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六六（崇新嶽 百思峰 ）

 

（81）

 

　　毛澤東提倡“反潮流”，本質上與提倡“造反”是一樣的。在1966年文革剛開始的時候，毛澤東被人民群眾爆發出來的“造反精神”大為鼓舞。可是到1973年的時候，隨著文革大潮的過去，人民群眾的“造反精神”也衰退了。因此，毛澤東認為有必要再次鼓舞起人民群眾的“造反精神”。

　　不過人們已經把“造反”這個詞與“文化大革命”聯係到一起了，如果毛澤東再次號召“造反”，人們就會誤以為又要搞第二次文革大革命。鑒於這個原因，毛澤東要用另外一個詞來代替“造反”，這就是“反潮流”。號召人們敢於“反潮流”，和號召人們敢於“造反”，在本質上是一樣的。毛澤東特別希望反文革的思潮來臨時，有人敢於“反潮流”，逆潮而動。

　　反抗上級，不執行上級的命令，這樣的行為就被稱之為“造反”，也就是“反潮流”。“反潮流”運動中的三個“英雄人物”李慶霖、張鐵生和黃帥，其“英雄事跡”都是敢於對抗上級。

　　李慶霖在寫信給毛澤東“告禦狀”之前，曾有過漫長的上訪經曆。李慶霖先到兒子插隊的荻蘆公社，向公社黨委反映情況，但無果；然後他又去上一級的莆田縣革委會反映情況，仍無希望；之後李慶霖又到上一級的莆田地委反映情況，但還是石沉大海。上訪無法解決問題，李慶霖最後才鬥膽向毛澤東寫信“告禦狀”。李慶霖“不滿”的對象，是莆田地區的領導，告他們的狀。後來莆田縣委特別對李慶霖之事做了檢討。

　　張鐵生的“反潮流”，也是向上麵寫信“告狀”，訴說自己的不滿。張鐵生“不滿”的對象，是新的大學入學考試製度。

　　文革前中國的教育體製，是照搬蘇聯的教育體製，把大學分成文科、理科、工科，進行全國統一的高等學校入學考試，按照分數的高低擇優錄取。前麵多次提到過，文革前的高考體製，有利於文化水平較高的知識家庭，而不利於文化水平較低的工農兵家庭和革命幹部家庭。所以文革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改革高考製度。

　　文革經過幾年“大亂”之後，1970年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開始試招“工農兵學員”。新的招生辦法無須進行入學考試，而是由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複審。1972年全國高校開始按照工農兵大學生的招生標準，大規模招收工農兵學員，但因此而產生的問題也隨之而來。

　　第一個問題是“走後門”；第二個問題是工農兵學員的文化水平差距太大，為了照顧文化水平低的學員，大學教師不得不補講中學的課程，這樣就把大學教育水平降低到中學水平，降低了大學生的質量。

　　（82）

　　針對第二個問題，在周恩來的主導下，1973年國務院發出《關於高等學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見》，指出：“在政治條件合格的基礎上，要重視文化程度，進行文化考查。”

　　1973年夏，各省都進行了高校入學統一考試。這次的入學考試，雖說不是工農兵學員入學的唯一條件，但必然會把一些文化水平較低的工農兵學員排除在外，當然將引起他們的不滿。有一位遼寧省的考生張鐵生，考試時在考卷背麵寫了一封《給領導的信》，引出軒然大波。

　　張鐵生1968年初中畢業後，在當地農村插隊落戶，表現突出擔任生產小隊長。1973年，23歲的張鐵生被縣裏推薦為工農兵學員麵臨入學考試，他在物理化學的統考中，因對大部分考題不知所搓措，於是就在考卷背麵寫出《給尊敬領導的一封信》：

　　尊敬的領導：書麵考試就這麽過去了，對此，我有點感受，願意向領導上談一談。

　　本人自1968年下鄉以來，始終熱衷於農業生產，全力於自己的本質(職)工作。每天近18小時的繁重勞動和工作，不允許我搞業務複習。我的時間隻在6月27日接到通知後，忙碌地翻讀了一遍數學教材，對於幾何題和今天考卷上的理化題眼瞪著，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我不願沒有書本根據的胡答一氣，免得領導判卷費時間。所以自己願意遵守紀律，堅持始終，老老實實地退場。說實話，對於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法外的浪蕩書呆子們，我是不服氣的，而有著極大的煩(反)感，考試被他們這群“大學迷”給壟斷了。他們的自由生活和為個人的努力，等於了我的為人民熱忱忘我的勞苦工作，我總覺得實在委曲(屈)。

　　在這夏鋤生產的當務之急，我不忍心放棄生產而不顧，為著自己專到小屋子裏麵去複習，那是過於利己了吧。如果是那樣，我將受到自己革命良心的譴責。有一點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沒有為此而耽誤集體的工作。在這個人與集體利益直截(接)矛盾的情況下，這是一場鬥爭。我所苦悶的是，幾小時的書麵考試，可能將把我的入學資格取消。我也不再談些什麽，總覺得實在有說不出的感覺，我自幼的理想將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這是我唯一強調的理由。

　　自己的政治麵貌和家庭、社會關係等都清白。對於我這個城市長大的孩子，幾年來真是鍛煉極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觀的改造方麵，可以說是一個飛躍。在這裏，我沒有按要求和製度答卷(算不得什麽基礎知識和能力)，我感覺並非可恥。我可以勉強地應付一下嘛，翻書也能得它幾十分嘛，但那樣做沒有意思，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榮幸的，隻是能在新的教育製度之下，在貧下中農和領導幹部們的滿意地推薦之下，參加了這次學習班。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考學生之中，能對我這個小隊長加以考慮為盼!白塔公社考生張鐵生。1973年6月30日

　　（83）

　　張鐵生這次考試的成績為：語文38分、數學61分、物理化學6分。1973年7月19日《遼寧日報》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了張鐵生的信；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報》轉發了《遼寧日報》刊登的《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並配發編者按：

　　這裏刊載一位下鄉知識青年的信。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思。

　　張鐵生同誌是1968年的下鄉知識青年，共青團員，現任白塔公社棗山大隊第四生產隊隊長。他對物理化學這門課的考試，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問題，卻交了一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

　　大學招生，在群眾評議、群眾推薦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文化考核是需要的。但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還是檢查記住多少中學課程？錄取的主要標準，是根據他在三大革命運動實踐中的一貫表現，還是根據文化考試的分數？是鼓勵知識青年積極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努力完成本職工作，還是鼓勵他們脫離三大革命運動實踐而閉門讀書？今天，我們發表張鐵生同誌的信，目的就在於請大家討論研究這些問題，歡迎關心教育革命的同誌發表自己的看法。

　　張鐵生的信發表之後，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的文化考試又取消了，直到1977年重新恢複文革前的高考製度。1973年秋，張鐵生被鐵嶺農學院錄取，並破格發展為黨員，並在四屆人大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1975年，張鐵生升任鐵嶺農學院領導小組副組長，黨委副書記。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張鐵生被捕，判處有期徒刑15年徒刑，1991年獲釋。出獄後張鐵生經商，據說現已為億萬富翁。

　　關於張鐵生的“罪行”，當年的揭發材料這樣記載：毛澤東逝世後，張鐵生曾說過一些“反動言論”：

　　一、1976年9月9日晚張鐵生在遼寧省團省委機關的談話：

　　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全國人民都很悲痛，但是，光哭沒有用，關鍵在於化悲痛為力量。現在，我們國家好像一個大家庭一樣，父親去世了，家裏有老大、老二、老三，隻能靠老大領著過日子。現在的問題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說的充滿著擔心就在這裏。

　　我雖然是人大常委會委員，但沒有起到作用，心裏話不能到人大常委會上去講，一直沒有講出來。自從四屆人大開過以來，我的想法一直很多。我認為四屆人大開得很不好，開得很不成功，走了兩個極端，強調代表性，卻讓一些走資派進了人大常委會。

　　（84）

　　我是以工農兵的代表身份進人大常委會，卻是和一些走資派一起進常委會的，和他們坐一起。我認為這樣做，說明路線上各派政治力量作了讓步，沒有真正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政策。

　　毛遠新政委長期以來，連個中央委員都不是，真讓人不好理解。華現在是第一號人物了，已經是很顯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幹什麽？華在計委會上的講話，與王洪文的講話就不一樣，不能說絕然不同，但起碼是有差距。他在講話中不講黨的基本路線，不講深入批鄧，不講批判資產階級法權，不講文化大革命，講話是超階級的觀點。

　　我真擔心，這樣一個思想路線是右的，滿腦子舊的東西，大搞唯生產力論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這樣的人在支持擁護他？用毛主席提名來堵人們的嘴，何況當時主席是在生病期間呢。

　　總之一句話，目前我對國家的領導人，對國家的命運和前途很擔心，尤其是對軍隊充滿了擔心。現在，一些問題發展苗頭不對，如國家機關，就不是按巴黎公社精神去建立的，搞什麽任命製，黨委可以代替一切，革委會可以名存實亡，這些東西，都是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違背的，是反動的。我們今天要的是巴黎公社精神，要真正的民主，在錦州的大會上，我也講過類似的話。

　　現在，說實在話，對許多問題，我充滿著不信任和擔心。今天聽治喪委員會名單，最後才聽到有毛遠新政委的名字，才感到有某種安慰，算是幸運吧。我們的擔心和信心是同時存在的，鄧納吉還可能上台，這一點必須提醒全黨和全國人民注意。

　　我是下定了決心，做好了準備的，一定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在省委的領導下，準備迎接更大的風浪，迎接黨內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線鬥爭，我們一定要永遠沿著毛主席指引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下去。

　　今天晚上，我是想向團省委領導建議，把吳獻忠、柴春澤等同誌召集到一起，暢談一下。在這個關鍵時刻，讓我們這些人能在一起學習一下，交流一下思想，從而保持清醒的頭腦。

　　二、1976年9月10日張鐵生這樣說：

　　聽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後，有個感覺，主席不在了，靠誰？我對主席不在的中央不放心，一年多感覺挺大，一般場合下不能講，我自己對新任總理說的一些話，是不放心的。這個人思想路線是右的，是糊塗的。對去年七、八、九月的言論，不知是否認了帳，是否同鄧納吉劃清界限？我看是沒劃清。

　　最早，是在研究儒法鬥爭史時，他同中央、江青同誌唱了反調。去年傳達20號文件，關於養豬問題時，傳達了他的講話，他對文化大革命沒感情，從滿腹牢騷看，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促進派，是偏右的。

　　（85）

　　最近，在傳達中央13號文件時，傳達了他在全國計劃會上的講話。他的許多話不像黨中央講的話，沒突出黨的基本路線，沒突出批鄧。他同王洪文同誌的插話不一樣，洪文同誌強調同黨內資產階級鬥。他的講話對右的人是個鼓舞，他可是國家的一把手了。

　　主席逝世有可能成為轉折，這是一個嚴重時期。主席在世時，右傾翻案風還很猖狂，無產階級革命派雖然在政治理論上占了上風，但在數量上還是被汪洋大海所包圍。主席病逝後，把形勢想得更殘酷一些。哭是沒有用的，隻能表達對毛主席的感情。化悲痛為力量，不隻是一句口號，要把眼淚變成同走資派鬥爭的炮彈。

　　有話就講，我可是坐不住了，想聽聽領導的意見，希望同省委各方麵的領導同誌談談。我自己無所顧慮，心懷坦白，沒有隱瞞自己的觀點。

　　三、1976年9月14日張鐵生說：

　　主席沒有叫咱們哭，咱們要冷靜。毛主席逝世前發表的重要指示和批示，都是遺言和忠告。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走資派還在走。毛主席告誡我們全黨要懂得路線鬥爭更加複雜激烈，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主席的戰略部署，這也是主席沒有做完的事業，是主席的遺囑。

　　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鄧納吉還留在黨內，鄧納吉還有非常大的社會基礎，還想糾集力量重新上台。他的社會基礎尤其在國家機關“大老爺”、“二老爺”那裏，有好多掌權的人、說了算的人，還是聽他的話的。在一個時候冒出來重新上台，這是很有可能的。

　　主席不在，但主席思想是永存的。走資派要重新上台，沒那麽容易和便宜。如果他們敢於冒險，很可能當即死亡，最多是個短命鬼，短命可能是幾年或幾十年。人民會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夠戰勝他們的。走資派沒有什麽了不起，他們最害怕有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覺悟的人，八億人民掌握了毛澤東思想，這種精神力量就會變成革命力量和物質力量，如果他們反撲，那隻能是雞蛋碰石頭。

　　總結一下自己從無知的孩子變成革命的青年黨員，時時刻刻都離不開毛澤東思想的哺育，都是毛主席教導的結果。今後我要努力學習，堅定地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上山下鄉，紮根農村，當一個胸懷天下大事的最普通農民，當一個能夠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堅決繼承毛主席的意誌，作好同走資派長期作戰的思想準備，作好打仗的準備，犧牲的準備，把革命進行到底。

　　（86）

　　反潮流的另一位著名英雄，是北京海澱區中關村第一小學五年級學生的黃帥。按照現在的看法，當時12歲的黃帥是未成年人，是沒有資格參與政治活動的。事後不少人懷疑黃帥的日記以及寫給報社的信，並不是她本人所為，而是其父母捉刀。因此在粉碎“四人幫”後，黃帥作為未成年人並沒有刑事責任，而黃帥的父親受到了開除公職、開除黨籍的處分。

　　黃帥成為“反潮流”風雲人物，是源自她給《北京日報》寫的一封信：

　　我是中關村第一小學五年級二班的學生。九月聽了紅衛兵節目報道的蘭州十四中學紅衛兵幫助老師的事跡，受到啟發，隨後我給老師寫了三篇日記提意見。頓時，師生的關係緊張起來，老師批判我“拆老師的台”、"打擊老師威信”、“惡意攻擊老師”。我認為，老師是“壓製民主”、“打擊報複”。

　　這星期班上可熱鬧了，老師上課的主要任務就是鼓動同學訓斥我，我去上課就是準備挨整。老師拍桌瞪眼在班裏說：“直到現在，我還是公開號召同學們和黃帥劃清界限，跟黃帥一起跑的人立場站錯了”。

　　班裏還出了板報，點名批判我的日記。最近，班裏同學在老師的率領下，不斷對我嘲笑諷刺，大轟大哄地進行圍攻，甚至個別同學提出把我“批倒批臭”的口號。

　　我是紅小兵，熱愛黨和毛主席，隻不過把自己的心裏話寫在日記上，也表示了日記中是有缺點的，如個別用詞不當影響了老師的尊嚴，可是近兩月老師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許多天，我吃不下飯，晚上做夢驚哭，但我沒有被壓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見。

　　究竟我犯了啥嚴重錯誤？難道還要我們毛澤東時代的青少年，再做舊教育製度“師道尊嚴”奴役下的奴隸嗎？

　　海澱區中關村第一小學五年級二班學生，黃帥。1973年10月21日

　　如果認真分析一下，一個12歲的小學生，寫出這樣政治概念很強的信，似乎有點不可思議。像“壓製民主”、“師道尊嚴”這樣的政治概念，12歲的孩子能理解多少？特別是一個小學生，受到老師的“欺負”之後，按常理應該是向父母求援，向父母哭訴，怎麽會想到給報社寫信呢？

　　再看看黃帥的日記摘抄：

    1973年9月7日。今天，××沒有遵守課堂紀律，做了些小動作，老師把他叫到前麵，說：“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頭。”這句話你說得不夠確切吧，教鞭是讓你來教學，而不是讓你用來打同學腦袋的。我覺得你對同學嚴厲批評很多，耐心幫助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決思想問題嗎？希望你對同學的錯誤耐心幫助，說話多注意些。

　　（87）

　　1973年9月28日。今天，老師批評我不該給他提意見。對不起，以後我有意見，還是要提的。像今天老師罵我裝病，這就是唯心主義。

　　1973年10月13日。今天，××在課上向老師提了意見，老師說是我起的頭，說我提意見純粹是為了拆老師的台，降低老師的威信。同學應該正確接受老師批評，老師應該冷靜考慮同學的意見。

　　1973年10月18日。今天，老師在全班又批判我。我對老師的意見有些是能夠接受的，但不能接受的很多。如“黃帥你也真表帥，從小就表帥，太帥了”，這不是諷刺是什麽？你還說：“黃帥從現在起不許打籃球”，……我感到這更是報複行為。

　　1973年10月19日。最近我是天天受老師和同學的訓，以下就是老師對我批評中的語言：“聽校外群眾說：中關村一小出了一個反潮流者，好家夥，這事兒都傳到社會中去了”；“你在這次鬥爭中，當不了張鐵生那樣的人物”；“直到現在我還是號召同學對黃帥的錯誤要批判，不要跟著她跑，要和她劃清界限”；“黃帥你這樣折騰，也是沒有好結果的”。

　　據黃帥的語文老師齊鴻儒回憶說：“在我的記憶中，當年的黃帥是個開朗的學生，但不怎麽愛說話，也不是學生幹部。在她給報社的信公開發表之前，她在學生中並不特別惹眼。”

　　黃帥之所以要寫的日記，是因為語文老師齊鴻儒要求學生們每天寫日記，並且把每天寫的日記給他看。齊鴻儒說：“其實我的目的主要是訓練學生作文，並不特別看重內容。每天看完後隻是批個‘閱’字。但我也注意到黃帥在日記裏向我提了意見。她後來給報社寫信，可能是覺得自己受了委屈，其實我並不是在‘報複’她。自己當時年輕氣盛，批評方式簡單粗暴了一些。”

　　黃帥在日記中寫了批評齊鴻儒的話，又把這個日記給齊鴻儒看，引起齊鴻儒對她的批評，以至於打擊報複，完全可以理解。按照中國的傳統思維，下級批評上級是不可以的，學生批評老師當然也是不可以的。所以黃帥作為學生卻敢批評老師，被認為是反潮流的英雄。

　　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報》發表了黃帥的來信和日記摘抄；12月28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黃帥的來信和日記摘抄，並加編者按：這個12歲的小學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個大問題。黃帥同學提出的問題雖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師道尊嚴”的問題，但在教育戰線上修正主義路線的流毒遠不止於此，舊的傳統觀念還是很頑強的。黃帥敢於向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流毒開火，生動地反映出毛澤東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麵貌。像她這樣的青少年，在我國何止成千上萬。

　　（88）

　　1977年恢複高考之後，黃帥在1979年考上北京工業大學。當時學校對是不是錄取黃帥有顧慮，事情反映到時任中宣部領導的胡耀邦那裏，胡耀邦發話說：“小孩子犯錯誤，能讓她自己負責嗎？”於是北京工業大學錄取了黃帥。1984年黃帥畢業後，分配到北京計算機研究所工作。1986年黃帥赴日本留學，1998年黃帥回國，在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工作。

　　在“反潮流”運動中還有兩個人不像上述三個人那麽有名，但也值得一提。一個是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中學初中二年級的女學生張玉勤，時年15歲。1973年7月10日，張玉勤在期末考試英語考卷背麵，寫了一個順口溜：“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會ABC，也當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

　　第二天校長羅天奇批評張玉勤說：“你這個妮兒，考不好算了，還寫順口溜頂撞老師。老師讓你寫檢查，你也不寫。如果沒有外文這個工具，怎能讓毛澤東思想傳播到全世界？”校長又在會上批評了張玉勤，要求各班對此事進行批判。7月14日，在附近水庫裏發現了張玉勤的屍體，係自殺身亡。

　　事後，校長羅天奇和班主任楊天成被開除公職，張玉勤被追認為“革命小將”，並給她立了碑，碑文是“胸懷朝陽戰惡浪，敢把青春獻給黨”。1977年張玉勤自殺事件被平反，撤銷對羅天奇、楊天成的處分，恢複他們的職務和原工資待遇。

　　另一個反潮流的風雲人物是主動申請退學的鍾誌民。鍾誌民的父親鍾學林是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是參加過長征的行政九級老幹部，母親也是正處級幹部，是典型的高幹家庭，住獨棟的房子，配有專車。

　　1968年鍾誌民中學畢業後，上山下鄉到江西瑞金縣沙洲壩公社插隊。不過鍾誌民插隊不到三個月，他就通過“走後門”參軍入伍了。1972年，在部隊當步兵班長的鍾誌民，請求父親幫他上大學。於是通過“走後門”，20歲的鍾誌民很順利地進入南京大學。

　　開學前，鍾誌民的父親問他想讀什麽專業，鍾誌民說想學哲學，於是鍾誌民成為南京大學政治係哲學專業的一名學生。

　　然而在一年後的1973年9月，鍾誌民卻向學校提交了一份退學申請報告。鍾誌民在退學申請報告中說：

　　敬愛的校黨委：我是一個通過“走後門”來上大學的學員。去年大學招生的時候，在我自己的多次要求下，爸爸打電話給軍區有關部門指名調我，把我送上了大學。

　　（89）

　　來到學校以後，通過一年多來的學習，我開始感覺到自己過去的很多想法都是不正確的，逐漸地認識到“走後門”並不是無關緊要的小事，而是涉及到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這就是把人民給予的職權，用來為人民服務，還是用來為自己的私利服務的問題。

　　“走後門”這種做法，是利用人民所給的職權，為自己的私利服務。為了讓自己的子女上大學，不經過群眾推薦、選拔，不經過黨組織的正當手續，而憑著自己的職權和勢力，憑著私人之間的感情和關係來解決問題。有的甚至把大學的招生名額當“禮品”，送來送去，拉拉扯扯，卻把真正的工農兵的優秀代表關在大學門外。

　　這種做法難道是為人民服務嗎？不，這是資產階級的東西！這種不正之風像瘟疫一樣地侵蝕著我們的黨，它破壞黨和人民的聯係，損害黨的優良傳統，它是同無產階級的黨性根本不相容的！

　　“立黨為公”還是“立黨為私”，這是一切真假共產黨員的試金石。為什麽總是想著把自己的孩子往大學裏送，而不是想到讓他們去農村、去工廠、去部隊呢？無非是以為社會主義的新型大學還跟過去一樣，是成名成家的階梯，上大學可以“有出息，有知識”罷了。

　　過去我總感到自己家庭出身好，爸爸從井岡山時期就跟著毛主席幹革命，參加過長征，參加過抗戰……，出身在這樣一個對革命有“功勞”的家庭，受到一點特殊照顧有什麽不應該的呢？

　　不，這種想法錯了！我們為人民做了一些什麽呢？我們有什麽權利去享受照顧？憑著一個電話就來上大學，這是不合理的。特別是那種以為出身好，好像在人格上就比別人高貴，享受“特殊化”理所當然的人，思想更危險，發展下去，很容易走向“特權階層”，很容易成為修正主義。

　　人民給予的權力，隻能用來為人民服務，而絕不能用來謀自己或少數人的私利。隻有遵循了這些原則，才能保證我們的國家不改變顏色，才能保證我們的幹部不變成修正主義，才能夠將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我說這些話當然是包括我自己的，首先是對我自己而言的。在我們身上出現修正主義，這是多麽危險的事情啊！父親、母親，革命的前輩用鮮血打來的江山，難道就在我們麵前斷送掉嗎？不，決不能！我們在生活上不應該依靠父親、母親，在政治上卻一定要繼承他們的事業，把他們沒有完成的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

　　（90）

　　要做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就要有決心徹底地改造自己。“走後門”這種做法，對我們的世界觀改造是不利的，它幫助我們逃避火熱的鬥爭，它引導我們去走個人主義的道路，它的的確確是一個誤人不淺的、通向資本主義的“鬼門關”。

　　敬愛的校黨委，以上就是我對於自己“走後門”上大學的認識。這些想法，暑假以前就逐步形成了，假期我把自己的想法跟爸爸、媽媽都談過了，他們都支持我的想法，都同意我對問題的認識。我沒有經過推薦，也沒有經過選拔，沒有按照招生手續入學。所以，我向校黨委申請，把我退回部隊去。我決心回到部隊去，虛心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努力改造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在三大革命運動中鍛煉自己，改造自己，做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順致革命敬禮！政治係哲學專業二年級學員，鍾誌民。1973年9月28日

　　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報》以《一份退學申請報告》為題，刊登了鍾誌民的退學申請報告，馬上引起一陣轟動，鍾誌民的名字立即傳遍全國。很多人出於感動，紛紛給鍾誌民寫信，寫信人中間有一位南京的女醫生，非常讚賞鍾誌民的行為，後來她成為鍾誌民的妻子。

　　鍾誌民本想在退學之後回部隊，可是在部隊當兵也是通過“走後門”的，最後鍾誌民決定一退到底，退回到插隊的農村去當農民。鍾誌民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父母，震動了全家。父母認為他的想法是好的，但不一定退到農村去。鍾誌民則說：“幹部子弟不去農村，說明馬列主義都是說給別人聽的。” 鍾誌民父親無言以對，最後表示：“家裏出一個農民也好。”

　　1974年春節後，鍾誌民回到當年插隊的江西瑞金沙洲壩公社百花園生產隊。據鍾誌民說：一開始，他和農民之間的關係就像油和水，完全融不到一起，有點想念南大的生活，覺得讀書真好。但一年多之後，情況就改變了。他學會了犁地，能挑重擔，一個月能掙幾百個工分。

　　1974年暑假，南京大學組織學生會幹部去看望鍾誌民，鍾誌民的同學穀嘉旺回憶說：“眼前的鍾誌民，曬得很黑，剃了平頭，非常瘦。穿著一件破軍裝，一隻褲腿挽到小腿上，腳下都是泥。他已經一口土話，和當地人交流順暢。但和我們說話的時候，還是會說普通話。”

　　粉碎“四人幫”後，有人要把鍾誌民打成“四人幫”的人，但村裏的人都為他說好話，最後安全過了關。1977年，鍾誌民成為生產隊長，1978年成為支部書記，之後又成為南康縣委副書記。1987年鍾誌民被任命為江西省駐深圳辦事處主任，負責招商引資。1997年，鍾誌民辭去公職，下海經商，如今是某集團公司的總經理。

　　鍾誌民說：經曆了這麽多，他才能說，對於自己當初的選擇，他無悔。

　　（91）

　　前麵用較大的篇幅介紹了“反潮流”運動中湧現出來的幾個“典型”人物，實際上反映了毛澤東對“榜樣”的態度變化。

　　在戰爭年代，毛澤東提倡人們學習的榜樣，是“老三篇”《為人民服務》中的張思德、《紀念白求恩》中的白求恩那樣奉獻型的人物。他們的特征是“不為名，不為利，甘當人民的勤務員”。在文革前，毛澤東樹立的“榜樣”是雷鋒，1963年3月毛澤東親筆題詞“向雷鋒同誌學習”，在全國開展“學雷鋒”活動，號召人們學習“雷鋒精神”。

　　所謂“雷鋒精神”主要有兩點：奉獻和服從。體現雷鋒“奉獻”的是“做好事”，熱心公益、樂於助人；體現雷鋒“服從”的是“螺絲釘”精神，服從革命的需要和組織的安排，黨叫幹啥就幹啥，雷鋒說他願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然而“反潮流”的三大典型李慶霖、張鐵生、黃帥，都是“不服從”的典型，不是“黨叫幹啥就幹啥”，而是敢於和上級抗爭。毛澤東提倡的這種“反潮流精神”，顯然與“雷鋒精神”有相悖之處，某些地方甚至是相反的。從提倡“雷鋒精神”到提倡“反潮流精神”，體現出毛澤東想法的根本性變化。

　　毛澤東的這種思想變化，早在文革前就表現出來。劉少奇曾提出黨員要無條件服從黨組織的“馴服工具論”，毛澤東當時對此雖然沒有明確表示反對，但也沒有支持這種做法。在文革中，毛澤東專門組織人批判劉少奇的“馴服工具論”，《人民日報》上刊登了不少批判“馴服工具論”的文章。

　　當時的《人民日報》上刊登了一篇全國勞動模範山秀珍批判“馴服工具論”的文章：

    大叛徒劉少奇在黑《修養》中，大肆販賣“馴服工具論”，用奴隸主義的“組織觀念”和“絕對服從”來禁錮黨員的思想，用什麽“委曲求全”來麻痹黨員的革命鬥誌，成為他複辟資本主義的工具。

　　1963年我縣調來一個縣委書記，我提出不同的意見，他就搬出劉少奇的“馴服工具論”來壓我，說什麽：“你是全國勞動模範，就應該是馴服工具的模範。就是上級錯了，你也要執行！”

　　我對他的話很反感。毛主席教導我們：“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麽，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

　　毛主席的教導給我撐了腰，我斬釘截鐵地回答說：“我不能盲從錯誤的決定！”

　　從此他對我懷恨在心，經常尋機打擊我。1966年4月，這個縣委書記派人到我村，不問青紅皂白，就讓我靠邊站，還汙蔑我是“階級敵人”。我氣憤地質問他們：“你們憑什麽把我當成敵人？”

　　他們說：“這是上級的決定，就是錯了，你也得忍受。”……

　　（92）

　　毛澤東提出的“反潮流精神”，顛覆了過去宣傳的那種“奉獻”、“服從”等黨員的美德，否定了“黨叫幹啥就幹啥”的觀念，提倡黨員要“經過自己頭腦思考，絕對不應盲從”。

　　當時有一個順口溜“隻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雷鋒也是“隻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毛澤東認為這種聽話服從的人，最容易成為別人複辟資本主義的工具。所以毛澤東晚年不再提倡雷鋒精神，而是提倡反潮流精神。

　　在毛澤東提倡“雷鋒精神”的時候，黨內是一致讚同，除了毛澤東給雷鋒題詞之外，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也給雷鋒提了詞。

　　毛澤東題詞：“向雷鋒同誌學習”。

　　劉少奇題詞：“學習雷鋒同誌平凡而偉大的共產主義精神”。

　　周恩來題詞：“向雷鋒同誌學習：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鬥誌”。

　　林彪題詞：“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鄧小平題詞：“誰願當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就應該向雷鋒同誌的品德和風格學習。”

　　而毛澤東提倡“反潮流精神”，黨內讚同的意見就不多了。周恩來除了應景的話之外，並沒有發表讚揚上述三位“反潮流戰士”的講話。

　　從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來看，“雷鋒精神”與儒家文化是相通的。儒家特別強調“服從”，提倡所謂“三綱五常”的道德規範。

　　“三綱”是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要求為臣、為子、為妻的人，必須絕對服從於君、父、夫。這點與“黨員”絕對服從於“黨組織”，基本上是一致的。近代以後，儒家“三綱五常”的道德規範遭到不少有識之士的質疑，比如魯迅批評說：“孔子提出三綱五常，硬要民眾當奴才。”

　　但文人學者對儒家的批判，隻是停留在口頭上，而毛澤東對儒家的批判，則是落到了行動上。毛澤東提倡“反潮流精神”，提倡下級敢於懷疑上級，敢於反對上級，甚至提倡學生敢於反對老師，這無疑是從根本上顛覆了儒家的學說。

　　由於千年來儒家思想的熏陶，中國人形成一種比較溫和順從的民族性，而毛澤東卻試圖改變中國人的民族性，試圖把中國人培養成敢於反抗，敢於抗爭，桀驁不馴的民族。

　　（93）

　　“師道尊嚴”在儒家學說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形成中國尊師重教的傳統。以前中國的學校，是老師坐著講課，學生站著聽課；現在的老師站著講課，學生坐著聽課，是學習西洋的結果。毛澤東對“師道尊嚴”是非常不滿的，所以對黃帥敢於反抗老師的行動頗為讚賞。

　　1973年12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福建李慶霖的那一封信，我看了相當好啊！有人說那裏頭有刺，就是要有刺呢！我擺在這裏幾個月，經常看，看了三遍半，這才下決心給李慶霖寫回信。遼寧發表了張鐵生的一封信，也有人發議論，說是不對的。後頭不是在《人民日報》登了嗎？我看，在北京要把八大學院的教授集中起來，出一批題目，要考考他們。他們總是看不起學生。

　　有了毛澤東的這句話，1973年12月30日，國務院科教組和北京市革委會科教組來了一個突然襲擊，對北京地區17所高校的600多名教授、副教授進行數理化考試，考題的水平是初中水平。考試前工宣隊告訴教授們：“大家不要有心理負擔。考試成績不入檔案，不公開，隻是讓大家體驗一下學生考試的苦處。”

　　早在1964年，毛澤東就《關於教育革命的談話》說：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活動。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

　　參加這次參加考試的正、副教授共613名，及格者隻有53名，90%以上的人都不及格，平均分數為20分。其中理科教授，特別是物理教授考的最好，做初中數理化題目基本沒有問題。而文科教授考的最差，基本交了白卷。一些教授抱怨說：如果有時間複習看看書，他們肯定能得滿分。這正好與張鐵生的抱怨一樣，因為張鐵生聲稱自己忙於生產勞動，沒有時間看書複習，所以考不好。當然這次“考教授”，隻是意在給他們一次“體驗”，考試成績對教授們並沒有任何影響。

　　從1973年下半年開始的“批林批孔”運動，到1974年7月，已經進行了大半年，但對毛澤東來說，對“批林批孔”運動並不滿意。這當然有各種各樣的原因，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來自江青的幹擾。江青幹擾毛澤東的原因，前麵已經分析過。為此，毛澤東在1974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首次點名批評了江青，並在會上兩次鄭重宣布：“她(江青)並不代表我，她隻代表她自己。”

　　（94）

　　江青看出毛澤東的後事安排中，她是不包括在內的。但江青並沒有放棄，她還要爭取。既然毛澤東不支持她，江青就試圖靠自己的力量，幹出一番令人矚目的成績，造成既成事實，使毛澤東不得不承認她有接班的能力，最後讓她接班。

　　江青把著眼點放在黨內第二號大樹周恩來身上，向周恩來發起攻勢。江青認為，即使她不能打倒周恩來，隻要把周恩來打個遍體鱗傷，退避三舍，那麽不僅毛澤東要承認江青的政治才能，就是黨內的老幹部們，也不得不“服氣”，這樣江青就可以搶到接班人的位置了。江青的政治戰略還是不錯的，因為她要想接班的話，也隻有這一條路可走。

　　但江青的政治戰術就不行了。如果是毛澤東真要打倒周恩來，他會用“剝筍”戰術，各個擊破，先不動周恩來，而是發起向周恩來外圍的攻勢。等到把周恩來的外圍拿掉，把周恩來孤立起來，最後才向周恩來開刀。然而江青卻是單刀直入，直接放火燒向周恩來，結果周恩來沒燒起來，卻燒了自己。江青的性格是過於膽大而缺少謹慎，過於自負而缺少謙虛，當衝鋒陷陣的大將很合適，當運籌帷幄的元帥就不行了。

　　本來毛澤東發動“批林批孔”，隻是意在批判周恩來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並非意在批判周恩來個人。而江青卻借著“批林批孔”運動，塞入自己的“私貨”，這就是批“周公”，試圖把“批林批孔”的大方向轉移到批“周公”上，也就是轉移到對周恩來個人的批判上。為此江青動用她的小集團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掌握的宣傳工具，大搞“影射史學”。

　　“影射史學”的代表作之一，是“批周公”。他們從孔子提倡“克己複禮”，把孔子聯係到周朝的“周禮”，而周禮的製定者，相傳是周朝的開國元勳周公，從而進一步從“孔子”聯係到“周公”，最後把“批孔”聯係到“批周公”，影射周恩來。其實曆史上的周公並不姓周，而是姓姬名旦，周公是對姬旦的尊稱。不過周公當時的地位類似於宰相，與周恩來的地位相近，所以正好用“周公”影射周恩來。

　　“影射史學”的代表作之二，是把孔子描寫成“宰相”。因為周恩來的總理一職，相當於過去的宰相，所以就用“宰相”來影射周恩來。1974年 4月，在江青授意下，《人民日報》發表《孔丘其人》，把孔子說成是“代理宰相”。

　　（95）

　　其實孔子當時的職位是“司寇”，也就是後來的“刑部尚書”，相當於現在的公安部長。《孔丘其人》把孔子描述成“言必稱仁義，口不離中庸”、“重病在床”的魯國“代理宰相”，讓人聯想到周恩來。

　　《從<鄉黨>篇看孔老二》一文，更加形象地描寫道：“此人極端虛偽奸詐，是一個可惡的政治騙子。你看他為了騙取到‘正人君子’的名聲，在大庭廣眾之中，是如何裝模作樣的吧。他在國君麵前，小心翼翼，局促不安，舉止恭順。孔老二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醜態百出，令人作嘔。”

　　“影射史學”的代表作之三，是批判所謂的“宰相儒”，也就是擔任宰相職位的儒家。在批判秦國宰相呂不韋的時候，特別提出批判呂不韋的“中跆之道”。《評<呂氏春秋>》一文說：“所謂‘中跆之道’，就是折衷主義的一種表現。他們常常擺出一付平正、公允的麵孔，用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態度，來掩蓋自己的極右本質。表麵上不偏不袒，實質上千方百計保護反動派，對革命派則是力圖置之死地而後快。曆史現象常常會有相似之處，《呂氏春秋》這種以折衷主義形式表現出的反動思潮，在今天仍還可以看到。”

　　在批判漢朝宰相霍光的文章中，把霍光描寫為：“他是一個相當圓滑的老官僚，他善於擺平關係，模棱兩可，始終不表態，最後各方麵都不得罪。”

　　“影射史學”的代表作之四，是批判改變秦朝曆史進程的人物趙高。《紅旗》雜誌1974年8月發表《論秦漢之際的階級鬥爭》，該文講述了所謂趙高“複辟”的故事。該文說：秦朝之所以滅亡，是因為秦始皇對奴隸主複辟派鎮壓得不夠徹底，以致讓奴隸主階級的陰謀家野心家、地地道道的儒，趙高，鑽進了秦王朝的心髒，還兼管皇帝的印璽和起草機要文件。在秦始皇病重死後，趙高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乘機發動政變，篡奪了秦王朝的政權。在趙高發動政變之時，身居丞相要職的法家李斯，本來有可能粉碎趙高複辟勢力的政變陰謀。但是他妥協動搖，鑄成了大錯。

　　趙高篡權後，以複辟的儒家路線代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線，並對秦始皇的法家領導集團進行血腥的階級報複。秦始皇時代的法家幾乎一網打盡，無一幸免。

　　除此之外，江青還進一步提出要批“現代的儒”。1974年6月12日，江青在召集“梁效”等寫作組開會時，用露骨的話說：“難道現在沒有‘儒’了嗎？如果沒有，為什麽要批孔？為什麽要搞這樣大的運動？現在還有人要複辟，不能說沒有，要複辟必然要抬出儒家。”

　　（96）

　　1974年6月14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批林批孔”座談會上，江青再次提出要批“現代大儒”，說：“現在的文章有個毛病，很少提現在的儒。現在有很大的儒，蔣介石就是，蘇修也是，還有。中國長期伴隨著儒法鬥爭，前期一定有儒，後期一定有儒，現在也一定有儒，不然搞這麽長的‘批林批孔’幹什麽？”

　　1974年6月19日江青在“天津市儒法鬥爭史報告會”上，發表關於儒法鬥爭的長篇講話，從先秦談到明清。江青特別說：“你們不要以為社會主義沒有儒了，我們黨內就出了不少的儒，同誌們都有材料，都可以看。”

　　1974年6月23日，江青去天津市小靳莊參觀時，聽說小靳莊的婦女主任叫周福蘭，江青說：“‘福蘭’這兩個字太封建了嘛，我給你改個名字，你就叫周克周吧。克周就是用咱們這個周，克他那個周。”

　　江青這種露骨地批“現代大儒”的企圖，由於沒有毛澤東的支持，隻能停留在個人講話的階段，無法在報刊上公開發表。

　　江青除了搞“影射史學”暗批周恩來之外，也抓機會向周恩來發難。比較典型的是“蝸牛事件。

　　隨著中美關係的緩和，1972年國務院批準從美國引進一條彩色電視機生產線。1973年11月，四機部派人前往美國進行實地考察，生產玻璃顯像管的美國康寧公司，送給中方每人一個玻璃蝸牛工藝品。江青得知後，認為這是美方諷刺挖苦中國“爬行主義”，於是江青親自到四機部發表講話，說：“這是美方在汙蔑我們，說我們‘爬行’，我們絕不能屈服帝國主義的壓力。我們要向美國駐京聯絡處提抗議，要把蝸牛退回去。這條彩電生產線我們不要了！中國人民在毛主席領導的領導下，站起來了，絕不能再受帝國主義的屈辱。”

　　周恩來頂住了江青的進攻，他派外交部進行調查，調查結果稱：蝸牛在美國被視為一種吉祥物，贈送蝸牛並非含有惡意，而是一種友好的表示。周恩來把調查報告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圈閱表示同意。然後，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蝸牛事件”，會議決定，江青在四機部的講話是錯誤的，不印發，不傳達，已印發的立即收回。這樣，江青的這次發難失敗了。

　　（97）

　　江青對周恩來的另一次發難，是批判“黑畫”。從1972年開始，周恩來多次指示，賓館的布置畫要有民族風格，並指示：工藝美術品隻要不是反動的、醜惡的、黃色的東西，都可以組織生產和出口。當時有關部門集中了一批中國畫作者，突擊創作了二千餘幅中國畫，作為賓館的布置畫和外貿出口畫，這個工作是周恩來親自過問和親自抓的。

　　於是江青等人就試圖在這批中國畫裏，找出什麽把柄來向周恩來發難。1974年2月15日，根據江青的指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一次“黑畫”展，展出18位畫家的215幅作品。其中一幅畫上，畫了一幅一隻眼睜一隻眼閉的貓頭鷹，於是被認為是表示對社會主義的不滿；一幅畫上畫了一隻伏在石頭上的雞，於是被認為是用“危機四伏”來攻擊社會主義的大好形勢；一幅風景畫上，畫了一座五孔橋，橋上有七個行人，於是被認為是攻擊“五七幹校”；一幅畫上畫有3隻虎，3隻虎構成一個“彪”字，於是被認為是為林彪翻案；一幅畫了8朵殘花，於是被認為是影射8個“樣板戲”沒人看，等等。

　　《黑畫展前言》寫道：這批黑畫嚴重歪曲了社會主義新麵貌，醜化了工農兵形象。有些不斷含沙射影，惡毒攻擊社會主義製度，有的甚至公開為叛徒林彪翻案，而它們的產生，是得到某些人公開鼓勵和支持的。這一切是發生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今天，特別值得我們深思。

　　1974年3月20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刊登了題為《一本地地道道的“複禮”翻案的畫冊》的文章，批判周恩來主持搞出來的這批中國畫。文章說：最近，我們看到一本題為《中國畫》的畫冊，是由輕工業進出口公司某些人新編的，其中大部分作品就是‘野、亂、怪、黑’的典型代表。這裏隻字不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好像建國以來，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過。我們不禁要問這本畫冊的編印者，你們到底承認不承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些原來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革命群眾的嚴肅批判。畫冊的編印者又在今天拋了出來，究竟想幹什麽？豈不發人深省嗎？

　　江青搞這種捕風捉影的小動作，讓人感到荒謬至極，不但起不到攻擊周恩來的作用，反而引起人們對江青集團的反感。江青還把一係列“黑畫”的照片，送給毛澤東過目，準備得到毛澤東的同意之後，立即在“兩報一刊”發表重磅批判文章。毛澤東翻看了這些照片，卻稱讚這些“黑畫”畫得不錯。江青自討沒趣，隻得草草收場了。

　　（98）

　　1974年7月，毛澤東感到自己身體還可以，再次準備外巡，另一方麵也算是休養。這是毛澤東自從1972年大病之後，第一次離開北京去外地。毛澤東在臨行前，要對政治局作一些重要的交代，於是他在7月17日，召集在京政治局成員在中南海遊泳池他的住處開會。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罕見地點名批評了江青。與其說毛澤東“批評”江青，更應該說毛澤東是在“提醒”江青。因為江青在這一段“批林批孔”運動中，拉著她自己的“班子”，擅自另搞一套。江青的做法讓毛澤東很不滿意，因此毛澤東當著眾人的麵說：“江青同誌，你要注意呢！有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當麵對你講，你也不知道。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

　　毛澤東還對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三人說：“她算上海幫。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在政治局會議上點名批評江青，並點出“四人小宗派”的問題。但毛澤東在這次會上也說：“對她(江青)也要一分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這次毛澤東對江青點名批評，主要目的還是要“挽救”她，因為話說輕了，江青是聽不進去的。盡管如此，江青還是我行我素，以至於到1975年5月，毛澤東讓政治局開會批評江青，並讓江青做出書麵檢討。這是江青第一次向黨中央寫書麵檢討，對她的威信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這些都是後話了。

　　就在毛澤東這次離開北京之前，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醫生們發現毛澤東得了絕症，最多還能活兩年。關於毛澤東的病情，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誌綏有比較詳細的回憶。盡管李誌綏《回憶錄》的內容，在政治和生活方麵，被毛澤東身邊的許多工作人員批駁，但李誌綏關於毛澤東病情的敘述，至今未有人提出異議，這說明李誌綏對毛澤東病情的描述，還是可信的。因此。這裏摘錄一段李誌綏對毛澤東病情的描述。

　　在談到毛澤東的病情之前，先摘錄一段李誌綏講述的毛澤東得知康生患癌症後的反應。這對於理解毛澤東的性格，特別是理解毛澤東對周恩來得病後的態度，具有一定的參考作用。

　　李誌綏說：1972年5月中旬，周恩來告訴我，康生照了愛克斯光片，懷疑有肺癌。接著康生作了膀胱鏡檢查，確診為膀胱癌，醫生的意見是手術切除。

　　（99）

　　有一條不成文規定，政治局常委都得經過毛澤東的同意才能開刀。康生的醫療，也得由毛澤東批準手術。毛澤東說：“得了癌是治不好的，越治，死得越快。不要告訴他(康生)本人，本人知道了，精神緊張，死得也快。不告訴，不要開刀，還會活得長久一些，還可以多做些工作。”

　　但康生已經知道他患有癌症，醫生也勸他馬上動手術。在康生一再催促下，隻做了膀胱鏡局部燒灼治療。

　　由李誌綏的回憶可見，毛澤東對康生得癌症的態度，也是“不要告訴本人，不要開刀”。這樣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態度“不要告訴本人，不要開刀”，也就容易理解了。

　　關於毛澤東對周恩來病情的態度，李誌綏也回憶說：周恩來因此也做了身體檢查，周恩來照了一次愛克斯光肺片，並勸毛澤東也照一張，毛澤東不肯。我們隻替毛澤東做了尿細胞檢查，經過反複多次的尿細胞檢查，毛澤東的尿液沒有不正常的細胞，但周恩來的尿液中確定有癌細胞存在。

　　周恩來的病情是由汪東興和張春橋向毛澤東報告。開始時毛澤東並不完全相信，他認為好多病情是醫生吃飽了飯，沒有事情幹，找來的麻煩。正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毛澤東曾問我：“為什麽查尿可以看出癌來呢？而且那麽肯定是膀胱癌？”他又認為，周恩來外表上看來絲毫沒有病容，怎麽可能得了癌症？

　　後來經過多次解釋，毛澤東似乎同意了周恩來患癌症的這個診斷，但對於進一步的檢查和治療，仍然抱著不讚成的態度。毛澤東說：“既然是癌，那就無法可治了，何必再檢查？再治療，給病人增加精神上和肉休體上的痛苦。不如聽之任之，倒可以活得愉快些。”毛澤東說：“我得了癌，絕不治療。”

　　毛澤東堅持不再做檢查，說：“以後不要多查了。查這裏，查那裏，無非查出一些新的病。誰曉得查得準不準？你們醫生，就是喜歡大動幹戈，鬧得雞犬不安。我是不要你們的檢查，一般看看就可以了。”

　　此後毛澤東一直拒絕檢查身體，心電圖、愛克斯光胸片這些最簡單的檢查，都沒有做成。

　　周恩來生病後，毛澤東對醫生的敵意更加深了。周恩來的膀胱癌8月又有反複，又做了第二次手術。毛澤東引以為證說：“我說不能開刀嘛，一定要開，現在還不是又開第二次？我看還會有第三次、第四次，不到嗚呼哀哉不止。老百姓有病，還不是拖，拖拖就好了。拖不好的病，也治不好。”

　　（100）

　　根據李誌綏的回憶，毛澤東自己拒絕做身體檢查，甚至連最簡單的心電圖、愛克斯光片也不肯作。毛澤東對醫生，對治病的態度，許多人無法理解。不過這也說明另外一點，就是毛澤東不是說一套、做一套，毛澤東不讓周恩來開刀，他自己也是不肯檢查，更不肯開刀。

　　對毛澤東的病，李誌綏回憶說：1974年7月，我們得知毛澤東活在世上的時日不多了。

　　進入1974年以後，毛澤東兩眼的視力已下降到隻能分辨光亮與黑暗，手指放在眼前都看不見了。說話不清楚，舌頭似乎運轉不靈，即使相當熟的人，也聽不清他在講什麽。嘴經常半張著，口唇很少閉攏。兩手兩腿，特別是右側，更加無力，手掌的肌肉和小腿肌肉明顯萎縮。

　　經過多次向毛澤東建議，毛澤東同意檢查眼科，也查神經內科。在這期間，毛澤東先檢查了神經內科，由解放軍總醫院神經內科主任黃克維和北京醫院神經內科主任王新德檢查。檢查結束，毛澤東問他們是什麽病。他們躊躇了一下說，要先討論，再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讓他們討論以後，寫一個報告。

　　我同他們回到三零五醫院以後，他們都覺得毛澤東的病很不好辦。在檢查以前，他們設想可能是帕金森氏症，但檢查以後，他們共同認為是一種罕見的運動神經元病，在西方稱之為肌肉萎縮症，也就是大腦延髓和脊髓內，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運動的細胞逐漸變質死亡。

　　他們為了確診，提出最好請上海第一醫院的腦神經內科主任張沅昌來共同研究。張沅昌來了以後，同意運動神經元病的這一診斷。在中國人中，得這種病的人極少，張沅昌的臨床經驗已經有三十年，隻見過兩個得這種病的人。我問張沅昌：“這種病的預後如何?”

　　張沅昌說：“因為我自己對這個病的經驗有限，在國外文獻報告上的統計，這種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運動神經細胞，最多隻能活兩年。毛澤東的右側持續癱瘓，他目前的病情已到前述階段。這種病沒有任何有效的醫治方法，隻能稍微延長病人的生命。”

　　張沅昌的這些話，使我、吳潔、胡旭東都愣住了，這時的問題是怎麽向毛澤東寫文字報告了。如何用通俗的語言，說清楚病的所在和性質，使不懂醫的領導人也能夠明白。最重要的是，如何跟毛澤東說他隻能再活兩年。

　　我們先向江東興報告檢查結果，隻是病的名字，就解釋了半個多小時;再說到病的位置和性質，他完全不懂了。講到預後可能隻活兩年，汪東興不相信，說：“他現在還能吃能喝，怎麽會隻再活兩年?”

　　（101）

　　第二天我們向葉劍英報告結果。葉劍英對醫生一向十分信任，也比其他大部分領導理解醫學，他說：“眼睛如果是白內障，好治。但這個運動神經元病，可是大問題了。”

　　葉劍英主張在幾個大城市裏，分設治療組，專門收治這種病的病人，總結出比較好的治療方法。

　　隔了一天，周恩來聽取我們的醫療匯報，很快知道了毛澤東疾患後果。周恩來對毛澤東很關心，他提出可以讓在紐約的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收集西方對這種病症的治療辦法。當他知道這種病美國至今也沒有辦法時，周恩來說：“這就是說絕症了？”

　　我們都默不做聲。最後周恩來說：“你們還是抓緊時間，研究些辦法。不能治好，也要想法延長生命。”

　　根據李誌綏的回憶，早在1974年7月，周恩來、葉劍英等人，就已經知道毛澤東在世的日子最多兩年，這對於後來的政治走向，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毛澤東本人並不知道自己最多還有兩年，如果他知道的話，也許會幹出什麽事情，中國的政治走向也許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對此，李誌綏的繼續回憶是：1974年7月17日，我到三零五醫院和醫療組討論下一步的辦法。我們一方麵從內科和神經內科定出治療和急救方案，另一方麵又請了北京同仁醫院院長徐祥和耳鼻喉科主任李春福參加進來，由他們擬出喉肌麻痹，特別是呼吸肌麻痹後的應急措施，最後醫生們都同意最好馬上安裝胃管。

　　醫療組開會的同時，政治局會議也在舉行。我稍後得知，就是在這個會上，毛澤東批評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個人搞小宗派，這也是“四人幫”一詞的起源。

　　政治局會議結束時，我們正在全力製定治療和急救方案。張耀詞突然通知：毛澤東要到外地視察，立刻準備好，兩個小時以後出發。

　　汪東興說：隻同意我、吳潔、胡旭東和兩位眼科醫生一同隨行，其他醫生回原來的醫院待命。

　　我愣住了，毛澤東的情況隨時可能危急。毛澤東要走是誰也阻止不了，但專家們應該隨行。當前主要的病是神經內科方麵的，所以神經內科醫生應該去。我跟張耀詞費盡唇舌解釋。

　　張耀詞說：“汪東興主任說了，停止研究。誰去誰不去，都已經定下來了。再需要，也沒有用。就按領導上的決定去執行。”

　　我看再講無益，便通知了吳潔和胡旭東，用車將他們接來，又讓兩位眼科醫生打點行裝，帶上必要的眼科檢查器具，一同出發。

　　我們隨同毛澤東乘專列前往武漢。在武漢一住兩個月，症狀更加明顯。毛澤東的喉、咽部肌肉麻痹加重，吞咽困難，已經完全靠張玉鳳喂飯，隻能左側斜臥才能讓食物進入食管。有些食物吸入氣管，引起肺炎。

　　（102）

　　但毛澤東不肯讓我們替他治病，不肯見任何醫生。吳旭君每天見得到毛澤東，轉告我毛澤東的情況，她也代我向毛澤東傳話，請毛澤東見見醫生，接受治療。毛澤東說什麽也不肯。

　　最後我寫了一個詳細報告，將毛澤東的病講清楚，並附有圖表解說。我請張耀詞交給毛澤東，但我沒有指出運動神經元病的預後情形，中國醫生很少跟病人說他患了絕症，醫生們相信對死亡的焦慮會縮短病人的生命。給病人一絲希望，也許反而能延長生命，沒有醫生願意跟毛澤東說他患了絕症。

　　毛澤東看到我的報告十分不高興，他說：“醫生隻看到黑暗麵，看不到光明麵。嚇唬別人，也嚇唬自己，起不了好作用。”

　　毛澤東認為自己沒有大的毛病，他隻同意眼科檢查。眼科醫生診斷毛澤東得了白內障，毛澤東問他們：“除了白內障，裏麵就沒有別的病了吧？”

　　他們回答要動手術將眼內已經混濁的水晶體拿掉，才能看出眼底和視網膜有沒有病。毛澤東聽了以後，很不高興。兩位醫生退出去以後，毛澤東說：“讓他們走，看來醫生們沒有什麽好主意。”

　　從此以後，毛澤東不再叫我們檢查，連我也見不到他的麵了。

　　1974年9月，毛澤東離開武漢到長沙。毛澤東要遊泳，他決定加強鍛煉身體。毛澤東說：“這樣可能會好，用不著檢查，也用不著治。在武漢那次說不出話來，還不是遊泳治好的。”

　　這引起我們極大的恐慌，因為喉、咽肌肉麻痹，很容易嗆水。手、腿本來無力，一旦嗆水，控製不住肢體，是很危險的。

　　毛澤東一貫的性格，決定要辦一件事，非辦不可，誰要阻攔的話，他不但大發脾氣，而且辦得更加堅決。最後汪東興說：“勸不得，一勸，準僵。隻能準備好救護器具。”

　　毛澤東開始在室內遊泳池遊泳，醫生們立在水池旁準備隨時急救。但毛澤東下水時間不長，因為隻要他的頭沒入水中以後，立刻咳嗆不止，臉脹得通紅，由陪遊水的警衛挽扶上來。後來毛澤東在長沙又試遊了兩次，結果一樣，以後毛澤東沒有再試著鍛煉了。

　　這次遊泳鍛煉後，毛澤東活動量更少了，大部分時間都躺在床上。因為躺的時間長，而且隻能左側向下臥，否則就會呼吸困難，左邊骨盆凸出的光皮壓破了，成了褥瘡。每每一處愈合了，另一處又破損。這些褥瘡到毛澤東去世時，都沒消失。

　　（103）

　　毛澤東生病的消息，作為國家的最高機密，沒有公布出來，報刊上報道毛澤東的消息時，依舊用“紅光滿麵、神采奕奕”來形容毛澤東。人們隻是從一些毛澤東接見外賓的紀錄片中，看到毛澤東的身體大不如前，不過這也是老年人的自然現象，人們並沒有特別在意。

　　在毛澤東身體每況愈下的時候，周恩來的病情也越來越嚴重。1972年5月，74歲的周恩來被確診患膀胱癌；1973年3月，周恩來做了第一次膀胱電灼術治療。這次發現周恩來的膀胱腫瘤直徑隻有0.5公分，很表淺，電灼術治療效果非常顯著。

　　然而到1973年10月，周恩來的膀胱癌再次複發，又出現血尿;1974年3月，周恩來做第二次膀胱電灼術治療。第二次治療的效果不理想，手術後不到一個月腫瘤就複發，血尿更加厲害，每天出血達到100多毫升，不得不依靠輸血維持身體。

　　1974年6月1日，周恩來經中央政治局批準，進行住院治療，住進解放軍305醫院。在住院的當天，周恩來就作了第一次大手術：膀胱癌切除手術。這次手術結果不是太滿意，兩個月後，周恩來再次出現血尿，醫療組決定進行第二次手術。8月9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說：“在上次手術後，體力雖較弱，但自信尚能經受這次治療。”

　　毛澤東很快批準了周恩來做手術，1974年8月10日，周恩來做第二次大手術治療。這次手術比較成熟，手術後血尿基本消失，身體有所恢複，於是周恩來從8月16日開始會客、參加會議和批閱文件。

　　從1974年8月到1975年3月約半年的時間中，周恩來的病情基本穩定，這是周恩來發病以來，狀況最好的一段時間。在此之前，周恩來因為膀胱腫瘤大量出血，導致身體十分虛弱，不得不依靠輸血維持。而1974年8月這次手術中，切除了膀胱腫瘤，基本上控製住了出血，使得周恩來的身體有所恢複。

　　前麵提到，在1974年7月，周恩來已經知道毛澤東得了絕症，最多還能活兩年。那麽從周恩來當時的情況來看，他的病狀似乎比毛澤東好一些，特別是不像毛澤東那樣，說不清楚話，眼睛看不清東西。談話和看文件，對於政治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周恩來身體雖然虛弱，但還可以談話，可以看文件，這點比毛澤東具有很大的優勢。

　　在1974年下半年，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在考慮一件大事，這就是召開第四屆全國人大。本來四屆人大早在1970年就準備召開的，但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林彪發動“突然襲擊”，不僅使政治局勢急轉直下，也導致四屆人大延期。

（104）

 

　　可是1971年9月又發生了林彪事件，再次使四屆人大延期。之後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很差，所以召開四屆人大的事也就一拖再拖。到1974年下半年，毛澤東感到自己的健康狀況還行，就想趁著身體尚可的時候，把四屆人大召開了。此時正好周恩來的身體狀況也可以，所以召開四屆人大召的事，就再次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要召開四屆人大，必須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氣氛，因此毛澤東在1974年8月做出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了。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這也就是後來稱之為“安定團結”的重要指示。

　　毛澤東這裏所謂的“安定”，就是不搞政治運動了。1974年7月以後，“批林批孔”運動明顯降溫，而且這場“批林批孔”運動，並沒有打倒什麽人。

　　毛澤東這裏所謂的“團結”，即“全黨全軍要團結”，這主要是要團結老幹部。當時，除了上海等少數地方，大部分地區文革中成立起來的“三結合”領導班子，都已被老幹部掌握了實權。文革中新上來的造反派幹部，基本上被邊緣化，成為有名無實的擺設。可以說，此時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們，已經基本上重新掌權了。這樣一來，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要團結和爭取老幹部的支持，因為他們已經變成新的實權派了。

　　顯然，團結軍隊的老幹部更為重要。1974年“八一”建軍節前，視察在外的毛澤東在武漢提出：“要把呂正操、楊成武等放出來，讓他們出席慶祝八一建軍節招待會，名單見報。”這樣，楊成武等軍隊老幹部，以受林彪的迫害為由，紛紛被“解放”出來工作。1974年7月31日，周恩來抱病出院參加中央政治局接見被“解放”的軍隊幹部，周恩來對楊成武說：“你出來工作的事，我寫了三次報告都不行。最後一次，主席發了脾氣，才讓你出來的。”

　　1974年8月1日，在國防部舉行紀念八一建軍節盛大招待會，周恩來、朱德等出席，葉劍英致祝酒詞。楊成武等一批文革中被打倒或者靠邊站的軍隊老幹部，又重新露麵，標誌著他們已經被“解放”，恢複名譽了。對於已經死去的賀龍，毛澤東早在1973年12月接見中央軍委人員時，就說過：我看賀龍同誌搞錯了，我要負責呢。當時我對他講了：“你呢，不同，你是一個方麵軍的旗幟，要保護你。”總理也保護他呢。不過這個人經常身上有武器。(周恩來：一支小手槍，後來交了。)要翻案少了賀龍不好。楊、餘、傅也要翻案，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一麵之辭，所以我犯了錯誤。我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

　　（105）

　　1974年9月，毛澤東進一步提出“賀龍要恢複名譽”。為此，中共中央於9月29日發出《關於為賀龍同誌恢複名譽的通知》。同時楊、餘、傅和羅瑞卿也恢複了名譽，重新出來工作。這樣一來，文革中被打倒的軍隊幹部，除了林彪“死黨”之外，基本上都平反了。

　　1974年10月的國慶節，是新中國誕生25周年。根據當時的規定，逢十周年要大慶，逢五周年要小慶。1969年的20周年國慶，由於與蘇聯的關係極度緊張，戰爭氣氛濃厚，所以沒有搞大型慶祝活動。因此1974年的25周年慶祝活動比往年隆重，除組織遊園活動外，還增加了放焰火。隻是此時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身體狀況都不行，上天安門城樓肯定是不行了，所以9月30日晚的國慶節招待會，就成為最為隆重的儀式了。

　　這次國慶招待會，是文革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國慶招待會，有四千五百多人參加。更引人注目的是，將有一大批文革中被“打倒”或“靠邊站”的老幹部們重新露麵。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將參加國慶招待會的兩千多老幹部的名單送報毛澤東，毛澤東不僅同意了這一大批老幹部出來露麵，而且又提出增加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著名人物：原總政治部部長蕭華，原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劉誌堅，甚至毛澤東還提出讓高崗夫人李力群也出席這次國慶招待會。由此看來，如果高崗還活著的話，大概也會出來了。

　　至此，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除了劉少奇集團的嫡係人物彭真、陸定一等，以及林彪集團的嫡係人物，其他與劉少奇、林彪集團聯係不深的著名老幹部：鄧小平、賀龍、蕭華、劉誌堅、楊成武等人，基本上都恢複了名譽。鄧小平並不是劉少奇集團的人，他隻是在思想上支持劉少奇，並不屬於劉少奇集團。這樣一來，文革的對象就隻剩下劉少奇集團和林彪集團的少數人了。

　　自從1949年以來，每年一度的國慶招待會由周恩來主持，毛澤東不參加，這已經成為慣例。1974年7月6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消息：“周恩來總理今天上午在醫院會見了美國民主黨參議員傑克遜和夫人。”在這篇報道旁邊，還刊登了周恩來和美國客人的合影，照片上的周恩來麵容憔悴。這樣一來，就等於把周恩來得病住院的消息，向全中國公布了。因此，這次的國慶招待會，人們擔心周恩來有可能因為身體情況而不能出席。當周恩來出現在國慶招待會會場上，到場的數千人立即站起身來，以非常熱烈的鼓掌歡迎周恩來。

　　(106)

　　據參加這次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惲仁祥回憶說：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主席台正中懸掛著毛主席的巨幅畫像，畫像兩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出席招待會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有：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朱德、張春橋、董必武、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鄧小平、華國鋒、陳雲……，本人有幸以英雄模範人物代表，應邀出席了這次招待會。

　　晚7 點30分招待會開始時，周總理穿著那套人們很熟悉的深灰色中山裝，剛到宴會廳入口處，幾千人同時站了起來，大家使勁鼓掌，有人激動地流下熱淚，不少人“周總理！周總理！”喊了起來。後排的人們一下擁到前邊，都想離總理近點；不少外國客人忘了禮儀，而激動地站在椅子上，以便更清楚地看一看周總理。

　　周總理向大家招手致意，熱烈的掌聲響徹全場，經久不息。在周總理的一再示意下，人們才漸漸地平靜下來。樂隊奏過《國歌》之後，周總理致祝酒詞，全場又一次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周總理被掌聲送上了講台，用人們耳熟的清脆聲音，宣讀著祝酒詞：“貴賓們，朋友們，同誌們：二十五年前，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了，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我代表偉大領袖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中國政府向全國各族人民表示熱烈祝賀，向全世界人民和各國朋友們表示衷心的感謝，感謝你們給予我們的支持和援助。現在請大家為中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為世界各國人民大團結，幹杯！”

　　周總理每講一句話，人們都報以熱烈的掌聲。周總理的祝酒詞不到四百字，人們的掌聲遠遠超過了他致詞的時間。當總理提議“為中國各民族大團結、為世界各國人民大團結幹杯”時，會場的氣氛達到了最高潮。人們舉起酒杯目送總理回到主賓席的座位上，遙向總理祝酒，祝願總理健康。！

　　周恩來因為身體原因，未等到宴會結束就提前離開了。不過周恩來在宴會開始前，專門召見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著名人物：傅崇碧、蕭華、劉誌堅等人，周恩來對他們說：“你們受苦了，我沒有保護好你們……”。這幾人聽後都激動不已，緊緊握著周恩來的手，說不出話來。

　　如此熱烈的歡迎場麵，一般來說隻有毛澤東出場時，才會出現的。這次周恩來受到人們如此熱烈的歡迎，這表示周恩來在黨內和群眾中的個人威信上，已經逼近毛澤東了。