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七一 （崇新嶽 百思峰 ）

 

（40）

 

　　文革前的適齡學子，大都跟隨高考這個指揮棒“設計人生”，都希望通過讀書考大學來改變命運。但毛澤東卻非常反感這種指引，他認為，如果人人都去爭著考大學，誰也不願意當工人，當農民，整個社會風氣就會變成重視知識分子而輕視工農，這對於建設一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是背道而馳的。毛澤東說：奉勸那些輕視工農、自己以為很了不起的大學生放下架子。輕視工農而又自己以為了不起，這種極端錯誤的態度，難道還不該徹底改正嗎？

　　同時，毛澤東認為文革前的教育體製，對學生本身的健康發展也是不利的。毛澤東說：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粱、菽（豆類的總稱）、麥、黍、稷（古代的糧食作物之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

　　通過文革，毛澤東徹底打破了文革前的高等教育體製，建立了新的高等教育體製。新的高等教育體製主要體現在：一、取消文化考試，改用推薦的方式，推薦有一定實際工作經驗的工農兵學員進大學；二、取消“上大學當幹部”的讀書作官體製，提倡“社來社去”。農村大學生畢業後，仍然回農村去當農民；城市大學生畢業後，仍然回到工廠當工人。這樣一來，上大學就沒有了“當幹部”渠道的功能，這樣就可以改變試圖通過讀書來改變自己命運的“讀書做官”社會潮流。

　　當然，新建立的高等教育體製，也有很多缺點和弊病，比如“走後門”等等。因此當時出現兩種看法：第一種認為教育體製改革“搞過頭了，搞糟了”，因此提出要把教育體製改革的方向“扭”回去，也就是扭回到文革前的狀態；第二種看法認為新教育體製盡管有不少缺點和弊病，但大方向是對的，不能倒退回去，而是應該繼續向前走，在肯定新教育體製的前提下，逐步對它進行改進和完善。

　　這兩種完全不同的看法，必然會發生衝突，這就是所謂“教育戰線上的兩條路線鬥爭”。因為前一種看法，實際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這是關係到“肯定”還是“否定”文革的路線鬥爭。由於高考體製是關係到千家萬戶切身利益的事情，所以人們都高度關注這場“兩條路線鬥爭”。

　　毛澤東顯然是第二條路線的主張者，而周榮鑫則是第一條路線的主張者。周榮鑫上任教育部長之後，到處發表演講，大膽批評新教育體製，成為當時矚目的人物。

　　（41）

　　周榮鑫到處演講說：最近我陸續講了些問題，但傳得很厲害。傳這些話的人，一種是無聊；還有一種也可能是想打倒你，他來幹。要不，瞎傳這種話幹嘛？我的有些話可能刺痛了那些好搞形而上學的人，他們有些不滿。要打倒我也不怕，要做小平同誌講的那樣不怕被打倒的人。

　　毛主席講的最徹底，就是五不怕：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殺頭。這就是看破紅塵，無所謂了。有的同誌把流傳的稿子給我看，有的好象認為教育部長是肥缺似的，打倒你我來幹，爭權奪利。我的話刺痛了一些人，我也不怕，有錯就改。

　　現在形勢是大好的，但有沒有問題？現在是不能講問題，不能說缺點。政治和文化的問題，首先看政治是對的，但對文化要不要？現在實際上是不要文化。學生中流傳著：“學不學都升學，幹不幹都吃飯，會不會都插隊，行不行都回城。”

　　農村比較好，城市是汪洋大海，難管，黃色小說、唱片流傳，有從香港來的，有的外國大使館也向外扔。黃色小說《少女的心》等傳抄泛濫，《基度山恩仇記》手抄本四大本，上海鉛印本在黑市上一套賣五十元。黃色小說傳播到了中小城市，小城鎮也有，農村也有。上海還有偷賣裸體畫的，很貴。城市爭奪青少年的問題嚴重。

　　周榮鑫首先聲明他不怕被打倒，鄧小平也說過這樣的話。周榮鑫又指出當時青少年的思想混亂，暗指現在的青少年不讀書了，所以就變得不務正業，學壞了。按照那時的語言，周榮鑫這麽說，就是把形勢描述的“一團漆黑”。

　　周榮鑫接著說：關於考試，主席沒講不要考試。問題是怎麽考，不是取消考試，不要潑洗澡水把小孩也潑掉了。常出這樣的事，從一個偏向到另一個偏向。關於考試，主席講，還是要的，要看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

　　工農兵學員招生中，究竟要不要文化考查，實際現在是不要了。大、中、小學有沒有區別？是不是有一定文化要求標準？可以不可以筆試？文化考查不是完全不對，問題是放在什麽地位。

　　無產階級有無產階級質量觀，但不要質量不對。不要吹牛，要實踐來考驗。現在學生的文化質量不敢講，學生生活散漫，確實有這個問題。有的學生想的就是當工人，上大學，留城裏，找個好對象，這四個理想和過去的學生沒有什麽區別，都是修正主義的。

　　文化大革命八、九年了，成績很大，不是沒有問題，也有許多問題，不能連工作中的問題也不承認了。文化大革命以來，教育革命總沒有解決好，因為有林彪路線幹擾。我們的片麵性很多，批了“智育第一”就不要學文化了。過去隻講學文化，現在不講學文化，隻講勞動者，是不是形而上學？一方麵搞四個現代化，一方麵不要文化，怎麽行？

　　（42）

　　我們有些舊的規章製度打破了，但新的沒有立起來。中、小學不免費，大學包下來，每人十九元五角，高於子弟領了，去下館子，抽過濾嘴煙。中、小學有的拿不起學費，要向中央反映，要爭取中央的領導。

　　城市中學問題，可否考慮大學畢業後再下鄉勞動，特別是理工科。當然上山下鄉還是需要的。要挑中學生好的直接上大學，這幾年沒有實行，明年非實行不可。

　　周榮鑫這裏講了文化考試的重要性，講了大學生質量的重要性。話外之意，就是否定新的工農兵學員推薦體製，主張應該回到過去的高中生直接高考製度。

　　周榮鑫繼續說：對知識分子要正確對待，我們不能一麵用他，讓他教書，一麵又罵他臭知識分子，他能教得下去嗎？社會主義積極性能調動起來嗎？你們設身處地想一想，這樣對待他們成嗎？

　　有沒有“讀書做官”的思想？應該說是有的。我們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過來的，還有舊的痕跡。但資本主義社會不是“讀書做官”，而是“讀書賺錢”。“讀書做官”是封建社會的東西，是孔老二那裏來的。

　　怎樣解決？現在有兩種解決辦法：一種是讀書不叫你做官，讀書當工人農民。現在有個提法，要拆掉“讀書做官”的梯子。學生讀了書要進城，想做官，不願體力勞動，看不起工農，畢業後想當工程師，這是孔老二的影響，那當然不對。

　　但是從另一方麵講，現在是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選拔學生上大學，畢業後如果工作需要當技術員，是不是做官？工農兵學員上了大學，就不能當技術員，不能當幹部，隻能回去當工人農民，這樣成不成？從農村來上大學，學習一段分配到工廠當技術員，算不算做官？

　　到底怎麽批“讀書做官”？能不能把工農與幹部、工程人員、知識分子對立起來？這樣批不是製造混亂嗎？大學生畢業以後，要一律當工人、農民，不能當幹部。有的工農兵學員原來就是車間主任，回去怎麽辦？就是因為上了學回去都當工人，這是不是形而上學？

　　在社會主義社會，對工作崗位怎麽看，與舊社會有所區別。如果一畢業分配到其他工作崗位就是做官，那麽咱們的工作崗位都是做官了？農村當個生產隊長也是個“官”，總理、副總理為人民服務，也是人民的勤務員。

　　周榮鑫這裏又批評了大學生畢業後回到原工作崗位的“社來社去”原則，這樣就等於全盤否定了新的教育體製，要把教育體製“扭”回到文革前的狀態。如果高等教育體製回到文革前的狀態，那麽文革唯一的成果就沒有了，這樣一來，文革豈不是白搞了嗎？因此試圖把教育體製“扭”回到文革前的狀態，這是觸動了毛澤東的底線，毛澤東不得不反擊了。

　　（43）

　　1970年6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國務院進行了機構精簡，把原來90個部、委機構，合並為27個。其中文化部和教育部都被取消，分別由國務院文化組和科教組代替其職能。國務院科教組主管科學和教育，科教組組長是著名學者李四光，而實權則由科教組成員遲群和謝靜宜掌握。

　　1975年1月的四屆人大上，決定重新恢複文化部和教育部，由於會詠(江青集團)和周榮鑫分別任文化部長和教育部長。恢複文化部和教育部，某種程度上也是從“文革體製”退回到“文革前體製”的一種“複辟”。當然這種程度的“複辟”，還是在毛澤東的容忍範圍之內。

　　在教育部成立的同時，國務院科教組撤銷，這樣遲群、謝靜宜的權力就落到了新任教育部長周榮鑫之手，這是周榮鑫在教育界大膽地發起一股否定文革“回潮”的基本條件。中共黨史研究室《百年潮》雜誌刊登的《教育部長周榮鑫的最後歲月》一文中，有如下記述：

　　周榮鑫到教育部不久，周恩來和周榮鑫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時間是1975年1月28日。這天下午，周恩來特意用他的紅旗大轎車把周榮鑫接到三零五醫院。

　　周恩來詢問周榮鑫初到教育部的情況後，對周榮鑫說：“教育部的事情，你不要太急，有些事情要慢慢地來解決。”

　　周恩來特別講到：“遲群他們搞的那一套東西，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學校裏的學生，現在都比賽著考零分，這不行。”周恩來舉了黃帥的例子，說：“黃帥，作為一種精神，在學校裏宣傳宣傳，但不能把這種事情在學校裏照樣去做。”

　　周恩來叮囑周榮鑫，要注意和遲群等人的關係，要當心一些。周恩來這次找周榮鑫，就是為了給他的這位助手鼓氣加油。中國的教育界弊端叢生，太需要進行革新圖強了。

　　雖說周恩來支持周榮鑫在教育界適當地“扭轉”局麵，但並不讚成周榮鑫大膽地搞“回潮”，所以他囑咐周榮鑫說“教育部的事情，你不要太急，有些事情要慢慢地來解決。”但周榮鑫卻沒有理會周恩來的勸告，搞得“太急”了一些，引起毛澤東的警惕。更有甚者，周榮鑫說還專門派人編印了《周總理關於基礎科學研究和理科教育革命的部分指示》，供教育部內部學習。

　　周榮鑫印《周總理指示》，當然是出於對周恩來的一片好心，但他沒有想到，他這麽做卻是給周恩來幫倒忙。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後，江青等人批判周榮鑫編印《周總理指示》，是利用“總理語錄”來“分裂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周榮鑫本人在批判會上心髒病突發而去世。

　　（44）

　　毛澤東看到周榮鑫這麽大膽地在教育界搞否定文革的“回潮”，肯定是有人在背後支持他。周榮鑫的後台，一個是周恩來，另一個是鄧小平。雖說鄧小平在曆史上與周榮鑫沒有什麽特殊關係，但鄧小平在思想上與周榮鑫是一致的，所以他也支持周榮鑫在教育部門搞“整頓”，他對周榮鑫說：“現在學生都不念書了，你是教育部長，應當發表演說啊!”

　　周榮鑫大膽的“回潮”，引起了毛澤東的反擊。不過毛澤東不會直接反擊周榮鑫，因為他不夠毛澤東反擊的資格。毛澤東要反擊周榮鑫的後台，也就是周恩來。至於鄧小平，毛澤東一開始還沒有把他作為反擊的對象。毛澤東希望對周恩來的反擊，能夠引起鄧小平的“震動”，促使鄧小平改變立場。也就是說，毛澤東還想爭取鄧小平。

　　毛澤東這次的“反擊”，並不是主動的，而是被動的。從1975年上半年的動向來看，毛澤東一直是強調“安定團結”，全力支持鄧小平搞“整頓”，完全沒有搞“運動”的意思。自從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就沒有搞過針對某個人的運動，“批評批孔”運動，“理論學習”運動，都是旨在對人民進行思想教育，而不是針對什麽人。

　　而毛澤東1975年8月發起的“批《水滸》”運動，卻明顯是針對周恩來的，周恩來本人也很清楚這一點。據《周恩來年譜》記述：1975年9月15日，周恩來與人談話中，就近期報刊宣傳上開展對《水滸》評論事指出：“他們那些人有些事情做得太過分了！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

　　如果沒有周榮鑫大膽地搞“回潮”，毛澤東很可能不會發起這場反擊周恩來的“批《水滸》”運動。然而周恩來本人，其實也不讚成周榮鑫這麽搞。這就造成兩個人的誤會，但這種誤會也是無法解釋的。

　　還有一件事促成毛澤東的這次反擊，1975年7月23日，毛澤東同意對他的白內障眼病施行手術治療，由眼科專家唐由之為他的左眼作了手術。手術進行得非常順利，第二天，毛澤東的左眼能看見東西了，他又可以親自看文件了。但為了保護視力，除重要文件外，其他不重要的報刊和書籍，則由身邊工作人員讀給他聽。一般報刊由機要秘書張玉鳳來讀，可是張玉鳳不太懂古文，所以她向毛澤東建議，從大學裏請一個教師來，專門給毛澤東讀古典。

　　（45）

　　不過給毛澤東讀古典的人，也不是那麽好找，有四個條件：一、普通話要好，口齒要清楚，讓毛澤東容易聽懂；二、古典文學的根底要好，要能夠跟毛澤東對話；三、毛澤東的生活晝夜顛倒，經常半夜讀書，所以讀書者年紀不能太大，避免體力不支；四、進入中南海的人，政治上要可靠。

　　首先在北大中文係物色人選，調來了北大中文係幾位教師的檔案，張玉風念給毛澤東聽後，毛澤東說：“就讓蘆荻來試試看吧！”

　　蘆荻，時年44歲，北京大學的普通女教師，並非學界名流。1975年5月26日晚，謝靜宜忽然來找蘆荻，讓蘆荻收拾衣服用具，馬上隨車出發。上了車，謝靜宜才說：“我要帶你去見毛主席。”

　　蘆荻嚇了一跳，失聲說：“什麽？見毛主席？”

　　據蘆荻回憶說：1975年的一個暮春之夜，我如在夢幻中一般，被帶到了毛澤東主席的麵前。燈火輝煌的遊泳池大廳裏，身著潔白棉針織衣褲的毛主席，端坐在單人沙發裏。他麵容有些憔悴，雙目茫然地投向前方。後來我才知道，主席患重度白內障。這和我心目中認定的“神采奕奕”、“紅光滿麵”的毛主席形象，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不禁惶恐、緊張，心頭還升起了困惑和迷茫。平息我情緒波濤的，是他老人家和我共同背誦了劉禹錫的《西塞山懷古》：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從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都到這首詩中含有我的名字“蘆荻”的末句，我才恍然悟到毛主席吟誦此詩的動因。這風趣典雅的幽默，不僅讓我平靜下來，而且迅速地拉近了我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距離。我不禁為老人家高超的、藝術的領導魅力深深感動。

　　到1975年8月，蘆荻和毛澤東接觸了兩個多月，已經比較輕鬆了。蘆荻回憶說：《北京日報》一位負責人，忽然來到北大，向中文係約寫一篇評論《水滸傳》的文章。約稿時，定下了調子，說《水滸傳》“隻反貪官，不反皇帝”。

　　我感到不可理解，因為學術界向來對《水滸傳》評價頗高。如今怎麽變成“隻反貪官，不反皇帝”了呢？開始我不敢問，雖然我心裏到處是疑團。後來張玉鳳有一天找我說：“蘆荻老師，主席說了，你這個教師一定是學富五車，滿腹經綸，因為你沒有任何問題嘛。”

　　我說：“不是的，我學識很淺陋，基礎也不好，大學沒畢業我就到解放區工作去了。其實我有很多問題，但是張秘書，我不是不能問嗎？”

　　（46）

　　張玉鳳說：“怎麽不能問？主席還覺得很奇怪，說你為什麽不向他提問題，主席一貫的風格就是喜歡人家提問題的。”

　　於是我問主席說：“《水滸傳》隻反貪官，不反皇帝，那幾句話是不是你說的？”

　　主席就大笑起來，手一舉，對旁邊的張玉鳳說：“對吧，小張，那就是我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的。是我講的呀，是鄙人講的。”

　　我說：“主席，我們就猜測是你講的，但我們真的領會不了那個意思，究竟這部書還有什麽好處呢？”

　　主席又大笑說：“好啊，還是好啊，好就好在投降。怎麽就好在投降呢？你看，宣揚投降主義，由於起義隊伍的帶頭人投降，使得這個隊伍瓦解了。這個全過程的展示，就是一部教科書啊，你能知道宋代的一個農民起義隊伍是怎麽死的。以為是被血腥鎮壓的嗎？不是，隻是內部的瓦解，內部的叛變，就葬送了這支非常優秀的起義隊伍。”

　　事後，蘆荻根據毛澤東的意思，整理了一篇毛澤東關於《水滸》的談話文稿，該文稿經過毛澤東親自審定。該文稿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

　　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金聖歎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歎，專寫了一篇評論金聖歎的文章《談金聖歎》。

　　《水許》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麵。

　　1975年8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1975年196號文件《毛主席關於<水滸>的談話》，全文轉發了上述文稿。1975年8月28日，《紅旗》雜誌發表評論員文章《重視對<水滸>的評論》；1975年9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開展對<水滸>的評論》。從此，一場聲勢浩大的“評《水滸》，批投降派”運動正式展開了。

　　（47）

　　1975年9月4日《人民日報》社論《開展對<水滸>的評論》中，這樣寫道：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本報和其他報刊開始了對《水滸》的評論和討論。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

　　《水滸》中的宋江，是一個地主階級分子。他混進農民起義隊伍，篡奪了梁山起義軍的領導權，推行投降主義路線，終於成了瓦解農民革命的蛀蟲、封建王朝的忠實走狗。

　　我們要從《水滸》這部反麵教材中吸取教訓，總結曆史經驗，學會在複雜的鬥爭中識別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知道什麽是投降派。我們黨五十多年的曆史證明，凡是搞修正主義的都是投降派，對內搞階級投降主義，對外搞民族投降主義，劉少奇、林彪都是如此。

　　讓我們通過對《水滸》的評論和討論，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繼續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把上層建築領域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馬克思主義戰勝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

　　《人民日報》的這篇社論中，指出宋江的兩個罪狀：一、宋江在梁山泊是第二把手，晁蓋是第一把手。而宋江架空晁蓋，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二、宋江在晁蓋死後，立即修改晁蓋的路線，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搞投降主義。

　　對照現實，周恩來是第二把手，毛澤東是第一把手，這幾乎就是對號入座，影射周恩來架空毛澤東，並暗示周恩來在毛澤東之後，將會修改毛澤東的路線，搞投降主義。

　　《人民日報》的這篇社論還指出：“我們黨五十多年的曆史證明，凡是搞修正主義的都是投降派，劉少奇、林彪都是如此。”這段話，就把宋江這個古代的投降派，與現代聯係起來，“凡是搞修正主義的都是投降派”，這就更明確地要給周恩來對號入座了。

　　如果是過去，周恩來這樣的影射，一般是默不作聲，忍下來。可這次周恩來不同了，周恩來在進手術室之前，高呼：“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這次周恩來自己給自己對號入座，公開向眾人挑明，批宋江投降派針對的就是他，並為自己辯護說：“我不是投降派！”周恩來這句話，既是向周圍的人說的，更是向毛澤東說的，這是周恩來對毛澤東公然的反抗。周恩來知道他的這句話，很快就會傳達毛澤東那裏。

　　（48）

　　周恩來的這句話，在中共高層引起了震動，很多高官都同情周恩來，甚至為周恩來忿忿不平。周恩來的衛士張樹迎，回憶了葉劍英對周恩來的同情態度。張樹迎回憶說：葉帥從病房出來後，把我和高振普召喚到身邊，聲音很輕，嚴肅吩咐說：“你們倆都準備好紙和筆，24小時在總理身邊，一刻也不能沒有人。總理原則性很強，很多事很多委屈，悶在心裏不講的，特別是對於中央裏的某些人，在最後時刻有什麽內容要發泄，你們一定要記下來。”

　　葉劍英以為周恩來在生命的最後，會有什麽“委屈”要發泄。但周恩來隻是點到為止，沒有再說什麽。不過周恩來這一句話的份量就足夠了，在此之後，批《水滸》就降溫了。

　　1975年9月，鄧小平也在講話中公開支持周恩來，鄧小平說：現在有些人聽到風就是雨，聽到什麽，就好像出什麽事了。現在批宋江的投降主義，有些人就以為要搞什麽運動了。你又不是宋江，你又沒有投降，你就好好學習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批判投降主義嘛！

　　1975年9月，在山西省昔陽縣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參加者有國務院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共3700人。鄧小平、江青等人都到會，並發表了講話。鄧小平在講話中，沒有提到“批宋江投降派”的問題，隻是強調說：全國存在著各方麵的整頓問題。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商業也要整頓。我們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頓，科學技術隊伍也要整頓。文藝，毛主席叫調整，實際上調整也就是整頓。

　　江青在會上則大談批《水滸》和兩條路線鬥爭問題，她說：最近評《水滸》是我們主席親自批的。不要以為評《水滸》隻是一個文藝評論，不單純是文藝評論，也不單純是對曆史，對當代也有現實意義。

　　因為我們黨內有十次路線鬥爭，今後還會有的，敵人會改頭換麵藏在我們黨內。所以這部書要好好地讀，看看這個叛徒的嘴臉，對照一下咱們黨內的十次路線鬥爭的一些叛徒嘴臉。

　　你看，宋江那麽處心積慮地排斥晁蓋，架空晁蓋。最後，晁蓋第一天死，第二天他就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晁蓋那個廳叫聚義廳，他是造皇帝的反的，他是聚義。宋江一下子改成忠義堂，要招安。

　　現在我們批《水滸》，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蓋，架空晁蓋。宋江這個人啊，兩麵派的手法可多得很哪！宋江把那些土豪劣紳、武將文吏請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領導崗位統統占領了。不然，宋江哪能那麽容易得逞。晁蓋一死，第二天全部實現了。所以主席說，搞修正主義很容易。

　　（49）

　　江青的這番話，可以說是明目張膽地把宋江與周恩來聯係起來。江青講完後，還要求播放她的講話錄音，印發她的講話稿。對於江青明目張膽地反周，鄧小平當然是要抵製的。1975年9月24日，鄧小平在陪同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後，向毛澤東匯報工作，特別談到江青在《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聽後說：“放屁！文不對題。那是學農業，她搞批《水滸》。這個人不懂事，上邊(指中央政治局)沒有多少人信她的。”毛澤東還明確指示：“江青講話的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

　　關於毛澤東對江青反周講話的態度，我們將在後麵分析。這裏先提一件事，就是關於江青《紅都女皇》之事。1975年夏，全國各地紛紛流傳一則消息，江青失寵於毛澤東了，起因是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吹捧江青的書《紅都女皇》。

　　《紅都女皇》的背景，據稱是一位懂中文，能以漢語會話的美國女學者維特克應邀訪華，江青與她談話幾十個小時，並希望維特克為她寫一本傳記，於是就在香港出版了《紅都女皇》。據傳毛澤東看了《紅都女皇》後，勃然大怒，大罵江青說：“孤陋寡聞，愚昧無知，立即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

　　《紅都女皇》的傳聞流傳甚廣，但真實性卻很有問題。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共中央發出《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其中提到了江青與維特克談話之事，但沒有提到《紅都女皇》，更沒有提到毛澤東對江青的批評。

　　如果真有《紅都女皇》這本書，真有毛澤東對江青的嚴厲批評，這是江青絕好的“罪證”，在江青罪證材料之中是不應該被漏掉的。在1980年公審江青的時候，也沒有提到《紅都女皇》。看來《紅都女皇》可能隻是民間的謠傳而已。

　　1997年中共黨史研究所《百年潮》雜誌，發表了當年陪同維特克與江青談話的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張穎寫的《周恩來與江青維特克事件》一文，這裏摘錄一段如下：

　　美國友人陳香梅女士寄來的一篇文章，登載於美國中文時報周刊，讀了以後真是令我萬分驚訝。這篇文章開頭說：“在大陸，凡稍微了解一點文革中期曆史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紅都女皇》事件的。”

　　該文通過訪問當年肇事的維特克教授，揭示了所謂‘周恩來策劃離間毛澤東與江青的內幕’。然後維特克寫道：“按照維特克的假設，在與江青集團的鬥爭中，周恩來利用江青好出風頭的特點，刻意安排了維特克教授來訪江青，並且讓自己的親信張穎陪同在側，了解全部內容。隨後周恩來以審查為名，扣留錄音帶並指示張穎，據此寫成《紅都女皇》一書，並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後周恩來將此書作重大事件的物證轉呈毛澤東，激怒了他，從而使毛、江疏遠……”

　　（50）

　　我看到這篇所謂采訪文章以後，真是哭笑不得。維特克教授這番假設，奇妙之極。我覺得她好像並不是一位曆史學教授，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說家。事情已過去二十年了，居然有人有興趣把舊事重提，而且造那種謠言，真是荒唐已極。

　　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曾多次批評江青他們是“四人幫”，那是由於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四人幫”違背了毛澤東的原則，而絕不是因為一本《紅都女皇》，這些情況到現在當然都已真相大白。

　　當時在香港也確實出版過一本名為《紅都女皇》的書，文革以後我閱讀過這本書。書中極力吹捧江青，而許多事實都屬子虛烏有，稍微知道江青的人都會認為那不過是胡吹亂捧，不是事實，寫作水平及文字也拙劣得很。此書在內地也很少見。

　　無獨有偶，美國女副教授維特克，於1972年夏季在中國訪問期間，曾采訪江青，談話時間長達60多小時。她回到美國以後，曾多次發表有關江青或中國問題的談話，又在1977年出版了一本書，名為《江青同誌》。維特克這本書與《紅都女皇》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但直至如今仍是非顛倒，甚至以此造謠生事，這倒是我始料不及的。

　　維特克采中國訪問期間，特別是與江青的所有接觸，我作為主要陪見人員(另外還有六人)都是參加了的。當時我的職務是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是由外交部領導決定派去工作的。本來外交部幹部被指派去見外賓是很普通的事情，而這次陪見卻非同尋常。

　　維特克是美國紐約州賓翰頓大學的中國現代史副教授，這次是根據她本人的要求，經我駐聯合國代表團推薦，由對外友協邀請她於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來華訪問的。按照當時的慣例，一般都不安排江青單獨接見外賓，因她的工作與外事無關。但維特克一再要求采訪江青，友協隻好請示周總理決定。周總理於1972年8月10日批示：“江青同誌，如你這兩天精神好，可以見見此人，談上一個鍾頭就可以了。如不願見，也可不見。”

　　江青見到批示，立刻決定會見。會見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進行。外交部除了我，還有翻譯小沈、禮賓司一位副科長和一位速記員，友協來了負責人老丁和陪同老陳、小俞。姚文元也來了，坐在江青身旁。

　　談話開始不久，江青就問維特克：“我聽說你回去以後準備寫一本書……是嗎?”

　　維特克一時不知所措，因為她從未對任何人說過要寫書。遲疑片刻以後，她說：“如果有足夠的材料，能夠寫一本書，那是我最高的向往，我將會盡力去做的。”

　　（51）

　　江青高興地說：“很好呀，我們也希望有一本由美國人寫的書……我們合作吧，我給你說，你來寫……你寫我，寫現代的中國，那就是第二個斯諾，你將舉世聞名。”

　　她說的是維特克，想的顯然是她自己要在世界上揚名了。

　　周總理批示的是禮節性會見，隻談一個小時，江青卻興高采烈地東拉西扯了整整一個下午，完了還在江蘇廳大擺宴席，又邊吃邊談了一個多小時。江青根本不理會總理的指示，從25日到31日，她一連在廣州與維特克談了六十多個小時，不僅大談個人經曆、私人生活、文化藝術，而且大談解放戰爭的“曆史”，甚至說西北戰場就是她“和毛主席親自指揮的”……還談了不少黨和國家的機密。

　　回到北京以後，江青又催逼著我們整理修改幾十萬字的談話記錄，說要送交周總理和張春橋、姚文元審閱，然後寄給維特克。我們加班加點一直忙到10月底，大家商量，無論如何應該向周總理匯報一下了，並推我去。於是我給總理辦公室打了個電話，請秘書轉達我們的意願。

　　第二天下午，周總理在西花廳接見了我。總理正忙著批閱文件，讓我先說說重要的情況。我說：“如果要簡單地說，那還真說不清楚。我們去廣州前，總理的交代，我都轉達了。但江青同誌沒有那樣做。她和維特克談了六十多個小時，什麽內容都有。現在還要整理成記錄稿，翻成英文，寄給維特克。我們都感到這樣做不妥當。所以要向您匯報請示……”

　　我上氣不接下氣，一連串說下來，倒惹得總理笑起來：“我看你要說的話恐怕不少，別那麽急。今天我確實時間不多，你先向鄧大姐說說吧。江青同誌的情況我也知道一些，以後找時間再談。”

　　我和鄧大姐很熟，所以談起話來，也沒有什麽顧慮，說錯了她會指正我的。那天下午我和鄧大姐談了整整三個小時。因為她也接見過維特克，所以一些情況她是了解的，但她沒有想到江青會這樣做。

　　又是一個夜晚，送給張春橋和姚文元的那兩份鉛印的記錄稿，一字未改退了回來，隻在第一頁上各寫了“已閱”兩個字。周總理那一份也退回來子，上麵寫了行字，大意是，與事實不符之處作了些補充，錯字都已經改過。

　　我心想，周總理看過的，連錯字都改了，而張春橋和姚文元則無一字修改。這兩人既不願意得罪江青，又不願意負責，把責任都推給周總理一個人了。

　　1972年的歲末，周總理又召集接待維特克女士訪問中國的有關人員，開了一個簡單的會。周總理隻簡單宣布：“已經請示毛主席，記錄不必送給維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記錄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歸入檔案。”

　　（52）

　　於是第二天，我們把所有的記錄草稿、鉛印修改稿等等，全部歸總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交給外交部檔案室歸檔，餘下的全都放進一個保險箱裏，加上封條，交給了外交部保密室。

　　1973年秋末，我調到加拿大首都渥太華任中國大使館政務參讚。1974年秋末，我們從加拿大回國休假。全國追查謠言的事還沒有完全平息，所追查的確實是維特克與江青的談話內容。據說是《紅都女皇》那本書從香港進入以後，引起一些不良影響，江青也被領導批評。

　　1977年，維特克在美國出版了以江青談話為主要內容的一本書，名為《江青同誌》。這本書出版時，江青一夥已經垮台了。中國的政治環境已經截然不同了，所以作者並沒有盲目地一味吹捧江青，而是根據她的一些分析和看法，還補充和修改了江青談話的一些內容。

　　另外，圍繞江青與維特克談話這件事，前前後後還有一些沸沸揚揚的傳言。傳得時間比較長而又離奇的是：周恩來為了避免維特克寫的書出版以後，引起對江青的非議和各方麵的不良影響，曾指令我駐聯合國代表團的有關人員找維特克女士商議，用高價收買她的版權，使之不能流傳。據我當時所知，絕無此事。最近我又與那時在聯合國代表團工作，同維特克有接觸的人士核實，也不知道這種謠言從何而來。

　　據張穎介紹，約1975年左右，在香港出版過一本名為《紅都女皇》的中文書，書中極力吹捧江青，但這本書與維特克采訪江青無關。而維特克根據采訪江青的內容，寫成《江青同誌》英文書，出版於1977年。《紅都女皇》是中文書，《江青同誌》是英文書，兩者毫無關係。人們誤把《江青同誌》與《紅都女皇》混同為一本書了。

　　據張穎這麽一說，《紅都女皇》的謎團似乎解開了，但事實並非這麽簡單。最大的疑問是1975年香港版的《紅都女皇》，並很少有人看過。張穎在文章說他看過《紅都女皇》這本中文書，但並沒有給出這本書的出版社、作者等關鍵情報。張穎還特別提到“此書在內地也很少見。”

　　也許是因為“少見”，許多文革研究者，也都沒有看到過《紅都女皇》這本書。據寫《江青傳》的作家葉永烈說：關於《紅都女皇》一書，傳說是如此“有鼻子有眼”，然而經我多方查尋，卻一直沒有查到此書。香港的研究者在香港的諸多圖書館查找，也未能找到這本據說是在香港出版的《紅都女皇》。因此，《紅都女皇》一書至今仍是一個謎。

　　還應提到的是，在2006年香港星克爾出版社推出範思譯的維特克著《江青同誌》中譯本。為了吸引讀者，封麵上印著比書名更突出的“紅都女皇”四字，使讀者誤以為這本書就是傳說中的《紅都女皇》。其實，這本書與傳說中的《紅都女皇》不相幹。

　　（53）

　　在1973年底因基辛格訪華之事，毛澤東指示政治局開會，“批評幫助”周恩來之後，在1974年和1975年上半年，毛澤東與周恩來兩人關係都是良好的。

　　特別是1974年底到1975年上半年，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是兩人晚年中最良好的一段時間。毛澤東委托周恩來主持四屆人大，而且在1975年上半年江青集團提出“批判經驗主義”時，毛澤東基本站在周恩來一邊，嚴厲批評了江青集團。

　　然而在1975年下半年，毛與周兩人的關係急轉直下。

　　造成毛與周兩人關係急劇惡化的主要原因，是周恩來因病退居二線，不再管政事了。1975年2月1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召集12位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以及國務院各部的部長開會，正式宣布自己退居二線。

　　周恩來說：我身體不行了，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誌主持。毛主席講：‘小平同誌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今後國務院新班子以小平同誌為首，一共12位副總理。將來這樣的會，請小平同誌主持。我希望，新的國務院能出現新的氣象，領導全國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額完成今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第四個五年計劃。

　　此後周恩來不再過問政事，專心治病。按照常理，周恩來退居二線，不再過問政事，也就不會與毛澤東發生衝突了，兩人的關係應該更好才對。可是為什麽周恩來退居二線之後，他與毛澤東的關係反而惡化了呢？這就體現出周恩來扮演的特殊角色的重要性。

　　毛澤東發起文革，觸動了大部分老幹部們的既得利益，自然也就引起老幹部們的極大不滿。這些戰爭過來的老幹部，都不是貪生怕死之人，要不是周恩來在其中“和稀泥”，調節各方麵的關係，老幹部們的不滿，很可能會噴發出來，發展到武力對抗。特別是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少了一個軍隊中強有力的臂膀，就更難壓製老幹部們的反抗了。

　　這時候，周恩來對穩定形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恩來一方麵同情和支持老幹部們對毛澤東的不滿，另一方麵他又想方設法把這老幹部們的不滿，壓製到毛澤東可以忍受的程度，避免了老幹部們與毛澤東發生正麵衝突，造成了這幾年來相對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

　　（54）

　　可是周恩來退居二線之後，沒有人來壓製老幹部們的不滿情緒，於是老幹部們的不滿就噴發出來，在各個方麵明目張膽地否定文革，最後造成與毛澤東的正麵衝突，促使毛澤東發起“反擊右傾翻案風”。

　　毛澤東後來發起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絕不是隻針對鄧小平一個人，而是針對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一大批老幹部。這批人其實早就蠢蠢欲動了，隻是在周恩來的壓製下，他們的行動沒有爆發出來。鄧小平上台後，他不但不壓製老幹部們的不滿情緒，反而迎合和助長這種情緒。這一方麵使鄧小平贏得了老幹部們的強烈支持，另一方麵則激化了與毛澤東的矛盾。要不是毛澤東當時身體已經非常虛弱，這場矛盾激化很可能引起一場大動亂。

　　回顧曆史來看，周恩來對安定團結，穩定形勢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無人可以取代的。在周恩來當權的時候，1975年初成功地召開了四屆人大，一片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可是周恩來退居二線之後，無人壓得住老幹部們，安定團結的形勢開始惡化。到周恩來去世後，毛澤東就基本上控製不住局勢了，以至於引發起1976年4月的天安門事件。周恩來死後，中國安定團結的形勢就失控了，從這點看，周恩來在穩定局勢方麵發揮的作用，的確是非常巨大的。

　　另一方麵，周恩來的溫厚性格，也是他與毛澤東合作的非常重要因素。毛澤東說鄧小平是鋼鐵公司，其實毛澤東自己更是鋼鐵公司，他與鄧小平兩個人是“鋼鐵”對“鋼鐵”，根本無法長期合作下去。事實上，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之後，他與毛澤東合作了半年多就合作不下去了。而周恩來與毛澤東合作了幾十年，這是曆史上難得見到的剛柔搭配的理想領導班子。

　　周恩來退居二線後，無人壓住否定文革的風潮，於是這股風潮開始噴發出來，很快突破了毛澤東的底線。這樣一來，毛澤東不得不修改他在1975年上半年“安定團結”的初衷，發起一場針對這股否定文革“回潮”的反擊。

　　在毛澤東看來，這些老幹部之所以敢大膽地發起否定文革的“回潮”，主要是有人在背後給他們撐腰，他們有後台，而這個後台就是周恩來。特別是與周恩來關係極為密切的教育部長周榮鑫的大膽行動，更讓毛澤東聯想到他們的後台就是周恩來。

　　（55）

　　毛澤東認為，隻有打倒周恩來這個後台，才能撲滅這股反對文革的風潮。於是毛澤東打響了這場 “反擊戰”，發起一場針對周恩來的“評《水滸》批宋江”判運動。我們可以從後來的曆史事實，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看出毛澤東這次“反擊戰”搞錯了對象，不應該針對周恩來，因為周恩來其實是在扮演壓製否定文革風潮的角色。

　　然而毛澤東並不知道後來的事情，他在當時的情況下，沒有看清周恩來的這個角色，所以發動了一場戰略上錯誤的批判周恩來運動。這場批周運動，不但沒有撲滅反對文革的風潮，反而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刺激和助長了反對文革的風潮，這是毛澤東始料未及的。

　　毛澤東這次針對周恩來的戰鬥，比過去任何一次都困難，這是因為周恩來已經交出所有權力，隻是在名義還是國務院總理。以前毛澤東對周恩來的鬥爭，可以用剝奪周恩來的一部分權力，對周恩來進行“處分”。毛澤東在1973年批周恩來的時候，就是暫時撤銷了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的資格，作為對周恩來的處分或者處罰。而現在周恩來已經沒有任何權力了，毛澤東也就無法處分周恩來了，唯一可以做的“處分”，就是撤掉周恩來在名義上保留的國務院總理職位。

　　周恩來本人也看出此時自己是“無職一身輕”，毛澤東已經沒有辦法處分他了。周恩來進一步爭取主動，向毛澤東提出辭去國務院總理職位，這就讓毛澤東更無法處分他了。周恩來的衛士高振普回憶說：

　　1975年的哪一天，我記不清了，可能是在7、8月份，周恩來感到自己的病情會加重，要想康複怕是很困難了。周總理從國家、黨的最高利益出發，毅然舉薦鄧小平同誌。

　　總理叫我拿來紙和筆，半靠在病床頭，請醫生和護士們退到病房外，室內隻剩下鄧大姐和我。一般情況下，總理是不會叫醫務人員退出的，所以我也想轉身退出。總理叫住我，說：“你不用出去。”

　　周總理一手托著放好紙的木板，開始寫了。鄧大姐見總理托著板，寫字很費勁，便說：“你口述，我代你寫吧。”

　　總理說：“不用了，還是我親自寫。”

　　我站在總理的右方，看著他是給毛主席寫信，是向毛主席提議，由鄧小平代替他現任的國家和黨內的職務位置。雖然沒明確地寫上“總理”和“第一副主席”，但這職務位置已明確了小平同誌的職務。總理寫完交給了鄧大姐，鄧大姐向小平同誌通報了這封信的內容。據說此信已上報，始終無音訊。

　　因為此時周恩來已無任何實職，無任何權力，所以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這次鬥爭，就不是圍繞著權力展開的，而是成為兩人的“威信”之爭。

　　（56）

　　提到“權力鬥爭”，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是為了個人私益的爭權奪利，這是把權力鬥爭庸俗化了。不管“主義鬥爭”也好，“路線鬥爭”也好，最後總要落到實處，這個“實處”就是權力，也就是“路線”的鬥爭，最後總要落到“權力”的鬥爭上。

　　毛澤東有自己的路線，劉少奇有自己的路線，周恩來也有自己的路線。如果毛澤東掌握了大部分權力，中國就會按照毛澤東的路線走；如果劉少奇或周恩來掌握了大部分權力，那麽中國就按照劉少奇或周恩來的路線走。你想要中國按照你的路線走，你首先必須拿到權力，否則一切都是空話。因此，路線鬥爭的具體表現就是權力鬥爭。

　　有人說“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標就是為奪權”，這句話並沒有錯，毛澤東自己也承認文革就是奪權。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毛澤東的指示：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

　　毛澤東自己給文革的定義，就是“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因為隻有奪了劉少奇的權，才能阻止中國走劉少奇的道路。因此毛澤東發出指示說：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

　　在權力鬥爭中，所謂的“打倒”，具體說來就是“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也就是剝奪一切權力。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文革中被打倒，就是失去了一切權力，成為普通老百姓。1976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這標誌著鄧小平再次失去一切權力，也就是再次被“打倒”。

　　不僅是毛澤東，周恩來也承認權力鬥爭。前麵提到，周恩來在病重的時候對葉劍英說：“要注意鬥爭方法，無論如何不能把‘權’落到他們手裏。”這裏周恩來也明確地說，鬥爭的目的就是爭權，不能讓權力落到“他們”手裏。在權力鬥爭方麵，周恩來也絕不是手軟的人。如果周恩來在權力鬥爭方麵手軟，拱手把權力讓給別人，他也不可能當27年的總理。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路線鬥爭，這是一條明線，最後以劉少奇喪失一切權力，以毛澤東的勝利而告終；毛澤東與周恩來的路線鬥爭，這是一條暗線，最後周恩來因病全身而退。周恩來是輸給了自然規律，並沒有輸給毛澤東。如果周恩來當時身體較好，大概絕不會把總理的大權交出去的。

　　這裏還需要明確一個問題：“奪權並不等於掌權”，奪到權之後，必須有能幹的人來掌握才行，否則奪到手的權掌握不住，又會被別人再次奪走。

　　（57）

　　毛澤東的強項是“奪權”，包括領導中共奪了蔣介石的權，周恩來的強項是“掌權”。毛澤東、鄧小平等人都有過被“打倒”的經曆，而周恩來則是不倒翁，幾十年來從未被打倒過，可見周恩來的“掌權”功夫是非常到家的。

　　毛澤東在文革中奪權是成功的，但奪到權之後的掌權，卻是失敗的。最後這些奪到手的權，又被別人悄悄奪回去了。毛澤東的掌權失敗，主要是缺少善於掌權的人才。毛澤東善於發現“奪權”人才，卻不善於發現“掌權”人才，毛澤東的幹將江青、張春橋等人，都是“奪權”人才而不精於“掌權”。相反，周恩來善於發現“掌權”人才，周恩來的幹將都是善於掌權的高手。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的鬥爭，也是一場人才爭奪戰，雙方都試圖把能幹的人，爭取到自己這一邊來。這在鄧小平身上體現得很明顯，毛和周都在爭取鄧小平，但最後是周取勝，毛不得不再次打倒鄧。不過周恩來也有爭奪人才失敗的時候，典型例子就是喬冠華。

　　喬冠華在中共高官中是一個“異數”，因為他是當時部長級高官中，唯一一個有洋博士學位的人。喬冠華1913年出生在富裕家庭，清華大學哲學係畢業後，赴日本、德國留學，1937年在德國獲哲學博士學位。喬冠華1938年回國，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跟隨周恩來在重慶工作，受到周恩來的重視和重用。新中國建國後，周恩來兼任外交部長，喬冠華成為周恩來在外交事務上的主要助手之一，曆任外交部亞洲司代司長，外交部部長助理、外交部副部長。

　　在文革初期，喬冠華作為周恩來派係的代表人物，與陳毅、姬鵬飛三人一起被列為外交部的頭號“打倒”對象，但在周恩來保護下，喬冠華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林彪事件後，姬鵬飛和喬冠華都複出，陳毅去世後，姬鵬飛繼任外交部長，喬冠華任外交副部長，成為外交部第二號實權人物。

　　姬鵬飛是參加過長征的老革命，他當外交部長並不意外。而喬冠華這樣的知識分子能當上外交部副部長，完全是得益於周恩來的培養和提拔。喬冠華除周恩來之外，與其他黨內大腕人物幾乎都沒有淵源，完全是周恩來的人，有人說周恩來對待喬冠華就像自己的兒子一樣。

　　如果喬冠華1973年沒有與章含之結婚，他肯定將繼續作為周恩來派係的重鎮人物，但這次婚姻改變了喬冠華的命運，因為喬冠華的新妻章含之是一位不一般的人物。

　　（58）

　　說到章含之，不能不說到她的養父章士釗。章士釗算是老牌革命家，早年為《蘇報》主筆，大力宣揚革命思想，後又與蔡元培、蔡鍔等人在上海組織愛國協會，成為當時中國政壇有影響的人物。辛亥革命後章士釗在北洋政府中任職，曾任司法總長、教育總長等職。章士釗在此期間無意中做了一件“大事”，這就是資助兩萬元大洋給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毛澤東。

　　後來有人說章士釗當年資助毛澤東，是因為看到毛澤東有“帝王之氣”，這當屬事後諸葛。當時章士釗資助毛澤東，主要是看在湖南老鄉的情分上。這筆錢對於當時已經是大人物的章士釗來說，並不算什麽；而對於當時還是渺小人物的毛澤東來說，則是一筆巨款了，這筆錢幫了毛澤東的大忙。後來毛澤東還感激地說：“章老這筆錢，我們派了大用場。一部分同誌用了這個錢去了歐洲，另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後來上了井岡山”。

　　新中國成立後，章士釗推選為全國政協常委，全國人大常委，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等職，他也成為毛澤東為數不多的黨外人士和“世交”朋友。1963年，毛澤東提出要還章士釗當年借給他的錢，2萬銀元折算2萬元人民幣。章士釗堅持不要，毛澤東則堅持要還。此後每年春節，毛澤東讓秘書送2千元給章士釗，一直送了10年，還清了2萬元。

　　章含之1935年生，生母原是上海灘有名的交際花，後成為章士釗的養女。章含之1949年結識當時在燕京大學讀書的洪君彥，兩人戀愛，並於1957年結婚。洪君彥的父親解放前是大資本家，與章士釗也算是名門相配。結婚後，洪君彥得益於章士釗的背景，一路攀升，年僅27歲時就擔任北京大學世界經濟教研室主任。在論資排輩的年代，那種情況是很少見的。不過文革開始後，洪君彥被作為“黑幫”批判和批鬥，可謂厄運臨頭。

　　1953年章含之被保送到北京外國語學院，1960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係研究生部，之後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任英語教師。1963年毛澤東70壽辰，他請了程潛、葉恭綽、王季範和章士釗四位湖南老鄉，辦一個家宴，章含之隨章士釗一起去赴宴。宴會上，毛澤東得知章含之是英語教師時，問她：“章老師，你願不願當我的老師啊？我跟你學英語。”

　　章含之以為毛澤東是開玩笑，就說：“主席，我哪敢當您的老師，您是我們大家的老師。”

　　毛澤東卻很認真地說：“教英語我就當不了老師，還要拜你為師啊。”

　　章含之不知如何回答，章士釗替她說：“主席什麽時候要含之來，告訴她就是了。”

　　一星期後，毛澤東讓秘書打電話給章含之，請她到毛澤東那裏教英語，每次一個多小時，持續半年多。以後的章含之就成為能夠直接“通天”與毛澤東說話的人。1971年外交部改組，毛澤東推薦章含之進入外交部，此後章含之一路攀升，曆任一般職員、副處長、處長、副司長，參與了中美會談、尼克鬆訪華等一係列重大外交活動。

　　1972年，章含之與丈夫洪君彥離婚。關於離婚理由，章含之與洪君彥有不同的說法。章含之說離婚是因為洪君彥有外遇，而洪君彥則另有說法。另外，章含之還說：是毛澤東鼓勵她離婚的。

　　（59）

　　章含之在回憶錄中說：一個多月後，冠華從毛主席那裏終於得知我的破裂的婚姻，那是在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訪華後離開北京的那天晚上。記得是9月29日，主席召我們去談田中首相訪華的情況，在座的有周總理、廖承誌、外交部的姬鵬飛和喬冠華以及我們幾個參加中日建交公報工作的翻譯。

　　那天，主席對於繼中美關係後又打開中日關係非常高興，他談笑風生，古今中外，講了許多話，當場的氣氛也十分輕鬆。我常常想起那段時間主席和周總理的那種融洽關係，那是多麽可貴!可惜，那是在亂世的大環境中，因而在和諧的背後已暗藏著陰謀。

　　毛主席在講了許多曆史故事之後，不知怎麽，話鋒一轉，直視著我說：“我的章老師，今天我要批評你！你沒有出息！”

　　我當時坐在正對主席的一張臨時搬來的椅子上，我以為毛主席還在開玩笑，於是笑嘻嘻地說：“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評，我這人是沒出息！”

　　主席認真地說：“我的老師啊，我說你沒出息是你好麵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經同別人好了，你為什麽不離婚？你為什麽怕別人知道？那婚姻已經吹掉了，你為什麽不解放自己？”

　　主席當著這麽多領導，突如其來地揭示了我生活中的傷痕使我一時亂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繼而，我心頭一酸，哭了起來，邊落淚邊說：“主席，別說這事，好嗎？”

　　主席說：“我今天就是要說。你好麵子，怕別人知道，我就要說給大家聽。”

　　在場的包括周總理在內的幾個領導，都愣愣地看著這戲劇性的一幕，大概都覺得不好插話，一時出現了幾秒鍾難堪的沉默。我終於說：“主席，你批評得很對，我回去就辦，本來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講了，我一定解放自己。”

　　主席說：“那好！辦完了我祝賀你。”

　　這天晚上，我很久未能入睡。我沒有想到毛主席會深知我個人生活中的波折，但我深感他對我父輩般的關懷，主席同我父親有著半個世紀的友情。我常常想，我的一生見主席的機會並不比其他人多，但在我人生的關鍵時刻卻決定了我的命運。對於我來說，他有一種神的力量！

　　現在，毛主席又為我開辟一個未來新的感情世界。過去一切悲歡離合重映在眼前，我默默地回味著生活的甜、酸、苦、辣，既沒有悲傷也沒有興奮。那年我36歲，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華已近尾聲。本來應該是生活與事業豐收的時節，我卻麵臨著一切從頭開始的後半生。

　　在我正式辦完離婚手續之前，我和冠華一周通幾次電話。我們從不談愛情，也不談政治，隻是聊天，但那種深深觸動兩顆心的感情已難以抑製。

　　（60）

　　章含之的上述說法，總讓人感到有不自然之處。既然章含之好麵子，怕別人知道，她為什麽要把這件事告訴毛澤東？而且毛澤東鼓勵章含之離婚，也不太合乎毛澤東一貫的做事風格。從各種人對毛澤東的回憶來看，毛澤東是不愛插手身邊人的婚姻等私事的。就是毛澤東自己的女兒李訥的婚事，毛澤東也沒有插手。1970年，李訥到江西省五七幹校勞動，愛上了中央辦公廳內部招待所的服務員小徐，但遭到江青的反對。毛澤東則尊重李訥的意願，同意李訥自由婚姻，於是兩人結了婚，毛澤東送給他們的結婚禮物是一套《馬列選集》。

　　另據章含之的前夫洪君彥回憶說：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離婚的事。她說：“我們的緣分已盡了，分手吧。這樣對雙方都好。”

　　我聽後心裏非常平靜，心想：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結果。我心裏很清楚：像她這樣有心計的女人，在沒有找到更高的目標前，是不會隨隨便便提出離婚的。試想從1966年章含之出現張姓的第三者，到1969年我也出現了第三者，章含之從未提過離婚二字。那並不意味著她仍然留戀那段婚姻和家庭，而是她有所企盼，有所追求。

　　現在她如願以償找到了合意的人，不離婚更待何時？所以她一提出離婚，我就爽快地答應了，沒半點爭執。不過，當時她從未提起是毛主席叫她離婚之類的話。近年她口口聲聲說是毛主席叫她離婚的，使我這當事人感到十分驚訝。

　　章含之離婚後，開始公開與比自己年長22歲的喬冠華談戀愛，當時喬冠華已經喪偶。章含之回憶說：早在1973年初，在一次西花廳會議休息大家吃夜宵時，周總理說：“有人當個大新聞，告訴我老喬和含之在談戀愛。我說有什麽好大驚小怪的，我早有預感了。”

　　喬冠華和章含之談戀愛，不管他們本人的意思如何，他們必然地陷入一場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喬冠華是周恩來一手培養的人，周恩來是喬冠華的大恩公，喬冠華是周恩來的人；章含之是毛澤東一手提拔的人，毛澤東是章含之的大恩公，章含之是毛澤東的人。一個毛澤東的人與一個周恩來的人戀愛，如果毛澤東和周恩來沒有矛盾，他們兩人還可以相安無事，但當毛澤東和周恩來出現矛盾時，就不免要殃及池魚，喬冠華和章含之也不得不做出選擇：或者靠在毛澤東這邊，或者靠在周恩來那邊。試圖兩邊都不得罪是不可能的，必須得罪一邊。

　　果然，1973年底，毛澤東與周恩來出現了重大矛盾衝突，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批評周恩來，喬冠華和章含之都參加了這次會議。這時，他們兩人必須做出一個決斷：真批周恩來，還是應付一下假批周恩來。如果是真批周恩來，喬冠華就對不起周恩來；如果是假批周恩來，章含之就對不起毛澤東。最後兩人決定真批周恩來，靠到毛澤東這一邊。

　　（61）

　　對此章含之回憶說：回首往事，在1970年代的沉浮中，我犯過兩次大的錯誤，那錯誤都是為了生存。第一次就是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蕭瑟落葉的時節，人民大會堂的某個廳堂裏進行著一場無情的較量。

　　除去那些本性邪惡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個人都在經受著一場嚴峻的考驗，是挺身而出維護正義與公正，還是為了自己的生存妥協退讓，隨波逐流。幾年後，當有人不顧當年的事實企圖把不切實際的罪名強加在我們頭上時，我曾經為自己和冠華辯護說那是時代造成的悲劇，我們既沒有參與策劃，也沒有陷害他人。

　　然而，二十年後的今天，在回顧自己走過的路時，我願按冠華說的“嚴於律己，寬於待人”去剖析自己。盡管在那個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沒有一個被卷入的人能夠蔑視權威，主張公道，但畢竟作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為了自身的生存與“前程”，隨著那洶湧而至的濁浪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傷害過好人。

　　尤其是在周總理蒙受屈辱時，我們並未能為他做一點事減輕他的壓力。這一點在冠華的心頭尤為沉重，一直到兩年後的1975年秋天，當他有機會當麵向周總理痛切剖析自己當年的懦弱，並得到周總理的諒解時，他的心才略為平靜。

　　所有這一切，我並不想去論說是非，曆史和人民永遠是最公正的。總有一天會有人在研究共和國的曆史時對70年代撲朔迷離的政治生活做出客觀公正的評說。

　　章含之在非常重要的問題上含糊其詞，特別是不提他們在批周的會上，到底說了些什麽，做了些什麽。對此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來》中，提到了章含之在那次會上的表現：後來我還聽一位與會者說過，當時已經身患癌症的總理身體虛弱，右手發顫。他曾向那位常去西花廳的小姐提出：“我手顫記不下來，你能不能幫我記一下？”

　　那位平時謙和笑容可掬的小姐，此刻杏眼圓睜，板臉怒斥：“怎麽，你想秋後算賬？是批你還是批我？自己記！”

　　多少年後的今天，我一閉眼睛，仿佛還能看到伯伯那一刻痛楚的眼神，還能體味伯伯以病體承受的千鈞壓力。

　　據當年與喬冠華同住外交部幹部宿舍的俞建章撰文說：章含之走進喬冠華的視野，繼而走進喬冠華的生活，成為喬冠華的夫人，也成為把喬冠華拖進曆史泥潭的罪人。章含之把喬冠華拖入泥潭，最喪心病狂的舉動就是在1973年批判周恩來的風潮中，她把喬冠華捆在了自己的“戰車”上，讓喬冠華在批判會上連連向周恩來射出重磅炮彈。

　　且不說喬冠華批周恩來的那些發言內容的政治性是如何的荒謬和顛倒是非，從人性的角度來說，喬冠華的批周恩來，是把自己永遠捆在了人格的恥辱柱上。

　　（62）

　　了解喬冠華的人都知道，喬冠華從1940年代投身到中國共產黨的隊伍，一直沒有脫離過周恩來的直接領導，是在周恩來手把手的教誨下成長起來的，周恩來是他的領導人，也是領路人；是上級，也是父兄。

　　文革以後，喬冠華“落難”，在他任職多年的外交部並沒有多少人同情他，並不僅僅是因為他文革中政治上所犯的錯誤，更是因為他的反周恩來引起了外交部廣大幹部在道義上的厭惡，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章含之。

　　在章含之後來撰寫的那些《回憶錄》裏，對這些最重要的曆史事實不是避重就輕、一筆帶過，就是信口胡言。她寫道：她和喬冠華曾經在陪同外賓最後一次見到周恩來的時候，就1973年批周的事情向周恩來表示了懺悔，得到了周恩來的原諒。

　　周恩來已經去世，此話現在已經無從證實。但是，據當時參加接見的醫生和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在回憶這次接見時寫道：周恩來接見完外賓之後，工作人員要求和總理合影留念，喬冠華夫婦也在合影人群之中。總理在記者照完像後，對所有在場的人說了一句話，令當時在場的人都震驚不已。總理說：“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在我的臉上打叉。”

　　這話是說給誰聽的？是那些醫生護士？還是總理身邊的秘書、警衛？顯然是說給那些在總理臉上打過叉的人的。

　　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這次事件說：1975年夏季，周恩來在三五醫院已經住了一年多時間，他帶病堅持工作，一批又一批地會見中外賓客。醫療組和陪同周恩來在醫院的工作人員都想找機會同總理合影留念，可總找不到合適的時機。

　　機會終於來了，1975年7月1日，周恩來帶病在李先念和喬冠華的陪同下和前來訪問的泰王國政府總理巴莫簽署了中泰兩國建交公報。這件事情，事先有人已“謀劃”好了，由喬冠華出麵請求周總理同大家合影留念。事情說妥以後，大家按新華社派來專為中央領導人拍照的攝影師杜修賢的安排，將人們分成兩排站好了隊，李先念和喬冠華站在前排中間，他們兩人當中留給周恩來一個空位置。

　　周總理在值班護士的攙扶下，微笑著緩步走到大家麵前。當攝影師正要舉起相機拍照時，突然間，一個叫人聽了心顫的聲音響起來了：“我這是最後一次同你們合影，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在我的臉上打叉叉！”

　　周恩來在說這一句話的時候，其實，他的聲音是十分平緩的。但是，在場聽到這句話的人不由得心中一震。一向儒雅的周恩來，平素很少聽到他跟別人有過開玩笑的話。此時此刻，人們對他的這一句話頗費猜測，似乎預感到有一種不祥之兆將要來臨。

　　1973年12月，章含之與喬冠華正式結婚，當時章38歲，喬60歲。喬冠華在1973底年批周時“反戈一擊”，立了功，成為毛澤東信得過的人。但他們兩人的職位和能力都不能獨當一麵，不能自成一派，隻能投靠到江青集團那一邊。1975年的四屆人大上，喬冠華接替姬鵬飛當上了外交部長，這既是來自江青集團的推薦，也是毛澤東的意思。但喬冠華的好景不長，1976年粉碎“四人幫”不久，喬冠華被撤銷外交部長職務，隔離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