後一次見麵談話。就在他們這次談話後大約兩、三周，康生便離開了人間。

　　有關那次談話的內容無人知曉。直至粉碎“四人幫”以後，才斷斷續續地聽到一點傳聞，據說是康生在臨死前，到解放軍三五醫院去告訴周恩來，江青和張春橋在曆史上曾有過政治變節行為。

　　康生整人整了一輩子，可說是光明磊落的中國共產黨內的陰險狡詐之徒。無論是1942年的延安整風，還是建國後的“文化大革命”，周恩來都是被他整治的對象。康生行將就木之際，為什麽要把江青、張春橋這兩個“同一戰壕裏的戰友”的老底抖落出來，且恰恰反映給政治對手周恩來？這是一個迄今難解之謎。

　　（67）

　　康生在一年之中，前後三次告發江青和張春橋，兩次向周恩來親自告發，一次通過王海容、唐聞生向毛澤東告發。看這個架勢，康生似乎是非把江青和張春橋扳倒不可，臨死前也不放過他們。在分析康生的告發動機之前，先分析一下江青和張春橋到底有沒有曆史問題。

　　中共中央於1977年3月6日發出《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專門提到江青和張春橋的曆史問題。該文件稱：根據大量確鑿的證據，現已查明，張春橋是國民黨特務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階級異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劉少奇、林彪、王張江姚這三個反黨集團，證明任何偽裝的反革命要搞垮我們這個黨都是癡心妄想，證明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偉大理論的無比正確，證明毛主席締造和培育的黨是不可戰勝的。

　　張春橋的曆史，的確有一點複雜。據該材料說：1932年至1934年，張春橋在濟南正誼中學讀書期間，充當國民黨特務，積極進行反共活動，密告領導反蔣抗日學生運動的負責人和積極分子。1932年春，國民黨複興社在濟南建立法西斯蒂組織華蒂社，張春橋是華蒂社的發起人之一和中堅分子。

　　1935年5月，張春橋到上海，在國民黨複興社特務崔萬秋的指使下，從事擁蔣反共活動，瘋狂反對魯迅，積極參加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1937年9月，張春橋返回濟南，在山東複興社特務頭子秦啟榮指令下，由複興社特務趙福成掩護，伺機潛入我根據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張春橋隱瞞了他的國民黨特務身份和反革命曆史，隱瞞了他的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父親的反動曆史，於1938年8月混進黨內。

　　張春橋在中學讀書期間，的確進行過一些“擁蔣反共”活動，這也沒有什麽大驚小怪的。了解曆史的人，都知道當時是蔣介石統治時代，當時遵紀守法的本分中學生，就是要追隨蔣介石“擁蔣反共”，絕大部分中學生都是這麽做的，所以張春橋做的那些事並不應該算“特務活動”。在國民黨統治時代，張春橋參加國民黨領導下的組織“華蒂社”，也是很正常的事。

　　後來張春橋到上海參加國民黨的複興社活動，可以說是年青人初闖社會，什麽組織都要參加一下試試看，在分析對比中，發現哪個組織適合於自己。這就像我們今天找工作的一樣，年青人多找幾個公司嚐試一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上海期間，張春橋化名狄克，在國民黨辦的報紙上發表攻擊魯迅的文章《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當時張春橋還沒有加入中共，所以加入國民黨組織也不應算“叛黨”。至於攻擊魯迅，進行反共活動，也是遵照國民黨政府的指示辦事，不能說是什麽大問題。1937年，張春橋對國民黨失望，來到延安投奔中共。當時像張春橋這樣的人，在國民黨那邊幹了一段時間，都國民黨失望了，轉而投奔延安，應該說也不少。

　　（68）

　　至於江青，該材料說：1926年江青到天津，在其姐夫奉係軍閥部隊軍官王克銘家，仍過著剝削階級生活。1929年春，在濟南加入山東省實驗劇院，深得該院院長國民黨山東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委員趙太侔的賞識。1931年春，由趙太侔資助進青島大學當旁聽生。1933年2月，江青在青島由俞啟威(黃敬)介紹加入共產黨，同年七月俞啟威被捕，她跑到上海，失去了黨的關係。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聯”和共產主義青年團。1934年10月，江青被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自首叛變，12月出獄。不久與國民黨特務崔萬秋來往，關係密切，並在影劇界積極從事擁蔣活動，為國民黨效勞。1937年7月，江青到西安，與叛徒徐明清訂立攻守同盟後混入延安。同年10月，她隱瞞了自首叛變的曆史，由徐明清出麵作假證明，鑽進黨內。

　　江青的曆史比張春橋簡單得多，她在上海與中共黨員俞啟威同居時，由俞啟威介紹加入中共，後來因為從事左翼活動，被國民黨抓捕過。不過江青當時是很小的人物，國民黨抓她這樣的人，隻是嚇唬一下，試圖把她嚇倒不敢再幹左翼活動。江青在出獄發表過聲明，說過一些“擁蔣反共”的套話，這不過是敷衍了事，不應該作為什麽大問題。

　　據當時與江青在一起的“叛徒”徐明清交代說：1935年4月我在上海被捕，1936年叛變出獄後去西安。1937年7月下旬，江青從上海到西安，住在我的宿舍，她說：“我不願在上海住下去了，各方麵的關係處得不好，生活很不愉快，這次來，不告而別，也沒有帶什麽關係，反正有你在這裏，好辦。”並問：“要到延安去學習，能找關係進去嗎？”

　　我說：“我帶你去八路軍辦事處找找熟人。”

　　一天晚上，江青向我說：“你被捕出來的情況，我在上海聽說過了。”

　　我說：“真倒黴！我有兩個叛徒對質，在杭州又有兩個叛徒老鄉，知道我一些情況。要出來，隻好履行自首手續。”

　　江青說：“這有什麽辦法呢！我當時在獄中也寫了個聲明，說我沒有參加過共產黨，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以後也決不參加共產黨，但這還不行，還得填寫自首登記表，才叫保釋。”

　　8月初，江青由我介紹，經八路軍辦事處批準，去了延安。

　　按現在的標準看，因張春橋過去曾經為國民黨效勞過，把他打成“國民黨特務”;因江青在出獄時發表過“擁蔣反共”的聲明，把她打成“叛徒”，似乎是小題大做了。

　　但按當時的標準看，曾經為國民黨效勞過，曾經發表過擁蔣反共的聲明，就是曆史上有汙點，就是有曆史問題的人。因此，康生按照當時的標準告發江青和張春橋的曆史問題，也是可以說得過去的。

　　（69）

　　前麵提到，按照文革時的標準，即使不把張春橋打成“特務”，把他劃為具有重大曆史問題，不能重用的人，也是毫無問題的。再加上張春橋妻子文靜曾經投降過日偽，這更成為揪張春橋的絕好材料。因此，曆史問題一直是張春橋的短處，要不是毛澤東力保，張春橋早就被別人拉下來了。

　　康生跟隨毛澤東多年，早看出來毛澤東要重用張春橋的心思。如果毛澤東要拿掉張春橋，康生揭發張春橋，那是給毛澤東幫忙；而毛澤東要重用張春橋，康生來揭發張春橋，那就是給毛澤東幫倒忙了，會惹怒毛澤東，至少會讓毛澤東十分不快。那麽康生為什麽明知故犯呢？這個問題要從康生的曆史談起。

　　康生1898年生，與周恩來同年。康生原名張宗可，出生於山東的名門望族世家，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別擅長書法繪畫，有相當的藝術造詣。1924年康生進入上海大學學習，這是康生人生的契機。上海大學是國民黨元老於佑任開辦，實際由共產黨掌握的學校。康生在上海大學就讀社會科學係，該係的係主任是瞿秋白。

　　上海大學是早年中共培養人才的大本營，有多位上海大學的學生後來成為中共高官。比較著名的有康生、陳伯達、楊尚昆、饒漱石、秦邦憲、王稼祥等人，還有一人李碩勳值得一提。

　　李碩勳就讀上海大學之後，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後來成為周恩來的主要助手之一。1931年李碩勳被國民黨逮捕，然後被處決。李碩勳在處決前給妻子趙君陶寫了一份遺書，這份遺書現在北京軍事博物館展出。該遺書寫道：陶：餘已直認不諱，日內恐即將判決，餘亦即將與你們長別。死後勿為我過悲，惟望善育吾兒。你宜設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謀自立為要。死後屍總會收的，絕不許來，千囑萬囑。

　　李碩勳遺書中提到的“吾兒”，是生於1928年的兒子李鵬，李鵬後成為周恩來的養子，並於1988年至1998年任國務院總理。

　　1931年4月，原來負責的“中央特科”顧順章叛變，使中共在上海的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所謂“特科”，就是從事秘密情報的組織，類似於蘇聯的“契卡”，是具有極大實權的組織。顧順章叛變後，中共重新組成新特科，康生負責特科工作，這使成為康生掌握中央核心實權的人物。

　　1933年，在上海租界的中共總部遷到江西蘇區，康生則被派去蘇聯，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副團長，而當時的團長則是大名鼎鼎的王明。康生在蘇聯取了俄文名字，中文音譯就是康生。1934年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康生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康生雖在王明的領導下工作，但康生並沒有加入王明集團，不屬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1937年康生和王明一起回到延安，之後康生開始追隨毛澤東，受到毛澤東的信任，成為毛澤東最早的支持者之一。

　　（70）

　　康生在延安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黨校校長，兼任新成立的中央社會部(即過去的“特科”)部長，負責黨內的情報工作。康生因為負責黨內情報工作，可以自由查看每位高官的個人檔案，對每位高官的“底細”比較清楚，這為他後來“整人”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1942年，康生幫助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整了不少人，積怨甚多。因此，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康生失勢，雖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被免去中央社會部部長，失去了實權，開始坐冷板凳。1956年中共“八大”上，康生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比起他在“七大”上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康生在黨內的地位進一步下降了。

　　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康生大批彭德懷：你彭德懷，早年起名叫‘彭得華’，為什麽？不就是想一人得有中華嗎？說你是野心家，一點都不冤枉！你還起個號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陰謀嘛！此後，康生重新受到毛澤東的重用，擔任《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副主任(劉少奇為主任)，中央理論小組組長，開始負責中共的理論工作。在中蘇關係破裂之後，康生主持起草“九評蘇共”。

　　1966年文革開始後，康生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因為曾負責過中央“特科”，對每個老幹部的“底細”很清楚，這成為他在文革中“整人”的優勢。毛澤東曾說：“有人對康生不滿，他們怕康生。康生是我們黨的活檔案。”

　　1968年，康生接管中央調查部(建國後“中央社會部”改名“中央調查部”)，再次負責情報工作。1969年“九大”上，康生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這是康生政治生涯的頂峰。林彪事件後，康生開始稱病休養，基本上不再過問中央政治事務。

　　1972年，康生也的確發現患有膀胱癌，所以康生稱病也不是假的。但康生的病情，絕不是到了不能過問政事的地步，這是他自己主動病退。1973年中共“十大”上，康生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毛澤東、周恩來、王洪文之後，但康生此時已不問政事，他的中央副主席隻是名掛而已。

　　毛澤東發起文革，除了他個人的威信之外，還依靠幾支重要的支持力量：以林彪為首的林彪集團，以陳伯達為首的“北京幫”，以江青為首的“上海幫”，還有兩個未結幫的個人：康生和公安部長謝富治。隨著文革的展開，“北京幫”中的王力、關鋒、戚本禹首先在1967年倒台；陳伯達也在1970年倒台；林彪集團於1971年倒台；謝富治於1972年病逝。到1974年，支持毛澤東搞文革的力量，僅剩“上海幫”和康生。

　　縱觀康生在文革中的表現，他並不是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而很有“騎牆派”的味道。康生的這種態度，也是因為有前車之鑒。在延安整風時，康生為毛澤東出了大力，但最後康生並沒有因此而得到“獎賞”，反而因為得罪人很多，被排擠到冷板凳上。對於康生來說，這是幹了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

　　（71）

　　因此在文革中，康生特別注意不得罪重要人物所以他在文革中的表現，基本上是“痛打落水狗”，賣力批判已經“落水”的劉少奇集團，兼顧一些不重要的人物，以此來表示對毛澤東的支持和擁護。而對於林彪、周恩來等重要人物，康生則抱以“不得罪”的態度。康生在文革中沒有向林彪和周恩來“發難”的表現，有人因此說康生“老奸巨猾”，但這也是康生“吃一塹長一智”的結果。

　　到1974年底的時候，康生看到毛澤東與老幹部們和解，也看出將來江青集團絕無好下場。而康生在文革初期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被認為是江青集團的同夥。因此，康生要趕緊撇清與江青集團的關係，以便將來江青集團倒黴的時候，自己不會跟著遭殃。康生深知自己陽壽無多，到了替妻子兒女著想的時候。文革中大量高官的妻兒受牽連的下場，讓他要為妻兒的未來做一點“挽救”。

　　康生怎樣才能撇清他與江青集團的關係呢？最簡單的就是告發江青和張春橋是叛徒，這樣人們就不會認為康生與江青集團是一夥的了。為此，康生三次告發江青和張春橋，他明明知道毛澤東不會理會他的告發，但他告發的效果已經達到了。不過，康生的行動還是太晚了一些。康生的兒子張子石，當時任杭州市委書記，粉碎“四人幫”後被隔離審查，並被開除黨籍。

　　對於毛澤東來說，康生告發江青和張春橋，等於就是對自己的“背叛”。當然毛澤東早也看出康生的“騎牆派”態度，所以對康生的此舉，並不感到特別意外。

　　康生在文革起了重大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作為江青集團的軍師。在康生稱病不出之前，江青得到康生的指點，犯錯誤較少；而康生稱病不出後，江青集團失去這位軍師，就屢屢犯重大錯誤，多次被毛澤東批評，這也從側麵看出康生的重要性。

　　江青集團中的張春橋等人，阻止不了江青犯錯誤。一來他們是江青的同輩，怕江青，不敢給江青提意見，怕惹怒江青；而康生是江青的長輩，在身份上容易給江青提意見；二來，江青自我感覺很好，很自信，認為張春橋的閱曆和經驗自己差不多，並不比自己強多少；而康生的閱曆和經驗，使江青比較信服。

　　康生避免了江青集團犯錯誤，也就間接地避免了毛澤東犯錯誤，因為人們把很多江青集團的錯誤，都算在毛澤東的賬上。所以毛澤東失去康生，也是一個重大損失。此後，毛澤東的文革隊伍，就隻剩江青集團一支孤軍了。

　　（72）

　　上述章含之寫給毛澤東的揭發信中，提到第二件重要事情，是王海容和唐聞生的立場轉變。前麵提到過，王海容是毛澤東的表侄孫女。王海容的父親王季範是毛澤東表兄，比毛澤東年長8歲，在毛澤東就讀湖南第一師範時，王季範在該校任教，因此與毛澤東又有師生之誼。

　　新中國成立後，王季範以無黨派知識分子的身份到北京任政務院參事，全國政協常委等職，王海容隨父來京。由於王海容的年齡與毛澤東的女兒李訥相仿，她不久就與李訥成為好朋友，經常到中南海毛澤東的住處豐澤園玩，有時還在豐澤園小住一段時間，所以毛澤東從小就對王海容比較熟悉。

　　1957年，19歲的王海容中學畢業後，在北京化工廠當過兩年學徒工。1960年至1964年，王海容進入北京師範學院俄語係學習，畢業後在北京外語學院進修英語一年。1965年進入外交部工作。自從文革開始後，王海容的地位開始攀升，1970年升任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1972年升任外交部部長助理，1974年11月升任外交部副部長，時年僅36歲。

　　唐聞生的父親唐明照，少年時代隨父母移居美國舊金山，1927年父母將唐明照送回國，進入清華大學政治係學習。1931年唐明照在清華大學加入共產黨，1933年赴美留學，在美國轉入美國共產黨，曾任美國共產黨加州大學支部書記，美國共產黨中國局書記。新中國成立後，唐明照回國，任中聯部副秘書長，後來又擔任新中國的首任聯合國副秘書長。

　　1943年，唐明照的女兒唐聞生出生在美國紐約。唐聞生童年在美國長大，能說一口純正的美式英語。1952年9歲的唐聞生隨母親回國，1962年進入北京外語學院英語係，1965年唐聞生進入外交部工作，與王海容關係密切。從文革開始，唐聞生的地位也開始攀升，1974年任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長。

　　從文革開始後不久，王海容和唐聞生就成為毛澤東的聯絡員，可以直接向毛澤東匯報情況，並轉達毛澤東的指示。王海容和唐聞生最有名的一次政治活動，就是在1973年底政治局會議上轉達毛澤東批評周恩來的指示，在會上批評周恩來，這件事前麵曾專門提過。

　　1974年毛澤東與周恩來“和解”之後，周恩來每次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都請王海容和唐聞生列席，然後托她們兩人向毛澤東匯報。這樣一來，周恩來與王海容和唐聞生的關係逐漸密切起了，兩人也越來越幫周恩來說話了，有人因此說王海容和唐聞生被周恩來“招安”了。

　　（73）

　　前麵曾提到，在1974年底籌備四屆人大的時候，江青托王海容和唐聞生向毛澤東轉話，但兩人先把江青的話向周恩來匯報了。

　　到1975年，王海容和唐聞生與周恩來的關係就更近了，周恩來也經常找兩人談話。1975年8月康生請王海容和唐聞生給毛澤東轉話。據章含之的揭發信，這件事有以下幾個步驟：

　　一、鄧小平帶話給王海容和唐聞生，說康生想見她們；

　　二、康生的秘書直接打電話與她們約時間。她們請示毛澤東，在毛澤東同意後，她們與康生會麵；

　　三、康生說有件心事要托她們轉報毛澤東，也就是江青和張春橋曆史上都是叛徒；

　　四、章含之和喬冠華“勸”王海容和唐聞生，不要替康生轉這種話。章含之還說：尤其關於江青是叛徒的話更不應傳，這樣做客觀上矛頭是對著毛澤東的；

　　五、唐聞生說：這些老同誌不會把江青的事擴大，並建議江青應當退出政治活動，去養老。

　　章含之寫這些材料時，毛澤東還在世，所以她肯定不敢亂說，因為王海容和唐聞生是可以與她當麵對質的。章含之勸王海容和唐聞生不要把康生的話傳給毛澤東，難道是教唆王海容和唐聞生對毛澤東隱瞞實情嗎？這也不是。

　　其實江青和張春橋的曆史問題，毛澤東早就心知肚明，根本不算什麽新聞。如果王海容和唐聞生不向毛澤東匯報康生的意思，就是認為康生提供的材料不值一提，這就站在了毛澤東的立場上，因為毛澤東認為這些材料沒必要調查研究。但是，如果王海容和唐聞生向毛澤東匯報康生的意思，就肯定了康生話的重要，這就站在了康生的立場上，或者說是站在了毛澤東的對立麵上。特別是唐聞生還建議江青退出政界養老，這更是站在了毛澤東的對立麵上說話了。

　　果然，王海容和唐聞生不聽章含之和喬冠華的“勸告”，把這件事向毛澤東匯報了，於是王海容和唐聞生也就失去了毛澤東的信任。毛澤東發現，王海容和唐聞生已經被“招安”了，王海容和唐聞生傳來的話，已經是“報喜不報憂”，重要的事情均被過濾掉了。

　　此後，毛澤東作了一個重大決斷，從1975年9月開始啟用毛遠新當他的聯絡員，不再用王海容和唐聞生當聯絡員了。毛遠新當聯絡員後，給毛澤東傳來的消息，與以前大不一樣。

　　（74）

　　據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記述：

　　1975年9月下旬，侄子毛遠新來到毛澤東身邊，成為病勢越來越重的毛澤東同中央政治局之間的非正式“聯絡員”。毛遠新那年36歲，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文革時期參加造反派，後來擔任中共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沈陽軍區政委。毛遠新同江青等在思想觀點、政治傾向上是一致的。由於毛澤東那時不願意見江青，而毛遠新可以經常見到毛澤東，他在許多問題上起了“四人幫”所不能起的作用。

　　9月27日和11月2日，毛遠新兩次向毛澤東匯報遼寧省情況說：“自己感到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麽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

　　毛遠新特別提出：“這股風似乎比1972年批極左還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誌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

　　毛遠新這些話，引起毛澤東的重視。在他看來，毛遠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比較接近實際，對事情的看法比較“客觀”。何況，他對毛遠新還有一份特殊的親情。

　　另外，1980年公審“四人幫”時，姚文元對毛遠新進行了揭發，這裏摘錄如下。

　　審判員：毛遠新是怎麽參加政治局的？

　　姚文元：毛遠新是以毛主席的聯絡員的名義列席政治局會議的，但他又不像是聯絡員，他的每次發言都成了中心調子，每次傳達毛主席指示之後，都有他自己的解釋，而且還說毛主席同意他的看法。這就超過了聯絡員的職責，這也說明當時黨內生活極不正常。

　　批鄧時，他經常跑到江青身邊商量一些事情，江青對毛遠新也是沒有什麽顧慮的，把他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聽說毛遠新是由江青扶養大的，感情很深，江青喜歡叫毛遠新乳名“小豆子”，毛遠新也一直稱江青“媽媽”。

　　審判員：毛遠新和江青的關係你是怎麽知道的？你還知道哪些？

　　姚文元：江青講毛遠新是孩子一類的話，是在政治局會上說的。另外我聽王秀珍說過，毛遠新的妻子是王洪文介紹的，原來是上海國棉十七廠的一個工人，我覺得這都不是很正常的現象。

　　審判員：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處心積慮地要第二次打倒鄧小平同誌，目的是什麽？

　　姚文元：這個，我也不知道。“四人幫”反對鄧小平副主席有很複雜的曆史背景，也有各種不同的原因。當時毛主席還健在，鄧小平副主席主持工作，很多問題毛主席是支持他的，怎麽會在毛遠新匯報後一下子轉過來了？沒有人解釋過。

　　我也有這個疑問，但找不到答案。我一直有個感覺，覺得毛主席是不是在培養毛遠新？這完全是我的一種感覺，錯了是我的一種感受，錯了完全由我個人負責。

　　審判員：好，今天就交待到這裏吧。

　　（75）

　　毛澤東改用毛遠新當聯絡員後，了解到一些以前被王海容和唐聞生，以及各級官員“層層過濾”掉的情況，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態度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有人因此說鄧小平的再次被打倒，與毛遠新有直接的關係。

　　毛遠新當聯絡員後，開始傳達毛澤東的指示。毛遠新整理了毛澤東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間的指示，後來作為1976年中共中央4號文件《關於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傳達到基層。這是毛澤東生前最後發出的長篇指示。毛遠新整理的毛澤東指示摘要如下：

　　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

　　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麽的？是階級鬥爭嘛。劉少奇說階級鬥爭熄滅論，他要保護他那一堆叛徒、死黨，他自己就不是熄滅了嗎？林彪要打倒無產階級，搞政變，不是熄滅了嗎？

　　為什麽有些人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矛盾問題看不清楚了？舊的資產階級不是還存在嗎？大量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大家都看見了嗎？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不是都在嗎？貪汙腐化、投機倒把不是到處都有嗎？劉、林等反黨集團不是令人驚心動魄嗎？

　　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麽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

　　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一些同誌，主要是老同誌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

　　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一、打倒一切；二、全麵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誌。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

　　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麵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裏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

　　（76）

　　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誌就不犯錯誤？照樣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有的人受了點衝擊，心裏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諒解。但不能把氣發到大多數人身上，發到群眾身上，站在對立麵去指責。周榮鑫、劉冰他們得罪了多數，要翻案，大多數人不讚成，清華兩萬多人，他們孤立得很。

　　過去那些學校學的沒有多少用，課程都忘記了，用處就那麽大點，有點文化，能看書寫字，有的能寫點文章。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學校學的，孔夫子沒有上過大學，還有秦始皇、劉邦、漢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沒上過什麽大學。可不要迷信那個大學，高爾基隻上過兩年小學，恩格斯隻上過中學，列寧大學未畢業就被開除了。上了大學，不想和工人劃等號了，要作工人貴族。

　　不是有人說大學生不等於勞動者嗎，我說我自己不及一個勞動者。有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場，反對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他們就不用改造了？誰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們。工人階級也要在鬥爭中不斷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變壞呢。

　　對一些老同誌要打招呼，要幫助，不然他們會犯新的錯誤。也要對青年人打招呼，否則青年人也會犯錯誤，不要蒯大富、聶元梓那樣的。

　　什麽“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麽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曆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

　　說每次運動往往傷害老工人和有經驗的幹部，那麽反對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反對王明、張國燾，反對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都傷害了嗎？

　　說教育有危機，學生不讀書，他自己就不讀書。他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從不談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講話，也不聽群眾的意見。當領導此作風是大問題。

　　他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麵去，如劉少奇、林彪那樣。鄧與劉、林還是有一些區別，鄧願作自我批評，而劉、林則根本不願。要幫助他，批他的錯誤就是幫助，順著不好。

　　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對犯有缺點和錯誤的人，我們黨曆來有政策，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要互相幫助，改正錯誤，搞好團結，搞好工作。

　　（77）

　　1976年3月3日《中央4號文件》發出的毛澤東指示，集中體現了毛澤東晚年的思想，他要說明四個問題：

　　一、關於搞文革的原因。毛澤東指出以下幾點：

　　1、解放後我們建設的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是一個“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工資分等級，按勞分配，這些跟舊社會差不多。這是中國很容易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社會基礎；

　　2、民主革命勝利後，工人農民想繼續革命，想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一部分黨員因為做了大官，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所以他們不想繼續革命了，甚至反對革命了；

　　3、文化大革命是階級鬥爭，是針對那些不想繼續革命、隻想保護自己利益的黨員們的革命。搞階級鬥爭，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關於搞文革的原因，毛澤東已經重複說過多次，這次他再次重申：文革的對象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他又指出“走資派還在走”。

　　文革的目的是打倒“走資派”，而“走資派還在走”，這說明文革的目的並沒有達到，“走資派”並沒有打倒，他們還在“走”。這是毛澤東間接地承認文革的目的沒有達到，所以他寄希望於他的接班人，把繼續革命堅持下去。

　　二、關於文革的成績與錯誤，毛澤東做出以下幾點分析：

　　1、對文革總的看法是基本正確，有所不足；

　　2、文革犯了兩個錯誤：“打倒一切”和“全麵內戰”。

　　3、文革可以總結為七分成績，三分錯誤。

　　4、因為文革革到一部分黨員頭上了，所以他們就要反對。他們對文革有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革的賬，也就是要對文革翻案。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確承認：文革有錯誤。而且這個錯誤不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而是有“三分錯誤”。三分錯誤是相當嚴重的錯誤了，毛澤東本人也一直在試圖糾正這個錯誤。紀登奎後來說：“毛主席本想‘文革’兩年就結束了，沒想到駕馭不了，已經九年了。毛主席要安定團結，但要給‘文革’做個結論，沒有結論收不住。”

　　毛澤東看到，黨內高官們對文革是十分不滿的，要對文革“算賬”的翻案勢頭很強烈。所謂翻案，就是徹底否認文革，或者是“倒三七開”。因此，毛澤東試圖在承認文革有錯的基礎上，給文革下一個“三七開”的結論。不過，毛澤東自己下這個結論並沒有意義，這個結論要由他的接班人來做，這樣才是給毛澤東和他的文革“蓋棺定論”。因此，毛澤東曾試圖讓鄧小平來給文革做這樣的結論，但被鄧小平拒絕。

　　（78）

　　三、關於教育體製問題。文革中建立起來的工農兵大學生等新教育體製，遭到以教育部長周榮鑫為代表的一大批老幹部的指責和批評。他們說文革搞的教育體製改革“改糟了”，要回到文革前的狀態。為此毛澤東反駁了這些人對新教育體製的批評，他指出如下幾點：

　　1、不要迷信大學，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學校學的。毛澤東舉例孔子、劉邦、朱元璋，還有高爾基、恩格斯、列寧等人，用來證明“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學校學的”；

　　2、一些人上大學的目的，是不想和工人劃等號，想要作工人貴族。所以要工農兵大學生的方式，防止一些人試圖通過上大學來“當工人貴族”；

　　3、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是必要的，不改造有些人要變壞；

　　四、關於鄧小平的問題。毛澤東批評了鄧小平以下幾個方麵：

　　1、批評鄧小平不抓階級鬥爭，指出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

　　2、批評鄧小平不管路線思想的實用主義“白貓、黑貓”論；

　　3、批評鄧小平不讀書，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並稱鄧小平說的“永不翻案”靠不住；

　　4、批評鄧小平的工作作風，說鄧小平不和別人談心，人家不敢和他講話，這種領導作風是大問題；

　　5、指出鄧小平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毛澤東自從重新啟用鄧小平以來，這是第一次用嚴厲的口吻批評他。促成毛澤東嚴厲批評鄧小平，不僅是來自毛遠新的匯報，還有其他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鄧小平試圖策反江青集團在上海的大將馬天水，結果策反敗露。馬天水把鄧小平策反他的事匯報給“四人幫”，江青立即讓王洪文把馬天水提供的材料抄送毛澤東，讓毛澤東覺察到鄧小平在水下麵做手腳，這是要挖的他“牆角”;

　　第二件事是鄧小平鼓動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給毛澤東寫信，告狀毛澤東的“梁效”寫作班子的負責人遲群和謝靜宜，這又使毛澤東感到鄧小平要拆他的“台”。這裏先說鄧小平策反馬天水之事。關於此事，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有較詳細的回憶，摘錄如下：

　　馬天水是1931年入黨的老幹部。全國解放以後，馬天水調到安徽省任省委副書記，分管工業生產；1950年代以後，又被調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專管工業。馬天水高高的身軀，微駝的背，很早就謝了頂，圓圓的禿頭使他的年紀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大得多，所以不到五十歲就被毛澤東稱為“馬老”，於是大家也跟著叫他“馬老”。

　　（79）

　　馬天水穿著很樸素，一身灰藍布中山裝，腳上穿著圓口布鞋，不嗜煙酒，是個工作狂，每天要跑不隻一個工廠。那時上海的一萬多家工廠企業他去過的少說也有五、六千家。他每到一個工廠，或是和幹部、工人談話，或是直接參加勞動，在煉鋼爐前鏟鋼渣，在碼頭上搬運麻袋包，所以在上海的群眾中聲望很高。

　　張春橋的資格沒有馬天水老，原來在黨內的地位也沒有馬天水高。張春橋是行政八級，馬天水是行政七級。文革開始，張春橋憑借江青的推薦和毛澤東的提攜，當上了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馬天水一度對文革有所不滿，別人叫“馬老”，唯獨張春橋叫他“老馬”，希望這匹“識途老馬”及早轉彎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

　　在張春橋的策動下，馬天水終於站出來反戈一擊，賣力地揭發和批判原市委書記陳丕顯和市長曹荻秋，馬天水此舉獲得了張春橋，姚文元的讚賞和造反派的諒解。於是，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建立以後，馬天水被委以主持全市工業生產和經濟工作的重任。

　　1969年“九大”召開時，馬天水最初連“九大”代表都不是，會議中途，張春橋和姚文元突然想到要安排這匹識途“老馬”，臨時提名馬天水為候補中央委員。馬天水萬萬沒有想到自己還會進入中央委員會，當選以後，馬天水連夜被召到北京參加九屆一中全會。喜從天降，他激動萬分，剛下飛機住進京西賓館，就急忙寫了一封充滿感激之情的信件，第二天當麵遞交到了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手裏。

　　馬天水的種種表現，都足以證明：他已經把自己的命運，和“四人幫”緊緊地捆綁在一起了。當然，馬天水的這些心理活動，鄧小平並不知道。鄧小平對馬天水與“四人幫”之間的關係，是估計不足的，他想趁著陪外賓到上海的機會，對這個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熟悉的老幹部做做工作，也算是一種“挖牆腳”，想要把馬天水從“四人幫”的營壘裏分化出來，爭取過去。但鄧小平萬萬沒有想到，這次行動給他帶來了十分麻煩的後果。

　　1975年6月12日，鄧小平陪同菲律賓客人從北京到上海訪問。傍晚時分，剛把陪同了一天的外賓送走，鄧小平就叫秘書打電話通知馬天水，要他到瑞金花園鄧的住處去一次。

　　在客廳裏，燈火通明，賓主就座，服務員端來了茶水，就退了出去，沙發上隻剩下鄧和馬兩個人。馬天水先寒暄了幾句，問候鄧小平的健康狀況。接著，鄧小平開了腔：“馬老哪，你們最近在抓什麽？”

　　馬天水把事先準備好的材料，一五一十地匯報起來：“我們重點在抓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學習，樹了幾個典型……”

　　（80）

　　可是鄧小平對此沒有多少興趣，聽了片刻，就不耐煩地打斷馬天水的話：“馬老哪，我們都是老同誌了，有些情況應該跟你通通氣。最近，毛主席對有人批經驗主義很生氣，專門有一個批示，你知道嗎？”

　　馬天水說：“我知道……”

　　鄧小平問：“噢，知道啦？是什麽人告訴你的？”

　　馬天水猝不及防，來不及編造，隻好如實奉告：“這個……，是新華社上海分社的同誌，到北京去開會傳回來的。”

　　鄧小平兩眼盯住馬天水的臉，拖長了聲音慢悠悠地說：“你想過沒有？他們要批的經驗主義，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誰？各省市的代表人物又是誰？再發展下去他們就要揪人囉！”鄧小平的四川口音把“揪”字說得很重，馬天水嚇了一跳。

　　馬天水聽鄧小平越講越露骨，隻好故意裝傻：“這個……，我倒不知道……”

　　鄧小平側身看看馬天水，向他進一步交底：“我把這件事告訴你，是因為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對這種大事要注意了。他們搞批林批孔‘三箭齊發’，有的人還講‘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線鬥爭的開始’。這是什麽意思呀？你聽說過沒有？是毛主席撥正了批林批孔的方向噢！”

　　馬天水心跳不止，他想：這又是講的江青呀！因為他清楚地記得，江青在批林批孔初期，說過關於十一次路線鬥爭的話。現在情況越來越複雜了，鄧小平不但直指張春橋和姚文元，而且把江青也牽出來了。馬天水下定決心，緊閉嘴巴，絕不表態。

　　鄧小平說：“現在報紙上老是批‘唯生產力論’，誰還敢抓生產呀？還有，把什麽都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真是荒唐。多勞多得是應該的嘛，也叫資產階級法權，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站得著腳嗎？對社會主義建設有什麽好處？你有沒有想一想？”

　　馬天水不便正麵反對，隻是在喉嚨裏咕噥了一句：“上海批了‘唯生產力論’，生產還是上去了……”

　　鄧小平朝旁邊茶幾上的煙缸裏彈了彈煙灰，轉了一個話題，故意問馬天水：“你在北京有沒有老熟人啊？”

　　馬天水一時摸不著頭腦，說：“熟人很多……”

　　鄧小平繼續問：“先念同誌、餘秋裏同誌你熟吧？”

　　馬天水還是猜不透鄧小平的葫蘆裏究竟賣的什麽藥，說：“我跟他們可熟了……”

　　鄧小平終於把最關鍵的話說了出來：“以後你到北京，可以找他們，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談嘛！”

　　（81）

　　馬天水畢竟是有長期鬥爭經曆的人，他立即明白了鄧小平的意思：“原來他是要我直接去找他，不要我去找春橋、文元和洪文，我能這樣做嗎？”

　　馬天水采取含含糊糊、“顧左右而言他”的辦法，把最核心的問題回避了過去。他說：“唔……，我跟先念同誌很熟，過去在經濟工作方麵有事也經常找他的……”

　　鄧小平和馬天水的個別談話，到此結束。

　　馬天水告辭鄧小平出來，天色已經昏黑。他臉色蒼白，出了一身冷汗，連頭上帽子的邊沿，都是濕漉漉的。馬天水乘上轎車返回康平路市委大院，獨自一人在小禮堂的地毯上來回轉圈子，連晚飯都顧不上吃。他不斷琢磨著這次談話的含意，又不斷思量著自己的態度和對策。

　　思忖了許久，他終於找了我和王秀珍兩個人，把鄧小平和他個別談話的情況和盤托出。他把過程詳細地談了談，情緒顯得非常激動，聲音都有些發抖：“鄧的講話可成問題啦！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前跟劉少奇一起的那一套。他還攻擊江靑同誌，什麽‘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線鬥爭的開始’，我一聽就知道他指的是江青同誌。”

　　馬天水越說越氣憤，連唾沫星子都飛了出來：“我沒有順著他的意思講，他就對我不滿意。這麽晚了，連晚飯都沒有留我吃，我隻好餓著肚子回來。”

　　王秀珍關切地說：“喲，馬老，當心你的糖尿病發作。”

　　馬天水說：“他這次來，是有目的的。他不找你們，就找我這樣的老幹部。誰曉得我的立場很堅定，他拉不過去，‘挖牆腳’沒有挖成！他沒有想到我這樣的老幹部，居然不跟著他走。他還要我直接去找他，想得倒美，我才不去呢。”馬天水說到這裏，又得意起來，用他的習慣動作，搖起了經常帶著的黑折扇。

　　我當麵替他鼓勁，說：“馬老，鄧小平對你估計錯誤了。”

　　馬天水急著想寫報告，說：“我要報告中央！告他拉攏人，搞非組織活動，要挖上海的牆腳。”

　　7月下旬，王洪文來到上海，馬天水又趕了去。王洪文已經知道了全部情況，但仍要馬天水詳細複述一遍，聽完以後，王洪文讚揚說：“馬老頂住了，頂得好！有人說什麽毛主席批評了我們幾個，全是造謠。這些謠言，是衝著文化大革命來的！”

　　馬天水接受王洪文的布置，把鄧小平跟他個別談話的內容，作了詳細的回憶。馬天水花了幾天幾夜的時間，和秘書一起整理了一份原始紀錄，然後一字一句地讀給我和王秀珍聽，讓我們補充修訂，最後形成了一份完整的鄧小平與馬天水談話記錄，直送王洪文。

　　（82）

　　王洪文拿到這份紀錄，立即報送毛澤東，作為批鄧的重要材料。王洪文興奮地告訴馬天水：“馬老，你及時送來了‘重磅炮彈’！我在會上當著鄧的麵讀了一下，春橋同誌，文元同誌和我連續向他開火，批得鄧沒話可說。”

　　1976年2月，中央把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召到北京，召開批鄧的“打招呼會”。會議由華國峰主持，上海去參加會議的是馬天水，我和王秀珍等人。會議剛開始的第二天晚上，張春橋就專門來到京西賓館馬天水住的套間裏，給馬天水等人鼓勵打氣。

　　經過張春橋的鼓勵，馬天水就像一個打足了氣的皮球，在當天晚上的會議上就跳起來發言，義憤填膺，連揭帶批，端出了鄧小平對他進行“策反”的全過程，痛罵鄧小平搞非組織活動，“挖牆腳”，分裂黨。

　　會議秘書處有專人做了記錄，第二天把馬天水發言登上了會議簡報。馬天水的發言確實火力猛，上綱上線，而且現身說法，有根有據，給了鄧小平致命的一擊。

　　馬天水的這次發言，使張春橋感到很滿意。張春橋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個人找到釣魚台，在他住處的二樓會客室裏作了一次密談。張春橋那天的情緒很好，一反平時嚴肅的樣子，輕鬆地抽著煙，微笑著說：“上次洪文到上海大概已經給你們吹過風了，中央考慮把老馬調到北京，負責國家計委的工作。”

　　大家都很清楚，凡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一職，都是由國務院副總理兼的。所以，這次馬天水要是當上國家計委主任，以後當國務院副總理，是不言而喻的。馬天水聽了張春橋的這番話，急忙表態：“我不行的，我不行的……”

　　張春橋在煙灰缸裏用力掐滅了煙頭，幹脆地說：“這件事中央已經定了！”

　　1976年4月天安門事件中，鄧小平被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而馬天水因為揭發鄧小平有功，眼看就要戴上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的“桂冠”了。可是6月毛澤東病重，9月毛澤東逝世，10月“四人幫”被隔離審查，馬天水的“榮升”之夢破滅了。

　　1977年初，馬天水被停職審查，宣布為“四人幫”死黨。1978年馬天水被開除黨籍，並以反革命罪被正式逮捕。這一下馬天水怎麽也想不通，他瘋了。1982年上海市司法部門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馬天水，在關押期間，於1978年患反應性精神病，喪失供述、申辯能力，經司法醫學鑒定屬實。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預審，待病愈後再予以追究。”

　　馬天水被送到精神病醫院。在治病期間，他叨念著上海的電機廠、汽輪機廠、重型機器廠……，在神智清醒的時刻，他一再要求分配工作，一再要求回到工業戰線，說：“讓我出出主意、做做顧問也好”。1988年11月15日，馬天水死於上海顓橋精神病醫院，終年76歲。

　　（83）

　　引起毛澤東“批鄧”第二件事情，是1975年8月13日，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人給鄧小平和毛澤東寫信，告狀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劉冰等人的信全文如下：

　　小平同誌轉呈主席：

　　我們是在清華大學領導班子中工作的幾個共產黨員。自1968年7月27日，在您老人家親切關懷下，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進學校，貫徹執行您的革命路線，學校麵貌發生了巨大變化。現在學校教育革命形勢很好，廣大幹部和教職工為之歡欣鼓舞，目前正在貫徹執行您的三項指示，為把教育革命搞好而努力工作。

　　遲群同誌隨宣傳隊進校，作為學校的主要負責人，我們就同他相處共事，前幾年他的工作是努力的，群眾反映是好的，對於他所傳達的中央和上級精神，我們一直是認真領會堅決執行的。但是，近幾年來，遲群同誌在讚揚聲中經不起考驗，沒有自知之明，也沒有知人之明，思想和作風上起了嚴重變化。官做大了個人野心也大了，飛揚跋扈，毫無黨的觀念，搞一言堂，搞家長製，資產階級生活作風越來越嚴重，背離了主席接班人五項條件的要求。

　　由於清華所處的地位和對外影響，一年多來，我們的心情十分沉重，為了黨的事業，我們從維護大局出發，對遲群同誌的問題總是盡量在我們幾個主要負責人內部解決。對於他從愛護教育出發，多次勸說幫助，謝靜宜同誌也對他做過嚴肅認真地批評，但他拒不接受，卻一意孤行。學習了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他口頭上說要改正，但實際上沒有什麽變化，越來越糟糕。

　　我們本著對黨的事業負責的態度，向您老人家如實報告，請示中央派人解決。

　　對遲群同誌的問題，我們是有缺點錯誤的，主要是我們黨性不強，有私心雜念，因此對他的錯誤鬥爭不力，一味遷就，這是我們應向您老人家、向黨中央做深刻檢討的，並衷心地接受對我們的批評教育。我們一定要努力工作，把學校教育工作搞上去。

　　敬祝 您老人家健康長壽！

　　中共清華大學委員會

　　副書記 劉冰

　　副書記 惠憲鈞

　　副書記 柳一安

　　常委 呂方正

　　1975年8月13日

　　（84）

　　劉冰等人的信，還附有一份材料《關於遲群同誌問題的材料》。該《材料》摘要如下：

　　一、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嚴重

　　“十大”和“四屆人大”後，由於沒有當上中央委員，沒有當上部長，遲群同誌極為不滿。他說：“主席身邊的人都有職位了，為什麽不給我安排？中央不信任我。”、“老子辛辛苦苦幹了這些年，落了這個下場。”

　　遲群沒有當上中央委員，沒有當上部長，極端不滿，多次大哭大鬧，不接電話，不看文件，不工作。連續幾個星期不分晝夜地吃安眠藥、喝酒、睡大覺。燒毀了兩床公家被褥，不刷牙，不洗臉，裝瘋賣傻，躺倒不幹，深夜一個人跑到校外馬路上、野地裏亂竄，驚動了清華、北大一些教職工四處尋找。

　　遲群大發雷霆，罵不絕口，亂蹦亂跳，撞壞眼睛，摔裂肋骨，把公家的幾套茶具統統摔碎，把兩張大寫字台的玻璃板全部打碎，多次撕破公家窗簾，把工作人員辛勤勞動種的蔬菜統統拔下來扔掉，發泄不滿。罵這個是“混蛋”，那個要“滾蛋”。甚至大罵“四屆人大常委有什麽了不起”，“人大也有右派參加”。

　　遲群在謝靜宜同誌麵前諷刺挖苦，在背後罵她“一個臭機要員”，“當中央委員有什麽了不起”，多次吵鬧不休地要搬出清華，說什麽“我在這裏你就別在，你在這裏我就走”，多次半夜三更去踢謝靜宜同誌的門，發泄不滿，幾次叫嚷“你們給我召集黨委擴大會，我要講話，把所有問題都端出來，我不當黨委書記了。”

　　後來，在一次基層幹部會上，他突然闖來，狂呼大叫：“我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講這些話，你們回去都給我傳達。”影響極為惡劣。

　　二、毫無黨的觀念

　　遲群不接受市委領導，不請示匯報工作……，教育部成立後，他極為不滿……

　　三、搞一言堂、家長式的惡劣作風

　　遲群身為黨委書記經常不參加黨委會議……，今年他更是一手遮天……

　　四、任人唯親，封官許願，違反黨的幹部政策

　　中層以上幹部的配備討論隻是個形式，實際上隻有遲群一個人說了算數……

　　五、嚴重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

　　半年前，遲群有自己使用的公務、警衛人員2人，司機1人，秘書1人，現在略有減少。由1名23級轉業幹部長年伺候他，給打飯，洗衣服等。

　　去年，遲群曾同時在城裏占用三個四合院，不繳房費。他的辦公室裝雙層玻璃，雙層門，說是為了保密。深夜曾叫人陪著他用錄音機放音樂，說是“我現在要靠這個來調劑腦筋”。借吃安眠藥裝糊塗亂摸一個女工作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